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背景

1.1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后续有人的需要农业劳动力份额的减少是一个普遍的趋势,我国农民不断地自发向非农转移,改革以来最明显的现象有乡镇企业吸纳农民现象和当前的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现象。蔡昉通过对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分析[1],认为40岁以下只有约10%(约520万)还在乡村从事农业,当前从事农业的主体人口是40岁以上的老人。蔡昉[2]分析,当前人口转移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如果按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逐步无法满足农业自身需求。因此农业如果无法向人口相对节约的现代农业转变,我国农业将可能出现后续无人的现象。

1.2农村职业农民收入增长的要求根据恩格尔定律,农业从满足温饱的量看,将趋于不断下降。库兹涅茨[3]研究也表明农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将不断下降。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我国劳动力50%以上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目前已经接近10%。尽管2000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取得较明显成就,但增长很大程度来自于非农收入的增长,而纯农户增长却非常缓慢,甚至不少成为贫困户。微观层面看,尽管我国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但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4]。在流通领域,小型传统农民无力主导和承受波动的农产品价格,从而将限制他们收入的增长[5]。因此胡鞍钢[6]等认为传统农业无法为农民带来增收,大部分农民必须转移。而剩余农民必须实现职业化,从事的农业必须实现现代化: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1964)通过对危地马拉、印度和其他地方农业的考察,在《改造传统农业》指出传统农业具有“贫穷而有效率”的特点,也就是在传统农业格局内,是无法通过资源安排等的改变而增加农民收入的。

1.3“粮食安全”的保证和“生活更美好”的期待

1.3.1粮食安全在供给方面,我国靠9%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而耕地面积在不断下降,其中粮食耕种面积下降的速度更快。当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920m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在土地与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上很不协调,当前承担全国40%粮食供应任务的淮河以北地区占有全国耕地64%,而水资源却只占19%,长久看当前这些地区依靠地下水种田的模式难以维系[7]。同时蔡昉研究发现伴随农户非农化和兼业化,土地劳动投入在不断下降[8]。在需求方面,张红宇[9]指出我国城镇化让农产品的供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工业化带来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和近年来的生物能源对农产品的消耗都可能成为未来我国的粮食危机的潜在因素。对于粮食安全,最新的定义是:“粮食安全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对充足、安全和具有营养价值的食品,具有实物、社会和经济上的获取机会,以满足他们活跃和健康生活的食用需要和偏好”(FAO,2003)。可见,粮食安全的保障涉及农产品的供给(包括国内生产和进口)、农产品价格、城乡居民收入和农产品流通(贸易)政策,也就是粮食安全的保证需要我国从当前传统农业向包括区域分工和流通协调的现代农业体系转变。

1.3.2生活更美好农产品结构合理变化才能生活更美好:从需求上看,伴随人均收入提高,必然对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市场对特色、优质、营养、安全的绿色农产品十分青睐。在供给方面。我国小户型的家庭农耕模式目前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土地面积小、土地所有权划分不明晰等,但是这种模式适合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该类产品的工业化成分越少其价格就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有机农业和特色农业。这就是以色列和荷兰走的道路。只有这样,中国农产品才能与廉价进口农产品竞争[10]。否则我国就是农业人口减少到1亿也难以在规模上和美国相比。因此生活更美好的要求和农业现代化是紧密联系的,生活更美好要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时生活更美好为我国的农业特色化发展、品牌发展和高附加值发展提供空间,有助于我国农业竞争力提高。

