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调研报告
教育产业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营者特征；受教育程度；CSR信息披露
一、 引言
企业通过CSR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所以，CSR报告在推动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Chapple et al.，2005）。然而，2010年度，在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中，了CSR报告的企业仅有274家，接近一半的企业没有CSR报告。此外，已的CSR报告质量也参差不齐。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企业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已经从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方面对CSR报告的影响展开了研究。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可以影响诸如企业CSR报告数量、慈善行为等结果（沈洪涛，2007）。
以往的研究发现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领导层群体特征与CSR报告数量有关（Tarca，200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企业规模和CSR报告成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臧伟等（2010）从高层领导群体的视角探讨了高层领导者群体特征与CSR的关系，发现CSR报告数量与高层领导者群体的平均年龄及平均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关注了着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对CSR报告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对CSR报告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就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还没有展开专门的研究。由于CSR信息披露对推进CSR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企业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对CSR信息披露产生怎样的影响，不仅如此，还要从经营者的个人层面和企业所在行业层面，分层次仔细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并检验，经营者个人特征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间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本研究填补了已有研究还未讨论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这一空白；在实践上，本研究结果为企业如何提升企业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经营者身份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因果定向理论是自我决定理的一个分支。因果定向理论认为人们具有朝着有利于自己决定的环境定向发展的倾向，并且越是具有自主定向的人越勇于承担CSR（Fogarty et al.，2004）。Patton（1992）发现自主定向不仅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后天学习的影响。
因果定向理论对于理解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一个主要贡献可能是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许多社会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直接或间接的证实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自我定向的程度也越高。一个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倾向于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其他群体成员来做决定。没有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往往倾向于倾听群体成员的意见。产生这些结果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决定的，当经营者受过较高的教育后，就会对自己的判断、决策、看法更有信心。相反，当经营者受的教育层次较低的时候，往往会听取他人的意见与判断，因为经营者会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提出的意见会更稳妥或更准确。根据因果定向理论，越是自我做决定的人越勇于承担CSR。
受到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愿意自我做出决定，进而越倾向于承担CSR。例如，当一个人独自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首先考虑到做这件事情的后果以及需要为此承担的责任；相对而言，而当一个人通过其他人的看法做出决定，他会认为对这件事情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要小，因为他可能会认为提出这一看法的或意见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
CSR信息披露被定义为企业通过公开的文件来说明企业履行了哪些方面的CSR（Wood，2007）。企业CSR报告是近年来CSR信息披露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企业CSR报告是CSR信息披露的方式，但对于不同的企业的CSR报告质量却有很大不同。高质量的CSR报告能更好的披露企业履行CSR方面的信息，从而企业能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因此，应从企业是否CSR报告和CSR报告的质量衡量CSR信息披露情况。基于以上推理，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经营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披露的CSR信息越好，这反映在企业更多CSR报告（H1a），以及CSR报告的质量越高（H1b）。
2. 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现有的研究对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者自我决定倾向关系的研究相当清晰。然而，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关系则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明确，虽然从直觉上觉得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虽然，已有研究注意到企业所在行业会对CSR报告产生影响。但没有研究关注行业划分可能对经营者个人特征和CSR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影响。Delmas和Toffel（2012）的研究指出，在污染性的行业里，企业受到更多的外界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媒体、舆论、公众监督、政府等。这样高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就会限制个人特征的作用。例如，由于受到媒体、舆论等关注，污染性行业会更重视CSR信息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说，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作用。
如前所述，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自身原因，其特点是内在的动力导致企业经营者重视CSR履行。由于污染性行业的特征对企业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外在压力。所以，我们预期行业特征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由此提出本研究第二个假设：
H2：行业划分（污染性行业与非污染性行业）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越是污染性强的行业，越会降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数量（H2a）和质量（H2b）的正向性。
