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民；中小学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90-02
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发端于晚清，真正产生于民国早期中小学的修身进德教育课程中，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到逐渐衰落的演变过程。民国早期，即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至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阶段，是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在我国公民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一）公民观的产生
在学术上，公民观念在中国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奴隶”、“臣民”概念提出来的。1898 年，康有为首次在词语上使用“公民”一词； 1899 年，梁启超则首次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了与“奴隶”相对应的“公民”一词，并在1902 年的《新民说》进一步指明公民的概念、公民的年龄限制条件和参政权利。公民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依附、绝对服从”为特点的臣民观念开始向公民观念的转变。
在法律政治上，中华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属于国民全体，” 从而用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臣民”观念，这也从法律上确立了“人民”的原则，为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法律政治基础。
（二）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民国成立后，为了维护新生的共和政体，抑制原本的封建“帝王附庸”思想，民国中小学教育被赋予培养共和国未来共和公民以适应新生共和政体需要的重任。由于当时新建的民国政治体制与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相近，选择借鉴引进欧美中小学公民教育模式切实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1、中小学修身科的发展演变
早在晚清政府时期，分别在1902 年和 1904 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中小学堂设修身科，居各科之首。晚清时期的中小学堂修身科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对于培养当时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民国政府成立后，继续在中小学科目中保留了修身科，并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不断充实其课程内容，如商务印书馆新增加了《民国法制大意》、《伦理学大要》、《公民须知》等教科书的出版。一方面，继续借助修身科向中小学生传输传统个人进德修身观念，培养中小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小学生讲授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观、法制和“三权分立”知识，要旨在于强调、培养中小学生的共和国家观念，这为之后公民科正式设立打下了基础；此外，为适应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政治形势，部分自治中小学校开始探索和尝试对修身科进行改革，这些都为中小学公民科的设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中小学公民科取代修身科
1922 年，为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和共和国的需要，中华教育改进社进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中小学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并决定引入当时美国中小学学校公民教育做法，正式将法治、经济纳入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中。
同年，民国政府以大总统令形式颁布了新学制，并于次年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规定公民科为中小学必设科目之一。这标志着公民教育课程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整个国家中小学课程体系中的诞生。
3、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发展
1924 年，为培养和激发国民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了风靡全国的“公民教育运动”。从1924 年 至1927年，公民教育活动遍及全国，新闻、知识界也通过特刊、专刊和图书出版、展览等竭尽全力鼓吹，例如，《教育杂志》等刊物通过连载的形式报道、记载公民教育运动，商务印书馆大量出版了欧美国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读物的翻译本以供国内中小学使用。此时，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公民教育运动的参与者主要以青年为主，中小学已经成为公民教育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
这一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无论从课程内容到课程形式，从教育规模到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是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发展的最高峰阶段。
二、民国早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特点
总结回顾民国早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将传统修身进德教育与国外先进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相结合
民国建国之初，一方面中小学继续继承晚清的修身进德方面的教学，另一方面，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等已经敏锐地观察出共和国成立后中小学的公民教育问题，着手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欧美国家公民教育著作。
最早见于翻译的就是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的《法国公民读本》和1914 年版的美国公民读物《公民鉴》。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为代表的民国期刊也开始着重介绍西方中小学公民教育，特别是由于德国在一战初期中的胜利，凯兴斯泰纳为代表的中小学公民教育思想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极大重视，并适时应用到了中小学的公民教育中。
（二）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公民共和主义色彩
首先，民国早期中小学公民教育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为之。正如《法国公民读本》的翻译者绪言所说的那样，无论是进行修身进德教育，还是引进国外教育，都是为了增进国民的个人道德、培养国民的爱国和尚武精神，满足巩固现实共和政体和其他现实的政治需要，达成最终的政治目的。
其次，在民国早期的中小学公民教育当中，为了维护现实共和政体，对学生的共和精神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视。在1923年的《小学公民课程纲要》关乎“共和责任”的词语就出现了九次，《纲要》认为，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是息息相关的，强调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护卫国家、捍卫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强调公民德行是国民获得公民资格重要考量因素，具有非常强烈公民共和主义色彩。
（三）在民国早期的中小学公民教育中，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自发推行
