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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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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崔鸿飞,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18-006

一、民间艺术的界定及意义

民间艺术最早是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分类进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间艺术才正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自此,民间艺术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其对于族群、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也逐步被人们认知、理解与主张。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强调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概念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化与产生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其重要性认识的过程,它的价值自然附着于这种重要性意义之中。《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直观理解这个概述,可以发现其功能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概念涵盖面的广泛性及规定性;遗产的传承性与创造性;持续的支撑性与强化性等。其实,概念隐含的涉及空间向度的意义以及概念构成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呈现的意义远远超越我们的直观认识,它更加宽泛、深厚。概念产生背景所揭示的意义已经突破概念本身的划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始终伴随其意义指向,“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事物的功能往往决定其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自其概念建立之时就已被植根其中。

二、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

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升温,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其进行“抢救与保护”的高潮。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估、考察与论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著述。这些相关的著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实例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为我们建立了体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清晰视角。如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系统划分;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中涉及众多保护对象所揭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还有菅丰著、陈志勤译的《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蔡清泉的《文化遗产价值论析》、张世军的《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等。归结起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比较系统的划分当属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书中首先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系统性,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它们不是单一、静止的,而是多样、动态、系统的,构成了一个多维、立体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强调“这些多种多样的价值既不是完全等值,也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有着深层与表层、历时与共时、基本与特别之分。”在其构建的价值系统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划分为基本价值与时代价值。基本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直接发生作用并产生效果的价值;而时代价值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乃至后现代与时代精神对应的意义所体现出的作用与效果,如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创造价值、纪念价值等。书中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点,为全面、准确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人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分为历时性基本价值与共时性基本价值。其中历时性基本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共时性价值包括科学价值、社会和谐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划分不但兼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和系统性,也为我们构建了以立体、综合、全面的视角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结构体系。显然,历史文化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系统是对其系统元素价值的总体概括,或者说,这个价值体系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丛结而成,具有公式化和模式化的效果。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可以,发现,对于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所呈献的价值在空间与时间的向度上都是有差异的。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歌舞类项目与手工类项目的价值向度就明显不同,虽然都强调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但歌舞类侧重娱乐性,手工类则更多体现出美术性。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于不同的人群,其价值也迥然不同。在实践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认识与构建,不能照搬照套,要避免以价值找内容的行为,要善于捕捉住其核心价值。“要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像目前的有关文化政策中所表示的那样,从遗产本身那里去寻找,而应该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之中,才能找到其新的价值”。尽管民间艺术的遗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关照下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取向,但是对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评析,应该置于传承、保护的场景中去观察,审视其与环境(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环境)的关系,从互动中去发现价值所在,这样才会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

三、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

2005年6月,我国开始进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与评审工作。经评审、公示,报国务院审批,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向全国公布。这些被列入名录的项目,以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成为该领域的文化精华,我们可以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评审标准中窥见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办法》明确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应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意义,它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并在其意义指向中构建与功能对应的价值体系。

我们以土家族摆手舞、蒙古族长调民歌、侗族大歌、川江号子四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通过追溯其发生、发展的活态历史流变过程,来反观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价值体现。

土家族摆手舞流行于湖南、重庆、湖北、贵州等土家族聚居区,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表现。摆手舞产生于土家族古老的祭祖仪式中,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它集歌、舞、乐、剧于一体,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内容,对研究土家族的族群构建、文化历史、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产生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带向蒙古高原迁徙,生产方式也随之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长调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产生、发展了起来”。长调民歌充分体现了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蒙古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相伴而行,它全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历史文化;研究与保护长调民歌就是对草原文明有力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大歌历史久远,早在宋代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仡伶’(侗人自称)集体做客唱歌的情形。至明代,邝露在其所著《赤雅》一书中更加明确地记载了侗人‘长歌闭目’的情景,这是数百年前侗族大歌演唱的重要文献”。侗族大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奇葩,其多声部合唱极其罕见,具有很高的音乐欣赏与研究价值。这种演唱方式是侗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民族文化,是侗族历史文化价值的体现。它不但是人们交流情感、传递文化的媒介,也把侗族的历史文化融铸其中,成为侗族人民的精神符号而不断延续。

