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歌范文第1篇

作为富于生命力和强烈时代气息的诗歌，王学忠的诗作在华人世界产生巨大的反响之后，继续朝着更广更远的方向传播。此中，王学忠的诗歌要获得国外读者的接受，首先需译成外文。2005年1月和5月，由学者杨虚翻译的《王学忠短诗选》和诗人申身选编，学者杨虚翻译的《王学忠诗稿》分别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国际诗人笔会上交流，并被介绍到英国、美国、瑞典、法国、日本、希腊等国家，王学忠的诗作开始接受多肤色读者的欣赏和评价，这对于他诗歌的生命力又是一次新的延伸。

王学忠的诗歌是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作，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和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王学忠饱含血泪的吟唱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和喜爱。王学忠诗歌译介到西方国家，让西方读者耳目一新。因为尽管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诗人曾尝试通过英译汉诗来进行创造的方式向西方介绍过诸如《长干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但西方读者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了解却并不多。这两部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的诗集让西方读者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阅读中了解到中国劳动阶级的情感、忧患和需要。《王学忠诗稿》中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是一种“揭丑派”的创造方式，这与西方的文学创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英国作家查理・狄更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美国作家辛克莱、斯坦贝克等，都有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佳作流芳于世。对于与国外现实主义作品异构同质的中国诗歌作品，外国读者对王学忠的诗歌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英国学者简・麦迪逊评价到：诗篇中充满了生命力和尊严感，是文学和社会的结合。一位美国社会活动家艾伦・纳戴尔说，她第一次读到中国诗歌，她惊讶于其简洁的文字之下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意义。当然，描写中国下岗工人艰苦生活的王学忠的诗歌译介到国外后，我们也听到了外国读者对中国社会中不公现实的评价。美国诗人保尔・沃森认为：（下岗工人）在无奈的现实中的挑战和抗争构成了整个诗集的主题。这些诗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当代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而表现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隐藏下的贫富悬殊和官僚腐败的文学作品，外国读者却知之不多。王学忠诗歌在国外的译介，引起不少读者的思考。瑞典克里斯蒂安大学博士因格马・奥托森对中国一部分官僚和暴发户的穷奢极欲，与国家提倡的道德理想完全相背离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担忧。他在文中引用一句拉丁语格言“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来告诫那些大权在握者和为富不仁者。王学忠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描述，不少外国读者对于这些诗歌的反响也最为热烈。世界诗人大会荣誉主席罗丝玛丽・维尔金森指出王学忠的诗歌是写他那个阶级的生活，他的声音是劳动阶级的心声，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而一位美国读者认为这些诗作呈现给美国读者适逢其时，因为许多美国员工也因大公司经营不善裁员而成了“下岗工人”，读了这些诗歌的美国人会找到和中国下岗工人一样的感受。

王学忠的诗歌是以表现中国社会负面现实而走向世界的，它的译介成功使得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揭露文学”走向世界？有部分人认为这类作品会加深国外读者对中国的误解，影响中国的大国形象。笔者认为，这是“后殖民心理”在作祟。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让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无法藏匿于世界的视线之外，而伴随殖民侵略而形成的“东亚病夫”、“老大中国”等名词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而今，在殖民时代结束几十年之后，这种伤心之痛仍让一部分国人心有余悸，恐中国的“揭露文学”成为一部分国外势力敌对中国的借口。但国人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国，我们要敢于向世界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与气概。在对待“揭露文学”上，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做法上有所收益。作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学中的现实批判性是一以继之的。从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丑陋的美国政客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从“迷惘的一代”到“跨掉的一代”，美国对于这些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和思潮是包容并蓄的，而这些作品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成就了美利坚民族中民主、坚韧、乐观和豁达的性格。

