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1篇

人们往往把《辩证理性批判》看作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实际上萨特在 《辩证理性批判》中并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 主义，虽然萨特这时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但他使用这些范畴只不过是为了完善 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

一　人在历史中的纵向关系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既成结论开始自己的论述，提出，人创 造历史，同时，人又是他创造的历史所创造的。从这一点出发，萨特展开了人的纵向的历史 关系的探讨，试图从人与先前世代中的人的活动的联系中来理解人的存在。萨特认为，人创 造历史这一点不能局限在个人身上进行思考，作为个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还不是历史的动 力。因为，人创造历史首先是在诸如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等先前实际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进 行的，虽然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先前的条件，但如果没有这些先前的条件，人也就无从创 造了，正是先前的条件为人变革历史的活动确定方向和提供物质的现实性，人创造历史无非 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超越先前的条件。

先前的条件是先前世代中人的创造活动的物化，它把不同世代的人联系在一起，是先有 了过去人的创造活动才产生了现在的创造活动。wWW.133229.coM对于创造历史的活动来说，人与他人以及过 去的人是一个综合统一的总体，正是这个综合统一的总体才是真正的历史动力。

人创造历史，人在历史的发展中结成客观的联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也许会说 历史与我不相干，我并没有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处在社会中的人， 只要活动，无疑就已经将自己的活动投入到创造历史的总体之中去了，而且，一个人的存在 本身就意味着会有他人的活动来支持他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把他纳 入到历史创造者的行列之中了。所以，一切人都是历史中的人，一切人都在进行着创造历史 的活动，历史把一切人联系在一起。人们之所以意识不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因为他的 活动往往被其他人的活动所掩盖。

对于社会集团来说也是这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屡屡看到，一个集团的实践活动 的成果为另一个集团所摘取。比如农民运动的受益者往往是封建地主阶级，从而使农民运动 失去了行动的真实意义。但是，在萨特看来，“这并不是说，作为人对历史的实际作用的那 种行动不存在，而只是说，其达到的结果——即使符合人们自己提出的目标——当人们把它 放到总体化的运动中去的时候，根本不同于它在地方范围所出现的那样。” [1] 因为农民运 动虽然失败了，封建地主阶级重新获得了胜利，但是农民运动已深深地把它的印记打在历史 之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所以，“人就是这样创造历史的，这就是说，他在历史中把自己 客观化，又在其中把自己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它是一切人的全部活动的特有的成 绩——对人显得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客观的结果中认不出 他们的行动的意义 ( 尽管局部地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成功的 ) 。” [2]

人是主体，当然，人在历史中活动会产生种种异化，但异化只能够改变人的行动的结果， 却不能够改变行动的深刻的实质，人的活动是为了人的对世界的改造。人在改造世界的活动 中虽然必须倚恃于先前的条件和现有的社会环境，但它们只不过是从属于人和支持着人的活 动的物质基础。人在通过先前的条件和现有的社会环境去改造世界时，恰恰是为了人对这些 先前的条件和现有的社会环境的超越。而一旦实现了这种超越，人的活动就打开了通向未来 的通路，即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与未来的人联系了起来。

人与人在历史中的这种纵向联系，使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一种连续的过程，即历史是世代 人的活动的累积，每一代人都是以其先辈所达到的成果为起点的，是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推 动历史进一步发展的。

二　人在历史中的横向关系

人在创造历史中的纵向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历史关系或人与历史的关系，而人在创造历 史中的横向关系则是人的社会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当他人为了自 己生存的目的而在他身上实现了某种东西的时，他也通过他人达到了同样的结果。这样一来， 他与他人就共同实现了对先前条件和现有社会环境的超越。萨特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 在于对某种情况的超越，在于他能够做到对别人在他身上所实现的东西反过来有所作为，尽 管他从来没有在他的客观化中认识到自己。” [3]

历史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和产生着人的关系， 每一代人的实践都开拓着人的新型关 系的可能性。萨特说：“个人之所以把自己客观化而且参加历史的创造，就是因为他超越现 存的情况而趋向可能的领域并且实现所有的可能性之中的一个：于是，他的计划就具有一种 现实性，虽然本人可能不知道它；同时，这种现实性，由于它所表现和它所产生的矛盾，影 响着事变的进程。” [4]

