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1篇

摘 要：民族民间舞蹈与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从利用民族文化教育来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讨论：（1）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影响；（2）探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1、前言

库尔特·萨克斯先生曾经将舞蹈视做一切艺术之母。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融合了包括文学、哲学、运动等多种学科为一体，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民族民间舞所谓世界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民间舞的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的舞蹈组合而成。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地域风俗的区别，中国的民族舞艺术发展成为多种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1-3]。比如汉族的民间舞蹈：安徽花鼓戏、胶州秧歌、东北秧歌等；而少数民族也同样发展出藏族、蒙族、朝鲜族、壮族等各具民族传统文化的舞蹈。民族民间舞受到风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影响，表演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民间民族舞的教学活动中，也必须要正视不同种类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对舞蹈的影响[4，5]。笔者作为一名民族民间舞蹈教员，将结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影响，以及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如何更有效的进行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经验，为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教学提供参考。

2、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影响

2.1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特性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民族民间群众创造的，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地域特性的艺术形式[6]。民族民间舞蹈具有以下的特征：

（1）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比如藏族舞蹈就很好的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特征与高原农牧的文化特性。

（2）具有自娱性和载歌载舞的传统。在我国一些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比如花灯、秧歌等，都是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舞蹈。

（3）继承性。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文以载道、语以言志、舞以宣情”，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既是普通大众的情感宣泄，也是经过一代代的继承和改良而留下的民间艺术。

从民族民间舞蹈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比如杨丽萍的《雀之灵》和贾作光老师的蒙族舞蹈《鄂尔多斯》，《盅碗舞》等都能够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特色。

2.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作用

舞蹈教学是实践性的教学，因此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文化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7]。因为民族民间的舞蹈学习，并不仅仅需要学习到舞蹈的动作和形态，还需要学习到舞蹈的精神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学习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意义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传统文化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根源。在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动作进行讲解的时候，需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舞蹈动作的来源以及所表达的情感，需要将传统文化的根源与舞蹈教学结合起来。只有将传统文化的学习融入到舞蹈动作之中，才能够准确分析得到动作的情感依据以及情感脉络，从而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只有掌握传统文化这个“源”，才能够使自己的舞蹈动作更加生动活泼，具有民族民间的韵味。

（2）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学习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民族民间舞蹈与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等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了解到这些文化特质，才能够将舞蹈风格进行区分和理解。比如在教学中创造与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蹈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借助服装、化妆技巧和音乐使学生能够身临传统文化的气氛之中，加深对所学舞蹈的理解。

3、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

3.1设计传承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计划

民族民间舞蹈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继承与改造中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8]。因此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传承性”，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剖析，讲解舞蹈的来源以及分析舞蹈动作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从而达到中专艺术教育的文化传承。

教学计划除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之外，还需要对训练性也有所把握。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中须对民族民间舞蹈动作进行合理的编排，使教学内容连贯合理、循序渐进；从而使学生达到最大的锻炼，增强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能力。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舞蹈设计的训练性相结合，才能在教学中使民族民间舞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又符合当代舞蹈艺术的审美情趣。

3.2设计融入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

（1）元素训练法

中专艺术院校采用的教材是以许淑瑛教授所提倡的“元素教学法”下整合而成。“元素教学法”中元素是基本的意思[9]，该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民间舞蹈中的技巧加以提炼分解成元素性动作，然后从元素性训练开始，进行基础、技能、组合等训练，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比如旋转的技巧，在不同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表现方式不同，维族民间舞的夏克转、蒙古族民间舞的海青式吸腿转和朝鲜族民间舞的陀螺空转都有所不同，在元素训练法中应该对不同的旋转方式进行单一、重复的元素训练。然后将不同的元素进行集中重复的训练，最后完成一个综合动律组合，直到学习完整个舞蹈套路为止。

元素训练法的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教学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在“开法儿”阶段，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示范并且详细的讲解舞蹈动作元素的要领以及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巩固训练阶段”主要采取大量的集中训练，使学生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掌握动率特点。

（2）启发式教学法

由于中国民族民间舞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在不同类型的舞蹈教学方面，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10]。比如“东北秧歌”较为活泼，而蒙族民族舞则较为豪迈。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对这些动作进行讲解和示范之外，还需要增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理解。比如东北秧歌中的“三点头”，就明显的反映出当地文化的特点以及舞蹈者的心态，所以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启发性的教学，使学生自行体会和理解舞蹈的情感表达。

（3）表演组合教学法

通过放映音像资料使学生产生在实地学习的感觉，从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以及民间舞蹈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同时制造一种具体的情景，使学生进行情绪上的体验，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有更深刻的认识。这种教学法可以将技巧、文化和情感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4、结论

中专学校的民族民间舞蹈老师除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外，还承担着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保护和传承的使命。因此的教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内涵与表达的意义。（作者单位：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参考文献：

[1] 《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

[2] 贾安林.中国民族民间初级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9.

[3] 王次炤《艺术学基础知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4] 李赞等.论中国民间舞艺术[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 赵铁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年1-2期.

[6] 于景春.舞蹈教育在民族舞蹈传承中的作用[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4）.

[7] 赵国纬.舞蹈教学心理[M].中国舞蹈出版社，1989.

