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小知识范文第1篇

学习宣传《民法典》情况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为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邹平市高位推动，各部门协调联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全领域、多举措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大力营造民法典宣传浓厚氛围。

一、责任单位协同发力，领导干部率先学法。为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邹平市各级党委（党组）把民法典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内容，把民法典学习教育列为领导干部年度学法必修课，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准确把握和理解民法典。邹平市司法局为全市领导干部及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等部门赠送了民法典学习读本。市人民法院举办民法典专题培训，市应急局组织单位全体人员观看《民法典》讲解视频，黛溪街道办事处开展“《民法典》主题宣讲进机关”活动，好生街道办事处召开领导干部学习民法典专题会，等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助推领导干部、重点部门和单位率先学习民法典。

二、宣传形式新颖别致，线上线下齐动员。在全市范围内印发《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通知》，召开邹平市民法典宣传月动员大会进行总体安排和部署，明确学习宣传民法典的意义、内容和重点对象。为了切实增强民法典宣传活动实效，我市充分运用融媒体中心《法在身边》电视普法专题节目、公益广告牌、LED显示屏、报纸等传统媒体，“邹平司法”、“平安邹平”、“邹平市人民法院”、“邹平市人民检察院”等微信公众号，社区、村居微信群，抖音等新媒体广泛宣传《民法典》，以图文、案例、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民法典知识，让“高大上”的法条融入到生活细节中去。7月份共播放18期《法在身边》普法专题节目，发送普法手机短信5000余人次。邹平市司法局组织法律顾问进村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向群众宣传民法典。多种宣传方式构建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宣传格局，努力让每一个人走近民法典、了解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切实增强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

民法典的小知识范文第2篇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工作情况总结

为更好的贯彻落实《**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法治思想，让民法典走入千家万户，更好地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局利用民法典宣传月契机，更好的组织干部职工加强对民法典的学习，并通过法宣在线、**普法等学习平台组织开展线上民法典专题知识竞赛。6月4日至6月5日午，我局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到化作乡枪杆岩枪杆岩、**县人民广场、**一小等地方。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通过悬挂普法横幅、设置法律服务展台、发放法律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讲解民法典的重要意义、亮点等内容，围绕群众关注的与自身有关的人格权、婚姻自主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及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方面进行宣传。此次活动，共向群众发放“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倡议书等各类宣资料2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50余人次。活动的开展，让群众认识到《民法典》对自身利益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了群众遵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意识和能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了浓厚法治氛围。

**市生态环境局纳雍分局

2021年6月10日

民法典的小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疟疾；知晓率；需求

knowledge and demand of malaria prevention in rural residents of hubei province qiu qiu,hu xiao?lin，wu mei?hong,et al.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school of public health，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alaria prevention related cognitive awareness,behavior and demand i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hubei province, and evaluate the demand of local malaria prevention.methods a typical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questionnaire study among local inhabitants and pupils.results the awareness rate and behavior of malaria prevention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ticane between different age, sex, pupils and inhabitants.the awareness rates of malaria transmission and typic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ere high in 40-49 age group(75.6% and 23.2%,p<0.01) and in the group of sleeping outside frequently(21.2%,p<0.01).the awareness rate of female residents for the importance of malaria prevention and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timel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residents(84.3%,82.1%,p<0.01).the times of sleeping outside in women were less than that of man.the malaria awarene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upils than in the local inhabitants(p<0.01).the research also revealed that people preferred to get relevant knowledge of malaria prevention from television.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level of malaria prev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raised i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hubei province, and particularly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malaria needs to be addressed.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pupils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malaria prevention.

key words： malaria;awareness rate;demand

湖北省是一个非稳定性中低度疟疾流行区，近30年来全省的疟疾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从2001年开始，由于传染源的积累，居民对疟疾危害性认识不足〔1,2〕，在嗜人按蚊分布区及周边地区的中华按蚊分布地区疟疾疫情开始回升，甚至出现局部暴发或流行〔3,4〕。为了解湖北省农村居民疟疾防治知识和需求现况，找出影响疟疾防治的主要因素，探讨改进疟疾防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措施，于2007年6月9日～2007年6月22日对湖北省枣阳、襄阳两地居民的疟疾防治知识、态度、行为和防治需求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选取枣阳市某镇和襄阳市某镇的居民及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居民共973名平均年龄为38.52岁，最大年龄94岁，最小年龄12岁。其中男性552名，女性397名；小学生共917名，年龄为9～11岁。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估计样本量，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面对面进行调查。小学生采取课堂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疟疾基本知识、环境与行为及需求4个方面。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年龄人群疟疾知晓率 调查973名居民，平均年龄为38.52岁。将调查的居民按年龄分组，分别统计其知晓率、环境与行为的情况。20～30岁161名，30～40岁200名，40～50岁194名。在疟疾防治的知晓率方面，是否听说过疟疾，分别为79.4％，84.3％，83.0％；疟疾传播方式分别为67.7％，62.3％，75.6％(p<0.01)；疟疾发作时典型症状分别为16.3％，19.5％，23.2％(p<0.01)。认为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以及了解防治知识对预防疟疾很重要，分别为80％，75.9％，4.5％(p<0.01)和73.8％，84.9％，84.5％(p<0.01)。大部分家庭都拥有蚊帐并且使用蚊帐防蚊分别为87.5％，85.9％，90.6％和80.6％，78.4％，78.2％，但是仍有部分人群经常在外露宿，分别为19.4％，15.7％，21.2％(p<0.01)。患病后能及时就医以及全程服用药物分别为85.0％，84.3％，85％(p<0.05)和73.8％，80.8％，76.3％(p<0.01)。

