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产业分析范文第1篇

 

1.1 我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的涵义。 

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一特定的市场中少数几个最大厂商（通常市前四位或前八位）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是衡量某一市场内厂商之间市场份额的指标，反映着该市场的寡占程度。 

（2）煤炭产业市场集中度指标分析。 

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我们对这几个时期的集中度指标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产业的市场集中程度的走势。 

①2004-2006年，市场集中度急速上升，cr4由2003年的14.7％上升到2006年的18.1％，cr8也由2003年的12.45％升到2006年的24.80％。表明落后企业被强制性淘汰，竞争个体减少，优势企业迅速壮大。 

②2007年行业集中度计算（crn=∑x/x）选取中国神华集团、河南郑煤集团、同煤集团、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煤炭企业进行分析。2007年整个煤炭产业的年产量：25.23亿吨；前四家行业的年产量：2.08+1.58 +0.665+0.506=4.831，cr4=4.831/25.23=0.19；前八家行业的年产量；2.08+1.58 +0.665+0.506+0.501+0.49+0.481+0.456=6.759；cr8=6.759/25.23=0.268 

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将加强对煤炭产业的整治力度，多家相继出台了很多措施，例如国家《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提出“以煤炭基地为依托，建设大型煤炭集团”，拉开了煤炭重组并购的序幕。这些煤炭集团与山东兖矿集团、中央所属的神华集团、中煤能源集团一起，将占我国煤炭产量的60%以上。重组的目的是消除二元结构，提高产能、效率、机械化程度，增强竞争力，但目前企业集团多为行政性重组。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煤炭产业将形成高中型的寡占市场结构（根据植草益的分类法） 

1.2 煤炭产业产品差异程度分析 

（1）差异化的涵义。 

产品差异是指企业在所提供的产品上，造成足以引起买者偏好的特殊性，使买者将它与其他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向相区别，以达到在市场竞争中占有利地位的目的。 

（2）产业的产品差异化指标分析。 

一般来讲，煤炭产品的品牌、文化和功能的差异极其微略，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同煤炭企业所生产的煤炭产品本身的差别。而这些性能差异（如煤灰、发热量、含硫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煤的自然状态及赋存状况和质量，产品的品牌效应弱。 

二是购买者在心理上相信一些企业产品存在的差异，这是由于购买者拥有不完全信息、或煤炭企业通过加强顾客的产品忠诚度，从而使顾客在心理上相信一些企业的产品存在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偏好这是一种购买者主观概念上的产品差别所形成的人为差异。 

1.3 我国煤炭产业市场壁垒分析 

我们对煤炭产业的市场壁垒分析主要从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煤炭产业的进入壁垒。 

①进入壁垒定义 

进入壁垒，是妨碍潜在竞争对手进入某一产业的因素或障碍，其作用是增加竞争对手的进入成本，使他们与在位企业相比在竞争上处于劣势，从而削弱竞争对手的进入动机，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行为。 

②煤炭产业的进入壁垒原分析 

从我国煤炭产业的实际情况看，其进入壁垒表现较为复杂。 

第一，不同时期的不同煤炭产业政策形成了不同的进入壁垒。1994年政府又提出了“扶持、整顿、改造、联合、提高”的十字方针以促进乡镇煤矿的发展，中小煤矿的进入壁垒进一步降低。2007年初以来，国家改变了煤炭的产业政策，一是扶大汰小；二是节能减排，抑制煤炭需求；三是提高煤炭资源的各项税费，保证煤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不同经济类型的煤炭企业进入煤炭产业的自由程度不同。国有煤炭企业的进入壁垒高于地方、乡镇和个体煤炭企业。 

（2）煤炭产业的退出壁垒 

①退出壁垒的涵义 

退出壁垒是指现有企业在市场前景不好、企业业绩不佳时欲退出该产业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挠，资源不能顺利转移出去的状况。 

②煤炭产业的退出壁垒分析 

我国煤炭产业的退出壁垒极高，尤其国有煤矿更是如此，主要表现在： 

第一，煤炭产业资产的专用性太强。首先，是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强。在煤矿的固定资产中，井筒占了很大的比重（国有重点煤矿井筒要符合一定要求，造价更高），如退出煤炭生产，几乎毫无用处，矿山的专用设备也很难改作他用，因此煤矿从煤炭生产退出转移到其它产业的话，其转移成本（或称沉没成本）太高。 

第二，煤炭产业的无形退出障碍巨大一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阻力。政府上各种煤矿项目就是为了增加地方收入和解决就业等问题，如果煤炭企业因经营不好或亏损严重要退出，主管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安顿企业职工、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都会加以劝阻甚至用行政命令施加影响。

2 煤炭产业的市场行为分析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定价行为、非价格行为、自组织行为）对煤炭产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分析。

2.1 定价行为分析

2.1.1 价格变动趋势分析

从1997年至2003年，我国的煤炭价格的变动幅度都比较小，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煤炭价格的上涨幅度比较大。 进入 2007 年四季度之后，在冬季用煤高峰、节日储备因素以及“12.5”山西洪洞煤矿爆炸事故之后煤矿安全治理措施的共同推动下，山西省、秦皇岛等主要集散地区和重点煤炭消费企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煤炭资源不足现象，促使市场煤炭价格在短期内出现了急速上涨。 

2.1.2 价格变动的原因分析

（1）从2007年开始，中国煤炭定价机制已接近完全市场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有50多年历史的全国煤炭订货会议从2007年开始不再召开，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而在相关企业领会有关文件精神之后，供需双方将进行自主衔接。（2）下游行业需求较为旺盛，2007年全社会用电量 3245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42%；全国发电量 325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44%。其中，火电发电量 26980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 82.86%，同比增长13.82%。

（3）生产成本上升。2008 年，煤炭行业将迎来资源税的改革。煤炭行业上缴的资源税将从目前从量计征，变为从价征收。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平均征收比率由目前的1.18%逐步提至3%。煤炭生产成本提升已成为必然趋势。 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有关专家的预测，中国煤炭的市场价格在今后两三年可能呈现出“总体平稳、略有上调”的走势，将可能出现大约20%的上涨幅度，其中发电用煤由于取消了过去实行低于市场的计划合同价，可能涨价幅度较大，其他行业用煤涨幅较小。

2.2 自组织行为

所谓企业自组织行为是指企业在利润冲动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为适应外部各种条件的变化而自动进行的相应组织结构调整或组织创新，企业自组织行为是企业行为的核心，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企业自组织是实现产业组织优化的能动力量。

2007年，国家加强了对整顿小煤矿的整治力度，同时各大煤矿集团也利用这个机会兼并和整合小煤矿。例如河南郑煤集团借国家整合煤炭资源的大好机遇，整合了43家小煤矿，这些煤矿投产后，每年新增煤炭产量1300万吨。

3 煤炭产业的市场绩效分析

3.1 我国煤炭产业供给能力分析

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累计完成25.23亿吨，同比增加22.95亿吨，同比增长 9.39%。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原煤产量完成 12.4 亿吨，同比增加1.21 亿吨，增长 10.8%；国有地方煤矿原煤产量完成 3.24 亿吨，同比增加 400 万吨，增长1.3%，乡镇煤矿原煤产量完成9.59亿吨，同比增加6700万吨，增长7.5%。

