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佛家对于的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分支—禅宗对于园林设计的影响。在古典园林设计中体现得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求得心灵平静的景观设计正是体现了这点。禅宗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人心的，明心自能见性。对于世间万物的一切要怎么去看待也是取决于人心。禅宗兴起于中唐时期，在人心和审美艺术中体现了很重要的作用。造园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把禅宗的思想融入进去，对园林艺术从画境到意境的转化和追求使得园林形成了象外有象，景外有景的感觉，使得有限的空间上升到了无限的精神境界。因而，古典园林中大多的园林里都有带有禅趣的小园林，以小见大，所谓壶中天地人的心灵使园林的空间也变得大了。尽管园林中的假山没有真山那么高昂，但是通过石头的通透，势态的崎岖以及林木的葱郁加上花草的铺地，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中国的园林艺术者们在微小的园林中收录了万千的意象，写尽了各种意趣，不需要有华楼丽阁，也不需要有广阔的土地，只需要引一湾清泉，置几条小径和亭台便可构成一幅丰富的画面［2］。随着佛家思想影响的愈加深刻，园林也越来越小化了。在这微小的世界中，一花一草亦能让人心静神宁。园林中为人们提供了寂静安详的场所，里面的花花草草，林林木木无不体现了人和自然交汇，描绘出超凡出世的语境，让人获得心灵平静的同时又能够接近于精神的境界。在这样的园林中，人的精神能够得到解放，同时又为主人依托佛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供了场所.

二、道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园林的布局设计上，而道家思想对于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园林的设计手法上。中国的古典园林同现代园林不同，它没有整齐的行道树木，没有花坛也没有草坪，园中的树木和花卉完全依赖于自然原始植被的分布方式，自由散聚。古典园林的设计上是没有特定的布局的，而是显得较为自由，园林完全是一派峰回路转、水流花开的自然景象。而且，在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根据山水的总体风格呈现着高低起伏、参差错落的景象，使得园林的自然山水更具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自然式的设计手法同西方规则式的设计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因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指导思想。道家认为人应遵循自然，顺应自然，老子的道家思想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主张万物要归于本色，造作的人和社会都应该向着原始的形态发展才能实现万物的和谐。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中国的古代艺术设计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印象，景观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能把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在超越世俗的基础上来享受自然给予的美的享受。美是主观和客观、感情与理智的平衡物，这种审美的思想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也就是世界万物都应该是被尊重的。道法自然建立了自然和道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哲学理论，当然也应该经过转换才能更好地应用到景观设计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其价值。这是因为，园林设计虽然是人的产物，但是设计中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何体现事物的自然品质就要依赖于设计师们的表达方式。诸如山水和植物等都是园林中的自然物，但是在人工的雕琢之下，就能够体现出人为的特征。人造之物在道法自然的影响下能够体现出自然的精神。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山水、植物和建筑是园林设计的主要要素，对于景观设计的美学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要素的组合以及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体现的意义，而不是在意其数量的多多少少。园林设计者们在对场所的熟悉下，考虑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把这些要素根据人的逻辑活动进行安排，以体现出园林合理的功能和恰当的布局，以实现道法自然的境界。这里以古典园林中石的手法在古典园林的的应用作为例子进行分析，以说明道法自然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体现。石头是静止的物体，也是没有生命的天然材料，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石头却被拟人化了，石头在园林中也被赋予了生命。山石在园林特定的空间中可以体现出丰富的情感，湖石假山就好像是从地上生长那样，无论放置在哪里都能够引起人工环境和自然空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讲，山石就是人和自然沟通的桥梁，能够使得园林从建筑空间向自然空间转变。无论是从抽象还是象征的意义上来讲，山石都完成了人地到天的过渡，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同样的，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流水、花草、树木等等在经过组合之下也能够达到道法自然的境界。古典园林的设计艺术不仅仅反映了其本身的功能也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这样一种体现自然变化和万物相符的道家思想引领着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三、儒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除了道家和佛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在园林设计上也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的儒家学士大夫很多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多数这样的人都是在不得志时选择归隐。这种归隐仅仅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一种表面上的姿态，事实上，大多数学士大夫还是希望能够重获赏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主要体现在文人的园林中，很多文人园林往往是希望能寄托情感于物上，才建造了赋有儒家思想的园林。我们从一些园林中的题字就可以看出这点：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这些文人借题寓意，一方面又对园林的景观有着特殊的要求，因为园林是寄托其情感的主要场所。正是因为文人们把自己的社会情感融入到了园林的建造之上，才会使得园林的设计也具有了儒家思想，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可谓是建立在儒家治世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对于园林的建造中，某个部分是很难界定哪些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只能说儒家思想是古典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最为根本的一个影响就是营造了一个世俗的气氛，真正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产生影响的哲学源流主要还是道家和佛家思想。

