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第1篇

1.1园林景观的文化品位低下

园林景观与艺术品相同，均需要人对其进行鉴赏。然而在设计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文化品位低下的园林景观作品，使得人们在鉴赏过程中难以感受到艺术之美，也难以感受到园林本应给人带来的恬静、舒适的感觉，反而给人一种冷淡和清冷的感觉。而究其根源：一是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融入了设计人员的审美观，二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园林景观的文化品位，使得所设计的园林景观缺乏最基本的设计内涵，使得一些低俗的景观作品出现在人们面前。

1.2难以将园林景观主题与周边环境进行有机的结合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主要是结合园林的使用功能与性质要求，将园林景观主题与环境进行有机的结合。但就目前来看，很多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往往难以将二者进行有机地融合，取而代之的是过分地注重创新，极大地忽视了园林的功能要求与环境特征，导致园林景观的主题和文化难以有效地反应出来，尤其是在当前旅游市场日益发达的今天，很多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设计的园林景观和建筑风格失去了应有的审美情趣。

2现代园林景观主题及文化规划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2.1严格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景观主题与文化的规划

在园林景观主题和文化规划设计过程中，为了更好彰显整个景观设计的主题和文化内涵，就必须始终遵循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即既要掌握整体设计，更好地确保细节布局的合理性。在规划设计时虽然可以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但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的文化底蕴，注重古今的有机结合，学会“洋”为中用，从而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园林设计出来。此外，作为设计人员还应具有大众的审美感和平常心，始终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以设计和创造现代化的园林景观艺术品。在此基础上进行园林景观主题和文化的规划，以更好地确保在注重外观设计的同时更好地彰显园林景观主题和文化。

2.2紧密结合园林主题开展园林景观的规划

在规划和设计园林景观时，往往需要确定园林主题，且很多园林以这一主题对园林进行命名。但在确定园林设计主题时，作为园林设计和规划人员，必须结合园林所在地城市的基础建筑风格确定园林景观的主题风格，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园林景观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在设计工作开展之前，必须深入设计现场开展实地考察，结合我国园林建筑的设计风格，掌握园林所在地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结合气候、植物生态等特点，针对性地确定园林主题，切勿确定多个主题，影响园林景观的设计。

2.3致力于园林景观文化品位的提升

在城市园林景观主题及文化规划和设计过程中，为了确保设计的有效性，必须从文化品位方面入手，确保所设计的园林景观的文化品位高尚和典雅，以高尚的文化品位确保景观文化的内涵得以有效地彰显。

2.4在园林景观主题和文化规划中深入生态保护意识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需要设计者不仅注重景观主题及文化凝练，也需要注重园林内种植的植物是否会对该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以此来保护城市所在地的生态环境。最好使用本地植物，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发展，为打造特有的城市景观和植物景观奠定基础。

3结语

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部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9］王伟，陈伟，祝效国，等．众筹融资成功率与语言风格的说服性———基于Kickstarter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5):81－98．

［10］张一涵，袁勤俭．我国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进展［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6):91－98．

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有利的因素，但是小企业伴随着起灵活性的同时是其自身会计管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加强对小企业的会计核算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小企业流动性强，财会人员不固定，兼职财会人员多，更有甚者一人兼任几家或十几家企业的会计，会计基础核算不规范，明细核算不健全，执行业主意志的多，执行本行业会计制度的少，时常发生偷、逃、骗税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追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小企业的会计核算不够规范。从2005年的1月1日起，《小企业会计制度》开始实施，这就为我国的小企业会计核算行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解决小企业会计核算规范问题，减少乃至杜绝小企业虚假会计信息的披露。

1．小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1．1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如今，在小企业的会计队伍中，无证上岗无人过问，有的虽有会计证，但业务技能不高。如在提交税金的会计核算上，将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综合基金混为一谈，一起列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内，提取时借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贷记“应交税金”；交纳时借记“应交税金”；贷记“银行存款”。结果，将这笔会计业务应分别在“应交税金—城建税”“其他应交款”、“营业外支出”核算的内容，都在“应交税金”中核算。

