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个人研修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分模块；团队教学；高中历史；探索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09-0081-01

普通高中历史n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应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由必修和选修两大板块构成，必修分成必修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教学模块。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过去传统的教学课程模式而形成“模块+专题”的模式，检测方式也相应地变为模块考核。然而在事实上，实际与理想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一、高中历史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现在，高中历史教学的现状虽然在教材上有变化，然而在教师的教法上依然有问题存在。本课题所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课程模块教学过程中，每个历史教师在自己所教的内容上有倾向性，即每一个教师有自己所熟悉和特长的部分，从必修一到必修三的内容不是都熟悉和精熟；学生在一个教师的同一种教学风格之中习惯之后就不会再有新鲜感，同时长期适应于一个教师的一种固定教学不利于多元开放的学习。鉴于此，在模块教学的基础上应进行一次更优的组合，让教材模块和教师团队模块化的探索和实践。

二、分模块-团队教学概念

1. 概念解释

（1）团队教学：“团队”（team）的概念最初运用于企业管理，即“由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组成，通过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行为上遵循共同规范的一种介于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组织形态”。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小学试验团队教学，70年代在高校推行。团队教学打破了独立作业或者一个教师唱独角戏的局面。（2）分模块。分模块就是对教材的一种主题化整理和专题针对性处理，把庞杂的多线索的历史内容分成若干个主题和专题进行教学。（3）分模块-团队教学。本课题研究在教材内同主题化的同时，把教师本身按其所长进行“对号入座”，即承担本年级历史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爱好和特长承担相应的主题模块，组成一个教材所需要的“团队”。这样就能避轻就重，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并形成“团队优势”。

2. 分模块-团队教学研究现状

就目前而言，关于分模块-团队教学的研究并不是十分理想。要么是集中于对模块教学的研究，要么是对团队教学进行研究，而且是集中在高校教学的团队教学研究。分模块-团队教学还没有进行针对中学历史教学模式的深入研究。

3. 分模块-团队教学的预设优势

最大化发挥教师的优势部分，同时最大化促进学生在多元风格的基础上开放学习和多元思考问题。这样一方面增加学习和考核的总体容量，另一方面根据内容采用多种考核方式，提升学生对历史认知的升华，促进学生历史学习的态度和兴趣的提升。反过来说，也能促进教师的最优资源和能量的发挥，形成有效的团队能力。

三、分模块-团队教学的检测、效果与问题

每一个研究方案的实施都要检测和评价，对照优劣，总结优点和缺点。为此，对分模块-团队教学模式初步进行了阶段性检验。

1. 检测

这需要从学生层面和教师团队层面进行分析。学生层面：第一，进行闭卷测试。这种方式可以对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进行有效检测。第二，学生通过自己组织卡片等方式进行知识点自我构架、拓展、延伸，并撰写总结性论文进行自我提高。第三，完成历史手工作业，如通过收集历史上的对联、绘制历史地图或疆域演变地图等方式，以引起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沿革的细节性问题的注意。教师团队层面：在整个团队运行过程中，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教学结果。可以通过对学生的对应模块教师所教授内容进行测试，然后进行评比。

2. 效果与问题

对分模块-团队实验班通过最后的闭卷测试形式检测，发现优势：学生整体成绩有进步，平均分有所提高；课堂活跃度和积极性比较高，思想多元化明显；对问题的解决思路比较开阔，学习方法相对灵活多样。但是，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也发现存在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多元但散而不收，总结性不强，概括能力一般；课堂活跃但出现挑自己喜欢的部分学、不喜欢的部分不学的现象；对历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认知缺乏，造成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时间性问题相对混乱。

四、结束语

总之，分模块-团队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教师只有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才能有所收获，有所进步。

参考文献：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范文第2篇

一

1949—1965年，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而中国史学史研究则经由白寿彝等专家学者的积极探索，处于起步阶段。这两点从主要方面规定了这一时期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更多地具有“总论”的性质，也较为侧重于研究《史通》的哲学思想、历史观和进步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内容。