人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是交叉着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生成 的关系，当人的横向关系以可能性的形式存在时，它是随时准备转化为此在的未来。在实践 活动中，人除了要求实现他人在他身上所实现的东西之外，还要求他的活动得到他人甚至整 个社会的支持。当然，他也必须支持着他人的活动，不管他主观上是否愿意这样做，但他客 观上必须这样做。一般说来，社会有选择地对人的活动提供支持。以择业为例，在现代社会 里，对保健医生的公共需要不断地增加，但从业人数却大大地不足，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构 成了一种实际的、具体的和可能的未来，即选择保健医生的职业。同样道理，在社会朝着务 实的方向发展时，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就大大超过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某些人就会放弃 在未来成为哲学家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对于个人来说是直接受着他所能认识到的利 益要求所决定的，社会对他的选择作出集体性的支持也是基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并通过给予他 能意识到的利益来进行的。虽然历史总是向人们打开更广阔的永远开放的可能性，但个人只 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行动，因为个人只看到自己的直接利益。正是由于这个直接利益使人们 结合起来，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而且有机的社会关系。

萨特认为，就人与历史的关系而言，虽然，个人创造历史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个人行动 中却体现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萨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从未驾驶过飞机的黑人在伦敦 附近的机场上偷了一架飞机，而作为有色人种他是属于被禁止飞行之列的，这个黑人在慷慨 赴死地驾机飞行时，可能并不是要作一次政治示威，而是以死来反抗他的个人命运，但是他 在选择赴死的方式时违反了英国人的种族主义禁令，即冲破了他一生下来就被决定了的不准 他飞行的禁令。因而，他在驾机飞行时所表现出来的是有色人种对殖民者的反抗，是殖民地 人民的集体反抗的一种特殊化，他的行动代表了殖民地人民的集体要求和解放冲动。“这个 死亡，同时意味着他的人民的不可能的反抗，所以它也意味着他同殖民者的目前的关系，意 味着仇恨和抵抗的彻底性，最后，意味着这个人的内心的计划，他的一种简单明了的自由选 择——赴死的自由的选择” [5] 所以说，个人的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集体， 进而与整个 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行动反映了集体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这种愿望和要求又包含着社 会深层的历史趋势，因而个人的行动就成了历史运动的象征。一旦个人的行动扬弃自身的特 殊性而走向普遍化，人的横向关系就成了现实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甚至成了历史发展和 社会运动的基础。

三　社会集团与个人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看来，历史是根源于个人实践的。然而，我们在历史的运动中经常看 到的是集团的行动。在每一次历史事变中，都显示出了集团的力量，即表现为集团之间的冲 突。集团之间的冲突决定了集团的存在和改变，而集团自身性质、结构的改变和矛盾对立的 平衡或非平衡状况，又决定了历史事变的方向与进程。因此，历史发展的最直接的承载物是 集团，集团是反映在历史表象上的主体。

但是，集团决不是离开了个人的抽象。萨特认为，对集团在历史事变中的作用的进一步 考察，就会发现历史事变的深层是个人在起作用，集团只不过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工具和桥梁， 集团也是个人创造的。当然，在个人创造集团的同时，集团又把权力和效力给予个人，接受 这种给予的人也就成了集团的创造物，成了集团的代表和象征。个人永远是不可还原的因素， 一切集团都铭刻着个人的印记。当集团的结构能够包容个人的特殊性时，集团中处处都突出 地显现着个人的特殊性；当集团的内部结构不允许个人的特殊性存在时，那么这个集团无非 是把个人的特殊性普遍化，即集团在整体上表现为个人的个性。因为集团在为自己创造出领 袖时，往往是把集团个人化了。因此，集团也需要从个人那里获得理解，或者说，集团无非 是个人的存在形式。

