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研究生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性焦虑；全球本土化；不均衡性；话语混合；旅游推广话语
[中图分类号]1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9-0038-06
1 文献综述
1.1 全球本土化
全球化指的是跨越本土、区域的界限，整个世界趋同的倾向。人们通常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从“”开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激进地学习西方，从而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知识界曾出现“新五四启蒙运动”文化热，主题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最典型的是文化界出现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此外，吴友富提出应该废除中国的“龙图腾”，因为dragon(龙)在英文中隐含之意是充满攻击性和霸气的怪物，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显然，这种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忽略了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本土化挑战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强调整个世界被西方文化趋同的负面影响。但是，过分强调本土化会导致排斥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从而造成唯古为大、唯华为荣的另一个极端倾向。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不考虑全球化而一味地强调本土化，也会造成文化的障碍和误解。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试图超越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思维的局限性，提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辩证的、双向的过程。“全球本土化”这个概念是由罗伯逊(R0bertson)首次提出的，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如孟锦，王宁)从自己的学科视角阐释了全球本土化。而吴(wu)等则系统研究了大中华地区(即大陆、香港和台湾)全球/西方/现代和本土/东方/传统等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处于动态的不均衡发展之中。某个领域和行业强调全球化，而另一个领域和行业则可能突出本土化。比如洛克(Locke)在研究香港地铁广告时发现，服装广告中本土的产品强调全球化的特征；而食品和饮料广告中全球化的产品则倾向于本土化的诉求。王(Wang)研究国外广告在中国的发展，他假设并验证了3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模式：模式一，较强的全球化和较弱的本土化；模式二，全球化和本土化呈现均衡；模式三，较弱的全球化和较强的本土化。
1.2 话语混合与北京旅游
在本研究中，话语包括语言和其他多模态的符号，如图片、音乐等。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共同构成了社会实践和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此，话语不再局限于文本空间，不仅仅关注传统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或者音素，而是更多地考察语言及其他象征符号如何建构和反映宏观的社会文化，即力图把微观的分析和宏观的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话语混合(discursive hybridity)认为话语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力量杂糅的混合物。近年来，话语混合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比如费尔克劳(Fairclough)研究了教育机构中权威话语和市场话语的混合，并指出市场化力量对教育机构的渗透和影响；巴提亚(Bhatia)研究了仲裁话语和司法实践的混合；吴(Wu)则探讨了香港旅游推广话语中认知风格和情感风格的混合。
本文以北京为例，探讨话语中的文化混合和城市的旅游推广。选择北京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旅游业虽然已经成为促进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有很大的增长和提升的空间。截至2008年，北京旅游业年增加值已占到GDP的6.9％；预计到2012年，北京的入境旅游人数达到610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83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本研究对北京的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意义。
1.3 北京城市的多重身份
北京是个多元化的城市，具有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多重身份。首先，作为中国的古都，北京是一座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城市，因此，它会体现出丰富的本土化元素。同时，北京也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重要的纽带，是中国接触世界各种文化的重要窗口。这意味着北京深受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北京城市的多元身份在北京市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中也有明确认定，即“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
尽管北京城市的多元身份已被广泛认可，但是近年来在城市旅游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现代性焦虑，即过多强调北京的全球性，而忽视了北京的本土传统和历史。梁怡、赵琦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北京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迫切。张妙弟、李洵发现，多年来北京四合院改造的思路基本上是“拆旧建新”，甚至有人把这说成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就可能使凝结着数百年文化、代表着浓厚地方特色的北京传统民居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北京工美行业协会、北京工业促进会也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北京优秀传统工艺技术面临失传，需要集中抢救。
1.4 文献总结和本研究的意义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全球本土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至今尚未有研究从话语角度探讨北京旅游推广中的全球本土化。此外，不少学者发现，北京城市旅游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现代性焦虑，即过多强调北京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忽视了北京的本土传统和历史。
本文试图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来研究北京的城市身份，主要分析的案例来自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本文的重要性有如下3点：①从多维的角度进行文化话语的研究，为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做出贡献；②提倡和扩展全球本土化的视角，以缓解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焦虑；③为北京市城市旅游的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2 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有两个研究目的：研究北京市旅游推广话语的全球本土化的话语模式；探讨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中全球本土化不均衡的现象。为了达到这两个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在语言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2)在图像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 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3)在音乐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了全球本土化?