[8] 袁荣辉.发展少数民族舞蹈之浅见[j]，，民族艺术研究，1995.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2篇

摘 要：大连中国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诞生在殖民地深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产物，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关键词：日殖时期；大连都市文化；中国作家；文学创作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38-02一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在扭曲中打开的，而大连恰恰就处于这部历史的起点上。大连，自1905年起，到1945年，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达四十年之久，受尽屈辱，饱经沧桑。为了永久地占领大连，也为了满足殖民者奢华生活的需要，在日本人惨淡经营下，大连成为国内最先实现早期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和商业、交通、金融比较发达的现代商埠，成为国内接受外来文化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文化上完成了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国内较早地形成了现代文化的新格局。但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大连不仅呈现出摩登都市的现代气息，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的是歧视、剥削和压迫，是贫穷、痛苦和死亡。与中国人街、寺儿沟苦力居住区相比，可以明显感到“美丑的对比”，“贫富的反差”，“压榨与被压榨的对立”……，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出现在同一都市内的风景，会发现原来眼前美丽的摩登现代都市只不过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拼凑起来的梦幻而已。实际建设者――大批的苦力，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赚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他们在破烂不堪的矮屋中苟延残喘。毫无疑问，摩登都市大连是殖民者的天堂，却是被殖民者的地狱。这一切，一方面构成了大连较早地接受现代文化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孕育了大连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奠定了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连的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曲折的表现形态。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大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的《二十一条》就激起了大连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就是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巴黎和约》，所以说长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早已蕴藏着反帝风暴，很早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活动。1910年创办的报纸《泰东日报》在同盟会成员傅立鱼主编下，便已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求新图强新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20年代，以傅立鱼为首的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旗帜，以《新文化》（《青年翼》）、《泰东日报》为阵地，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映大连人民苦难、鼓励人们奋进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进步倾向的现代小说、现代诗歌、散文、杂文、政论等作品，在积极传播白话文和新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奠定了大连现代文学创作的基础。时任《新文化》主编的汪楚翘的中篇小说《恶果》反映了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最终仍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奉雪的小说《革命与爱情》，则直接描写了为追求光明不惜抛弃爱情和生命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白话自由体的现代诗歌创作也一时兴盛，像歌颂“五卅惨案”中不幸殉难的烈士的宗爱光新诗《怎么死的?》，描写工人悲惨遭遇的东山的《可怜的工人》等。傅立鱼、汪楚翘、沈紫礅、安淮阴、陶然、侠夫等人所写的杂文、评论，笔调犀利，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战斗性。进入三四十年代，日本殖民者加强了政治统治和文化控制，大连地区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中曲折地表达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大连文学不仅没有衰弱，而且，呈现出繁盛和多元的形态，涌现出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仅1933年到1935年期间有曦虹社、白光社、曙光社、响涛文艺社等60个文学团体。如1934年1月，石军、田兵、岛魂，渡沙、夷夫、也丽、曲舒、太原生等组织了文学团体响涛文艺社，并在《泰东日报》创办“响涛”文艺周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评论等作品。三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在文学上突出反映了现代都市中存在的贫富差别、苦难与死亡，表现出对悲惨生活处境的控诉和对人的基本生活的期盼，表达了对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被侮辱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在其中涌动的是深沉而强烈的反抗的冲动和仇恨的力量，包含着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罪恶的曲折的抗争。首先是反映贫富差别，对上层富人阶级的不满、憎恨与仇视，对穷苦百姓深厚的同情。如笳啸的《雨天》（《泰东日报》1930年3月4日）采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贫富的巨大差距。在富家高大的门口，乞儿苦苦的哀讨。车里的阔太太笑看窗外飞驰的汽车溅起的雨水中狼狈不堪的车夫和行人。香冷的《阿保他们》（《泰东日报》1928年10月22日）书写了从山东逃难来的母女三人无家可归，在D市郊外一个小村落的村头茫然无助的处境。她们在城市街头已经流浪了几天，“眼看到市里有广厦千万间，甚至连富人的狗都有精美的小屋住。但是，她们就是打算在人家的屋隅街角勉强度过一夜，都是不许的。总是到处有人追，好像连富人街特有的街土，都怕被他们玷污了似的。为了找到安身之处，只好来到这村头。“最后，只有村狗吠向这边，和市里深夜狂浪享福的富人们归来汽车的吼叫声，在秋风中不住地传来。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村头露宿的阿保他们呢？”这种不幸的命运，具有普遍性，不仅是难民，就连久住都市的店员莫不如此。在彤心的《痛苦》（《泰东日报》1928年11月27日）中，作者写道：“你不要看那成百间的新式楼房，多么美丽宏壮哟！可是店员的宿舍仍是一个容量三十余人的一处寝室。什么新鲜空气呀！清洁呀！卫生呀！在这里是没有份的。我们只有和猪窝里一般的肮脏与沉窒！当然细菌是这室内的唯一产品和活动者，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不受肺病的染指。”其次，表达对现实和社会的批判，抒发和宣泄反抗、复仇的情绪。如微灵的《天平气象》（《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写黄包车夫的悲惨困苦的生存境遇，批判现实的贫富差别，发出了“旧世界要在这生活追求急剧化的阶级意识觉醒中崩溃”的呐喊。秋痕的《未别以前》（《泰东日报》1930年9月16-30日）坦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迷茫的反抗意识，发出内心的控诉和咆哮，“被供咀嚼的弱者呀！振起固有的精神，鼓起来尽有的血力，喊醒尽有的同伴，杀死所有的恶魔！”波侠的《阿芳的一生》（《泰东日报》1930年9月13日）“我”在医院里相识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女子，天真、真诚，“我”应了她的请求而同居。之后，种地，养家禽，又加上生了一个孩子，二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但是，一天，阿芳进城，晚上却未见归来，原来是进城杀死了县长，为父母亲报仇雪恨，然而，她的头悬挂在城上，只留下一封永别的遗书。笳啸的《献血》（《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中平素做工殷勤，待人和蔼的阿李，不满不公平的世道，憎恶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选择另一种反抗方式――自杀，以反抗虐待他的工头，在他留下的遗书里，表示不愿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希望他的血能暗示给人希望的光明。再次，揭示和批判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与上述作品略有不同的是丁焕文的《生命的断送》（《泰东日报》1930年8月17-18日）。这篇作品不仅反映了底层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书写了周围人们的冷漠、隔膜和无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直戳人的精神世界，明显地带有鲁迅所代表的现实批判的“五四”文学传统。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卖饼的老人，每天为饼铺卖饼，一天遇到一个好心的青年，全包了他的饼子，而且，找的钱也不要。老人并不理解年轻人的做法，向饼铺的人们述说此事，却引起了伙计们的忌恨和老板的戏弄。店铺老板用一张一元假钱偷换了老人垫付的本钱来欺诈老人。无钱偿还本钱，老人痛苦已极，憎恨起好心的青年来。在炎炎烈日下老人昏迷到下，然而，周围卖瓜和吃瓜的人们先是冷嘲热讽，随后又把吃剩的瓜皮抛到老人的身上，哄笑中各自欢快地散去。老人死去，却无人埋葬，连警察发现也远远躲开，最后尸体腐烂，被野狗扯走。这一切恰恰和大连的日本作家的对于现代都市的浪漫生活和殖民体验的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大连的社会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露了日本作家所写的繁华、摩登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之上，在繁华的背后是贫穷、苦难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连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参考文献：[1]黎生、蓝升.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2]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9.[3]竹中■一.大连历史散步（大■史散■）[M].■星社，2007.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3篇