白寿彝的《刘知几的史学》从刘氏的批判精神、对优良传统的发扬、史论的历史价值、无神论思想、进步的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包括史料学）等方面对刘知几及《史通》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翦伯赞的《论刘知几的史学》在全面阐述后，总结说：刘知几“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记’，则贬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以上二文均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60年代初，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讨论了有关《史通》的三个问题：对刘知几关于命运和人事作用于历史的思想，一种意见认为，《史通》的史论贯穿了反对命运说，强调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虽然强调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最后还是掉进了宿命论的泥坑。对刘氏历史发展观点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刘知几承认社会历史是变化的，但没有历史的进化观和发展观，比古人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是落后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刘知几的三代无禅让说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反复古的进步意义，刘知几对古今社会变化的论述有明显的发展观。关于刘氏史学批判精神的估计，一种看法是，刘知几的批判是从儒家正人君子的社会立场出发的；相反的看法是，尽管刘知几受到历史条件、阶级地位的限制，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其史论的批判精神是很明显的。（刘泽华等：《南开大学历史系讨论刘知几的史学》，《天津日报》1961年6月10日）

此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史通》的有关问题。如侯外庐的《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任继愈的《刘知几的进步的历史观》、杨翼骧的《刘知几与〈史通〉》、卢南乔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等（以上均见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又如白寿彝的《刘知几论文风》（《文汇报》1961年1月18日）、《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人民日报》1961年4月6日）、王可凤的《刘知几论编史修志与档案的关系》（《档案工作》1961年第3期），傅振伦的《〈史通〉版本源流考》（《图书馆》1962年第2期）、王玉哲《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文史哲》1962年第4期）。

然而，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开拓性研究工作，被1966—1976年的“文革”打断了。“文革”期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影射史学堂而皇之地走上前台。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中，刘知几因其《史通》中有一定的历史变化运动思想，有强调社会人事的历史作用的倾向，有《疑古》、《惑经》二文，而被强行戴上了“法家”桂冠，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一些关于刘知几“尊法反儒”、“法家思想”、“反孔”的应时文章出笼，但这些文章与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则毫不相干。

二

1978—199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学术思想活跃。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刘知几及《史通》很自然地受到重视，表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特点。综合来看，以下六点内容受到史学史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1.《史通》的宗旨、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总体上把握全书的核心所在，以及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许凌云将《史通》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史才三长论”为中心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简言之，就是辨指归以明史义，殚体统以明史法。而全书的灵魂是融合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几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是其通古今之变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纪念〈史通〉撰成1280周年》，《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卢山红认为，《史通》之“通”，

在全书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详始究终的纵通，指的是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历史学某一方面的发展过程。凭借这种方法，刘知几不但把中唐以前许多史学现象的大致轨迹给描绘出来，而且还突出其中的质变，使人们从中获得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二是横通，指的是一种广博的包揽度。它既表现出《史通》一书内容的广博，也表现了刘知几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而“通识”是刘知几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主旨，而不是最终主旨。刘氏史学评价的最终主旨是在广博而有返约，纵贯而知变化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正是他求通的目的所在（《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赵英从三个方面论证刘知几的史学：一、天命论与英雄史观杂糅的历史观，二、以封建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历史编纂学，三、以维护封建史学严肃性为目的的史学的批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刘知几的史学，在本质与主流方面仍属于封建正统史学（《〈史通〉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江湄指出，《史通》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第一次理论总结。刘知几继承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伦理史学思想，要求以儒家人伦社会学说解释历史的变迁，将史学的宗旨和目的总结为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现实社会树立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范，并制定了一整套自觉贯彻伦理主义史学思想的史学方法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对纪传体体例的总体设计），从而实现了“史义”和“史法”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史学上第一个严密的伦理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其他，如陈秉才的《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符定波的《刘知几的历史方法论》（《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赵俊的《〈史通〉方法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许凌云、王学军的《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等等，均对此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2.《史通》的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学术研究总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来展开的。对刘知几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把握学术活动过程的源流变革，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中国史学史论集（二）》）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

