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1.科技水平是创精品工程的保障

为了保证土地工程行业精品工程顺利实施，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在施工、设备、资金等方面的优势[1]；其次，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最后，不断加大科研投入，以科技保质量，以科技求发展[2～3]。近年来，集团公司把学术价值和企业价值统一起来，把科研水平和行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提高工程质量中的作用，走产学研的道路，以“项目+人才+平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4]，不断提升工程施工水平，解决土地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促进土地工程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工程质量的同步提高。

2.人才是创精品工程的关键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工程科技人才是推进科学技术应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5]，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资源，是智力与技术的载体，是效益与财富的加速器。一个企业只有拥有人才，重用人才，才能创造出精品工程，也才能使企业不断向前发展。那么，如何拥有、培育、使用创建精品工程的人才呢？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6]：第一是聚才。聚才是基础，只有基础牢了，才能为人才搭设成长的舞台，通过多种途径，大胆地招贤纳士，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本着“唯才是用，选贤荐能”的原则，广泛地吸引各类工程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第二是育才。育才是用才的前提，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方针。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培养青年人才的基本原则，可以将新员工安排到工程一线，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第三是用才。用才是创精品工程的关键一环。首先，为各方面人才提供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对干部的选用坚持量才授用的原则，坚决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传统做法。其次，从各方面关心爱护人才，在生产经营上，让他们有很大的自，对做出成绩、取得成果、解决了重大科技问题的技术人员给予精神和物质量方面的奖励。

3.施工新科学技术是创精品工程中的手段

新科学技术应用是一项综合性的整体工作，在实际中应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每个工程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施工企业的施工水平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在营造过程中必然要结合自身情况和工程特点，从材料、工艺到具体安装施工都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更需要严格把关，特别是在工期紧、材料短缺、生产设备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因此，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保证应用过程不走样，保证新技术的先进性和取得预期成果。因此，建议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集中一段时间重点推广应用一批技术上成熟、量大面广，对改变行业面貌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新产品。

（2）充分发挥示范工程的带动作用，促进土地工程行业整体技术进步。试点引路、示范推动是现行经济条件下加强新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的有效形式。

（3）为做好新技术推广工作，施工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结合工程的特点，加强施工人员的技术培洲工作，认真编制好施工组织没计，把实施新技术落实到技术方案和控制措施上。

（4）为做好新技术推广工作，要做好各级示范工程的验收工作，做好总结及经验交流工作。

土地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统计学 土地整治 框架体系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迅猛，使我国逐步跻身世界级大国行列。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也加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全面推进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合理配置。其中，土地资源一直是我国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我国的土地资源具有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占有量少的特点。近年来，由于人口负荷加重和土地的不合理开发，我国的土地资源污染与退化严重，土地整治改革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统计学是一门通过搜索、整理、分析数据进而挖掘对象本质的学科，可以有效提高土地整治的工作效率。因此，将统计学理论知识加入到土地整治过程中，建立一个完善与高效的土地整治框架体系，对于推动我国土地的管理与保护，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土地整治体系现状

中国的土地整治起步较晚，直到2012年颁发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才真正明确了土地整治的工作任务，开始注重对土地数量、土地质量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我国土地整治的研究工作还较为滞后，没有开发出一套完备、科学和高效的土地整治框架体系。

传统的土地整治体系中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已不能满足当前土地整治工作的要求。首先，当前的土地整治的理论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构建出针对我国土地整治特色的独创性的理论框架，没有产生独立的学科，因此无法指导土地整治实践活动。其次，在土地整治的方法设计、具体项目实施和最终的项目评价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没有完备的技术体系进行支撑，无法对土地整治的全部生命周期进行监管，影响了土地整治的效率和质量。另外，土地整治的管理体系不够成熟，对项目实施主体的管理方式不够科学和规范，无法充分发他们的有效能动性，对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也没有明确说明，造成土地整治活动整体效率低下。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土地整治的方式方法进行凝练，将其归纳总结为科学的理论，并最终抽象为框架体系。

二、基于统计学构建土地整治框架体系

（一）基于统计学的理论体系

土地整治的实践活动是基于理论体系之上的，充分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指导具体的项目工作，并随着项目的不断开展深化理论研究。例如，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提出的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时的系统。土地整治体系就是一个灰色系统，它涉及到自然环境、整治技术、经济效益、人员管理以及法律等方方面面，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我们将灰色系统理论引入到土地整治过程中，通过分析当前已有的信息，可以降低内部因素和外部信息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构建科学的整治框架体系。