一、主题发言——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

开幕式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在致辞中强调：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师资培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愿意为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搭建更好的平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在讲话中认为：强烈的人为性文化因素使我们面对传统时，常将之与封建落后迷信等同视之，在过往的历史上钉上封条。作为实现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是时候丢弃旧药方，在音乐教育的权威规范体系中为传统悠久的多元民间音乐、大众音乐生活开辟“去遗产化”和“去边缘化”的空间了。

在主题发言环节，五位教授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展开论述。樊祖荫认为：我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以培养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建设和发展各民族音乐文化事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为其总的培养目标。包括招生、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的方式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与教材建设等均围绕培养目标进行设计与实施。田联韬从具体的实例切入，将自己多年带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最后落脚到音乐学分析角度进行展开。萧梅以《再谈二十世纪的两本书》作为隐喻，探讨如何通过对“两本书”的反思，来考虑在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界，探索突围与共建的问题。张欢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为实例，探讨音乐教育体系化的重建与双重乐感文化内涵及实践内容。他认为：音乐教育的关键问题在于其内容和文化土壤构成的关系，“植入式”的民族音乐教育难以解决音乐教育者该有的思维框架。谢嘉幸以实施“广西少数民族民歌教唱工程”为实践，探索在当下诸多的音乐文化已经失传，许多孩子再也不了解自己的音乐母语的背景下，他继“让每一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之后，又提出“教每一个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力求通过教唱，恢复自己的音乐文化传统。此项目以广西为试点，包括开展调查、师资培训、编写教材、建立网络平台与资源库以及提供咨询材料等五项内容。

二、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多位老师针对此环节，从实际出发，阐释自己的观点。郁正民对于课程视角下的少数民族音乐教师培养现行政策，实施强基固本措施与建议。他认为应该“加强少数民族艺术教师培养行动计划”和出台“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课程政策”（特别是非地区的聚居地政策）等。他还提出要提倡“自助餐”式、多学科交叉、“订单式”的课程设置以及要打破班级制，提倡“导师制”培养的制度。徐寒梅结合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办学实例，分析在现存音乐教育体制一贯制带来的教学内容西化、少数民族师资在人才培养模式中文化和技艺缺失、本土与外来音乐的>中突、现代社会对传统音乐的弱视等情况下，如何走出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误区的问题。和云峰从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材建设以及多年的实践出发，对开展教学工作提出实事求是、注重学生的兴趣点、全面采用多媒体手段等想法。金铁红认为萨满教与萨满调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体现在审美意识、音乐形态、传承方式等几个方面。嘉雍群培从藏传佛教的古籍中挖掘音乐学方法，对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苏娟对青海省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从如何建立符合本省师资培训机制，如何建设具有本省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如何开发产、学、研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三个方面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李槐子提出“高等音乐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中究竟该承担什么”的问题。

三、少数民铗音乐教学方泫探讨

杨民康结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相关教学的经历，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课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和学科方向，应该按照学历层次的不同而分学习阶段与教学层次；同时结合田野考察和分析技能的学习，逐步开设研究方法论研讨课及专题讨论课。张应华针对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提出三对悖论：一是教育观念层面上的现代性“同一性”和后现代“差异性”的悖论；二是多元文化教育理想与“文化代际传播”之“封闭性”的悖论；三是行动策略“差异化”诉求和“同一性”实际操作的悖论。尹媛对云南红河北岸彝族歌唱声腔系统的教学进行了关注，通过田野调查，对地方性音乐文化知识体系进行了梳理、传承和应用的实践性研究。

