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屏边 苗族 文化

1.屏边县苗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屏边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着苗、汉、彝、壮、瑶等17个民族，总人口15.3万人，其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4.18%，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生产性文化、生活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等多种多样文化。屏边的苗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地带，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塑造出了一系列与山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性文化模式，刀耕火种盛行千年不衰。围绕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苗族早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自的生产性文化体系，伴随着耕种过程，一系列农耕礼仪为特征、反映民族神缘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随之展开。

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中的屏边苗族，为了生存，还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顺应和利用客观的外部环境，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性文化，同时衍生出相应的人生礼仪。例如：“苗族鸡生”、“纺麻”、“织布”、“手工刺绣”、“蜡画”、“民歌民谣”、“花山节”、“苗族服饰”等等，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这些生活性文化也常处于流变之中。受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屏边的苗族生活中，观念性文化也有所不同，其中，就有较大差异。规范性文化与人们的行为紧密联系着，常常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中表现或折射出来。道德作为一种规范性文化，是一定的民族群体所认同和接受的人际行为准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通过相互交流、交融、其文化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精神也不断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许多与中华民族一致的伦理倾向和道德品质，如讲礼仪、重情感、重承诺、疾恶如仇、尊老爱幼、以群为重等。这些规范性文化中包含着的道德传统，是苗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坚实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材料。

2.屏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1理性地对待苗族生活性文化事象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文化事象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历史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有的文化事象被淘汰了，有的自行消失了，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屏边的苗族也有许多至今还保留并仍起作用的民族文化事象，这需要我们去理性地分析对待，不能采取“一刀切”或“一锅煮”方式，应分清情况，分别对待处理。有的苗族文化事象无先进或落后之分，不会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冲突，但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如苗族服饰、苗族歌舞等。对于这些文化事象，可以无须干涉，任其发展，或者略加引导，使之在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丰富苗族群众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如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供男子上学，不让女孩子上学；迷信，不信科学，生病不到医院就治，而要搞迷信医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创新意识不强等等。对这些文化事象，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能力，教其扬长避短加以改造，使之化害为利。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方式基本一致，如苗族人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讲诚信、以群为重，尊老爱幼，以重情感为基础的自由婚恋等。对这类文化事象，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让它们成为苗族进步，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托。社会不断进步，屏边苗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不断地得到改善，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着。

2.2批评性地传承屏边苗族规范性文化

面对屏边县苗族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我们要用现代文明的精神加以检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以取舍、改造、传承发展。民族习惯法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于民族社会中的“法律”，在现阶段，一些苗族习惯法在屏边县的苗族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发挥着作用。对待这些民族习惯法，我们不能用“一刀切”，应加以区别对待，只要与国家法律政策不相冲突的就保留，让它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要主动运用国家法律来指导和引导它们的演变和发展。苗族禁忌习俗中，既有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有迷信与偏见的沉积。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苗族禁忌，破除那些毫无道理的迷信的、愚昧的禁忌，保留那些有一定科学性的，有利于人们生产、生活的禁忌。各民族的传统理论道德思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遗产，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阻碍人和社会发展的旧的社会理论道德，我们应该摒弃，对那些属于社会公德层次的道德，我们要直接保留略加以改造，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砖石。

3.小结

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精神生活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支撑一个群体的精神生活的民族文化被破坏，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法谈了，社会的进步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应成为矛盾。因此，建设苗族的文化，可以改善苗族精神面貌，为苗族地区注入活力，提高苗族人民的整体素质，为苗族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的和谐奠定基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应充分重视苗族地区苗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尽量减少时代变迁对苗族文化冲击的负面影响。总之，面对屏边地区的苗族文化，我认为要用现代文明的精神加以检验，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地开发利用，使传统优秀的苗族文化得以传承、创新，让它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传承；创新视域；高职院校；珠算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9-0253-02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重视信息化技术的教学，要求在校学生必须获得与之相关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在信息化技术被重视的同时，很多人似乎忘记了珠算的存在与传承的重要性。很多高职院校、中职院校的财经类专业将珠算从基础课转为选修课，社会中的鉴定工作减少，有些地方已不存在，珠算类比赛被取代。笔者拟从人们对珠算文化理解偏颇的角度出发，着重研究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有何意义，如何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重视高职院校珠算课程的教育与教学。

一、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珠算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一）珠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珠算等共计510项。