三、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象均为201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的CSR报告。选取500强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是因为，从这些企业所获得的数据更为客观与真实，并且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测量了2个因变量，分别是CSR报告的数量和CSR报告质量。CSR报告的数量通过一个虚拟变量进行测量。其中0表示没有CSR报告（如前所述，这里不包括了强制的CSR报告），1表示了CSR报告。精确测量CSR报告质量对本文非常重要。我们参照由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0》CSR报告质量指标体系，得到每一份CSR报告得分，我们通过正态性检验发现CSR报告质量服从正态分布，为节省篇幅，这部分结果没有列出，如需要可从作者处获取。
2. 解释变量。经营者个人特征。我们测量了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选择这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而不是其他经营者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企业披露CSR方面的信息影响关系更直接或更强。从接受教育程度推算出受教育的年数（小于三年=1；3年以上，但未完成小学教育=4；小学教育=6；初中教育=9；高中教育=12；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硕士=18；博士=22），现有的研究很多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分类测量。但是，本研究认为如果把受教育年数作为间距测量会更有优势，这主要因为（1）报告与否作为离散因变量，那么受教育的年数就可以作为教育对于报告数量和质量的边际作用来解释。（2）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一个间距变量只有一个自由度，从而最大化利用样本的信息。此外，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行业划分。其中1表示污染性行业。0表示非污染性行业。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行业划分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解释变量之中。
四、 研究结果
假设1的实证数据结果总结在表1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均具有系统性关系。从系数的符号上可以看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与假设H1a、H1b的方向相同：即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具有正效应。所以，假设1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γ00是条件总体均数估计；γ01是行业划分的主效应；β1表示经营者年龄主效应；β2经营者服务年限主效应；β3表示领导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β4表示领导层中党员比例；β5表示企业类型的主效应；β6表示行业内财务排名的主效应；β7表示领导层平均服务年限；γ10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主效应；γ11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企业行业划分间的交互作用。Var（u0j）是随机截距的方差，相当于组内相关系数ICC的显著性检验。
表1还报告了假设2的检验结果。行业划分（污染行业与非污染行业）对两个因变量（CSR报告数量、CSR报告质量）都具有系统性的关系。即使引人了所有控制变量，这一关系依然是显著的。行业划分的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的CSR报告的质量较低。调节作用的结果显示，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就CSR报告的质量而言，行业划分并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支持了假设2中关于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不支持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我们通过找到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对低于中位数和高于中位数的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图1，从图1上可以看出，对非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大；对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支持了H2a，但不支持H2b。
五、 讨论与结论
1. 经营者身份特征的主效应。本研究主要贡献是发现了经营者身份特征对于CSR报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之前的预计。除此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对人存在的影响主要有政治影响、经济影响、文化影响。这些可以看成是教育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使人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因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社会功能就越强，越有利于个人对CSR的重视。此外，在一个企业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所导致。目前，大多数高学历的经营者都接受了CSR方面的知识，并从中感受到了CSR的重要性，这无疑对CSR报告产生重要的影响。
行业划分主效应及调节作用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行业划分对受教育程度与责任报告数量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划分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关系。这表现相对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预计：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对经营者个人特质的作用起到抑制效果。一般污染性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对公众的生活影响也会更大，污染性行业受到了舆论、媒体、政府、公众等更多的监督，对污染性行业而言，它们受到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压力（马连福和赵颖，2007）。对任何企业而言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远远高于非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在污染性行业中，企业CSR报告更多的是受到了社会舆论、媒体、政府的影响，这些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的作用，比如，无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污染性企业由于受到社会的约束，都希望CSR报告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声誉。相反，在非污染性行业中，企业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经营者个人特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发现同时也表明，尽管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但从报告的动机方面却和非污染性行业有区别，即污染性行业CSR报告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而非污染性行业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利益方面的考虑。
参考文献：
[1] Chapple， W.， Moon， 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in Asia.Business & Society，2014，44（4）：415-441.
[2] Delmas， M.， Toffel， M.W.Stakeholder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 Inst- itutional Framework.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2，13（4）：209.
[3] Fogarty， T.， Rogers， R.Financial Analysts' Reports： An Extended Institutional Theory Evaluation.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 ociety，2014，30（4）：331-356.
