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制度创新 民营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

制度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于1971年共同出版了《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创新理论。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现存制度下潜在的获利机会引发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为了获取这种潜在收益而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突破。当人们认为这种潜在收益大于制度创新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诺斯将制度创新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团体或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新引起的创新活动。

西部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随着加入WTO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国有企业脱困之后，西部民营企业更是受到两面夹击。西部民营企业更会在市场规模、产品技术、人力资本的引入，融资渠道等多方面受到严峻的考验。其中家族管理是制约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大多数是独资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制管理。这种企业在创业阶段由于产权清晰、市场化程度高、历史包袱轻、家族成员由于亲情关系结成牢固的集体，企业极具竞争力。但是，随着企业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管理日益复杂、企业财富分配，家族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家族成员随着企业发展，必将发生变更，导致企业内部产权关系不明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创业初期，那种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精神将不复存在，追求对企业财产的更多占有，就成为很多企业家族成员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通过暴力解决，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依靠国家政策企业敢闯敢拼的精神，使企业形成一定规模。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主由于本身文化素质较低(据1995年私营企业调查，私营企业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只占其总数的18.4%)，难以领导企业继续发展，需要聘请职业管理专家管理企业。但大多数家族经营的民营企业对外来人员缺乏信任，难以委以重任，致使管理专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外来管理人员只是企业雇用者，不可能拥有企业一定股仅，因此，缺乏对企业长期利益的关注，产生短期行为。所以家族经营的民营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外脑发展企业，难以形成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企业由于缺乏需要的人才也会停滞不前，甚至衰败。

家族经营企业由于产权主体单一，资本难以扩张。据调查统计，在民营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货款等外源融资占10.7%，这种状况无疑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只有高起点、大投入才能占领市场，单靠内源融资显然难以做大企业。民营企业主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制约，通常排斥外来资本进入，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发展速度较慢，这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大多实行家族领导，企业关键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任，难以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民主的决策机制。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单靠经验管理和个人决策，难以避免决策失误，而依靠家族成员控制企业关键部门的做法，使企业更难形成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导致许多民营企业管理混乱、决策失误频繁的主要原因。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要想同逐渐摆脱困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外跨国大企业竞争，并想取胜的话，就必须实现由家族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变，由个人决策向民主科学决策转变，由冒险投机转向重视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制度创新理论对西部民营企业的启示

制度创新动因来自于预期收益、市场规模变化、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制度创新就是打破旧的制度均衡而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制度创新主体中个人、团体、政府有关不同的创新优势，西部民营企业一定要根据市场规模、生产技术及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变化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引入新的组织管理形式，进行新的要素组合，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同时争取政府支持。制度创新一般是要支付成本的，西部民营企业必须权衡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把握创新时机，有效控制制度创新风险。

虽然西部民营企业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企业创新方面，西部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要进一步推动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打破制约其发展的桎梏，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引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西部民营企业只有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种新要素，建立规范的公司制，从家族式管理的困境中走出来，才能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经营决策机制。

西部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民营经济地位的确认，肯定其在我国整体经济中的作用是与国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西部民营企业已有了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地位，有利于他们树立长期的发展观念。同时，也有利于民营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帮助投资者树立长期的预期和雄心，看好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已有明显地改善，但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企业制度尚需完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民营企业只有实行规范公司制才能彻底摆脱家族制的管理，使民营企业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决策机制。民营企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形成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重大决策由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负责公司日常决策；监事会是监督机构，保障公司有序经营；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并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民营企业实行公司制有利于高层管理人员尽职尽责，保证真正有才能的企业家占据经营决策岗位。1999年主营燃气灶的民营企业华帝集团七位创业老板主动下岗。同时，也有利于改变民营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管理，彻底摆脱家族管理的怪圈，进行规范管理。

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有利于民营企业产权多样化和提高民营企业的筹资能力。西部民营企业60%-70%是独资、合伙企业。企业资本严重依赖自我积累，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在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吸引外来资本迅速发展自己，实现规模经营，就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近年来，我国有一些民营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或吸收国外风险投资壮大自己。1992年2月广东民营企业―侨兴环球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同年12月裕兴电脑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深圳金蝶软件科技公司1998年在同业中首家引进国际风险投资等。这些民营企业将筹集的巨额资本用于企业改造、扩大规模、开发新的高科技产品，使企业跳跃式发展。