珠算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以算盘为工具，以算理算法为理论体系，运用口诀、通过手指拨珠进行数学加、减、乘、除等运算。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这一伟大创造，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珠算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知这一消息，作为一名在高职院校从事珠算知识普及教学的教师，我感到欢欣和鼓舞。申遗成功意味着珠算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珠算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信息化时代有了新的价值取向。

二、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的意义

珠算课程既是一门综合科学技术基础课，又是一门专项计算技能课，开设珠算课是大学生加强专业与非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必修课程，所以高职院校财经专业开设珠算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珠算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珠算人孜孜不倦、坚持不懈的结果，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对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民众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职院校开展珠算教学活动，既是教学、技能培养和就业的需要，还能以此活动为载体，传承与弘扬珠算文化，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习动力。高职院校等有关部门当责无旁贷，将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二）发挥珠算教育在育人中的作用

珠算课程是一门技术性、操作性、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主要包括珠算加减、珠算乘除等训练模块，通过技能训练，以动手操作为基础，调动手、眼、脑协同参与，这种多元化的综合训练，不但能使学生提高技能学习的信心、积极性，而且可以集中注意力，使学生动作协调、连贯，做事认真严谨，反应敏捷，快速高效，准确无误，培养韧性和持久性。调查反馈结果显示，珠算技能训练不但是培养学生职业素质的好途径，而且也是学生养成良好职业行为习惯的好方法。

（三）传承与弘扬珠算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珠算教育事业，在人民掌握政权之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部门从1950年起在学校广开珠算课，财经、商业院校和一般中等专业院校也都开设珠算课程。但是，由于珠算教师缺乏专业训练，或缺乏珠算教师，一般教学效果都不够理想。80年代职业教育大发展，凡开设财会、统计及管理专业的学校均开设了珠算课，这些学校为了使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狠抓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包括珠算在内。同时，为适应社会对珠算的迫切需求，广泛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不拘形式的珠算教育，专门教授珠算的珠算培训中心、训练班也应运而生。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电算化的普及，珠算的价值受到质疑，珠算的理论及文化内涵被忽略和淡化，珠算运算技能逐渐被替代。珠算课程在各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教学中处于可有可无地位，有些学校把珠算课程列为选修课，甚至不列入教学计划之中；社会中的珠算鉴定工作也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甚至不复存在；珠算比赛活动被珠心算所取代，参与对象是儿童，而面向社会或高职院校的珠算比赛基本被冷却。很多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珠算的计算功能完全被计算机所取代，算盘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少，认为珠算没有存在的必要。产生这些想法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珠算的计算功能，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工具，不了解珠算不可替代的多种功能和作用，没有从珠算教育和文化传承角度重新认识珠算存在的意义。

三、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高职院校珠算课程的教学探索

（一）充分认识珠算独特的优势

珠算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珠算和计算机原理一致，算法程序相当，方法技巧相似，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仍不失其先进性。珠算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珠算技能可以提高运算速度。珠算使抽象的数字计算在算盘上得到形象的再现，如果训练得当，它的运算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计算机，速度快，准确高效，灵活方便。除此之外，珠算还具有启智、益智等功能。

（二）改革珠算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1.选用合适的珠算教学方法。珠算教学有两种教学方式：一是注入式，二是启发式。所谓注入式，就是教师上课时按教材内容逐章逐节讲解、举例、演算，最后布置作业下课。整个过程是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对任何课程都不适宜，尤其是珠算教学。另一种是启发式教学，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类、概括、具体化、系统化等思维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例如：教师在讲授乘法定位时，先在教学算盘上演算125×40=5000，演算后，算盘上只有一档有一个上珠靠梁，空挡表示零，于是提出问题：积数有几个零？怎样才能避免多写零或漏写零？这样就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集中到所提问题上。之后再讲定位方法和定位的重要性，就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抓紧基本功训练。任何一门技术都有其基本功内容，珠算也不例外。要想学好一门技术，必须从抓基本功锻炼着手。珠算的基本功主要有：指法、口诀、记数、看数、运算等内容。

3.精讲多练。所谓精讲，就是教师以简练而又生动的讲授把教材内容阐述清楚。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言简意赅，突出重点和难点，配备相应的练习题，准备一些课堂的小比赛，让学生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气氛，激发学习动力，培养学习兴趣。

（三）定期组织珠算技能鉴定与比赛，加大表彰和宣传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珠算的科学和实用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当前，在不断探索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珠算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为发展素质教育、培养人才开拓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站在传承、弘扬与发展的角度，各高职院校要树立大珠算观，通过珠算的宣传，借助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要求，恢复珠算课程和普及珠算教学，加大珠算师资培训，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扩大了财经类专业必修课的学习、训练和鉴定，切实提高了学生的珠算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责任心和职业意识，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了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的对接，为将来的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职院校将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国珠算文化的主阵地之一，发挥出自身在传承与弘扬中国珠算文化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参考文献：

[1]赵慧.珠算教育漫谈[J].考试周刊，2014，（45）.

