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农产品；区域品牌；品牌建设；研究综述

有效地建设区域品牌，实现区域经济与企业品牌双赢，既是区域品牌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企业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现实来看，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和推进农业品牌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性发展思路；从理论上看，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区域营销和品牌营销理论，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我国围绕区域品牌的相关研究从最早的2002年（陆国庆提出的区位品牌）开始，至今已有10年之久。而对于农产品方面，本人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农产品区域品牌”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搜索到相关文献152篇。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基本内涵与属性特征，主要从产业集群、区域特色、品牌拓展三个角度出发；二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生成机理与实施策略，生成机理包括形成条件、行程过程和建设主体以及建设模式，实施策略主要涉及品牌传播与保护、品牌危机管理等具体研究。三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实践和实证分析，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产品或具体的区域进行的案例和实证分析。

一、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基本内涵和属性特征

1、基本内涵方面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理论一直落后于实践，首要体现之一就是专业术语未统一。例如，陆国庆（2002）率先提出“区位品牌”的概念，此外，还有“地域农产品品牌”（郭红生、韩国明和石晓东），“农业区域品牌”（周发明和朱玉林、康文星），“农产品区域品牌”（刘丽、周静和郑锦秋）；称之为“产品区位品牌”（陈建光、霍彤和王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浙江大学CARD农业品牌研究中心）。

而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的研究中，基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

一方面是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提出。如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化，以行政或区域中心为辐射，以龙头品牌为带头，促进区域农产品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增长（刘丽，2006）。还有从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区域品牌的关系中，指出农业产业集群是区域品牌的重要载体（朱玉林等，2006）。

另一方面是从区域特色的角度提出，农产品区域品牌指拥有如独特的自然资源及传统悠久的养殖方式、加工工艺（郑锦秋，2008），长期的历史沉淀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李亚林，2010）。

此外还有从品牌拓展的角度出发，如学者林敏（2010）认为产品区域品牌实质上是一种品牌标志，代表产品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区域形象的认知，以地理标志为主，包括绿色食品标志、无公害产品标志以及有机食品标志等。肖阳等（2010）指出区域品牌是区域内的产业形象和共同品牌，马清学（2010）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在该区域形成的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是所有品牌的商誉总和。

2、农产品区域品牌属性特征方面

目前理论界针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特性所持有的观点并不统一，沈鹏熠（2011）研究指出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外部性、规模效益性、多主体性等多特征。还有为四要素观点（易亚兰等，2010），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物质载体、具有产权模糊性、具有铭牌效应和从众性。此外，胡正明和蒋婷（2010）提出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只有在具有核心竞争的产品优势基础上才行，其本质属性是区域和产品的不可分离性。通过总结文献发现，其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区域特色性、准公共物品性、品牌特性。

二、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过程与建设培育

1、形成条件方面

何吉多（2009）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条件包括产业集群竞争力、软硬环境竞争力以及区域资源整合营销，其中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内在动机、加速器和剂。马清学（2010）概括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规模化和产业集群、市场需求、品牌传播。胡正明和王亚卓（2010）提出三大条件，即产业优势（包括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农产品集群，区域环境（包括政府和行业协会等软环境和基础设施、交通等硬环境）。沈鹏熠（2011）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条件包括各种主客观条件，主观即创牌意识和服务意识，客观即自然资源和产业集群。

2、形成过程方面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陆续提出一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模型，从不同角度阐述其形成的内在规律。何吉多等人（2009）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主体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遵从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一四阶段路径。胡正明和王亚卓（2010）建立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与成长模型，分为区域特色农产品农产品集群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品牌稳定发展/区域品牌消亡四个阶段。沈鹏熠（2011）提出了四阶段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体系，即阶段一（区域资源优势特色农业经济与产品优势农业产业）阶段二（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农业产业集群）阶段三（龙头企业品牌）阶段四（农产品区域品牌），遵循农产品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生成路径。王军（2014）提出了区域特有农产品品牌整合框架，将区域农产品品牌分为潜伏阶段、形成阶段和成长阶段三阶段。