川江号子流传于金沙江、长江及其支流一带,具有悠久的历史。近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锚”和东汉时期的“拉纤俑”等文物,可以印证川江水路运输业的历史。川江号子刻画了船工与江水搏斗、抗争的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坚强意志,歌颂了人类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川江号子的旋律伴随湍急的江水而出,曲调起伏高亢、一领众和,好像在展示人们团结协作的力量,把人们战胜自然的智慧与无畏表现得淋漓尽致。川江号子是用汗水和生命凝铸而成的画卷,更是用历史和文化雕刻而成的人类化石。

作为民间艺术的代表,不管是土家族的摆手舞、蒙古族长调民歌、侗族大歌还是川江号子,它们都源自社会生活,是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各族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历史文化相伴,表现出强大的活力,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自身的价值也体现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虽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述说、传递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但都反映了各族人民生动的实践场景,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传承历史文化、促进社会稳定、规范人们行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其对于人及社会作用的效果,才一直被人们重视,其价值也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民间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产生与当地的历史过程、族群构成紧密关联,是人们世代沿袭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它不但记录、保留了人们生产生活习惯、民风民俗、伦理观念等历史文化元素,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是历史文化的遗存,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容;它融入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是人们情感的再现,在社会发展与政权更替中成为活态的、流动的历史文化见证。值得强调的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使其积累与传承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经验性,是比较脆弱的文化形态。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很多脆弱的文化被历史覆盖,但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是文化中的精品,是当之无愧的活态文化。作为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可以让我们回顾历史、借鉴历史,也为弥补官方正史典籍的不足、遗漏或讳饰提供依据,更有助于人们真实、全面接近历史文化的本原。正是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记录、传承、表现历史文化的功能、特征,具有作用于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文化先进性,它必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四、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展演与赞誉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它把鲜活的历史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生动历程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对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体系性与丰富性,其文化价值就表现出层次化与多向度。文化价值不但体现在非物质文化价值结构体系中,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展演与人们的赞誉之中体现出来。

以“花儿”为例。“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部民间的一种山歌,亦称“少年”,主要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等省区,在回、汉、东乡、保安、藏、裕固等民族中广泛流传,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花儿”申报地区或单位来看,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申报的宁夏回族“山花儿”;有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有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老爷山“花儿会”、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土族“花儿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七里寺“花儿会”、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等三省区的广泛区域。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多个地区同时申报,足以证明其流行区域的广泛性,这样的覆盖面不但可以反映出“花儿”具有广泛性、民族性、认同性、区域性等典型特征,也体现了它的极其珍贵的价值。对于不同展演区域的“花儿”,其表现形式、艺术风格虽然体现出差异性,但是从中获得的评价与赞誉却都是源于“花儿”本身。