[2]王丽.论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的珠算教育[J].珠算与珠心算，2014，（4）.

[3]潘群.媒体组合在职校珠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才.思――教法新探，2014，（18）.

[4]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闻会通稿[J].珠算与珠心算，2013，（6）.

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

苗玉宁（1967―）,女,山西临县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伦理、高等教育管理。

摘 要：按照大力推进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在深入分析文化传承创新现实困惑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以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价值体系为切入点，提出实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战略、策略与行动科学对接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22-04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整体部署。总书记对高等院校提出“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向高等教育赋予了重要历史使命。大学作为一个既是有深厚文化底蕴、承担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学习型组织，又是在传承基础上吸纳全球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创新功能的学习型组织，如何将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作为实施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战略的新课题，并在与相关策略和行动的科学对接上具体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现实困惑：消除文化传承

与创新之间的鸿沟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此不难看出，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一个基于空间与时间的动态结构。

就空间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大学文化传承，应以传播基于本民族精神的文化和知识财富为内容，潜藏着民族传统和历史演替的“与时俱进”内涵。如中华民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大学教育应将“八德”作为文化传承的核心知识点，转换成“学会做人”的具体行动；将《易经》中“不易、变易、简易”的思辨模式，转换成“学会思维”的具体行动；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彰显中华文明的“器”群，转换成“学会学习”的具体行动。中华传统文化对强化杨叔子先生提出的实现大学教育“学会做人、学会思维、学会学习”功能有重要意义。

就时间而言，鉴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昔日的文化传承，曾盲目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发轫、发展时期的西方文化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我国科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潮流，究其根本原因是不能“与时俱进”地系统吸收诸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性，提倡人性”的人文创新精神，不能适时将文化作为一种潜性动力，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致。社会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教育对基于不同文化成果吸收的传承。

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大学社会功能认识差异所产生的具体行动上。世界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当属1088年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而我国官办最早的大学是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与波罗尼亚大学800多年的时间差距，形成了基于历史沉积的，对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认知的差异。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作为文化有机组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总量与质量的差距。实现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建立缩小差距实现相对赶超的体制和机制。

但是，在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和相对赶超的过程中，存在着如下的一些基于历史的现实困惑：一是在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古代私塾教化与科举制度，已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条无形的鸿沟。如曾将西方文化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创新出的科学技术成果称之为异端学说，这在一定意义上隔裂了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二是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曾将诸多被称之为“华夏之根”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打入冷宫，隔裂了本民族、本地域文化的链式传承与创新。如俞吾金在《文化传承创新：从自发走向自觉》中指出，“有人主张把所有的线装书扔进厕所里，也有人主张把汉字拉丁化”。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口号，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灭顶之灾，而且封杀了建国17年来基于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传承、文化交流的创新成果，导致出现难以“与世俱进”的局面。这与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上世纪掀起的“八十年代‘孙子’热”，“九十年代‘三国’火”和“21世纪‘易经’兴”，融东西方文化一体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如何建立融家族荣誉感与民族自尊心于一体，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相结合的体制和机制，激发大学生融家族与民族荣誉感于一体的自我、自主学习精神，如何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不同民族与国家文化传承创新的大学文化融合机制，用填平鸿沟的主动性，消除现实困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科学制度提供支持。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正是在文化创新发展制度的建设上，优化了文化发展的大环境。这对进一步发挥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提供了机遇。不仅会使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走出旧体制僵化的羁绊，而且会从体制与机制的结合上，快速消除大学发展中现存的研究开发急功近利、教学内容形式趋同、师生之间伦理淡薄，教学管理衙门作风和行政管理的官本位。

二、 战略视阈：构建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价值体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中国高校发展中一道艰深难解的命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则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观，认识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将构建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要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理论为依据，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以追求文化传承创新行动的效率和收益为目的，确立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走向，优化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互动促进机制，在用文化传承创新成果引领科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战略与策略的科学对接变成具体行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价值体系构建首先要在提升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效率与质量上具体化。这对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科技人才培养效率会产生潜在的促进力。在高等教育阶段，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一种看不见的隐性“力量”，对人才成长产生的显性促进作用，是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产生文化力的价值内涵。