但是我国目前的煤炭产业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在冰雪灾害导致南方多省电力供应红灯频闪的同时，全国电煤告急的紧张现实，无异于“雪上加霜”。值得注意的是，和雨雪冰冻灾害呈现的区域性特征相比，目前电煤短缺的事实和影响已在全国和全行业显现。 

3.2 我国煤炭产业的产业资源配置效率

3.2.1 我国现有的设备利用率和新设备的研发情况

受煤炭价格的推动，我国现有的煤炭企业均充分利用了自有的设备进行生产，据统计我国煤炭产业的设备利用率达到85%。

煤化工的发展带动了煤化工装备行业的发展。煤化工装备行业受市场需求的推动，同时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研制开发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已被列入今后国家大力发展的16项重大技术装备任务之一，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是重点内容。这样的大背景下，煤化工装备行业在2007年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2.2 采用新技术的情况

2007 年我国煤化工行业逐步摆脱了单一引进技术的现状，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蓬勃发展，有些技术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其中以即将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神华煤直接制油技术、开工建设2000吨/年催化剂工厂的大连化物所dmto技术、出口国外的兖矿-华东理工大学水煤浆气化技术和12月在云南解化投产的甲醇制汽油技术为代表。2007 年我国的煤化工产业受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在相关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稳步发展。煤制油和煤制烯烃等高投入、高产出的项目即将投入生产；醇醚燃料得益于产品标准的出台蓬勃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开始取得领先优势并出口。

参考文献

煤炭产业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煤炭产业 投入产出 产业关联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能源，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凸显了诸如煤炭需求放缓、产业集中度低等一系列问题。近几年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煤炭行业的投资大幅增长，但2008年下半年起下游产业的需求大幅减少，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目的是分析我国煤炭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和波及效应，并根据结论对我国的煤炭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对于明确我国在煤炭产业调整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煤炭产业关联度分析

产业关联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投入与产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质就是产业之间相互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是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工具。

（一）后向关联分析――投入结构

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后向关联的相互影响可用投入结构来衡量，用煤炭产业对其他各产业的消耗系数来表示，系数越大则联系越紧密。本文从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和中间投入率这三个系数的角度，对煤炭产业的投入结构进行分析。

1.煤炭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是指某一产品部门（如j部门，这里即煤炭产业部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单位总产出直接消耗的各产品部门（如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2]。计算方法为aij=xij /Xj（式中：xij ―j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i行业产品的价值量；Xj ―j行业的总产出）。

aij可用来考察产业间的联系广度：当aij =0时，表示i、j两个产业部门没有直接联系；当aij >0时，涉及j（j=1,2,3,…,n）产业部门越多，表明第i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就越广，依赖性越强，反之亦然。通过计算，煤炭产业与除金属采矿业以外的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有或大或小的依赖关系，但与自身的依赖是最大的，这一点也毋庸置疑。煤炭的开采与洗选是煤炭产业得到发展的前提。此外，与煤炭产业关联比较紧密的产业部门还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与这些部门之间的aij均超过了0.05。以上的数据表明不仅有第二产业为煤炭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技术支持，还有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支持。

完全消耗系数是全部直接消耗系数和全部间接消耗系数之和，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数量关系。其矩阵的公式为：B=（I-A）-1-I（式中:B 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I-A）-1为里昂惕夫逆矩阵；I为单位矩阵）。

B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并通过线性关系将各部门的总产出与最终使用联系在一起。系数较大的几个产业部门有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表明煤炭产业对这些产业有较强的依赖关系。化学工业的aij仅为0.017766，但是间接消耗系数达到了0.118070，说明化学工业在煤炭产业的生产中有较强的间接作用。完全消耗系数还可表述为对其后向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煤炭产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和拉动能力较强，其次是第三产业。

2.中间投入率

中间投入率为生产单位产值的产品需从其他各产业购进的原料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某产业的中间投入率越高，该产业的附加价值率就越低，那么其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其他产品数量越大，该产业的带动能力就越强。煤炭产业中间投入率计算公式为：Fi=∑xij /(∑xij + Di + Ni) （式中：Fi―煤炭产业的中间投入率；Di―煤炭产业部门的全部折旧费；Ni―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价值；xij―煤炭产业部门购入第j部门（这里指其他部门）的产品量，即分母(∑xij + Di + Ni)分母表示总投入）。

计算得到Fi 在2002年是0.5616,2007年为0.6847，表明随年份的增加Fi有上升的趋势，而且有较高水平，属于附加值率较低的产业部门。

（二）前向关联分析――产出结构

产出结构是指某产业产品的分配(销售)方向,它通过各产业部门的分配系数来度量。产出结构主要是研究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前向关联的相互影响。下面从直接分配系数和中间需求率两个系数来研究。

1.煤炭产业的分配系数

煤炭产业对某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rij =xij / Xi（式中：rij为煤炭产业的直接分配系数；xij 为煤炭产业部门（i部门）作为中间产品使用给j产业部门的数量；Xi为煤炭产业产品总产出）。

rij较高的产业部门有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均超过0.1。也就是说，煤炭产业的产品主要投向这些部门。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的rij达到0.3以上，所以煤炭产业产品的主要去向为次产业部门也不足为奇。其次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rij均在0.1以上，表明第二产业很多部门的发展依赖煤炭产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保证，从煤炭产业支持的部门看出，煤炭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中间需求率

煤炭产业的中间需求率反映各产业部门对煤炭产业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与整个国民经济对煤炭产业部门产品的总需求之比。中间需求率越高，其他产业部门对该产业部门的依赖性就越强 。其计算公式为：Gi=∑xij/(∑xij + Yi)（式中：Gi―各产业部门对煤炭产业部门产品的中间需求率；∑xij―各产业部门对煤炭产业部门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Yi―煤炭产业部门中的最终种需求部分；∑xij + Yi―煤炭产业部门的产品总产出）。

计算得知Gi 2002年是0.8057，2007年为0.9586，和Fi一样，有逐年上涨的趋势。2007年，接近96%煤炭产业的产品被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生产中被消费，只有4%作为最终产品投入到居民消费中，这表明其他产业对煤炭产业的依赖很强且逐年上升。不仅如此，煤炭产业部门的Gi较高Fi较低，该产业部门带有原材料产业的性质，即其他产业部门对该产业部门的依赖性较强。这个产业部门在自己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所需其他产业部门的投入较少，不太依赖于其他产业的发展。

二、煤炭产业波及效应分析

煤炭产业的正常运行需要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当然，煤炭产业提供的产品也是其他产业部门正常运行的能源基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当某部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会沿着不同的产业关联的方式引起与其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部门的变动并依次传递，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一过程就是产业波及。

（一）感应度及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反映某产业受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表现为该产业部门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用感应度系数来表示，是衡量某产业后向联系广度和深度的指标,也称前向关联系数。感应度系数大于1或小于1，表明该产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在全部产业部门中居于平均水平以上或以下，且数值越大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拉动能力越强。基于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2002年煤炭产业感应度系数为0.3794，2007年为0.8573，均小于1，表明对经济制约作用较小。2002年煤炭产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居水平以下，是需求拉动力非常小的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非常小。2007年上升为0.8573，仍居平均水平以下，但较2002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对经济贡献力要大了很多，对其上游产业的推动有明显增加。