我们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人的人的理论，但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又是 把人放置在历史之中，放置在具体的集团之中的。因为只有在集团之中，个体才需要在理解 自我的同时也理解别人，并且在这种理解中形成集团的结构和实现集团的功能。也就是说， 集团需要统一的理论和原则来规范集团中的一切个人，而这种理论和原则正是来自于集团中 的一切个人自我理解和理解别人的方式。

萨特认为，集团的形成是根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 自己，因而把自己的命运也看作是他人的命运。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 一场暴力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 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 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 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 武装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 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 军队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 是在他人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它者性的联结。” [6] 是共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 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总之，在萨特看来，集团并不是超个人的社会实体，集团仅仅是由个人构成的，是个人 的存在形式，集团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从属于个人的目的的。所以社会集团与人的关系也就是 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自身的关系。

四　社会集团的类型

社会集团作为人的存在形式并不总是与个人相一致相谐调的，尽管集团是由人结合起来 的，然而一旦人结合成集团，就会出现人与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状况，随着集团的发展， 集团的内部结构越是有序，集团的组织越是严密，人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就越是严重。 就集团是人的存在形式而言，人与集团的对立也就是人与自身的对立。

萨特认为，社会集团主要有融合集团、誓愿集团和制度集团等几种类型。

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 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 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萨特说：“融合集团 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 [7] 在这种集团中， “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 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体现。” [8]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一旦共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 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 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 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团。也就是说， 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

因此，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集团，即“誓愿集团”。誓愿集团是由 其成员宣誓牺牲自己的自由去保卫公共自由而组成的集团。誓愿集团是建立在誓言的基础上 的。从这种集团的内部机制看，它取决于两个因素：友爱和恐怖。成员间的友爱可以对个人 起到约束作用，促使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但仅仅靠友爱来约束个人并进一步维系集团是非 常不可靠的，它还需要借助于恐怖来强制个人遵从自己的誓言。也就是说，集团需要把外在 的恐怖内在化，向其成员揭示：一个外在的恐怖就存在于他们身边，他们只有处在这个集团 之中才能抵御这个恐怖。因此，誓愿集团不在于促进友爱，而在于抵御恐怖。

这个集团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又必须使其结构组织化，即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定 形式的组织，通过工作专门化而提高集团在整体上的有机性能。这样一来，集团就形成了某 种综合的权力，以致于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得不服从某一威权的强制性支配。这时，集 团的行动就不再具有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自发性了，集团共同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成员之间 的越来越细的分工，而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在 集团的内部产生了与集团相对立的因素，随着这种因素的增长，威权的力量越来越小，以致 于集团随时都有可能把威权作为个人权威来加以否定，并进而导致集团的瓦解。

为了在威权衰落的情况下继续保证集团的存在，誓愿集团的组织性就需要被制度化，那 些凌架于集团之上的威权也就会因制度化而被巩固。誓愿集团的制度化也就是“制度集团”。 在制度集团中，个人就如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被固定在他的工作中，所谓集团的共同目标成了 他在工作中必须履行的狭隘义务，作为个人自由的目标却对于他陌生起来，因而实践成了外 在于他的异化，即成为一种反个人自由的反实践。

制度集团是官僚化的温床，因为，集团为了使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越来越分散的活动统 一为集团的共同行动，就必须在集团内部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 起能够发挥集团功能的官僚机构。这样一来，人与制度的对立就进一步演化成了人与人的对 立。可见，从融合集团到誓愿集团再到制度集团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形式化，这个过程是 人不断获得其本质的过程，但也是人的异化的过程。发展到制度集团，当人与人相对立时， 实际上也就成了人与自己的对立，当这种对立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要求扬弃异化、反对对 立和改变自身存在的要求重新激化，因而历史出现新的一轮循环。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存 在方式的这种变更中实现的。

至此，我们看到，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表面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运用社会历史 等范畴去探讨人的存在问题，实际上，他的结论并未超出《存在与虚无》，因为，在萨特眼 中，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即人的社会存在对于个人来说只是种异化，他是人必须加以接 受的本质，但却是人的自由的障碍。所以，萨特自始至终都是悲观的、苦闷的、无可奈何的 存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注：

