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地处黄河流域，因其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这片黄土地在历史的积淀下，孕育出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逐步形成了三晋文化，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省份，山西戏曲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传统山西地方戏曲的艺术特色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乡土性、大众性。

【关键词】山西地方戏；艺术特色；地域性；乡土性；大众性

一、山西地方戏曲概况

1986年，在山西发现的《扇鼓神谱》证明了山西的傩戏至少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到清末山西剧种发展到44种。明清时期，虽历经人口数量的巨大波动、自然灾害等，但这一时期是山西戏曲剧种发展最快、剧种数量最多的时期。在此期间，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山西各地的戏曲活动更加普及了。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四大梆子之外还有潞安大鼓、上党鼓书、临县道情、壶关秧歌、沁源秧歌、晋城秧歌等众多地方小剧种。晚清至民国时期，山西地方戏曲剧种有50多种，如秧歌剧、道情戏、眉户、落子戏、碗碗腔、二人台、小花戏、罗罗腔等。现如今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中路梆子”，即晋剧，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而得名。其流传外地后，被称为山西梆子，后改称晋剧。中路梆子（晋剧）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盛行，流行于山西中部、内蒙、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发展过程中吸收晋中地区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风格独特，是山西地方戏曲的主流戏曲声腔体。山西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剧作家，特别是在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元代。如我们所熟悉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他们的作品在当今戏剧文学中有着极高的价值，除马致远之外，其余三位都是山西籍的剧作家，“明初贾仲明在《录鬼簿》中记载了元杂剧作家107人，杂剧剧目415种。其中三晋的剧作家就包括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罗贯中等14人，他们创作的剧本达110多部，约占元杂剧总数的五分之一。”[1]“明清时期，三晋文脉、晋阳文化的代表人物傅山先生著杂剧三种，其中《红罗镜》是爱情故事，表现了争自由的人文精神。明万历年间太原人徐见贤，著传奇剧《彩虹记》。另外，还有明代太原人王介人著《红情言》传奇，共48出。清代介休人宋廷魁之《介山记》24折；平阳人徐昆《雨花台》32出及《碧天霞》等剧目，至今都在上演；河津人范驹著杂剧《送穷》，太原人张锦著《新西厢》《新琵琶》两剧，堪称梨园界大作手。”[2]时至今日，很多传统剧目仍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如《火烧绵山》《打金枝》《窦娥冤》《下河东》等经典剧目。晋剧一代宗师丁果仙与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等艺术家潜心从艺，以《打金枝》《空城计》《梵王宫》等佳作蜚声一时，享誉全国。其中，晋剧经典剧目《打金枝》被搬上了大荧幕；1961年，王爱爱、田桂兰、马玉楼、冀萍等大批优秀演员进京汇报献演，以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小宴》《杀宫》《算粮》《打金枝》《含嫣》等剧目进行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山西地方戏曲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名伶荟萃，人才济济，曾创下“九进中南海”演出的记录。

二、山西地方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

山西地方戏曲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产生了丰富的戏曲文化资源，同时在山西地方戏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渐渐体现出戏曲艺术的本质特征。