四、结论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由于艺术理论过多地依附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门下，以致其自身的独特性被消解或遮蔽。受此影响，大多数艺术理论著述往往侧重于思想史或理论史的逻辑演绎和体系建构，艺术实践和艺术经验往往在这一过程中被稀释蒸发，进而导致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以及艺术经验的断裂阻隔。因此，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缺少艺术实践经验，其理论多沦为体系或概念自身的抽象演绎;而从事艺术实践创作的人往往不屑于光顾理论，视理论为空洞的说辞。

美国艺术史家罗伯特・威廉姆斯所著《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一书的出版，使上述现象得以改变。罗伯特・威廉姆斯长期从事艺术史研究，擅长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经验融合的视域阐发艺术理论的诸多问题，表现出与其他艺术理论著作不同的独特魅力。该书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史、艺术实践、艺术经验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既摆脱了以往艺术理论的抽象概念化倾向，又将艺术史、艺术实践、艺术经验赋予理论化、观念化的阐释表达，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艺术史理论著作。

从西方思想传统看，艺术理论的源头离不开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哲学思想对艺术理论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罗伯特・威廉姆斯在书中指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在古代也很常见，而且经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发展，尤其是它暗示的艺术和知识的关系，成为后来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思想的决定性因素。”[1]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史理论叙事，罗伯特・威廉姆斯从艺术史经验出发反思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哲学理论与艺术理论长期存在的矛盾纠葛，对于我们认清西方艺术史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始终存在的内在冲突及结构动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罗伯特・威廉姆斯从一开始提及柏拉图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众所周知，柏拉图对艺术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有问题。”并列举了柏拉图对艺术的蔑视与攻击。威廉姆斯的叙述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艺术学知识的确立乃是建立在攻击或蔑视艺术的哲学家观念之上的，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美学史家鲍桑葵也曾评论说：“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完整的希腊艺术理论体系，同时又可以看到一些注定会使它破产的概念。”[2]按鲍桑葵的说法，在西方艺术理论史上，其开端同时也即意味着破产，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许多艺术理论家都注意到这一奇异的开端。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来自哲学概念化与艺术感性化之间的天然对抗;从伦理实践看，第一位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反而是对艺术家十分反感的人，以至于在建立理想国时宣布诗人艺术家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柏拉图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古典艺术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影响对于当代艺术学理论建构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此，威廉姆斯写道：“柏拉图对模仿性艺术所需要的那种知识的蔑视必须结合他对于‘知识是什么’这一激进又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来理解。”[3]这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艺术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众所周知，柏拉图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西方艺术学理论的开创者。正如后人所言，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所做的工作都难逃“柏拉图的注脚”的命运，西方古典艺术学理论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正是由于柏拉图的影响，西方古典艺术学形成了在哲学、美学的视野中进行艺术反思的坚固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思考与其哲学、美学思想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柏拉图的艺术学思想始终隶属于他的哲学和美学。这一点对后来的西方艺术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之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学理论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或者构成某种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人们干脆就将有关艺术的理论思考统称为“艺术哲学”。直到今天，人们依然难以想象一种缺少哲学思维的艺术学存在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柏拉图建立了哲学与艺术学、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是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和塑造了西方的知识形态，全面渗透和影响了哲学、科学、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换言之，柏拉图对艺术理论的影响并不在表层上，而是在建构西方思维方式和知识形态的意义上对艺术理论产生了更为深层的影响。