莲花山“花儿”具有独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体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等特征,被誉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书”。岷县二郎山“花儿会”所唱的“洮岷花儿”,除了具有音乐价值和即兴演唱价值外,歌词的文学价值也极高。它与湫神祭祀一样,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研究岷县社会发展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宝贵资料。因而洮岷“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荣誉称号。老爷山“花儿会”的“河湟花儿”语言生动、形象、优美、明快,多用赋、比、兴等修辞手法,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代表曲目有《大通令》、《东峡令》、《老爷山令》等。丹麻“花儿会”是展示土族民俗风情的一个重要文化场所。代表曲目有《尕联手令》、《黄花姐令》、《杨柳姐令》等。丹麻“花儿会”演唱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土族文化内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七里寺“花儿”演唱者一般一手轻捂耳朵,根据内容需要用不同的“令”来演唱,代表曲目有《古鄯令》、《马营令》、《二梅花令》等。瞿昙寺“花儿会”演唱曲令有《碾伯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三闪令》等。它的最大特点是两个阵营的对歌。瞿昙寺“花儿会”是研究大型民俗活动与地方文化发展关系最好的典型个案。“山花儿”是广泛传唱于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一种代表性民歌体裁。具有复合性、多元性文化特征,其代表曲目有《黄河岸上牛喝水》、《看一趟心上的尕花》、《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等。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初起,“花儿”就被专家、学者关注,其音乐文本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新中国建立后,对“花儿”的理论研究不断升温,除了国内大批学者的理论著述外,也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使得“花儿”成为中国代表性民间艺术传播到海外。20世纪50年代,“花儿”先后被改编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享誉海内外。如小提琴独奏曲《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等。著名歌唱家胡松华就曾在27个国家演唱过“花儿”;由宁夏歌舞团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花儿》_可以说是“花几”的杰出代表,它集民间艺术、现代艺术、文学故事为一体,生动呈现了“花儿”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出传统民间艺术的优秀文化价值。迄今为止,宁夏的《花儿》在国内公演百余场,并应邀出访了韩国、马尔代夫、塞舍尔、土耳其等国,受到好评。该剧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大戏金奖,是2009-2010年度、2010-2011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剧目,喜获“五个一工程奖”;《花儿》片段“金色汤瓶”获第二届中国・宁夏回族舞蹈展演表演一等奖、第九届全国舞蹈比赛群舞表演一等奖。2012年7月,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花儿》获得表演金奖,并获最佳音乐奖、最佳演员奖、最佳新人奖等奖项。

从参与“花儿会”的人群构成来看,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对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花儿会”不但增进文化交流,也增强民族认同感,体现出民间艺术的文化交往、传播与认同价值。“花儿会”上演唱的形式不同的优秀作品不但呈献出“花儿”的艺术特征,也反映了一段时期的历史文化。“花儿”在地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展演获得一致好评,这足以证明“花儿”的艺术魅力。

历史文化才是支撑民间艺术提升、发展的坚实平台。仅仅从“花儿”展演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就已凸显出其艺术表现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民间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人们对“花儿”的赞誉,与其说是对其艺术表现的称赞,不如说是对“花儿”历史文化价值的褒扬。

五、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具体事件中

在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尤其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人们对文化认知的趋同,不但表现在保护与传承上,也表现在对文化价值意义的审视上。我们可以通过某些事件去感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崇尚与追求,从而印证民间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

流传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秀山花灯,是集宗教、民俗、歌舞、杂技、纸扎艺术为一体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和民间文化现象。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秀山花灯已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秀山花灯作为当地重要的民俗活动,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秀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1957年,林祖炎、谢必忠、金干、潘琪几位艺术家首次到秀山采访花灯音乐和舞蹈,就听到了“黄杨扁担村”(原白粉墙村)民间花灯艺人严思和唱的《黄杨扁担》。他们如获至宝,赞不绝口:“万万没有料到秀山花灯唱腔竟如此优美!”1958年1月,《四川花灯戏曲》首次刊载了《黄杨扁担》词曲;朱宝勇首次演唱《黄杨扁担》,并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从此以后,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扁担》一直被人们传唱。李双江、蒋大为等歌唱家都曾演唱过《黄杨扁担》并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发行。198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映了交响乐《黄杨扁担》,把秀山花灯曲调推向更大的平台。同时,《黄杨扁担》也被《中国民歌选集》收录,成为中国民歌的精华,体现出巨大的文化艺术价值。

民国历史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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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国穆斯林问题,日渐成为英国政府关注和控制的严重社会问题。实现英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合,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快速增长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并没有融合到英国的主流社会中,他们多数生活在英国社会的最底层,收入低、受教育程度差、社会地位地下、在贫困区生存,成为与英国主流社会“并行的社会”,这已经激起了英国本土国民的忧虑;而且其个别穆斯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有紧密的联系,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更引起了英国国民在心理上的排斥。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价值观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