[4] Kakiley， E.An empirical study of CSR reports of UK， Society and Cultural，2013，23（10）：13-22.
[5] Patton， D.M.Intra-Industry Environmental D- isclo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Alaskan Oil Spill： A Note On Legitimacy Theory.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2，17（5）：471-475.
[6] 臧伟.高管团队特征与CSR的关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论文，2010.
[7] 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CSR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7，（3）：78-80.
[8] 沈洪涛.公司特征与公司CSR信息披露.会计研究， 2007，（3）：9-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号：71172125）。
教育产业调研报告范文第2篇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的几份总结运动经验的报告，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际依据，促使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经历了“”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风风雨雨之后，湖南经济面临着困境，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口粮供应标准降至只有18斤，农民的年人均口粮也在350斤以下，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1959年的实际人口3691.95万减少了122.58万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五十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共湖南省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开始对全省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深受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使湖南省的农业生产全面回升，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中共湖南省委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是以大力发展生产，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趋向；而另一种是认为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工作的发展趋向。正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向，使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矛盾的状况。一方面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才能尽快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会削弱破坏农村的集体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为此，1961年10月4日至21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主要在农村地区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月3日，省委正式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湘发（61）521号），在全国率先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序幕。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对象是基层干部。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首先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从1961年冬开始，全省分期分批共有120多万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了骨干。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根据在生产队干部训练班上研究好可以作为依靠的贫农名单，召开贫农座谈会，一方面大讲阶级斗争，把本队的敌情和“黑风”加以揭露，和贫农商量对策；另一方面干部向贫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征求贫农的意见，听取贫农的批评。这个过程，就是教育贫农、串连组织阶级队伍的过程。
其次，在树立贫农优势、酝酿成熟之后，以公社或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会，县、区、社领导干部亲自参加，正确分析形势，大讲阶级斗争，揭露敌人声讨“黑风”。生产队接着开社员大会，宣传会议精神，并且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向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形成强烈的“一边倒”的舆论，把“黑风”搞臭。
然后，在处理问题时划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以及严重与一般的界限，并且注意经济问题不搞过分。由群众民主讨论，反复商量。对于一般性的敌我矛盾问题，更多地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依靠群众解决，这样就能够防止打击面过宽，做到既把敌人和“黑风”整住，又尽量少抓人。在敌人有破坏活动的地方，每个县有控制地选择若干个“尖端”，按照法定手续，逮捕起来，公开审判，广泛宣传。（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湘发（63）041号）
1962年10月21日，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有一年的实践基础上，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中发（62）559号）
对于为了调动群众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在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认为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讲话中批判了所谓“单干风”，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否认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断言“搞包产到户，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社会出现阶级大分化”。他强调“包产到户”反映了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思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地主富农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开始形成。而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恰好为他的这一理论提供了实际依据。如：《报告》将所谓“单干”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的表现，指出：许多调查材料说明，产生单干风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祁东县乌江公社文冲大队老屋场生产队，22户，其中地、富分子5户，他们用造谣、挑拨的办法把生产队搞垮了。他们造谣说：“祁阳县都分了田，社员个个有饭吃，我们也要分田，才有饭吃。”挑拨劳动力弱的户说：“何必吃呕气饭，把田分了，一样地吃得舒服。”还煽动社员说：“谁霸着不分田，就问谁要饭吃。”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清楚地看到，产生单干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怪。利用了少数贫农、下中农对集体经济暂时的动摇，利用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煽动起来的，这是问题的本质。