从哲学的层面上，柏拉图所构筑的知识形态主要是“本质论”，也被后人称之为本质主义。这种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认为本质高于现象，由此规定了知识或理性的任务，即探寻事物存在的本质。柏拉图把事物划分为本质与现象两部分，现象虽然是本质的表象或表现，但由于现象具有芜杂变异性，因此不能直接地显现出本质，有时，现象还极有可能成为迷惑人的假象或幻象。威廉姆斯在书中列举柏拉图关于骑手、工匠和画家究竟谁真的“懂得”马具的论述。在柏拉图看来，制造马具的工匠要比画家更懂得马具，“工匠的知识更胜一筹：他必须对其功用、零件、材料以及如何组装它们有些了解;画家只需要知道成品看上去是什么样。但比工匠的理解更高级的是专业骑手的理解，他明白如何正确使用马具来驾驭马。他把马具放在了一种更综合的知识体系之内来理解。柏拉图因此在三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三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之间构造出一种等级关系：骑手、工匠和处于最底层的画家。”[4]显然，这是一个与“柏拉图的床”相类似的例子（“理式的床”“现实的床”与“画中的床”）。无论是画中的床，还是画中的马具，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上看，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柏拉图从本质主义知识论立场出发为贬低艺术的认知功能找到了理论支撑。

在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本质化”“理论化”“概念化”倾向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因为，文学艺术主要以具象化的审美方式诉诸人的情感心理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较大思想深度”追求的放弃或缺失。也就是说，无论文学艺术如何张扬审美自律性特征，但思想性表达从未彻底远离艺术家的关切。然而，文学毕竟不是哲学理念或政治观念，也不是这些理念或观念的图解，因而思想性之表达如何超越抽象的逻辑概念的有限性，就成为一直以来困扰诸多艺术家的难题。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概念化实质上表征着一种形而上学的顽症。传统形而上学追求思想的单一明晰性，要求思想表达诉诸抽象的逻辑概念，以使人获得某种永恒不变的公理、公式或教条。与哲学或科学相比，艺术以其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方式而存在。艺术最忌概念化和抽象化，艺术所表达的并非是一种理念、一种概念或一种抽象，它是以感性的方式呈现人类生存的世界。对于艺术来说，个别性、具体性、多样性、生动性才是其具有永久魅力的源泉，一旦取消或忽视了这些艺术本有的特征，艺术势必会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而在柏拉图的哲学理解中，个别性、具体性、多样性、生动性都不过是虚假或虚幻的现象，最高的本质真实乃是概念、逻辑、理念。如此说来，柏拉图最后得出驱逐诗人的结论，无疑是“本质主义”的必然逻辑。