价值体系构建要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文化力予以重视。纵观我国宋朝文化与技术成果和西方文艺复兴与科技革命同步发展的史例，任何一个科学技术创新活跃、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都需要基于文化传承创新的激荡和引领。在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中，大学不仅是信息和知识的传递场所，也是运用作为文化力组成的教育力对各级各类创新人才培育的关键环节，实施文化力、教育力与科技力集成策略，运用潜移默化的、内在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力，使学生成为追求真、善、美，成为具有民族使命感的复兴中华的人才。

大学文化价值体系构建的收益最终要体现在合格人才的培养上。科学人才的培养，无疑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杰出自然科学人才的培养也要有宽厚的人文知识做基础，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钱学森、李四光、袁隆平等，都有较高的音乐艺术修养。近年来，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正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深刻的改革，但是文化传承创新绝不仅是将《论语》、《弟子规》等古文在大学生中单纯诵读的“知识教育”，而是要体现在可持续地而不是一次性地建设有独特品位、高雅格调、厚重氛围校园文化系统的行动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场”作为策略，使文化成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促进大学生成才的看不见的“影响力”，成为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环境建设中的“软实力”。从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时、事事、处处影响一所大学全体职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要通过深度挖掘基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内涵，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行动准则，用集“家族、校族、省族和民族”利益于一体、荣誉至上的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行为规范，激发大学师生共同自主、自觉、自省的学习动力，以此消除以单纯知识拓展替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倾向，构建东、西方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的“文化场”和“文化智慧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导向具体化，用可持续优化文化传承创新的体制与机制，实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三、策略行动：实现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科学对接

文化既是以本民族的固有形式而实现的传承，又是以多民族的借鉴融合而实现的创新。总书记把文化的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第四大职能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调整的一大贡献。为此，要通过战略、策略与行动的科学对接，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策略调整的重要内容，变成每一所大学的具体行动。

第一，要充分认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职能，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第四职能纳入教育和文化发展规划修订的内容予以重视，实现国家规划与省（市）规划的科学对接；纳入教育与文化发展年度计划，实现规划与年度计划的科学对接；纳入每所大学的发展规划与年度工作计划，实现国家宏观规划、省（市）中观规划与大学微观规划的科学对接，实现规划、计划和行动的科学对接；将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职能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各类决策的议事日程。只有将对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的认识转换成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才能将文化传承与创新落在实处，才能用文化促进力优化大学发展环境，才能激发师生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动性与自觉性。用文化传承创新的主动性，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将树立正确人生观、荣辱观、价值观的自觉性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变成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人才的具体行动。

第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和核心知识点链接的研究，开发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新手段与新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创新传承内容、传承模式、传承机制的基础上，向传承全过程赋予新内涵。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知识接口，优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环境、模式与渠道。在处理好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引领的关系的基础上，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于一体，将传承、吸收、引领和创新科学对接的成果，用于提高高等教学质量、教学效率的教学收益的全过程。当前，要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的作用认识，在消除重“理”轻“文”上有规划、有办法、有行动。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为人之道”和“做事之法”的工具，纳入理工类大学教学的知识体系。要用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效广泛传承，作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核心要素，尽可能多地发现人文社会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对接的案例，创新二者结合的新理论，将发挥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建立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协同共进的基础上。

第三，优化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体制与机制。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见成效。就一所大学文化的内部机制创新来说，一要建立健全基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平衡的民主管理机制，合理配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学术权力效用有效发挥为重点，可持续地优化大学学术自由的环境；二要向师德建设注入新内容，建立教师知识与技能持续更新的激励机制，用校长、院长可持续学习新知识、践行文化传承创新的行动，激励教师持续学习新知识的动力，用教师可持续学习新文化、新知识、新技能的行动，激发学生“以学为本”的职业操守，将校风、学风的改善建立在团队全员学习的基础上，用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行动的全员科学对接，影响学生求学态度和为民族振兴发奋向上、为民族争光的精神。

第四，优化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深入研究制约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硬件设施与软件环境，制定相关激励机制。一要制定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分级分类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办法和奖励办法；二要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劣纳入大学评估与评价。按照分级分类指标，对做出突出成绩者，无论是民办大学还是公办大学，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要在加强分类指导的基础上，对在实施文化传承创新中走出新路子、迈出新步子、做出新贡献的院校，要通过设立“文化传承创新”专项奖励制度予以表彰鼓励。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绝不仅是“985”、“211”大学的“专利”，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学，对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要制定相关条款加大对量大面广的弱势大学的支持，鼓励这些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上做出新成绩，从而在更广范围内，将总书记提出的“大学文化传承”战略落在实处。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Combination of Strategies, Tactics and Specific Measures

