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范文第1篇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文学的创新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990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

四、总结

古代诗歌范文第2篇

一、我们要通过联想和想象重回古人的生活情境，填补古今之变所形成的时代鸿沟，进而理解古代诗人所抒写的情境

谢冕曾说：“真正的欣赏入门，应当是对于诗篇的作者，以及它的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了解。”（《论诗》）历史茫茫，岁月悠悠，存亡兴废，何其多矣。然而深究起来，则秦汉之分、唐宋之别远小于古今之变。在古代，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政治、军事，进展都是缓慢的。直到近代科技兴起乃至当今的电子信息革命，才真正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古代诗歌所描绘的境界，常常是月明星稀，一灯如豆；桥头落梅，松下泉声；长亭相送，蹇驴嘶鸣；泪洒沙场，月照长城……这样的情境，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联想、想象回到古代去，又如何能理解古人的情怀与思想？

二、我们要关注古代诗歌的语言特点，从语义的层面去把握诗意

其实，读懂任何一种文本，我们首先都要知道这种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所在。那么，古代诗歌的语言具有哪些特殊性呢？

古代诗歌的语言特点首先表现为它使用的是典雅的古代汉语，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古诗中大量存在的古今异义现象。例如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的“渠”字，是第三人称代词。在这里指的是该诗前句所说的“半亩方塘”。如果把“渠”理解为“水沟”，那么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整首诗的意思。

古代诗歌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多有省略、倒装句式，表意凝练，含蓄。例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首句“昨夜雨疏风骤”写昨夜风雨，次句“浓睡不消残酒”则跳至今日清晨，叙睡醒之状。“试问卷帘人”，谁问？这自然是“我”问。问什么呢？却不说，省略了。“却道海棠依旧”，谁“道”？这应该是“卷帘人”的答语了，“海棠依旧”四字又交代出上句所问乃海棠花之情状。“明明是经过了昨夜的风吹雨打，海棠花怎能依旧？”――如果我们不补出词人这一省略了的微妙心理，就不能明白末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何所依凭。而且，这里以“红、绿”二字指代海棠花和叶子，不仅凝练，而且形象可感。又用“肥、瘦”来形容叶的茂盛与花之凋零，就更能表现出诗人无限怜惜的伤感之情。整首词省略跳跃而又含蓄蕴藉，很好地体现了古代诗歌语言精练而意义深邃的特点。再如杜甫的《阁夜》的首联中“天涯霜雪霁寒宵”一句，这里的顺序如果按现代汉语来看，应该是“天涯，寒宵，霜雪霁”，如此，“（人在）天涯，（身处）寒宵，霜雪（初）霁”――诗意顿时豁朗。

古代诗歌语言的第三个特点是古诗中的近体诗常常有着起承转合的结构。例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首诗，从标题中就了解了时间、地点和诗人兴感之由（闻笛而作）等诸多要素；“起”句“谁家玉笛暗飞声”即承题中“闻笛”而来；次句再“承”首句“玉笛飞声”而来；第三句表面上仍然是写闻笛，实则暗暗“转”向“折柳”一典，蕴涵思乡伤别之意；末句乃以“故园情”悠悠“合”起全诗。既然近体诗有着起承转合的结构特点，那么我们有时就有可能据此从诗歌写景抒情的氛围中拎出一条叙述的线索来。例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一诗，首联为“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写的是“望月”；颔联为“承”，正是因为“望月”，引起了诗人的“怀远”――“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颈联是“转”，诗人从心理层面的思念转向了身体上的动作行为――“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尾联“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则以“还寝”合起全诗。总体上看，《望月怀远》一诗的抒情氛围是浓郁的，但是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写了望月、怀人、灭烛、披衣、还寝这些事儿，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叙述线索，拎出这条线索来对我们理解整首诗的意思大有帮助。

古代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考 古代诗歌 鉴赏技巧

一、怎样快速把握一首诗歌的基本内容

在考场上，一道诗歌鉴赏题留给考生的时间仅有六七分钟，快速把握诗歌的基本内容是考生做题的关键，也是鉴赏的基础。方法有以下三点：

（一）关注诗题、诗眼、诗注

在诗歌阅读中，我们触目所及的首先是诗题，诗题往往体现了一首诗的内容、情感、主题、意趣、手法等。如杜牧《山行》，表明作者是山中行走所见之景，是一首写景抒情诗。2007年全国高考题诗歌鉴赏题是王维的《新晴野望》，标题直接表明了久雨初晴，作者放眼远望村野之景是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从题目中得知，这是一首抒离愁别恨的送别诗，贺知章的《咏柳》是一首咏物抒怀诗，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标题的一个“问”和正文相互照应，更是意趣横生，亲切自然。读诗时，一定要细品标题，把诗歌标题中隐含的信息了然于胸，切不可绕道而行，舍近求远。