柏拉图之后，另一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开始扭转柏拉图过于贬抑艺术的倾向，试图弥合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知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威廉姆斯指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将艺术视为对自然的模仿，但他有对模仿的一种总体上更积极的看法，以及对自然――柏拉图非常不信任的那个不断改变的、具有欺骗性外表的不完美的领域――的一种更积极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理论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强调外表与本质的截然区分，亚里士多德则描述了从我们对某一事物的体验到我们对另一事物的理解逐步发展过程。”[5]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努力为诗辩护，可以说是对柏拉图观点的反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威廉姆斯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将艺术提升到一定的位置，但是并未动摇柏拉图奠基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传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和知识理想的深层结构依然是柏拉图式的。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在知识论上，他以探究“是之所以为是”或“存在之所以存在”为终极追问，进一步确立了“本体论”或“本质论”的知识范型;在美学上，他提出了美是秩序、对称和确定性等概念，进一步规定了美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虽然努力弥合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裂，但依然视哲学、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形态。在他的努力下，艺术虽得以跻身于知识系统之中，但依然处于较低的层次。威廉姆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认知的各种方式间创建了一种等级关系，并清楚地界定了艺术的地位。……哲学，正确地说，属于第一类，即最高的一类;艺术属于最后和最低的一类。……尽管亚里士多德将艺术放在了最低的位置，他却坚定地将艺术确定为一种认知方式：柏拉图有意地将艺术与知识分离，亚里士多德则坚持将两者联系起来。”[6]对此，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对柏拉图来说，艺术既无特别之用（画出来的床并不能用来睡觉），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也无真实可言。亚里士多德为艺术辩护而提出的那些理由并没有对柏拉图的以下观点形成真正的挑战，即所有艺术皆为精巧的以假乱真之物，因而是谎言。然而，他的确对柏拉图的艺术无用论提出了异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管艺术是否是谎言，都具有某种价值，因为它是一种治疗方式。亚里士多德反驳道，毕竟，艺术是有用的，在唤起和净化危险情感力量方面有医疗作用。”[7]无论是桑塔格，还是威廉姆斯，既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继关系，又指出其不同之处。总之，知识论立场对古典艺术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本质主义知识论哲学的阴影始终覆盖在西方艺术理论前行的道路之上，哲学与艺术理论的纠葛成为一个耐人寻思的理论现象。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古典艺术学，一方面，在柏拉图奠基的哲学思维和知识范式中继续追问艺术的最高本质;另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所突破的方向上继续为艺术辩护。两者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由此规定了古典艺术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艺术的地位越来越高，艺术本质的哲学追问也越来越逻辑化，艺术学理论经由美学逐渐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辟或奠基的路向上，西方世界对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使之逐渐成为一门可登大雅之堂的高深学问，艺术理论方面的著述也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大致可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沿循形而上学的哲学路向，继续探寻美和艺术的存在本原或终极本体。其中，中世纪前后，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代表，将“理式论”引向神秘超验，美和艺术的魅力与上帝存在和光同尘、融通一体，代表性作品有普洛丁的《九章集》、奥古斯丁的《论秩序》等。从文艺复兴运动经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一直到18世纪，宗教祛魅、人性觉醒、理性高扬、科学兴起、寻求美和艺术的理性根据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以美育代宗教，促成美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如休谟的《论趣味的标准》、伯克的《关于崇高与美两种观念根源的哲学探讨》、鲍姆加登的《美学》、门德尔松的《论美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狄德罗的《论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席勒的《美育书简》、谢林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等。美学与艺术紧密相联的传统，达成了艺术与哲学的中介，使其获得知识的合法化身份;同时，也使艺术理论越来越形而上学化，始终在哲学和美学的襁褓中不能独立起来。这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体现得最为充分，黑格尔不仅将美学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美学直接称为“艺术哲学”。黑格尔将艺术和美概括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在此，绝对的永恒的抽象理念与现实的历史的感性形象统一在艺术之中。

另一条路径是相对独立意义上的艺术学问题的探索。比较而言，这条路径与始终依附于哲学、神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路向有所不同，它更多地依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探索艺术诸问题，逐渐丰富了古典艺术学研究的内容，为现代艺术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在艺术学基本理论方面，主要沿循亚里士多德诗学所开辟的道路，试图通过理论建树达到为艺术辩护、为艺术正名的目的。如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诗艺》;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卡斯特尔韦特罗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锡德尼的《为诗一辩》、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教化风俗》等。

其次，各门类艺术研究的崛起。随着各个门类艺术创作的兴盛发展，尤其是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的繁荣，诗人称霸艺坛的局面得以改变，出现了一批美术方面的艺术学著述。如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弗罗伦萨画家塞尼诺・切尼尼的《艺术之书》（又名《手工艺人手册》1400年之前）、佛罗伦萨艺术理论家阿尔伯蒂的《论绘画》（1435）、达・芬奇的《论绘画（笔记）》（1519年之后）、米兰画家洛马佐的《绘画艺术论》（1584）、《绘画神殿的观念》（1590）、狄德罗的《绘画论》、莱辛的《拉奥孔》等。