面对着国内日益高涨的针对穆斯林的排外主义情绪,英国政府自21世纪以来,也相继采取了系列改革,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英国。2002年2月英国发表了移民白皮书,就公民、国籍、就业、政治避难、非法移民以及入境管制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新的政策措施,旨在减少非法移民和难民申请者的数量,促进在英国的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合。2003年2月,针对日益高涨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庞大规模,英国首相布莱尔明确表示:目前在控制申请避难者数量方面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英国政府很难遣送已进入英国但申请被拒的申请避难者。为此,他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控制申请避难者进入英国的数量”。随后,英国内政大臣戴维·布伦基特宣布了下列限制避难申请的新措施:“英国不再接受来自‘安全国家’的避难申请者,这些国家除10个欧盟准入国外,还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牙买加、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等7国;禁止已在其它‘安全国家’获得难民资格的人向英国再次申请避难;凡申请遭拒的难民在其上诉期间不能逗留在英国;从2003年3月8日起,英国有关部门将停止受理邮寄的避难申请等。”其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把申请避难的人数减少30%到40%,在2003年9月前把避难申请人数减少一半,并在未来几年内,把申请避难者人数控制在4.5万人以下。”新华社:“英国将进一步控制申请避难人数 九月前削减一半”, .据英国反恐机构披露,约有1-1.5万名英国穆斯林支持的活动,其中超过600名穆斯林男性曾经在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营地接受过训练。Elaine Sciolino: “For a Decade, London Thrived as a Busy Crossroads of Terror,” Available at: ?pagewanted=2&_r=1.由此可见,即使土生土长的英国穆斯林,由于宗教、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穆斯林仍然没有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对英国政府而言,如何实现英国穆斯林既“保持穆斯林身份认同与宗教实践,同时,又承认西方的结构,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并效忠于所归属的国家”Tariq Ramadan, Western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的社会融合目标,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宋全成,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王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及其社会融合研究”(项目号:IFW09045)。

民国历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数字虚拟技术 民国建筑 历史文化街区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李璐平 1993年01月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专业三年级学生 ;通讯作者:刘志峰副教授 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学院长,副教授,硕导,从事建筑与景观规划设计教学与研究工作。

*项目资助:2013年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313573009)“三维建模技术在数字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提供经费支持。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虚拟技术就开始萌生。克里斯托弗在名为《大型高速计算机的时间共享》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虚拟化的基本概念。数字虚拟技术是基于图像的网络虚拟技术,实现真实再现的能力超越三维建模。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虚拟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无可置之的必然要求。这种技术可以实现观赏者收获360度的感官体验,是在博物馆或美术馆中应用的极佳选择。当然在建筑保护以及开发的过程中,已经有人进行了数字虚拟博物馆建设的探索,希望借助科技平台使博物馆更加开放化、人性化、融入更多的历史感。

此外虽然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和建设一直都备受瞩目,但是尚未形成相关的模式和统一化的管理。历史街区的建设更是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一个薄弱点和忽视点。利用三维数字虚拟技术,建立历史街区,推动零散化的建筑保护向体系化发展,弥补在现有城市规划体系下,建筑所在基地无法拓展的局限以及历史进程中建筑受损不可恢复的缺陷等问题。

1、数字虚拟技术简介

1、1数字虚拟技术的含义与理解

对于数字虚拟技术理解可以用生物上的术语“杂交”来解析比较清晰明了。数字虚拟技术即“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杂交”的前提是两者同源或同科,而这两种技术都是基于电子计算机的技术。“杂交”的过程的往往伴随着筛选步骤,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1] 李文钿,马丰山 .木本植物有性杂交生殖生物图谱[M].科学出版社.2011-3-1.][1]那么数字虚拟技术就是这两种技术杂交后的优等品。将我们所需的数字技术的长久性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性结合。