（二）影响力及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反映某产业最终产品变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出变动的影响能力。它表现为该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能力，用影响力系数来表示。基于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2002年煤炭产业影响力系数为0.7087，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居水平以下，是需求推动力较小的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较小。2007年为1.0081，在全部产业中居水平以上，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生产需求推动力较大，且较2002年有很大的增长；结合产业关联分类标准，属于需求拉动力小供给推动力大的产业部门。同时对上游产业的推动也有明显增加，表明煤炭产业的地位在上升。

三、结论

（一）煤炭产业中间需求大中间投入率小，前向关联度强后向关联度弱

煤炭产业2002年的Fi为0.5616，2007年为0.6847，Gi 在2002年是0.8057，2007年为0.9586。从时间上分析，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结合行业特点，在2002年属于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2007年由于中间需求率上升到0.6847转变为中间产品型企业，仍然属于中间产品，因此该行业的产品主要作为中间产品被其他部门消费掉。也可以说，煤炭产业的发展对其他部门的依赖程度较小，但是其他部门对煤炭产业的依赖比较大。从空间上分析，煤炭产业Fi低Gi高，表明它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强于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且推动和拉动作用都在增强。煤炭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于国民经济发展对煤炭产业的促进作用，推动作用在逐步提高，而国民经济发展对煤炭产业发展促进作用较小但是均呈上升趋势；对煤炭产业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煤炭产业的产业地位有所提高，且在国民经济中处于较重要的部门。从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来看，煤炭产业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部门存在直接的依存关系，它直接依赖于能源、金属等产业的发展，自身作为中间产品也流向某些部门。除了第二产业为煤炭产业的发展提供原料技术支持，同时也应该看到第三产业在服务方面对煤炭产业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从煤炭开采的角度来讲，提高煤炭开采的效率。煤炭产业主要靠自身的产业投入，还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及间接作用较强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所以可以首先提高这些对煤炭产业有投入贡献的产业的效率。国家可以通过增强技术投入力度提高直接煤炭的开采效率，或从技术创新和政府规制等间接方面刺激这些产业的效率从而提高煤炭产业的发展。

第二，煤炭产业为很多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否则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主要为GDP）的增长，还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要素效率提高，表现为各产业在直接和间接关联性中向合理化、高效化演进。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对煤炭产业的重视程度，对于煤炭产业的走向合理化和高效化至关重要。

第三，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煤炭产业的波及效应十分广泛。在煤炭产业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从其他可替代煤炭能源的开发、煤炭价格、国家政策等多个方面看到它们对煤炭行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其他可替代煤炭能源的开发主要是间接地从原材料的提供方面影响煤炭产业的发展，煤炭价格、国家政策等因素起直接作用，如果这些因素积极变动，会对煤炭产业的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制约煤炭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还应适当地倾斜于煤炭产业的发展，以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

参考文献：

[1]徐盈之，吴海明.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水平、产业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动态研究.经济问题，2010.5

[2]刘起运.关于投入产出系数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统计研究，2002.2

煤炭产业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煤炭产业；效率；规制效应；中国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1-0169-08

自1992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以来，国内煤炭资源得到了大规模、高强度开发，煤炭产业在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保障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长期以来，国内煤炭产业的粗放式扩张，导致产业集中度偏低，技术水平不高，矿难频繁发生，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居高不下，“三率”（煤矿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煤矸石与共伴生矿产资源利用率）水平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环境影响巨大。针对这些问题，2007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煤炭产业政策》进行规制，以期能够促进煤炭产业健康发展。可是，2013年以来全国严重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传统煤炭产业被推上风口浪尖。为此，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例如，2013年国务院相继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国家能源局也为《煤炭产业政策》（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由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成为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的当下，科学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并评价现有主要政策对煤炭产业效率的规制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投入产出视角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着重评估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相应的政策含义。

1 文献综述

一个企业需要运用资本、劳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才能生产出产品，因而投入产出视角下的效率可以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两个层面来理解。生产率衡量企业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而技术效率衡量企业对现有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的能力。在经济学中，为了评价此种意涵的效率，往往需要联系“最优”的概念。这里的“最优”是对一个经济系统最优生产行为的描述，代表了最优生产状态下的最大产出或最小成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前沿面或成本前沿面。有了“最优”这样的参考标准，将具体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与其对照，就可了解到该生产者的效率情况，据此找到生产行为无效的根源及程度，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或目标。在方法论层面，Debreu[1]等人首先提出了测度效率的标准方法，效率被定义为最优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值或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的比值。在此基础上，Farrel[2]定义了企业多投入条件下的效率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前沿面的确定有两种方法，即通过计量模型对前沿生产函数进行统计估计的参数法（如SFA法），以及通过求解数学中的线性规划来确定生产前沿面的非参数法（如DEA法）。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目前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企业层面或省级层面的数据，对中国煤炭产业的效率进行了评价。例如，丁哲新测算中国煤炭行业16家上市公司的Malmquist指数时发现，煤炭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有逐年好转趋势，但总体效率水平仍然较低，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投入拥挤问题[3]。杨力等基于集成超效率DEA模型对2008年中国上市企业煤炭板块19个公司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大部分煤炭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许多企业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4]。张曦和赵国浩以2001-2008年我国27个省市煤炭行业为研究样本的结果表明：国内煤炭行业的整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发展趋势良好；2001-2008年期间全国煤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6%，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5]。这些研究所定义的研究对象、样本范围和时期跨度都不同，但基本都认为我国煤炭产业效率并不高。

评价现行政府政策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规制效应，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目前的研究中少见直接研究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但也有一些间接相关的文献。例如，安全生产及其效率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田涛等运用DEA对2009年中国煤炭企业100强中30家的安全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煤炭企业安全投入、整体科研能力与安全效率成正相关，而厂商规模、劳动生产率与安全效率成显著正相关[6]。高艳芬等对2005-2011年中国煤炭企业安全效率进行评价时发现：煤炭企业资源利用率低，人员冗余度高，人均安全投入和研发费用严重不足[7]。除此之外，赵萌通过计算中国1998-2009年3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发现技改和安全投入、管理效率以及滞后一期的技术无效率等因素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

与上述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基于SFA方法着重评估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因此，本项研究在样本代表性、信息容量和数据更新等方面有所拓展，影响因素选取及其研究方法也比Tobit等“两步法”更加科学。

2 煤炭产业效率评价

2.1 方法与模型

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Malmquist指数法，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数据，实证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为此，我们构造一个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产出（y），以企业存量资产（K）和就业人数（L）为投入的Malmquist指数。假设有关于N个煤炭企业100强的面板数据，其中第j个企业t期的投入为xtj=（Kjt，Ljt）′，第t期的产出为ytj。根据Shephard距离函数，可以将基于产出的第j个企业t+1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指数定义为：

其中，（xtj，ytj）表示第j个企业第t时期的投入和产出向量；Dtj表示第j个企业以第t时期的技术st为参照的距离函数（xt+1j，yt+1j）；表示第j个企业第t+1时期的投入和产出向量；Dt+1j表示第j个企业以第t+1时期的技术st+1为参照的距离函数。若M>1，表示从t期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M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Malmqusit生产率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和技术进步指数（TP）的乘积，分解公式如下：

若EF>1，表示决策单元向前沿面趋近，效率改善，EF1表示相对技术进步，TP

在规模报酬变动的假定下，技术效率指数（EF）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和规模效率指数（SE）的乘积，分解公式如下：