1．2乱提折旧。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有的只有几万元，有的超过百万元，企业与企业之间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也不一样。固定资产在短期提完折旧后，账面上的固定资产原值就等于了“累计折旧”的余额。对此，有的会计认为，这两个账户的余额相同，在资产负债表上，其固定资产部分的列示己没有意义，即“固定资产原值”减“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净值为零。将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的余额填上去或不填上去，固定资产净值都为零，为了省事，会计人品干脆在资产负债表的固定资产部分，什么也不填，既不影响此表的平衡，又能节约编表时间，可谓一举两得。更有甚者，在下年度换新账时，总账上的“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也被取消。实际上，固定资产折旧虽已提完，或已提足，但企业实物形态的固定资产仍然存在，有的依然能正常使用多年，而将总账和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抹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3费用开支无标准。小企业，一般是老板当家，在费用开支上，一切由老板说了算，哪些费用能开支，哪些不能开支，乃至用多用少，会计人员在核算上不好监督，也无法监督，老板们也理直气壮，反正是花的我自己的钱，会计管不了。企业内部如此，企业与企业间也是这样，没有统一的费用开支标准，最明显的表现在企业的出差费、业务费和广告费上。1．4利润不分配。只要我们看一看小企业的会计报表，便能知道大多数小企业实现的利润，年复一年的在“未分配利润”账户内，而“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之类的会计科目，其余额永远为零。我们说除了亏损企业，凡是有利润的企业，在交纳企业所得税之后，会计人员都应当按照制度规定，将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合理、规范的分配，不但能反映企业会计核算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会计核算完整性的需要，更是一项非做不可的工作。

2．规范小企业会计核算途径

2．1建立小企业会计核算模式。依据《小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可以建立其相应的会计核算模式。只有建立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的小企业会计核算模式后，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才有可能按要求、门类记账；按会计制度中设置好的会计科目对业务进行分类、整理，才能提高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录，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另外，会计核算模式建立后还能够健全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监督。

2．2整顿小企业会计核算和财会人员。首先，从账簿、凭证管理入手，严格规范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小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会计制度》的及有关会计核算办法的出台，从而使我国会计核算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2．3促进小企业会计人员索质的提高。提高小企业会计人员的索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强化小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培训，认真学习《小企业会计制度》，促进会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高。

其具体操作主要有：一是各地财政部门要配合小企业业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联等有关部门制定有效措施，积极组织“小企业会计制度)培训工作，将小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二是从小企业自身做起，完善用人机制，敢于推陈出新、摒弃陋习，积极为年轻的、业务素质高的会计人员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对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待遇应予倾斜，吸引会计本科生、研究生到中小企业去工作，逐步改善其会计人员结构。超级秘书网

2．4积极开展委托记账业务。对于无条件设立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的小企业，按规定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持有记账许可证书的其他记账机构进行记账。委托人提供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必须真实，受托人必须对委托人提供的凭证及资料进行审核，双方各负其责，共同促进小企业会计核算的规范化。

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第4篇

（一）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核算方法制度体系继续完善

首先，会计核算方法的原则有待更新，在信息化条件下，会计核算方法的原则应对更加注重实效性、准确性和规范性，这主要是信息化为会计方法提供了“傻瓜”式的操作模式，企业会计人员只需要按照信息化软件的提示进行操作即可，一般性的业务无需会计人员人工处理，从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次，信息化核算方法管理模式有待更新，在传统模式下一般执行“流水线”型管理模式，即在一个流程完成后转到下一个流程，但在信息化模式下，由于会计信息具有共享功能，因而对于一些不相冲突的核算内容可以并行，从而要求对管理模式进行更新。

（二）信息化条件下会计核算方法有待更新

信息化工具具有强大的功能，从而可以为一些会计方法的更新提供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存货成本处理方法来看，可以积极利用实际成本法进行核算，这主要是基于信息化能够及时有效的收集各种成本发生情况的信息。其次，从坏账的处理来看，账龄分析法具有了可执行性，这主要是由于信息化条件下可以利用信息软件自动的计算各种坏账的账龄，改变了传统模式下账龄计算工作量大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在公允价值的计量等行为中，也要积极推广利用信息化工具。

二、信息化背景下促进会计核算方法更新的思考

（一）动态的分析信息化对会计核算方法的影响

信息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信息工具、信息化数据处理方法都会不断的更新，而这种更新又会对会计核算方法产生新的影响，因此，必须动态的跟踪这种信息化更新情况，在新技术、新方法出来后分析其对会计核算方法的潜在影响，了解会计行业领域引用这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基本情况，总结其应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探讨自身所在的行业、单位应用这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可行性，为引入这种新技术新方法打好基础。