3、建设培育方面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培育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行政推动、文化融合、质量管控、社区自治等共同作用。

建设主体方面：农产品区域品牌应在区域特色的基础上，以农业产业集群为载体，通过政府、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院校、新闻媒体等组织的共同推动。具体如下：其一，政府主体。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应是最重要的建设主体。如郭守亭（2005）认为各级政府应从统筹规划、制定和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树立农业科技示范、提高服务能力等方面来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李银兰、沈翠珍（2008）指出，政府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组织者、质量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者、公共信息平台的构建者以及宣传者和保护者。温如春（2010）认为政府除提供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外，同时又是农产品安全、检疫、农业技术标准化等制定与实施的管控主体，且负责产地形象宣传、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其二，其他主体。黄俐晔（2008）提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也应当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主体。易亚兰、向朝阳（2010）强调了龙头企业带动及政府扶持原则，提出了企业、行业协会、政府、龙头企业“四位一体”品牌构建模式。

建设模式：周发明（2006）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产品的独特质量要求出发，指出建设区域农产品品牌可以从经营主体、质量标准体系、政府职能、品牌宣传、品牌管理等五个方面入手。雷银生、沈翠珍（2007）认为，建立区域农产品品牌要在创设自然环境、创新生产经营方式、独特产品品质等方面建立区域品牌的独特形象。马清学（2010）将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分为独特创新的科技、特优自然资源、农业旅游、历史文化四种类型，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地方的独特品牌优势。姚春玲（2013）认为，提升区域品牌竞争力的措施在于产业集群，包括建立“政、产、学、研”互动机制；依托产业集群在伞品牌下培育子品牌，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和资产价值。

三、实证案例研究

除了上述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学者们也进行了微观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如某农产品区域品牌或某些省市地区的区域品牌建设情况等。近几年的有罗高峰（2010）从政府整合品牌生态系统的视角，讲述了浙江省景宁惠明茶品牌的整合案例。林伟平（2010）以浙江宁海望海茶品牌产业化模式为案例，通过对茶叶区域品牌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品牌的发展方向、公地悲剧、柠檬市场、龙头企业的发展等）的研究，指出茶叶品牌进一步区域品牌化对策包括明确主体、规范品牌授权以及实现区域品牌从政府行为向市场行为过渡。王国栋（2011）在对山东蔬菜品牌建设归纳的基础上，指出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曹长省（2013）总结了日本、法国、荷兰等世界农业强国的经验，并提出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启示。冯云（2013）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在总结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农产品区域品牌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对策。

四、述评

相关研究论文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陆续发表没有中断过，学术关注度保持增加，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总结发现以下特点：第一，总体成果数量比较多，但质量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偏少，只有70多篇。第二，各大学者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都是从宏观方面来进行的，如内涵、建设主体、形成条件、形成路径和培育等，没有在这个大范围下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如到底应该怎样去具体建设、以什么为标准来建设、如何防范搭便车、如何评价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等这类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稀少。第三，虽然宏观研究多，但是对区域农产品品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概念性研究明显不足，理论框架短期难以建立，尚未形成系统的相关理论框架。第四，研究人员以高校教师为主，只有极少数政府部门涉农干部参与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而且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区域品牌及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相关理论落后于区域品牌建设实践。

因此，未来的研究或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走的更远更深：一是加强规范化，如对基础性概念问题的研究，建立起系统化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理论框架；二是加强科学化，建立宏观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如从区域农产品特性出发、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明确建设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和区域品牌建设标准；三是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大轮廓下的小细节研究，如从消费者偏好的角度出发研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偏好、区域风险规范；四是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际，如农产品区域品牌定位、区域品牌传播管理特别是网络平台的宣传以及品牌生命周期管理等；五是关注农产品品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建设机制和不同主体具体分工以及整体配合方面，理清农产品品牌管理中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形成合力建立一套农产品品牌协同管理机制，避免搭便车。总之，既要深化拓展理论，研究更加具体深入而不是浮于表面。又要使理论研究面向实际应用，更好地指导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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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易亚兰，项朝阳.浅析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原则[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39.

