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同一性；关联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建国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贯追求。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19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苏为鉴”，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小而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的微观经营机制。”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扰，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一是前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1960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1967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1973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197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层基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通过改革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在具体运作层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理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松散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追求理性和精密计算。在理论上，苏联开发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方法，包括投入产出方法、数理计划方法等。在计划实践上，苏联的经济计划非常严谨，一旦制定和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就难以改变，乃至于僵硬。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则呈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上往往否定计划性。例如“”目标的确定，是对此前“二五”计划目标的，“”时期年度经济指标的确定实际上是根据党的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确定的，而不是计划的产物。“”时期否定一切规章制度，打破一切计划工作框架，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期间，1967年、1968年两年甚至没有制定年度计划，这种松散的计划为向市场经济转变留下了空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条块”并存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强调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更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地方层次追求构建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因此。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地方分权。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以“包干”为基本原则的财政体制和物资分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自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采取灵活经济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计划经济的环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尽管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但是，毕竟只是“准国有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保留了生产队的部分经营自，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发生的环节。在经济构成上，由于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准市场”因素，即计划调节以外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市场活动及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亚市场行为和活动。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层面，还存在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时，其公有制成分也没有达到100%。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地下经济”。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等持续的政治运动，地下经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民间草根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形势许可。条件具备，就会快速发展。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外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市场活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角度看的“地下经济”、“黑市”的存在及活跃，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的种子。

总之，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准市场”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改革必然朝着否定自身的方向，即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格局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开放快速推进，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半封闭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引领和促进，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格局。“”格局，即在中国范围内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格局构成开放的初始条件：一是“”紧密比邻，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体制差异，一旦排除意识形态影响，破除政策限制，就会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学习效应，构成开放的巨大动力。二是“”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相互之间资本、技术、产业、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显著释放。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改革的外部参照，成为开放的直接对象和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以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为前提的。

“”格局是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1949年，当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中央及时做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中央的预期。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的指示，总结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也延伸至澳门，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形成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共识与格局，这样，改革开放前形成了“”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蕴含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

第五，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的诸多发展“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红利”本意是指对投资人的利润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某发展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贡献。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用这个视角观察，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了多种发展“红利”，或者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发展“红利”。一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政策固然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率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三是土地红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改造等措施，耕地数量逐渐增加。改革开放时期，土地红利开始释放。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急速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又反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性转折，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没有第一个时期，就没有第二个时期。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注释：

①：《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禹贞恩主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③《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7页。

④⑤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380页。

⑦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5页。

⑧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页。

⑨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家》1991年第1期。

⑩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国民经济 动员体制 构建

国民经济动员是战争经济准备与经济保障的重要手段，科学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对于把经济力导向战斗力，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的弊端

我国传统国民经济动员体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调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但是其本身固有的弊端仍然对国民经济动员带来了众多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

1.传统经济动员体制组织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动员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级管理、分工负责。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管理的情况是：国民经济动员的组织和领导以原国家计委为主，军品动员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计划由原国家计委负责归口。这种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2.国民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经济动员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运用政府权力，实行行政干预；采取供给制办法，保证经济动员任务完成；依托单一公有制，采用单一计划调控；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导，提高完成动员任务的自觉性。这些手段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与时代不相融合。

3.动员主体企业的地位不突出。在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企业基本上是一个生产车间。军品动员任务按行业分配到各工业部门，动员企业的选点、定点，或以企业归口部为主，或以国防工业部门和 地方为主，接受国家计委的宏观指导，试制生产计划是由国家计划下达到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经综合平衡后，按国家计划进度要求，分别下达到所属动员企业，动员组织技术措施、所需原材料或由各部门或由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动员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我国经济动员所有制结构、调节手段、管理方式、企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虽然对增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变化也使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为：

1.动员目标的政治性与经济利益的多重性的矛盾。国民经济动员是经济活动，但这一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保障战争的需求和社会的稳定。其“价值取向”主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动员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一切动员活动，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政治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原来那种强调“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状况不同。在利益多重的情况下，只能用经济的方法，使被动员者的利益得到相应的补偿。