由于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举了不少事例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发展的新动向，而这正是所关注和需要的，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两天后，中共中央就批转这个《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要求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学习参考。这样，就给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发展着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泼了一盆冷水。有的地方甚至还大张旗鼓地严厉批判正在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其遭受挫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工作，了解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结果发现他所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领导干部的重视，只有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领会了他的意图，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因而感到很不满。他说：“我跑了11个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子厚”，即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延春”，即中共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王延春。（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63年1月，来湖南视察工作，王延春专门向他汇报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中反映了一些公社、生产队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的现象，他们与富裕中农串通一气，大搞损公肥私、投机倒把活动。他们名为共产党，实际上已经被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思想俘虏了。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充分发动社员群众，把问题揭露了出来，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阶级异已分子，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王延春汇报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求他写成材料报告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十次回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遵照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积极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经验，于1963年2月8日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湘发（63）041号）
《报告》讲述了全省农村存在着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严重的危害性。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下，已经变质或者正在演变。有些人同敌人“和平共处”，认敌作父，与地主、富农拜兄弟、交朋友、结亲戚；有些人已经叛变投敌，参加反革命组织，成为敌人进行复辟的得力助手。在刮“黑风”中，有些党员、干部就带头搞单干，投机倒把，雇工种自留地和经营副业，放高利贷，搞剥削。党员干部中不但有一般的贪污行为，而且还有贪污盗窃集团，全省已经发现了万斤粮、万尺布、万块钱以上的大贪污盗窃集团32个。
中共湖南省委在《报告》中严重夸大了的农村阶级斗争尖锐的表现和基层党员干部被敌人“和平演变”的情况，引起了的强烈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1949年—1976年）》下卷）因此，2月14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为送《报告》专门给写过一封信，15日就迅速在信上写下批语：“湖南报告很好。”（《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专门介绍推荐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他赞扬说：这个报告“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他又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他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十次回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他强调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中共湖南省委于1963年4月16日和22日，又相继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湘发（63）140号）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湘发（63）152号）
《报告》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状况，指出：在政治上，贫农遭到了严重打击。什么“贫农不争气”，“贫农是懒汉”，“贫农是填不满的坑”，“贫农是生产队的包袱”，数不清的罪名，都加在贫农身上。生产队的会议上，没有贫农的发言权，不仅如此，地主富农更是千方百计地陷害贫农。道县有个贫农，解放前替地主做长工，时分了地主的财产，地主一直怀恨，前年这个大队干部自留地的麦子被偷，地主便收买干部，诬说是这个贫农偷了，结果大队搜了他的家，把他毒打一顿，继而又收买医生不给治疗，活活将他害死。这种事例，各地都有。在组织上，贫农遭到了严重的排斥。什么“贫农不会讲、不会算、不会当家”，“贫农没有技术，劳力弱，不能领导生产”。种种论调，把贫农排挤出去。在经济上，贫农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生产队限制贫农出工，借销粮不给贫农，救济款、救济物资不给贫农，家庭副业不给贫农安排等等，使贫农的生活困难总是得不到解决。
《报告》还总结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的一些做法和经验。非常欣赏中共湖南省委上述两份《报告》的内容。他高兴地说：“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管理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山沟里出哲学，这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零陵，是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49—1978）》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5月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上作出批语：“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同一天，还在《中南通讯》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封面上写下热情洋溢的批语：“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姓有名、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一个文件就是中共湖南省委写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拟了一个标题是“四个好文件”，并称之是“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49—1978）》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63年5月2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前十条》列举了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引用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说：“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5月20日，中共中央将《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公布，并把中共湖南省委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和《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经验，列入《前十条》的20个附件中，向全国进行推荐介绍，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教育产业调研报告范文第3篇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在此次论坛做了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变革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简要回顾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阶段与MOOC的发展历程，指出MOOC不仅改变了传统学校传授知识的模式，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方式，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等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MOOC的兴起，也在叩问传统大学：如果学生能用极低的费用在网上完成学业，那么大学就必须向社会证明，大学所能提供的课堂教学与考试的价值何在?人们为此付出高额学费的意义何在? 而大学将如何迎接大学功能定位、学生培养目标以及开放的教育生态等多方面的挑战，是各高校需要思考的迫切问题。
此次大会以智慧校园与大数据为主题，深入探讨了高校智慧校园的规划、高校信息化新技术与新应用、高校信息化管理与实践，共同交流虚拟化与大数据应用、云服务、移动网络、社交网络、MOOC实践等热点话题，探索将先进信息技术与高校现有的教学、科研、管理深入结合的模式和途径。会议设主论坛--未来大学信息化战略规划和高端论坛十三五高校信息化规划以及智慧校园规划与管理、高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高校信息化发展状况与趋势展望三个分论坛。大会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万猛主持。