最后，出现了艺术家、艺术史、艺术作品、艺术风格、艺术思潮、艺术风俗学、艺术社会学等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古罗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开启了艺术风格学研究的先河;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又名《名人传》，1550―1568）、画家祖卡罗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的理念》（1607）、现代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的《现代画家》（1843―1860），确立或发展了艺术家传记思想研究的模式;[8]启蒙运动时期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典范;18―19世纪，维科的《新科学》、丹纳的《艺术哲学》开辟和引领了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崭新方向，等等。真可谓多姿多彩，各领。所有的一切，都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前行的道路。

注释

[1]罗伯特・威廉姆斯：《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鲍桑葵：《美学史》，转引自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3]同[1]，第15页。

[4]同上，第14页。

[5]同上，第17页。

[6]同上，第18页。

[7]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 哲学

人类需要哲学，更需要的是符合实际的哲学。这是因为“在思想里，特别在思辨的思想里，把握哲学内容是与仅仅了解文字的文法意义和仅仅了解它们在表象或感性范围里的意义很不相同的”。哲学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它可以塑造心灵和品格，甚至是掌握一个国家命运的主要力量。哲学研究的本质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以及意识和物质。与哲学相反，其他学科侧重于具体的问题。哲学涉及宇宙中的一切，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是极限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哲学不是一个活动，它不可以被定义，不具有局限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时代令人信服的哲学，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主要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才被看中……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如果以为任何一种哲学，……可以被当做‘为一切时代’的一个声明，那就狂妄到了极点。”

哲学（英语：Philosophy，源于希腊语：Φιλοσοφ?α），按照词源有“爱智慧”的意思。在希腊文中，“理念”是指idea或eidos，它们均出自动词idein，idein的原义是“看”。所以，“理念”的本义是指“看见的东西”，亦即事物的形状。柏拉图的“理念”是指“用灵魂看见的东西”。“柏拉图之理念论是一个本体论（on-tology），重在考察宇宙之本体，……重在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中，形式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但是感性世界里，形式不能独立存在。“……那些认为灵魂不能脱离躯体的人是对的，但灵魂自身绝对不是躯体。它不是躯体，而只是依存于躯体。灵魂寓于某一特定的躯体之中。”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这表明，知识意味着智慧、欲望和爱。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定义的意义和文化，也许会因哲学家的不同而不同。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始探索哲学理论——存在和真正的存在。同时期的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东方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并将焦点关注于道德和政治。当然，我们无法得知前哲学家或思想家在观点上真正的思辨过程。但是，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指引我们，指导我们的观点，尤其对理解过去、了解现在以及预测未来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哲学史，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哲学家讨论的都是艺术与美学。如艺术是怎样存在的？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有义务处理这些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二 艺术哲学

我们将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语言与哲学语言三个维度来阐述艺术哲学。

1.艺术作品

艺术的基本目标不是培训，也不是改变或崇尚什么。艺术的基本目的是表现与审美，而不是教授。对于艺术本质的了解越深入，越能发现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包含的巨大心理力量。艺术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步，并存在于人类的文明之后。艺术作品的显著特征是，它是客观的本体，它不服务于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离开艺术作品去谈论艺术的一系列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作为艺术的核心问题——理解艺术的关键就在于阐明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不仅体现了艺术家对艺术媒介与物质的熟悉与把握，同时也体现着创作主体的内心生活和精神境界，体现出创作者体验自然、领会社会和感悟人生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艺术所蕴涵的精神力量和独有的美学功能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才能来实现。”艺术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不是物质需求，而是一个可以感受到的人类的道德心。