为解决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知识分子集中的出版社和学校纷纷加入到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探索当中。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社、《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相继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国外中小学公民教育读本、读物，部分自治中学进行修身科教学的改革，中华教育改进社改立公民科，以全国自治学校为基础的全国教育会制定出《新学制课程纲要》并主持编订了中小学公民课程教材，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主导的自发行为，基本上当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活动没有太多的官方参与。
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力量顺应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需要，自觉地承担当时中小学公民教育的重任，在我国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走的是自民间到官方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是民国早期中小学公民教育非常显著的特点。
三、结语
民国早期的中小学公民教育在我国的公民教育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发展历程对于当代公民教育研究至关重要。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民国早期的公民教育在诸多方面有其不足之处，特别是其未能获得最后政治上的支持，致使其最终走向了衰弱，被后期的党治教育所替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早期的中小学公民教育对于当时开启中国现代化之路、启迪国人的政治觉识还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公民精神和采取教育模式，依旧值得在开展当代社会主义中小学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李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教育问题研究路径综述[J].理论学刊,2006,(3).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国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同化，而重视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制定计划大纲，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边疆地方政府也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边胞教育”、“苗夷教育”等。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为保持原貌，按当时的语境，仍然称少数民族教育为边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教育的法令，专门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
一、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人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一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蒙藏教育计划》，“本计划一面顾到全国教育统一的宗旨，一面也注意蒙藏地方实际的事实”，有不能完全适用内地教育办法的，有相当的变通办法。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各宗(西藏相当于蒙旗的行政区域)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划和掌管这些地方的教育事宜。决定在首都、康定二处，各设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两年内完成;原有的北平蒙藏学校也应整理而使之充实。计划蒙古各旗、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酌设小学若干所，在1931年以前，至少各须成立一处，以后逐渐推广;在蒙古、西藏重要地方，按照社会需要，各设一职业学校，限六年内完全成立;蒙古、西藏重要各地，及新疆各设一中学、各设一乡村师范学校，限六年内一律成立，并提出了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设置学校的地点和招生区域。
同年，教育部订定了《边疆教育实施原则》，包括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方面内容。关于边疆教育的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二是以谋边境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三是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四是力谋边疆各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意识之增高。各级学校之课程，根据内地各级学校课程之标准，并斟酌边疆各民族情形编订，规定各级边疆学校的教材应特别注意“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等”内容。
1934年，教育部颁布《捐资兴学褒奖补充办法及待遇章程》和《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等。并于1936年10月，通令各省市对西南边疆学生来内地求学者，应比照蒙藏学生章程，予以优待，以示提倡。
1935年，教育部拟具了《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准备在西南地区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小学8所，贵州小学6所，并于各省原有师范学校内，指定一、二所添设边胞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又拟定《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预定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
1936年，又议定《有关边疆教育基本实施纲要》五条。1938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几经讨论，草拟边疆教育方针及办理边疆教育原则。嗣后，经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研讨，到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并获通过。这一方案首先使边疆教育有了明确的方针，即“旨在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其次，分列各级边疆教育的中心目标。此外，《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对于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育用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疆劝学制度等项，均有具体规定。
1941年秋，教育部与有关机构筹划呈准，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作为边疆教育的保障。随后，教育部制定《各边省推进边疆教育三年计划》，对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标准，要求各省在可能范围内，拟定实施计划。在西南各省中，四川、云南、西康均按要求订定各省边疆教育三年计划。
边疆教育的实施分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西南地方政府两部分，下面分别叙述。
二、教育部边疆教育的实施
1930年，中央政治学校决定成立附设蒙藏班、西康班。1932年，先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增加招收蒙、藏、维吾尔等族学生数量。随后，将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增加投人，完善建制，扩大招生，大量培养边疆人才。1934年，为推广边疆教育，中央政治学校计划设置边疆分校，地点初步选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等8处筹设分校各一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于边疆教育更为重视，于重庆附近设立国立边疆学校，招收边疆青年，作为升人普通大学的准备教育。校内附设边疆教育、行政、卫生、畜牧、兽医等专修科，以造就边疆建设人才。