PE>1表示在规模报酬变动的前提下效率改进，反之效率下降；PE

2.2 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数据。以2012年为例，中国煤炭企业100强所完成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78%，实现营业收入总额37 778亿元、净利润1 507.62亿元，共投入研发资金523亿元。而且，集中化生产优势凸显，前4家和前10家企业产量分别占全国产量的24.32%和40%。

为了数据采集的一致性，我们对这6年中所出现的100强企业进行统计，共筛选出67家在这6年中均为100强的企业。其中，在观察期间内因企业重组、合并、更名等原因，有8家企业名称有所变化。对于这些新企业，其建立之前年度的各指标值由原企业相应指标值按照销售收入加权求和得到。考虑到后面部分关于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将这些100强煤炭企业相应的安全投入和研发费用指标也统计在内。在经过筛选后的67家企业中，有21家企业的安全投入或研发费用指标值缺失。其中有16家企业的这两项指标值或其中之一缺失比较严重，会对实证结果造成偏差，故不采用它们为样本。另外5家企业只是上述指标值之一在单个年份上有缺失，它们分别是河南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对这5家企业的相关缺失值，我们以相近两年的数值为准、运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根据生产函数理论和煤炭产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我们选取煤炭企业存量资产总额（万元）和从业人数（人）作为投入指标即资本（K）和劳动（L），选取煤炭企业销售收入（万元）作为产出指标（Y）。具体而言，该研究样本是一个跨越2007-2012年、包含51个100强煤炭企业，以及2个投入指标和1个产出指标的面板数据。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煤炭工业年鉴》（2008-2013年）以及国内权威单位公开的中国煤炭工业100强企业相关资料。

2.3 结果与讨论

根据公式（1）、（2）和（3），可测算2007-2012年中国煤炭企业100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相关结果及讨论如下所述。

2.3.1 整个煤炭产业TFP相对稳定，但较大企业TFP高于较小企业

从整个产业水平来看，2007-2012年，我国51家100强煤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上升也有下降，上升幅度略高于下降幅度，但基本上保持较为稳定状态（见图1）。而且根据计算结果，样本期间整个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平均值为1.056，意味着6年间仅增加5.6%，增长幅度较为缓慢。从动态趋势看，2007-2012年，我国煤炭产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于一个缓慢的先上升再下降、接着又上升后下降的平滑型起伏状态，且2012年整个产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0.995，跌幅非常小。这些结果表明，最近六年来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波动或非常明显的进步。

为了观察企业差异，图1中企业序号1-13指的是2012年度销售收入过1 000亿元的特大型煤炭企业，序号14-36为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煤炭企业，序号37-51为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煤炭企业。根据这些企业2007-2012年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布状况，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规模较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普遍高于规模较小企业。这说明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集中度提高有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2.3.2 整个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恶化，但较大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较小企业

根据计算结果，2007-2012年，我国51家100强煤炭企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941，意味着这6年间累计下降了5.9%，处于缓慢的恶化状态。在图2中，对比TFP、EF和TP这几条曲线时可以发现，样本期内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指数“EF”处于最低水平，且技术效率的恶化明显拖累了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进步却对维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面贡献。

从企业差异看，规模较大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明显高于规模较小企业（见图2）。如果将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我们发现样本期内整个煤炭产业的规模效率指数水平最高，而技术效率指数变化趋势与纯技术效率指数较为接近，且与规模效率指数相差较远（见图3）。据此可认为，近年来我国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恶化确实是因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纯技术效率）不高而导致的，而企业规模扩大却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贡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3个收入过1 000亿的特大型煤炭企业中，有9个企业的规模效率提升幅度并不大，其提升幅度甚至还略低于技术效率或纯技术效率；而几乎所有收入过100亿的煤炭企业规模效率上升幅度却相对较高。这个发现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的规模要适中，而非越大越好。

3 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规制效应

这里，我们进一步采用上述51家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面板数据，基于SFA方法检验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我国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

3.1 方法与模型

结合Battese & Coelli的模型[9-10]，并考虑到事先并不知道煤炭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我们采用形式比较灵活、可近似反映任何生产技术的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因此煤炭产业SFA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4）中，Yit表示第i个企业第t年的产出，τ=T-T0为时间趋势变量，K和L分别代表煤炭企业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要素，β为待估参数。误差项由两个独立部分组成：（υit～iidN（0，σ2υ），且独立于uit，用来度量统计误差和各种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如气候条件和运气等；uit代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非效率，非负且独立于统计误差υit。

为了估计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假定uit服从均值为mit、方差为σ2it、在0点左边被截断的正态分布N（mit，σ2it）。其中，mit被定义为：

这里的zit是一个p×1向量，代表影响煤炭企业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δ为p×1的待估参数向量，反映变量zit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对于参数估计方法，用σ2=σ2v+σ2it和γ=σ2it/（σ2v+σ2it）代替σ2v和σ2it，然后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和Frontier4.1软件进一步估计方程（4）和（5），就可以得到β、δ、σ2和γ参数的估计量。参数γ的值处于0和1之间，反映误差项中技术无效率所占比例。如果γ趋近于0，表明σ2it为零，误差项主要来源于不可控制的随机误差，此时煤炭企业可能不存在技术无效率。如果γ趋近于1，则表明误差项主要来源于技术无效率项。

3.2 政策变量及规制效应假设

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实际是一个内生变量，受多种外生性因素影响，宏观上主要受政府规制的影响。结合我国煤炭产业的突出问题和规制重点，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我们从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三个方面检验这些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冲击效应。

3.2.1 技术水平

多年来，我国采取的是“有水快流”的煤炭资源开发政策，导致煤炭产业重数量扩张、轻质量提升，整体技术水平相对不高。正如《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现阶段我国煤炭产业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采煤机械化程度与先进产煤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资源回采率低，部分大矿采肥丢瘦、小矿乱采滥挖，资源破坏浪费严重。2007-2012年间，我国煤炭产业机械化程度虽由45%增加到67%，但与监管目标（75%）还有一定的差距。同一时期，煤矿回采率由47.9%增加到51.5%，但即使与最低监管目标（70%）相比，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我国煤炭产业政策从产业准入、产业技术和节约环保等层面对煤炭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行规制，引导企业加大R&D投入，重视技术创新和应用。那么，R&D投入对煤炭企业技术效率如何产生影响呢？我们认为其影响路径应该为“研发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生产要素改进――技术效率”。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包含员工创新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等两个分路径。具体而言，煤炭企业通过培训内部技术人员、聘用外部专家等，提高员工创新能力，从而优化生产要素集中的劳动（人力资本）要素，进而提高技术效率。例如，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在2011年聘用了28位中级专家及尖端人才，为集团公司的研发队伍注入了强大活力，大大增强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技术效率。其次，煤炭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升级旧设备等提升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以改进生产要素集中的物质资本因素，进而提高技术效率。例如，神华集团2008年成功掌握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产出，也提高了技术效率。2010年，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的21万吨臭煤制油项目告捷，将原本弃采的劣质高硫煤再利用，凭借技术效率创造了“额外”收益。

因此，凭经验和观察，对于体现技术水平规制的R&D投入，如果煤炭企业将收入中的较多部分用于R&D投入，预期能够对技术效率产生正效应。我们以煤炭企业年度R&D投入经费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重（Zrd）代表煤炭生产的技术水平。