(4)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的倾向”?
(5)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
2.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定性指的是采用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即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双向辩证、互为依存的。定量指的是在分析语言、图像和音乐的多维话语时，采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增强分析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在本文中，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包含多方面的北京宣传推广资料，既包括传统的旅游宣传手册，也包括新兴的旅游局官方网站和多模态的北京旅游宣传视频。具体搜集的语料见表1。
3 全球本土化
3.1 语言的全球本土化
本研究首先发现，在语言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既有侧重全球化的方面，也有侧重本土化的方面。比如，英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主要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这是因为所有英文网站和英文推广手册都使用了英语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这些话语阅读的主要群体为外国游客。再比如，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集中体现了本土化的特征。这是因为中文网站和中文推广手册主要使用汉语作为传播沟通的媒介。这些话语的阅读群体主要为国内和本土的游客。
本研究还发现，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都使用了中英文混合，呈现出全球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在英文版中，全球本土化的混合具体表现为英文中夹杂使用汉语，而使用汉语的功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learning Chinese”这个栏目出现在北京市旅游局的网页中，目的是让来京的外国游客学习基础的汉语。这个栏目其中一个小标题直接使用了中文成语“余音绕梁”。这个中文成语的使用，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还具有象征性的功能。在整版以英文和拼音为主的宣传网页中，“余音绕梁”这4个汉字的出现凸显了汉字的差异性，容易激发外国游客对中文乃至中国文化的好奇心。
同样，中文版的北京旅游推广话语也夹杂着英语的使用。以图1为例(选自北京旅游网站截图)。首先看到的是，汉字的使用体现了丰富多彩的汉语语言文化，如篆体、黑体、隶书等汉字传统。同时，即使在呈现中国汉字传统中浓厚本土文化的时候，也使用了英文等非汉语的信息。如图1中的Beijing-China和Charm Beijng。尽管中文版的旅游推广话语的目标读者主要为中国人和本土游客，英文的夹杂使用并非传达明确的信息，但是却象征地表达了超越本土界限的意愿，彰显了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特征。
3.2 图像的全球本土化
在图像维度，北京市旅游推广话语也体现出全球本土化的特色。本研究共搜集了149幅图片。其中有75张图片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占51％。同时本研究也发现，48张图片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计32％，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还有6张图片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占4％。
本研究还发现，在旅游网站和宣传册最醒目的位置如标题背景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图片经常交替使用，两者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以8幅采集于“畅游北京网”网站的标题图片为例。其中4幅体现全球化，另外4幅体现本土化，两类图片以闪现的形式交织出现。第1幅是天安门的图片，第3幅是天坛的图片，第5幅是故宫高翘屋顶的图片，第7幅是长城的图片，这4张图片都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而第2幅是鸟巢的图片，第4幅是灯光闪烁的夜景，第6幅是穿梭的汽车和立交桥的图片，第8幅是游船和电视塔的图片，后4张图片通常和现代性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网站中，往往把中国特色的景观作为背景，外国游客则被安排在图片的中心位置。这种设计能够较大程度上吸引外国旅行者。中国特色的景观对外国游客来说是未知甚至是神秘的，而外国游客游历北京的图片能让阅读者假想自己成为游客，间接产生体验性的愉悦。以图2为例。最左边的图片是两位外国游客在天安门前查看北京地图，中间的图片表现的是一位外国姑娘在古董店里展示一把中国特色的纸扇，右边的图片描绘的是几位外国游客在天安门城楼前一起骑自行车的场景。
3.3 音乐维度的全球本土化
本研究发现，北京旅游推广的话语使用了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和中西混合音乐。笔者共搜集了两段视频材料：12分钟长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片和两分钟短版的北京2008奥运宣传片。在这两段语料中，西方音乐时长5分钟53秒，为视频总长的43％；中国传统音乐时长2分55秒，约占总长的21％；此外中西音乐的混合部分为5分2秒，共计为36％。
首先，中国传统的音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段视频的开头均突出了中国传统元素，它们选取了本土化的音乐如中国传统乐器鼓、钟、笛子、古筝、琵琶、箫、扬琴等演奏的旋律，来衬托中国特色景点和中国化的生活场景。尤其是鼓声听起来铿锵有力，因而在片头牢牢地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例如两分钟短版北京2008奥运宣传片就是以鼓声和钟声开头，持续了13秒。此外，12分钟长版北京旅游宣传片片头的京鼓声也使人精神振奋，带给观众活力和生机。
其次，西方音乐在北京旅游宣传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片中出现了多种西方音乐，如轻音乐、爵士乐、交响乐等。其中，轻音乐为北海公园、颐和园提供了悠扬的背景乐，凸显出北京美丽的自然风光。此外，在长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片中，当出现北京异国风情的酒吧或外国乐队等画面时，爵士乐便登场了。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响乐的使用，两段宣传片均以交响乐结尾，给听众留下了气势恢宏的深刻印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混合也是北京旅游宣传片中重要的特征。中西混合主要使用了以下两种模式：①同样的曲调展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在长版的北京旅游宣传片中，从00：05：39到00：07：05，首先听到的是一段中国古典乐器演奏的中国传统音乐，展示北京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景观；紧接着，同样的曲调由钢琴来演奏，以展示北京全球化的景观；最后，该曲调又以爵士乐的风格演奏作为背景音乐，而画面则呈现出北京本地人和外国游客共聚北京的生活场景。②混合的曲调分别由中西方乐器来演奏。这种旋律在两段视频的背景音乐中常常可以听到。例如中国的鼓乐中融入交响乐，中国的笛子与西洋小提琴配合演奏等等。这种混合体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兼容并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无论在语言、图像和音乐维度都体现了鲜明的全球本土化现象。在语言维度，无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的推广话语都体现了中英文混合，并发挥了多重功能；在图像维度，全球化的图片(如现代化的交通、外国游客)和本土化的图片(如天安门、长城等)混合交织在一起；在音乐维度，中国传统 乐器和音乐与西洋乐器和音乐以不同的模式混合在一起。