此外，博弈论也是一种解决土地整治问题有效的理论方法。博弈论由美国学者冯.诺依曼提出的，主要研究在冲突和对抗的情况下如何提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在土地整治过程中经常牵扯到政府、农民个体以及集体等多方利益，其中包含复杂的经济关系。一个科学有效的土地整治体系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要善于利用博弈论理论，在坚持国家利益的根本前提下，力求保证个人利益的公平实现。

（二）基于统计学的技术体系

土地整治是一项大型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资料，统计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整理，以数据的形式直观地反映土地整治工作的有效性，科学地评价土地整治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指导我们合理地进行土地整治工作。

我们首先使用全面分析法对土地整治工程进行体系划分，找出工程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具体来说，我们针对土地整治体系的不同属性和功能将其细分为多个子体系，同时使用统计方法统计当前各个子体系的现状，分析出他们的属性特征，理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针对每个子体系，我们再使用聚类分析法，按照他们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分类，并对符合相同评价标准的体系进行聚类，确定各个子体系的共同特性和个性特征，来确保不同体系的个性化实施。在子体系的具体项目实施上，我们针对项目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数理统计方法，对土地整治中包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学科等多个方面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预测，最终评价项目实施的效益，并总结土地整治过程中的项目经验，用以完善整个土地整治的框架体系。

（三）基于统计学的管理体系

土地整治的管理体系是其他土地整治实施的基础，高效的土地整治体系离不开科学管理的保障，从项目的实地考察、规划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和评估阶段，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都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土地整治的工程效率，有助于增加项目的效益。

我们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现有的土地整治管理体系资料，将土地管理体系划分为3个部分，包括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和制度管理。在项目管理上，针对项目的不同阶段和功能，又细分为项目规划、项目实施、项目评价、资金管理、资料数据管理。具体来说，在项目规划阶段，我们可以使用典型相关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项目的结果进行分析、预测。在项目实施阶段，我们可以GIS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个性化分析研究土地整治的方法。在项目评价阶段，我们可以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土地整治效益的评价模型，对整个项目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进行综合的评价。

总得来说，我国目前的土地整治体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中，我们针对当前土地整治体系的不足，基于统计学理论探究了中国土地整治框架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将土地整治体系划分为3个层次，包括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并依据统计学原理对不同层次的体系进行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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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密，葛霖.基于AHP的喀斯特山区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可行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安徽农业科学，2015（16）：300-302.

[3]张川，余建新，郑宏刚，等.基于系统工程和统计学理论的中国土地整治体系框架构建[J].农业工程学报，2015（15）：255-263.

[4]刘眭，何腾兵，罗睿，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方法构建与应用[J].贵州农业科学，2016，44（2）：190-194.

土地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声音

从源头上讲，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学术愿景，自西方心理学进人现代中国之初就已经有所滥觞。例如，早期留洋心理学家张耀翔在1920年回国后，于1921年建立中华心理学会(现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任首任会长，并于1922年创办了《心理》杂志，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刊物。在创刊号上，《心理》杂志就提出中国心理学者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要求“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早期心理学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潘菽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中也提出“中国应当提倡应用心理学，还应提倡中国的应用心理学”的主张②。后来，张耀翔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纲领性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处世心理学，期对世界斯学有所贡献”。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意见。其他许多早期心理学留学生在回国后，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研究主张，如陈鹤琴在对中国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提出不能盲目以国外心理学为榜样、而需结合国情进行实验的研究思路①;艾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汉字直横读、字形简化、理解过程等内容，这是当时西方心理学家从未涉足、也无法深人理解的中国人阅读心理学主题，并出版了《汉字问题②一书，成为早期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其丁作为后来的教育心理学者朱智贤称为“是我国心理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建立中国化的教育心理学典范③。其他心理学家在把西方的心理测验量表应用于中国情境时，也都体现出明显而自发的本土化倾向。