数字技术是一项是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精度高的特点,并且能保证大量的信息资源长期保存。除此以外数字技术是依托电脑发展的一项新型技术,所以它一般都采用二进制。

虚拟(visual)技术,也被称作是“虚拟现实技术”。这种技术是利用电脑模拟出一个虚幻的三维空间,与此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观赏或者使用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的感受,让人仿佛置身其中,亲身经历画面中的场景一样。它的应用和实施。比如:医学上利用虚拟现实建立虚拟的人体模型,从而很清晰也很容易的让研究者或者学习者了解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的结构;在娱乐方面,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很虚拟现实技术 [[2] 胡小强.虚拟现实技术[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07.][2]作为一项新生且应用范围广、前景好的现代科技手段在很多领域都早就利用此技术发明和推出了虚拟游戏,让游戏爱好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好似在实际场地运动的。而在建筑方面,三维虚拟技术也常被用于房产推广的宣传中,几乎现实的场景让买家如临其中。

1、2数字虚拟技术的特点

数字虚拟技术的成品是具有三维的效果,而3D建模技术是虚拟现实技术中的关键技术之一,[[3] 郑付联.3D MAX建模技术及其优化的研究[J].大众科技.2010年第2期][3]所以在综述的时候难免会将这两项技术进行比较。具体的区别如下:

①数字虚拟技术是以数字影像为基础的,所以在表现的时候要比3D建模技术更有真实感。鼠标、键盘的操作和控制都可以使得画面实现全方位的观看效果。②该技术在鼠标和键盘的操控下能够轻松地更换观看的场地,让观看者更加真实无障碍的漫步在相应的环境中。更能够很清晰的观察到一些珍贵收藏品的细节。

③相对于3D建模技术,该项技术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这在实际工程中可以大大地缩减成本。

④能够进行长期保存的同时也可以支持多个终端和多个媒介同时展示。

2、南京民国建筑现状分析

南京民国建筑的保存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原建筑的面貌,以原建筑残存的部分作为基础进行了恢复和修缮,并且结合地理位置和当前需要物尽其用,例如英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就是现在的南京双门楼宾馆。其中使馆办公楼即现在的“小白楼”,使馆住宅楼即现在的“小红楼”。 [[5] 叶皓.南京民国建筑的故事下[M].南京出版社.][5]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旧址(美军顾问公寓)现为西苑宾馆和华东饭店。颐和路公馆区是民国建筑保护的典范。在政府的统一规范下,整个片区的建筑风格、色彩形式都有了很好的统一。

就目前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状态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旧房新用”如南京的军区医院;二是“片区规划治理”如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并且这些建筑的保护符合了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的“原真性”原则。

好的典范值得宣扬和继承。颐和路公馆区案例值得借鉴与复制。生物学中会提到单个生物生存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灭亡,而以种群存在的生物才能有条件长时间的生存和繁衍。建筑也有生命,所以南京民国建筑的保存不应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出现,历史街区的建立很有必要。历史街区是一个流动的生存空间,它可以承载该片区的历史和文化,在与其他的片区进行区分的同时也可以进行交流。最终促进该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

3、数字虚拟历史街区的建构

3、1数字历史街区含义

数字虚拟历史街区是数字虚拟技术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的一个具体利用。是在现实的历史街区建立基础之上的一个发展与飞跃。它能在不占据现有土地和破坏原有城市规划布局的前提下,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真实的还原现有建筑缺失的部分;还能将零散存在的建筑单体灵活、协调的拼接在一起。使其自然生动的成为一个风景片区,既能使游客享受身临其境般的游览效果,又能实现历史街区的长久保存。之前,也有人曾经利用该技术对已消失的庞贝古城进行了复原,使人在虽双脚驻足现如今荡然无存的古城旧址上,但是却感觉置身当年这座城池繁华和热闹的景象之中。

