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甘肃省2005年至2020年的相关数据，构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及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并且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但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抑制了农民增收。最后，提出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发展；甘肃省

2021年，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仍旧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面脱贫，农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更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唐仁健，2021）。但是由于农村社会发育具有迟滞性，农业产业具有弱质性，农民增收具有局限性，导致金融体系对其关注和支持不足。甘肃省是经济条件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始终低于全国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因而，发展农村金融进行资本要素合理配置，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大幅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甘肃省已出台各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建立以六大特色农业产业（牛、羊、菜、果、薯、药）为主，发放农业特色产业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押贷款（曾格格，2020）；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建设，突破农村最后“一公里”（张聪，2017）；着力探索推广“保险＋期货”扶贫模式等，帮助农户及企业进行风险管理，进而提升甘肃省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水平。为此，本文在分析甘肃省农村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现状的基础之上，以2005至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甘肃省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形成以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新型农村机构为辅的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体系（孙玉奎等，2014）。201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始终积极探索政策性农业信贷，年末涉农贷款额为966􀆰41亿元，占总贷款余额的98􀆰87％；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发展种植、养殖、建房及经商方面为农民提供资金支持等各项金融服务，资产总额达到1400亿元，存贷款余额连续5年均位居于全省金融机构的首位。如表1所示，2019年，甘肃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个数、从业人员、资产总额等占比最大，较2005年增幅均超过200％。足不出村便可享受金融服务；14家期货公司开展“保险＋期货”项目，涉及资金高达2000多万元，帮助农户进行有效风险管理。

二、甘肃省农民收入现状

自2005以来，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如表2所示，截至2020年，在全面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344􀆰3元，初次破万元大关，16年间累计增大了5倍。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已经连续12年快于城镇居民，并且城乡居民人均相对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城乡收入比由2005年的4􀆰08∶1缩小到2020年的3􀆰27∶1。甘肃省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正在推动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对数计量模型来探究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关系，首先，进行ADF检验，判断变量是否平稳，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是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其次，使用Eviews10􀆰0软件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结论。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收入增长的影响，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存贷款余额／农村GDP）、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存款余额）及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乡镇企业贷款／农村贷款余额）作为自变量。本文所使用数据均从《甘肃发展年鉴》《甘肃金融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所得。

（三）模型构建

假设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受到三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参考王小康（2017）的《新疆金融支农、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刘玉春等（2016）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取对数以此消除共线性和异方差的影响，得到如下模型：LNY＝αLNX1＋βLNX2＋δLNX3＋LNC（1）

（四）实证检验

1􀆰ADF检验在给定的5％的置信水平下，四个变量均在一阶差分后通过检验，说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回归，并得出结论：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稳定的。2􀆰相关系数值检验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均在正负1之间，表明变量之间相关性良好。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系数值为0􀆰99，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变量整体相关性较强。3􀆰多元回归分析以计量方程的残差序列，生成计量方程的替代系数，估计所得到的回归模型为：LNY＝16􀆰9941611991＋1􀆰4757821425×LNX（1）＋0􀆰7448539513×LNX（2）－0􀆰4393015842×LNX（3）从多元回归方程式可得：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农民增收所起作用显著。然而，与本文的推断相反，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抑制农民增收。

（五）结论

结论1：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及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作为变量建立指标体系，进行ADF检验，在一阶差分后通过检验并且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因此三个解释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为长期均衡关系，且甘肃省农村金融的发展一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结论2：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假设其它变量不变，其增长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47％，说明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可以促进甘肃省农民增收。结论3：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纯收入增长起促进作用，一部分原因如下：政府重视“三农”问题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信贷资金的力度，为农民生产及创业增加资金供给，农户将贷款转化为投资进而增收。结论4：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增收起反向作用，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并没有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首要原因是对乡镇企业资金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规模较小，发展的层次不高，多为初级产品的生产（如水泥、化肥、瓜果蔬菜、药材等），即使为乡镇企业投入资金，多数也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及产业技术升级，因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信用等级低，财务数据失真，金融机构慎贷，提高了乡镇企业贷款门槛，2020年，甘肃省乡镇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高达50％以上，金融机构贷款引进投资还不到总投资的20％。

四、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首先，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服务网点，完善甘肃省农村金融体系，围绕全省六大特色农业产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农服务，拓宽金融机构涉农服务范围。例如，临洮县实施以“政府＋银行＋保险＋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六位一体金融支农模式，为44户养殖企业和农户发放贷款累计248􀆰6万元（崔治明，2018），提高了农户种植、养殖积极性。将支农金融服务延伸到农户及乡镇企业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优化升级农业产业，促使农民增收。其次，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的农业经济主体创新信贷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发行农村金融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作用；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农户及合作社提供信用担保，推行“合作社＋农户”的担保模式发放贷款，解决农业专业合作社收购农产品资金缺乏问题。

（二）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首先，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增加农民、乡镇企业的农村储蓄动员效率，提升农村储蓄向农业投资转化效率，减少甘肃省农村资金外流；引导金融机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借贷信息透明化，解决农民和金融机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其次，提升金融机构借贷效率，建立金融服务工作考核评估机制，结合审慎评估与综合评估；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实施惠农、支农政策力度，提高涉农贷款供给，合理放宽农户借贷利率浮动范围，适当降低借贷门槛（贾洪文等，2019），增强农民获取贷款的可能性，缓解农村贷款难现象，进而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促进农民增收。虽然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应尽量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到城市，避免农村资金流失。

（三）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结构

对于甘肃省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建立强化信贷资源配置机制，确保有效益、有信用的农村乡镇企业获得相对宽松的贷款权限；发挥财政贴息的作用，根据特色优势产业的需求，为乡镇企业降低贷款成本；探索扩大“保险＋期货”、农业产业基金、农业龙头企业担保等业务范围，通过金融推动甘肃省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对于农村乡镇企业而言，首先，要规范财务管理，健全治理结构，提升信用等级；其次，提高生产和经营水平，优化企业产品结构，完善企业投资机制，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和择业机会，进而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

唐仁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J］．山东农机化，2021（2）：10－11􀆰

王小康􀆰新疆金融支农、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7􀆰

曾格格􀆰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甘肃农村金融支持与发展举措［J］．现代企业，2020（7）：128－129􀆰

作者:陈鑫悦 柴洪 单位: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