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西方国家近代转型的主题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改革的方向则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逐渐弱化和解体”。民族国家的形成伴随着政治参与体系的扩大、自由宪政的确立，总体性社会瓦解的基本要件和表现则是全能型国家权力的收缩、再分配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有其独特之处，x,-j-~，孙立平教授认为是“政体连续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即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这种独特的社会转型过程与苏东国家那种与政体断裂相联系的市场转型模式有明显区别，它使转型中国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机理。

1．政治与经济的深度纠缠乃至胶着，是这种独特市场转型过程的最根本特点中国社会转型最#1-显的表征就是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受到削弱。由此，“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社会重要资源的控制和操纵能力。”【9J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尚未相应地建立正式的宪政框架以划定各级政府的行为边界。如此，就造成行政权力与市场力量同时介入到社会多种资源的配置领域。政府在事实上仍然拥有包括土地使用权、财政权等最重要的基础资源的控制权，因而政府也就不同程度地拥有超经济权力，发挥着主导经济的能力。所以，转型期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政治家实际上已成为“政治企业家”，而中国的政治场域也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市场”【l0J。进而基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化状态，甚至已形成了有学者所指出的“新二元社会”的发展机理：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它在较大程度上已具有认知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的意义【11J。质言之，当下中国的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远未形成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距离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样一种各行其道、各司其职的局面，而是呈现为相互间纠缠甚深的情形，尽管不同区域的具体纠结程度会有所差异。

2．“文件政治”的弹性空间与这种政治与经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相关联，中国转型的复杂性相应地还表现在地方政府行政逻辑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主运作空间，从而使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区间，形成如吴国光所揭示的“文件政治”特征。①“文件政治”主要表现为，大量的政府决策往往在党政机关内形成，并以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掌控公共领域、大众仍缺乏集体行动资源的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许多利益诉求事实上被体制性地屏蔽了，这在客观上赋予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极强的自主性。文件不同于法律，前者可以用非公开的方式，其语言无需像法律文本那样精确，对文件的修改或废除同样也不需经过像法律那样严格的程序。这样，官员就具有了解释政策、操作政策的空间。进一步来看，随着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和地方利益意识的觉醒，加之地方政府享有较计划经济时期还大得多的权力及相应的运作空间，这就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成员与政府官员达成某种合意提供了可能性。既然在政治输入阶段的利益表达机制还不完善，既然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解释政策、执行政策等方面仍然掌握着实质性权力，那么其他社会诸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转而直接诉诸政策执行领域乃至制定领域，亦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对于这种现象，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尽管他们的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内涵基本一致。比如，在张静那里，这被称之为“二元整合秩序”【l2J，它由权利声称和利益分配两个层次组成。权利声称(经常以文件方式出现)具有象征性和强制性，但它不一定与被广泛授受的社会公正观等相一致，因而就由后者进行修复和弥补，使利益分配更具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通过实际利益分配的修复作用，来中和权利声称所隐藏的社会不同意见，同时尽可能不去触动权利声称的正式(官方)表述。而在黄宗智看来，这就是一种“实践与表达的背离”ll3J。对于以上现象，孙立平曾将其概括为权利低水平均衡下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这种描述可谓一语中的。所谓非制度化生存，即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对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保障，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14]。

3．分配性努力与生产性努力互济，非市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并存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努力，而努力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努力，另一种是分配性努力。生产性努力是一种创造新财富的过程，而分配性努力则是一种将别人的财富转变为自己财富的过程。这种“搭便车”行为亦属理性人的本性之一。由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体制内能找到的可有效表达自己要求的渠道并不多，所以通常只能通过体制外的途径来解决。而且，中国人主要以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主义”为基本文化特质。①此间，与他人交互关系的行动即“关系理性”构成这种“自我主义”行动的内在社会限定，其所引致的往往是非正式的小集团或派系行动，而不是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以某种权宜性的行动方式绕过制度或重建一种适宜的非正式制度，以相对较小成本谋求改善自己的处境或增进自己的利益，成为中国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样式或基本取向。正是在以上诸种条件的合力下，分配性努力其实已能够较轻易地分享到生产性努力的成果。如此，也就诱使人们对资源或利益的争夺从市场内走到了市场之外，形成了非市场竞争与市场竞争并举的局面。这里所说的非市场竞争就是指市场主体不是通过价格与质量优势等平等、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手段来获取市场份额，而是与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博弈合谋，获取政府管制下的稀缺资源，以此来赢得竞争优势。由此，当年费正清的预言较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即形成了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J。正是上述特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机理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正如卢梭认为的：“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乎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利益诉求