（一）山西地方戏曲的地域性

我国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所以，地域性特征应该是所有地方戏曲的共同特征，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千姿百态的地方戏曲剧种。如地方戏的代表剧种，越剧。它发源于浙江嵊州，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因此越剧就带有南方独有的温婉典雅，剧目也多以“才子佳人”为题，极具江南灵秀之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河南豫剧，它发源于河南，流行于河南、陕西、甘肃、山西等地区，因此豫剧带有北方热情奔放的阳刚之气，它的音调浑厚有力，充满激情，有着中原人独有的声腔魅力。除此之外，广东粤剧、安徽黄梅戏、台湾的歌仔戏等，都承接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戏所擅长表现的题材、独有的行当、独有的身段、特色的主奏乐器、独特的演唱形式等，也都能够体现出剧种的地域特色。山西的地方戏曲山西梆子，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其滋养着山西地方戏曲不断发展。据统计，山西地方戏曲剧种共54种，占全国剧种的六分之一，丰富的剧种来源于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山西曾被形容为“表里山河”，出自春秋时代的儒家经典《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西外有大河，内有高山，有天然的山河天险作为屏障。由此可见，这是古人对山西地域特征最好的诠释。山西由于高山峻岭繁多，隔断了地区之间的往来，所以，渐渐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方言，有时在一个县内，语言的差异也是极大的。由于地域不同，语言风格不同，这种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逐渐融入地方戏曲之中。山西地方戏的四大梆子就是以其发展的不同地域而命名的。“明朝末年，两次大规模移民使大量晋南人迁居晋北。移民心恋故土，喜闻乡音，使蒲剧在晋北渐渐传播开来。在与当地语言和民间艺术的融合中，最终形成了以古代燕赵‘慷慨悲歌’的边塞风骨遗存为基本特色的北路梆子戏。”[3]山西四大梆子中，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同根异枝，一脉相承。而上党梆子起源于素有深厚戏曲传统的古上党郡泽、潞二州，由明清时期外地传来的罗罗戏、卷戏和地方小戏俗曲，融汇晋南、晋中流入的梆子戏而成。独特的地域创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又不断地孕育多样的戏曲剧种，这让山西的戏曲剧种刻上了地域的印记。

（二）地方戏曲的乡土性

地方戏曲多数诞生于乡土民间，充分融合了当地的风俗、语言、生活习惯等元素，所以地方戏曲剧种在选材上偏向于表现乡村生活，或展现平凡人的思想，站在平凡人的立场来演绎剧目内涵，所以地方戏曲就拥有了乡土性的特征。后来，来自乡村民间的地方戏曲不断向城市发展，也因地制宜将地方戏曲进行“雅化”，但是，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地方戏曲乡土性特征，在剧目类型以及表演方式上，地方戏仍以民间的角度展现他们的所知所感，表达民间立场、传播民间诉求、展现民间情味。如晋剧经典剧目《打金枝》，汾阳王郭子仪七十大寿之时，唐代宗女儿升平公主因其金枝玉叶之身而未去拜寿，幼子郭暧在寿礼上孤身一人，被兄弟嘲笑，一怒之下回宫打了公主。而后，公主向父皇母后诉苦，唐代宗谎称要将郭暧斩首，公主见状立刻向唐皇请求宽恕。后来唐皇与皇后好言相劝，促成二人和好如初。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平常百姓遥不可及的皇宫之内，但是所描写的事情却是夫妻二人间的小打小闹，运用“平民化”“家庭式”的手法解决了一件带有政治风险的宫廷纠纷，宣扬了“家和万事兴”的朴素民众心理，这也是地方戏曲乡土性特征的体现之一。

（三）地方戏曲的大众性

山西地方戏曲地域性与乡土性的特点，直接决定了其另一本质特征——大众性。戏曲发源于民间、繁盛于民间，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了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首先，戏曲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观赏艺术，是由大众创造产生的，所以也必然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体系中，人民大众始终都是艺术门类的创造者，也是促使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改革者，所以，“地方戏曲的根本特性便是在当地一唱百应，人人耳熟能详。”地方戏曲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视野，它是属于民间的艺术，百姓的艺术。其次，地方戏曲仍然是山西地方百姓的娱乐方式之一。从省内各院团的演出情况来看，戏曲院团主要的演出地点分布在山西各市、县、村，主要在大型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用戏曲来烘托过节的氛围。大众还是离不开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老百姓可以在戏曲中得到心灵的慰藉，戏曲也是我国古代表演艺术中地位最高、拥有观众最多、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样式。

三、结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地人群唱一地曲”，黄河流域热情淳朴的民风造就了山西地方戏曲高亢、明亮的戏曲声腔特色，方言化的戏曲念白更为山西地方戏曲贴上了“地域性”的标签。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4]戏曲艺术源于民间，根植于民间，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新时代的传统艺术必将发挥其光芒，我们应该继续运用传统戏曲讲好山西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肖宜悦.三晋地域文化与晋剧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22.

[2]柴国珍.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4.

[3]郑向军.上党梆子与山西其它三大梆子[EB/OL].

作者:武衍君 单位:山西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