外国诗歌范文第2篇

2007年8月9日，来自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杰出的当代诗人，在中国青海美丽的青海湖畔，共同见证并完成了一个创举，那就是向世界《青海湖诗歌宣言》。实际上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就已经以它独特的地理诱惑和人文魅力，给这个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送去了一个惊奇，这是来自离太阳最近的地球“第三极”、来自被称之为人类最后净土青藏高原的一次从未有过的文化震撼。

正如波兰国家作协主席、著名诗人马雷克・瓦夫凯维奇所做的评价：“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东方的一个创举，它把关注自然和环境作为了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选择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特殊地域，作为诗歌节的永久举办地，同时，它还是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和的诗人，理解差异性文化和差异性地理的最好去处。它是世界的高地，能给不同种族的诗人们带来无限的灵感。大量的文物古迹已经证明，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可以说是历史奇迹般地选择了青海，也可以说是青海选择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作为一个刚刚创立就被普遍认同的国际性文化品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以它特殊的地域载体、新颖的时代创意和深刻的诗歌文化内涵，毫无愧色地载入当代国际诗歌和中国文化发展史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为继波兰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诗歌节、德国柏林诗歌节、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重大国际诗歌节。

以“人与自然――多元文化的共享与传承”为主题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不仅高品质、高质量地完成了它全部的议程和各项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它就像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链条，它既延续着青藏高原悠久的各民族古老文化，又通过这个平台，为复活这个世界神奇的诗意梦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创立和成功举办包含着以下几点重要因素：1、在世界范围内，诗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爆炸时代之后，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对机器和技术的过分依赖，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和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诗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它永不衰退的感召力，必将在人类的精神复兴中承担起一份光荣的职责。2、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民主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国际诗歌节。这个国际诗歌节，既是当代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标志，也展示了古老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对世界的强大魅力。3、当代世界正迎来一个相互理解和协作对话的时代，青海是多种文明沟通交流、兼容并蓄、多元繁荣的典范，又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地方，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立足于这样一方乐土，恰恰为不同文明提供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4、青海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这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并且是活形态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诞生和传播地；实际上，这片由海洋中诞生的高原，从它面对人类之日起，就从未改变过它诞生激情和创造梦想的作用，它也必将给今天的诗歌之魂注入无穷的力量。5、青海湖既是这个世界上以天然洁净著称的高原大湖，更是一个被神圣化的人类精神载体，用它的名字命名国际诗歌节无疑就充满了象征意义，那就是诗歌永远是滋润人类生命的雨露和照耀人性的光芒，永远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对话的纯洁话语。

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中外诗人植根于自己丰厚的文化传统，面对青藏高原放声歌唱，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是第一次全世界众多诗人以诗意的目光共同关注青藏高原这片净土。诗歌节组委会已经征集、翻译、编辑了部分作品，不久将结集出版。这部诗集无疑就是那些“无限灵感”的结晶。在首届诗歌节期间，组委会出版了参加诗歌节的中外诗人的作品集《通往世界的门扉》，以求借助诗人的目光了解世界的多彩；把这些诞生于高原沃土的诗篇命名为《最后净土的入口》与之呼应，以期透过诗人的目光展示高原的魅力。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情趣、立足什么样的文化根基，诗人们都在此履行了他们在《宣言》中的神圣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把爱与美还给世界，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

在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青海省政府决定2009年8月在青海省举办“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二届“诗歌节”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诗歌学会主办；青海省文化厅、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新闻出版局、青海省旅游局、青海湖景区保护与利用管理局、青海省文联承办。诗歌节的主题是：“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举办时间定于2009年8月7日――10日。本届诗歌节将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中外诗人赴青海参加诗歌节的相关活动。诗人的文化背景更加多样，涉及地域和语言的覆盖面更为广泛。由组委会统一设计印制中、英文两种邀请函，按照组委会确定的邀请范围，分别由中国诗歌学会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组委会负责发出邀请。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开幕式暨高峰文化论坛、诗人采风创作、青海湖诗歌墙揭幕仪式、小型诗歌朗诵会、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颁奖、诗歌音乐演唱会等。

