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国民经济

前言:

要素生产的效率、要素投入数量的多少等，都会对经济产出的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将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适当的转向非农业，能够使劳动力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因此，在国民经济增长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加科学、合理。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

在不同部门当中，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一个国家当中，包括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是现代经济部门，主要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农村地区是传统经济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如果政府完全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的劳动力市场就会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同时都能够保持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没有限制，在自由流动的作用下，二者的劳动力市场就会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中，产业或地区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是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流动的根本性原因。而这种差距反过来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得以消除。此时，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就能够得到相对均衡的配置状态[1]。在二元经济结构当中，为了研究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封闭转变为开放，假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会产生费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之前，由于城市地区缺乏劳动力，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高。而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充足，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低。在劳动力市场开放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薪资待遇的差异，因此，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流动。此时，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减少，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上升。而城市地区由于劳动力增加，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下降。理论上说，当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薪资待遇达到相同的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停止。在福利方面，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会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地区的工资率下降，因而企业的福利将会增加。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出，使得工资率上升，也会带动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下，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

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2]。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3]。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4]。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结论: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中的转移，能够有效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从而使二者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工资率得到合理的优化与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张建君;经济评论2006-07-15

2、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物联网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最大共性是感知流量。但物联网条件下的流量记录无所不在,其所记录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因此,物联网发展将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些难以辨识、无法细分或无法定位的经济流量的记录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而相应的核算方法也将随之调整。

(一)生产范围有望突破

SNA的生产范围不包括住户部门的大部分自给生产。之所以把住户内部生产和消费的不付酬家庭或个人服务排除在外,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活动与市场是相对分离和独立的,对其价值进行具有经济意义的估价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住户服务在内的自给性生产,则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但在物联网情况下,家庭活动产生的大量信息是可以被记录的,而那些与市场相对分离和独立的服务生产活动也可借助物联网与市场生产活动联系起来,甚至,这些服务可以借助物联网在市场上传递。同时,家庭服务生产时间也可得到精确计量,家务劳动的标准化测度和质量调整也不再难以进行,这将导致人口和劳动投入的统计理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范围和就业范围的扩展问题。进一步地,生产范围的变化还将导致收入、消费、资产等概念的扩展,而经济生产概念中“在机构单位负责、控制和管理下”的意义也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二)从基层单位、机构单位到“物联网单位”

对于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核算单元的确定方法,SNA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机构单位,一种是基层单位。其中机构单位是指能够以自己名义拥有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行交易的实体;而基层单位是指具有单独的场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重要生产活动在其全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的单位,它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不难看出,SNA的主体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有数据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在物联网条件下,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机构单位都将得到相应的编码,并在有关核算中被准确识别。但与SNA不同,物联网的编码技术要细致得多。以电子产品码(ElectronicProductCode,EPC)为例,EPC用一组编号来代表制造商及其产品,其标识容量的上限为全球2.68亿家公司,每家公司出产1600万种产品,每种产品生产680亿个,如此大的信息容量甚至足以为全球每粒沙子提供一个唯一的代码。这样,不仅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所有住户成员、企业的生产设备、产品等都将拥有一个唯一的电子“户口”。在此条件下,SNA可根据研究需要自由确定生成数据的基本单元,而不是受限于现有的分类模式。而准公司、控股公司、虚拟子公司、专属金融机构、联营公司以及主要活动、次要活动、辅助活动等也可基于物联网单位重新界定,并且可为之单独设立账户,研究其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影响。显然,由于基于物联网单位的经济活动拥有更为同质和全面的流量数据,这将使得有关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等的核算主体和核算技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常住性标准的客观化