[1] [2] [3] [4] [5]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 第 67 页 , 第 68 页 , 第 69 页 ,

历史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历史；合目的性；合规律性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183-05

陈先达先生2009年于《学术研究》第8期发表《一个值得商榷的哲学命题―一关于“合规律与合目的”问题质疑》一文，认为“历史发展合目的的说法理论上难以成立”，“与其说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不如说社会发展有规律、人的活动有目的”。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陈先生这里是在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而否定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说法。笔者以为，陈先生提出了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唯物史观本质的重大问题，他强调人类历史并没有更多按照人类目的规划发展，强调规律的异化和人的活动的异化，是富有真知灼见的重要思想。但对于陈先生的结论――不能讲历史发展具有“合目的性”，笔者不能认同。

一、社会历史发展无“合目的性”观点的四个误区

笔者以为，否认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首先在于它的立论基础和前提存在理解上或逻辑上的问题，这具体体现为下面四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

我们通常认为历史一语指代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一切成为“过去”的活动、人物、关系、过程，这一含义具有天然的客观阻特征，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对于第一种理解，尽管后人对它的解释总是要“掺入”或多或少自己的主观因素，但就其自身而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因素为转移的。对于第二种理解，则不仅涉及到过去，而且涉及到现在和未来；不仅涉及到客观物质、客观关系、客观活动，而且涉及到主观精神和价值观因素；不仅涉及到“死的文物”，而且涉及到“活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讲，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不仅体现为成为不能改变的“过去”，而且体现在客体自身的规律性及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上，它是外在必然性与主体价值追求的统一、“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合规律，而人的活动合目的”的观点，将现实历史中的能动因素和能动活动从社会历史中抽取出来，将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能动活动割裂开来，得出“社会规律并非人的行为的规律”的结论，这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概念与历史学家所讲的历史概念混淆等同起来了。

(二)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载体”

陈先生之所以将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与人的活动问题做“一刀两段”的分析，主要基于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载体”问题的理解。在陈先生看来，“社会规律的载体是社会而非人。人，任何个体可以死亡，任何一代人可以逐渐为新一代人所取代。人由于自然死亡而不断更新，但社会规律只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而不会因为人的自然更新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没有人，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当然没有社会规律，但社会规律并非人的行为的规律，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并决定人的实践成败的规律。”这里，社会规律、社会历史被看做是“社会结构改变”的规律和历史，这种社会结构是外在于个人并决定个人的因素，因此人的目的性和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毫不相关。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是值得商榷的。且不说任何社会经济关系都是人的活动的关系，在人的活动之外并不存在什么“自在自为”的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也不是由它自身来实现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更迭之间，总是充满着大大小小的人类尝试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唯物史观讲的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人，或者主要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作为自然的人可以死亡，而作为社会关系人格化的人，只要决定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他就会不断再生出来。因此以自然人的有限性否认社会人的历史载体作用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经常讲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按照上述观点把历史发展的主体理解成“社会结构”，那么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就变成了虚假的摆设和社会结构的“构件”。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马克思说的“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地发展了的情况。这就很难走出历史神秘主义和历史宿命论的窠臼。相反，笔者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原理教科书第五版的表述似乎更加科学：“离开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规律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场所。”

(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概念

陈先生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完全合目的性”，并进而用历史发展的不合目的性的事件否定它：“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按资产者的目的构建出_来的”，“人的目的并不一定符合规律”。应该讲，到目前为止，甚至在未来很长的历史阶段里，社会历史发展都不能真正实现“两合”，陈先生对这一观点的强调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历史主义原则的重申。但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进行时。它强调的是追求目的实现的“特征”和“性”，而不是追求在当下立马实现或认为当下已经完全实现了的状态。因此，“合目的性”与“完全合乎目的”不是一回事。这里的问题不是存在“合乎目的”与否，而是“合乎目的”的实现程度到底有多大。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和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在于人一开始就是有目的性的，而动物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本能。列宁则直接将“客观过程”区分为两种形式，即自然界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试想，如果人的活动的这种目的性完全不能实现，那人类又何苦要一代又一代地不断奋斗和追求呢?他们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他们的行为和蜜蜂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当然，马克思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说历史发展完全是由人们的预先目的决定的，而是说历史发展总是要体现人们的目的追求的“印记”在里面，尽管这种“印记”与预先的目的预设存在或大或小、这种形式那种形式的差异。