1.开幕式暨高峰文化论坛

8月7日，在西宁青海会议中心，举办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题的高峰文化论坛。论坛将与开幕式有机结合；届时由青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中国诗歌学会等有关官员出席并致开幕词；组委会负责人将作论坛主旨报告；中外著名诗人代表发言，按照国际会议惯例，进行现场同声翻译。

2.青海湖诗歌墙揭幕仪式

本届诗歌节将在青海湖畔修建一座长25米、高5米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诗歌纪念墙，将青海湖诗歌宣言、诗人签名及荣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诗人肖像一起镌刻在青海湖诗歌墙上，届时将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这对于打造诗歌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

3.采风创作活动

诗歌节期间将组织中外诗人，以环青海湖地区为重点，进行采风活动；以青海为创作背景，以青海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和人民生活为主题，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

4.小型诗歌朗诵会

为充分抒发诗人的情感，诗歌节期间将多地点、多方式、有组织的举办多场小型诗歌朗诵会，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让所有来青海的诗人代表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5.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奖

组委会届时将聘请13位文学诗歌界专家组成金藏羚羊国际诗歌节评奖委员会，其中8名中国专家，5名外国专家，专家评委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公信力并在国际诗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通过多轮严密推荐筛选评定，最后评选出一位世界普遍公认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获得者。组委会将设计安排隆重的颁奖仪式，获奖者本人届时将来青海到会领奖。

6.音乐诗歌演唱会

09年8月10日在西宁举办“青海――生命与自然的颂歌”大型音乐诗歌演唱会。届时邀请国内著名的朗诵艺术家,与省内文艺工作者联袂奉献一台高质量的音乐诗歌演唱会，诗歌朗诵篇目精选赞美青海的优秀诗歌作品，并伴以歌曲、音乐、舞蹈等形式，充实和丰富音乐诗歌朗诵会内容。演唱会以青海高原为背景，以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为主题，节目创意、策划和节目编排都着力体现时代性和诗歌艺术的特点。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作为一个双年节（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后将如期举办，每届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特点。09年第二届诗歌节将呈现出这样一些更为突出的亮点：首先，本届诗歌节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题，更加关注诗与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精神的关系，把关于诗的思考引向深远的意境，所以开幕式的论坛上将会有很多精彩的演讲值得期待。第二，第二届诗歌节邀请了更多国外著名诗人，地域和语言的覆盖面更广泛，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声望和成就将进一步提高诗歌节的品质。第三，将举行青海湖诗歌纪念墙揭幕仪式。青海湖是最有诗意的境地，在这美丽圣洁的青海湖畔，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庄严诞生了“青海湖诗歌宣言”。青海湖诗歌纪念墙将以高原文化传统中最为神圣的形式，铭刻诗的庄严和诗人的心声，记载历届诗歌节的风采。第四，本届诗歌节将首次评选颁发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藏羚羊是世界珍稀物种，被誉为“高原精灵”，自由而美丽，这正是诗歌精神的绝好象征。这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最高荣誉。这个奖项将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届都会评出一位获奖者，并将其肖像、简历等铭刻于诗歌墙。

大美青海，风华绝代青海湖，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到青海观光旅游，到青海感受高原的人文历史和自然之美！

（本文图片由青海日报杨展望提供）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成员名单（按中文笔画排序）

南尼・巴莱斯特里尼 （意大利）

叶廷芳 （中国）

刘宪平 （中国）

吉狄马加 （中国、评委会主席）

雅克・达拉斯 （法国）

张同吾 （中国）

张清华 （中国）

树才 （中国）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 （西班牙）

赵振江 （中国）

高兴 （中国）

托马斯・萨拉蒙 （斯洛文尼亚）

罗伯特・孔・戴维斯-翁蒂亚诺 （美国）

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成员

巴莱斯特里尼

南尼・巴莱斯特里尼（Nanni Balestrini），意大利著名诗人、作家。1935年生于米兰。他是“六三社”重要成员。曾长期致力于艺术形式的创新，写过“视觉诗”、“电子诗”、“录音带上的诗”等各种先锋派实验作品。主要诗集有《垂悬的石头》（1961）、《如何行动》（1963）、《其他手续》（1965）、《我们可是要另做一个》（1968）、《轻松的民谣》（1975）和《尼克蒙特小姐的叙事诗》（1980）等；除诗歌外，他还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品有纪实性长篇小说《暴力色彩》（1976）和三部曲《伟大的造反》（1999）等。