经济总体是由其全部常住单位组成的,常住性决定了哪些单位是常住单位。一个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是指它与其所在的经济领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但如何判断联系的紧密程度却并不容易。对此,现行国民经济核算采用了较为主观的“一年原则”,即事实上或意向上住在(设在)当地的时间达到一年或一年以上。但这种确定方法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些单位会与两个或两上以上经济体产生密切联系,存在频繁移动或跨越多个经济领土运行的个人和设备或者学生和病人等例外情况,一些特殊目的实体等很难明确其常住性归属等。物联网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物联网可以提供位置和对外联系信息,因此通过物联网数据可以较为容易地判断到底该单位与哪个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为确定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信息,从而能更为客观地判断单位机构的常住性。即使在存在多利益中心的情况下,也不必硬性选择一个利益中心,而可以根据物联网数据使有关指标在多利益中心之间合理分配。

(四)全方位的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核算是指在经济价值发生创造、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时记录各种流量。在物联网条件下,服务何时被提供、产出何时被创造、中间消耗何时被使用、所有权何时被转移等信息都会被自动记录。而至于跨核算期产出、存货变化、持有损益、国际交易等复杂问题也可根据实时数据准确处理。此外,SNA2008还提出了经济所有权的概念,即哪一个单位承担了产品(或资产)的经济风险和收益,哪一个单位就拥有其经济所有权。而只有在经济所有权变化的情况下,转移中的相应经济流量才被记录。比如,根据经济所有权原则,海外加工货物中委托方拥有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经济所有权,而加工方只提供加工货物的服务,这样,运到国外加工的货物,既不记录为货物所有国的出口,也不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进口。而同样地,货物在加工后,也不会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出口和原来货物所有国的进口。经济所有权不同于法律所有权,它需要从经济角度记录有关风险、回报、权利和义务的相应变化,相对而言,经济所有权的权责关系更难以判断。而物联网数据能为判断经济所有权是否变更提供最为直接的依据,因为只有拥有经济所有权的所有者才与有关资产和货物发生最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物联网情况下,权责发生制得到了完全的落实,经济流量的记录也更加趋近真实。

(五)四式记账增强为“云记账”

复式记账是国民账户的基础,每一笔交易必须被记录两次,一次是作为来源(或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右端;另一次是作为使用(或资产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左端;或者在账户的同一端记录两次,但两次的符号相反。由于现实中大部分交易是涉及两个交易者的,因此同一个交易是由双方同时记账的,而每一方又都要进行复式记账,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每一个交易实际上是被记录了四次,这就是所谓的“四式记账”。四式记账显然有助于保证账户的平衡与一致。在物联网状态下,四式记账进一步增强为“云记账”,一方面,除了交易双方,交易的其他相关者也会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有关数据;另一方面,有关数据是实时采集的,并且将集中上传到“云计算”平台,这样,四式记账就变成了“云记账”。其记录信息不仅可用于交易当事双方,还可广泛用于其他被许可的使用者,而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在云平台上相互强化和补充,也使账户的平衡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六)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化

国民经济核算记录的大多是货币化的经济流量。这使得在很多时候,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价格和物量变化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不利于准确反映价格和物量的

各自变化。而为了解决价格不可比的问题,SNA又不得不专门记录价格变化。而在物联网条件下,物量记录是最根本的信息,而价格信息则可通过交易系统另外获得。也就是说,物联网时代自然形成了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立格局,有关物量核算和价格核算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对于每一类商品来说,其物量增长和价格增长的数据能被分别提供,这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和政策分析的准确性;而对于资产来说,连续形成的价格和物量信息也为进行资产重估价和折旧估算提供了更为严谨的依据。 (七)便捷的地区核>:请记住我站域名/

物联网条件下核算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时空边界非常明确,有关核算数据将真正实现“扁平化”。地区核算只是整体核算工作的一部分,各不同层级地区的核算数据可独立汇总,其同级区域间的各种经济流量不存在不可测量或重复计算的问题,地区核算的精度将大大提高。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国际经济核算。从核算频度上看,物联网提供的是实时数据,包括年度数据以外的各种季度、月度、本周、当日甚至分时的核算数据,曾经束缚国民经济核算的时滞问题将不复存在,国民经济核算将真正进入大数据时代。