“不管谁，拥有了社会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政治学的最高法则，如同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至高法则一样。”【l7J而“有钱就要说话，就要拥有政治发言权”这同样是一切有产者阶级的政治性格或一般特质表现【l8J。从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源流看，资产阶级民主就是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创设的政治制度。作为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基本原则之一的分权制衡，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的表达和实现，以防止权力的垄断，实现有产者内部的利益均衡。所以，洛克最有影响的民主理念便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ll9j西方国家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规范和系统的制度体系，能够较好地回应现代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的、多元的新要求和新问题，为资本主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自主性也在提高。现实的外在表现就是，产生并壮大这一进程的新兴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主体自觉性、权利主张意愿、政治表达热情等群体属性已日渐凸显。而且，随着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由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过渡的逐渐完成，经济上得到改善的企业家群体期待在政治上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展，在政治待遇的提升以及政治参与的机会上得到更多的满足。据2006年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在力求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同时，对政治参与也表现出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中更有28．8％的私营企业主明确表示在“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方面的意愿最为迫切【2U¨。毕竟，政治参与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融人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关键步骤，也是其阶层社会位序确立和政治表达实现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常态社会的位序中，社会群体或阶层通常具有地位一致的相关关系，在经济和政治维度上呈现出基本的对称和均衡。所以韦伯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的政治之中。②有关政治体制转型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实力与政治民主是确定相关的。国内有学者明确认为，新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作为利益主体的集团化、政治化已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必然趋势[21]。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对宪政民主转型有着高涨的政治热情[223。因此，作为一种一般的结果呈现，具有现代性内在属性的企业家群体将逐渐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向中心地带不断趋近。然而，基于前文阐述的转型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全能型政治体系的衰落与瓦解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参与需求快速膨胀与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的紧张关系【23l。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而言，其政治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还要面对其他的一系列前置问题。在经济层面，从党的十五大明确将私营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非公经济36条》，民营企业在文本意义上基本实现了相应的国民待遇。但时至今日，这些政策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x,-j民营企业家中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的正当性和竞争过程的公平正义的不信任而引起的对他们经济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犹存，对他们“原罪”的追问则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间歇性枷锁”。

如果说他们在经济层面的贡献，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毕竟还有着事实胜于雄辩的具象性，从而可能呈现越来越不容置疑的趋向；那么在政治层面，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经济地位相匹配，即使在执政党已明确提出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政治定位后，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仍不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使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由此，就使得他们同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身份焦虑”：他们的群体地位和利益怎样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如何才能体面地融人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之中?为此，他们急欲在复杂的中国转型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既是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也是为了能赢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虽然总体上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及制度化程度依然有限，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仍未能同步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时期，但基于作为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刚性内驱力，民营企业家仍然会在有限的现实社会条件下积极开展“政治自救”以反哺或服务于“经济自救”。具体地说，立基于前述以非制度化生存为主要特征的特殊“政治经济学”逻辑，民营经济在30年改革的进程中无论呈现出怎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它总体上还是政策的产物，是政府和市场两种行为的综合结果[。因此，企业家群体必须主动利用可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空间，或者通过努力获取一些正式的政治安排，或者通过“院外活动”的途径，来尽力谋求构建起一种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乃至形成庇护性的共生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为其企业经营活动博取较为理想的生存与发展资源。

而从执政者角度来看，面对由改革所催生的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力量的迅速崛起，并形成了规模可观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3l，如何缓解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冲击与挑战，也成为他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在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模式未被视为合宜选项的背景下，“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就成为重要的政治发展模式。金耀基指出：“‘行政吸纳政治’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入政治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25J在这里，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之中，其实质就是执政者运用各种方式吸纳、分化或疏解新生的经济社会势力，尽量使之融入现存的政治体制之中，最终达到有效控制与管理的目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今地方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权重在不断增强，地方财政收入已经与地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营企业家群体因此在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一点上与政府有了共同语言，进而还可能使他们对于地方政府开始具有某种自主性。当他们的实力足够大时，甚至会出现地方政府“迎合”企业家的情况。由此，企业家的利益表达显然就变得顺畅许多。政府通过在经济上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创造了有利民营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同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政治安排，尽量满足企业家在政治层面的追求。换言之，这样一种改革的路径和性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性。

所以，执政体系已经开始在政策和制度上不断地尝试着突破边界，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新兴经济利益群体在政~5-)-层中的不满足感。事实上，国家正在以更多正式制度的形式提供“富人参政”的通道，具体包括允许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当选执政党各级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可以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加入派；可以成为从省级到地方各级工商联、青联等组织的领导人；可以在乡村参加村级自治组织的选举等等。总之，在权利缺位和非均衡的背景下，“行政吸纳政治”策略的推行与庇护主义结构的生成事实上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政治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j。市场与“政党一国家”成为了民营企业家群体政治行动的两个重要约束变量，决定着其政治参与的特殊诉求方式。与西方国家各种利益主体主要依凭体制内的规则性秩序与方式来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其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竞争之上相区别，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还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非市场竞争领域在政治领域的积极表现即与政府特殊关系的建构是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正像费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国制度下，中国商人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更不能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他们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配角”。因为“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2。因此，对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经营企业与经营政治同等重要，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如有评论写道，“这种现状已促成了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彻头彻尾的双面时代”[29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