叶廷芳

叶廷芳，著名学者、翻译家。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64年调入中国（社科）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先后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等7部；编著有《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20世纪艺术精神》、《外国经典名著选》、《外国百篇经典散文》、《世界名家随笔金库》等30余部；译著有《迪伦马特喜剧选》、《溺殇》、《卡夫卡读本》等。

刘宪平

刘宪平，著名翻译家。1954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进修。1985年起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欧美同学会会员，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他还担任全国对外友协、中俄友协、中阿友协理事。从事俄苏文学翻译，迄今已发表翻译作品150万字。译著主要有《母亲的心》、《国际女郎》、《阿富汗战争的悲剧》、《手提箱》、《我们一家人》、《模仿者》等。1991年和1992年先后获得戈宝权青年文学翻译奖和彩虹翻译奖（此奖已并入鲁迅文学奖）。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作家。彝族。1961年生于四川大凉山。原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第十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位国际性诗人，已在国内外出版诗集近二十部，其中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多次获得中国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组织机构的奖励。2006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章和证书。同年，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为表彰其在诗歌领域的杰出贡献，特别颁发证书。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曾多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和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国际活动。2007年创办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任诗歌节组委会主席。

达拉斯

雅克・达拉斯（Jacques Darras），法国著名诗人、翻译家。1939年生于法国芒什海峡附近。现为毕卡迪大学名誉教授，教授英美诗歌。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诗歌和诗歌的翻译工作中。从1988年起创作一部长诗《梅河》，诗题取自法国北部一条河流。1978年创办诗歌刊物《今日》，2001年参与创办诗刊《今日诗歌》并任主编。他翻译过惠特曼、庞德等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散文作品有：《谁在谈欧洲？》、《我们都是德国浪漫派》、《我们生不是为了死》、《岛屿看守地平线》等。2004年获阿波利奈尔诗歌奖；2006年获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大奖。

张同吾

张同吾，著名诗歌评论家、作家。1938年生于哈尔滨。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高校中文系执教多年。1983年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多次主持国内和国际大型学术会议，主编多种诗集与诗论集。主要著作有诗评诗论集《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意象和雨的精魂》、《青铜与星光的守望》以及小说集《不只是相思》、小说评论集《小说艺术鉴赏》、诗集《听海》、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随笔集《放牧灵魂》等，三次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外国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诗；传承；融入；传统

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诗歌一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诗经》、《离骚》到唐宋诗词，历史的长卷中散布着诗歌的无数璀璨乐章。然而，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从传统到现代的辗转，古典诗歌的辉煌历史却逐渐走向了暗淡。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等文体逐渐跃居在诗歌之上，到了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创作“我手写我口” 的“新派诗”；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也倡导民主主义诗歌运动，企图对诗歌进行改良。他们企图重振诗歌的辉煌之势，但由于目的大于形式，功用大于内容，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场无果的“诗界革命”虽然没有拯救诗歌的式微命运，却促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新诗正式诞生，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现代新诗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首开风气”的功劳。不过，新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却踏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路，无论如何的变革和努力，中国新诗在现代诗坛的成就不足以扬名中外，也无法与古典诗歌相媲美。就像陈梦家对中国新诗的评论：“中国的新诗，又比是一座从古就沉默的火山，这一回，突然喷出万丈光芒沙石与硫磺交杂的火焰，只是煊亮，却不是一宗永纯的灿烂。”鲁迅的评价更加犀利，认为现代诗人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中对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盖棺定论”，认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