(八)社会核算网络将取代社会核算矩阵

与传统的T形账户相比,社会核算矩阵能提供更为完整、详细和一致的信息,可揭示整个经济中各种经济>文秘站:销售份额固定假定将其转化为可计算的投入产出矩阵。进一步地,社会核算矩阵可将SNA账户序列以矩阵的形成展示出来,其对称性、等和性、定格放大功能等特点使社会核算矩阵逐渐成为当前组织和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强大工具。但社会核算矩阵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利用社会核算矩阵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个企业生产的何种产品被哪个企业用于何种产品的生产?其经济流量的空间流向和规模如何?有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如何消除产品部门工艺假定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核算矩阵所提供的信息仍然有限。物联网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物联网条件下,各社会单元间的联系不再只是一个二维结构,有关生产信息、位置信息、物流信息与价值信息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立体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联网时代的社会核算矩阵最终将发展成社会核算网络,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物联网的详细核算信息将会有更为复杂和广泛的应用。

(九)未观测经济将成为历史

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核算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难点。其中未观测经济是指那些“隐形”或“地下”的经济活动,而非正规经济是指那些由非正规单位从事的经济活动。二者相互联系,也有所区别。SNA2008建议把非正规部门作为住户非法人企业的一个子部门处理,它被定义为:基于创造有关人群就业及收入这一主要目标而从事货物和服务生产的单位集合。这些单位通常组织程度很低,很少或没有区分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与资本,并且规模很小,其劳动关系(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基于临时雇佣、亲属或个人以及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合同安排来保障。物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核算。在物联网环境下,只要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与可观测经济或正规经济体发生了信息交换,则这些经济活动就几乎无处隐藏。而即便这些活动在某一个环节被遗漏掉了,也会在云记账平台中被间接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条件下不会有未观测经济,只会有可观测非正规经济,而非正规经济这一名词也只是在经济意义上存在。

(十)卫星账户大发展

物联网采集的信息显然不仅可用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相反,与SNA各种功能分析和卫星账户设置的初衷非常接近,物联网为揭示更为具体的或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有所抵触的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比如,在功能分类方面,物联网几乎能提供可以想到的所有分类,它不仅能回答一笔支出为什么要发生,而且能把这些信息与人口信息、位置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使有关经济分析更加具体和深入。再比如,如果想对某些关键部门或特定部门进行扩展研究,则可按照该部门的特殊特点扩展或重设数据采集的规模,这将使农业及能源等重要产业分析、政府非市场产出研究、非营利机构核算等核算问题变得相当快捷和容易。对于那些需要另设生产和资产概念的卫星账户而言,物联网不仅可以提供第一手数据,而且将在国民经济核算核心账户与卫星账户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不同账户间信息含量的不同和转换方法。进一步地,物联网对某些卫星账户的数据采集提供了条件。比如,物联网中的环境监测数据将为环境核算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环境数据,而物联网在医院等医疗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也将极大地改善卫生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二、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变革

显然,物联网的发展有助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同时,物联网技术也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当前,我们要明确一些问题,预先做好应对方案。

(一)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走向消亡

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采集层面和网络层面。在这些领域,物联网数据通常是非排他的,这意味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诸多数据用户对现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依赖程度会大大降低。有关用户甚至可根据其需要通过云计算平台设置自己的专属功能分析账户,而由企业开发和的各种数据产品将越来越多。这给我们提出一个疑问,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逐渐走向消亡?答案是否定的。正如SNA2008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是一套按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进行经济活动测度的国际公认的标准建议。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统计学领域的一种映射,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要反映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并符合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核算中设置了很多涉及交易的重新安排、改变交易流程、分割交易等技术环节,而一些特殊的经济流量也被根据其经济理论赋予特定的含义,比如SNA2008就根据其经济属性将研究与开发纳入到资产边界之内,这些工作只有在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不管物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无法替代。显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不是通过简单汇总有关微

