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
综观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上述主要基本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今后的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若希望取得根本性的理论研究进展，或者希望取得崭新的学术突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通过自己所进行的、密切关注现实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真正把文化哲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上来，从而使自己不辜负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所赋予的天职和使命。
一、二、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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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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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4吴小平.西方营销渠道理论综述[J].商业经济，2005（1）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机制研究主要是把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看做一种建构过程，从文化发生根源和发生传播过程等方面，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如何在革命区域与当时社会文化融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这种文化形态生成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展演变的主要规律。中国红色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特定区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诸多文化要素融合衍生而成的。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是中国红色文化主体生成衍化期，而中国红色文化的延续及其新价值衍生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文化的生成传播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中国红色文化融汇整合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儒道释文化思想及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其生成传播的社会实践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主体根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整体，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重要血脉渊源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最根本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思想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最直接的理论指导”。②中国红色文化以其核心元素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用独特的方式铸成群体统一意志和集体目标，并以此统领整合引导社会其他阶级与阶层的政治文化，最终实现红色文化生成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红色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其他党派阶层的文化创造，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华民族文化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学”沉沦，“新学”屡经蜕变而未完成整合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具备了思想前提和组织基础。中国红色文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考察研究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进程，必须要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提供了实践主体。随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程度的日渐提高，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使命，使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不断发展，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变革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日渐从边缘性文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演变而为主流文化，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红色文化从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从边缘性文化到主导性文化以及从区域性文化到全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相耦合，再现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中国主流文化变迁。”③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阈
“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异同之处，考察探究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并由此发现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同性，从而建立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理论。”④“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之一，文化人类学者的视野直接指涉全世界的人类及其文化。人类学重视个体及其琐事，但更强调在“整体观”指导下拼合出文化全貌。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地域空间上看，“文化整体论”的研究视野都要比其他人文学科更为广阔。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我们在村庄中研究，但不研究村庄。格尔茨主张对文化作深度全面的诠释。中国学者周大鸣则主张从主位的角度去观察，客位的角度和全球的视角去研究，最终将主位与客位有机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处于从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变迁之中。中国红色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创造的当代呈现。近年来，中国红色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得以传播发展，形成了当下中国蔚然壮观的文化图景。
(一)“文化民族主义”:中国红色文化的身份认同建构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表征，文化固守与全球变革已经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有张力。英国学者道金斯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杜撰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道金斯认为“文化基因”是社会文化中类似基因的复杂单元，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文化信息模式。人类的进化是“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并存共进的过程，“文化基因”的传承总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传播延续，以实现文化特色的继承发展。“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使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传承。“文化基因”具有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和规范社会行为以及制约社会发展方向等功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层积传承的结果。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和中华民族救亡求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其原因就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基因，使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感情与道义上更加亲近和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推动着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文化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目的就在于能够促进社会整合与民族文化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民族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社会成员是在共同文化缔造的结构化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认同”是文化固有的特定功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使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产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是指社会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把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己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自觉遵循这一文化系统并用以评价事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未来必须以文明为基础来构建世界新秩序，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从而促进“国家认同”。文化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根基而日益牢固紧密。而“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就是寻求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象征。从中华文明传承演变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红色文化是在封建文化没落、资产阶级文化先天弱势的背景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而成长起来的文化新形态。中国红色文化融汇包含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功能，是中国特定时代的一种文化创造，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体系，涵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中国红色文化内在于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变迁之中，顺应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⑥中国红色文化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红色文化能够发挥其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以及政治导引作用。
(二)“生态整体论”: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n)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栖居着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生态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自然或人为边界的功能系统单位。“整体论”是人类学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学整体探讨与综合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人及其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整体和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整体的特有性质。要把握整体的性质就要用系统的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在与若干不同系统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作为动态的有机体，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交互影响和分流整合，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群落。形态各异的文化群落都是人类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⑦“文化生态系统”就是这个动态的文化整体。“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元素通过交往互动而出现融汇整合的过程。文化遗传是人们接受社会习惯和共享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观念始终处于不断被传递和强化之中。而人类文化交往活动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遗传的一种方式。遗传性和变异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遗传与变异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历程之中。因此，在推动“文化生态系统”变革和探求“文化生态系统”发展所需新的文化思想的同时，还要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超越于所处的文化背景，而又不背离文化背景。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规模巨大并且结构较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分析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具有多重视角和多种方法。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开放常新的文化体系，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最终达到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生态整体性的建构。红色文化是内涵丰富的特定文化概念。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发展具有遗传变异性和整体开放性的生态意味。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是由物化生态、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构成，红色精神则是贯穿于整个文化生态体系的灵魂。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主要包括旧址遗址和纪念馆等，是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场所。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最为直观地再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见证。物化生态是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显性载体。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生态则以红色文献为载体，红色文献主要指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各级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等。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生态是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灵魂，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与创新。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就是要注重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层、理论生态层和精神生态层的整体协调发展。在文化创新和时展中，要始终坚持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的内核。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变异维新的方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体现。中国红色文化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思潮，形塑着革命先进分子及其普通大众的理想信念。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红色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功能具有整合当下其他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担当。
三、“全球场域”: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意味着人类从彼此分隔的状态走向全球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被看做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全球场域下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赋予全球社会一种崭新的全球意识。“全球化”使全球范围的文化资源扩散流动加快，文化发展处于高度融合与分化的张力之中。容量巨大的文化信息相互碰撞交汇，重构着各种文化复杂的内在结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相互渗透整合，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本土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传播是社会间文化特质的散布，传播与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传播以符号化和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文化则规定着传播的方向效果和内容方式。⑧人类学学者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即交流，文化是媒介。这句话反映了文化与传播的互动实质，传播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传媒世界化”和“世界传媒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本土化”浪潮之下，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以及速度将不断改变着全球文化的地理版图，“文化杂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质文化间进行的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活动。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力量使“跨文化传播”在不断融合与冲突中呈螺旋式上升，引发全球文化冲突以及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潮流。“作为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运动，‘跨文化传播’包含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文化力量的对峙与互动。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的优势，才能在发展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文化发展与并存的‘增量空间’，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得到了空前扩张，跨文化交往也激发了各种文化内部的独创性表达”。
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曾说过:文化本身并没有脚，文化是靠传播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中国红色文化也具有如此特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都离不开人以及人的主动性。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担当者，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者，具有极大的感召引导力量，在明确红色文化传播目的和规定红色文化传播性质方向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⑩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应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跨文化传播。如果从跨文化角度考察埃德加•斯诺当年之举，则无疑会对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有着启示意义。当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出版后，斯诺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向巅峰。斯诺的文化跨越取得了多重收获，客观上为“红色文化”由中国西北一隅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是中国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红色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生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综上，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要具有同化力，才能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所创造出的新型文化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中国红色文化，深度挖掘中国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独特价值，扩大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红色文化战略能力。最终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