除了专业心理学学家的努力之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学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接受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国后虽大力提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但这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学尚未完全脱胎于哲学这一时代背景，他一直坚持心理学的建设应当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1934年回忆任北大校长的经历时曾称:“那时候我又有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人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人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⑤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养国人“科学的精神”的同时能够有“艺术的精神”，并极力提倡传统中国的美育方式对塑造国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蔡元培的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理念的宣扬和实际事务的推动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为代表20世纪现代新儒家，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梁漱溟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对心理学学科性质与体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心理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深人挖掘和弘扬。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心理是事实，而伦理则是价值判断。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应当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⑥。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结合西方现代心理学而发展中国特有心理学理论的主张。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在对佛家唯识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的心理学”理论®虽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相关著作，但仍提供了许多值得参照的观点。熊十力指出，“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无从明了也。”⑧他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合一论作为其儒家心理学的依据，认为心灵与生命同义、心与物皆是本体的功能，这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科学心理学用测量、实验方式研究的那种“心”，而是更高级的“仁心”，“其进修法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⑨，即提倡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静观修身、内在体验的理路。

钱穆也很早就发现了中西方心理学取向的不同，认为“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人讨论的“心”不同于西方人讨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词，心的构成和所属其实是次要问题，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点。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与心相通，这即包括与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与他人的心相通，还包括心与物的相通。研究这种相通之学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心理学，这是一门人文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中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一道以贯之”。而传统的诗词歌赋，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所蕴，读经典作家的编年著作还可见作者之生平，因此“文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

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前中叶中西方思想交汇时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最早尝试，形成了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声音®。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注重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心”““心理”和“心理学”，力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学思想中发展一套能够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并行且互补的心理学体系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与应用，以及潘光旦对西方性心理学的引人及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⑤，这些对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起到过一定的影响⑥。

当然，由于现代学术专业分丁的深人和心理学学科对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懈追随，以及各种实际因素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本土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除去战争、社会运动等“不可抗力”的干扰，单纯在学术建设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思路主要还是沿着西方心理学的既定体系和方向前进，较少有突出的原创性成果问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还更多是表达为一种学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学术丁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

二、中国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讨

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向，使得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李泽厚等人，自发地开始探讨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的“心理学”气息较弱、哲学气息较浓，但其研究较少受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贴近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写作方式上也较少受西方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带有哲学心理学性质的有关国民性、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探讨，与当时不断进人到大陆学术视野的海外华人的相关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视为当时学界从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建构本土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先声。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在最早发表于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来反复提倡的观点：“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人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①在他看来，“思想史所应注意的是，去深人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人论述了“以‘一个世界’为根基，以‘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华夏文化心理结构”，并尝试建构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心理学论说。

差不多与此同时，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自称为“历史心理学家”的孙隆基也在1983年于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最早于1988年引进出版，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孙隆基站在较为苛刻的批判性立场上，对中华文化的“良知系统”，即其所谓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抨击。在他看来，“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即“深层结构”，但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法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⑤。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他广泛采用报纸、期刊中的报道与其他史料，结合自身的亲自经历与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作为一名出生于内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而治学于美国的文化移民，孙隆基的独特经历使其可以结合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这一论述在其后期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学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学术性，也容易引发相关的非学理化的、情绪化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人大陆学者视野的，还有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代表性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该书最早成书于1953年，后不断重版，在中西方人类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中国人行为的“情境中心论”，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这一时期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与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许烺光尤其注重从内在的心理出发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其中，心理安全感满足方式在行为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他必须借助一种给予他适当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这两个世界。这种安全感的内容就是自尊感和坚定的意志。中国人由于保有维系着后来所有约束的主要联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安全感。美国人由于把全部人类关系视为在个人需要时可以分割或重新组合的主题，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寻找安全感。而且，由于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条取之不尽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他方式谋取物质财富或征服客观环境。”正由于此，许烺光将其系列研究的理论立场概括为心理人类学，并坚持以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研究文化与人格之间关系的丁作，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尤其是中国人行为的非西方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丁作者的相关研究②。

另外，还有许多哲学文化学者也从思维方式、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相关内容。例如，刘长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认为文化系统发生和演进的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实际上，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学术寻根之旅，为心理学采用实验法、量表法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些讨论也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视的学术资源之一。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出

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由心理学界之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心理学界真正明确地将本土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趋势，最早应当源自港台心理学者。受国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学术氛围上更加开放的港台学者开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其思考与探索随着两岸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逐渐影响到众多的大陆学者，从而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