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绪敏认为，《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史通》继承和发展了《文心》的某些史学观点，但不乏分歧之处；在对待儒经问题上，两书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两书的某些内在联系，又不可简单地把《史通》说成是《文心》的仿效物。而应该客观地比较其异同，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

学术著作的流传及影响，即是其学术价值的一种反映，更是时代思想特征的一种折射。苏渊曾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郑樵独具“史识”，章学诚更在“史意”上作创造性发挥。换句话说，《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则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出发，抑马申郑，强调历史的整体和长流的观点，以建立史学新体系为目标。此文就刘郑章三人对文史批判的卓越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杨绪敏针对《史通》问世以来，屡遭批评和贬抑，五代以后，流传日稀的情况，首先论述了《史通》在流传过程中的坎坷遭遇，分析了《史通》流传不广的原因，继而论述了刘知几史学思想对郑樵、胡应麟、章学诚等后世史家史学理论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通》的重要价值（《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3.《史通》的历史编纂思想。中国古代史学家十分注重历史编纂问题，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荀悦等均在其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运用并总结出有关历史编纂的多种方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史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记述方法和技巧是灵活适用的，等等。《史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成为有关中唐以前历史编纂的重要典籍。50年来众多研究《史通》的著述和论文对此多有涉及，成绩突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当专门提出。

第一，求真与实录是历史编纂的基本要求和核心问题，也是《史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实精神》（《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史通》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一是从史书的体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二是贵直书，斥曲笔。三是信灾祥，重人事。 代继华的《刘知几论实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实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用、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原则”范畴，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史学家。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御撰”《晋书》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馆所编撰的“唐史纪传”，等等，“实录”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关于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史》、《汉》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一通史，一断代，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博大精深。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尊班抑马”出现争议。刘文英说，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抑通史。抑马扬班，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也有道理（《〈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许凌云的《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中学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4期）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

第三，关于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关于“三长论”何时提出，渊源何在，“史识”与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的关系，均存在不同的看法。郑力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论刘知几和他的〈史通〉》，

《新建设》1958年第2期）。对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

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从古代的“文、事、义”和“意”演变而来的。“三长论”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高振铎的《刘知几和他的史才“三长论”》对以上两种观点均表异议。他认为，刘知几提出“三长论”应在开元初年，具体时间是公元713年。

其理由是，郑惟忠任礼部尚书在开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体会才可能洞察得这样深刻。对于“三长论”的渊源。高文认为，“才、学、识”不是“文、事、义”和“意”等演变而来的，演变而来的讲法似是而非，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文、事、义”和“意”等概念的内容。“文”与“才”并不相配，“事”与“学”也不相类，“义”到象是“史识”，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根本反对孔子不直书的史法。“意”和“义”也不能相提并论，范晔讲的“意”不是论史，而是论文学作品，论文章如何表达一个人的心意（《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三辑《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论集》，1980年）。

关于“史识”与“史德”的关系。仓修良的《史德史识辨》认为，二者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不是一回事。“史识”是指对问题的看法或见解，如刘氏的“独见之明”。“史德”则指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因此，无论从字面或字义来讲，“史识”都无法解释出具有“史德”的内容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姜胜利认为，

“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了。章学诚误解了刘知几“史识论”的涵义，特撰《史德》强调其是“史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标明他与刘知几在“史识论”上的区别。因此，章学诚对史学应具备的条件所作的理论阐发，不在于首倡“史德论”，而是深化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刘知几章学诚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4.《史通》的史料学思想。《史通》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史料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许凌云依据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0页中提出的史料学应分为理论的、历史的、