3.2.2 安全生产

长期以来，在我国煤炭需求总量和产能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煤炭开采中的利益纠葛、寻租性腐败、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交互影响，导致矿山安全保障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和矿难频发。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从2002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共发生煤矿矿难20 489起，共死亡43 926 人，平均每天有 12 名矿工死于煤矿各种矿难，由此煤炭常常被比喻成“带血的黑金”。虽经过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和“关停并转”等系列政策的实施，近几年来煤矿安全问题有所好转，但仍然相对较高。2010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仍然为0.749，2011年降为0.564。2013年，百万吨死亡率再次降至0.293，历史上首次降至0.3以下，但仍是美国的10倍。

近10年来，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6部、部门规章30多部，陆续制定修订煤矿安全标准和煤炭行业标准400多项。我国煤炭产业政策也重点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进行了规定，而企业对安全规制的主要反应就是加大安全经费投入。那么，煤炭企业的安全投入对技术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煤炭企业的安全投入通过安全生产能力这样一个中间变量来影响技术效率，即作用路径为“安全投入――安全生产能力――生产要素改进――技术效率”。其中，安全生产能力从安全软件和安全硬件上体现出来。一般而言，煤炭企业的安全投入可以划分为劳动用品投入、工业卫生技术投入、宣传教育投入、保健投入以及安全技术设施投入、修复投入等。其中，前四项可以改善员工的劳动环境、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也即通过安全软件的提升来优化人力资本这一要素，进而提高技术效率。后两项能够提供并保养企业的安全设备和生产设施，也即通过安全硬件的供养来提高物质资本这一要素的利用率，从而提高技术效率。然而，煤炭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安全投入在短期内明显增加了成本但并没有导致产出明显增加，因而短期内可能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升。

因此，体现安全生产规制的安全经费投入对技术效率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效应，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为了检验该未知效应，我们以煤炭企业年度安全投入经费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重（Zse）来代表煤炭安全生产水平。

3.2.3 清洁生产

传统的粗放式煤炭生产对环境影响大，而煤炭清洁生产可以缓解这种影响。2008年11月，国家环保部《清洁生产标准――煤炭采选业》，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我国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原煤入选率是体现煤炭清洁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为了实现煤炭清洁生产，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原煤入选率的监管。国土资源部2012年9月公布的《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试行）》，规定煤炭矿山企业的原煤入选率原则上应达到75%以上。根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公开的数据，世界主要产煤国家在上世纪的原煤入选率都达到了70%以上，发达国家入选率达到85%-90%，而我国原煤入选比重偏低。在原煤入洗发展最快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原煤产量增加了11亿 t，而同期原煤入选量只增加了9亿 t，选煤发展还赶不上煤炭产量的增加；动力煤入选率还不到40%。从时间趋势看，2005年我国原煤入选率为31.9%，2012年增加到55.4%，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离监管目标（75%）还相差19.6%。

加大原煤入选率有利于煤炭清洁生产和促进煤炭清洁化利用，但会提高企业成本和影响企业绩效。然而，如果政府从整个煤炭产业链和消费链都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势必在长期内有利于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提升。因此，原煤入选率水平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会带来何种冲击效应，还有待实证验证。我们以煤炭企业原煤入选率（Zrx）代表煤炭清洁生产水平。

3.3 实证结果

采用软件Frontier 4.1对2007-2012年我国煤炭产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来看，估计结果良好，方程显著，值为0.939 8，表明SFA误差中有93.98%的成分来源于技术无效率，不可控因素很少，因而采用SFA模型是合理的。而且，对照相关参数估计值也可发现，本文关于SFA函数形式的设定也是恰当的，它较好反映了煤炭企业生产技术非线性以及技术无效率随机、外生性因素影响明显等基本特征。

从表1可以看出，政策变量技术水平（Zrd）、安全生产（Zse）和清洁生产（Zrx）的估计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R&D投入、安全投入和原煤入选率确实对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产生了明显影响。

技术水平变量（Zrd）的估计值为-16.81，意味着当整个煤炭产业R&D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将导致技术无效率下降约17个单位。换言之，煤炭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R&D投入，能够显著提升技术效率约17个单位。这表明我国煤炭产业政策中的技术水平规制确实有利于提高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

安全生产变量（Zse）的估计值为37.07，说明安全投入对煤炭产业技术无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也就是说，当安全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无效率增加约37个单位。换言之，煤炭产业增加安全投入并没有显著提升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反而在短期内拖累了技术效率。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煤炭产业政策中的安全生产规制对整个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带来负面冲击。当然，安全投入在短期内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可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环境和降低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煤炭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速度较为缓慢，安全投入在短期内明显增加了成本但并没有导致产出显著增加，因而短期内拖累了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安全投入或许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才能体现出显著的效果，甚至它必须与技术进步一起才能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正面效果。

清洁生产（Zrx）的估计值为39.37，说明原煤入选率水平也对煤炭产业技术无效率具有明显的正面“贡献”。与就是说，当原煤入选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无效率增加约39个单位。换言之，提高原煤入选率水平并不利于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提升，与安全投入一样反而在短期内拖累了技术效率。短期内，提高原煤入选率会明显增加煤炭企业成本，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冲击。但长期内凭借煤炭产业链低碳化和价值链延伸，煤炭清洁生产的长期经济效应将会显现。因此，推动煤炭生产的清洁化有利于倒逼煤炭产业提高技术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水平，促使传统煤炭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科学化的现代煤炭产业转变。

4 结论及政策含义

对于肩负国家能源安全的煤炭产业，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其效率水平应该是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本文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基于SFA方法重点评估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样本期内，我国煤炭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但技术效率却出现了恶化趋势。2007-2012年间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平均值为1.056，增长幅度较为缓慢；而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0.995，跌幅非常小。这表明最近六年来我国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波动或非常明显的进步。2007-2012年我国煤炭产业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941，处于缓慢的恶化状态。而且，对比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时可以发现，样本期内我国煤炭产业的技术效率指数处于最低水平，技术效率的恶化明显拖累了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进步却对维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面贡献。

（2）规模较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较小企业。样本期内，年度销售收入1 000亿元级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100亿级规模企业，而100亿级规模企业又高于10亿元级规模企业。将技术效率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时发现，样本期内煤炭产业的规模效率指数水平最高，而技术效率指数变化趋势与纯技术效率指数较为接近，且与规模效率指数相差较远。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的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集中度提高有利于提升整个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比较企业之间的规模效率时发现特大型企业的规模效率却不一定高，说明煤炭企业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适中。

（3）技术水平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正向效应明显，而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的负向效应明显。技术水平（Zrd）的估计值为-16.81，意味着煤炭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R&D投入，能够显著提升技术效率约17个单位。而安全生产（Zse）的估计值为37.07，说明当安全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无效率增加约37个单位。清洁生产（Zrx）的估计值为39.37，表明当原煤入选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整个煤炭产业的技术无效率增加约39个单位。短期内提高原煤入选率会明显增加煤炭企业成本，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冲击；但长期内凭借煤炭产业链低碳化和价值链延伸，煤炭清洁生产的长期经济效应将会显现。