2.艺术家

尽管艺术体现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意蕴，但我们仍然认为，艺术作品的基础在于“创作”的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即在艺术生产中，艺术家是艺术品的生产者和创作者。“艺术家应当具备艺术的天赋和艺术的才能，掌握专门的艺术技能和技巧，具有丰富的情感和艺术的修养，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即审美需要。”我们不满足于看到一个艺术品就够了，我们更加注重艺术作品中所蕴藏的艺术意蕴和审美意境。“就所有艺术而言，应当说：是艺术家给了我们视觉体验和各种感受。因而，他们就是感受的报告者、发明家以及创作者。”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像哲学家一样，不断进行着对各种事物的解释。艺术家将“解释”置于画布上或者旋律中，而哲学家将这件工作转化为理念。正是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使人类和谐。

3.艺术语言与哲学语言

在将哲学引入艺术教育时，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些问题：哲学怎样运用于艺术教育？如何将哲学语言带入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中如何使用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休谟的观点，对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艺术问题可以通过人类哲学、文化和知识的哲学、本体论哲学以及教育哲学得到解决。如用哲学的理念（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分析哲学和道德范畴等）分析高洁、善良、宽容等感性词汇。艺术哲学课程应该为学生提供哲学理念分析背景下的艺术行为，这可能对学生的艺术观、世界观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使用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理论将有助于提高艺术教育课程的质量水平。例如，席勒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他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说明游戏是人类的自由状态，人类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摆脱各种外在压迫，回到灵魂的故乡。而艺术最终追求的是自由与幸福。也就是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这种自由就是真理本身。“真理的本质乃是自 由。”因此，艺术就像游戏一样，需要人们远离日常生活的烦琐、恐惧和疑虑。黑格尔认为，艺术从不反映完整的真理，只给出了真理的形式，它可能会出现在具体的感觉之中。在这一点上来看，艺术的功能是显著的。

三 实例

许多艺术作品如果从哲学的视角去分析，也许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本文将以爱德华·马奈的绘画作品《草地上的午餐》、萨特的文学作品《恶心》、毕加索的绘画作品《格尔尼卡》以及蒙克的绘画作品《呐喊》为例，进行分析解读。

1.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

画中几个人物构成一个互相交错的三角形，两位男子和裸体女人（此女是马奈从街上领回的一个妓女，长期为画家充当模特儿）的肢体互相交缠。马奈丝毫没有男性主义色彩，以平等的姿态为女性作画，将女性的柔美和伟岸印写在了画卷上。艺术的主要目的在于告诉众人什么是美的、真的、善的。此画让人震撼的美丽在于借助于对光和色的调和渲染出了年轻女性的身体美和气质美。马奈并没有结束和模特之间的表象关系，“而是显明了表象的诸种条件，就是说显明表象的这个盲点，它只允许在未被看见的条件下去看”，马奈要的是“绘画的沉默……马奈用一种可见的绘画代替了可读的绘画”。“言说并非言看”“观看只是意味着一种谨慎的可测量的分离……目光是一个停顿中的不可见活动——在其中，事物隐藏自身”。艺术作品的创造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观点或目标。作品的艺术形式是由总体构成，并借此实现它更为深刻的意义和目标。

2.萨特的小说《恶心》

萨特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小说《恶心》中，第一次产生“恶心”是在一个星期六“我”拿起石块要学顽童打水漂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件东西而且感到厌恶，可是我再也不知道我看的是海还是那块石头”。几天后，“我”又说“那是从石头上来的，我可以肯定，这种感觉是从石头上传到我的手里的”。“恶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感觉。通过简单的直观感受“恶心”，表达出另外一种广泛、深刻、意义非常的心灵感受。领悟到“存在”即“恶心”的根源，他发现“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这就是存在的虚无。存在的事物缺乏合理性，存在的世界当中没有理性秩序，事物没有既定的本质。世界是荒谬的、残酷的、野蛮的、充满敌意的。但即使是世界荒诞，人还是有自由去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恶心》不仅告诉我们一些存在的东西，而且也倾注了萨特所有的哲学思想。