1980年，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上的报告《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序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为：（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⑤。研讨会的论文集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后，也成为了当时引导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方向的著作。包括杨中芳、黄光国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在探讨了“什么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为什么要本土化”等问题，形成一些较宽泛的共识后，杨国枢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又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契合”标准，意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

在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港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得一系列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本土的词汇，如人情、面子、孝、关系、中庸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提炼，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集中的概括，并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了量表构建，如中庸思维量表等，从而将西方的问卷法与心理测量技术应用于传统概念的操作化实践①。对本土词汇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成为港台心理学界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使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作为本土心理学研究素材的同时，研究者还在不断反思如何建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径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在大的取径上，杨中芳提出不排斥外国研究成果、不一定使用本土词汇、不一定要由本土人来做本土进路研究的开放性理念，但也承认“目前唯一一个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的丁作，就是探讨适合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及丁具这方面。目前我们还在一个依赖西方研究设计及丁具的阶段，而且太过依赖问卷法。长时期，许多人都感觉到这些设计及丁具并不太适合研究中国人，而且也试图探索一些新方法及新途径。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成绩乏善可陈，有待号召更多人一起努力去做‘零’的突破”。虽然她是在1991年作出这一论断，但此后20余年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自身的拓展上仍然成果有限，心理学本土化的更多进展还是在传统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化上。这也是值得后续学者持续攻艰突破的一大难点。

与港台学者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本土心理学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传统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整理、诠释与建构的工作，多数的研究者直接来自或间接涉及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展心理学研究丁作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们，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主张。1979年，在《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潘菽首次提出“中国心理学”的概念，并就这一提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1月10日，他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法，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1)从指导思想上看，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贯彻辩证唯物论原则。(2)从内容上看，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已有的心理学思想，又要批判地吸收国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还要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自己的观点。（3)从作用上看，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理学成分，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一项重点丁作。潘菽和高觉敷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揭开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序幕®。随后，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燕国材的古代心理思想史系列⑤、杨鑫辉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陆续问世®。这些著作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梳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史料研究与整理。虽然这些教材和著作本身并不明确地声称以心理学本土化为导向，但在客观上为后人认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索本土心理学的新路径做了奠基性的丁作。进人21世纪后，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和著作仍在不断地重版或出新®，有些心理学史的教材®也注重将中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个心理学史的重要部分，与西方心理学史一起构成整个心理学史内容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本土思想在当下教学与研究中的生命力。

四、心理学本土化的全面深入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港台与海外心理学本土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心理学学科内部对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垄断性地位的不断质疑①，这一时期大陆的心理学研究逐渐采纳“本土心理学”这一提法，并使用理论概括与实证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也对一系列的本土概念和本土现象进行了操作化测量和实证调查，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构想，同时也开始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丁作。

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测量丁具是这一时期心理学本土化丁作的突出表现，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登峰的中国人大七人格理论。受西方人格特质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启发，王登峰等人采用人格特质形容词的途径开始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最终建立了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理论模型，编制了由215个项目组成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归纳了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②。当然，大七人格模型的意义还不止在于提供了一个中国版的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人还将量表与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和深层解读。除此之外，梁宝勇等人的中国人应激量表及中国人心理健康测评系统中的多个本土化量表③，邢占军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等等，都是本土化心理测量丁具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丁作可以概括为“测量丁具的本土化”，而不完全是“研究方式的本土化”，其要义在于完善西方的量表法，使之更加适合中国情境，更能有效地测量中国人的心理。

对本土观念、现象与行为的经验分析，是这一时期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之所以用“经验分析”而不是“实证分析'是因为这些分析既有理论反思性的，也有实证调查性的，但都是针对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与行为，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宽泛，既有量表、问卷和实验，也包含着更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如个案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受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影响较大，较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交集较多。例如，翟学伟关于关系、人情、报、面子、土政策等“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系列研究和中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⑤，杨宜音等人关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等人关于当下中国转型心理学的研究®，汪新建等人关于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现象的研究®，等等。相对而言，此类研究更注重经验层面的具体分析，也尝试在方法论贴近分析中国人某些层面的现实行为，但还较少直接指向系统性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五、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的尝试