分类的和实用的四个部分的思想，认为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并以此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刘知几提出“先人之急务、治国之要道”的史料学任务。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此，自然要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刘知几还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将史籍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重视史料记载，认为它是史学工作的基础。其次，许指出，只要将《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刘氏提出“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的史籍分类意见，《尚书》、《春秋》、《左传》等入于正史更是“一大发明”。最后，许还指出，刘知几论史料的运用，提出搜集史料要广博，择善要区分虚实真伪。对于如何辨伪，刘氏提出这样的原则：一是区分史料的性质，二是确定真伪。怎样实行辨伪原则，刘氏又提出四点：据理，考察是否合乎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实际情况，是否自相矛盾。（《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史学史研究》

1990年第2期）耿建军则从刘知几纂修《起居注》与《实录》，私撰《史通》，以经入史，倡立制册章表书，区分史料与史书，论史才三长，论史料的博采与善择，论史料编纂的具体方法等方面去考察刘知几丰富的史料编纂思想（《刘知几对史料编纂的论述》，《档案学通讯》1993年第2期）。耿天勤提出，在唐代，刘知几首倡辨伪，他从史料学角度去辨经书中的伪事、虚语，去辨其他各种伪说和伪书。更重要的是刘氏确立起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其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实录直书。其方法是强调：考察记事是否符合“理”，记事有无矛盾，记事与可靠文献是否相乖，记事在同时代的目录书有无记载，记事的语言文体是否与时代相符，多种有关材料是否一致。作者认为，刘氏的辨伪对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影响甚大（《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5.《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史学中所使用“历史文学”一词，即指对真实的历史记载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以编撰出既尊重历史事实又有文彩的史书。

李成良、邱应元认为，刘知几首建了中国的历史文学理论，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实录与简语。这两条基本原则既是《史通》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又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实录——博采，真实性；简语——善择，艺术感染力。二者既是思想内容和载体形式的统一，又是史家思想品质与艺术的统一。这两条基本原则既是对唐以前历史典籍的总结，又成为判断史籍撰写是否成功的两条基本标准。围绕此原则，《史通》从六个方面阐发了历史文学理论：即历史典籍与现实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史籍与史料的关系，语言与史籍的关系，史籍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史学批评问题。同时，刘知几提出的“史识”也是建立在这两条原则基础上的。简语是史识的艺术修养，实录是史识的政治品质（《〈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蔡国相分析刘知几的文论思想说：刘氏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形式主义文风；提出“尚简”原则，贵创新，批因袭；推崇方言今语，要求著述体现地域性、民族性，富于时代感。刘氏的文论思想不仅对唐及后世的史学理论，而且对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锦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韩盼山指出：刘知几对史传文的写作提出了实录直书的写作原则、“简要”为主的叙事标准、“言必近古”的语言和才学识三长的自身修养的要求（《刘知几史传文的写作观念》，《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6.初唐社会与刘知几的学术思想。赵俊指出，刘知几所处时代的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地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以谱系之书、家史入国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学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突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史馆弊端提出了“五不可”之论，从而指出了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许凌云认为，刘知几系统地考察了史官制度，自己又在史馆修史多年，因此，他对史官的批评切中弊端。设馆修史“五不可”归纳有三：长官意志、曲笔、责任不专，结果是严重限制了史家的创新精神。刘知几批评史馆成了官僚主义的衙门，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设馆修史“五不可”也是刘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因为史馆堵塞了“一家独断”之路（《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东方论坛》（青岛）1994年第3期）。

代继华强调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儒家经典进行大胆尖锐的批判，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氛围中，能正确地运用经史相分的观点，冲破尊经抑史思想的束缚，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和《春秋》提出了“疑、惑”，显示出刘知几敢于反传统、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除以上所述，还有不少文章就刘知几及《史通》中的一些专题加以探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张孟伦《评刘知几对〈三国志〉的评论》（《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 瞿林东《读〈史通〉札记》（《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王振宁《从〈史通〉中的〈疑古〉〈惑经〉篇看刘知几的史学批判精神》（《铁岭师专学报》1986年第1 期），赵俊《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4 期）、《〈史通〉中所见之史学批评范畴》（《江汉论坛》1992年第8 期），代继华《刘知几学派简述》（《中学历史教学》1985年第6期），吴荣政《刘知几〈史通〉评述书目考——兼为〈焦氏笔乘〉二则纠谬》（《湘潭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等等。限于篇幅，不能在此一一叙之，实也无奈。