23日的大会还邀请了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信息化处任昌山介绍教育信息化总体发展成效与推进思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余胜泉做了课程大规模开放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展望的报告、大连理工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主任张巍做了大连理工大学智慧校园的建设与规划的报告，海南大学李文化做了海南大学信息化顶层设计与十三五规划的报告，北京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与开放学习研究院殷丙山做了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 高等教育版的报告，与参会高校代表深入探讨了高校智慧校园的规划、高校信息化新技术与新应用以及大规模在线课程技术进展等话题。
在24日高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论坛中，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程学旗做了大数据技术及热点问题探讨的报告，郑州大学副校长王宗敏做了互联网+ 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员张耀南做资源环境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数据共享报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系主任于歆杰做了学堂在线数据分析与MOOC教学模式创新的报告。
教育产业调研报告范文第4篇
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向来是德国民族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每年所有青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在就业前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以学校和双向结合的培训造就了德国出色的技术水平，使德国的及工艺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就是在如此良好背景及发展水平之上形成的体制，由于在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地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位置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需要培训人员的增加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的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企业的经济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相应调整与变化，使得一直以和谐发展的职业培训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危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当时德国尚缺少对培训位置的数据统计，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缺乏足够的规划与预测。对此，德国的教育部部长HelmutROHDE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培训，为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职业培训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质量的培训位置。如何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将目光对准了职业教育的，希望通过对职业培训市场数据的统计与，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能够防患于未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可行之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的健全与完善，保证了此报告的顺利实施与完成。1976年，鉴于对培训位置供求数据的统计与对培训位置的规划和预测的需要，《培训岗位促进法》生效。其中第一次明确联邦政府将职业教育报告作为每年对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的综述性报告，包含关于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和职业教育计划的制定。1977年，形成了第一本职业教育报告。其后，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又将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规划相联系，明确了职业教育研究在国家职教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任务，并就为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研究组织与机构、相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地位及作用
1．《职业教育报告》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出版的职教政策性报告它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是所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人员制定工作计划的基础，称之为德国政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白皮书。
2．《职业教育报告》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联邦职教所研究、起草它对整个联邦职业培训的质和量统计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以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培训情况进行。完成此报告的宗旨是将全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协助联邦政府解决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3．《职业教育报告》自1977年开始研究，已有20余年了它对教育政策及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此报告所形成的历年对培训市场供需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德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二是它对社会、企业培训岗位的设立，家庭、个人职业岗位的选择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结构与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报告。以1997年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方面：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总结与评价；现实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与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前景展望。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出了德国政府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所持的态度与意见，国家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性的预测，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思想；但同时不排除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工业界、社会少数派代表的意见。
第二部分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状况及数据统计。以1997年为例，主要有：职业培训的量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等。
两部分的内容特点：
第二部分侧重于研究方面，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及前沿性的课题研究，体现出教育决策所具有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与个人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咨询与指导、促进与支持妇女及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新的职业及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要求、不同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及教育政策诸方面的内容，其全面与详实是任何一类研究报告所不能比拟和涵盖的。
四、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内容特点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之所以能在德国教育界与经济界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告将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职业教育促进法》中指出，职业教育规划是协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尽可能符合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种职业教育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职业培训单位提供的从性质、数量、规模和地域的培训名额的统计与分析，预测并提供职业培训位置。因此，要求联邦主部门对职业培训名额在地域和行业方面的供求发展进行经常的观察，具体的内容即为年度报告，报告中须说明下一个年度可能提供的职业培训名额的情况，若应提供的培训名额不能得到保证，则必须在报告中提出克服困难的建议。