教育部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各级边疆学校，可分为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四类。i.师范教育:教育部在西南设立的直属边疆师范学校6所，其中云南有3所，它们是云南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国立大理和丽江师范学校;贵州1所，即国立榕江师范学校;西康有2所，即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和巴安师范学校。2.职业教育: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职业学校4所，四川、西康各2所，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和清溪职业学校;西康有国立金江初级职业学校和西康初级职业学校。3.小学教育:西南地区国立小学有木里小学(盐源)、凉山小学、越离小学等。1940年夏，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有少数民族毕业生10余名，教育部令在彝良苗族聚居区成立奎香实验小学。教育部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小学，原属倡导示范性质，小学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兴办。4.社会教育:教育部对于边疆社会教育，主要由各校兼办，每年教育部酌情发给一些收音机、幻灯机等器材，令各校组织巡回施教队、剧团等，巡回边疆各地施教。其他如办理民众识字学校、开放诊疗所等活动，也由一些学校在做。
同时，鼓励边疆青年到内地学习。边疆青年有的进人上述专门的蒙藏学校或附设的蒙藏班学习，有的进人内地的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国民政府令地方选派边疆优秀青年，就学于内地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
三、西南各省的边疆教育
在中央的倡导下，西南各省政府也十分重视边疆教育，积极推行边疆教育。西南各省都依据上述的方案，或计划，或纲要，设立边民学校，招收边疆青年，对于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待。
云南民族复杂，边疆各地语文、宗教及生活方式均有不同。云南省为唤起边疆同胞的民族意识，使其增强国家观念， 1931年3月，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29条。1935年9月，云南省教育厅拟具、公布《推广边疆教育计划及实施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夷民学生待遇细则》等。
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师资，云南省决定在省立昭通中学内附设边地师资班，以训练少数民族师资为目的此外，先后设立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宣威乡村师范、大关简易师范(1940年改为大关乡村师范)、佛海简易师范、蒙自师范学校、个旧简易师范学校、广南简易师范学校、思茅师范学校、保山师范学校、鹤庆师范学校、永胜简易师范学校、镇南师范学校、大理女子师范学校、景谷简易师范学校等。
从1935年起，云南省先后创设中甸、维西、兰坪、镇康、澜沧、南娇、六顺、车里、江城、金平、德钦、碧江、福贡、贡山、宁菠、耿马、沧源、临江、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师宗、永胜、丘北、龙武、河口、华坪及环州(武定县)、圭山(路南县)、炎山(昭通县)、黄草坪(巧家县)等34所省立边疆小学。1941年后，由于收支系统变更，经费紧缩及战争等因素，云南省立的34所边疆学校发生变化。除师宗、圭山(路南县)两校为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人学，继续办理外，环州、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龙武、华坪等7所学校，因为当地学校已具规模，为配合国民教育的实施，均划归各地方办理。宁菠由于环境特殊，暂行停办。1942年，日寇侵略滇西，多数边区陷于战时状态，办学困难，遂将澜沧、沧源、车里、南娇、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镇康、河口等12个学校暂时停办。1944年，滇西沦陷区收复后，依照计划及斟酌各地情形，于1945年春季，恢复了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等7个设治局的省立小学。
贵州早已设省，与普通边疆省份不同，如果就地理、政治而言，贵州并非边疆。但贵州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1/6，散布于黔省各地。因此，贵州作为边疆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1935年春，蒋介石到贵州，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内每年至少拨出10万元作为少数民族教育经费，贵州边疆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同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殊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民族教育。
1936年，二十军军长杨森到贵州，从昭通到石门坎，选苗族青年数人送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z}。杨森提出同化苗夷的工作，主张凡部队驻军地，接近苗夷的地方，均须实施短期教育。1936年，杨森驻军安顺，以兴办学校，启发民智为己任，与当地绅士杨庆安等组织安顺苗民文化促进委员会，设一、二、三中华小学(针对石门坎教会的光华小学)，并设中正夜校及中华民众学校，经费由二十军拨给。后因抗日战争开始，二十军开拔前线，学校移交给县政府，又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
20世纪40年代后，贵州省教育厅拟定了《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并于教育厅下专门设立了边地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贵州边疆教育事业的最高组织机关，规定在边民聚居的县政府设立边民教育促进委员会。1946年，贵州省政府制定嗒加强边胞教育办法》，关于教材之编纂，边胞学生的优待，师资的培训，习俗的改良等都详细列人，内容十分丰富。
贵州的边疆教育主要是设立师范学校及省立边疆小学。1936年3月，为培养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贵州省政府成立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到1939年，校址迁到榕江，改为国立榕江师范学校。fa7同时，于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贵阳、黄平、荔波、台拱、关岭、威宁、安南、丹江、水城、定番、八寨、罗甸等12县分设省立小学12所，专招少数民族学生。另外，还办有部分短期小学。
1938年，贵州省政府在青岩成立了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第一期收容约50名学生，半年后毕业，主要以研究苗夷语言，辅助推行政令为任务。但由于诸多原因，第二期不能招生，后来交给省训练团办理，改为方言讲习组，但无成效。
1941年，贵州省在台江举办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从镇远、铜仁、都匀三个区中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招收学员，以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为目的。该所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公费待遇。1944年夏，此训练所迁往炉山县属的凯里镇;改为炉山师范学校，校长由少数民族人士吴修勤担任。
川康的边疆民族教育开始于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鉴于力l滇边疆民族，急需开化，奏请在四川省宁属设立“化夷学校”100余所，每所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0 -- 60人，边疆教育收效良好。1929年，四川的宁属8县设立宁属垦务局，附设有初等小学性质的“化夷学校”，约有夷族学生30一40人。后因为垦务局撤消，“化夷学校”随之停办。1931年，宁属驻扎屯垦军，创办宁化学校，由夷族青年曲木尧负责主持。后由于种种原因停办。