4 旅游基础设施：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
本研究发现：旅游基础设施的推广话语更加强调其全球化的特点，即全球化的元素要远远多于本土化元素。在本文中，与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酒店和交通设施两方面。
酒店的介绍和推广通常强调其全球化及现代性的特点。这里以“畅游北京”提供的酒店信息为例。在中文网站上，4家酒店中有3家是国际性大酒店；而英文网站推荐的55家酒店中，53家都是西式现代化酒店，仅有的体现中国本土风格的两家酒店也只是外表装修成中国特色的建筑，内部房间装潢布置还是使用了西式风格。
交通设施的介绍和推广也凸显了其现代性和国际性，而很少呈现本土化的特征。根据本研究对网站和宣传册的统计，共有16张图片展现了飞机、高速公路等现代交通工具，而只有4张展示了有传统本土特色的交通工具，比如人力黄包车等。
以上分析表明：北京旅游基础设施，即酒店和交通设施的推广主要强调全球化、现代化。这是因为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能够为旅行者提供舒适的生活和便利的交通。此外，现代性和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也表明了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正在融入全世界的大舞台，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全球化形象。5景点和餐饮：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
在中英文网站关于景点的介绍中，有27张图片即71％强调北京的特色，如较多地介绍有关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的信息。此外，还有不少篇幅介绍了北京当地公园的特色旅游。相比较而言，只有11张图片即29％呈现了全球化的景点，如关于商业中心区域(CBD)或商业街的描述就少得多。
本研究以英文网站为例作详细说明。不少专栏向旅客介绍了中国文化、北京自然风景区、北京历史文化等。比如“自然”专栏介绍了“恭亲王府”(Prince Gong's Mansion)、“北海公园”(Beihai Park)等；“文化”专栏介绍了“中国国家艺术博物馆”(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中国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历史”专栏介绍了“潭柘寺”、“白塔寺”。此外，“动物”专栏介绍了“北京水族馆”和“北京动物园”。
从图像的维度来看，本土化景点图片的出现频率显然高于全球化的图片。北京2008奥运宣传片共157个场景中，111个场景展示了中国元素，如北京小吃、中国名胜古迹、北京生活场景等等。其中故宫出现了12次，颐和园出现了10次，长城出现了6次，这是宣传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景点。而只有46个场景展示了现代的、西方的和流行的画面。
除了景点的介绍强调本土特色外，北京饮食文化的推广也体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特征”。绝大多数图片展示的是中国特色饮食，如北京烤鸭、饺子等等。在全部26幅图片中，24幅介绍了北京特色食品，其中来自旅游宣传手册18幅、网站6幅，共计占80％。如网站截图(图3)所示的两种就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传统小吃：油渣和火锅。相反，只有两幅宣传手册的图片介绍的是西方的食品，仅占20％。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景点和饮食方面，北京旅游推广话语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无论对于外国游客还是本地游客而言，观赏景点是旅游中重要的活动和体验，能够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的景点往往是本土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此外，餐饮也是旅游体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带来愉悦体验的往往也是当地独特的餐饮文化。
6 结束语
本文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考查了北京旅游推广话语，并发现：在语言、图像和音乐3个维度，北京旅游推广话语都呈现出全球本土化的特征。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旅游基础设施的推广话语体现出“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的倾向”；而景点和餐饮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出“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的倾向”。
全球本土化这种辩证的视角超越了“全球化”或者“本土化”的局限性，对文化中的混合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即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正如辛旗指出：“一些人最为缺少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一些人对于各种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接受，就是一无是处。事实上，‘文化认同与现代化不是与中西文化的全部附着或决裂，而是建立包容各种文化精髓的多元结构’”。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第2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文献 汉语史 方法论
一、基本概念
（一）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1）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解释这段话时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1]（P2）由此可见，“文”指“典籍”，“献”指“贤才”。今天提及“文献”一词，一般偏重于“文”，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
（二）历史文献
从广义上说，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它是一切自然科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总和，包含了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文献。从狭义上看，“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切有关历史的记载和编纂就是历史文献，它属于历史学科，是文、史、哲、经济、法律等学科分类中的史学著作。[2]（P6）本文提及的历史文献是广义上的历史文献。