四、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

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是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建设之一。蓝雪霏提出高校如何介入到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工程，对于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提出了增加培养指标、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生源、加强师资培训、实施资源整合等办法。王华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多年的教学实践，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与课程建设做具体论述。黄凌飞以拉祜族葫芦笙舞“体化”传承作为切入点，提出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这种东方音乐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传承生态是否能给以中国音乐文化为主体来建设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经验”？陈蔚以“山花儿”校园传承之路，探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要并举研究。尚建科认为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建构，关键在于突破现代性音乐教育体制下普遍主义的音乐“语法”规范、本质主义的审美理性法则以及科学主义的技术规训手段，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视为多样性的符号文本，引导学生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所指内涵，突出课程的人文性、地域性和综合性，最终形成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文化建构模式。孙凡探讨了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播问题。以其自身的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为研究、实践对象，在对相关师生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有目的地针对不同专业，开设系列少数民族音乐课程。

五、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模式探讨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元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在不断的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民族音乐文化也是如此。高校多元音乐教育可以将国内外优秀的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整合，并汲取其中的精华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现代音乐文化中，实现了对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未来的发展。

一、高校多元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

1.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音乐文化是音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而音乐教育则是音乐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及关键因素，会随着音乐文化的发展而发生改变，二者之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影响的紧密联系。我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音乐文化特色，因此，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立体化的特点。为了确保这些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可以得到完整的传承，在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中，也要开展多元化的教育，不仅是为了确保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获得有效的传承，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从音乐文化的本质来看，音乐是表达人类情感与思想的一种手段，在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冲击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因此，在开展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高校的音乐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本国的历史特点及民族特色，使高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将我国民族的音乐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融合与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多元化教育，凸显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民族音乐文化逐渐成为我国的精神文明财富之一，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2.我国高校音乐教育的多元化传承特点

民族音乐文化的思维、行动方式、观念、精神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通过音乐文化传统体现出来，音乐教育中涉及多方面教学内容，对教育观念、手段等方面的形成和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校开展多元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多元化音乐思想与理念，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更多种类的音乐文化，并树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核心的教育［1］。因此，在音乐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务必要重视我国民族文化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高校的音乐教育当中，对我国民族文化中存在的不同类型、风格的音乐进行分类。民族文化的发展注重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由于改革开放的施行，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势必会对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价值观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若要将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下去，就必须要加强高校音乐教育，强化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以便高校学生更好地学习与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

二、多元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1.多元化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史来看，音乐文化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不同时期文化思想、理念的冲击，不断积累、更新、变化而成的。而在音乐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媒介的选择十分重要［2］。多元音乐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多种高科技媒体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充分发挥现代教育的优势，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汲取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华，推进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多元音乐教育模式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媒介，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效率及效果，还能集各民族音乐文化之所长，使其融入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之中。文化的发展是需要通过不断的交流与融合，才能积累足够的经验，最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封闭式的教学环境，固然可以保护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不受外界音乐文化的冲击，但也会使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与时代脱轨，不利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今后的传承与发展。只有开展多元音乐教育，加强多种音乐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才能使彼此在不断的交流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在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中取得进一步的提高，为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积蓄足够的力量。

2.多元化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途径

音乐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已经在时代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人类的生活当中，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劳动中逐渐产生的，人们休闲娱乐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相较于高校正规的音乐教育方式而言，这种非正规的音乐教育行为并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但是，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千百年来传承的经验来看，这种非正规的教育行为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现代的高校音乐教育应当开展多元音乐教育，从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入手，从经验、传统以及文化等几个方面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容进行教授，提高学生的音乐识别能力以及鉴赏能力，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与吸收其他国家音乐文化中的精髓，用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做出巨大的贡献。由此看来，高校多元音乐教育能够汇集各国家、民族间的音乐文化，并对其进行高度概括与系统性的分析，将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使学生可以同时获取多种音乐文化的优势，使学生获得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更具价值。这也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

3.多元化音乐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从多元化的发展来看，意义重构与个性张扬是多元化发展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采用多元音乐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多元化这两方面的特点［3］。一方面，对民族音乐意义的重构，在欣赏民族音乐美的同时，理解民族音乐文化中所蕴含的意义，并对其进行传承。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存在是多种文化不断融合的标志，因此，在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要注重民族特性的体现，在融合的过程中凸显民族个性，使其成为民族音乐文化不断发展的根基。民族音乐中的文化意义是民族音乐的灵魂，如果将文化与音乐相分离，民族音乐就失去了传承下去的意义。从音乐的表现形式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具有多种音乐表现形式，而多元音乐教育可以有效整合各民族音乐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部分，对学生进行教授，在提高学生音乐文化鉴赏能力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与积极性。从民族音乐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上来看，在高校开展多元音乐教育，要重视民俗文化环境感染力的作用，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促使高校的音乐教育能够在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符合现代化的教育发展方向。如此一来，才能使多元音乐教育成为现代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主流，从而提高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三、在多元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措施