上述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①考虑到煤炭产业肩负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煤炭产业政策应将提高煤炭产业效率水平作为主要规制目标，规制手段应以尊重市场机制和提升煤炭企业经营绩效为基本原则；②煤炭产业政策应设定短期和中长期战略目标，短期内要鼓励煤炭企业加大R&D投入以发挥技术效率的技术水平规制效应，而中长期要引导企业有计划、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加大安全投入以避免“暴饮暴食”和“消化不良”；③应重视采用经济手段鼓励煤炭企业提高煤炭入选率，以促进煤炭清洁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的构建；④应在目前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集中度政策效应已显现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扶持适度规模的中大型煤炭企业和关停并转小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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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产业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规制偏好；纵向关系；产业势力；煤炭产业；电力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75―08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研究者对煤电产业(本文特指煤炭与火电产业)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电煤需求波动、价格的双轨制、运输环节的瓶颈等方面，并认为电煤矛盾是导致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实施基于市场化改革的价格并轨，分析的主旨也在于设计“电煤”价格和电力价格的联动机制。产业的规制者也接受了这些理论研究的建议，从2005年开始实施“煤电价格”联动以缓解二者的长期矛盾，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煤荒、运紧、电荒”的局面延续了三年多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进入2008年，“电煤”供求关系在气候、地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以至于有关部门基于惯性思维决定采取冻结电煤价格这一严厉的措施。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解释为什么规制者会长期偏好电力产业?实现这一偏好的工具是什么?以及它们对上下游关系扭曲的影响。研究表明，对“GDP”效应的偏好、产业势力的不对称以及规制者自身“效率”的存在是导致煤炭和电力产业关系被长期扭曲的根源，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不被消除或弱化，就难以实现煤电关系的长期和谐。对特征性事实的实证检验，既验证了理论假设，也成为提出政策建议的立足点。

二、理论和假设

(一)GDP效应与“资源的诅咒”假设

基于前苏联工业化战略的成功经验，新中国也将发展重化工业作为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基本道路。这种模式因为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霍夫曼定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理论支持，加之中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改革开放后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并与新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支点。在这种模式下，要素特别是稀缺性的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往往成为一种必然，原因在于这些资源在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中，属于所谓“中间投入品”，它们直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小于使用它们的其它生产部门，只有人为抑制要素的价格，引致GDP效应更高的其它产业对它们的大量使用，才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全社会的净产出。当这种战略与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获得国外需求或资金供给相结合时，扭曲的程度会被加重。这一发现已经被吴敬琏、刘世锦等人在分析中国传统增长方式时提出的“旧型工业化道路”、“低价竞争模式”所验证。

“资源的诅咒”理论则为我们理解煤炭产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原因在于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或国家，会将更多的资本从制造业向资源产业转移，从而削弱了具有正外部性的制造业的成长，最终削弱整个经济的竞争优势。徐康宁和王剑、邵帅和齐中英的研究发现，我国的资源富裕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其它地区。对全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山西省的案例考察，启发我们将“资源诅咒”假设延伸到产业层面。我国煤炭产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初始投资的资本密集和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规模报酬递增。这样在整体增长模式给定的条件下，煤炭产业的产出越多，价格会受市场的引导自动向下调整；而当供给不足时，政府会倾向于通过少量的补贴获得必要的产出。除非经营环境或定价机制发生较大的改变，否则煤炭产业缺乏提高产能或改善生产技术的能力和激励。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也使经济增长或产业发展的效应被“外化”，诅咒机制的效应也会放大。

假设1　在投入驱动和低价竞争模式下，富裕资源的价格会受到来自体制的扭曲，进而使产业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二)利益集团假设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关注利益集团对竞争政策的影响，奥尔森从“搭便车”的动机出发，认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从集体目标出发，付出更多的个体努力，从组织活动中获得较多的收益。施蒂格勒提出了一个相对规范的规制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规制或许正是一个产业积极寻求的，也可能是强加于它的”。他指出除了直接的货币补贴或进入限制外，产业往往还会谋求国家对那些能影响它替代物和补充物的干预，例如航空业积极支持政府对机场的补贴、建筑业对节能材料的排斥等。依此类推，政府对“电煤”价格和数量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电力产业争取的结果。皮尔兹曼和贝克尔分别从规制者利益最大化和利益集团博弈两个视角，分析了哪些产业易受规制、规制的工具，以及集团压力的程度和形式对均衡的影响等问题。对若干产业的案例分析也发现：集中或严密的生产者比消费者更能从规制中获得效用的提高。以拉丰和梯若尔为代表的新规制经济学，则基于委托一的框架，分析了生产者与规制者合谋的内在激励。就具有公共产品或普遍服务特征的电力产业而言，生产者可以通过扭曲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直接或间接促使政府对相关产业进行干预。相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度比较均匀的煤炭产业，电力产业是国有企业主导下的寡头垄断结构，政府也会通过价格、税收或对进入的限制，来维持和保障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对电煤价格的长期限制就成为一种必然。

假设2　基于利益集团理论，为确保受规制的电力产业的利益，对其关键投入品“电煤”的价格或数量进行干预，就成为规制者的工具之一。

(三)规制者“效率”假设

煤炭产业的产权结构改革一直处于所有重化工业的前列，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和个体煤矿的产出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超过“统配煤矿”的比重。为什么在放开其它产业用煤价格的同时，还要对火电用煤进行数量和价格的双重干预，除了假设1和2所提及的原因外，也应考虑政府主管部门对规制工具的偏好。在电价长期受严格干预、煤炭费用占火电成本70％左右的条件下，要保障电力供给的稳定，应设计出合理的电价结构，确保电力投资必要的回报率。这就要求规制者对该产业的成本构成、生产技术、消费需求有近乎完全的了解，并能够观察到企业的实际行为，即二者之间的合约是可行和可实施的。这些前提条件在计划经济阶段也不曾完全满足过。因此，规制者只能寻找可替代的方式，对关键投入品的“电煤”价格或数量的限制就成为一个次优的选择。

我国电力价格的干预权并没有配置给专业化的规制机构，而是与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部门捆绑在一起，电价在一定范围内也是调节产业投资和能源消费的政策工具，因而为缓和电价变化对下游相关产业的影响，控制电煤也会成为主管部门的选择。

假设3　基于规制者“效率”假设，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干预煤炭产业的价格是对直接调节电价的一个替代性工具。

三、基于特征性事实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整理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煤炭和电力产业的汇总性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和《中国电力年鉴》，其中1995年之前的数据选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统计资料》。煤炭价格、电煤成本和产业集中度等指标，主要依据《中国物价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和已有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二)粗放增长、纵向位置差异与煤炭产业的长期劣势

1、传统工业化模式与能源产业的价格抑制

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是一个得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支持的客观存在，在该模式下，必然形成对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源品的过度依赖。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效率的前提是生产函数缺乏成本约束，即资源品的价格没有起到优化配置的信号作用。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也需要抑制需求或扭曲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来对重工业予以补贴，对煤炭、石油、粮食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予以人为的压低也是一种补贴手段。粗放模式必然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目标，要保持那些高GDP效应产业的发展，在刺激需求的同时，还须提高投资的回报，以获得必要的投资率。在市场机制下这一过程是由价格或市场完成的。改革开放之初，鉴于电力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和先导的地位，国家有关部门很早就提出了“电力先行”的主张，并辅之以税收、价外费和加速折旧等政策予以扶持。考虑到煤炭支出占火电成本近70％的比重，在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已并轨后，占据煤炭总产出50％以上的统配煤矿价格仍有95％以上属于所谓国家定价，这些煤矿的产出在满足火电行业对廉价燃料需求的同时，还要保障钢铁、冶金、化工、机械加工和电子制造等高产值行业的发展，煤炭的价格势必受到严格控制。