1.4面对国际竞争,农业安全的前提迈克•波特[11]指出产业竞争力不在于其要素成本比较或零售价格比较,也不在于市场占有率,而在于持续创新能力、产业利润总额的占有率和利润增长率。柯炳生[12]认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总体上看,可以分解为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3个方面。2006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634•8亿美元,已经成为农业领域第四大贸易国家。而农产品出口中很多是由日资、及港澳台企业主导的[13]。在进口方面,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低质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不得不借助于进口,出现了同一种粮食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奇特现象。这些现象都是我国农业竞争力低下的直接反映,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可以说我国农业当前已经被动走到了与国外直接竞争的时刻,。通过拓宽农业发展视角,从荷兰和以色列看,农业大有前景,关键就是要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综合以上分析,农业部冀明峰指出中国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很可能在未来15~20a中基本完成。在这种背景下,蔡昉通过对我国劳动力结构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的拐点已经到来,农业稳定的前提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生产力[14],其关键就是通过构建大农业体系实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传统小农业向现代大农业战略转变。

2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重在城市

我国农业亟须进行结构战略性调整,向现代大农业体系转变。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现代农业定义为“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产业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在这个结构调整中,只有借助城市发展大农业,才能实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为:

2•1现代农业价值创造的环节重心在城市

2•1•1市场和流通重点在城市对于农业产业的发展,法国著名学者孟都拉斯[15]指出“农业企业的保障和生存由销售市场决定”。而城市是人口的密集地区和农产品主销区,城市如何规范市场,促进各地产品的公平竞争是实现农业发展的体制性基础。以上海为例,[1]至2007年6月,上海42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与全国29个省市1028个农产品基地签订对接协议,成为了主要农产品集散中心,上海等城市的农业一头连接国内资源,一头连接国际资源,对于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建立质量标准、发展品牌农业、走出国门等方面,城市都发挥着需求特征导向、法律规制、竞争平台和窗口的作用。在市场体系中,城市市场必须加强城乡互动实现农业的产业产销有机结合。在这个有机结合中,流通体系日益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但我国在粮食调运中,由于物流产业的不健全,使近年来多次出现主产区谷贱伤农和主销区粮价上涨的并存困局。要突破这种关键还在于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物流信息化、产业化发展。以位于欧洲中心的荷兰为例[16]:荷兰在不同的城市建立了分工不同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同时参与农产品物流的荷兰公司大都具有现代化的制冷和冷冻技术设备,在这些农产品物流中心,通过网络电子虚拟技术,农产品物流供应链环环相扣,连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生产商、种植主、批发商、零售商。荷兰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城市物流体系在农业竞争力中的基础性作用。

2•1•2科技发展重点在城市我国主要农产品667m2产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7],这基本上只有通过城市发展种源农业,为我国广大地区提供更高产的种子来解决。王国敏指出如果中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0•67亿hm2高产稳产粮田,其中2/3达到高产,就能满足将来16亿人口的食物需求。另外当前粮食价格低廉,而品牌大米的价格却在每斤好几元,甚至出现了几十元的价格还供不应求的局面。另外农业的设施等科技都离不开城市。

2•1•3农产品加工主要分布在城市农产品加工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王国敏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4)∶1,美国达到5∶1,而我国仅为0•5∶1。发达国家食品加工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及1/3。农产品加工率低是导致我国农产品“阶段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都是和城市紧密联系的,首先是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了加工业的发展,其次加工业的场所具有市场的区位偏向。

2•1•4农业企业化发展和产业化融合离不开城市资金《中国企业报》2009年5月8日报道,据非政府组织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日本的食品企业于2006-2008年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以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现己拥有超过其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18]为了缓解上海土地压力及确保上海农产品外购质量,上海国家级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在上海域外农地16•7万hm2,遍及30个省市,相当于再造一个上海农地。农业的地域扩展本质就是以城市的农业的总部经济向乡村辐射的过程,这种过程和城市的资金有着紧密的联系。