诗眼是一首诗中能体现作者情感的字眼，抓住了诗眼，也就抓住了作者的情感趋向，抓住了诗歌的主题。诗眼可以在诗歌标题中，如杜甫的《春夜喜雨》，一个“喜”字直接表达了作者对夜晚一场春雨的喜悦之情；诗眼可以在诗的正文的某句中，如杜甫被称作“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诗中“眼难苦恨繁霜鬓”一句，把国家民族命运的艰难和个人前途命运的伤感浓缩在一个“恨”字中，家国之恨让人感到无尽的沉重与辛酸！宋之问《渡汉江》中有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怯”字真切表达了作者由贬所还归家乡，既渴望了解家中近况，又害怕听到家中近况的矛盾心情。

诗注是在一首诗后命题人所给的补注，可能是对作者写这首诗时相关的时代背景的介绍，也可能是诗中难读字句的解释，还可能是诗中涉及的典故等，对阅读整首诗和后面的答题都至关重要，切不可轻易放过。

（二）学会知人论世

中华诗歌早在遥远的古代就明确提出“诗言志”的主张，并且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创作风格，有助于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如辛弃疾曾经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出生入死，南归之后又遭到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所以其词多为回忆过去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或者表达报国无门的愤懑情绪。再如高考中几次考到王维的诗，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以禅悟诗，故有“诗佛”之称，与孟浩然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再加上其人多才多艺，诗歌而外，兼擅散文、音乐、书法、绘画、几者相互影响，故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以山水田园诗为主，诗风或清幽恬淡或壮丽雄阔，“诗中有画”就是王维诗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当然，如李白的乐府歌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五七言绝句豪放飘逸；杜甫一生工于诗作而命运多舛，其诗以其爱国忧民的激情，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东坡才冠古今，虽宦海沉浮屡遭排挤却超然豁达，其诗词更多地表达经过人生历炼后的一种大气，一种感悟，更体现了他不凡的人生境界。

（三）把握古代诗歌的常见类型

我国诗歌众多，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赠友送别诗。一般是叮咛对方，赞颂对方，表达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或别后的思念。

写景咏物诗。这类诗歌类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多，其中写景诗多是借景物描写来表达诗人或喜或悲或忧的感情，即“一切景语皆情语”。咏物诗多为托物言志之作，借物表达自己的志趣、胸襟或抱负。

山水田园诗。下笔多描写山林的静谧、田野的悠闲，借以表达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安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羁旅思乡诗。抒写羁旅之愁，表达对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忧愁伤感，真切动人。

咏史怀古诗，一般是凭吊古代的人或事。追慕古人，表缅怀之情，实则是怀古而伤今，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吟咏史实，多为借古讽今，或表达昔盛今衰的感叹。

以上几点谈到了快速把握诗歌基本内容的方法，在迅速领会古诗大意的基础上，下一步就是懂得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

二、懂得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

和其它文学作品的阅读一样，古典诗歌表达的基本技巧主要从以下二个方面把握。

（一）表现手法

1.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指的是诗中有直接表达喜怒哀乐和理想愿望等情感的字句。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直接抒情，表达了一种旷世的孤独感。还有如“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直抒胸臆，真切感人。

借景抒情在古诗中很常见，因为中国诗人作诗有一个共同的宗旨——诗贵在含蓄。诗人的感情往往通过景物描写含蓄地表现出来，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以丞相祠堂的冷落凄清来表达命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失落；李清照《声声慢》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表达出无限的凄凉之情，感人至深。

2.象征和托物言志

象征是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来表达特定的事理和感情。诗歌中一些传统意象往往被赋予一定象征意义，如望月多表达怀远，思乡思亲之意；古人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写春花秋叶多指人生中美好年华和生命的凋零伤感，柳树则寓含留恋情别之意……

托物言志和象征的主要区别在于：托物言志是通过某种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主观的志向情趣或节操，其理解的重点在于“志”的把握上，如于谦的《石灰吟》就是借对石灰的描写赞颂来表达自己保持清白节操；古诗中常用的“岁寒三友”——松、竹、梅及兰、菊、荷也常是作者用来抒发自己不畏环境艰难而保持高洁品行的事物。