3.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就像萨特的《恶心》，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也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中做了隐喻的作品。《格尔尼卡》是一幅壁画，画面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情景。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馆而创作。毕加索开始绘画前，准备了几个草图，所有准备的草图都隐喻着深刻的含义。“一些由曲线和锐角的对比交错所组织起来的扭曲变异的形象，支离破碎，如夜走的游魂充满画面，揭示了地狱一般的战争恐怖——到处是断臂残肢，到处是绝望的哀号和泣血的心。”这种赤裸裸的灯泡描述了战争时审讯室里的酷刑。画中央是一匹老马，引颈嘶鸣，长矛刺穿身体，象征了苦难的西班牙人。在左上部分，一头公牛在那里顾盼自雄，阴险地狞笑；公牛下方，是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怀里抱着死去的孩子——这是残暴与黑暗的象征。全画由黑白灰三色组成，以激动人心的艺术语言控诉了法西斯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

4.蒙克的《呐喊》

蒙克的画作《呐喊》中，没有一处不充满恐惧的动荡感。天空与水流的扭动曲线，与桥的粗壮挺直的斜线形成鲜明对比。画中央的人物双手捂住耳朵，变形和扭曲的尖叫的面孔，圆睁的双眼和凹陷的脸颊，使人想到了死亡的骷髅。整个画作简直就是一个尖叫的灵魂。画家用视觉效果传递听觉感受，把凄惨的尖叫变成了可见的震动。蒙克把画中极度的内在焦虑，转化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抽象意象，将画中的情感表现推向了极致。

在实例3、4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绘画不是一种应该记录在空间的物质性中的纯粹的视觉形象……绘画——独立于科学知识和哲学主题——贯穿着知识的实证性。”

艺术的观念和艺术的分类也表达艺术。艺术使世界以一个非常开放的方式在情感上优先考虑人类的特质。例如，艺术可以使我们的世界变得人道。一场音乐会表现的乐观主义和一幅画的宏伟壮丽或一段舞蹈的凄美婉转能够深深触及我们的内心情感，这些都是对于人类艺术品质的挖掘。艺术作品的创造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和观点。每一个艺术符号的创建，都是艺术家对生活经验的感知，是艺术家情感和智力的表达。  

四 结论

艺术哲学，就像哲学本身，通过其独特的方法解释人类、自然和宇宙的问题。对于一个观点，试图只用一个学科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在艺术哲学的范围内，带给学生更多的审美享受和喜爱之情，以及正确的审美态度和判断概念的能力。哲学可用于培养学生的智力和解释能力，以及确保艺术教育的基本素养。同时，艺术形象与科学形象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有助于不同学科的学生产生审美愉悦，增强判断力和行动力。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美〕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熊蕾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3]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苗力田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韩〕朴异汶.艺术哲学（郑姬善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生命意识；超感性体悟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04—02

“艺术哲学”不是“哲学”，而是艺术的美学研究。自黑格尔从他的绝对理念出发，认为艺术是理念的生成演变，将艺术等同于美学，西方对于艺术的美学研究就成为一个传统。其中奠定这一基础，也是其理论典型之一的当属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美学的角度提炼艺术的品质与精神，更能体现出不同民族艺术的特质，中国艺术研究也需要这样的“艺术哲学”。

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艺术哲学研究的专著，而且也是“独立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专著。查中国知网，以“中国艺术哲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不足20篇；中国艺术研究专著也仅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一部，可以说，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在中国艺术哲学研究领域具有拓荒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显示了非凡的独立理论体系，而不是简单的西方比附研究或是比较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美学研究的现代转型建立在与传统断裂的基础之上，基本上是取镜西方或是苏俄，因此，这种研究往往是一种比附研究或是比较研究。所谓比附，就是以西方理论为标准，再以中国艺术实践来印证；所谓比较，就是将中西方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放在一起比较异同。比附研究失却了中国艺术与美学本身的价值，比较研究难以建立中国艺术与美学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朱志荣的《中国艺术哲学》不是，“以西方艺术哲学为内在参照坐标”，而是把中国艺术哲学“当作独立系统的研究”，建立了“一套体现当代意识和民族特性的开放的理论系统”[1]2，即首先把中国艺术哲学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个独立自在的理论系统，它具有自身的特性、价值，从而建构中国艺术哲学理论体系，这样的研究与理论建构是真正不同于西方的、具有自身特性的“独立的”中国艺术哲学理论。