2•2现代农业体系运转的动力核心在城市农业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要素在城市。但是分散的零部件并不定于一个完整的机器,而要完成产业体系的有机融合的动力核心资源还是在城市。这些因素包括企业家创新精神、信息循环和分工合作基础上的决策中心。以信息方面为例,日本多种农业传媒网络正为信息农业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成为农民、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和各农业部门获取科学知识、传播推广实用技术、进行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的重要工具。正是发达国家的信息优势让整个产业实现有机联系,从而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信息能够很快反映到加拿大农业研究人员的课题中,进而培育出白色的小麦品种供加拿大农民种植,这种小麦到中国售价由于其生产的面粉比我国面粉白很多,从而尽管价格高却更具竞争力。

2•3“两个趋向”等中央精神的落实主动权在城市

2•3•1中央精神“城市支持农村”主动权在城市十六大以来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基本方针。这些中央精神的落实主动权在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城市的三农支持,以城乡关系看主动权在城市。

2•3•2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和贫穷的负外部性理论农业发展具有外部性,非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乔根森在一篇论文中将刘易斯的古典模型与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加以比较,认为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依赖于农业剩余的增长率。分析表明,食品短缺将使劳动供给小于无限弹性,从而会抑制非农部门的增长。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翰斯顿、梅罗尔和拉尼斯等,也都论证了农业发展对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黄丙志[19]也指出农业的落后不仅带来农村的贫穷,而且对农村之外的城市也有负的外部性作用,因此城市支持农村同时也符合城市的发展需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讲过解决好三农问题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20]。

2•3•3城市的财力我国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以工业和城市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1]。其中80年代有过改革从农村突破的特殊阶段,但是从1984年初步解决我国温饱问题后,1985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又向城市倾斜,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22]。以医疗资源为例,张红宇[23]引用WHO资料说中国资源分配公平度全世界排名倒数第3,“20多年来我们资源总是农村向城市倾向,小城市向大城市倾向”。近年来有城乡关系有所转变:2006年财政用于“农户”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为142%,但是,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由上年的9•2%下降为8•8%,支援农业支出与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我国城市的GDP占到了全国的75%,城市具有较高的支持农业发展的财力。因此赖作卿等[24]在对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指出,现代农业通常的概括是:公司+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只是直观的表象,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企业家主导下的农业分工和分化,这种分工与分化是在全国和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下各地的农业如何找准比较优势,进而形成以中心城市作为大龙头,实现农业大范围的分工和产业分化。这也就是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城市行动

3•1核心是农业企业家:尤其是城市的农产品流通企业家20世纪初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凌克曼认为,交通位置和自然状况构成了一个地区农业集约经营和区位分工的客观条件,企业家的个人状况(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和个人经济状况)则是农业集约经营的主观因素[25]。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是农业企业家[26]。因此,农业的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更加注重给农业及其相关的企业家给以自主决策权,促进政企分开,支持农业产业的创业及其市场基础上的战略联合。政府等的作用在于通过激励和保护,使企业家投资于农业的资源得到大于或等于其它行业的投资回报[27]。强调企业家的核心作用,意义在于要政府避免代替市场的规划与投资,也要避免政府随意补贴大而不强的企业扭曲竞争,更要避免随意的进行所谓的拉配郎重组。行政下的拉配郎既包括官员和学者眼中的“强强联合”、“强者并购扶持弱者”、“纵向一体化”、“横向多样化”,也包括行政下推行的“公司+农户紧密合作”,“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官员对待产业化中的企业与农户的关系也是如此”[28]。

3•2城市政府意识:全国高度来认识支持农业,理性对待

农业全球化当前很多中央支农政策要求地方政府进行资金配套,而由于农业和工业相比资金支持中政府获取的回报率不高,从而这些政策往往得不到资金上的实质落实,并且很多城市由于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产值比重过低,增长空间有限,而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视[29]。通过以上分析,要求城市政府改变这种观念,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重在城市上发挥城市作用。我国当前在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金融支持、信息化投入和科研三个方面是我国政府必须重点支持的:

3•2•1金融支持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长性的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低端的贷款需求难以满足[30]。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无一不是在金融的强大支持下完成产业战略调整的。当前推动改革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加快金融体制的构造,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