[19] 胡正明，王亚卓.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与成长路径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6）64-68.

[20] 何吉多，朱清海，李雪.基于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生成机理研究[J].乡镇经济，2009.25（1）103-107.

[21] 王军，李鑫.区域特有农产品品牌整合的政府行为研究―以长白山人参品牌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4（5）21-26.

[22] 郭守亭.对我国实施农产品品牌工程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12）61-64.

[23] 李银兰，沈翠珍.政府与地方特色农产品产地品牌塑造[J].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8.9（3）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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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黄俐晔.农产品区域品牌研究―基于主体、机制的角度[J].贵州社会科学，2008.4（4）97-101.

[26] 周发明.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J].经济师，2006（12）235-236.

[27] 雷银生，沈翠珍.农产品地区形象识别战略研究[J].商业时代，2007.1（9）87-88.

[28] 姚春玲.农业产业集群与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提升策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05（3）318-321.

[29] 罗高峰.农产品品牌整合中的政府角色研究―以浙江省景宁惠明茶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0（4）75-79.

[30] 林伟平.茶叶品牌产业化发展模式探索―以浙江宁海望海茶品牌为例[J].中国茶叶，2010（2）4-7.

[31] 王国栋.山东蔬菜品牌建设浅析[J].经营管理者，2011（22）226.

[32] 曹长省.国外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启示与中国创新[J].世界农业，2013（5）18-22.

[33] 冯云.基于产业集聚区的河南省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9）211-212.

[34] 田云章.农产品区域品牌研究综述[J].农机化研究，2013（8）232-235.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新形势对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的要求

1、具有创新创业能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新常态”时期。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将此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面对这种形势，非常有必要对农村与区域发展人才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如何从专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构建农村区域与发展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

2、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知识。201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绿色化”建设，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理念，现代农业正在进入生态化、循环化、低碳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人才需要掌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掌握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及规划设计等知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3、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趋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协调推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居民数量，促进更多的农民“进城”，在城市工作并安家落户；通过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现象、新问题，而这些应该是农村区域与发展领域学生当前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二、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1、生源结构多元化，专业基础较差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硕士生的本科专业学位结构比较复杂。根据郭时印等（2009）调查，农业推广硕士考生主体是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为例，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学生占大多数，但还有很多其他学科（如教育学、文学等）的学生，而且具有农林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占的比例很小，专业基础比较差。

2、师资队伍比较缺乏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发展多年，但师资力量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高校长期以来单一地采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现有学校专业领域的科研优势和教学资源主要围绕科研项目运转，倾向于相关学术研究，致使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重理论、轻实践，专业面窄、知识结构单一，不能根据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合理安排教学。尽管配备了第二导师队伍，但第二导师实际参与度不够，尚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3、实践能力培养较难

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专业学位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非常重要。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看，注重实践教学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共同特征。而我们的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研究生普遍对农林发展缺少感性认识，迫切需要直观、生动的实践机会。但目前实践教学机制不完善，在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以课堂理论课教学为主。尽管制定了实践教学方案，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限制，难以开展课程实践观摩、调研等活动。

三、提高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

1、提高生源质量

对于应届本科生，可以利用学校的校园网、广播、校报、论坛和各类学习讲座等途径与场合，宣传现代农业，激发青年学生投身农业的热情，传递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报考与培养信息，引导具有农林学科和农林经济管理知识背景的本科生报考；对于从事农林经营管理的在职人员，则可以通知互联网、农林行业通讯和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传递研究生招生信息，扩大领域的社会影响力。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吸引具有农林学科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员进校学习，提高生源质量。

2、建设师资队伍

加大对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的支持，培养一支熟悉研究生培养规律的导师和任课教师队伍；要完善“第二导师制度”，充分发挥第二导师作为实践导师的作用，并增加第二导师的权利与责任，为研究生实践研究提供指导与帮助，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第一、第二导师的互补作用，共同培养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可以建立课程组，落实教学任务，积极探索教学方式和方法，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稳定任课教师队伍。