对原创性的本土心理学理论构建的尝试，可能是整个本土化过程中最困难、最有挑战性的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反应出建构原创性理论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类研究主要借助传统心理思想的丰富资源，在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转换与跨文化比较，从而形成专注于某一心理学主题的、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论。这部分学者多从事中国心理学史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老一辈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丁作的深人与细化。例如周一骑等关于感应与意义体悟视角下的心性修养之学研究①，彭彦琴等关于佛教心理思想、传统人文资源的心理学转化及其当下应用的研究②，汪凤炎等关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路径的分析、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对传统智慧观的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郭斯萍等对传统幸福观及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整合可能的思考®，奚彦辉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学研究⑤，等等，都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目前为止大陆心理学本土化丁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种研究类型。

此外，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梳理方面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2012年出版的“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专著。这一系列丛书共有11部，其研究思路可概括为“文化诠释转换”，即“从过去科学(科学心理学)的视角扩展到文化历史的视角，从义理诠释拓展到实证实践诠释，从挖掘整理扩大到转换应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更充分地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并有助于心理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整个系列包含传统智力心理®、情欲心理®、人格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集中代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这些研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传统思想的整理，更体现出本土学者在传统思想上建构相关心理学理论并验证其当下效用的学术努力。这代表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另一类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研究则体现出更强的建构性和整体性，不满足于建立某个心理学专题的“小理论”，而力图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本土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葛鲁嘉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可以称之为心性心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创新性中国心理学理论就是新心性心理学，它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心理资源论析、心理文化论要、心理生活论纲、心理环境论说、心理成长论本、心理科学论总，其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代表性成果评介中展开。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本土学者在原创性理论方面的建构性努力和建立统一的、可以解释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抱负。

除此之外，随着从事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式的深人反思，许多理论心理学丁作者也在引介、评述和应用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同时，开始思考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出路以及本土心理干预思想的转化与应用等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成果①。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中西对比的宽广理论视野，对于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价值。

六、展望

从前面近百年时间跨度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学在当下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心理学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其力量还相对分散。相较于科学心理学，其内容体系、研究方法、机构设置和队伍构成等方面仍处在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使得我们在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不得不过分地依赖西方的理论、丁具和技术，而这些理论、丁具与技术又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文化隔膜和心理疏离感，使得心理学研究未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需求。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过分依赖性，既与当下学术界的西化思潮有关，也从侧面反应出本土理论建构薄弱和既有理论解释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尤其在国际心理学界甚至是华人心理学界，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还很罕见，这仍有待进一步的摸索与创新。

有没有原创的系统化理论和与之配套的系列研究方法，是判断一个学科本土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基于此，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丁作还至少面临以下三项基础性的丁作。

首先，“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一概念还需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当下中国人心理的学说就可以称之为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不是以中国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就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关系与学科边界为何？也就是说，中国本土心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它是不是只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如果中国本土心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一个范式，它究竟是靠研究对象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还是靠方法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是塑造一门学科之专业认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中国本土心理学就难以成为一种有代表的学科范式，而只能称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学术运动，从而无法塑造出属于自身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论价值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也就无法为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贡献出足够的力量。

其次，假定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一门学科范式，那么，它有没有具有足够“理论辨识度”的核心主张？在心理学中，一个理论、一种学说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能够对人类心理提供完整的、没有偏差的解释，而在于它能不能为人类心理的某一侧面提供深人的、与其他学说不同的见解。从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看，无论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这四大传统流派，还是如今发展迅猛的进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新兴理论，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够完全统一心理学界对于人类心理本质及其研究方式的认识，但都基于自身的方法论立场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概念，从而推动心理学的整体发展。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框架是什么？它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学理论，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也就难言成功。

土地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学有效性；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路径

作者简介：王兆林（1979-），男，山东沂南人，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助理研究员。（重庆 400067）张婷（1984-），女，重庆永川人，重庆永川中学校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学二级教师。（重庆 402160）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工商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性教学改革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项目编号：130213）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9-0038-03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依据我国土地利用与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教育部于1998年对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进行修订并颁布，将原来的“土地管理”专业和“土地规划与利用”专业合并更名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诸多领域，是以公共管理大理论为核心，以规划、信息技术为手段，多学科紧密联系的综合性、实践性专业。因此该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土地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教师必须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综合研究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该学科体系复杂，同时该专业涉及众多学科的交叉，也给缺少具体土地管理工作经验及专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本科生学习带来了不小难度。因而如何增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有效性成为该专业学生培养中一个非常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一、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有效性内涵的理解