鉴于此，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与预测构成了整个报告的主体，是整个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内容与发展需要相结合的思路，使职业教育研究一开始就纳入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综合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分析职业培训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实现了职业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统一，这也从某种方面体现出了德国民族务实、求真的民族个性。
这种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预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明确了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通过系统的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企业界、行业组织、工会团体、公开的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从而实现了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一个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这份报告为广大青年及适合培训者所利用，成为其选择培训位置，确定将来的就业机会与可能的重要工具。
2．国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将教育决策、规划与管理紧密与教育研究相连突出的特征就是联邦职教所的建立，同时赋予它的法律地位及任务。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教所是一个法人团体，主要任务有：①协助准备国家的培训条例和其他法则、职业教育报告及进行职业教育统计；②促进模式试验；③就职业教育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进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研究；④编制获承认的培训职业目录；⑤审核、批准并赞助职业培训函授课程。联邦职教所属于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决策机构，同时，在法律基础上建立了主管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监督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完成及研究内容的专业水平。
3．职业报告除大量的统计数据外，还反映出大量的研究课题、典型试验，代表着较高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其观点与内容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联邦职教所除完成历年的政府报告外，还承担有大量的研究与试验任务，至今进行了约125个专项典型试验课题，它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运作，在每年的报告中将不同的研究成果反映于其中。包含在此报告中的研究共有以下四类，即重点研究课题、一般性研究课题、超前研究课题及国际资金资助课题。其中超前研究课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自1995年起为适应职业教育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而设立的，迄今为止进行了三方面内容的专项研究，即职业资格和能力与职业的升迁；新的职业与新的就业领域；通过教育改革体现职业教育课程的个性化与差异性。
典型试验及其成果反映出德国职教研究的特色及价值取向。1978年以来，联邦职教所利用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资金资助校外职业教育典型实验，以开发和实验职教实践的新举措。这类试验内容与问题来自于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性，试验的结果同时也能够在相应的领域推广与应用，从而实现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如“岛”的研究，新职业与就业领域的研究。这种兼顾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双重需要的研究，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将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概念丰富了职业教育。
4．研究数据的全面与可靠，保证了报告内容的科学性与教育决策服务的价值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报告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①上一年度截止到9月30日登记入册的培训合同签订数及由联邦劳动局介绍但未被利用的培训位置数和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②预测该年度的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和可提供的培训位置数额。历年报告就上一年职业教育形势与培训位置的供给进行总结与评价，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供需进行有针对性的预测与展望。
为了保障此数据统计的收集与整理，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数据统计归口及管理制度。其中联邦统计局主要管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统计数据，保证此数据的共同利用价值；具体有关职业教育数据内容的调查设计、数据的登记整理及培训合同签订数由联邦职教所管理进行。此数据与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登记的需培训人数构成培训位置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数据。各州统计局负责本州职业学校的有关数据的管理；劳动就业人口数和参加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数则来自联邦劳动部。
5．报告中反映出研究者的科学的务实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此报告体现出的是研究计划的周密性，准备工作的充分性、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实用性。每年的4～5月份将下一年的报告在研讨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及内容分工，这种分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年度报告的任务承担者，必须在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要求的内容。从事此报告的研究及工作人员约有80余人，相当于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从而保证了此报告的质量与水平；此外，这种分工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具体，作为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此方面的内容，达到报告内容的准确与实用。
五、职业报告情况及其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领域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直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与本国的具体研究需求相结合作为努力方向，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但是，我们的研究报告，还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份数据汇总与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与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相比，存在着几个不够明确的。第一，报告的属性问题，即此报告属于研究性的课题还是同时具有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的功能，这决定着报告的写作方向与具体的制定，正因为对此问题界定不够明确，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报告内容与结构问题的反复争论。第二，报告的特色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报告。