三

以上的这些成果显示了50年来在刘知几及《史通》研究中，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成绩。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应当充分考虑加强在更为广阔的当时社会背景中去认识刘知几与《史通》。史学家的思想总是社会存在较为直接的反映，只有对其社会存在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产生、主要特征，穿透力的强弱、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短暂与持久，等等。“讲学术文化史，只讲某人某书，很少讲某个时代的特点，如此等等，也都是缺乏横观。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史学水平是很难提高的”（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01页）。加强初唐社会的研究，并与《史通》更紧密地联系，对于解释诸如刘知几为什么要强调“实录”、“直书”，提倡“独断之学”，唐修前朝史与当代史，敢于“疑古、惑经”公开提出设馆修史“五不可”和“史才三长论”等等疑难问题，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推动《史通》的深入研究。

其次，应着力对《史通》中的矛盾论说及其原因作综合的、全方位的认真研究，求得真知。《史通》中的较多矛盾论说，牵涉面较广，并与一些事关全局的问题相关联。如刘知几强调“实录”，又对“曲笔”、“讳饰”等网开一面；在“疑古、惑经”的同时，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推尊有加；一方面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命运的作用；在具体评史论学时，前后也多自相矛盾之语，等等。这些矛盾既有政治的、思想文化学术的，也有刘知几生活经历的、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文字运用、表述方式等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总之，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表明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以追求学术为己任的学者和一个现实的统治集团中人是很难协调一致的，尤其是在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而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联系无法获得正确认识的史学领域。

第三，应对《史通》中诸如《疑古》、《惑经》、《忤时》、《杂说》等文作更深入的专门研究。如“疑”、“惑”二文涉及到刘知几对传统思想、历史继承关系、经学与史学关系、现实政治态度等方面的认识，等等。《忤时》更是刘知几对官修史书、史馆制度的集中批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把研究工作置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思想史、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认识。如孔子及儒家经典，尤其是《五经正义》在初唐的地位，史官和设馆修史制度的由来、发展、当时的情况、利弊优劣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对《史通》作出精到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

第四，应加强对《史通》中的一些专用术语的研究，这不仅是深化《史通》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劝善惩恶”、“实录”、“直书”、“曲笔”、“六家二体”、“三长论”等等，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再如刘知几有时用“势”去说明历史的变化缘由。但，“势”是什么含义呢？侯外庐认为，刘知几讲的“势”是地理和人文的一般抽象原则（《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刘文英认为，刘知几说的“势”是客观的（《〈史通〉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骆啸声说，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范文第3篇

一、紧紧围绕以史传世，切实加强党史修编工作

征集党史资料，修编好党史正本，是党史部门的首要任务和重点工作。党史正本是存史留志的重要保证，是进行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是醒世后人的主要教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把修编好党史正本作为最大的资政课题来抓，全力做好党史正本的修编工作。一是要深入挖掘党史资源，广泛征集党史资料。要采取馆藏查档、专题征集、座谈采访、实地考察等方法，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认真搜集查找第一手党史资料。既要有宏观资料，又要有微观资料；既要有正面资料，又要有反面资料。真正做到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掌握和占有资料。二是要耐心细致地整理和分析研究党史资料。要切实耐得住寂寞，不怕麻烦，不怕枯燥，能够坐得下来，耐心细致地整理党史资料，分析研究党史资料。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分析、研究党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掌握那些有利用和借鉴价值的党史资料。三是准确客观地纪录党的历史，编写好党史正本。要遵循史记规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记述各个时期党的历史，编写好党史正本。党史正本要以史实为依据，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准确，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依据，真正成为教育群众的好教材，成为精品之作，传世之作。