（三）汉语史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3]（P1）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
二、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的作用
鲁国尧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文中指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汇。”[4]（P181）本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汉语史的研究，运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下面，我们将主要以这两种方法为例，谈谈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考证法”的作用
顾名思义，“历史文献考证法”就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证据，这必然离不开历史文献，所有的研究、推论、构拟全赖于历史文献。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历史文献异常丰富，这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能极大地推动汉语史研究的发展。
如《切韵》音系的性质一直以来是各家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在《切韵序》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切韵序》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针对这一点，洪诚认为“假定《切韵》是记录一个方音系统，那么讨论古今南北的是非通塞是多余的”[5]（P164），由此可以考证出《切韵》记录的应该是一个综合音系。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语言学方面的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重要作用，其他历史文献同样对汉语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如林焘在《北京官话溯源》一文中，考察了语言、历史、政治、人口、民俗等各方面的文献，从而指出“一千年来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京人口相互流动的历史情况充分说明东北方言是一千年前在现代北京话的前身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旧不断和北京话保持密切接触，并且曾两次‘回归’北京：一次是12世纪中叶金女真族统治者迁都燕京时，另一次是17世纪中叶清八旗兵进驻北京时。这两次的语言回归对北京官话区的形成和现代北京话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种方言相互影响，日趋接近，形成了一个包括东北广大地区和北京市在内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是林焘将东北官话纳入北京官话区的重要依据。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林焘认为东北方言与北京话同源，且由于政治和移民的影响，二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发展至今，出现了“从东北地区经赤峰、围场、承德直到北京市，形成一个在东北非常宽阔，进入河北省后逐渐狭窄，到北京市后只限于城区的北京官话区。”[7]（P109）这也就是为什么与北京市毗邻的河北方言听起来与北京话截然不同，但是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方言却与北京话极为相似的原因。
（二）历史文献对“历史比较法”的作用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它运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重建原始语，把各亲属语言纳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线发展关系之中，因而提出语系、语族之类的概念。”[10]（P2）
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处理的材料主要包括现实的语言和历史文献。由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文献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进行比较，语言材料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大量的语言材料的积累，才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个别语言的历史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没有对具体语言的详细的、深入的研究，历史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方法、原则就无法建立。而这些语言材料除了在活的语言中搜集外，最重要的搜集途径就是历史文献。
（三）历史文献的局限性
虽然历史文献对汉语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首先，对于有文字来说的语言，可以凭借文字、文献材料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这就是说，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是史前的语言，历史文献对其语言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作用。其次，对于拼音文字，文字、文献材料能很好地反映文字的创制或改进、改革时期的语言的语音面貌，但是对于表意文字来说则不尽然，如汉语能从各时期的诗歌、韵书、韵图中归纳出各个时期的音类，但是不能推测出具体的音值。
针对这些局限，王力提出，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考证，也要重视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打开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结语
本文以汉语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为例，详细地论述了历史文献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历史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为了将汉语史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系统的新阶段，我们要将“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在注重考证历史文献的同时，重视对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研究与运用。
参考文献：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黄爱平.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5]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6]万献初.音韵学要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林焘.林焘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J].方言，1987，（3）.