观数据而生产宏观数据,而是要根据经济理论对微观数据进行调整,这一调整工作需要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支持。因此,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不会消亡,它将更加依托经济学的发展,其重心将逐渐转到如何根据最新经济理论设计一套更能反映经济运行本质的核算规则和账户框架,并使有关核算方法能在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二)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类似于移动通讯领域的数据协议和标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数据协议和标准都是公共产品,比如目前的3G标准就存在不同版本,并且有关用户还要为此付费。因此,未来物联网时代也可能存在大量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协议和标准,它们未必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提供。但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于其他数据协议和标准,其根本职能在于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球普适的统计指导”,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仍将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开放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首先,政府失去了有关核算信息的绝对控制权,物联网将逐步替代现有的调查体系和填报系统,政府将逐渐不再直接承担市场数据的采集和工作,当然,对于那些要通过法律授权才能采集和的数据,政府部门还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处理的主体将多元化。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其他市场生产者提供这项公共服务,一些非营利机构和获得认证的市场公司将更多地承担起统计数据的整理和统计指标的核算工作,官方统计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数将大幅减少,相应地,其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将大大提升;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类型将更加丰富。接近于普查数据级别的核算产品的成本迅速降低,而服务于特定人群的国民经济核算产品,甚至个人定制的国民核算产品也将广泛出现;第四,国民经济核算必然走向全球化。正如互联网把全球联系在一起一样,物联网将把全球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核算产品本身也将被接入物联网,其应用将更加广泛,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三)国民经济核算的“圆形监狱”模型

物联网的海量信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人用“圆形监狱”的设计理念比喻了这一变化:系统的四周是一圈环型建筑,被分隔成很多小的囚室,而正中是一座了望塔。塔顶有一圈落地窗,通过这些窗户,监视者可以看到每个囚室中的一切,而囚室中的人却看不到塔里的情况。每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外面,一个对着了望塔。在此情境中,即使塔中没人看守,囚室中的人也会感觉到被监视的压力。当然,圆形监狱也要接受外来的巡视,以确保监视者也是被监视的。通过圆形监狱,监视者除了监督犯人的行为,还可以研究其行为,并通过研究提高相应的监管水平。物联网的出现,使现代社会具有了圆形监狱的特征。国民经济核算亦是如此。首先,物联网使国民经济核算入住了“圆形监狱”的“了望塔”,可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实时监测;第二,处在了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在监督中学习,进而不断创造、革新和进步;第三,了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也相当于住在一个囚室中,外部的监视者可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国民经济核算自身的运行状态。毫无疑问,物联网的出现强化了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其自我学习和创新能力,但反过来,如果国民经济核算对物联网听之任之,则有可能产生危及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未来国民经济核算/！/的信息更丰富了,创新条件更优越了,但国民经济核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信息优势也不复存在,而且如何确保信息共享、避免信息滥用、加强信息权力保护的任务更重了。

(四)从国民经济核算到国民大核算

  物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除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这些海量的数据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各个领域发展的复杂问题。十多年前,有学者提出了国民大核算的构想,建议把经济核算扩展到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在当时看来,由于各个领域的数据并不兼容,其概念方法各异,很难纳入一个统一的平台,国民大核算的设想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但现在情况不同,物联网的出现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深刻影响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了社会、人口、环境、资源、教育等领域的革新与进步,并且已经在环境监测、教育技术、社会管理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然,物联网在把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密切结合的同时,实际上也将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在内的人类发展各子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为国民大核算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最终将走向国民大核算。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国民经济的构成