3、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在农业推广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重视实践教学，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将实践研究教学方法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并渗透到专业课教学工作中。要增加实践参观考察环节，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并重；开设实践类课程，由外聘实践单位的专家以专题讲座方式授课；建立与实践教学相适应的导师、任课教学队伍，更好地发挥第二导师作用；尝试改革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可采取论文之外的调查报告、社会实践工作报告等实践研究成果。

4、教学和研究要紧跟形势发展。专业硕士是应用型人才，教学和研究的内容要紧跟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鼓励学生积极申报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农村绿色发展的途径与技术手段等，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民收入服务。

参考文献：

[1]陈碧芬等.以农科大学生创业为导向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9（6）：87-91.

[2]林建华、沈月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思考----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J].2012，30（2）：52-54.

[3]郭时印等.农业推广硕士生源问题调查及分析[J].中国农业教育，2009，（3）：33-36.

[4]李茜等.“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再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6）：45-49.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 城镇化 融合发展

十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机制”，以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十也明确提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和城镇化是决定新型工农城乡一体化能否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只有县域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形成“以城带乡”，只有做好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形成“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因此，县域经济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具有不可忽视作用。回顾文献发现，学者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对新型工农城乡视角下县域经济发展机制缺乏研究。

一、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意义

近年来，中央重新审视我国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十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机制”，以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党的十七大和十都明确提出“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销售，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在扩大我国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巩固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城镇化质量，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和重要载体。

本文通过深入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为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分析和可操作的决策建议。从县域经济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现状入手，借鉴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在充分调研中原经济区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基础上，对中原经济区城镇化和县域经济融合发展机制与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促进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形成、消除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二元结构，对中原经济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为中原经济区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展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竞争力不强

在农业方面：中原经济区县域农业技术普及率不高，县域的农业单位产出率低，农产品流通加工业业发展落后，农村生产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影响了中原经济区县域的农业综合效益。

在工业方面：中原经济区县域的企业体制落后，管理水平低，使用资源的效率低;中原经济区县域的全省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124户，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是全国水平的65.4%、37.25%;中原经济区县域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均注册资金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7%和91.6%。另外，中原经济区县域的非公有制企业还存在工业化生产集中度不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缺少现代服务业等问题，中原经济区县域工业多种所有制成分比重不科学，发展需要继续推进。

（二）县域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中原经济区县域多数县政府在观念落后沿海地区有很大差距、管理水平不高：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缺乏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处理市场问题，对经济和市场管理得过多;中原经济区县域的经济发展中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中原经济区县域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够市场、服务意识缺乏、官本位主义严重等问题。就中原经济区县域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县域的相当部分经济、在社会管理权限中原经济区县域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经济和社会管理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

三、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系统化的现代化模式，涉及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路径及县域经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等。因此，中原经济区县域选择发展模式还要优化设计和创新在配套措施方面。

（一）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原有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状况基本是摆设，不能担服务带领农民致富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创新发展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需要创新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创新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可坚持县域民办、县域民管、县域民受益的原则，改造传统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发展新型县域经济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县域土地流转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主要是积极探索创新县域土地流转模式。和其他省相比，中原经济区县域人少地多，适合搞规模集约管理，学习发达国家大农场模式，在中原经济区县域搞土地流转试验。

（三）创新发展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产业化经营模式

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产品加工业的关键。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一头连接农产品，一头对连接着需求日益复杂化的市场，没有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原经济区县域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展可以从根本上推动着县域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产品加工业可以领到着农业产业化开展，农产品加工业使中原经济区县域农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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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聪，朱喜钢，王富喜.基于县域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05）.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