2、投入的GDP效应差异与煤炭产业的劣势定位

在粗放增长模式下，对煤炭产业的抑制并不意味着对其产能的限制，而是主张煤炭工业创造的收入在制造业和轻工业中实现，即所谓生产资料的低价政策。已有的文献主要局限在对煤炭和电力合理价格的比较上，而未能从两种能源在投入一产出的纵向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寻找答案。

如表1所示，按照三位数的产业代码，我们计算了煤炭和电力消费的买方集中度。煤炭的下游主要包括电力、冶金、建材和化学等四个行业，1980年至今两类集中度指标都在显著提高，属于典型的买方主垄断结构，且后者的产出以生产资料居多。电力产业则不尽相同，买方势力呈现不断下降或分散的趋势，使用的行业分布较均匀，多数是最终消费品的提供者，因而电力产出的GDP效应远远大于煤炭产业，压低煤炭价格的动机会增强。

上述事实表明假设1是存在的，即追求“GDP”效应的增长模式是煤炭和电力关系扭曲的根源之一。问题在于从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出发，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选择：要么压低煤炭的价格，引导电力的投资；要么同时压低电力和煤炭的价格，以补贴下游产业。为什么政府选择了前者?下面的分析将提供一个基于利益集团竞争的解释。

(三)市场结构与组织模式双重不对称下的规制者偏好

1、市场结构不对称与中间品讨价还价能力差异

煤炭和电力产业的组织结构在我国长期处于不对称的状态，这是产业的生产技术特征和政府干预的产物。煤炭产业具有显著的区位性，其市场范围也受运输能力和成本的限制，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呈现出区域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的国家所有和使用权的多级配置导致产业的集中度很低，无法体现出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大型煤炭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几起几落，特别是乡镇和个体煤矿的快速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产业的整体实力。图1给出了煤炭产业的生产集中度的长期变化，很明显，按照传统的贝恩标准来衡量，属于竞争型的结构。这种状态既体现不出煤炭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的技术特征，也与该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相吻合。相反，电力产业独家办电的格局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因“全民办电”的政策而有所松动，但原有电力体系内的投资(即国家队)处于主导地位。由电力工业部发电业务重组而成的国家电力公司的市场份额一直在60％以上，2002年电力产业纵向拆分后，五家独立发电企业的占有率还维持在50％左右，远远高于煤炭产业CR8。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图1只计算了电力产业最大企业华能集团自成立以来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在神华集团未成立以前的10年间，华能集团一家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煤炭产业的CR4，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神华集团的大规模兼并重组，煤炭产业的集中度也不会在2001年前后发生逆转。

煤炭产业结构的松散还源于企业所有制多元化导致的利益冲突。按照所有制结构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来判断，煤炭产业是所有能源行业中市场化最充分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乡镇”平分秋色的格局，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煤矿和地方煤矿的大规模改制，非国有煤矿的产出一度超过了24家统配企业的总和。但是，在煤炭市场处于“双轨制”，特别是政府依旧对电煤进行价格和数量干预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煤炭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就“煤电”产业关系而言，大量游离于政府规制之外的乡镇小煤矿，反而成为火电企业赢得定价权的“蓄水池”。当计划价格高于市场价时，火电企业会选择降低直供电煤的比例；而当计划内价格降低时，又会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增加调配的规模。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几次“煤电”矛盾都与这种产出结构和价格机制的不匹配有直接的关系。2001年以来，国家将下放到地方的大型煤矿的所有权统一到国资委后，加大了煤炭企业的整合力度，随着大量存在安全和环境隐患的小煤窑被强制关停，中央所属电力企业在煤炭市场中的谈判地位随着电煤的再度短缺而强化。上述事实表明，在市场集中度和所有制两方面，电力产业都具有相对的优势。

2、产业管理体系与集团影响力

奥尔森认为产业是天然的利益集团，其政治压力的效用与组织管理方式直接相关。按照这一思路来分析煤炭和电力产业作为一个集团影响政府规制政策能力的高低，可以更好的解释政府管理体制在二者关系扭曲过程中的作用。

煤炭产业的主管部门历经了从煤炭工业部、能源部、煤炭工业局到安全监督总局的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了专业管理以安监局为核心，价格、投资和行业规划等经济性业务被国家综合管理部门接管的局面。为适应这些变化，产业原有主导企业的所有者的身份也经过了两轮大的“下放和收回”，这在无形中分散了产业的积聚能力，也疏远了与管理者的关系。在我国特殊的“政府-企业”关系体制中，缺少了能够代表行业利益的专门机构，当存在与其它强势部门的矛盾或纠葛时，就会导致政策性支持或租金的减少。

电力产业的管理体系在表面上也历经了类似的过程，初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模式向专业化监管、政府宏观协调和大企业主导的转化，但市场机制的缺失和部分业务垄断的存在，使电力

产业无论是在市场结构、集团势力还是规制偏好等方面，都比煤炭产业具有影响力。

总之，基于对产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充分说明了集团势力会影响规制机构对煤电产业的偏好，即利益集团假设的存在。

3、规制者干预方式偏好的分析

政府对电煤价格的长期干预，导致了二者在纵向产业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巨大差异。政府曾先后对电煤价格通过统一定价、双轨制、国家指导价和双边磋商等方式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干预。

为什么管理者比较偏好使用价格干预方式来协调煤电关系，而非设计出一个二者都比较认可的动态机制?主要原因在于电力产业竞争模式的引进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由于输配售垄断和发电领域寡头垄断的同时存在，电力产业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特殊领域。在下游产业缺乏通过竞争消化或转移成本的前提下，煤炭和电力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电力和政府的博弈。从保障和稳定电力供给的目标出发，政府既有在波动较大时干预电煤市场的激励，也掌握了干预的手段。价格限制的短期效应明显，与直接调节电价相比社会负外部性也很低。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通过企业所有者的身份，以及对铁路运输这一关键资源的控制，迫使煤电双方执行干预措施。这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直接的干预对规制者而言具有可行性和可实施性，即假设3是成立的。

四、煤炭和电力产业关系扭曲的效应分析

煤炭和电力产业关系的扭曲存在多种表现形式，例如煤炭产业的有机发展被抑制、产业自生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下面以电煤价格变化为主线，描述性地说明关系扭曲的多重后果。

(一)煤炭和电力产业总体能力差异的比较

在中国一次和二次能源的结构中，煤炭和电力分别居于主导地位，但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截然相反。从1980年到2006年。二者总产值的绝对值都实现了超过100倍的增长，增速也经历了两次u型变化过程，这与中国工业增长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和2005年以来所表现出的重化工业趋势是一致的。但由于比价不合理，在工业体系中煤炭产业的地位远远低于电力。对二者增加值的比较也可以得到近似的结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煤炭产业的产值增加率开始缓步上升，并超过了电力产业，除了由于自身稀缺性提高导致的价格提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理念下，诸如资源、劳动力成本和行业转换费用等在煤炭成本核算中得到了逐步的体现(见表2)。