1.采取开放式的发展

全球文化的不断融合，使我国遭受了来自于外国文化的严重冲击，民族音乐文化也是如此。在面对来自于外国音乐文化的冲击时，要端正自身的态度，正视外国音乐文化的优势与缺陷，并认真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有利的便融入其中加以运用，使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不断吸收与发展中持续壮大自身的力量，既保证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特征，又融合了外国诸多进步的音乐文化元素，促进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2.采用多元化音乐教育手段

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在高校开展多元化音乐教育，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范围，使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可以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与认可，扩大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使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音乐文化。

3.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与探索。在开展高校多元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民族音乐文化在我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吸取优秀音乐文化的精髓，促进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壮大与发展，以便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4.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受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响比较严重。高校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育理念，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教师不仅要将课本上的知识和理念传授给学生，还要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等方面，使其逐渐与社会的发展接轨［4］。由此看来，我国若要在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就必须要从高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高校多元音乐教育，扩大民族音乐的传播范围，促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相互融合。

四、总结

综上所述，多元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只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一种媒介，而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真正主体并不是多元音乐教育模式，而是人，只有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民族音乐文化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好的发展资源。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其音乐文化特色也各不相同，只有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使高校多元音乐教育的价值得到有效的体现。

作者:刘显波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魏韶亮．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研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

［2］李光伟．多元文化背景下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S2)．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5篇

一、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动向。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课题。 在此不予赘述。 笔者认为， 当前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是以个案研究成果较多， 以往的研究多以单打独斗为主， 缺乏更加宏观性质的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双视角研究， 或者说缺乏更为宏观、 深入的理论性思考。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一书， 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以傣族、 布朗族、阿昌族等为代表的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 是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术力作。 尤其他最近的研究 《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 该文已经涉及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深度理论性思考。 因为谈到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已经涉及到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跨界研究， 同时也涉及到将民族音乐学研究置于当下的人文社科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学科跨界的概念思维。 笔者认为， 这对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后现代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指导意义。 此外，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 也是针对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书写。 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推动跨界族群音乐的宏观性研究方面带来良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 (音乐) 民族志 (文化志)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同源 族 群 传 统 音 乐 文 化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比 较 研究，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则不完全属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范畴， 但是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应该属于海外 (音乐) 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 唯一不同的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而人类学界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更加强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息性的综合性考察研究。 音乐只是作为其文化研究的某一部分进行观察。 只考察音乐的文化内涵， 对其艺术形态特征结构特征及其生成内因缺乏学术观照。 比如， 有人类学研究者针对美国瑶族展开的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 其实也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所关注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内容之一， 只不过某一个研究对象由于处于不同的学科思维视域中， 所以彼此的学科属性界定， 以及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则会有所区别。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属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所关注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因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 而 海外民族志 则是完全对处于他国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事象开展的全息性研究， 其研究内容有时候会涉及到跨越边境内的同源族群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国外音乐民族志 (文化志) 部分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研究之间有某些共性之处， 彼此之间产生很多交集。

第三，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涉及到国外

田野考察的部分， 很少像人类学界那样至少在国外呆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从事田野考察， 大部分学者的田野考察基本仅限于 田野式旅行，而不是真正的长期居住式、 体验式的田野考察，以至于造成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连贯性的田野思考以及对当地民俗文化语境的宏观把握， 进而造成 碎片性 个案性 的孤立思考。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上要求研究者在海外田野点呆上至少半年以上时间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文化内涵， 进而展开跨界性质的同源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观察某一跨界族群音乐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 习俗等综合语境之间互动背景下的当下结局 (主要是指当下的发展与变迁轨迹的考察研究)。

二、 后现代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当下，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本质属性被遮蔽问题普遍存在。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内， 若谈到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 很多学者都会绕开或者故意遮蔽其音乐文化的本质属性。 在西南族群的对歌仪式活动研究中很多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 ， 如侗族的 行歌坐月 、 苗族的 游方 踩花山 串月亮， 以及青海、 甘肃区域内回族、 土族、 东乡族、 撒拉族、 保安族、 裕固族的花儿会、 剑川白族的 石宝山歌会 等民俗音乐活动都与性俗文化相伴随 ， 而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则多强调其民俗 、 娱乐功能 ， 主观上忽略了对其承载的性俗文化功能的全面深入的考量。因为 ， 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通过详细的田野考察工作挖掘音乐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的 (文化)语法逻辑结构 ， 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被遮蔽的音乐话语的主观建构 。 如杨沐的海南性俗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 是国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性俗音乐文化的学术典范 ， 因为以性俗音乐文化作为承载的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尤其在西南族群中的苗族 、 侗族 、 布朗族 、 摩梭人等大有存在 。 如果我们将这些族群的民俗音乐活动的本质属性置于其原生性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 ， 将会获得别样的更加立体丰满的文化解读 。 杨沐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女性主义 、 后女性主义 、 后殖民理论 、 社会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的目标之一 ， 就是大力移除那些由主流话语所设置的避眼障 ， 将公众和学术界的视线引向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现象 ， 让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必要性 。 所以 ， 作者的这个研究范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性俗音乐文化的专题性具有启示性 、 示范性 、 指导性学术意义 。 此外 ，有关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问题 ， 我们 的学者的 研究中还仍囿于本质 主 义的思维 ，并没有针对某些研究对象的族群边界问题进行反本质主义思考 。 比如 ， 有些传统音乐的族群边界的划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民族识别问题错误导致的 。 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 在研究中还仍然坚持固定静 态的思维模 式 。 比如海南苗 族 、 湘西花瑶 、北川羌族 、 冀北满族等族群的传统音乐的族性界定就存在很多问题 。 又如 ， 海南的苗族音乐与云南的蓝 靛瑶音乐 有很多相似之处 。 所以 ，笔者认为 ，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思维阶段 ， 有一些研究问题与思路假如用本质主义思维无法解读的时候 ， 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反本质主义思维对其进行解构性阐释 ， 这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更加合理 ， 接近真实的解决之道。