四川各县的少数民族教育计划中，提出:“凡边境接近夷区的县属各学校，尽量招收夷族子弟，予以较优的待遇，并由附近夷民之团丁，切实劝导其向学，以期同化;并计划设立短期义教于附近夷区之地”。依据教育部《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中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川的要求，四川省决定在宁属、雷波、马边、屏山、松潘、愚功、波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酌设普通小学若干所。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行委员岭光电、王奋飞等呈请行政院，“请求规定待遇夷族学生章程，补助夷族私立学校办法，并令中央政治学校在各夷族集中地区，筹备政治分校。”
民族学家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曾于1941年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区教育情况进行视导。他对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提交给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
1935年，西康成立建省委员会，到1939年以前，西康建省委员会在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方面多有表现。(一)师范教育方面:1.训练藏族师资，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级，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学生，修业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到各学校服务。2.训练义务教育师资，为推广短期义务小学教育，对考取或曾任小学教师及简易师范的毕业生，训练4个月后，分到各县短期义务小学任教。(二)初等教育方面:1.创设省立小学，在康定、沪定、丹巴、九龙、甘孜、瞻化、巴安等7县各设省立小学1所，另设藏族小学s所。2.设立短期小学，在康区18个县中先后设立短期小学70所，毕业年限由1年制改为2年制，为将来学生升人县立小学及省立小学作准备。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西康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发展。西康边疆教育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类。(一)学校教育方面:1.高等教育，在西康筹备和建立省立西睡五明学院，校址在康定，这是研究佛法的唯一机构，以“沟通汉藏文化，配合康地政教，弘扬佛法为宗旨”。2.中等教育，设立康定中学，招收高初中学生。同时继续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训练特殊师资。3.小学教育，1939年3月，在理化、定乡、稻城、得荣4县，增设省立小学各1所。开始筹办白玉、石渠等县的省立小学。(二)社会教育方面:1.广设民众学校，康属新设民众学校40所。2.巡回电化教育，1939年3月，教育厅电化教育队从康定出发，经过康北、康南巧个县，巡回放映电影及广播。
四、结论
综观民国时期西南几省的边疆教育，虽然都称为“边疆教育”，但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各有不同，各代表不同类型。梁欧第先生将其分为:西康的边疆教育可称为学差教育(老百姓认为让小孩读书是当差)，四川大小凉山的称为课罗教育，贵州的边疆教育称为异化同化教育(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教育是异化教育，由中央和贵州省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教育称为同化教育)，而云南的边疆教育与国民教育趋同。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第3篇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164-03
一、杂志出版背景
《闽政月刊》1937年3月创办于福州，开始由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编，不久与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合编，是一份综合性政刊。开始分为三辑单独编行：“民财建辑”由县政人员训练民编；“教育辑”由教育厅编；“警保辑”由保安团特别党部编。从1939年12月第2卷第5/6期后，把三辑合并（教育辑续出至1939年6月止）。沪战爆发后，该刊与《公余》合出《闽政与公余》旬刊。当时称为“非常时期合刊”。1938年5月随省会迁永安编行。同年9月又各自恢复原有刊名。《闽政月刊》在永安复刊后续出第3卷第1期，到1941年12月出至第9卷第6期止终刊。该刊的省政史料，省政要闻和大事日志等栏，保留了当时福建省各方面的史料。
《闽政月刊》（教育辑）从1937年3月第1卷第1期起，到1939年12月第2卷第5/6期，共发行14期。该专刊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半时间，但却全面反映了战时福州的教育改革、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内容，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教育情况的必备资料。
二、综合刊内容分析
《闽政月刊》（教育辑）共发行15期，包括8期综合刊、7期抗战特辑。从1937年3月第1卷第1期起，正是全国抗战全面展开之时，虽然福建省各教育行政机关及各级学校均受到暴敌的摧残，在安全上、物质上都有很大损失，但在精神上不但没有压垮大家，反而更加激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与师生的爱国、救国、工作、学习的热情与行动，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坚持“愈国难时期，愈要教育”的方针，坚持将教育各方面走上正常轨道，同时引进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与教育层次，完备、确立了现代化教育观念、教育制度等，并且为适应战时需要不断调整各级各类学校，使福建教育行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各级各类教育都有较快发展，全省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改革、精简高效的行政机构设置、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环境与发展而设置全面的课程教学，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闽政月刊》（教育辑）出版的8期综合刊中，每期共有9个主要栏目，分别是“教育论坛”、“教育研究”、“教育情报”、“统计报告”、“工作月报”、“特别纪载”、“工作月报”、“特别纪载”、“教育文摘”等。
第一个栏目“教育论坛”，旨在刊登关于教育问题的批判言论等，如袁昆《本省县教育推行之困难及其改进意见》、许卓群《我国教育转变中之动向的检讨》、唐一帆《师范劳作教育学的六大趣向》、袁昂《我国女子教育的路向》、郑贞文《从国民体育的重要说到运动会》、唐守谦《怎样做个现代儿童》、叶德荣《现代教育的评价》、周光耀《从儿童节谈到儿童幸福问题》、张荫椿《几项可能举办的任意2幸福事业》、陈荫严《低能儿童的教育问题》等。
第二个栏目“教育研究”，旨在刊登关于教育学术的探讨教育问题的实验研究等内容，如环惜吾《儿童心理卫生的基本原则》、方东澄《天才儿童及其教育的重要》、高翰《心理学与军事》、王洪涛《怎样指导低年级儿童作文》、周永耀《中学师范毕业会考的研究》、夏傅樊《义务教育推行中之乡村小学师资问题》、孙邦正《新兴教育的原理及其哲学根据》、吴含英《地方教育与师资关系》、潘安业《乡村教育无能无力的回顾与前瞻》《乡村建设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温建之《清末教育思潮之分析与批评》等。
第三个栏目“特别记载”，旨在刊登关于特种计划行政方针新颁等内容，如《修正福建省民众学校施行细则》《部颁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及设备概要》《部颁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儿童营养问题研究》《小学设施标准草案》《高级助产及护士职业以考规程》《修正福建省县市小学教育研究会组织规程》《修正高级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修正高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小学设施标准草案》《部颁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及设备概要》《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中学毕业会考各科试题》等。