为了说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首先必须阐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构成问题。第一，国民经济是人们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总过程。人们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生产出人们进行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买卖，生产出的生产资料要出售给需要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以便用于再生产；生产的消费品，要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居民。这些出售的商品，要经过运输过程运送到销售企业，由商业企业进行买卖。商品买卖又要通过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货币是通过金融企业发放的。这一系列生产、运输、买卖、消费的总体就是国民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按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划分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构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我国要发展国民经济，要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得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的总体当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不断地强盛起来。

第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为不同的经济产业。国民经济是由各不相同的经济产业构成，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国民经济。

以上说明在国民经济中，包括有各不相同的产业、行业和企业，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既有分工，它们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在发生作用的同时，又相互联系，达到它们应发挥作用的目的。

二、国民经济各产业和行业的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同时又能把生产出的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满足各生产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同时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一，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要能满足农业和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农业生产的各种产品，要首先满足农业再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在农产品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各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用于农业进行再生产。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工业生产的产品要能满足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对生活消费的需要。钢铁企业生产的各种钢材，要能满足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企业对各种钢材的需要；机械设备制造业生产的各种机械设备，要能满足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的企业进行生产的需要；生产发电设备的企业要满足发电企业的需要；通讯设备企业生产的电话机、电报机、手机等商品，要能满足人们使用这些通信用品的需要。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生产的各种劳动资料和各种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种原材料，要能相互满足需要，工业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才能协调地发展。

工业生产的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这些工业产品，除出售给城市居民使用外，也出售给农村居民使用。食品工业企业生产的食品，也要有一部分出售给农村消费者。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工业部类、农业部类两者相互提供着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所以，它们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三，工农业的产品要经过交通运输业运输出去。农业生产的产品，除了一部分农民自用外，大部分的产品都要销售出去；工业各行业和各企业生产的商品除少量产品在企业所在地区市场上出售外，工业企业生产的绝大部分商品，要运送到外地市场销售，这就需要运输行业的运输。

第四，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的商品大都要经过商业企业销售出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必须经过商业企业，其生产和经营才能顺利发展起来。

第五，金融业。金融业是进行货币经营的行业。银行把政府拨款和居民储蓄的货币资金贷放给企业，企业用这些货币资金去购买生产资料和招聘职工，从事生产和经营，并按规定的期限归还银行本息；交通运输业的经营要用货币购买运输工具，运输完成要收运费；商品的交易也要以货币作中介。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媒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从以上的理论说明看，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企业必须协调才能顺利发展。

三、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问题

1.国民经济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更高水平的阶段上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只有不断地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2.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某一个经济部类或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企业发展的快，其他部分行业及企业不能够与它们的发展速度相适应，这些发展过快的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就会出现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所讲的国民经济要快速发展，是指相互协调的快速发展，即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各相关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都能够快速协调发展起来，使得国民经济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够协调快速发展，也就是发展到能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更多和产品质量更高阶段上的协调快速发展。

3.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相互带动和相互协调。一个经济部类和一个行业及企业先快速发展起来，对其他与之相关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的发展也要能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快速发展起来。既然所有的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和企业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能带动其他经济部类、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工农业产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也必然为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创造出相应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它们能与工农业的发展相协调，促使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要相应快速扩大经营规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4.国民经济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不协调就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四、培养出使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人才

1.国民经济要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各类管理人才。国民经济要协调快速发展，需要培养出有能力为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做出决策和指导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认识到国民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状态，同时能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以调整，使国民经济不协调的状态不致发生。

2.快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出具有高深科学理论和高技能的科学家。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必须造就出一支具有相当数量的高技术理论和技术研制能力的人才，即必须大力培养出大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要求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3.大力培养进行机械设备操作的人才。在大力培养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培养出能操作机械设备去加工于劳动对象的高技能人才。“在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30-40%，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4%。差距之大，促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高技能人才，关心高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从这个数字看，我们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培养高级技术专家外，还必须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养出数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高技能的技工人才。

我国现实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断增加的，客观上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这种大量是指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都需要具有高深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的来源大多数需要依靠发展教育进行培养。当然培养人才，不只是在学校，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也能进行培养，像许振超等都是在实践中学习成为高技能操作型人才的。