教学有效性是教学的根本目的与出发点，提升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高校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有关教学有效性内涵，理论界对此有两种定义，余文森认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提高、进步。[1]孙亚玲认为“教学有效性是教学效率、教学效果、教学效益三者的有机整合”。[2]认真分析上述定义发现，余文森将课堂教学有效性的落脚点定在学生身上，这是必要和必需的。他强调关注学生的认知与情感发展也是合适的，但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片面性。因为课堂教学固然主要应关注学生，但是教师的进步和发展也是不可少的。基于此，本文认为土地资源管理有效性学习是指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对教师、学生的发展以及对课堂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三者是有机统一，且都是有效果、有效率和有效益的，其外延还应包括该专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课外实践教学有效性以及研究性教学的有效性。

二、当前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低效表现及原因分析

1.专业教材过于陈旧

我国在2000年前后组织国内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一些著名的老专家，如王万茂、韩桐魁、叶公强等针对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编写了一套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如《土地利用规划学》、《地籍管理》、《土地信息系统》等。有些教材首次出版的时间甚至比现在一些在校的本科生年龄还要大。尽管这些教材奠定了我国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科基础，显然一些内容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了。如刘耀林主编的《土地信息系统》中演示的软件Arc/Info、ArcView等软件，早已被更为先进的Arcgis软件所替代。学生对于旧版软件学习兴趣不高，而对新版软件Arcgis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

2.专业课程设置较多且不成体系

有些高校在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比如将“城市规划原理”、“土壤学”、“生态学”等课程亦纳入相关专业课程学习。尽管这些课程都是建立在土地资源科学基础上的，但是这是课程与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有关专业问题有难度，导致学生对课堂学习提不起兴趣；加之本来该专业课程设置较多，该专业绝大所数大四学生尽管学习了四年的专业知识，甚至不知道土地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具体内容。

3.专业实践教学缺乏

如前所述，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脱离实践单纯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不但乏味而且难以理解。如在“土地信息系统”课程学习过程中，单纯讲授空间数据编辑以及数据库的理论，若不结合具体的上机实践操作，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是非常抽象和难以理解的。由于有些高校该课程没有设置上机操作部分，使得老师讲授该课程感觉异常费力，学生学习也更加吃力。

4.专业研究性教学不强

这里所说的研究性教学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方面教师通过对土地资源专业的课题研究与，将该领域最新的成果介绍给学生；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有关课题研究与专业论文撰写，理解课堂所学知识。当然两者能够结合是最为理想的。实际上，该专业有些教师由于参与有关科研任务不多，对于教材理解有限，无法举出恰当的例子将先进的学科知识应用到理论教学领域，也就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此外，很多本科生由于缺乏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无法通过课题实践来加深专业理论知识，因而如何将学生理论学习运用到实践操作中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5.部分教师职业素养存在问题

教师的职业道德关系到肯不肯教好；教师的教育观念关系到会不会教好；教师的专业技能教育方法影响着能不能教好。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师对教学不负责任，一心谋“第二职业”，而不把精力放在教学上，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能维持就不错了，哪谈得上提高教学有效性呢？ 有的教师不注意学生的差异，在教学中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进行教学；有的教学过程简单化，完全是我讲你听，等等。教学方法的简单化导致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也会导致教学失去预期效果。

三、增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有效性的路径

1.完善教学课程体系

高校教学方案的制订，应依据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围绕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与当前土地资源管理热点与难点问题息息相关的教学课程体系。在此前提下各高校可以依据自己的特色开设特色课程，形成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也就是把课程体系中具有某种性质或担负类似功能几门课程的小集群划分为同一模块，具体遵照“课程体系课程模块主干课程”递进式分层。具体讲，首先依据各学校的实际，遴选土地资源管理及其相关学科中可开设的备选课程，并由此通过学科交叉、内容重组组织主干课程；其次为了协调课程体系内部结构，需要按照教学内容及功能的相似性归并成若干个课程模块。本文参照吴壮金、严志强等人的研究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划分为资源模块、经济模块、管理模块、技术模块、应用模块、选修模块等六个模块，并在选修模块中，根据研究方向的差异又分为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不动产评估四个系列。[3]