正是将中国艺术哲学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系统，朱志荣为我们系统地提炼了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特质，那就是中国艺术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精神。朱志荣教授指出，艺术在中国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往往将艺术作为人生精神价值的家园，把人生的艺术境界当作人生的至高境界去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艺术化”。朱志荣教授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从横向上来看，无论是作为创作与审美主体的人还是艺术品本身，都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人生的成就，是审美主体生命与审美对象生命的融合。作为艺术实践结晶的艺术品，其本身就是有机的生命本体。从艺术创作过程来看，艺术品则是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晶，“体现了造化的生命精神和主体的精神生命”。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人生艺术境界的实现过程，因此，中国艺术的内在特质也无不是艺术家生命意识的体现，都是为了艺术人生的实现。从纵向上来看，艺术作品的生成演化过程，审美理想的变迁历程则是中国传统生命意识的生生演化过程。朱志荣教授认为，艺术品中所表现的内容是艺术创作主体情感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是以主体情感为中心的心理功能对审美对象之神的体验妙悟，并通过主体的情感态度而得以表现，是艺术家感物动情的结果与结晶。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是以文化为中介的生命意识传承演化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流动方式。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从美学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从古代美学发展到近代美学，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自然演进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原则是与哲学的发展同步演进的，而从某一方面来说，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与哲学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理论强调对自然的模仿，正如这一时期的理论原则是渊源于对古代艺术的借鉴一样，他们也效仿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原理。因此也可以说，文艺复兴的审美原则直接依附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理论研究的主流。

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如阿尔伯蒂、达・芬奇将其理论原则建构在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的推崇上，并把这种理念贯穿于其美术原则之中。从真正的理论上来看，美被认为是理性通过审美形象的方式在感官中的直接表现，它是与道德相并列的。因此，文艺复兴的美术家们将其理论创作在美学哲学上与古论联系了起来。尽管有其美学的积极意义，但不管是在理论研究的创新上，还是在更全面的理论分析上，文艺复兴――正像它的时代特征所展现的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伴随着真正哲学的发展，审美理论凭借学术性哲学维持了美与生活的联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美学研究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时期有其新的理论思想风貌，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也正是在其对古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理论研究。伴随着真正的审美思辨的发展，美术理论自始至终都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发展同步演进，而理论是真正审美思辨的唯一任务，并借助自由思辨的复苏和对理论原则的深化，从而使探索近代美学审美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

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美术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美术理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的立体框架。在这一结构中，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特定的规律和次序，逐渐将其组合、建构。对于文艺复兴来说，这是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也显示了它作为这一过渡性历史阶段的原则性特征。而作为特定时期的文艺复兴，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不仅具有美学和艺术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在对古代思想的着力研究上，美术理论家举起了反对中世纪艺术粗俗外表的旗帜，并沉浸在古代艺术家的色彩鲜明之中不能自拔。但从其本质上说来，文艺复兴美术理论家们的这些理论成果则富有审美的气质与潜力，因为，正如时代特征所赋予的那样，他们开启了美术研究真正的开端。

因此，文艺复兴美术理论体现了这一特殊领域中“纯视觉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大致风貌。虽然，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说法有所意识，但是，在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认识上，它确实已经存在于批评家对艺术进行解说的分析之中了。然而，对美术理论家的这些具体规定，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为特定时代对美术理论作出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不管是从美学方面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演进概况进行研究，还是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美术家或美术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心理学、文献学、社会学、图象学等等新型人文学科，它都从不同层面上拓展了当时美术理论的新领域，也不管它是从内容还是形式、创造还是自由、艺术还是自然、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此后的美术批评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此，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美术原则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别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不说，它构筑了整个美术理论原则完美近善的根基，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陈传才.《艺术本质特征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 黄才郎.《西洋美术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3] 叔本华.《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