五、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

以上说明了我国已培养出大量高级专家，研制出了一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科技成果，还制定了继续培养人才的规划，这会促进我国今后继续快速发展，但要快速发展，还需要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培养出研制先进机械设备制造的人才，才能加快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1.我国自己研制出高性能的先进机械设备还比较少。我国生产使用的机械设备，虽然比起过去有所更新，但比起发达的国家来，我国自己生产的机械设备还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我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研制出新的高效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械设备。我国现时虽已有了一批高水平的机械制造方面的专家，数量还比较少。他们还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院所、大学、大型企业中。每个科研院所、每个大学、每个大型企业，他们自己用来研制工作的仪器、机械用具大多不足。因此，研制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仅仅依靠某一个科研机构、某一所高校或企业，是很难完成研制任务的。我认为应该把一些科研院所的有关高级技术人才，把各大学有关的科研人才；大型企业与该项研制工作有关的人才，暂时集中起来，组成研发小组，把分散的科研设备、资料等资源也暂时集中起来，共同使用。组成的科研开发小组可以集体进行讨论，集体进行研究，以扩展每个科研工作者的知识范围，从而提高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对新机械设备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使研究更能产生新成果，能更有把握研制出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产品来。

2.研制新机械设备也可以依托某一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研制新机械设备所需的人才，如上所说，可把各有关研究院所和各有关大学的人才组织起来。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某一个企业具备进行研究所需的条件，可依托某一相关的大型企业。依托大企业进行新机械设备的研制，能节约大量的研制费用。

3.研制新机械设备可吸取发达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经验。我们研制同种机械设备时，要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以便使我国制造出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性能更好的产品来，能使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得到更快的发展。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能够使用我们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先进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强大起来，由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六、国民经济的协调具体表现在市场的供求平衡上

第一，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当某些商品在市场上出现供过于求时，这就表示这些商品生产过多了，这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一种表现。生产出的商品，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就表示生产出这部分商品不能及时用于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这便会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如果生产这部分产品长期卖不出去，积压时间长了就会变质，成为不能使用的废品。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损失，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当市场上出现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即这种商品满足不了购买者的需要时，如果这种商品是劳动资料，使用这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如果这种商品是原材料，使用这种产品作为原材料进行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也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从而就会影响到这些行业或企业继续的发展，这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供不应求的商品是居民生活消费品，就会影响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市场表现为供求关系的平衡。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所需要各种机械设备都能及时购买到，不仅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符合需要，同时在质量上也符合应有的标准，这样才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生产出的各种产品又能够及时销售出去，迅速回笼货币，使各企业不仅能够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平衡地发展。

第二，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应及时纠正。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上说，国民经济必须协调才能迅速发展，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当中，我国国民经济有时还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根据2004年商务部公布的信息，“据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138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3%，与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5个百分点，与去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8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商品46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7%，与2003年上半年相比减少了8.5个百分点，与2003年下半年相比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商品应适当压缩其生产的产品数量，或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转产市场能够销售出去的产品。我们必须理顺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企业之间生产和需求关系，使国民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协调快速发展。

第三，投资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要求。投资就是投入到国民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用于购置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使企业不仅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这些投资投入到生产商品供不应求的一些行业和企业中去，这种投资就是合理的；反之，则会出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投资膨胀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这些投资生产的产品一时不能被充分利用，这就必然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我国对国民经济中某些经济行业或企业的投资，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把资金投到有社会需求的产品生产当中。

总之，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需要的一些产品又不能被生产出来，阻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七、加强宏观调控

