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音乐史学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近些年，交叉学科的出现，让两个学科找到了交叉研究的可能，中国古代音乐文学这个新学科应运而生。此二者本是同根同源，皆起源于远古的乐舞，且在历史的长河里始终并行发展，本文将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思考简要道来。

【关键词】音乐；文学；诗歌；交叉

中国音乐文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由于音乐文学是精神世界高度发达的产物，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知，所有学科的研究，都是从史学开始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笔者翻阅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音乐史，希望能对开阔眼界有所裨益。

拜读了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中把中国五千年的变迁与经历描述的详之又详。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写到清代的文学发展状况。其中，把各个派别、各个文学思潮与社会大环境结合，参照社会背景、看文学故事，详尽了解了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点。统治阶级与平民阶层通过语言、文字的博弈，来推演王室的兴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大约300篇诗歌，故又称“诗三百”。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虽然这三个部分都是士大夫阶层搜集民间的音调，通过文学加工而成。但内容和风格大相径庭，风主要是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大多是反映民间疾苦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主要是朝会或者宴饮时所用音乐，歌词经过士大夫的深度润色，很典雅；颂主要是皇室宗庙祭祀的音乐，内容大多为君王歌功颂德的。书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幻想，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追逐。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主要由屈原和后学所作的词，后经汉代的刘向编撰成书。屈原在楚怀王去世后，由于王朝更迭的混乱，民不聊生，文人的愤恨逼着他投江而死。不禁使人“叹草木之凋零，恐美人之迟暮”，但也留下了“余心之所善，虽九死而无悔”的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精神品质。屈原把君子比作香草和美人，从风格上开了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

继《诗经》和《楚辞》之后，由于汉代设置了专门管理和教习乐舞演唱的机构——乐府，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收集民间曲调。虽然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段，但也是古代民歌的又一次汇集，它开创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新风，从“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可见一斑。

以上是印象最深刻，也是比较经典的几部著作。《诗经》中反映民间疾苦的十五国风、《楚辞》中呈现出的士大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汉乐府》中反应汉代穷兵黩武造成民众家破人亡的现实，既有对民间曲调、歌词的加工，又不完全被统治者操控，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后期在汉赋的基础上，出现了最早的诗歌形式——骈文，它要求上下联要对仗，甚至对平仄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东汉末西晋初，或者干脆说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文学的发展也可谓是起伏不定。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的形成，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高潮。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都很疲敝，直到“唐宋八大家”，才迎来了文学的春天。唐代的诗歌形式，大都以五言和七言为主，出现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这个伟大的群体把这个时代的文学水平推向了历史最顶端。尽管后世也有华丽的诗歌，但都无法与这个时代的作品匹敌，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的词也是绝唱，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婉约的思夫倚窗，豪放的快意恩仇，是留给文学史的又一座难以逾越的时代高峰。

总的来说，越是盛世王朝，越是精英辈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越是倾危王朝，越是人才凋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只有在生活环境优越，国家相对安定的前提下，文人才有时间和机会创作。相反，如果国家政局动荡、社会黑暗，文人就缺少创作的空间和可能。如，唐宋时期的强盛造就了“唐宋八大家”，而东汉末连年的凋敝才出现悲观避世的“竹林七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士人都是最有家国情怀的一个群体，每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没有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学创作。因此，乱世出英雄，却很难出大文豪。

也拜读了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老先生以真实史料为佐证，层层剥茧，让人在详细了解音乐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被详实的史料所折服。从远古的《葛天氏乐舞》到先秦的风、雅、颂，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清代戏曲。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典故：韩娥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易水送别、“高山流水遇知音”等皆与音乐相关。单从这几个举例中就可以看出，古代的音乐以唱为主，特别是来自民间的曲调，歌词既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有艺术性的加工。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诗歌的乐谱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浪潮里，现代人做研究只能从残存的文本里寻得一丝端倪。有的学者认为，缺少音乐部分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观点笔者断然不敢苟同。原因是，虽然绝大部分诗歌丢失了音乐性，但这种饱含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状态的歌词，跟那些逢迎君王统治需要的鲜有意义的音乐相比，就显得意义重大。由此可见，对音乐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盯着乐谱和歌词兼备的作品搞研究，只会让自己的研究视野越来越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越来越低。为了全面的研究音乐文学，这些遗失了音乐性的作品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上述一系列事例告诉人们，音乐与文学在很多时期、很多作品中都有不谋而合之处，或者说他们本就是同源同根。《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个典故告诉人们，远古时代诗、舞、乐是三位一体的，那个时代歌词已经具有诗的色彩。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和劳动中，从呼声的节奏演变出了诗歌，诗歌也是最原始的文学形式。因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定会碰撞出非凡的火花，也是追本溯源。

文学有了艺术性，欣赏价值，就仿佛往一潭平静的水中注入了一泓清流。但并不否认正统文学的价值，因为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总要传承与发展下去。当然这个烙印就是民族的文化，更多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学与艺术。

现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仍留存自己本民族文字、语言、诗歌等文化传统的，目前只剩中国了。因此，作为跨着两个学科研究的我们，要以传承和发展为己任，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乐府歌辞研究》是王昆吾先生的著作，他认为一切不能用来演唱的诗，都叫“徒诗”，而既能读又能唱的诗，都叫“乐府”。笔者认为研究这种“乐府”是很有意义的，把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传承古代文学的实践。

目前，很多院校的辞学研究都开设了硕士、博士点，还有个别学校开设了古诗词演唱专业。

因为若只从字里行间，或是谱面上看，是不能够深入、真切体会到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迹的。但如果把他们通过演唱的形式表现，就能重现那个时代的音响效果，就能把人带入到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当然，所有必要的案头和考察工作也会做得更细致，因为热爱，所以相信自己会把热爱的做到最好。

此外，中国音乐文学研究是一个前景很广阔的学科。我国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典籍，这为研究音乐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再者，我国的文学研究体系已趋于完善，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必须找到新的角度。而作为文学的同行者，音乐是最好不过的了。

上述二者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学科，且都是与哲学有紧密联系的。有人过说：“所有社会学科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上的问题”。这句话都是很中肯的，要想把文学与音乐的交叉研究做好，就得先摆正哲学的定位——那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基础，毕竟社会学科是比较容易走入唯心主义误区的。由此就要注意，无论是在文学中研究音乐，还是在音乐正研究文学，都要建立在历史的纵向和社会的横向之立体本位上。有了这个立体本位的支撑，音乐文学的交叉研究才可能显示出客观的公信度，否则，再辛苦的求索、再华丽的辞藻都掩盖不了研究成果的片面和公信度的单薄。

例如，唐代的“教坊”和“梨园”出现的背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乱世，虽然隋朝有了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社会的依然动荡。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用音乐来同化民众的思想，这时候“教坊”和“梨园”两大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瓦子”“勾栏”是市民经济兴起的产物，这个时期由于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市民经济达到历史的巅峰。人们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常常集聚在一起看戏听曲，这就给“瓦子”和“勾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猛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音乐文学不仅是文学和音乐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民俗学的问题，更是哲学的问题。一个热爱思考的研究者，要不断丰富知识深度，也要不断拓展知识广度，在纵向和横向的交汇碰撞中，不断推陈出新。长此以往，研究成果会越来越丰富，且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J].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

[3]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

作者:巴亚伟 单位:河南科技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