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应包括哪些分支学科，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以往学术界对历 史农业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所以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鲜有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史念海教授由于承担国家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农牧图组的编绘工作，对历史农业地理领 域 的研究逐渐深入，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动议。他认为："在绘制农牧地图时 还应先撰写出相应的论文，再根据论文绘制相应的图幅。或者不至出现任何纰缪。特别是有 关农业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论文按理说就应该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如果编印成册，就称之 为历史农业地理，也是无可非议的。"[1]至于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的关系，史先 生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若是要撰著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以历史农业地理与历 史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相提并论，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却似乎还要再作斟酌， 因为就不免和历史经济地理有所重复。既讲历史经济地理，就不能不涉及农业的发展和凋敝 。不论其为发展或凋敝，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布局。在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涉及到农业，又 另辟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并列，是难免叠床架屋之讥的。"[1]在史先生看来，历 史农业地理学应当是历史经济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现代农业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农业生产布局的学科，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历史时期 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史念海教授认为，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 农业，应包括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就以种植农业而言，除了粮食作物而外，还 应兼顾蚕桑、麻类、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研究。探讨"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 任务，历史农业地理也不例外，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的自然、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探讨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仅凭历史文献的考证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 农业生产布局的变迁情况。有鉴于此，史念海教授积极提倡在研究中开展野外实地考察工作 ，这在他的有关黄河流域历史农业地理、黄土高原历史农业地理等方面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为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关于北方农牧分界线变迁

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变化频繁，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搞清农牧分界线的变迁情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战国时 期农牧地区的分布格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过"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 筋角"的说法，但对农牧分界线在龙门碣石间的具体记载则不甚清楚。史念海教授在20世纪 50年代即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农牧分界线进行了初步复原工作，认为"如由碣 石 向西南作一曲线，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 其西其北，当为当时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区域"[2]。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史 先生的《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一文又对战国时期龙门以西的农牧分界线作了确 定："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 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 ，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以西的地方。"[3]战国时期的 农牧分界线是由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发展而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族类众 多，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且由于史料简约，各族类的居地范围也多有含糊之处。在这篇论文 中，史念海教授又"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也分 别进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画了两周时期800余年间农牧分界线的变化情况。自秦汉以来，不 断移民实边，战国时期形成的农牧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南北朝时期曾有所反复，但隋唐以 来又重新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大体而言，农牧分界线的西段变化较东段变化更为明显和 剧烈。史念海教授曾以黄土高原地区为对象，详细地探讨过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西段的南北 变化规律及其给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教授 对历 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问题的重视。

三、关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区兴衰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从古至今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 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类开发程度的差异， 这两大农业地区生产布局的变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较 长江中下游发达；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经济水平则赶上并进而超过了黄河中下游 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历史农业地 理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念海教授对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他已发表的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论著中，多半是有关这两大区域的内容。在《由地理的因 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5]，史念海教授最早揭示出，关中 渭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鲁西北的 河济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是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原始 农业最为发达的所在。在《古代的关中》、《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 、《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6]、《黄土高原及 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化》、《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 其变迁》、《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 江下游的经济地区》[5]、《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 牧地区的分布》[8]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对秦汉、隋唐等重要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及长江流 域主要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也成为这门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的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来，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 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 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 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 绝 。"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都 无由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四、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研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相当兴盛的，这里发达的丝织业不仅 解决了人们的衣着问题，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 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渐趋衰落，甚至要仰赖外地的供给。种桑养蚕 在今天仍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事，所以探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过程和原 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6]，依 据大量的文献史料并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 及其以后诸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史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阐明，北 宋以前，蚕桑事业除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当繁荣的。北宋 以后，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就有了较大的变迁，"无论就它的地区而论，或者就丝织品的质 量和数量而论，都在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史先生认为除了金元之际人口锐减、纺织 技术逐渐外传以外，也与棉花的传入和植棉地区的逐渐推广有重要关系。史先生还以陕西米 脂县和河南密县的事例，驳斥了气候变迁论者的错误说法，积极倡导恢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 业，可惜当时有关部门囿于陈说，未能接受史先生的建议。后来又逢十年动乱，百业俱废， 史先生谋求恢复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宏愿自然更是无以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史念海先生踵继前业 ，发表了《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5]。在这篇7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史先生 博采文献，并参证以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详尽地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陕西地 区蚕桑事业兴衰变迁的历程。他认为陕西地区虽然不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蚕桑地区，但这一 地区蚕桑事业的兴衰却有其独特的方面。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蚕桑事业有所衰落，但明代又 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了衰落。通过大量的实例，史念海先生批 驳了一些旧方志中所提出的"风土不宜"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陕西蚕桑事业衰落 的原因归结为当地妇女懒惰的荒谬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史先生对如何解决桑业和棉业的矛 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解放后安康地区荒山沙滩育桑的成果，史先生认为："种 棉和种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从元朝以后数百年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者是不会冲突的 。如果到处都能利用闲田空地，大量种植桑树，解决了衣服原料的问题，甚至棉花都可以少 种 ，腾出土地，改种粮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仅不受到影响，相反还要更为扩大。" 陕西和黄河流域其它地方一样，只养春蚕而不养原蚕，也就是说所养的只是一岁一化的蚕。 这时棉花下种不久，还不需要多费人力。根据这一特点，史念海先生还建议，"乘此农闲的 时候"，积极养蚕，"发展农家副业，提高农村的生活，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科学 的论证和积极的建议，对陕西地区乃至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复兴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贴于 五、关于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变迁