2.更新与完善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

传统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内容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必须及时更新实践教学的内容。首先学校应积极组织和激励专家教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编著新教材，并按照社会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及时更新与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其次教师应具有创新意识，将自身或者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作为课堂教学内容，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最后，要完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框架，建立“一个中心，五个系统”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一个中心”即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中心；建立“五个系统”，即通过建立课堂教学子系统、教学实验子系统、专业实习子系统、毕业实习子系统、社会实践子系统对学生进行渐进的系列培训和锻炼。[4]

3.构建研究性教学体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研究性教学不再是把预先设计好的流程让学生按部就班完成的过程，而是由教师提出一组相关课题，再由学生自己去查阅文献，制订流程或方案。在整个过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是指导者甚至是共同学习者。因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可使学生在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调查，拓展并检验创新性思维等方面均可发挥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各院校依据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特点，以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为背景，以基本能力训练为基础，以培养综合素质为核心，以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工程设计、文艺创作等专业素质为目标，按照“研究性”教学和“产学研”相结合的理念，构建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能力、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双师制”师资建设、考核评估为主体的研究性教学体系。[5]详见图3。

4.改良实践教学资源

实践教学资源是教学与实践效果的重要保障，此处的实践教学资源不仅包括教学的硬件设施还包括教学软件设施以及教师队伍等内容。当前很多院校缺少土地资源专业实践教学所需的基本教学资源，因而各院校有必要加大校内实验室投入，特别是软件资金投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同时，高校应建立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和兴趣来择实验项目，使他们积极参与，提高学习兴趣。再如，当前一些高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习以封闭式学习为主，较少组织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与校外实践，学生对当前学科前沿问题根本搞不清楚。有鉴于此，学校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校外实践考察，如组织知名教授进行专题讲座，介绍本学科前沿动态，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目前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还可以组织学生去相关研究机构管理机构参观实习，加强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拓展他们的视野通过校外实践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水平。[6]最后针对教师专业素养不高的问题，要在强化教师队伍管理的同时，努力为教师提供各种继续教育深造的机会，还要为教师创造各种条件，定期到相关企事业单位交流锻炼，并与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广泛交流，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余文森.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索[J].教育评论，2006，（6）.

[2]孙亚玲.课堂教学有效性标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4.

[3]吴壮金，严志强，廖赤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广西师范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1）：24-25.

[4]王承武，马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5）：68-69.

土地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土地资源管理专业；院校；人才培养

[DOI]10.13939/ki.zgsc.2016.29.221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科学，是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和工程技术管理等为一体的综合专业，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该专业是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自1997年专业调整以来发展很快，目前开设院校已达120多所。本文在阐述各院校该专业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当前该专业的发展问题，希望能对该专业科学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所益处。

1 我国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发展差异

我国开设土地资源管理专业院校众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各院校的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人才培养方向等差别较大。

笔者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统计得出，目前共有124所大专院校开设此专业，其中华北19所、东北12所、华东和华中各25所、华南13所、西南16所、西北13所以及香港1所。

在124所院校中，其层次我国高校按办学层次可分为：“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非“985工程”院校、中央部属本科院校、省属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与类型我国高校按学科范围可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农林类、政法类、医药类、财经类、民族类、语言类、艺术类、体育类、军事类院校。差异度比较大。从学校类型看，有的院校属于综合类，有的属于理工类，有的则属于农林类，或属于师范类、财经类等；从办学层次看，有的院校属于“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有的是“211工程”非“985工程”院校，有的为中央部属，有的为省属，有的是全国重点院校，有的是省属重点院校省属重点院校有两种情况：或原来是中央部委属重点大学，后来国家办学体制调整时没有进入“211工程”行列，而被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这类大学一般来说办学历史都比较长，有较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基础，一般都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属第一批次录取院校；另一种是各省市公布的省属重点大学，在该地区省属高校中实力排前列。，有的是省部共建大学，有的是省属一般院校。若按院校层次统计，其中，亚洲名校和“985工程”院校共22所，“211工程”非“985工程”院校30所，其他国家重点或省重点院校48所，一般类院校24所。若按各院校类型统计，在124所院校中，综合类院校37所、农业类院校22所、师范类院校17所、理工科类院校32所、财经类院校15所，此外还有1所政法类大学。与此相应，不同学校的师资力量、社会影响、学生就业等均差异甚大，如综合性重点大学师资相对雄厚，表现在：具有土地资源管理教育背景、学历层次高、主持部级重点项目、参与实践项目运作等，而一般类院校中这类高层次人才比较缺乏，从而，不同学校与专业的社会影响不同。