西部民营企业只有实行公司制的制度创新，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加盟企业，增强企业的人力资本。21世纪毕竟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要引进和留住人才必须要有良好制度环境予以保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全市拥有1200多名博士，其中华为公司就拥有其中的500位，人才的优势使华为公司的产值由初期的几百万元增长到几亿元，人才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核能。规范的公司制，并具有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但使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工资报酬，而且通过期权、期股的形式对人才进行奖励，把员工的报酬、年薪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紧密挂钩，股价因员工的辛勤努力而上涨，员工和股东都从中受益，股价的上涨又进一步转为企业内部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高。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规范的公司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利于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个人所有、合伙所有到股份公司占有的演变。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私人垄断资本几乎全部采取大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联合形式。国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证明了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另外，根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组织形式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限责任公司在获得贷款的比例上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合伙企业中获得过流动资金贷款的比例依次为：36.9%、29.2%、30.9%)也更多。在决策形式上以董事会为主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西部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策略

西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不过，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广大民营企业的参与。

政府应加强教育，促进广大民营企业主转变旧观念放弃家族经营。中国一向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家族管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占主导地位。许多民营企业主担心改制，会使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愿看到外人接管自己的企业。因此，很多民营企业主虽然自身素质较低，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仍不愿走公司制的道路，排斥外来资金的注入，期望依靠企业自我积累，发展企业。政府应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揭示家族经营的诸多弊端，宣传现代公司制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力表彰那些积极改制、主动让贤的民营企业主；转变广大民营企业主的思想观念，接受现代企业制度，放弃过时的家族经营管理。

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有可能为企业内的权力分配、科学决策、资金筹集、有效经营管理等提供基础，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民营企业采取公司制、比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更有利于企业发展。政府应在资金供给方面给予公司制企业更多的优惠，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国内早日建立二板市场、降低企业上市门槛，允许更多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扩大规模，发展企业。同时，政府对公司制企业在引进大中专人才方面给予方便，使公司制企业在税收减免、科技研究等方面给予照顾。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改制，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

西部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财产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由企业所有者决定，政府予以引导。对那些规模较大、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到国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更多民营企业则可以选择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还可以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等。因此，民营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然，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一些较小民营企业仍然可以继续实行家族经营。

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第2篇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摘　要：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形成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是制度创新，而核心价值观又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互动发展。

关键词 ：制度创新；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中图分类号：D60；B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236-02

当今我国正处在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充斥着人们的思想，难免会存在着功利思想、拜金思想、贪欲思想等价值观扭曲的思想现象，这一切思想的根源都是社会价值观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责任价值的缺失，这也在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社会管理机制的欠缺和漏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正是改革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强烈要求，它的践行有助于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对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友好和谐的交往关系，建立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环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当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

一、制度创新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一）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1]

人类社会所有创新活动都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一切创新活动的动力，是政府部门通过创设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潜在价值所制定的规则、制度和政策法规。也是人们在目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实现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经济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等创新都是在制度创新之后得以进行的，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此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所以，制度创新应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形成，是对本民族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和总结，是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凝练，而且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对正在运行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必须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体系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国家制度的创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决定着其国民的素质，国家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其公民形象的塑造。国家制度的创新同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密切相关，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对应的制度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起来。并且文化教育、舆论宣传、社会导向都围绕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教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起来，社会才能稳定、持久的向前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

（三）制度创新与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互动关系。制度创新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核心价值转化为制度机制才更有生命力；制度的建构与改革创新又决定价值观践行的效果，价值观教育需机制保障；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同时对进制度改革创新又起促进作用。

第一，制度创新是在公共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的设计和安排也是公共价值观的体现，制度本身的内在精神和品格也包含一定的价值观。马克斯·韦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精神，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一套经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而后者则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文化观念。”[2] 新的价值观的践行是现实社会制度的折射，并且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正如贝尔指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3] 。

第二，制度创新又对价值观的践行起引领、规范、、约束、保障作用。“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制度的强制惩戒性又使其具有遏制作用。因此，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形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4]可见制度能够协调人们交往的行动、调控人们的矛盾、增进地区互助、影响社会发展。

二、制度创新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一）抓好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下，才能持之以恒的践行。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设计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思路、具体路径和执行方法；要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要认真规划设计，形成方法策略；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同时，既要尊重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当前，对社会个体而言，培育和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以教育为主。价值观是决定人的思想行为的心理基础，这就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付诸到社会发展实践中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而深入到社会现实、渗入到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还应当以制度创新为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使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成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寄托全国人民美好道德愿望、充满着高尚正能量的强大引擎。