3.衬托、反衬与对比

衬托和反衬的共同点都是“以次要衬托主要”，衬托是用相类似的事物来陪衬主要事物，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拨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其中用高大的五岳、赤城山以及天台山来衬托天姥山的高大。反衬是用相反的事物来衬托主要的事物，古诗中常用的反衬方式有以乐景衬哀情，以动衬静，以声衬静等，《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段唱词描写了蓝天、黄花、秋风、北雁、如醉的霜林，景物自高而低，有远有近，动静结合，色彩明丽，但由于相爱的人即将长久离别而归期难料，泪雨纷纷中这优美如画的秋色更增添了无尽的哀情。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几句，用泉声、浣女归家的说笑声，渔舟在永中掀起莲叶的动来表现“空山”的幽静美好，还有李白的《蜀道难》中“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以子规夜啼声来反衬夜行蜀道的冷寂。

对比和衬托的最大区别是：对比的二者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而衬托的二者之间有主有次，以宾衬主。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用自古以来人们的悲秋与自己认为“秋胜春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表达自己乐观豁达的情怀。

4.动静结合与虚实相生

古代诗人在写景诗中十分注意色彩、远近和动静的调和。2007年高考ⅱ卷考王维的《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前面三联主要是静景，最后一联写农家在田地辛勤耕作为动景，动景和静景相映成趣。

虚实是相对而言的，有者为实，无者为虚，现实为实，梦境为虎，叙述为实，议论为虚……柳永《雨霖铃》一词中，词的上阕写眼前离别实景，下阕则写离别后设想的种种情景，此为虚写，全词通过虚实结合来表达离别的伤感依恋之情。

（二）修辞手法

诗歌中常见的修辞于法有比喻、拟人、夸张、对偶、排比、反复、双关等。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诗歌鉴赏题中，常会有“作者表达感情时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或“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作用）？”这两种问法的实质都是考察学生对表达技巧的赏析，如有明显的修辞手法，应从修辞的角度去答；反之，则应结合全诗从表现手法上赏析。

三、答题方法及得分技巧

（一）熟悉考题范围，明确答题思路

《考试大纲》对古诗文鉴赏的要求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指古代的诗、词、曲。

1.形象

古诗中，形象既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景物，还可以是事物，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往往通过寄情于物的方式，把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感情投射到客观形象上，达到“意”和“象”的相互交融、相互统一，从而构成“意象”。因此，鉴赏诗歌的形象，其最终目的就是抓住意象的主要特征，感受作者的主观感情。

2.语言

语言方面常考的热点有以下两点：

（1）对诗人所锤炼字词的赏析。古人写诗注重炼字炼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是明证。因此，常有许多精妙传神的地方，这类字词多为动词、形容词的使用，答题时应准确阐释这类字眼在本句及全诗中的语境意义，再简析其对作者表情达意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使用上的准确传神、精练生动。

（2）把握诗歌语言的大致风格。古诗中常见的语言风格有：清新明快、自然质朴、豪放飘逸、委婉含蓄、慷慨悲壮、辞藻优美、富有韵律等。

3.表达技巧

解答此类题应在熟悉诗歌常见表达技巧的基础上，细心审题。答题的思路一般是：根据题目要求指出所用的表达技巧（表现手法、修辞手法或结构技巧），再结合相应的诗句简要分析，最后分析此类技巧对更好地表达作者情感所起的作用，即用什么技巧——怎样用——所起的作用。

4.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念态度

要准确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在整体把握诗歌内容的基础上，认真辨别诗歌中的字词，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从而领悟作品蕴涵的思想情感，不能根据只言片语就下结论，更不能断章取义。

（二）精练答题语言，学会看分答题

古代诗歌范文第4篇

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诗歌的产生，随之产生了诗歌教育；诗歌的繁荣，随之带来了诗歌教育的繁荣。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的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一、夏、商、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西周的学校，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极。国学即天子之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课的内容。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当时的诗歌教学必须体现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西周乐教开创了我国“温柔敦厚诗教”之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割据争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用现代白话理解，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阅读学理论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二、秦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可以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从此，五言诗代替了四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形式。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这些都对诗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诗歌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女诗人谢道韫的出现，至少说明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诗歌教育。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北朝的《敕勒歌》流传甚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收录诗文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一。