在人们对中国新诗的评论中，大多对其发生发展的“传统”存在歧义，中国新诗究竟诞生于古典诗歌传统还是西方诗歌的“催生品”，即一直存在的“西化”和“民族化”之争。一种观点是新诗的诞生直接得益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诗歌的影响，是一个“舶来品”，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适，他说：“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郭沫若的《女神》也被闻一多称为“不独形式十分欧化，精神也十分欧化”。因此，朱自清感叹：“新诗不出音乐，不起于民间，跟过去各种诗体全异。过去的诗体都发源于民间乐歌，这却是外来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支持新诗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认为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外国诗歌都无法企及，中国新诗正是在学习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正如卞之琳所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地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

其实，站在“西化”或者“民族化”的立场来看新诗，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简化了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复杂，把白话新诗甚至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于新/旧、现代/传统、革命/保守的对立中进行解读，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事实上，新诗的传统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文化源泉，又有西方诗歌的现代启发，“西方化”与“民族化”相结合，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新诗的发生、成长以及坎坷的道路。例如，朱光潜当年就指出古今中西的融合才是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因素，“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传承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与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联系最深、最牢固。小说、戏剧等注重叙事，而诗歌则是人们情感深处的生命体验和美学理想的直观表达，这种情感的表达积淀在人们心底，沿传为一种传统。正如艾略特所言：“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于所有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的恪守本民族的特征。”中国诗歌现代化转换的过程中，尽管西方诗歌是一个重要的借鉴和参照，西方诗歌中的文化经验和形式技能都成为中国新诗发生中最重要的因素，但中国诗歌的传统思想和文化精神依旧是中国新诗诞生的内核，或者像闻一多所说：“技巧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细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

外国诗歌范文第4篇

一、中外诗词的由来

诗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它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欧洲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中外诗词的发展

无论是中国的古诗词还是西方的诗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不完善逐渐发展为完善，从单一的诗歌形式慢慢发展到丰富多彩的诗歌形式。这其中的过程太过复杂繁琐，在此我就不仔细叙述，一一道来了，仅是简单的概述一下。

中国的诗词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诗可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句式为四言句。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发展为五言句和七言句。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多为五言诗。到了魏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分为：律诗和绝句。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也叫长短句。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近代出现了新文化的“现代诗”。

西方的诗歌同样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下来我就大致的将西方的诗歌发展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远古时期（前40世纪至5世纪）古埃及，古巴比伦。

第二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

第三阶段：中世纪（5至15世纪），亦可称圣经诗歌时期。

第四阶段：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伟大诗人有英国的莎土比亚、意大利的彼得拉克等。

第五阶段：古典主义时期，（17至18世纪），有弥尔顿、伏尔泰等历史名人。

第六阶段：浪漫主义（18至19世纪），诗歌群星璀璨，俊采风流。德国有歌德；英国有布莱克、彭斯，有湖畔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及雪莱、拜伦、济慈三个少年天才；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普希金；美国惠特曼；匈牙利有裴多菲、等。

第七阶段：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先锋派各种风格的诗层出不穷，东西方碰撞、交流，融合已近百年，流风所及，以至于今。

三、中外诗词的区别

诗歌，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学形式存在，无论在诗歌文化显赫的中国还是理性充斥的西方世界，诗歌在其文学领域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今天，我将从诗学的角度解读中外诗歌。