3、2数字虚拟历史街区建立的必要性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保护和宣传其城市历史文化的一个趋势化的手段,例如扬州的东关街历史文化历街区已经成为了扬州一个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6] 姚迪.朱光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规范性和适应性研究---以扬州东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为例[J].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九辑(2008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省级及部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支持*][6]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应用于实践,以其快捷方便的操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弥补现实生活各项生产活动的不足。

数字虚拟历史街区建立就对现有历史文化街区建立时的缺陷而言的。现如今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存在很所多的问题,比如建筑的维护和保存只注重单个建筑体本身忽略了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进而阻碍了建筑长远的发展;有些历史遗产的破坏程度较大,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建筑的修复和重建受到局限乃至停滞。

城市高速发展,加快了土地资源的紧张,单独的片区只用来保存历史文化建筑显得有点奢侈。此外,中国当今的城市规划尚未形成一个成型的体系,进行历史街区的建设可能会破坏原有城市的规划格局;街区建立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周围居民带来的生活的困扰都是值得堪忧的问题,这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也是相违背的。

3、3数字虚拟历史街区建立的要点与目标

数字历史文化街区建立的目标是在现有城市规划条件下,利用现代数字虚拟技术对不可修复和还原的历史文化建筑进行再现,并将无法移动和组装的建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自然的整体,使其作为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特色的风景点长久存在并广为传播,从而促进改城市历史的传承以及城市自身的发展。

数字历史街区建立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风格不同的城市保护区,因地制宜,细致真实的展现街区的特点②保证该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历史环境的完整性,延展性、和开放性。秉承添加式的原则,尽可能的丰富该虚拟街区的环境,弥补已有城市格局下无法拓宽以及历史原因下建筑无法恢复原貌的遗憾。③基于科技平台的保护手段,要能推动街区的历史文化开放化,乃至国际化,从而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4、数字虚拟技术在南京民国建筑三维复建中的实践探索

数字虚拟历史街区对缓解城市土地压力、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乃至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推动城市间的交流和发展都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对历史街区复建的探索的创新训练,不仅能锻炼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动手能力,更能对该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和实践做出尝试。

4、1南京民国建筑三维复建的具体过程和步骤

在创新训练的过程中,我们以建立数字虚拟历史街区为目的,将整个训练计划分成了五个部分:①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借此对民国建筑的分布以及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确定了建模和复原街区的对象和范围。我们选取并创建了九个相关民国建筑的三维数字模型,分别是英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加拿大大使馆、墨西哥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②学习建模相关的技术软件,包括cad、3dmax、sketch up以及lumion等软件。③完成以确定目标内的单体建筑的模型建构和渲染。④进行模型的组合、街区构造以及动画的渲染。⑤总结分析阶段。

创新小组训练的初衷是通过我们对民国建筑的调研和单体建筑的复建训练加强我们对旧时期建筑风格、特色的了解,锻炼我们利用三维数字技术的操作能力和熟练度。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根据现有建筑的情况设想出动态的保护手法----数字虚拟历史街区的建设。其具体的建构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建筑进行分类(造型简单易能获得实际照片的建筑和造型复杂或难以获得实际形体的建筑),对于前者可以直接在sketch up中根据照片建立模型,而后者则可以现在cad软件中画出建筑的立面图再导到sketch up中创建模型。最终利用3d max软件进行渲染操作。鉴于建筑保存的不完整性以及实地调研时对建筑接触的局限性,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由表及里,由现有的推及未知的。

其次是街区的动画制作,该过程是使用的lumion(能实现3d可视化的工具)先建立环境、地形,最后把分散的单体建筑放置到预先设置好的环境中,调节环境气候,编辑场景并出动画视频。并根据人们游览的视觉感受调节动画变化的方式和画面呈现的角度。