（二）不断提高会计人员应用信息化工具的能力

首先，要加强对会计人员应用信息化工具能力的培训，特别是一些基础性信息化工具的培训，如利用EXCEL等常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利用财务软件进行数据收集、整理的能力等，通过这些基础性的培训帮助会计人员树立一种信息化理念，培养一种利用信息化工具的习惯。其次，要针对性信息化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展开针对性的培训，在信息化创新活动对会计核算方法产生实质性影响之后，要全面的分析这种影响所包含的业务领域、核算方法需要调整的内容，以此为基础展开针对性的培训。

（三）完善信息化应用体系

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基金资助；论文产出；核心期刊

0引言

我国的科学基金已初步形成以国家科学基金为主，地方科学基金、行业科学基金等为辅，并以基层科学基金、民间科学基金等为补充的科学基金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向全国开放申请，是国家为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研究提供支持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在不断加大科学基金资助力度的同时，愈发重视资助体系和管理制度的优化与调整。基金管理机构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程序管理、资金管理、监督保障等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基金的分配和审批，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保障。关于现行资助体系下基金资助效果的研究成果，能够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参考。宋志红等以技术创新领域143位研究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分层法分析了基金资助激励效果，结果表明获得基金资助的研究者比未获得基金资助的研究者具有更高的科研产出［1］。郭艳新等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获得面上项目基金资助的64位研究者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了其在2008—2010年和2012—2014年两个时段的期刊论文产出，发现适当提高科学基金资助强度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2］。宋芳等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出数量指标，统计分析了2008—2012年口腔医学领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产出情况，结果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对论文产出量有推动作用［3］。马路等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临床医学领域的资助效果，结果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临床医学领域资助效果明显［4］。本文以八种核心期刊六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学科领域、期刊、年度等多维度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有无基金资助、基金资助数量与论文产出数量的关系，对优化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数据检索与处理

本文以2011—2016年八种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行业认可度、收录情况、影响因子、荣誉表彰等因素，选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各四种核心期刊。经比较，自然科学类期刊选定《地球物理学报》、《地理学报》、《计算机学报》和《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下文简称“北大学报”），社会科学类期刊选定《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KNI数据库，利用CKNI高级检索功能，通过汇总整理论文详细信息，得到学术论文获得基金资助等相关情况，即为本研究基础数据。

2基金资助投入与产出分析

2．1基金投入产出总体情况

八种期刊2011—2016年共7922篇，其中，基金资助论文6928篇，占总篇数的87．45％，非基金资助论文994篇，占总篇数的12．55％，基金资助论文数约为非基金资助论文数的7倍。总体而言，科研基金资助对增加论文产出数量有显著影响。2011—2016年八种期刊基金资助与非基金资助论文数量逐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2011—2016年，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呈增加趋势，非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则呈减少趋势。