[9]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9.
[10]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蔺晨.历史文献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J].语文学刊，2009，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第4篇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于1999年6月由英语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俄语语言文学系四个系组建而成，现下设英语语言文学系、俄语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系、日语语言文化系、南亚学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西亚语言文化系、朝鲜（韩国）语言文化系、亚非语言文化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研究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等15个系所中心；拥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印地语、梵巴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20个本科语种专业。除招生语种外，学院还拥有拉丁语、马来语、孟加拉语、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赫梯语、阿拉米语、藏语等现代和古代语言的教学资源并开设过课程；学院有教师从事古冰岛语、古叙利亚语、圣经希伯莱语、吐火罗语、格鲁吉亚语、于阗语等语言的研究，其中古冰岛语和格鲁吉亚语计划近期开设课程。学院开课语言和研究语言的数量正在稳步增加。
2.北京大学翻硕初试参考书目
（1）英语笔译（语言服务管理）方向
01汉语写作与百科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刘宓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
《翻译研究》，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翻译》期刊；
02翻译硕士英语
《英语笔译综合能力2级》，汪福祥，外文出版社；
《英语专业考研基础英语高分突破》，世界图书出版社；
《英语专业考研基础英语试题》，郭棲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03英语翻译基础
《高级英汉翻译教程》，叶子南，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汉简明翻译教程》，庄绎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语笔译实务2级》，汪福祥，外文出版社；
《散文佳作108篇》，译林出版社；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张培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日语口译方向/日语笔译方向
01汉语写作与百科
《百科知识考点精编与真题解析》，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刘宓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
《翻译研究》，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翻译》期刊；
02日语翻译基础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商务英语
一、河北省商务英语专业人才需求状况
1.河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现已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省份之一。根据石家庄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河北省2014年进出口总额为59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出口总额357.1亿美元，增长14.1%；进口总额241.6亿美元，下降0.1%。三十多年来，河北省外贸总额在其GDP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1.09%发展到2014年的14%，河北省的对外贸易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可以借助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一体化带来的交通优势，吸引京津高端产业落地，进一步刺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河北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空间巨大，前景广阔，因此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并在人才质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2.河北省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素质要求
河北省日趋频繁的对外商务交往需要大量商务英语人才的支持。《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市场对单一外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逐渐减少，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应向应用性、复合型方向转变。
河北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主要涉及外贸跟单员、商务英语翻译、进出口专员、国际贸易销售、报关员、国外采购专员、和外企文秘等岗位。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商务英语人才在学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又有所不同。河北省近年来对外出口产品主要为汽车零部件、陶瓷卫生设备等终端产品，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出口产品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企业希望能够匹配岗位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除了扎实的语言功能，良好的商务知识外，还要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环境。
二、京津冀协作背景下河北省商务英语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
1.京津冀产业结构互补，为河北商务英语人才开辟新的就业空间
据中经网统计，北京和天津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分别达到76.9%和48.1%，河北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5.5%，但河北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52.2%，高于北京和天津地区。京津地区第三产业实力雄厚，河北省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有优势，三地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互补。河北与京津地区地缘相亲，交通便利，并且随着一体化政策的推进，影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藩篱终将被消除，最终实现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河北不仅要承接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还要吸引京津地区的优质企业落户河北，为河北的商务英语人才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京津地区发达的外向型经济也是河北商务英语人才的潜在就业市场。