四、隋唐时期的诗歌教育

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时期封建文化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现了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文化，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五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已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确定为“九经”之一。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的精神解放。当时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除诗歌选本外，老师也临时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上言：“(士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稹）《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教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末出现的蒙学用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特别通俗，全是七言绝句，容易背诵，因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写作训练成为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其中，属对训练在唐代很受重视，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所以它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蔡云培曾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句，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勃六岁作诗“词情英迈”，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写作《蔷薇诗》，薛涛七八岁便能吟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写诗的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五、宋元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宋王朝汲取了唐朝权臣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优渥文士，对外妥协退让。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始于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大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交流。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建立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原，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元代另一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尖歌倩意”（芝庵《唱论》）构成了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诗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价值。后人对元代文学有“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当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

宋元时期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经文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诗赋、策论也很受重视。《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宋代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学、私学、书院，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实用。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所以，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及。元代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宋元“小学”语文阅读教材可分为三类：散文类、诗歌类、工具类。蒙学也不免要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在蒙学中也自然也会有一些诗歌教材。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令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千家诗》和《神童诗》等。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将唐、五代及宋人的诗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选编的。《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选录标准有三条：一是简洁短小，二是通俗易懂，三是诗作好，而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所选诗作可谓“鼎尝一脔，其味无穷”。作为蒙学教材的《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尽管对这部诗集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材。

《千家诗》在宋代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部分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可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千家诗》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比如第一首程明道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诗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诗篇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并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专门编著的教材。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系列教材。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神童汪洙所作。有记载说他八九岁时就作诗作赋，一次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写就了：“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有神童之称。经考证《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歌颂太平的诗4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6首。后人又增补了部分诗篇，多为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之作。《神童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平仄准确，读起来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等。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少儿习作诗歌的示范教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向学，是其诟病。

其它诗歌教材还有南宋时期朱熹作《训蒙诗》100首、陈淳编《小学诗礼》等。这一类诗歌读本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对于语言文字的艺术基本不加考虑，所以流传不广。南宋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民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女子往往也可以接受适当的文化教育，包括诗歌教育。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两宋时期还出现了女词人李清照、朱淑真等，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的辽国出现了女诗人萧观音。萧观音向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表明她受到了极有成效的诗歌教育。

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市俗意识密切相关，与诗词创作有联系的杂剧、散曲的盛行，特别是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和兴盛，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教育的普及。马致远的《秋思》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在宋元的“小学”写作教学中，属对是最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最基本的语文训练。作诗是宋代蒙学作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模仿者，古人用功之法。”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学者在学习写诗方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六、明清时期的诗歌教育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最终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主义政权。明初统治者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建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在国都设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并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科举制度更受重视，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学思想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以加强思想控制，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到了永乐年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便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课本。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明朝中叶之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社会出现了危机的端倪，典型表现是在沿海地区的手工业作坊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促使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传统诗文进一步衰落，适应市民阶层需要的俗文学大兴。

清初统治者在入关定都北京后，用了40多年的时间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中国。政治上继续推崇程朱理学，颁布法令，责令各个学校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把其它学派的学说或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思想一概斥之为“伪学”、“异端”而加以限制、排斥，直至迫害相关学者。

明清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还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明清对前代科考制度又各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久而久之，学校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同时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的“八股取士”就是典型代表。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朝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其学制基本相同，都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的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的搜书、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除《诗经》继续作为经学教材之外，主要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明清时期的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更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明代王守仁主张要用教诗作为蒙学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明人吕坤说：“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分之歌颂，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吕坤：《社学要略》）。清代的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沈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

明清时期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有七言、五言两种。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是前人从原本《千家诗》选录编定而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打头，下集收七言律诗三十八首。所选的诗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浅近易懂，于儿童有益或者无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清人王相又编选了五言《千家诗》。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本编成合刊本，成为明清两代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以后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综合类诗歌教材，上下卷共有224首诗歌，分成时令、节候、气象、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类，分别择取唐、五代及宋人的律诗和绝句，而最多的是宋人做的诗。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适合学生读、背。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再如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清代康熙年间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诗歌作品48900多首，包括诗人2200多位。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300多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是五言古诗，第二、三卷是七言古诗，第四卷是七言乐府，第五卷是五言律诗，第六卷是七言律诗，第七卷是五言绝句，第八卷是七言绝句，后面附有乐府诗。诗集涵盖了我国古诗中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选的诗家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不少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不仅选了高适、岑参等边塞派的诗作，还收入了孟浩然、王维等田园派的代表作。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共选了310首，后来有人增补了三首杜甫的七律。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民间流传的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说明了这部读本的广泛影响和在诗歌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传统封建势力。其领导者为了反对旧礼教，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宣扬其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改革。太平天国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的诗歌，内容主要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编写教材方法，充分发挥了传统诗歌教材编写的优点。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属对是作诗、作文的基础，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等，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这种从简单练习到复杂训练的程序，更适合于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采用的训练书籍有《对类》、《诗月夜》、《词林典腋》、《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清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王筠还主张对蒙童的训练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上，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七、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经》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作家要性情和柔，可以讽谏，但要“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因此，《诗经》徒具文学形式，却只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温柔敦厚”除了伦理意义外，后世也引申为艺术原则，因而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理论上有过十分消极的作用。