三、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不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是中国音乐学界的 汉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其二是少数民族中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上述两种 中心论 思想都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的发展。首先， 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 ， 中国历代王朝官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受汉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观念深刻影响。 少数民族音乐史常被作为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文化的历史被边缘化。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 高文化 代表， 而少数民族音乐则被历代王朝将相、 达官贵人等士大夫阶层视为低级落后的蛮夷文化。 因此， 在历代的音乐文化史志的书写中， 作为蛮夷集团的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史料则很少被记录与撰写， 以致于出现长期的边缘化窘境。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 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的 王朝正史 习惯于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叙事， 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 。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的编撰中基本上都忽略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所以现存的几部中国音乐史编撰虽冠以 中国音乐通史， 但是基本就是一部汉族音乐史， 而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排除在外。 从目前的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现象看， 中国音乐史的书写中还是 将所 谓 的 中 国 音 乐 史 (实际是 汉族音乐史) 与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分开来写， 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书写 ，这其实也体现出 汉族文化中心论 对于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截至目前， 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写作还没有考虑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作为统一的体例进行撰写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 当然， 也有各种特殊原因，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缺少相关的书写传统， 因为很多族群是有语言无文字的， 缺少以文字文本作为书写方式的文献史料， 所以在撰写起来参阅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较少。 当然也与写史者的族群身份、 学术观念有直接关系， 因为中国音乐史的书写基本是由汉族学者完成的， 缺乏由少数民族身份或参与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 这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次， 某些少数民族学者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不愿意看到与其族群音乐研究中别样的 (或创新性) 或 不和谐 的学术观点出现，否则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甚至排斥 非我族群身份 的音乐学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传统音乐。 比如在学位论文评审、 匿名评审中以及学术参会论文评审中横加阻止与干涉。 更有甚者，某些高校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或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士、 博士选题会以不惹麻烦为目的， 悄然避开某 民族 的研究。 同时在某些学会中， 个别多年学术不上进的 ， 被学界边缘化的所谓 学者 骨子里的 大民族主义思想 烙印极其严重， 想法设法以各种方式边缘化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者， 此种不正常现象也值得我们学界引起重视与反思。 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与阻碍。 因为， 在中华民族这一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家族中， 任何族群身份的学者都有平等的研究权利参与到对他者文化的研究中。 因为只有多种族群身份的学者参与到这些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中， 才能使其研究更具丰富与立体性。 所以， 只有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 才能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呈现出费孝通所倡导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的和谐共存、 多元一体的发展与繁荣局面。

四、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 族群 与

民族 概念区分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存在将 民族 与族群 混为一谈的现象。 杨沐 《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 ， 率先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介绍 族群 民族 的概念， 并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 杨沐是较早向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介绍有关族群 民族 之间的深层含义的学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 《关于 民族 定义》 ，针对斯大林 民族 概念的界定 (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心理素质) 产生的政治、 社会、 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对其 民族 界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可以看出， 民族 一词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某些争议， 因其较强的政治性因素与 想象的共同体 社会建构论 等一系列说法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带来很多学术问题。 因为假如依据斯大林对 民族 概念的界定， 中国境内的很多族群就不是一 个 民族 ， 而应 该 称 为某某人， 但是假如运用斯大林 民族 概念来界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难免会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瑶族有很多的支系， 每个支系之间在语言、 信仰、 音乐之间差别很大， 难道是一个 民族 吗? 因为按照斯大林 民族 特征的概念界定不应该属于一个 民族 ， 因为语言 、 音乐 、民俗信仰等因素差别很大， 并不符合 民族 概念的界定特征， 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假如用 族群 概念界定就更加确切与相对合理，因为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意识目前已经在国内学界 (包括人类学界)引起重视，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 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的 中央民族大学， 其当时的英文全拼应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由于受到 Nationalities (翻译为 民族) 一词具有政权与国家色彩的影响， 为了避免造成理解的歧义， 所以现在学校的英文全拼是中西结合的称谓， 即 Min zu University of China。 根据 《新英 文 辞 典 》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 记 载 ，在 1908 年之前， 民族 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 ， 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独立主权的涵义。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通认为：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 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 时而因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 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 族群 概念的界定可以真正体现某一传统音乐共有的文化与生物学特征， 它更强调文化的趋同性， 而不是 民族 一词所强调的政治色彩。 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史密斯也强调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与生物特征， 还有它们介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 中型 规模。 他们用 6 个理想型的特征来描述 族群： 1) 共同的固有名称，能够识别并表达共同体的 本质 2) 共同祖先的神话， 包括时间、 地点上共同起源的神话， 赋予一个族群想象上的亲缘关系、 即一种 超级家庭 (这个家庭的模型对 民族国家 也是有效的); 3) 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好是对一个共同过去 (包括英雄、 事件、 纪念仪式) 的共同记忆;4) 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的要素， 这些要素不是精确规定的， 但通常包括宗教、 习俗或语言; 5)与家乡的联系 ， 它不一定是一个族群的物理区域， 而是它与祖先土地的象征性联系， 就像离散的犹太人一样; 6) 一种团结感， 起码是一个族群中几部分的人口都有这种感觉。民族音乐学研究运用 族群 这一概念表述， 可以更加恰当合理地表述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也有助于反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进行动态的考察。 比如当下在激烈的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之一。 因为， 族群 在当下多元化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 为了某种社会现实利益的考量， 有时候族群身份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 是一个不断的因时代不同而持续的建构物。 如杨沐认为： ethnic group 应是一种人为的东西， 是人工的产物， 但这种 人为 指的并不是官方或学术界的划分， 而是该人民群体与其他人民双向与多向的 接触 、 交流 与 互 动 的 结 果 。Ethnic group 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是流动性的、 条件性的， 其成员可能流动、 交换， 身份亦可能改变。假如运用 民族 一词的称谓来界定音乐文化， 则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背景下的主观建构论的影响。 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 民族 下面其实分为很多支系 (族群 )，彼此之间在音乐文化、 语言、 信仰、 历史等方面差异很大， 我们很难用 民族 一词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 (包括人类学) 中， 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将 族群 概念应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 如 2011 年 9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 ， 已经开始尝试运用 族群 一词来表述中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这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面对西方人类学影响下所做出的敏锐的学术反应力与洞察力。