一般来说，诗的本体的确定总是要求建立起一种与之相应的诗化哲学。在西方现代诗人眼中，诗和哲学是相互贯通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同是人类精神的器官，同是认知世界的有效方式，因而，诗不仅不应拒斥理性和普遍性的概括，反而应在自己的大地上搭起一架神秘的云梯，接通理性的天。于是，西方诗人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冲动。从波德莱尔开始，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大都较为重视理念等知性内涵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波德莱尔在《异教派》中强调指出：“任何拒绝和科学及哲学亲密同行的文学，都是杀人和自杀的文学。”艾略特对那种只会唤起读者情感的浪漫主义诗极为不满。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所以他特别强调诗歌“非个人化”，即注重诗歌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知性表现。在艾略特看来，诗人在创作中“知性越强就越好，知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当我们在解读艾略特等现代西方诗人的这些对知性强调的论述时，我们一方面深深感到了知性对于诗与诗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思维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超出西方传统诗学那根深蒂固的逻辑思维模式的制约。西方人那种喜欢按一种理性思辨方法去进行思维的意识已经化入了波德莱尔等人的骨髓里，使他们总想通过逻辑推理从杂乱的世界中把握出它的发展规律。理性就像上帝和灵魂一样，盘旋在西方的思维上空，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科学的认知精神的光芒，它照亮的是诸如知性、理念、理智等诗学概念和范畴。

四、中外诗词的相互影响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与此同时，随着中外文化日益频繁的交流与碰撞，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观和意象体系也受到了西方话语和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冲击。象征性意象取代意境化意象成为了现代诗学中意象的最高品格，与此相关，矛盾性、动态性、审丑性的意象也取代了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意象而成为了现代诗学中的主要审美构成和结构方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诗学风格由朦胧向晦涩的转化。这种由追求意象的意境化到追求意象的象征化导致的诗学风格的晦涩，从更为宏阔的背景上看，一方面源于诗人立足在一切都裂变成了碎片的现代沙漠中，已经不再相信古典诗学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圆融的乌托邦之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西方的话语有关。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和自然世界都是不真实和丑恶的，唯一真实的只有人的内在世界。而要表现人的隐秘的内在世界，就不能不用隐秘的、晦涩的象征和暗示。因为只有隐秘、晦涩的象征才具有一种暗示的神力，才能最为深刻的表现人的内心深处那些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情绪波动和千回百转、转瞬即逝的欲望。

中国的诗歌越来越西化，开始具有西方诗歌的一些特点，但不能否认中国诗歌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外国诗歌范文第5篇

“学堂乐歌”是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因具音乐的美感效应，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关键词：学堂乐歌；中国新诗；近代转型

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背景下，晚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的音乐科目，以教授中小学生唱新式歌曲。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亦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民国政府于1912年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必修课。“学堂乐歌”即指为我国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程而编创的歌曲。留学的知识分子把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上新的“歌词”，编成新的歌曲。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学堂乐歌在音乐发展史上的地位已被业内人士充分认可，但其“歌词”写作在中国诗歌发展演变进程中的意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诗体建构

长期以来，学界将胡适及其同仁发动的白话新诗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标志，胡适的《尝试集》甚至被认为是“新诗在创作实绩上的第一块界碑” [1]。各类形形的文学史（诗歌史）的书写基本上遵循这一学术“常识”。实际上，这个学术论断有其偏狭之处，因其忽略了中国近代音乐艺术创作中的“歌词”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如将时间上早十多年的学堂乐歌的“歌词”与“五四”白话新诗文本作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思想内涵或是话语表达方式，前者明显具有现代新诗的诗体特征。就思想内涵而言，学堂乐歌的兴起恰逢内外交困的清末，整个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剥的危机，面对民族危亡的特殊形势，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以爱国、励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主，其目的是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如在富国强兵、抵御外强欺凌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中国男儿》、《军歌》、《汉族历史歌》、《十八省地理历史》以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在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政治呼吁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等。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歌词方面注入了现代新观念、新思想，他们把歌曲看作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重要手段，当成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的形象化教材，重在通过歌曲对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教育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比如《格致》、《劈占验》等宣传学习科学的思想；《缠足苦》、《文明婚》等主张妇女解放；《勉女权》、《婚姻祝词》等提倡男女平等；《赛船》、《体操—兵操》等强调体育锻炼。学堂乐歌用优美的艺术唤醒广大民众，重铸国民精魂，反映了当时人们走向文明新生代的文化态度与觉醒意识。