2.京津优质教育资源流向河北，带动河北高校商务教育发展
京津冀三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由来已久，是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京津地区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优质的商务英语生源。而河北在生源质量、教育经费、师资等方面均与京津地区相去甚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下，河北省可以积极争取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为本省高校商务英语教育发展创造契机。
三、京津冀协作背景下河北省商务英语教育改革方向
1.大力促进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对既懂商务又懂英语，可以直接从事涉外工作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需求旺盛。商务英语人才在就业市场的走红促使众多高校开设商务英语相关课程，但培养模式趋同，未能根据市场的动态需求做出及时调整。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种，其使用环境应包括与商业相关的一切领域如经济、法律、媒体、外交等。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河北省将承接包括IT企业在内的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产业结构正在转变，同时语言服务结构也呈现多元化态势。基于计算机辅助翻译（CAT）的本地化服务正在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新的需求点，软件本地化、网站翻译、技术文档写作等新兴领域也对商务英语人才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为区域经济培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河北省高校应重视市场需求的这种结构性变化，积极调整培养方向和培养方式。首先，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应走“差异化”路线。高校应根据所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努力培养适合特定行业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商务英语人才，满足市场对商务英语分工的多样化、精细化要求。其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目标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商务英语教育不仅要培养高素质的外贸人才，还要培养诸如商务口译、软件本地化等高端语言服务人才。
2.积极筹建京津冀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信息共享机制
现阶段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困境之一在于缺乏较为完善的信息反馈体系，无法准确把握市场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动态需求。中国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是“由全国各高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机构及其商务英语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依法开展学术活动的民间组织”，目前主要是国内高校之间的一个校际学术交流平台。中国际商务英语研究会可以牵头整合学术界、高校商务英语教学机构、商务英语教师、用人单位、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及在校生，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全国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反馈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设立京津冀区域性信息反馈体系。
京津冀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信息共享机制的主要工作应包括：（1）对区域内商务英语教育现状进行深入调研，为相关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高校商务英语教学机构提供准确可靠、具有前瞻性的决策依据；（2）设立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项目组，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长时间追踪调查，收集整理来自毕业生的就业信息反馈；（3）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解决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单位之间信息流通不畅问题；（4）制定商务英语专业相关的工作标准和规范，组织专业培训，提升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5）为商务英语人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合适的报酬吸引高素质人才长期从事商务英语工作，从而促进商务英语教育的良性发展。
隧道尽头是光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渐进的，商务英语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河北省高校商务英语教育承担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河北省政府、高校等相关公共部门应采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河北省商务英语教育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吕世生.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学理依据：研究目标、主题与本体[J].外语界，2015，（3）.
[2]莫再树.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J].外语界，2008，（2）.
[3]王盼盼.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发展战略分析[J].经济论坛，2010，（8）.
[4]翁凤翔，辛瑞娟.商务英语：历史、现状与未来[J].当代外语研究，2012，（4）.
[5]张庆伟.河北省人民政府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网，2016.1.
[6]张伟，张璐.成人外语教育的现状及教学改革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