1.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要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始终保持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国家机关对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各企业，都是相互独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它们往往只考虑本部类本行业及本企业的发展，而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往往考虑不够，或者对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很难认识清楚，所以国家有关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以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2.国家的宏观调控要认真深入研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使国民经济实现一时的协调快速发展，还要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协调快速发展。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要研究国家已经制定出的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制定出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措施。国家在研究国民经济长期协调快速发展时，既要研究现实国民经济中一些部类、一些行业和一些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也要考虑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国家在实施制定的长远规划时，还要随着观察国民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使国家制定的发展经济政策能完全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3.调整货币的投放。调整货币投放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投资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资金对国民经济的某一个部类某一个行业和某一个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发展过快的行业和企业限制进行再投资。以紧缩货币供应为手段，使其过快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下来。对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要增加投资，使其能更快的发展。我国现实对农业实行减税，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的某些产品实行补贴等，都是对农业生产增加投入的措施，这会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文献数量和趋势通过检索数据分析，从1988年陈维民等在《军事经济研究》期刊发表文章《战争准备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开始，截至2013年9月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共有556篇学术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556篇学术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硕士论文44篇。内部发行的《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共发表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章242篇，占所有公开发表文献数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根据发文数量可以大致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发展期（2001年以后）。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动员，我国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研究是在和平时期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将战争动员转变为国防动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而，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动员涵盖较多国防、军事、政治领域信息和内容，许多实践指导性的应用性研究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公开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进展。由图1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文章数量从2001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的趋势。硕士、博士论文能够体现一个领域全面系统的研究状况，国民经济动员领域44篇硕士、博士论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7篇，说明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逐步系统性和深度化。

（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除硕士、博士论文外，1988—2013年间所统计到的754篇文献分布在115种学术期刊中，这些期刊涵盖经济、军事、法学、科技、流通等多个领域。通过分析发现，文献分布期刊虽然面较广，但却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文章数量分别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77.2%，占据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发文数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另外，《国防技术基础》《商业时代》《中国政府采购》《中国民》等期刊上发文数量也较多。除了国防、军事等领域的期刊外，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主要发表于国民经济动员具体结合和交叉领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国政府采购》中刊载了8篇关于军用物资采购方面的文章，《中国物流与采购》刊载有2篇后勤物资动员的文章，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模拟研究的文章则多发表于《计算机与数字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期刊。

（三）对论文作者研究单位统计分析对国民经济动员文献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机构的状况，从而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情况。1988—2013年公开发表的556篇文献作者来自于218家单位②。这些研究单位可以分为军队系统、政府经济动员系统、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业等）4种类型，军队系统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53篇，占总数的45%，其次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发表233篇。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为主的政府部门发表67篇。具体到单位，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均为85篇，占文献总数的15.3%。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数量分别为40篇和28篇，分别占文献总数的7.2%和5%。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如表1所示。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7家院校，博士学位论文最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主。同时，通过不同单位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5月原国家计委国防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这一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系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军事院校和军工部门扩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防经济》发表的242篇国民经济动员文章中，来自军队系统的作者仍是主体，占作者总数的56%。与公开发表文章作者组成不同的是，《中国国防经济》中来自各级经济动员管理机构的作者比例较大，仅次于军队系统，占作者总数的35%，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仅占6%。

（四）研究内容分析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将798篇国民经济动员相关研究文献分为8大内容，分别是：国民经济动员问题与对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与仿真模拟、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特征和趋势、其他分散内容。针对国民经济动员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是国民经济动员业务部门工作者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起点，文献数量最多，为157篇，占19.7%。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研究是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持续发展的核心，文献数量次之，为136篇，占文献总数的17%。针对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革命、军事变革等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地指导国民经济动员的健康持续发展，该类文献数量为118篇，占文献总数的14.8%。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首要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研究者所重视，文献数量116篇，占文献总数的14.5%。另外，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研究、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研究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重要内容。各类研究内容各时期文章数量如表2所示。

（五）研究方法分析通过文献分析，总体上，目前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中绝大多数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占文献总数的68%，这些论文多从不同层面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现状、问题，并针对解决对策、未来发展方向等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类描述性研究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经验总结法、模拟法、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法也为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者所运用，其中模拟法类研究论文主要源自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演练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