4、2对数字虚拟历史街区实际建构过程的建议

该技术在实际应用和操作的过程中,主要是借助数字技术的可操作性和长久保存的优势和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性。具体的可以进行以下的操作步骤:①进行实地调查,确定哪些建筑需要还原,哪些建筑可以进行整体化布置②对现有的建筑进行模型创建,已破损和丧失的部分可以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复建③创建一个虚拟的街区场景,将已建好的建筑归类和有秩序的排列,保证建筑的采光以及片区的整体效果能够体现民国时期的特色④绿化尽管的设计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布置要能体现民国时期人们的习惯和潮流⑤街区建立完成后的动态效果设计,做到移步换景给观赏者如临其中的真实享受⑥最终成品可以放置于南京的历史博物馆中的民国馆展区、南京的城市规划馆乃至网络博物馆,从而达到利用该技术进行复建的意义和目的。

5、总结

民国历史范文第4篇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启了一个历史新阶段。民国甫建,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然学校教育乃树人大业,不能不及时更革,故当年北京政府就了“中小学校令”及相关的教则或施行规则来统一学校课程。关于历史课程,规则中强调“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这显然是基于对新建立的共和国必须认同的现实需求,与清季学堂章程要求“多讲本朝仁政”的思路是一致的。在清朝已经灭亡的背景下,戊戌维新不再是需要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所以民初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篇幅上明显超越以往。这些教科书虽也立足于客观介绍戊戌维新史实,但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说变法之发生是因当时西太后那拉氏“独擅朝权,贿赂公行,吏治益坏,外侮又乘之迭起”,“会中东之役,败于慕尔之日本,于是有志之士,益相与译新书、谈新学,排外自大之气,为之一变。粤人康有为屡上书言时政,其弟子梁启超等设《时务报》馆于上海,风声所树,举国倾动,中华革新之机,实肇端于此时。”光绪帝“忧国事日非,发奋求治,图变法自强。”这样的描述,于字里行间予戊戌维新以肯定,康有为、光绪皇帝是正面人物的代表,慈禧太后则成反面典型。如此判断,大体奠定了此后书写戊戌维新历史的基本立场。同时这与课程规则的要求也相统一,即对戊戌维新的肯定,是为书写后来的反清革命、建立民国的正义性、合理性做了铺垫,就像有的教科书所总结的那样:“(清季)政治上之文明,乃为最少数之权贵所把持,而不容吾民之稍谋进益,于是全国推翻专制之决心几合京瓷内外而一致。风云一起,曾不数月,而清命以倾,遂为废除专制进趋立宪之良好机会。此则国民之治本期历史者,所当感受。”这样的结论,显然与当时课程规则中要求历史课需“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的规定全然一致。    

民国建立十年后的1922年,北京政府进行了学制改革,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中国教育界取法美国,设计了新的课程方案。对于历史课程,不再像清季或民初那样赋予较多的外在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而是要求“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具体到“近世史”,仅是列出“清末大事”、“清末外交”等条目,未做写作上的要求。这种相对宽松、笼统的课程纲要,使得教科书编者可以更为独立、自由地进行历史叙述。所以这一时期有关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的叙述,不仅篇幅大大超越此前,而且历史细节更为丰富了。如顾领刚、王钟麒所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维新运动”为题,用两千余字的篇幅,对戊戌维新的前因后果做了系统描述,认为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之所以发动,即基于“那时知识阶级的优秀分子,一面秉着先辈治学的怀疑精神,即随时发露求是的倾向,一面因与外人接触的机会日多,对外的认识又渐渐清楚,于是革新的动机便勃发而不可遏抑了。”同时,“经过了中法、中日两次的战役,船坚炮利并不足恃,而那种慕影逐末的弱点却尽情暴露了。中国人既受了这样一番教训,自然会转变态度,着眼在政治方面,另谋一个改造的方案,于是有打着‘变法自强’的旗子来运动改革政治的‘维新党’出现。”维新变法在旧党和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失败,“这便是戊戌的政变”,“旧党既得完全胜利……惟主要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却已逃亡海外,非但不能把他们捉来泄忿,而且他们反在外面攻击太后,牵制朝局。于是不上两年,太后竟迁怒外人,酿成空前未有的大交涉,几乎把中国的元气毁灭一个干净。”这样完整的叙述和鲜明的价值判断,为以往所少见。再如高博彦所编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以“戊戌变法”为题,分立“变法之背景”、“德宗变法”、“戊戌政变”、“政变以后之政局及其影响”四个子目,用数千字的篇幅,系统论述戊戌维新的前因后果和主要史实,其基本架构和格局,几接近于现今的著述。可以说,这一时期对戊戌维新历史的书写,无论是史实的把握,还是价值的判断,都比此前细化、深化了许多,并奠定了此后相关书写甚至学术研究的根基。    