第四个栏目“工作月报”，其中又为分教育行政、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民众教育四个板块，旨在刊登关于福建省教育厅重要行文及大事等内容，如“本厅工作纪要”、“奉省府令发福建省会教育局组织暂行规程仰知照由”、“奉省府发交教育部咨复福建省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学校统制招生办法暨福建公私立高级中学统制办法应照修正备案等由转发到厅仰知照由”等内容。
第五个栏目“教育情报”，旨在刊登关于国内外教育刷新演变的等内容，如汪养仁《日本最近社会教育概观》、高时良《德国公民教育的动向》《我国的学龄前期儿童教育》、汪养仁《日本最近社会教育概观》、唐守谦《福建教育的现阶段》《本省各县区儿童节庆祝情形简报》、苏兆新《江苏省沦陷区游击区及特殊区教育概观》等内容。
第六个栏目“统计报告”，旨在刊登关于本省各种教育调查统计及各级视导人员的视察报告等内容，如黄松坡《视察仙游同安及厦门市义务教育改进意见》、芦亮生《参观江浙教育及社会教育报告》等内容。
第七个栏目“教育文摘”版块，旨在刊登各种教育理念类文章，如江间渔《论教育的职业性》、陆殿扬《精神总动员与教育》、何心石《训练青年与自我教育》、高觉敷《导师制的一个补充的机构》等内容。
第八个栏目“教育资料”，旨在刊登关于各科教学材料各种误导计划及方法等内容，如陈肇铸《介绍一种小学教材》、晋江小学《幼童园计划及实施办法》《儿童生活指导实施办法》等内容。
第九个栏目“教育文摘”，如江问渔《论教育的联繁性》、陆殿扬《精神总动员与教育》、何心石《训练青年与自我教育》、高觉敷《导师制的一个补充的机构》等内容。
三、特色专辑内容分析
在《闽政月刊》（教育辑）出版的15期里，同时还穿插着出版了7个各具特色的专辑，分别是：战时教育特辑、战时卫生教育特辑、战时中学各科教学特辑、战时小学各科教学特辑、战时民特辑、一年来本省教育特辑、科学运动特辑。抗战时期，所有各级学校的调整、课程安排、课程教授都以力于抗战为主旨，教育转向服务于抗战的“实用”教学和实用型人才培养，教育表现出适应战时形势、满足战时需要、服务民族抗战、注重加强国民政治教育、致力于培养现代国民所应有国家意识灌输的特征，这些切合战时需要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避免了福建省教育事业因抗战而全面停止，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了有生力量，其历史功续不可磨灭。在所出版的七个专辑中，共有论著、专载、学校概况、工作纪要、法规、工作报告、参考、补充教材、教具介绍、课本介绍、作者介绍等栏目。
“战时教育特辑”中，探讨了教育工作者、师范生对抗战应有的认识，教育界的动员，论述了战时小学教育、童子军教育、师范教育、体育教育、电化教育、音乐设施、中学教育、民众组织与训练等问题。如论著有袁昂《教育专业者对抗战应有之认识与努力》、刘莉荫《抗战期中教育界的总动员》、周永耀《抗战期中教育界的任务》、林景润《战时的师范教育》、丁重宜《小学教育的新估定》、姚虚谷《战时小学教育的实施》，以及李为、陈启肃等人《战时社会教育的任务》《战时的民众组织与训练》《战时的体育》《战时的小学童子军教育》《战时图书馆应有的设施》《战时的电化教育》《战时音乐的设施》《战时的中学教育》等；专载刊登了姜琦《抗敌时期中告师范生》、郑贞文的训词《师范生在抗战期中应有的认识》。
“战时卫生教育特辑”中，论述了抗战时期学校师生的卫生环境布置、卫生教育设施、救护设备，探讨了战时的学生救护训练、战时的民众救护训练、民众卫生宣传、妇女救护训练、儿童卫生等，还论述了战时军士心理卫生、防空建筑物、民众防毒训练、饮水卫生、牙病的预防等健康问题。如文汉长《抗战与健康》、高时良《战时的卫生教育设施问题》、梁天生《战时的学校卫生环境布置与设备问题》、吴光汉《战时的学校救护设备》、李孝襟《战时的学生救护训练》、潘履坚《战时的民众救护训练》、林念慈《战时的妇女救护训练》、丁重宜《战时的儿童卫生》、魏而立《战时的民众卫生宣传》、陈培光《战时的心理卫生》，专载刊登了郑贞文《战时妇女应有认识与努力》，在报告栏目中刊有陆涤寰《战时本省的卫生设施》、文汉良《三年来福建省卫生教育实施概况》、龚微珂《福州市学校卫生队活动概况与大检冻阅情形》、魏兰英《福州市推行家庭卫生教育家庭访视情况》、周鲁《福州儿童普遍的口腔病及预防方法》等。
“战时中学各科教学特辑”中，论述了战时中学国文、体育、英语、数学、生物、史地、音乐、理化、生理卫生、劳作等各科课程的教学，论述了战时中等学校劳作科教学、童子军教学、军事看护教学等内容。如唐巽中《战时的中学课程问题》、高时良《战时的中学公民科教学》、庄文潮《战时的中学体育科教学》、杨采田《战时的国文科教学》、郑朝宗《战时的中学英语科教学》、曾克同《战时的中学算学科学》、侯宗振《战时生理卫生教学问题》、唐仲璋《战时中学生物的教学》、郑希介《战时中学史地科教学》、蔡继琨《战时中学音乐科教学》、黄开纲《战时中学理化科教学》、唐一帆《战时中生的图书教学》、黄廷芳《战时中等学校劳作科教学》、周召钦《战时中等学校童子军教学》、文汉长《战时中等学校军事看护教学》。
“战时小学各科教学特辑”中，论述了战时小学课程问题，探讨了战时小学常识、算术、国语、社会、自然、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各科教学，论述了战时小学的儿童训练、公民训练的设施、各种特殊教学方式的利用等内容。如袁昆《改造现行学制之意见》、梁瓯倪《战时儿童保育问题之研讨》、刘德柜《儿童逃学问题研究》、丁重宜《战时小学课程问题》、李为《战时小学小学的儿童训练》、林敦成《战时小学公民训练的设施》、梁士杰《战时小学国语教学问题》、茅乐楠《战时小学社会科教学》、周光耀《战时小学自然科教学》、吴华兰《战时小学常识科教学》、林洗潘《战时小学算术科教学》、林锡清《战时小学劳作科教学》、没则明《战时小学美术科教学》、林长源《战时小学体育科教学》、陈伯平《战时小学各种特殊教学方式的利用》。
“战时民众教育特辑”中，论述了战时民众体育、教育纲要、社会童子军，论述了战时民教的认识、问题、工作者的修养，论述了战时民校的时代使命、教育问题、师资问题等内容。刊载有郑贞文《怎样输战时民教》《战时民教应有的认识和努力》，论著有许卓群《怎样实施战时民众教育》、卓克诠《实施战时民教的三大问题》、王衍康《社会式教育实施概要》、周载天《输战时民校的几个实际问题》、陆涤寰《卫生事业与民众教育纲要》、陆启肃《民众教育与戏剧运动》、杨华《战时民校的时代使命》、除君梅《战时民校的师资问题》、周永耀《战时民校的教学问题》、唐守谦《战时民众教育》、袁昂《战时民众学校的教材》、徐君藩《战时民众读物大纲》、周如钦《战时民众教育与社会童子军》、庄文潮《战时民众体育》、郑永祥《战时民教视导的我见》、王景琛《战时民教的视导问题》、高时良《战时民教工作者的修养》，同时还刊载了20个短小的战时民众读物。
“科学运动特辑”中，论述了科学运动与抗战建国、对科学化运动应有的认识等内容。郑贞文撰写了《科学运动与抗战建国》，论坛栏目刊载有高时良《对科学化运动应有的认识》、林孝穆《关于部颁化学课程标准之我见》、尤崇贤《科学研究与统计》，专著栏目刊载有高仕煊《过去中国教育之检讨》、林景贤《中等算学的研究法》、瘳祖刚《中等算学教育的管见》、王孟昭《生物学在现代之重要性与研究之方法》、陈椿《中等重演学教学之管见》、中瀛《物理学的研究法》、吴建中《化学研究法》，特载栏目刊载有《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认清当前责任为时代先趋》《全国教育会议经过及目前抗战的形势》，工作报告栏目刊载有《福建省第一届科学运动周报告》《改造本省理科提案》。
四、主要作者分析
《闽政月刊》（教育辑）主要作者有郑贞文、高时良、唐守谦、袁昂、周光耀、丁重宜、李为等，以下介绍三位作者。
郑贞文（1891―1969年），字心南，又字幼波，祖籍福建长乐县。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生于闽县（今福州市）龙山巷，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郑贞文15岁随族亲赴日本留学。从民国七年至二十一年（1918―1932年），他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所任理化部部长，负责编辑化学书籍。1932年，郑贞文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推荐，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在郑贞文主持省教育厅工作11年期间，国内形势严峻，但福建的教育事业仍有长足的发展。他组织调整、增设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中学多所，还筹办成立了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福建省立农学院、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后改为福建省立医学院）和省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为了培养人才，这些学校在他的指导督促下，引进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福建教育行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各级各类教育都有较快发展，全省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高时良，1912年9月出生，福建福州人。