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局限于农业生产布局本身，还探讨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演 变的相互影响。这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 的环境变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推究其中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对这一地区农林牧 分布格局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 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两文便是有关这一方面的 代表性论文[5]。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 的 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在《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一文里 ，史念海先生认为，黄土高原由牧转农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于秦汉时期， 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 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 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这篇文章中，史 先生还探讨了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的变化对黄土高原本身和黄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的影响 ，他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 为严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又进而影响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历史时期的黄河 曾经有过两次相对安流的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也 有 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一次是西汉时，一次则是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 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 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的时期，正是 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 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基于这样的认 识，史念海先生提出了两条治理黄土高原的原则，一是"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二是"调整 农林牧分布的地区"。至于如何搞好农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地区 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调整后的农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错的 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 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如此精心的论证和设计，对当前黄土高原的 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与黄土高原比邻，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与黄土高原有相似 之处，属于广义的"黄土高原地区"的范围，史念海先生《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 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一文，对这两个地区农林牧布局的演变情况进行了专门 研究。自秦汉以来，这两个地区或农或牧，曾有过几次大的转变，但自清中、后期以来，垦 辟日盛，明长城"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使两个地区，尤其是河套 平原，遂完全演变为农业地区。农牧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和盐碱化。关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扩大的原因，侯 仁之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曾进行过研究，认为与人类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10]。史念海 先生在上引文章里进一步肯定了侯先生的论断。他还通过野外考察并结合有关文献，对鄂尔 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过程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杭锦旗西北的库布齐沙 漠的形成时代晚于清代的结论，并认为"在沙漠未形成之前，当地本来是有森林的，只是由 于森林受到破坏，才引起沙漠的"。通过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历史的研究，史先生认定，" 由于多年来大水浸灌的不当，也是由于黄河在河套平原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 排泄不畅，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是这一地区产生盐碱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史先生还指 出，河套地区的"黄河自来是无须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这 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河套农业的发展"。这些现象都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 重视。

六、培养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人才

史念海先生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人才。自1985年以来，史先生所招 收的20多名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大多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研究方向设计博士论文或硕士论 文，现已出版的即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韩茂莉 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99）、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 997）、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马雪芹的《明代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 境》（人民出版社，1999）、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吕卓民的《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等14部。即将出版 的《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农牧图组分册亦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研究人 员承担。这一系列成果，在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这一 分支学科的成熟，同时也说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1998年史念海主持申请、由陕西师大年轻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具体承担的课题《中 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目前已基本完成，这为陕西 师大历史地理学科若干年内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创造 了条件。

为了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史念海先生除了亲自授课外，还多次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让 大家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史先生还鼓励大学生进行野外 考察，以印证室内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倡导在科研中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已有 学者给予了中肯的总结[11]。在史念海先生的精心培养下，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已 凝聚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以继承史念海先生的扎实勤奋的 学术风格和颇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序[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J].西安师范学院教学与研究，195 6，(1).

[3]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

[4]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J].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9，(1)，(2).

[5]史念海.河山集·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7]史念海.唐史论丛：第2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8]史念海.唐史论丛：第3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4).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