（二）做好制度创新的完善发展。制度创新是核心价值观的媒介，通过规范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制约、引导功能以及激励的功能，是推动社会形成价值共识的制度化力量。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社会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要把核心价值观植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中，融入到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发展进步中。

积极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践行观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健全完善。我们不仅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学习、教育制度，更要创新完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国民意识，上升为民族信仰，通过制度的媒介和实践的路径使其现实化。

（三）创新管理，完善机制，褒奖义举，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协调共进，健全树立典型机制，努力形成社会推荐、评委讨论、媒体公开褒奖等一系列宣传模范的制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互相帮助、以助人为乐良好社会风气，从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人们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指导思想。为此，我们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践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挖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正直品质、正直道德情感。让信仰指引个人人生，价值共识引领社会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个人和群体的意识，外化为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人生推入更高得境界，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出战斗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制度创新的灵魂支柱

（一）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提供理论价值支撑。当今转型社会中面临着利益格局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变化的局面，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它凝聚了人们的思想、信念、精神、道德等价值因素，有效地制约和整合那些非主流的价值体系，是目前社会的共同价值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

一个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不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构建这个制度的人群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权力来源问题与权力制约问题，否则，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二）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价值是制度的灵魂，社会制度是其制度和价值的统一。但制度又包涵着其对应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究其实质是价值体系的制度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创新既要有利于变革，又要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这需要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制度创新的价值支撑，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逐步展开后的价值诉求。具有特殊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奋发向上的活力。为我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是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三）核心价值观为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稳定提供价值支撑。人是按照一种文化价值观在生活的，所以要对正在运行着的制度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和检讨，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改革那些与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相符合的体制机制。

一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有理论敷陈、文明诉求，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制度支持。因此要从最根本上改掉那些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制度运行与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防止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的现象发生。

衡量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层面是否相适应的标志就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幸福指数如何，其标志可以用马斯洛的心理需要不同层次来划分，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自我超越需求。为了我国人民达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践行核心价值观，以使这个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让我们生活的社会长治久安，百姓生活幸福美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张娟.制度创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1日.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3]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程序正义、社会治理创新、公权力、公开、公正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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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有什么重要意义？

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项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

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既有独立于实质正义的本体价值，又有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工具价值。

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或者说程序正义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之一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如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增进人的福祉等。其中，社会公正当然包括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看得见的正义”，不仅实质正义难以保障，即使有，人们也难以感受到。

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创新、社会治理观念创新等。其中，制度、方式、手段当然包括程序。健全公正、公开、公平等体现正义的社会治理程序是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制度、方式、手段如果缺乏程序正义，就很难有什么“创新”可言？如果有“创新”，其“创新”也难有创新的真正价值。

2、程序正义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

程序正义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内容，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保障。首先，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而公正、公开的社会治理创新的决策程序正是广大社会公众理解、支持相应创新措施、制度的前提；公正、公开、公平的实施程序则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条件。其次，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克服和消除旧的官僚机构、旧的制度、旧的观念在长时期形成的各种习惯势力的障碍，而克服和消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或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阳光法”，就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是程序正义。

3、程序正义是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持续创新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治理创新不应是一次性的，不应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而应该是长时期持续进行的行为。要培育和形成社会治理的持续创新机制，就必须营造一种不断激励人们追求、探索和实施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湎匀唬?绦蛘?迨钦庵稚缁峄肪澈臀幕?瘴У闹匾?蛩亍R蛭?嗣嵌哉?宓娜鲜逗妥非笫俏拗咕车模?缁崛绻??嗣翘峁┝巳鲜丁⑻剿骱妥非笳?宓幕?疲ò?ㄖ贫群椭贫鹊脑俗鞒绦颍??嗣蔷捅厝换嵩擞谜飧龌?迫ゲ欢咸剿魃缁嶂卫淼男绿逯啤⑿路椒?/a>和新模式。当然，程序正义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程序正义的确立可以营造社会治理持续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社会治理持续创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完善社会的程序正义，提高社会程序正义的水平。

二、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基本程序制度？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决策和立法领域，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领域、社会争议、纠纷的裁决、处理领域等，都建立了各种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等程序正义的正当程序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能体现现代程序正义的制度主要有下述五项：