从学堂乐歌“歌词”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的句法、章法及语言的格调等都有了不同于旧诗词的全新的变化，明显体现出一种新的诗歌文本形态和诗语特征。如沈心工于1902年留学日本时创作的《体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这首作品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唱起来琅琅上口，明显具有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曾志忞于1904年翻译的日本歌曲《手戏》的歌词——“小小皮球圆又圆，轻巧又好玩。小小铁锤真玲珑，敲着响丁当”——似乎也符合胡适拟定的白话诗原则：“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 [2]就整体艺术风貌而言，学堂乐歌的歌词在语言体式上已摆脱“律化”诗语的句法、章法形式，展现了现代新诗语言的旋律美，符合鲁迅所说的白话新诗的艺术审美标准：“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3]

二、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古典情味

学堂乐歌的歌词写作，在整体趋向上是朝白话新诗方向发展的，但并未完全斩断传统诗歌的文化脐带。从歌词的文本形态来看，许多学堂乐歌歌词饱含古典诗歌的韵致，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继承。在题材选择方面，学堂乐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咏物，如《隋堤柳》、《雪》、《枫叶》、《杨柳花》等歌曲都是咏物名歌；而从歌名来看，这些歌词所选用的基本上是古典诗词的传统题材。如赵铭传作词的《梅花》写道：“池塘雪后晚晴天，碧纱窗外，白玉阑前。南檐破晓日初明，铜瓶水暖，纸帐香清。大地寒多几霜霰。此花偏在春先发，逗春光，露春色，陇头早报春消息。我愿青阳遍亚洲，处处春花处处游，回转东风世界新，梅花独冠群英首。”这首歌词虽然表达了走向新世界的时代宏愿，但其所用的意象却是传统的梅花，其中延续了国人几千年来所积淀的爱梅的历史文化心理。又如王良弼作词的《四时乐》：

春色最宜人，杨柳深青，桃杏娉婷，湖光山色，未免有情。图画天开，淡妆浓抹多佳境。如云胜友，修禊会兰亭。

首夏犹清和，阴浓庭树，香满池荷，读书之乐，其乐如何。暑假期临，纳凉五湖真活泼。同撑小艇，高唱采莲歌。

秋气自清明，小池暑退，高树凉生，洞庭秋月，荡漾湖心。赏菊东篱，浅斟细酌添吟兴，纵横雁影，几阵过疏林。

冬岭尚青青，孤松挺秀，老柏森森。不有岁寒，谁识真心？独占花魁，数点腊梅传风信。诗成天雪，并作十分春。

由上可见，《四时乐》的歌词创作在题材、意象、情韵、格调等方面均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春天的杨柳、桃杏，夏天的庭树、池荷，秋天的秋月、雁影，冬天的孤松、腊梅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惯用的题材意象。在句式表达上，描写每一季度景致所用的字数均为“五、四、四、四、四、四、七、四、五”格式，由此造成一种古典诗词格律规范、整饬的艺术效果。

在词作的艺术风格上，许多学堂乐歌注重营造中国传统诗词的那种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意境。以广为传唱的李叔同的《送别》为例，《送别》的曲谱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其歌词写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整首《送别》，沿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歌词造句长短参差，句式充满变化。那种痴情，那种哀怨，那种眷恋，统一于《送别》的歌吟中，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相得益彰，意蕴悠长。由此，整首歌曲《送别》传达出一种浓浓的中国情味，今天的普通听众恐怕难以体察它的西洋身份。