2.2 不同性别人群疟疾知晓率 结果显示，女性在了解疟疾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疟疾预防重要性以及患疟疾后能及时就医方面比男性高，分别为81.5％，84.5％，84.3％;男性分别为76.9％，80.5％，82.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在知道疟疾传播方式和疟疾典型临床症状方面知晓率均不高，男女居民分别为65.1％，66.9％和19.6％，20.0％。经常露宿的女性明显少于男性，分别为17.2％，18.1％(p<0.01)。

2.3 居民和小学生疟疾知晓率(表1) 共调查973名居民和917名小学生。结果显示，小学生在疟疾知晓率各个方面都较低，且明显低于当地居民(p<0.01)。表1 居民和小学生疟疾知晓率

2.4 居民对疟疾宣传途径需求 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最愿意通过看宣传资料途径了解预防疟疾的知识，为895名，其次是听宣传信息和听讲座，分别为550名和414名。其中大多数人选择看电视(850名)，其次是看宣传片(301名)。

3 讨 论

本次调查发现，居民对听说过疟疾及其宣传的比例较高，但是对疟疾的传播和疟疾发作的典型临床表现的知晓率较低，低于国家《2006～2015年全国疟疾防治规划》中规定的“到2007年底，流行区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分别达到50％以上的”要求。其中40～49岁年龄段的居民对疟疾的传播、症状知晓率以及认为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疾病的比例最高，分别为75.6％，23.2％，84.5％，明显大于其他年龄组(p<0.01)。但是在就医行为上，3个年龄段没有明显的差别，且40～49年龄段居民的经常露宿率较高。说明该年龄段的居民并未能将疟疾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因此今后的宣传工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疟疾传播、症状及其预防的宣传，同时应该将知识融入生活行为中，帮助居民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调查发现，男女性居民对疟疾基本知识知晓率并无明显差别，对疟疾的传播和典型症状知晓率均不高。

对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其疟疾知识各个方面的知晓率明显低于当地居民(p<0.01)，同时也明显低于国家《2006～2015年全国疟疾防治规划》中规定的“到2007年底，流行区小学生疟疾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分别达到70％以上”的要求。其中小学生对疟疾典型临床表现知晓率仅为2％。随着疟疾发病率的下降，以及当地对学生疟疾宣传力度的降低，成为疟疾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应该在今后疟疾宣传中重点针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宣传资料是最喜爱的学习疟疾防治知识的途径，其中尤其青睐通过电视吸收预防疟疾的知识〔5〕，说明农村居民喜爱浅显易懂、形式丰富多彩且容易获得的宣传方式。今后在疟疾知识宣传中应采取农村居民喜爱的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居民，以及小学生疟疾知识的欠缺，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致谢：感谢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家聂绍发教授的精心指导，感谢同班同学石鑫玮、肖庆、谢蓉、谢真、王爱祥、张樱、孙伟同学参与现场调查)

【参考文献】

1〕 裴速建，黄光全，桂爱芳，等.湖北省近10年疟疾流行态势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04，15(6)：12-14.

〔2〕 fred nuwaha.people's perception of malaria in mbarara，uganda［j］.trop med int heath，2002,7(5)：462-465.

〔3〕 袁方玉，黄光全，左胜利，等.湖北省30年疟疾防治效果与流行态势分析［j］.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5，18(2)：141-142.

民法典的小知识范文第4篇

为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领导对民法典学习宣传的具体要求,充分认识颁布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法宣办关于印发《xxx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现就全面做好xxx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组织保障

建立“xxxxxx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xxxxxx

副组长：xxxxx

成 员：xxxxx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xxxxx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xxxxx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相关文件的起草、送审，相关单位、部门和商（协）会的指导联系等工作。

二、宣传形式

(一)组织开展民法典集中学习宣讲

将学习关于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将民法典学习宣传纳入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组建民法典宣讲团,面向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会员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

责任部室:办公室、宣教部

(二)组织开展民法典学习考试和竞答活动

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观看全国普法办依托网络举办的民法典学习公开课,参加 “学习强国”平台组织的答题活动,在 “法治宣传教育云平台”完成2020年贵阳市国家工作人 员在线学法考试民法典专题的学习和考试。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黔微普法”微信平台开展的民法典知识竞答活动。

责任部室:办公室

(三)大力开展多种形式普法活动

运用机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开辟民法典学习宣 传专栏、专刊、专题,高密度、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容。要在 “9·20”公 民道德宣传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12·4”国家宪法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民法典宣传,,同时做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民法典情况的报道。

责任部室:办公室、信息部、宣教部

三、实施步骤

学习宣传民法典时间安排为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工作分三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7月),结合实际,制定民法典学习宣传方案或计划,做好工商联系统内学习培训和面向非公经济广泛宣传的安排部署。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8月至10月),根据学习宣传方案,稳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同时积极参与省市组织的线上宣传活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 (11月至12月),认真开展自查和总结、接受督导检查。

民法典的小知识范文第5篇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