二、重要领域研究概述

以上研究内容划分的研究内容涵盖了798篇文献所涉及的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本部分选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动员能力与潜力、动员模式以及新形势下对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研究4个重要领域进行概述，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脉络。

（一）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它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发展和成熟。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1998）回顾了我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前瞻性地提出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需着重研究国民经济动员与市场经济接轨、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融入国民经济整体布局规划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朱庆林（2000）指出，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创新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内容涵盖了动员的范畴、地位、功能、模式和快速动员与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其特征表现为全面性、本土性、阶段性和探索性。陈德第（2003）从16个方面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澄清了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并提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研究框架。孔昭君（2005）借鉴决策理论学派和管理理论学派的观点研究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纲领构建，建议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评价和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两方面入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完善国民经济动员学科体系。焦智立等（2008）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苗野[7]（2008）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认为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构建新型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培养体系和模式。王欢欢（2009）通过对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法律概念比较分析，指出“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之间有交集也有区别，并不是包含或相离的关系，并表明在现实立法中，应将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分别立法，以满足现实所需。

（二）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国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表现方式在不同方面都影响着国民经济动员的质量与效率，应当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国家形象的战略设计等方面提升和积累软实力，以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邵丹（2005）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内涵、构成、影响因素及其重要地位，并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优化理论的数学模型，对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赵新海等（2007）研究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从财力动员的体制、财力动员信息建设、财力动员的规模、财力动员的结构、财力动员的时效评价5方面构建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评价指标体系。禹红霞、甘瑶（2008）在分析军工企业在战备状态、紧急状态和其他各类国民经济动员中作用的基础上，着重从信息技术、军民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军工企业应急动员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和保障措施。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指蕴藏在国民经济中为国家安全服务的人、财、物资源，是各部门、各单位“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有着密切关系，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蕴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实力水平决定经济动员潜力水平。崔博（2005）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指标体系进行了归类建设，弥补了原国家潜力指标体系的不足，完善了整个潜力指标体系。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供给视角、产业链视角、战争财力动员对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进行了研究。

（三）国民经济动员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国民经济动员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宁波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组织协调作用，利用独特的区域经济优势系统整合动员资源，创立了有效提高国民经济动员保障能力的“宁波模式”，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随着国民经济动员的发展，传统的经典动员模式逐渐表现出局限性，促使了敏捷动员模式的产生。与传统动员模式相比，敏捷动员模式具有动员需求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物资保障的快速性、动员结果的可靠性、动员成本的经济性等优势。国民经济动员“寓于式”发展模式则是多种安全威胁下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最佳模式，是指着眼保存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急时应急”能力和“平时服务”能力，将“急时应急”和“平时服务”能力寓于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之中。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国民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研究，如国民经济动员联盟组织模式、财政金融动员模式、行业协会和经济动员机构的“授权-合作”模式。

（四）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研究围绕市场经济、军民融合、信息化战争、网络经济等背景条件，我国学者对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定位、发展趋势、对策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理念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不断拓展自身功能。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如何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相衔接是拓展“急时应急”功能的关键，从规划计划、预案编制与演练、物资储备、法规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应战应急资源共享，有利于促进国家应战应急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以需求为牵引的军地“融通式”物资应急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将国家经济力量转化为军队后勤保障力，同时也是军队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库桂生（1994）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面临的新问题，并从动员准备、法律法规、预案和国防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网络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对国民经济动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国民经济动员的动员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从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组织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把网络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做得更好。李连宏[31]（2004）根据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现状，提出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发展策略，强调应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加强武器装备信息化，形成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工业。张国权等（2007）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的七大新理念：一体化、精确化、快速化、法制化、数字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理念，对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同时，许多研究者针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具体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33-36]，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结束语

民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