1930年，高时良考入福州师范学校，在这里，他深受同班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1933―1937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1937年他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到省教育厅做编辑工作。1938年5月随省政府内迁永安后，他参加了共产党人任主编的《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并任《福建教育通讯》《现代青年》编辑、主编，发表抗战文章，编写抗战教材，开展抗战教育和戏剧教育，推进剧教运动，激励民众抗战。二战爆发后，他编辑出版了《第二次大战的近东与远东》《亚洲风云》《欧洲风云》《风雨海洋洲》等四本专著，宣传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1948年他加入“民联”（民革前身）地下组织，并长期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顾问和“民革”福建师大支部主委等职。曾担任福建省教育厅研究室主任兼编辑委员会主任，福建省新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福州大学副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福建省教育志编委会顾问、终审，民革福建省委顾问。另担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福建省教育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史学科组成员。主编《教育与心理辞典?中国教育史》《苏联国民教育介绍》《明代教育论著选》《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教会学校史》《基督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等，专著有《学记评注》《中国古代教育史纲》《学记研究》《中国古典教育理论体系》，其中3部专著获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合作的2部专著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曾获省“教育先进工作者”、省“优秀教育世家”、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云南 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1民国时期云南发展边地民族教育的政策
1.1颁布相关法规保障边地民族教育的发展
为了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云南省政府颁布了很多发展民族教育的法令，从法律上保障了民族教育的发展。1931年4月，云南省政府公布《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明确了边地教育的目的，即“为谋求全省内地及边地教育文化之平均发展”。为了便于边地民族教育推广和管理，云南省教育厅又在1935年公布了《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要求省立边地小学招收学生应该以少数民族为主。
1.2加强对民族教育的组织管理
云南省政府还加强对民族教育的组织管理，对边地教育的发展给予组织保证。1940年云南省拟定了《云南省教育厅边疆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专门辅助教育厅办理边疆教育事宜。云南省政府也加强对边地学校的组织管理，教育厅颁布了《云南省立小学校长任免、服务和待遇细则》、《云南省立小学教员任免、服务和待遇细则》。
1.3奖励教职人员的政策
对服务于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云南省政府实行奖励政策。1936年4月，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厅颁布了《省立“夷民”小学月领经费概算标准》和《优待服务边教人员办法》，其中规定：边教人员的俸给比内地教育人员稍优，并且制定了具体的优待办法。
1.4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政策
为了进一步吸引边疆少数民族的子女入学，省教育厅于1939年4月颁布《云南省立边地土民小学学生待遇细则》。在升学方面，1941年云南省政府颁行《云南省边疆学生升学奖励办法》，规定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学生报考省立各级学校给予优待。
2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特点
2.1以初等教育为主
在实施边地教育时，各地都比较重视发展小学教育，设置的小学校较多，进入小学学习的学生也比较多。但是，中等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普及程度不高，有些地方甚至根本就没有中学。这就使得云南的学校教育基本上还是识字教育，还没上升到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专门人才的阶段。
2.2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
与边区相比，云南内地在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要快些，教育水平也要高些。相反，在云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基础薄弱，文化落后，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人们上学多不是自愿而是出于被迫。这样就致使民国时期云南的边地教育出现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2.3在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子弟较少，少数民族文盲众多
富民县第一区有小学生300多人，其中汉族占多数，彝族次之，苗族最少。正是由于学校的学生中，汉人子弟多而少数民族子弟少，所以在民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能识汉字的也就不多。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广大地区，则学校很少，甚至没有。
2.4强迫教育现象突出
由于少数民族群众不理解教育的重要性，民国政府的边教政策以及土司的阻挠和破坏，造成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不愿也不敢送自己的子弟上学读书。民国各级政府就采取强迫边民子弟就学的办法。
3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民族教育成效低微的影响因素
3.1民族隔阂所产生的抵触
民国时期，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虽然有所改进，但多半仍采用歧视、压迫政策，并未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采用强迫方式使边民子弟就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隔阂，阻碍了云南边地民族教育的发展。
3.2当地土司阻挠百姓子女入学接受教育
土司是直接管理土民的领袖，其学识和思想与当地文化的开发有很大关系，云南地方政府决定强迫土司子弟入学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土司子女如此，但土司却不愿百姓送子女上学，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采取愚民统治。
3.3边地民族贫困，学校经费、师资紧缺
云南边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即便是免费义务教育，很多人还是不愿让孩子脱离生产前去就学。这也影响了边地民族教育的推行。每年拨到各学校的经费少得可怜，学校设备大多十分简陋，教师薪水时常被拖欠。边地师资缺乏，许多学校都只能是一师一校。
3.4传统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冲突
近现代学校教育在边地民族地区受到的另一阻力是各民族沿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教育。传统教育具有浓厚的保守性，从而形成较稳定的文化结构，与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严重抵触。傣族的寺院教育也强有力地抵制了民国政府的兴学校办教育的工作。
洋教势力大举侵入边地民族地区，到民国时期，教会除大量建立教堂之外，还设置医院，兴办学校，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但政府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手段来遏制教会势力的发展，教会学校教育极大地冲击了边地的小学教育。
参考文献
[1] 范义田.云南边地民族教育要览[M].云南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印行，民国25年.