(四)关于社会集团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历史作用

“人的目的如此多样，社会发展究竟符合谁的目的”陈先生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是符合个人目的吗?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使每个儿童都满意的圣诞老人”。是符合人类目的吗?不是，因为“从社会形态更替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不能说它的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的过程”。是符合阶级目的吗?也不是；陈先生举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认为 “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在理论上依据理性原则提出有关构建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理想但并不知道那就是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

毋庸置疑，历史发展是充满了个人目的的，历史发展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利益和目的的实现，受制于集团利益和目的的实现。而集团利益和目的的实现，受制于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通过个人斗争、集团斗争而“化简”、“抵消”过了的目的性，是否就不是目的性了呢?经过斗争强制或者谈判妥协达成的目的性，是否就不是目的性了呢?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超出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主观构建图式，是否就意味着社会历史发展不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了呢?不是的。事实是，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竞争、三权分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无产阶级追求生产公有、共同劳动、无产阶级的理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不能因为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就否认理论和理想的可实现性；不能因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就认为历史发展没有合目的性了。

二、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四个依据

社会历史发展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是具有合乎人类目的，特别是特殊集团目的特征的。那么，这种合乎目的的特性具体包含哪些内涵呢?或者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这一直是学界一个非常薄弱而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理解。

(一)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来看，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是由经济关系中介过的“合期律性”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都将其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外在互动”理解不能说错误，但其局限性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深层关联。在笔者看来，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内在统一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其实就是被经济关系中介过了的“合规律性”。将二者具体统一起来的载体就是社会生产方式。

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什么集团的利益诉求能够最终实现并使得历史发展呈现为这一合目的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先进社会制度的先进社会集团的利益才能最终实现，并体现为整个社会历史的利益诉求。在先进代替落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体现社会历史规律作用的就是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先进经济关系代替落后经济关系。我们知道，工具、原料、劳动力等生产力构成要素是死的物，它们不会自动地由落后形态向先进形态发展。能够促使它向先进形态发展的，从主观上讲就是先进社会集团的利益追求。先进生产力作为先进集团利益诉求的具体物质手段，随着先进集团代替落后集团取得统治地位而得到迅速发展。所以，先进社会集团与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是相互规定、相互作用、互为表里的关系。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物质基础的角度看，是历史规律的体现；从社会实践主体利益诉求的角度看，则是人的利益诉求的具体体现。而人的利益诉求的这种实现，是以先进社会集团占有生产资料并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为手段的，即以先进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生产关系为中介的。这里，先进社会集团及其利益诉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先进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实现了内在统一。这种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先进集团代替落后集团、先进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是先进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应当讲，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是有着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制约性的。但如果没有先进集团的利益诉求，它是不能自动地、自发地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同样，先进集团的利益诉求，如果脱离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用落后的生产力代替先进生产力，也是不能实现的。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就是先进集团利益诉求的具体体现和实现，二者本质是一回事。

(二)从社会制度更迭的特定“关节点”来看，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是基于规律性造成的“可能性空间”的历史选择性

就人类历史总体而言，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表现为一个决定过程；就具体的民族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不是严格地按照五种形态的序列演进的。这里，历史选择性表现出重要作用。所谓历史选择性，实际上是指人的活动具有选择性，即具体的历史主体以一定的方式在可能性空间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指向性活动。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尽管决定这个民族选择的条件有很多，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但其中民族的自觉程度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关键。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马克思没有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但却分析了当时俄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性问题。他认为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而对于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马克思则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客观条件的作用，即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一个是内部阶级能动性作用，即俄国革命的发展程度。

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但应当如何来理解这种基础的作用呢?这种基础的作用是否直接可以导致和带来新的社会形态呢?不是的，“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某种神圣的界限。”马克思强调基础带来的“可能性”意义，不是否认历史替代的必然性，而是强调代表历史发展新方向的先进集团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先进集团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资本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舞台。