124所院校人才培养方向和层次差异度也较大。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侧重于技术型人才培养、侧重于管理型人才培养和两者兼顾三大类。有的专长于土地信息与工程技术，如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有的在房地产经营管理方向具有特色，如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再者，不同院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层次呈多样化特征，院校之间有一定差异性：有的仅为本科开设，如一般类院校；有的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开设；有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均设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2 我国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尽管124所院校在办学水准、办学层次与类型、培养目标与方向等各个层面存在差异，在涉及人才培养的专业定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及其教学科研等各个方面均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但综合看来，我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和问题，即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不能有效满足理论与实际要求，与现实需求相脱节。

2.1 文科化倾向明显

在专业定位上，受发展背景及有限教育资源的影响，一些如财经类、师范类甚至农林类的院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由其他相关或相近专业合并或移转而来，相应地，师资力量也是在原有基础上适当调整和转变，以满足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需求，这样，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不可避免地遗留原有财经、师范等院校的文科特征，师资力量薄弱、实践课程开设不足、教学设备如实验室缺乏。

2.2 实践教育不足

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课堂中实践性知识传授不足。特别是新开设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院校，很多教师是从原有其他相近专业调整和移转而来，实践知识储备不足，课堂授课过程中，有关实践运作知识涉及较少。第二，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实践应用能力的教学设备和条件比较缺乏。第三，培养方案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学时少甚至缺乏细致的设计。

2.3 新兴技术等教学内容补充和更新滞后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现实来看，很多院校学科体系和课程内容还不够完善，现有教材体系中教学内容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土地信息系统的软、硬件应用性培养缺乏，整个培养环节存在低层次重复教育问题，所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差距较大。

2.4 所培养人才理论分析能力不足

理论上，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属于应用性理论而非纯理论，主要表现在：各类理论知识普及和理论问题研究均应立足于对土地各类属性的掌握和描述，并应随着土地各类属性的动态变化而及时调整，土地科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技术性和经济性。在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当前土地资源管理领域在理论层面仍在探讨和争论，不过，目前土地资源管理领域整体上对土地科学理论和先进方法、先进技术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使得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客观实际，严重影响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管理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这种问题的普遍存在也影响到了高校人才培养，理论分析能力不足是目前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中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3 提升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发展层次的建议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高校的发展宗旨。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要求理论扎实、技术过硬，同时需要具备一定创新能力。

3.1 丰富培养方案，避免文科化倾向

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方法等各个重要环节上均应符合该学科综合性、边缘性要求，除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制度学等公共管理类的文科性质的知识传授外，还应增加现代技术类、工程类知识教学和实践训练。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对外交流

办好学校和专业，关键是师资。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结构合理、富于创新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合格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的重要保证。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属于既古老又新兴的专业，不同院校之间特别是非重点院校可采取继续教育、选派人员出国或出省访问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师资队伍交流与建设，提高整体师资队伍水平，努力缩小不同院校之间的差距，以满足现代高等教育的需要。

3.3 优化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

关于土地科学及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在实际办学中，课程体系设置不仅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土地科学基础理论，还同时要结合学生就业、进一步深造、学生个性化特征和特长培养等诸多因素。

首先，应完善课程结构体系；其次，应针对土地资源资产管理领域时势性强、政策多变的特点，尽量采用最新教材，并及时增加新内容；最后，在课程开设顺序上，应考虑采取由理论基础、实践技能、独立工作和科研能力培养的四层次递进式教育。

3.4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性强，许多重要的专业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其中设立专业实验室、建立长期的教学实践基地是重要环节。特别是通过与生产单位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一方面为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另一方面在生产及科研实践中吸收学生参加，让学生接触土地部门生产实际，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达到培养优秀土地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同时也为专业教师提供一个科研与生产实践的舞台，通过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提高整体教学、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彭文英，李子田，宋克杰.土地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及改革思考[J].高等理科教育，2007（3）：47-51.

[2]黄利民，刘成武，卢明影.从用人单位需求反思地方院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