MIAO Yuning, WANG Fenghua, ZHANG Xiaoxue

(Business College，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31)

Abstract：

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传统民族声乐：以京韵大鼓、苏州弹词、山东大鼓、河南坠子等曲艺音乐；以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等戏曲；以陕北信天游、福建茶歌、青海花儿和蒙古长调、苗族飞歌、藏族月拉、彝族海菜腔、客家山歌等民歌、山歌：以秧歌、花灯、凤阳花鼓、锅庄等民间歌舞的部分组成，是一个包罗万象、风格各异的广义概念。另外，还包括古代六代乐舞、雅乐和燕乐、唐代房中乐、宋代曲牌音乐、元代杂剧和小令等，这些声乐艺术形式的曲谱和演唱方法虽大多没流传下来，但却形成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族声乐，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历史源头和重要营养。

中国传统民族声乐的理论体系为现代民族声乐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传统声乐理论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的《左传》、《国语》、《论语》等及后来的《乐论》、《梦溪笔谈》、《碧鸡漫志》等都有关于音乐理论、声乐理念和演唱实践的记载。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对演唱技法、歌唱节奏、声音气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明代的《曲律》、《度曲须知》，清代的《闲情偶寄》、《乐府传声》等的传统声乐理论更加系统化，这都是传统声乐的理论结晶。现代民族声乐的建立，离不开传统声乐理论做根基，因此，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应传承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理论。

传统戏曲及其声乐演唱形式在各地区、各时期的流变，使古代声乐演唱技法和理念被传承了下来。现代民族声乐在许多方面，都传承了传统声乐的演唱技法、特点和审美理念。明代的四大声腔，为传统戏曲和声乐演唱的代表性唱腔。这都是有别于西方声乐艺术的重要标志。声腔艺术的代代相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因此，我们要重视对传统声乐演唱技法和理念的学习，传承它的优秀成果，使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有创新依据。

二、传承与创新

我国民族声乐要想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就必须有创新精神。创新，首先要有选择、有吸收、有继承，这样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式。丁亚平说：“喻示了特定民族的艺术家在时空上与一种精神结构和一种文化组合。艺术家的差异不仅显示为一种民族语言上的不同，而且，其全部主观功能往往都起源于一种前结构，也即一种不断发展、变化且得到维持和强化的群体精神结构。”(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这说明各民族把共同认可的经验作为一种文化趋势，这是艺术家很难超越的精神结构。多年来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受外来音乐影响和主流音乐的冲击，其个性化逐渐减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族声乐对传统声乐的传承和创新。民族声乐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要传承也要创新。对外来声乐艺术是兼收并蓄和勇于吸收、善于交融，使传统声乐与现代声乐相结合。因此，我们要不断以新的视野、新的高度认知世界，不断向国外先进声乐学习，以求丰富、更新与发展自己。只要不断地传承传统和开拓创新，就会为我国的民族声乐发展开辟一番新天地。

三、传承与发展

没有传承就没有发展。“只要有传承，就会有变化，传承带来变化；反之，变化又促进了传承。”(郭建民，《声乐文化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在传承中要防止保守主义，在借鉴中要反对盲目主义，要以“我”为主、以“民”为主，以“洋”为辅。“民族声乐文化能不能保持其独特性，还要看她负载这个文化的民族本身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郭建民：《声乐文化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这说明民族声乐既要发展又要适应时代，传承与发展传统民族声乐关系到民族声乐命脉的延续。因此，既保持“民族民间唱法”的纯洁性和文化特点，又要不断探索“中国唱法”。我国民族的深厚传统是民族声乐的根基。既要传承传统，也要发展创新。“古为今用”是对艺术民族性的传承，“洋为中用”是对外来声乐文化的借鉴。在保持民族声乐优良传统的同时，对外来声乐文化有选择地借鉴，以开放的态势创造出高扬民族主体精神的价值观念，为发展和完善我国民族声乐做贡献。

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范文第5篇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锡勤．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礼教的历史根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2］陈金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批判地继承［J］．思想研究，2014(7)．

［3］徐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5．

［5］［美］拉格兰，萨特海特．哲学是什么［M］．韩东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邓绍基．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M］//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

［7］侯军．礼失而求诸野［N］．光明日报，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