二、紧紧围绕以史资政，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

我们党是执政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史资政、服务大局是我们党史工作的重要职责。我们要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以史鉴今、服务现实。一是切实加强执政规律的研究，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借鉴。深入分析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党多年执政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拿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供党和政府采用，使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二是切实加强党建工作的研究，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保证。认真总结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积极探索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路子，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献计献策。三是切实加强改革和建设的研究，为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提供服务。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新时期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布局、发展举措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市委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切实加强政策措施的研究，为党和政府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要从时代的新要求和民众的新期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为民惠民的政策主张和惩腐安邦的重要办法和举措，为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全国卷模式 福建历史高考 应试策略

从2016年起福建省普通高考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全国卷。因此，我省的高中历史教学和高考备考，要依据全国卷考试大纲、说明及试卷变化，作相适应调整。

1.认真分析研究全国卷考试大纲、说明和试卷，调整备考观念和策略。

要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全国卷的考试大纲及说明，特别是与福建卷考试说明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研究教学内容和能力要求，明确已考什么、怎么考，进一步思考和分析还能怎么考、还会考哪些内容。加强对考点研究，分清主次，理清条理，研究每一考点可能的切入点。教师依据“考核目标与要求”对复习设定教学复习的难度，重视学生专业素养，提高学生学科能力，实施“能力立意”“发展素养”的高三课堂教学，提高复习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机械性。对一些历史问题分析，程度好的学校可适当拓宽、加深，程度一般的学校掌握基本知识、基本要求即可。在历史能力要求方面，程度一般的学校重点训练“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应用知识”这两项能力；程度好的学校侧重于“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两项能力目标要求。

2.根据全国卷试题的能力要求和特点，调整备考目标和训练方法。

由于全国卷和福建卷试题考题型情境素材、问题设计特点等的不同，因此要求考生所具备的历史基本知识结构和历史思维能力不同。全国卷试题的专业性非常突出，突出了“历史的学科性和完整性，强调了学科能力和素养的考查”。因此，在备考中要加强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训练和指导。专题复习教学是知识与能力系统化、深刻化和规律化的过程，要通过专题复习教学总结专题规律，做到精选精练，拒绝题海战术；经典试题，反复训练；核心内容，多角度、多形式训练；具体题型，专项训练。教师通过剖析例题、点拨思路、提炼方法、总结规律，帮助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解题思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答题习惯，包括思维方法、答题顺序、答题速度、答题规范化等。

历史论证题是全国卷的压轴题，在复习中要加强对此种题型的解题指导。主要有历史阐释题和历史探讨题。历史阐释题是对历史观点结论的说明，需要考生选用具体的史实进行解释。这类试题是对历史结论的阐释说明，只要对观点进行解释和支撑性的说明，能自圆其说即可。历史探讨题是对材料和题目中所呈现的观点进行评论、探究，既需要学生指出观点是什么，更需要对观点进行论证和评价，思维和论证含量要高于历史阐释题。做此类型题目要提炼和确立观点，作答时要深刻揭示材料的观点；观点的确立与选择的论据是与观点关系最为密切、最能支撑观点的那些史实。答案要体现“论证性”的特点，做到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论证层次清晰，逐级深入阐释，实现抽象概括、理论升华。教师在平时历史教学中要用多种史观解读历史，将新的史学观点和成果渗透于历史教学之中，强化学生的历史意识，提升认识水平。

3.夯实基础，突出三基。

基本史实、概念和观点，是历史学习和高考命题的着眼点，也是历史学科能力的主要载体。因此，牢牢把握基本史实和概念，理解基本历史观点，才能奠定决胜高考的基础。

第一阶段复习，专题史复习，实现基于教材专题的“纵通”，梳理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高考不强调覆盖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中做到全、准、细。“全”即复习要全面，全面地理解案鲋识点、考点，以课本为依据，对课本上的每一个知识点进行地毯式清理，在此基础上强化重点；“准”即对知识的识记、理解、阐释要准确，按照《考试说明》的要求，对各考点进行细化和落实；“细”即注重细节，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本质内涵，教材本身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的知识结构，等等。复习中始终突出主干，同时立足教材、依托教材、透析教材。在历史知识复习时要注意知识体系的整合：①必修内容之间横向整合。②不同版本之间整合。③必修与选修内容整合。