1、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制度

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是满足社会公众和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在现代社会，没有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社会公众不了解公共事务，不了解与自己生活、生产和消费等有关的各种信息，不要说知政、议政、参政，就是要使自己的生存权、健康权、正常社会交往权得以实现和保障都是困难的。信息公开首先是政务信息公开，除了政务信息外，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环境信息、食品卫生安全信息、传染病流行信息、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信息等，都应该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公开，让全体社会公众或相应领域的社会公众知晓。

2、公众参与制度

社会治理涉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对人比政府管理要广泛得多。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政府管理没有公民参与是不公正的，社会治理离开了公众参与就更谈不上正义。在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组织NGO、NPO、建立基层或社区自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和网上讨论议政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立法，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其他媒体参与对公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对环境、生态的保护，等等。

3、权力制约制度

社会治理除了必须有国家公权力介入外，还必须有各种社会公权力主体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然而，任何公权力，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社会公权力，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都可能发生腐败。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的相互制约；既包括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的制约，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对国家公权力的制约；既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如决策、立法行为、执行行为、纠纷裁决行为等）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如制裁、处罚行为的调查、审理、决定、执行等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

4、说明理由制度

实施公权力行为，特别是实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利害关系人说明理由，这是现代程序正义的重要要求。说明理由的途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或通过政府刊物、新闻媒体进行；推行社会和经济规制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听证会或政府网站的途径进行，实施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或裁决社会争议、纠纷的行为的说明理由可以通过行政决定书、裁决书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直接向相对人进行口头说明。

5、陈述、申辩、申诉与救济制度

根据古老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任何人对他人作出不利行为，均应听取他人的意见，任何人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争议，均不能由自己进行裁决。故此，任何人对公权力主体做出的认为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均应享有向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对其行为不服，均应享有申诉与寻求救济的权利，法律应为之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制度，使之有可能向与公权力主体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者请求救济，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

社会治理创新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这些程序制度以及通过这些程序制度的运作，才能使其目标符合人类正义的要求，才能真正维护人的自由和增进人的福祉。

三、怎样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实现程序正义？

要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保障程序正义目标的实现，至少要做下述三件事：

1、加强程序立法，健全规范社会治理行为程序的法律、法规

程序立法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统一的程序法典，即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虽然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但也调整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社会公权力行为的程序，实际上它是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程序法典；二是单行的程序法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征收征用法、争议、纠纷调处法等；三是确立程序法典、法律具体实施规则的程序法规、规章。目前，我国统一的程序法典尚未制定，其他两个层次的程序法都不完善。程序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公权力程序化运作

程序正义是与民主、和法治密切联系的。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性的，是人治型的，这种体制不重视民主，不重视人权，从而很少，甚至缺少程序正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确立程序正义的地位，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正当程序制度，就必须推进整个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真正以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才能促进公权力依正当程序运作，实现程序正义的目标。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型”政党 执政党建设 创新 路径

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①，这是党首次提出“三型”政党建设的概念。从建设创新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到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执政党建设被赋予了更宽广的视角、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完备的目标。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也深刻体现了我国执政党建设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深刻理解“三型”政党建设思想，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全面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逐渐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自觉转变，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促进了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加强执政党建设领域分别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服务型党组织、创新型政党的概念。十七大修改又把“服务”增加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200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新型政党”的概念，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②

在上述建设学习型政党、服务型党组织和创新型政党基础上，2012年党的十把三者集中起来，首次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新要求和新目标，形成了“三型”政党建设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学习、服务人民、重视创新的思想为“三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强调理论对革命的指导作用时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列宁明确指出：“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显著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④《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⑤

在创新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以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根本目的的，因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是用“创造”、“发展”、“革命”、“改革”、“革新”、“新事物”等词汇来阐述创新思想，论及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这些都为我们形成“三型”政党建设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和依据。

中国共产党90多年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三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回顾历史，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每当我们党能够坚持虚心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内容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以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党就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从而能够在革命时期不断地推动革命胜利，在建设时期不断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反之，每当我们党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时代要求，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严重的挫折。恰如在总结党90年发展历程时得出的结论：“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⑥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三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着全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从内部环境看，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改革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党作为领导核心不仅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还面临着更为尖锐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等危险。