2、蒙学阶段比较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采用在这个时候读些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儿童认字之后，常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自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明代王守仁主张诗歌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之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自已。譬之时雨春风，?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避免产生逆反心理。这段论述正说明了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张志公先生对我国传统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对古代诗歌教育传统是这样论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诵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极大的。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感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起他们爱好语言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张志公文集》之四《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16-117页）。概言之，诗歌教育既使学生乐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3、古代的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读书人从儿童起就开始学习写诗的技巧和方法。如蒙学阶段进行“属对”和“声律”训练，为写诗奠定了良好基础。当然，“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和逻辑训练的因素，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4、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韵文教学，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本身也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诗歌教育教材也应当包括这些韵语读物。

古代诗歌范文第5篇

咏物诗这类诗以自然界事物或其他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外物为歌咏对象。它起源很早，从现存作品看，《楚辞》中的《九章・桔颂》已开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大诗人杜甫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举凡山川日月，花鸟虫鱼，无不摄入毫端。

咏物诗名目繁多，单就歌咏自然事物而论，即有咏花、咏鸟、咏月、咏雪、咏草、咏石之类，尤其是历代咏花、咏鸟之作，都是成千累万。在咏花诗中，咏梅、咏菊、咏兰、咏牡丹、咏荷花等数量都很可观。

咏史诗这类诗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歌咏或评论对象。它始于东汉班固的《咏史》一诗，唐代咏史诗已臻于高度成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众体大备。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李商隐都留下了许多名作。

历代咏史诗取材广泛，又有一些热门题材，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如咏昭君、咏西施、咏荆轲、咏诸葛亮、咏岳飞等。其中以咏昭君最为突出，东汉后，几乎每代都有题咏，现存昭君诗达600余首。

咏怀诗这是抒情述怀一类的作品，多用诗骚以来的比兴、寄托、象征一类手法，以含蓄为其风格特征。起源于诗人阮籍，他创作的《咏怀诗》今存95首(其中五言82首，四言13首)，“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为后代作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咏怀诗有其特写的涵义和作法，不采用直抒方式，所以即兴式或随感式的作品通常不包括在内。有时却可以以其他品类的面目出现，诸如咏史、游仙、题画、咏物、怀古等，这是与咏怀诗的特殊手法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历代咏怀诗的创作数量是相当大的。

田园诗这类诗以田园风光、村居生活和隐逸情趣为歌咏对象。它渊源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七月》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艰苦的劳动生活，可算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而自觉地进行田园诗的创作，是从东晋陶渊明开始的。他的《归园田居(五首)》等，是田园诗的代表作。

南宋范成大把劳动、隐逸和田家苦三者归拢一起，谱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田园交响乐章。他的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60首，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集大成。元以后也不乏有分量作品，但只能说是田园诗的余响。

山水诗这类诗以描写自然界的山水景物为主。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应推曹操的《观沧海》，尽管作品别有寄托，却不失为山水诗的前驱。山水诗的真正创始人，是东晋初年的庾阐。他的诗现存20首，山水诗占了将近一半，诗中所写都是山水景物。

到了唐代，山水诗更走向完美、纯熟。初唐的王绩、宋之问、陈子昂等已多有佳作，盛唐诗坛进而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首领，宋代的山水诗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颇多佳篇，杨万里尤多。元明清时期，山水诗的创作仍有新的发展。

边塞诗这是一类描写边塞风光、戍卒生适和战争场面的诗歌作品(也有少量反映民族间友好相处的)。边塞诗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诗经・小雅》中《采薇》《出车》《六月》三篇，应是最早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蓬勃兴起，可谓盛极一时。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等佳作连篇，迎来了边塞诗创作的初步繁荣。随后的盛唐更出现了阵容壮大的创作群体――边塞诗派，掀起了边塞诗创作的高潮。

爱情诗爱情诗起源极早，《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载的上古传说中的涂山氏之歌，便是它的先河。而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坛已涌现出大量来自民间的爱情诗作。随后屈原创作的《山鬼》《湘君》《湘夫人》等，是文人诗中爱情诗的发轫之作。

爱情诗有若干分支，主要有恋歌、弃妇诗、思妇诗、悼亡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