第二阶段复习，断代通史复习，实现基于一定主题的“横通”，包括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包括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概括出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整合历史线索，疏通历史脉络，把握时代特征，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立体的历史知识体系，构筑整体认识。

4.加强时政、史观教学，开阔学生视野。

适应全国卷历史试题的特点和要求，主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以致用。关注前沿研究动态与成果，挖掘和利用其与教学内容的联系，拓宽复习视野。

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新课程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在复习中要重视史观渗透，重视培养学生的“史论结合”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正确史观解读历史现象的能力和意识。让学生学会思考历史，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做到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

高三复习中要注重对新学术观点的学习和理解，要用新视角和理念备考，整合知识。以“文明史”为总纲，以“近现代化”为主线，以“全球化”为导向，结合近年来历史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的新变化，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不同历史事件的实际，用几种不同的范式从多角度诠释同一历史阶段和同历史事件，对教材知识从新的角度构建新的体系，对重大历史问题运用新观点进行分析评价。（1）运用不同史观评价同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2）运用同一史观评价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这样通过运用同一史观评价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达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范文第5篇

一、发挥地方志的作用，提升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能力

志书具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特点，同时，史志人员善于在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上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能够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撰写出高水平的调研文章，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重要依据。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记载了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地区社会大观的综录，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储存着大量的地情信息。阅读地方志、利用社区志有利于干部认识城市及社区，管理城市及社区。我认为地方志不仅应被长期列入干部的阅读书目中，而且应把读志、用志纳入干部的成长工作中。社区干部的所专业都有局限性、专业知识水平虽然普遍很高，但是社区工作干部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这就有别于其他干部的群体，学习也就具有了更加特殊的重要性。鼓励干部读志、用志主要因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读志、用志是治国、治军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南宋理学家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去当郡守时，当地属官们轿前相迎，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下车伊始问志书”千百年来传为美谈，不仅反映古时官员就懂得了解地情的重要，更反映了地方志“资治”的重要作用。自此，“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同志也非常重视地方志的阅读、研究和使用。在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来看。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不仅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辑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地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年轻干部应读志、用志继承我国治国、治军的优良传统，发挥地方志“资治”的重要作用。

（二）读志、用志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任何地区要稳定发展必须要有历史来支撑。现在，我们来看地方志，由于它的全面性、系统性，地方志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着无法替代的历史支撑作用。地方志具有很强的史料性和地域性，不仅是地情资料的汇编，它更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在东湖社区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道路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中，要想让硬实力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在软实力建设当中，重视地方志这一宝贵资源，加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对地方志的阅读和使用。

（三）读志、用志是干部成长的有效途径。有的干部不是本区人，有的居委会干部赶上换届选举，又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对工作所在地区的地情和历史并没有多少了解，知识的储备和积淀就会相对较少，工作中就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对地方志资料有强烈的需求，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查阅地方志来找到更为合理的依据和可鉴的经验。所以，读志、用志是干部快速融入社区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也是干部成长的有效途径。

二、修志用志结合，促进史志事业可持续发展

地方志工作是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必须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修志为用的观念，把人民群众读志用志的需求作为地方志工作的“第一要务”，在服务社会中检验地方志工作，扩大地方志影响，发展地方志事业。

（一）读志用志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前由于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局限，编修地方志书是主要任务，读志用志处于从属地位，具有自发性的特点，成果不成系统。现在我们首先对修志和读志用志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总结，并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对读志用志与史志事业的长远发展进行了系统思考和规划。我们把读志用志作为史志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史志、年鉴、市情资料、地方志的重要性。其次，加强了读志用志的机制建设和工作创新。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每年确定和下达读志用志的具体任务，促进东湖社区工作站和东湖各居委会读志用志活动的开展。再次，推动了读志用志工作的三个转变，即由自发的读志用志向自觉的读志用志转变，由单一型用志向多形式用志转变，由学习型用志向推广型用志转变，实现了修志用志的有机结合，促进了读志用志水平的提高。