[2] 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教育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教育经费；青岛
中图分类号：G62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民国时期青岛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在“造成青岛的模范教育，以建设新青岛”[1]的主张下，小学学校数量、学生数量显著增长。自收回青岛，市政府当局重视对青岛教育的发展，逐渐增加教育经费投入。1931年至1937年，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期间，强推义务教育，广增学校，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是解放前青岛小学教育的最好时期。新式教育发展需要教育经费的保障，充足的资金投入，合理的分配使用，是保障民国时期青岛小学教育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经费来源
自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其经费筹集大体经过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教育经费由市财政支付一部分，不足部分由地方派捐派征。“1929年-1937年，市区建筑校舍经费由政府负担，乡区建筑校舍由政府补助四分之一、地方筹集四分之三。据《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载，1930年，上王埠村民曲盛训、曲训民合捐地5分，充作校址。又有曲顺民自动建筑平房5间，借充教室，并言明可借用20年之久。”①教育经费另一个来源就是学生交纳的学杂费。据《青岛市志•教育志》记载，1928年胶澳公立学校没有固定的教育基金，每年经费主要靠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按预算拨款。私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是校董事会筹集和督办公署的拨款补助，以及学生缴纳的学杂费。而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青岛时期，青岛市的教育经费全靠市库支出。经常费每月随政费发给，临时费则依需要随时向市府呈请核发。市教育经费拨给数目得视市库的盈绌而定。
二、经费投入与小学教育的发展
小学教育是当时教育发展的重点，胶澳督办公署和胶澳商埠局比较重视教育经费的投入。由于各个时期经费来源方式、数量多寡各不相同，教育的发展程度自然也不一样。北洋政府统治青岛时期，改公学堂为公立小学校，遵循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设初、高两级小学。初级小学校4年，高级2年。1922年12月，有两级小学7所，初级小学校30所，学生3000余人。到1928年，学校数量增至52所，其中两级小学校16所，初级小学校26所，共有学生7261人。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必然有教育经费的推动作用，1922年到1928年，小学教育经费的投入总体呈现逐年增加之势。根据《青岛市志•教育志》提供的胶澳商埠教育经常费预算表，1922年-1928年胶澳商埠总的教育经常费分别为：1922年教育经费64304元，1923年106033元，1924年118412元，1925年123166元，1926年118370元，1927年125488元，1928年144451元。小学教育的经费投入在整个教育经费投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甚至在1926年时，小学教育经费占了整个教育经常费的78.1%（详见表1、表2）。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青岛时期，将青岛设为行政院直辖市，设教育局管理全市教育。教育局成立后，积极调查学龄儿童现状，扩充小学班次，小学教育经费又得到了增加。1929年起，青岛的小学校有较大发展。“1929年有市立完全小学20所，初级小学40所，学生12684人，经费（含私立小学补助费）162199元。该年度，全市小学有76所365级，比1926年度增加22所129级。”[2]“至1936年，全市各类小学校达到127所，其中市立112所、私立13所、胶济铁路局所辖2所；班级达882个，学生39800人。”[3]自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市教育经费百分比依次为：54.3%、45.5%、52.1%、38.7%，小学教育经费在整个青岛市教育经费分配中仍占据最大的比例。1935年青岛市小学教育经费为485105元，其中市立小学校经费数为434921元，私立小学校经费数为50184元。1936年小学教育费为434848元，在整个教育经费中占到了百分之五十六的比重（见表3）。
三、小学教育经费的使用分配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教育经费的管理先由市教育局编制总概算，以后每月的经常费均由各附属机关、学校先送预算，经教育局审核后，转呈市政府拨款，由教育局分发给各附属机关、学校。款项开支后，再由各单位编造决算呈教育局审核，送财政局核销。临时费的开支，由教育局拟计划，或由各附属机关、学校自拟计划，转送核销。教育经费的使用分配，按分配的标准办理，如中小学教职员的待遇、添班的经费、开办的设备，均视市财力及实际需要订有统一的标准，除私立学校略有出入外，市立各校均照标准施行。
（一）小学教师的待遇状况