2．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基金投入产出情况

2011—2016年，自然科学类四种期刊共5311篇，社会科学类四种期刊共2611篇，其中基金资助论文、非基金资助论文的数量和占论文总篇数的比例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均明显高于非基金资助论文，但两个学科领域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差异显著。存在如此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差别较大。社会科学类课题研究具有复杂性、主观性、依赖性和难验证性等特点，研究方法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包括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控制实验、问卷调查等。可见，社会科学类课题研究通常无需高额的硬件设备经费投入即可取得成果。此外，由图2可知，虽然社会科学类期刊基金资助论文比例明显低于自然科学类期刊，但仍超过60％。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项目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研究，需要借助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处理和案例调查分析等，因而部分社会科学类项目仍需依靠一定的科研经费投入才能完成。与社会科学类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类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和逻辑推理。在现实中，“观察”即指实验，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新发现、新发明和新理论的提出都必须以能够重现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课题，也必须依靠科学的实验结果。实验，则需要实验室、实验设备和器材等硬件条件，多数自然科学研究项目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自然科学类研究表现出更明显的基金资助依赖性。本文以论文篇均基金数反映基金资助强度，以基金论文比例反映论文产出量来分析基金资助强度与论文产出量的关系。篇均基金数是指期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所获基金资助项数的平均值，如式（1）所示。其中，F均为论文篇均基金数；P1为第1篇论文；FP1为第1篇论文获基金资助数量；N为总数。利用上述公式分别计算2011—2016年各年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论文的篇均基金数（如表1所示），并将其与相应基金资助论文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得到论文篇均基金数与基金论文比例逐年变化情况如图3、图4所示。由表1可知，2011—2016年六年间，八种期刊论文整体篇均基金数为2．55项，社会科学类期刊论文篇均基金数为1．60项，低于整体篇均基金数，自然科学类期刊论文篇均基金数为3．02项，高于整体篇均基金数，自然科学领域科研论文获得基金资助数量高于社会科学领域。由图3、图4可知，2011—2016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篇均基金数与基金论文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同年达到最高值和最低值，自然科学领域各年度论文篇均基金数和基金论文比例均高于社会科学领域。可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基金资助数量与论文产出数量均为正相关，增加基金资助数量有利于提高科研论文产出数量。2．3各期刊论文基金资助情况为了对比分析各期刊论文基金资助情况，我们分别统计了各期刊历年学术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2011—2016年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数量为：社会科学类，《经济研究》共931篇，《中国法学》共538篇，《中国社会科学》共765篇，《社会学研究》共377篇；自然科学类，《地球物理学报》共2389篇，《地理学报》共877篇，《计算机学报》共1169篇，《北大学报》共876篇。其中，基金资助论文和非基金资助论文占期刊总论文数的比例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自然科学类期刊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基本稳定且普遍较高，均高于90％，《地球物理学报》《地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基金论文比例甚至高达98％以上；社会科学类期刊中，《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基金论文比例较接近，约为60％，《经济研究》基金论文比例则达到84％。可见，基金资助对科研论文产出数量影响显著，且对自然科学学科的影响更明显，对某些学科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为分析各期刊论文基金资助数量与论文产出的关系，利用式（1）分别计算各期刊2011—2016年六年及历年的篇均基金数，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从2011-2016年六年的篇均基金数来看，在社会科学领域，篇均基金数最高的是《经济研究》2．74项，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1．07项，最低的是《中国法学》0．74项；在自然科学领域，篇均基金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计算机学报》4．20项，《地球物理学报》3．02项，《地理学报》2．62项和《北大学报》1．85项。可见，自然科学领域较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基金资助数量更多；计算机信息、经济学等热点学科较其他学科获得的基金资助数量更多。为了解期刊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的逐年变化情况，计算2011-2016年各年度、各期刊基金论文占相应年度期刊总数的比例，如图6—图13所示。根据图6—图13历年基金论文比例数据，可以对比分析出各期刊论文历年获基金资助情况。在自然科学类期刊中，《地理学报》《地球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这三种期刊历年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基本稳定且均保持在96％以上，而《北大学报》则出现相对明显的波动。这与期刊类型有一定关系，《地理学报》《地球物理学报》《计算机学报》主要来自某一学科及其相关学科，因此论文获基金资助总体情况较稳定，而《北大学报》发表的论文涉及学科范围较广泛，论文获资助情况难以估计，相对来说更易产生波动。在社会科学类期刊中，《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经济研究》这三种期刊历年基金论文比例基本稳定，其中《经济研究》历年基金论文比例较高且稳中有升，这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密不可分。一方面，国家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制订并实施一系列经济发展相关科研项目资助计划，使得该学科项目获得资助的概率提高；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导向使科研人员更有意愿投身于相关研究，使得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基金资助项目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非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中国法学》基金资助论文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13年到2016年，基金论文比例从43．33％逐年递增到69．23％。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法学相关研究项目成功申请基金资助的概率，同时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可见，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基金的资助方向，进而对科研产出产生影响。利用图6—图13数据，对比分析论文篇均基金数与基金论文比例的历年数据，得到基金资助数量与论文产出量的关系。可知，各期刊的论文篇均基金数与基金论文比例的逐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部分期刊历年基金论文比例接近饱和，在此情况下，增加基金资助数量对论文产出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图5和表2数据，对比分析各期刊2011-2016年六年的篇均基金数与基金论文比例总体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篇均基金数最高为《经济研究》2．74项，其基金论文比例84％，也是最大值；篇均基金数最低为《中国法学》0．74项，其基金论文比例56．69％，也是最小值。然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基金论文比例较高，增加基金资助数量对论文产出量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增加基金资助数量有利于提高科研论文产出量。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