五、 音乐民族志 与 音乐文化志 概念辨析

目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主张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的概念来界定田野文本的书写 。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 因为 音乐文化志 是为当下文化涵化引起的族性边界 (族性标识) 相对模糊、 中性化的语境下的概念表述， 而 音乐民族志 概念的称谓是为了描述某一个族群、 部落、 无文字族群的民俗音乐文化， 以及非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尤其强调音乐的族性边界问题。 而当下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 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 ， 现代化环境中传统与流行音乐文化的拼贴 ， 造成音乐的边界消失 。 假如用 音乐民族志 来描述与阐释已经不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 所以用 音乐文化志 来表述当下音乐的表演活动则更能体现民族音乐学的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 同时针对上述问题， 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认为 以往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 文化 缺失， 即缺乏对 文化 之信息 本质的理解， 因而在面对后现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 如杨沐 《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 60 年》， 用 当代海南的音乐文化志 作为田野文本的概念表述， 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厚的用意的， 他开始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倡导用 音乐文化志 的文本书写概念取代 音乐民族志 的学术用意。 与此同时，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的专著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开始尝试用 音乐文化志 的概念展开对布朗族人生礼仪音乐的文化表述与深度理论阐释。 笔者的 《河北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志以前魏村为考察个案》 一文， 也是运用 音乐文化志 这一概念对河北邢台道教仪式音乐给予的个案描述。 笔者认为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可以更加充分恰当地理解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更加体现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主旨。 而运用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表述不能充分表达学科的研究特性， 同时也陷入了当下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在有关 民族 一词的概念争议的陷阱， 因为 民族 一词 带有很强 的 政 治 性 色 彩 ， 是一 个想象的共同体， 而 文化 一词的表述更加适合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 对于文化语境的考察研究表述， 无论从字面到内涵都与学科的研究特性相吻合。

六、 民俗仪式性与表演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审美问题的思考

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 笔者认为， 原生性民俗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更加强调其文化象征功能的考察， 相对淡化其审美功能的关注。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其自然性的原生语境中其审美功能常常被淡化， 多强调其民俗文化 (如仪式功能的有效性问题)。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成语境与其特定的民俗、 信仰等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早期的生发因素并不是以审美娱乐为主的音乐行为的产生， 而是主要以祀神、 礼乐功能作为存在的方式。 因为结合原生性民俗语境来审视与观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象征功能时， 主要强调其仪式性、 有效性问题， 而不是主要看重其审美娱乐性，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仪式行为， 比如民间喜庆类型的民俗仪式， 首要的还是重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而不是以审美为主。 如少数民族民俗仪式还愿中， 执仪者一般不会随便在仪式环节之外唱与仪式相关内容的曲调， 包括吹奏各种乐器。因为他们更强调仪式的有效性， 假如在仪式之外发出各种与仪式有关的音声会招惹鬼神， 带来不吉利。