我们党能否经受住各种考验和挑战，根本出路在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用新要求、新标准引导自身建设。为了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们党要更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党要更加重视为人民服务，培养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为了克服精神懈怠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我们党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勇于变革，做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党自身的时代气息和工作成效。

“三型”政党建设思想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

丰富了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党建目标是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它关系着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政党这一核心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建目标也在不断完善。虽然在不同阶段我们党对党建目标的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点都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提出的“三型”政党建设思想是在坚持这一根本点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目标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一，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基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旺盛生命力的本质需求，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创造活力为重点，培养造就高素质、高水平的治党治国人才，并最终以党员干部的率先发展带动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

第二，服务型政党建设是基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党面对多元多变的社会需求，更加充分地发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以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创新型政党建设是基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必然要求，着眼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发展动力，以强化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为重点，推动党不断发现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破解新难题。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既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又结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学习型是前提和基础，创新型是动力源泉，服务型是目的和归宿。

深化了执政党建设的制度理念。制度在政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建设不足造成的。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提出的“三型”政党建设就是在推进党建新的伟大工程中，通过不断丰富制度理念，拓展党建的制度平台而逐步形成的党建新成果。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关键在于“型”。所谓“型”，强调的是制度化的状态。因此，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般地强调学习、服务和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要创造出一整套适应于时展新要求和社会发展新理念的学习机制、服务机制和创新机制，通过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开拓了执政党建设的新思路。近年来，世情、国情和党情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在这一背景下，执政党传统的以行政权力领导国家、支配社会的执政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的社会变化。各地频发的更是折射出部分党组织存在领导方式不正确、沟通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活动方式和外部形象需要实现一次新的转型。

“三型”政党建设就是适应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党建新目标。这一思想把党的主要特征定位于学习、服务、创新，强调执政党建设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塑造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的执政党新形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权力行使者。可见，“三型”政党建设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传统党建的思路，可以有效克服在执政党建设中容易出现的自我封闭趋向和自我耗竭情况，从而能在开放环境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实践路径

积极培育学习、服务、创新意识，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三型”政党建设思想能否得到有效贯彻有赖于各级党员干部是否能够真正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缺失、理想淡化、道德滑坡、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等精神懈怠现象。同时，受封建传统官本位等思想的影响，党员干部中还存在错误的权力观、价值观。要实现“三型”政党建设新目标，必须尽快转变思想和观念，积极培育学习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

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培训。理论培训切忌形式单一、内容乏味，要结合工作实践和思想实际，既坚持政治导向性，又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先入为主，不避重就轻，不人云亦云；切忌纯政治式、纯论道式的说教，要以平等交流方式循循善诱，在教和学中产生思想共振和共鸣。

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培养党员干部的学习、服务和创新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我们要把学习、服务、创新意识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在实践中促使党员干部把学习、服务和创新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从而强化党员干部的学习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

把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作为“三型”政党建设的突破口。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创造活力和群众基础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对此，列宁认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列宁所描述的就是党内民主。它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因此，“三型”政党建设应该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突破口和关键点。只有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才能促使党员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增强党员的学习、服务、创新意识，提高党员的学习、服务、创新能力。为此，必须不断探索以党内民主推进“三型”政党建设的新途径。比如，切实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激发党员的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和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支持并组织党员直接参与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讨论，激发党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只有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提高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党的事务和活动的积极性，才能使广大党员主动学习新知识、完善并创新工作内容和方法，克服党员中普遍存在的“习惯性麻痹”症状。

加强制度建设，为“三型”政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政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就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依靠制度的力量解决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使学习、服务和创新成为党的一种制度化行为。这是“三型”政党建设本身的内在要求。

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制定一系列科学完备、符合现实和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服务制度和创新制度，形成一个严整的制度系统。在制度设计中，任何一项具体制度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制度，既要有实体性制度，还要有程序性制度和监督性制度，使与学习、服务、创新相关的任何行为都有章可依，任何错误都能依法惩处。其次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这是“三型”政党建设的关键。为此必须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必须保证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制度制定具体细致、科学合理、易于把握，防止制度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必须建立健全能够保证学习、服务、创新制度得以坚决贯彻执行的组织体系，做到各级党组织配合默契、井然有序，最终把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列宁苏维埃制度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DKSJ04）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②《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2～253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第283～285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第5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2-0031-09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版权所有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深刻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P34、88)

第三，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选拔高素质、创造性拔尖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建立一个优化拔尖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4](P95)

收稿日期：2000-06-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