学堂乐歌的填词者大多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故他们在填创歌词时擅于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词和曲。学堂乐歌在唱出新时代精神的同时，在艺术品位上也传承了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这种中西会通、新旧兼融的艺术创新精神在后来的歌词创作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当代流行歌曲小天王周杰伦之所以红得发紫，得益于他演唱的《东风破》、《发如雪》、《千里之外》等“中国风”歌曲，而所谓的“中国风”，实即将现代音乐与中国与古典诗词接轨，撷取古典诗词的精华诠释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使现代流行歌曲具有古典诗词的格调和意境。藉此而言，学堂乐歌于无心插柳之中起到了开“中国风”歌曲先河的作用。

三、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音乐精神

由中国诗歌发展史可见，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特征突出，“诗”（文字）与“歌”（音乐）合为一体。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诗歌是歌词、音乐、舞蹈三者合为一体的“乐”。汉代的乐府诗实际上是乐府歌词，它通过音乐性的弘扬而促成中国诗歌发展的第一次嬗变。从齐梁时代的“声病”说到唐诗的严谨声律格式，一方面强化了诗歌的纯文学性，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诗歌的音乐美质。宋词的勃兴，也是随着“歌唱”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长短句。元曲作为一种新诗体，同样与新的音乐形式——胡曲番乐有关。而在明代，当古典诗歌丧失艺术活力时，文人士大夫则把民歌作为“真诗”，所谓“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语）。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并未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其文学性，从诗歌的原始性质来看，它是音乐性的，其审美体验方式是咏叹的、节奏化的形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性意味着一种公众性，即诗歌通过音乐造成的感官刺激而产生情绪运动的节奏，这种节奏具有强烈的召唤和共鸣效果，也就是荀子在论乐时所说的“和”的效果。荀子曰：“诗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音乐性的效果是感染公众，即所谓“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

但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随着诗歌的“纯”文学性的倡导，诗歌的音乐性质逐渐减弱。学堂乐歌的一些倡导者表达了对诗歌过于强调文学性而忽视音乐性的强烈不满。曾志忞于1904年给《教育唱歌集》所作的“序”中以“告诗人”为题，批评“古今诗人之特性”：“好为微妙幽深之语，务使妇孺皆不知，惟词章家独知之，其诗乃得传于世。……诗人之诗……皆非教育的、音乐的者

也。” [4]学堂乐歌的兴起，再次唤醒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固有的音乐精神，但它的音乐资源则是取径日本和西方，即主要采用外国的现成歌调填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堂乐歌的编创者多数留学国外，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另一方面是他们认为西乐比中国音乐更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如沈心工的一首《燕燕》：“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这首歌是根据日本歌曲《日本三景》填写的，体现了现代音乐精神与诗歌话语表达方式的有机交融。由于有了音乐的美感效果，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白话新诗，更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诗歌的音乐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诗歌接受的公众性和广泛性，由此更能够广泛扩散诗歌的精神能量。学堂乐歌主要是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种集体合唱形式更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同时也为后来蓬勃发展的校园民谣以及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如石更作词、辛汉配曲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又如梁启超填词的《从军乐》：“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从军乐，前敌时。枪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此类政治宣传鼓动性质的歌曲在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学堂乐歌歌曲以铿锵有力的艺术豪情，力图唤醒中华民众，共同抵御外侮侵略，这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政治启蒙。

结语

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标志的。尽管学堂乐歌的旨归在于变革音乐艺术，但其歌词作为一种泛诗歌文体，可算得上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一种初步尝试。由于学堂乐歌的兴盛之期正是中国文学观念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学堂乐歌的歌词作为一种近代新体诗歌，明显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杂糅性，其中既具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情味，亦具白话新诗的诗体特征，可视为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标识。有论者指出，“‘学堂乐歌’的广义内涵，既是中国现代性新声乐和新声乐教育的第一浪潮，也是中国‘新诗’开创阶段‘新声诗’发展的第一浪潮。” [5]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唱的新诗”，对它的深入探讨，有助于认识中国新诗近代转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134.

[2]胡适.〈尝试集〉自序//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1.

[3]鲁迅.鲁迅全集（1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0.

[4]曾志忞.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