民国时期青岛小学教师的收入在当时还是较高的，生活比较富裕，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青岛市政当局对教师的薪资待遇有明确的规定。1924年《胶澳商埠公立小学校校长及教员俸给年功褒奖及惩戒规程》规定，教职员工服务5年以上，并叙至最高级俸后确有劳绩者，给予年功加俸，年功加俸校长自40-200元，教员自20-120元（见表4）。1930年1月，青岛特别市教育局拟订《市立小学校职教员俸给年功加俸并奖惩规程》，将市立小学校长月俸分为5级19档，市区自25元至70元，乡区自20元至65元；教员月俸分为12级，自22元至55元。年功加俸校长自40元至200元，每40元一级；教员自20元至120元，每20元一级。《青岛市市立实验小学校校长任免及待遇规程》第八条规定：“实验小学校校长应支俸给得由市教育局依下表规定数目就校务之繁简及各人学历经验酌定之。”②1931年1月，青岛市立小学327名职教员一律增薪一级，共计增银10110元。这种薪俸的增加，级别的改进，直接说明了青岛特别市教育局对教员和小学教育的重视。从1933年青岛市市立私立职教员月薪分配表中可以看出，青岛市小学教员工资大多集中在26元到35元，60元以上人数较少（见表5）。1934年青岛市小学教员薪俸为：市区高级小学教员34元，初级小学教员31元。此外，青岛市在对教师福利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职教员在本市任教满10年而年逾60岁不能任职者，可领取10年养老金；女教员产假为两个月，根据当时物价，再给以相当于薪俸9成的津贴。根据青岛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资料显示，女教员在生产期间会给予相应的补助费，例如：北平路小学校女教员杨宝亭，两个月生产补助费62元；侯家庄小学校女教员崔玉芳，两个月生产补助费56元；沧口小学校女教员汤玉洁，两个月生产补助费56元。
（二）添班经费
随着市乡各区人口增长，学龄儿童日渐增多，全市已有的学校多不敷容纳，市乡区均须增设学校添加班次。1934年市区四所小学新添班次，“所请市区各小学添班经费，自本年九月份起，至二十四年六月份止，共洋二千九百七十元，每月请领二百九十七元，拟有本年度市区小学经费第四项第一目第一节内动支，均予照准。”“令市立太平路小学自本学期起，增添初级二班，发给教员薪俸七十八元，工支工资十一元，办公费十四元，共计每月增加经费洋一百零三元。”“令黄台路小学，自本学期起，增添初级二班，发给教员薪俸七十七元五角，工支工资十一元及办公费十二元，共计每月增加经费洋一百元零五角。”“令市立顺兴路小学自本学期起，在分校增添初级一班，发给教员薪俸三十八元七角五分，办公费九元，共计每月增加经费洋四十七元七角五分。”③（朝城路小学同顺兴路小学）乡区小学因环境关系，出席学生常不足额，影响教学效率，教育局特规定充实乡区学额，小学校数及班次因需要而增添，小学教育经常费亦随之增加，综计1932年预算小学添班费共增18044元。班次增加、学校扩充，其校舍必须增添。1932年业由公家筹划建筑，“其已落成者计有：1、黄台路小学。校舍能容纳学生十二班，有教室十四个，礼堂教职员宿舍均备，费用二万七千二百五元。2、朝城路小学。校舍能容纳学生十二班，有教室十二个，礼堂教职员宿舍均备，费用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五元。3、实验小学。添建教室四间，杂屋四间，费用八千二百五十三元。4、顺兴路小学。添建教室二间，费用二千四百二十元。5、江苏路小学。添建传达室一间，费用四百元。以上市区小学之添校舍共用五万二千三百六十八元。至乡区小学校舍之建筑，其经费向例由地方筹募，公家给予补助，计本年内已造成新校舍者计有：韩哥庄、四方、九水、西大洋、女姑山、丹山、枯桃村、杨家村、香裹、大河东、山东头、仙家寨等校。已动工建筑者计有沟崖、黄岛等校。以上各校校舍之建筑均由政府补助，约占其建筑费数四分之一，计共费洋五千三百七十元，至计划建筑之校舍在市区方面则有广西路大港附近及各平民住所等处。”[4]（见表6）。除了教职员的工资和添班的费用，还有一部分教育经费运用于小学添置设备、修理校舍等方面。各小学根据需要，呈请教育局，请求拨款以资建设。关于请拨阳村小学购校舍设备补助费的呈文：“窃查本校校舍新于上年建筑落成，现已迁入新校上课，因原有设备颇形简陋，且多残破不全，实于教学不便，兹拟择要购置，经核实预计，共需洋二百五十元，本校前次建筑校舍，共用建筑费二千余元，丰由地方筹措，此次添置设备费，如再由地方筹措，实属困难，恳请钧处转呈教育局拨款购置，以利进行。”④关于请拨姜哥庄小学购设备补助费的呈文：“查本校因连年建筑校舍，筹款甚距，对于校具设备，以筹款困难，不能尽其完美，自本学期起，拟添置学生桌凳五十套，需要一百七十五元，四组风琴一架，需洋六十元，新开运动场设备篮球、网球、排球、秋千、桢子、浪船、杆轻板、滑梯各一，需洋一百九十元，总计各项设备，共需洋四百二十五元。除由本村仅能筹款二百元外，以资接济，而利进行。”⑤另外，各小学冬季煤炭取暖费也占了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据青岛市档案馆提供资料，公立姜哥庄初级小学校呈领各月经费的呈文中记载：“为呈请核发临时煤炭费钧署规定支配十二年度十二月、二月、三月共三个月煤炭费八十一元，按月领取。兹祈领取十二月份临时费二十七元”⑥在李村小学一九二四年度计算中可见，李村小学十三年度十二月份经费四百九十一元，临时炭费一百二十六元。“临时炭费纯为学校冬季炉火之需，即职教各员室内炉火等费亦应由此项临时费内开支除教室办公室以及自习室等室火炉十一具外，尚有职教员室火炉十一具，统共学校火炉二十二具。每月燃煤按最少之数计算，应需煤一万千余斤，每月份谨奉发煤费一百二十六元”⑦综观上述民国时期青岛市教育情形，自民国十一年接收以后，乃为萌芽时期；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可谓为发展时期，其中以二十六年为最盛阶段。可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经费来源才能稳固，便于教育取得多方面的发展。无论是师资力量、教学设备还是教育形式，都会得到极大的保证。因此，有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才能促使各方面正常运转，促进教育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青岛教育的过程[J].青岛教育,1929.
[2]于相燕.民国时期山东教育经费研究（1912-1937）[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3]周东明.清末民国时期的青岛教育述略[J].青岛文博论丛，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