从内容上讲，我们的报告在目前不可能对劳动力培训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的前提下，其主要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年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状况的数据统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由于对构成中国职教报告的基本框架、具体内容、形式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不一致，从而使报告成了年复一年的统计资料，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报告的结构问题，即在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就数据与宏观决策研究的结合，整体描述与地方特色的兼顾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及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在报告中如何体现此类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对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宣传与推广问题，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为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的范例，在我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为完成我们的报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如果历年的职教报告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常规工作，且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与咨询工具，而我国现行的还没有对教育科研做出具体化的规定时，我们的报告迫切需要进行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对完成研究所应有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人员经费、时间进度等方面，应做出一系列的规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完成报告的任务。
2．对现行报告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其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就其形式、结构、篇幅等具体事项做出原则规定，使报告的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就报告所涉及的数据统计、资料，应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及我国的地域差距大的特点，作为一份政策性的参考资料，发挥地方研究部门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地方的研究特色，使报告成为各地经验利用与推广的工具，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3．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了报告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特别是报告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除需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外，就问题本身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能够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为此提高从事研究报告人员的科研水平，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育产业调研报告范文第5篇
一、教育调查报告的概念
调查研究的方法是一门科学，它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是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深深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他说：“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形成就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在湖南和江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着名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即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等。1941年，为在党内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专门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在序言中说：“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即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以上三处均弓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客观依据，特别在当代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几乎任何一项重大决策
都要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而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决策，往往就要出问题。陈云同志也曾强调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可见，做好调查研究是我们事业兴旺的保证。
调查报告是通过亲身接触和广泛了解的实践过程，收集专门的社会资料、分析社会资料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而形成的研究报告。
教育调查报告是调查报告的一种，它是就某种教育现象，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分析形成认识而写成的文字材料。教育调查报告的范围限于教育领域，其材料也包括与教育有关的其他社会内容。教育调查报告通过与教育有关问题的调查，掌握规律；二发现同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为教育科学和科学教育服务。
二、教育调查报告的特点
现代调查研究这门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许多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到调查研究中。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它们的应用使调查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下面谈谈教育调查报告的特点。
（一）调查性
写作材料获取有许多途径，就调查报告而言，它的材料必须是调查所得，然后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报告。调查是报告的基础，报告是分析得出的结果。就文字分量而言，七分是调查材料，三分是分析和结论。没有调查材料就没有报告，因此常有人说调查报告是“三分报告七分调查”。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就没在发言权。”就这项工作花的时间而言，集中在收集调查材料上）没有在调查上下足功夫，绝不可妄谈“报告”，这是调查报告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点。
（二）资料性
调查报告要拥有大量材料，有了这大量的材料，才有了说服力，所以，调查报告是材料性很强的文体，这些材料将成为有关部门研究问题、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调查报告作为一种历史性材料存档，它又是研究某方面问题的重要历史资料。
（三）科学性
科学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报告的材料和结论都必须客观，都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思想因素。这就要求作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排除思想杂念和外来干扰、要有吃苦耐劳精神，努力去获取第一手资料。二是要有现代科学理论指导。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以保证思想观念的客观性。其次要用统计学、逻辑学、心理学等理论去分析问题，要让资料说话、数据说话，观点、意见、建议不能凭空臆造。再次，语言必须平实、明快、简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材料，不夸张，不修饰，不追求文采。
（四）本质性
调查报告的b的就是要通过调查揭示事情的本质，教育调查报告则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教育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揭示出一些事物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以供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作参考，或给教育效学部门进行具体教学活动作参考。因此，本质性是教育调查报告的根本特征、不能直面教育现实、揭示教育方面某些本质问题，这样的调查报告就毫无意义。
三、教育调查报告的分类
调查报告的分类比较复杂，依据不同的标准分出的类别就不相同。“按行业部门分，教育调查报告只是其中的一种，从其他角度的分类也适合教育调查报告的分类。
根据调查研究曲周的来划分，可以分为描述性调查、解释性调查、预测性调查。描述性调查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为目的，是最常见的一种调查类型。解释性调查是以探究调查对象产生的原因为目的，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预测性调查是通过了解调查对象的过去、现在，以探讨其未来的发展状况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