民国历史范文第5篇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学生阅读一些历史方面的著作,周末会看一些历史方面的影视剧,这说明历史本身对学生是有吸引力的。但为什么一到课上,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就比较弱呢?教科书可以说只是一个历史大事记年表而已,从中几乎看不出有趣味性的历史小典故,授课教师限于时间和考试的压力,也难以经常在课上向学生讲述历史当中的奇闻轶事,如此一来,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逐渐减低,他们对历史唯一的感觉就是死记硬背,毫无趣味。有鉴于此,校本课程的开设绝不能再照本宣科,而是要在浩瀚的历史事件中摘取有代表性和趣味性的典故与学生一起分享。比如笔者在讲述民国史的时候,就向学生讲述了胡适与的事例。这件事讲的是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时,亲自到场致辞,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水平,并指出中研院要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存在。随后胡适上台发言,胡适指出:中研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不是粉饰政治的工具,应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讲完之后,非常生气,但却并未对胡适大动干戈,只是在晚上回去的日记中写到:此乃平生一大辱。在两人的合影中,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胡适翘着二郎腿,春风满面。这个事例的趣味性是毫无疑问的,学生都知道是独裁者,但是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到的另一面。学生也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文人傲骨的一面。

二、历史校本课程要定位于补充教材的地位

开设校本课程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与课本完全没有关联,比如讲述民国史,如果教师谈一些学生完全不熟悉的人物,学生是不会有兴致听课的,对闻所未闻的人即使有什么趣事也只是当作笑话一笑而过;一是与课本知识重合,这等同于重复,毫无新意可言。因此在民国史校本课程开设过程中,笔者总是选取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典故进行讲述。比如袁世凯、孙中山的另一面;比如抗战中的坚持抗战;比如陈独秀私德有亏,但大节可也……这些事件既与课本有所关联,但课本中又并未述及,学生貌似熟悉,其实陌生,作为校本课程来开设是很恰当的。

三、历史校本课程的开设要充分体现教师的专业素质

校本课程是为了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体现教师的专业素养而开发的。因此教师在开设课程时,一定要深思熟虑,认真检索自己的知识库,看看自己对哪部分的内容比较熟悉并且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校本课程就比较适合开设在这一领域,这样教师授课是有话可说,有据可查,学生听起课来也会为教师深厚的史W功底所折服。现在许多教师有一种不是很好的倾向,将校本课程作为一种负担,每当学校布置下来任务之后,经常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讲的,最后在快要上课之前的几个小时从网上下载一些视频甚至是影视剧作为素材在课上放给学生看。这算不上是一个“课程”,顶多叫影视剧赏析。学生也许短时间内觉得好放松,好有趣,但是长时间之后,学生会对教师的学术素养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到对教师上课的评价。

四、历史校本课程的开设要具有前瞻性

任何一个学科的教科书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的编写要经过专家的研讨、课程标准的制订、核心素养的考究、初稿、二稿、定稿等程序。所以一本教科书编制出来之后,往往不一定能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历史学科更是如此,因为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出现。校本课程的开设很好地应对了这一情况,它的开设与教材编写只是教师个人的任务,不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速度快,可以很好地借鉴最新研究成果。比如近年来,随着日记的逐渐公开,大家对于民国史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笔者就购买了杨天石教授所撰述的《寻找真实的――日记揭秘》等书,在对日记研究的基础上,更能看清民国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