3•2•2信息化方面当前我国农民决策基本上处在“看邻居、跟能人、听亲戚”的信息阶段,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零散决策的结果必然是产业竞争力的丧失。而信息技术将成为克服传统农业固有的行业弱势的有力武器。农业信息技术包括农业信息管理、地信息监测、精确农作、智能农业和农业信息服务等五个门类。国际上农业信息化在计算机问世后有了迅速发展[31],例如最近40余年美国农业的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的为周围农场提供数据处理服务的计算服务中心模式(omputerBureauSer-vice)的第一代,到农场主在家中用互联网,已经历了四次换代)。我国农业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商品化程度迅增的转型期,市场、技术等信息已成为不可替代和急迫需要的重要技术资源,也是当前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瓶颈。

3•2•3科研投入舒尔茨(1963)指出要产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新技术与方法,只有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农业研究机构,结合各国具体情况不断地进行农业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对农业科研投入和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距离,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0•8%,而中国还不到0•4%。因此,城市支持农村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在科研上支持农村、支持农业,奖励更多科研人员从事本地区、本城市之外、不发达地区和产业的研究,从事三农的研究。

3•2•4政策:理性对待全球化重视农业要求正确看待全球化的两面性:首先就是要规范我国农业的国内市场。全球化带来产业的市场全球化促进农业各个环节的全球分工布局调整,有助于农业的升级、优化和重组,在全球发展世界性品牌农业。理性对待全球化要求政府既要促进企业竞争,不能让企业在国内市场里小富即安。其次那么从迈克•波特的理论指出一个产业的发展首先和其国内市场、消费特点及其增长空间有很大关系。如果我国的农产品市场过早接受国外竞争,那么本土的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其拥有的市场空间将非常小,因此在我国农业放开农产品进口、接受外国投资、接受外国银行信贷方面必须谨慎,并且政府和中间组织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合理壁垒作用。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国外资本要兼并农业企业,当地的州议会都要征询当地农民的意见[32],而我国2005年农产品平均进口税率只有15•3%,只有WTO所有成员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3•3城市行动策略:科技投入、品牌经营从全球范围看,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革命的最大推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革命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在悄悄地进行和逐步推进的,其表现形式是全方位式的革命:即不但育成和推广了耐高肥、水及需要农药的高产品种或杂交种,全面实现了机械化,逐步推行农业的专业化,还建成了高效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体制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对农民的全方位技术、信贷、生产资料、产品销售服务,使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不断提高。育种、施肥、灌溉、植保、兽医、农机等农业常规技术在过去的10多年中,支撑了我国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未来20年仍将是农业技术的主体[33]。尽管上一次农业革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随着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全球性饥饿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还加重了[34]。可见只有科技是不够的荷兰农产品加工大型企业有891家,11•1万雇员,占用了农业就业劳力的一半之多,以生菜为例,由于含水量很高,是欧美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鲜食菜品,对长距离储运过程中的保鲜要求非常高,但荷兰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企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开发出了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的全程安全链(技术系统使荷兰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可以说荷兰、以色列走得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科技支撑、精细生产、流程整合的品牌农业道路,来保证其农业的综合竞争力的。

3•4结语

2007年5月23日联合国正式宣布全球人口超过50%住进了城市,全世界进入了城市时代。城市化和“农业、农村、农民”无一不紧密相关。伴随城市化发展,发达国家的农业无一都经历了农业的“非农化”,也就是农业从以生产为主要视角、和乡村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更多原来非农产业参与的、以职业农民为基础的、大范围大流通的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本质也就是构建了大农业的现代产业体系。根据以上分析,按城乡来看待农业的话,大农业产业体系空间上可以区分为乡村农业和城市农业(不等同于都市农业),因此可以说: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重在城市,让城市农业引领大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其中当前不断发展的异地农业就是农业中的城乡互动表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另外两个需要城市的因素是农民的就业和都市农业的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