(三)从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是一种能动的实践辩证法

马克思认为，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按自己那个种的尺度生产，而人按两种尺度，即对象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生产。作为人类活动过程的社会历史，也必然在体现客观必然性的同时，打上人类思想观念的印记。对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陈先生做了这样的处理：先将活动的主体人解释为个体的人，认为“这表明个体的实践活动及其产品是人的目的与对象规律相统一的实现”；进而，将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割裂开来看，认为这两种尺度仅仅适用于个体实践活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两种尺度的观念用于社会发展”。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发展本质上是生产劳动史的发展，而生产实践就是一种“历史活动”。他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 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对于历史规律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废止了工钱劳动，那么我当然也废止了它的规律，不管它是铁的或海绵的。”人们不能“消灭”规律，但人们可以“废止”既往规律的发生，为新规律的实现创造条件。所以马克思又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人类实践不仅包括生产实践，而且包括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与之相对应，阶级社会的历史包括生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这所有历史过程中，都体现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特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两种尺度”的思想应用于社会历史发展，这不仅不符合人类实践及其历史的特征，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含的阶级利益诉求相矛盾的。如果这种利益诉求完全不能实现，那么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应该马上停止，人类社会历史将立马不复存在。抽掉了人的活动的那种抽象的“制度史”还会存在吗?

(四)从人类历史发展整体趋势来看，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是经过“合特殊集团目的性”而走向“合人类目的性”的过程

社会历史的发展，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以合乎所有人的利益诉求的“人类目的性”的方式来进行的。但人们的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又不能说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每一次进步，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实现“合人类目的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着条件。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先进社会集团”是内在统一的整体，客观必然性和主观目的性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有过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人类’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人类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按照“特殊个体利益”原则进行的，这些“特殊个体”主要是指先进社会集团或者曾经的先进社会集团。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利益同“种族”的利益基本一致或曾经一致。只有到了无阶级社会，社会历史发展才按照“种族的利益”，即“合人类目的性”的方式来进行。

没有满足“特殊个体”的利益诉求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就没有满足“种族”的利益诉求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就是发财致富，用李嘉图的话将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但马克思并没有从抽象伦理批判的角度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正是这种阶级利益追求迅速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一全面的能力、全面的关系、全面的观念等。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有着其内在必然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又是以人的利益诉求的形式由先进阶级的阶级实践来实现的。

“合人类目的性”历史阶段的实现，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人类没有现实的共同利益，而是讲这种共同利益是基于对立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因而是不能真正实现的。例如在当今世界，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科学问题、女权问题等等，都带有符合整个人类需求的共同利益的特征，但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些国际问题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在“合阶级目的性”的社会里，某些问题上的“合人类目的性”也带有阶级冲突的特质而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合人类目的性”历史阶段的实现，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目的、意志成为唯一的原则和因素，“合人类目的性”是与新的“合规律性”对立统一的。

总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从当下历史实现的程度来看，“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

三、忽视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的一些后果

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强调合规律性的维度，就必然要强调合目的性的维度。如果在抽掉合目的性维度的前提下强调合规律性，就必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导致一系列难题。

首先，忽视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等于将人的活动及其历史等同于动物的活动及其自然史。在马克思看来，客观历史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而自然史的文字形态也是由人为其制定的。这已经蕴含着自然史与社会史的不同之处――自然史的主体是各种无意识、无目的性的自然物，而社会史的主体则是有着各种意识、目的并按照这种意识、目的的要求进行反思和行为的人类。人类行为的这种自觉性和目的性，不仅体现在共时态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也体现在历时态先在的生产实践对后来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制约性中，即后来的实践活动在既得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创造性活动。如果否定了这种历史创造性，就必然将人类历史的最本质的内容抽象掉，从而将社会历史与没有“跳跃”发展的自然史等同起来，导致机械唯物主义。