其次， 舞台化表演性语境中重审美性， 淡化有效性。 随着现代化、 城市化、 流行文化等进程的越发加剧， 一些少数民族民俗仪式音乐， 逐渐进入了舞台化展演阶段。 比如民俗旅游村性质的地方民俗文化展演。 这种形式的传统音乐一旦脱离其原生语境经过包装后进入到具有商业性质的舞台化展演中， 首先要强调其仪式音乐的审美、娱乐 、 受众功能 ， 而淡化其民俗象征功能的观照 。 因为传统仪式音乐 表演 语境发生了变化， 由原生性的生成语境转向舞台化的表演语境中， 所以， 这里更加强调其审美娱乐功能， 而淡化其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比如当下很多高校举办的 非遗 进校园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音乐邀请到高校音乐厅进行展演。 将其进行系列包装与 扮演 后， 在音乐厅场景中进行展演， 无形中增加民俗仪式音乐的审美性氛围， 而其仪式所依附的原生语境不复存在， 更不要说强调其有效性问题了， 完全是一个空洞所指的仪式文化符号的 失语境 化呈现。比如 2016 年 9 月在北京智化寺举办的 京津冀古乐交流展演暨第七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 中，有媒体将其活动界定为 户外音乐节 。 对此 ，笔者认为， 将这些礼 (俗) 乐在智化寺 (宗教仪式场域) 的 展演 定义为 户外音乐节 值得深思。 看来城市化语境下的宗教与民俗礼乐的仪式象征功能正在被当下娱乐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所遮蔽， 并导致其原生性的文化隐喻渐行渐远。 所以， 现在很多地方打造的民俗旅游村中民俗仪式音乐展演， 其实就是经过精心包装后的强调以重审美为主的地方民俗文化展示， 虽然有一定的仪式感， 但是因为也是一种模仿、 扮演， 所以不具有仪式的有效性， 因为其 表演 语境发生了改变。

七、 亟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当下， 区域音乐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动向， 而且初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首先， 中国音乐学院与地方 (如广州、襄阳) 院校合作举办了几次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性质的学术探讨会。 其次， 近两届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都有区域性音乐文化专题研讨， 如第年会上的 北方草原音乐文化专题研究，等等。 可以说， 上述学术活动对于推动与促进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张伯瑜、 格桑曲杰、 芬兰的皮尔克莫伊莎拉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 《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的力作。 内容涉及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周边国家内的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如中国境内的藏族、 门巴族、 珞巴族、 夏尔巴人、 僜人音乐以及不丹、 尼泊尔、 锡金等国的传统音乐研究。 该研究就是要打破国界限制， 将喜马拉雅山区域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置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发展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性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 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 有关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多集中于对传统音乐的共时性考察较多， 缺少对区域内 (跨界) 族群之间音乐的历时性研究。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杨民康的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一书， 已经涉及到将西南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田野本文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 针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轨迹， 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 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 并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性。 因此， 大力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系列研究， 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当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整体研究。 所以， 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继续加强单个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而且要结合历史人类学、 考古学、 文献学、 民族史等跨学科的理论视界， 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梳理与总结。 随着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拓展， 在不断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展开对相同文化圈区域内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势在必行。 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田野的双向互动进行文献挖掘与梳理 ， 以及走向 历史的田野 的考察研究。 比如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或称为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实就是典型的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据历史文献考证， 作为历代王朝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书写， 基本是以蛮 作为统称， 早期的 蛮 是包括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 土家族等西南族群的总称， 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为了逃避历代王朝的统治， 这些 蛮 部落纷纷到处迁徙， 在与地方土著文化的涵化过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语言民俗文化近似但又极具个性的不同族群， 以至于形成了不同语言支系的南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 当然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民俗信仰语境下导致的文化差异巨大。 比如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 萨满教音乐文化圈、 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圈、藏彝走廊音乐文化圈， 等等， 这些族群的区域音乐文化史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通史、 以族群为单位的音乐史的研究方面，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研究方面还尚属空白， 虽有学者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但是研究步履十分艰难， 目前还没有看到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出现。 因此， 亟待结合语言学、 文献学、 考古学、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同一文化圈之内的的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考察研究。 因此， 我们要逐步打破族群边界的限制， 大力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充分结合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共性特点， 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理念， 将历史与田野之间相互贯通， 这不但有益于充分挖掘少数民族音乐表象背后的历史史料的真实性， 具有实际意义， 同时， 对于观照与审视当下田野现场资料信息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与田野中的 历史史料 与 历史事实 之间的差异性原因是由哪些深层因素导致， 以及对于甄别 历史史料 有选择的历史书写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其次 ， 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有助于重新梳理与总结某一文化区域内的跨族群音乐文化之间在过往的政治、 社会、 历史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的轨迹。 比如，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发展变迁轨迹确实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 的历史事实。 比如藏族、 彝族、走廊区域内的藏族、 彝族、 羌族等主体民族与其支系音乐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特点。 还比如南岭走廊区域内的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等族群的民俗文化历史， 在宋代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輦輮訛， 以及周去非 《岭外代答》 輦輯訛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我们很难分清他们之间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基本上都是汉族 (中原文化) 为中心对边缘族群的蔑称 (蠻 蛮 等)。 尤其是自汉代以来的各种王朝历史的书写中基本上都带有一种从中心看边缘的价值思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统称 ， 即 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 但是， 结合各个区域性的族群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上述几种带有蔑称的统称其实也隐喻了其所包含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多多少少还存在一些共性关系。 比如南传佛教文化区域内的傣族、 布朗族、 德昂族、 阿昌族、 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史 ， 东北萨满文化区域内的鄂伦春族、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 以及西北伊斯兰文化区域内的以 花儿 为载体的土族、 东乡族、 保安族、 回族、 撒拉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等等。 总之， 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打破族群边界带来的主观限制， 同时也要消除国界之间的限制开展区域性的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 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属于跨界族群， 他们虽然居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但是其民俗、 历史、文化之间具有共性特点， 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使他们分居在两个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但是其文化的历史往来十分密切。 因此， 我们有必要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载体， 开展不受国界限制的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意义不但有助于观照某一区域性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的共性特征， 同时对于促进边疆跨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增强彼此间的文化认同， 以及维护边疆社会、 政治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