(二)电煤价格扭曲与上下游利润率变化

煤炭价格规制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上下游的盈利能力。具体而言，在计划内电煤比重很高的时期(1985-1993)，电煤价格偏离市场电煤价格的幅度越大，煤炭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随着电煤的数量计划被重点电煤合同量所取代，以及后者比重的显著下降，电煤价格扭曲的幅度虽然还在拉大，但对煤炭行业的作用已经不明显。2002年至今，电煤市场价的不断攀升成为二者利税率发生相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在利润和税收总量上，煤炭产业还低于电力产业，但如果减掉回报率低的水电业务，并考虑煤炭产业享受了一定的政府补贴，煤炭产业盈利能力改善的实际程度会减小。(见图2)

(三)要素价格扭曲与能源使用效率

由于低煤炭价格的实施，使得需求无法对价格做出合理的反应，电力产业在配置生产要素和选择生产技术时，不会过多地考虑煤炭成本的变化。具体的表现就是火电装机容量、发电用煤的超常增长，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未伴随着生产技术效率的同步提高或能耗的显著下降。如图3所示，从1980年到1993年国家决定放开电煤价格之前，发电单位煤耗从每千瓦413克，降低到384克，降幅仅为7％，而同期电煤的消费量增涨了4倍多，电煤比重也增加了10％。2002年以来由于电煤平均价格在快速增加，低价电煤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要素价格对生产技术选择的作用才显现出来，发电煤耗急剧下降到343克左右。据此测算，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大同煤矿。即便如此，且前我国发电煤耗的平均水平超出德国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近1.1倍，价格的激励作用仍有待挖掘。

煤炭产业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修理费；煤炭企业

旧企业会计准则由于考虑到权责发生制原则，规定企业生产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可以进行待摊或预提直接计入当期“制造费用”中，允许将其资本化处理。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固定资产修理费在会计处理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不符合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确认条件的修理费用计入当期费用，不再采用预提或待摊的方式核算；二是：修理费用支出计入当期的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也就是在企业的产品成本和劳务成本中不包含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前者出于会计重要性及谨慎性原则，防止人为操纵会计信息，虚列成本费用，扰乱会计核算，但是，后者把修理费用支出全部划入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就显得不合情理了。现以抚矿公司报表数据为依据，浅析该会计处理变更后的影响。

一、抚矿公司的基本情况

抚矿公司是以煤炭开采加工销售为主和油母页岩炼油销售为辅的多种经营模式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其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固定资产的使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抚矿公司2013年实现利润1.6亿元，收入5.5亿元，成本支出3.9亿元。表1为其成本构成。

该企业煤炭生产方面的固定资产原值10.8亿元，运输方面的固定资产原值1.9亿元。2013年只有3台采矿汽车、1台10立电铲进行了技术改造和1台韶峰电力机车进行了技术改造，发生的费用符合固定资产后续支出条件，通过在建工程，取得固定资产，在以后会计年度提取折旧额摊销到相应的成本中去。其它的修理费用1.29亿元均计入到管理费用中核算，而这些修理费用仅有0.05亿元属于管理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发生的修理费用。最直接的影响是降低了煤炭产品的成本和企业的运输成本，在企业管理目标考核中，直接影响到了产品的定价。2013年生产原煤115万吨，单位成本是167元/吨，而实际上把修理费放进去，煤炭单位成本则为252元。抚矿公司是一个建国前就开始开采老煤炭企业，煤炭开采、提升、选煤所使用的固定资产有90%是老旧超龄设备，年折旧额只有5000万元，大大降低了煤炭成本。采矿大汽车更换一条轮胎就需要11万元，每条只能用6个月；煤矿开采边坡区域的不稳定性使得提升系统处于经常性维护的状态，维修费用巨大，这些都应计入煤炭产品成本才更具有合理性。

二、固定资产修理费会计处理变更后的影响

固定资产具有价值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是煤炭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等必然会出现故障或毁损的情况，所以必须对其进行检修，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及厂房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所发生的费用与生产的产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概而论的将企业所有的修理费全部纳入期间费用进行核算，显然不是很合理。

第一，与正确划分成本费用与期间费用相违背。成本费用是指为产品生产或提供劳务发生的应由产品或劳务负担的费用。期间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个特定产品成本的费用。由此可见，固定资产如果不是为生产产品或劳务提供发生的，所发生修理费应该计入到期间费用中；对于固定资产发生的修理费很难确认其具体归属的产品或劳务，可以将其归入到期间费用中核算。但是，如果将可以明确具体的产品或劳务的修理费，划入到期间费用中核算，显然违背了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核算的原则，使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核算不合理。

第二，企业固定资产所发生修理费用计入到期间费用中，与固定资产持有期间所发生其他费用的处理不协调。固定资产在持有和使用过程中，要发生折旧费用、保险费、电费、燃料、检验费、租赁费、修理费等等。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用于生产过程的固定资产所发生的折旧费用、保险费用以及能耗费用或租赁费用等进行对象化处理，计入所归属的产品成本或所提供的劳务成本中，而只有固定资产修理费在发生时不对其进行对象化区别计入成本而作为期间费用计入到管理费用中，这就明显与生产中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的处理不协调。

第三，对煤炭企业这种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占产品或劳务成本比重较高行业来讲，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在发生时一次全部计入期间费用，如果将企业固定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修理费用完全刨除在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之外，其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就不能完整地反映固定资产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真实的使用状况及消耗程度，将降低煤炭企业报表数据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从而影响了煤炭企业的以后的生产经营决策。抚矿公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煤炭产品生产中，含修理费的吨煤成本是252元，不含修理费的吨煤成本是167元。所以，煤炭成本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明显降低。抚矿公司在承担煤炭、矸石、页岩运输的过程中，运输总成本0.7亿元，修理费就占了0.31亿元，占运输总成本的44%，如果不将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进行对象化计入运输或装卸劳务成本，就会使所计算的成本不完整。

第四，将固定资产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修理费全部计入到管理费用中，则产品成本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全面，不利于煤炭企业日后对成本费用的控制与管理。加强对成本费用的管理、合理降低成本费用是企业管理中不断追求的目标。煤炭企业生产用固定资产的管理、使用以及维修通常由生产部门负责，如抚矿公司就是将电机车归机务段使用和管理，铁路归工务段使用和管理，采矿汽车归汽运段使用和管理，提升系统归提升段使用和管理。如果将生产用固定资产修理费计入管理费用而不是进行对象化处理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也就是说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中并没有反映出固定资产的耗费水平，这显然不利于煤炭企业对这部分费用的管理与控制。

三、对煤炭企业固定资产修理费用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为了能够真实的反映煤炭企业的产品成本几劳务成本，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精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就必须对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是否与生产产品紧密相关进行专业的判断。若煤炭企业的挖掘机械、蒸汽锅炉等这些一线生产设备，即某些产品生产必需的特定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修理费应计入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中；若煤炭企业那些不直接服务于生产经营的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修理费，与特定的产品生产或劳务提供不存在直接关联，而与一定会计期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应将其直接作为期间费用处理不再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

根据成本会计费用的划分原则，对于煤炭企业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是计入产品或劳务成本还是期间费用，可以按照其与所生产的产品或所提供的劳务的关系来明确其归属。详细过程见下表2。

综上所述，对于直接作用于生产产品的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修理费，只有充分的将其对象化处理，明确分摊到其所应属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中，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产品的成本构成，也为煤炭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卢佳u，韩城义.从成本管理角度分析固定资产修理费处理方法变更的利弊[J].财会月刊，2012（1）

[2]朱炜.大型煤炭开采企业成本分析研究[J].会计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