（二）读志用志是信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修志工作新的闪光点。地方志工作实质是资料工作，也是信息处理工作。在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载体多、传播快、覆盖面广，对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修志工作必须主动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自觉进行观念更新，改变“一本书”、“几本书”包打天下的思维模式，对地方志成果的表现形式进行改革创新，为读志用志提供新的载体和手段。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地方志成果的数字化建设，利用网络、社区广播电视、社区公告栏等信息传媒，服务社会读志用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读志用志是充分发挥志书功能的客观需要，是新一轮修志工作的新的拓展点。地方志读者有不同的需求层次，一本志书不可能满足社会方方面面读者对地情资料各种各样的需求。例如，志书在存史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是专家、学者、社区领进行各项决策的重要参考，但由于志书的部头厚重，决策者往往难以统揽，使其资政作用大打折扣。另外，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地情资料和领导者决策中参考的地情资料也有很大的不同，领导决策需要的参考资料，老百姓要求的是身边发生的重要事件被真实有效的记录，让后人记的，并以备查证。

三、做好史志工作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一）史志工作必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日益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盛世修志”千年不遇的黄金机遇期。乘势而上、审时度势、谋后而动，开创出社区史志工作新局面。

（二）领导重视是做好史志工作的关键性因素。领导重视就能加深干部队伍对史志工作重大意义的理解;就能把史志工作放置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就能为史志工作提供各方面的保障。社区领导提出的五个到位（思想意识到位、组织推动到位、编纂人员到位、物质保障到位和激励机制到位）为我们开展读志用志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做好史志工作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的。社会主义方志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和总结历史，而客观规律为人们科学地认识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未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也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科学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四）必要的物质保障是做好读志用志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东湖社区工作站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党政办公室专门安排一间办公室，配备了台式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电话、外网、桌椅等办公设备，而且抽调1名同志专职从事人行志的编纂工作，购置书刊资料等方面给予经费保障。

（五）组织推动是提高史志工作效率的必要手段。一是通过动员大会等形式使主要领导和主要撰稿人深入理解史志工作重大意义。二是为修志工作提供必要工具。三是利用通报形式通报进度、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四是通过分片督导会形式督导工作进度和交流工作经验。五是制定科学的量化的考核办法，增强参编单位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和重要性。

（六）发挥专家顾问作用是保障工作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我们及时聘请熟悉人行业务的辖区内的企业领导和编志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修志顾问，我们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少走许多弯路，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及时指导和帮助，我们才节省了大量时间，并为修出精品佳志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推动读志用工作更好发展。

四、以史资政，意义重大而深远

史志工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史志工作者只有坚持为党委政府服务、为科学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努力做好服务当今与服务未来相结合，服务政治与服务经济相结合，服务领导与服务群众相结合这三篇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扎实工作，才能让史志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征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凸显其重要价值。

以史资政，是记录执政过程的基本手段。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从《周礼》、《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史料中，我们后人知晓了王朝的更替兴衰，皇帝的言行作为，政治家的文治武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各个时期的理论研究，各类党史专题著作，都是我们党执政过程的基本记录和忠实体现，而且比以往历朝历代更加注重传承和延续。

以史资政，是提高执政水平的现实需要。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核心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执政的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从哪里来，重要的途径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来。历史永远是当代史，是活着的思想。这本思想之书需要时常翻阅，而且常读常新。现在的领导干部工作精力和能力都很强，但往往缺乏历史人文素养，因而没有形成以史资政的历史自觉，在工作过程中时常出现一些偏差，脱离自身历史条件，违背历史规律，执政过程中不懂得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这些执政行为的“无畏”都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而造成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多读一读历史，读一读地方志，读一读地方史志，了解自己所执政一方的历史沿革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执政理念和方法，才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