其次，忽视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目的性因素抽象掉，等于将马克思所讲的“史前历史”永恒化，必然导致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得那样的“庸俗”历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人类历史到来之前的史前历史，是人类逐渐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过程，因此更多的带有动物史、自然史的特征。马克思肯定了这个历史阶段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却是历史地肯定和辩证地否定。因为这个阶段并不是符合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成熟阶段。史前历史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从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也带来了新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因此，真正的人的解放还必须从人与人对立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史前历史的“合目的性”一开始是动物本能式和阶级目的性的，那么成熟历史的“合目的性”则超越了阶级冲突，而带有根本利益―致的性质。抽掉了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特别是先进集团的阶级目的性，实际上是对“自发秩序”的崇拜，我们无法知道为何这种“自发秩序”所导致的是自由王国而不是“黑社会”。

再次，忽视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必然导致历史观上的“达尔文主义”。既然人类历史发展仍然处于由“合特殊集团目的性”向“合人类目的性”的发展过程，那么忽视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必然体现为 对“合集团目的性”的忽视，特别是对先进集团的目的的忽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忽视了先进集团的利益诉求及其教育，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先进集团自身的利益，人类整体的利益也会受损，人类历史发展将增加更多的“分娩的痛苦”。主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都不能真正实现，我们可以进而推测：其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只能任由其自然而然，这就等于让不同的集团以自身实力按照动物规则进行“自由竞争”，其理论归宿就是历史观上的“达尔文主义”。

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马克思的看法有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马克思最初基本肯定达尔文主义，是因为达尔文确立的原则为他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但在1862年，马克思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说：“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并不赞同将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直接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因为人不同于动物、阶级不同于蜂群的地方在于，后者是有意识、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存在物。

我们通常强调达尔文的思想为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的一面，但这种进化思想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适应于社会历史领域，在何种意义上又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于甚至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达尔文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观念对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是有害的。

最后，把社会历史与人的活动割裂开来，忽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而只强调自然必然性，就会陷入类似于卡莱尔的神秘主义“泛神论”窠臼。在卡莱尔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对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马克思认为卡莱尔将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等同起来，完全否认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泛神论思想。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就将丛林法则直接照搬到了人类社会领域，将社会阶级关系看做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神秘化、神化了。

参考文献：

[1]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8-119.

[4][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5,12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7.

历史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3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百周年，我有幸成为一名集团中层领导干部，深感荣幸的同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责任大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鲜明提出“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这“九个必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必将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我们要通过学习，深刻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我们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做到学史明理，感悟思想伟力；学史增信，坚定理想信念；学史崇德，赓续精神血脉；学史力行，践履知行合一。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激励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凝神聚力，共同奋斗，推动公司、集团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历史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4篇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勇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夺取胜利，未来也必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回顾百年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但近代以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党所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一百年来，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

我们党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总结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保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充分证明我们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长期的理论建设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归纳为：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不断结合中向前推进。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变化着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不断地结合起来，我们党的理论才能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始终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对现实情况进行了解，是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学习，也是一种调查研究。这两种调查研究搞得越充分，越能保证和促进认识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结合，越能保证和促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越能保证和促进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指出：“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一百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历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奇迹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

我们党开创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被侵略、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兴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社会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历史地位。

我们党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国体，确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确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党采用“赎买”的办法，成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将对制度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既强调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又强调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长期敌视、封锁的外部条件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时，将中国的发展进步同世界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历史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5篇

学习党史100周年群众性宣讲活动宣讲稿

大家上午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2月20日，党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的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对新时代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开启新的征程，创造新的伟业，作出了重要部署。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是开宗明义，催人奋进的开学第一课，是知史鉴今、观照未来的历史教育课，是砥砺初心，牢记使命的党性教育课，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成就

一是经过顽强奋斗，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转折是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这是世界上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中国也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世界上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十月革命的发生，中国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差个两年的时间。那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后，1921年建立在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引领中华民族改变命运，走向复兴的历史舞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途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第一个伟大飞跃。

二是经过顽强奋斗，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邓小平理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第二个飞跃。

三是经过顽强奋斗，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两个飞跃，我们的表述是实现了。第三个飞跃是迎来了，就是说还没实现，我们正在为之努力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要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