2.动员手段的计划性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的矛盾。动员是为战争服务的，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对抗性、时效性特别强。因此要求计划周密、衔接紧凑。这只有采取强有力的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涨落、物流的波动、人才的进出等等，都有比较强的自发性。国家为了达到军事目的，往往要通过其他形式才能实现。

3.动员时间的紧迫性与市场调节的缓慢性的矛盾。动员活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对时间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而市场调节，由于有“看不见的手”的活动，其结果往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花费较多的时间。

三、我国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构建

基于以上对传统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动员不利因素的分析，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构建，从总体上看，应包括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执行机构、企业动员机构等。

1.最高决策机构。建立有权威的经济动员决策机构，是保证经济动员高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是和国家战争动员决策机构相重叠的。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为非实体机构，需要决策经济动员重大问题时，由国务院决策后交有关机构执行。

2.协调机构。中央协调机构是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办事机构与咨询机构。一般来讲，其具体职能为：为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提供咨询，起草方针、政策等各类文件，组织调查了解全国可动员资源和生产能力，依据军队需求计划编制经济动员计划草案，组织、协调各部门(行业)和战区实施经济动员等等。

3.执行机构。部门执行机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的指令，实施部门(行业)经济动员所成立的机构，是连接中央领导机构和(企业)动员机构的中介环节。其主要职能一是保证经济动员最高决策机构颁布的政策、指令在本部门(行业)的落实;二是依据国家经济动员总计划，负责编制本部门(行业)的经济动员计划，并具体负责该计划的实施。

4.执行机构。民经济动员中，地方执行机构与部门执行机构相协调，主要负责本地区动员计划编制，并组织本地区实施经济动员计划，具体承担物资、技术、交通运输与劳务动员。

5.动员机构。动员机构是经济动员的基层机构。建立健全企业动员机构，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动员效果，而且决定着国家经济动员的成败。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走向成熟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基础――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车间”政府由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转为利用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职能和生产资料终极所有权，实现对经营权的约束。军队由传统经济动员体制下的只向行业部门提需求，与企业进行象征性订货，转变为联系供给、实现需求，军队与企业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

参考文献：

[1]王立新刘义昌等编著:《国民经济动员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也是我国会计制度大变革，大发展的二十多年。笔者认为，这期间我国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会计制度的:

1．适应计划管理的要求对会计工作整顿、恢复和重建企业会计制度

由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工作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遭到无情批判，社会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当时会计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恢复和完善过去财务会计工作中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企业会计核算工作水平逐步得以恢复和改善，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便会计核算工作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保证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和促进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为此，1980年财政部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时的会计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首先选择涉及面广、影响大、会计业务相对较为复杂且具有普遍性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其进行修订。修订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强化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修订，改变了在会计核算工作中强调简化的片面性和不讲科学的偏向，对于恢复会计工作正常的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修订，带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全面修订。财政部于1981年1月至10月先后制定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这些会计制度的修订和完善，满足了企业健全会计核算规章、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通过上述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的实施，使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走出了混乱状态，满足了当时强化计划经济管理的要求。此后，我国还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企业会计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如对《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先后于1985年和1988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订，便其满足经济体制改革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

2．完善会计制度体系，努力开创企业会计制度工作的新局面

在财务会计工作领域，我国在恢复和重建企业会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企业会计制度日益完善。1982年到1987年之间，我国先后制定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等一系列会计法规，便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进一步的发展，严格了企业会计核算行为，强化了企业经营管理要求，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开创了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制定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以下简称 《折旧条例》)。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按照计划经济管理的要求，对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有关规章制度中。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各类企业的固定资产没有统一的管理要求，难于对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实施统一管理，固定资产折旧率偏低。1985

年4月26日国务院正式并实施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为了配合 《折旧条例》的实施，财政部于1988年5月19日制定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实施细则》，对《折旧条例》的有关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折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贯彻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规范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行为和固定资产折旧资金的使用。

第二，制定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成本管理条例》)。建国以来，对于国营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国家规定了其成本开支范围和主要的费用开支标准，制定了成本计划的编制程序和方法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整顿，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加强，但在企业成本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管理不严、损失浪费严重的现象。财经纪律松弛、乱挤乱摊成本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基础工作差、成本核算严重不实的问题也大量存在。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财政部从1981年开始就着手拟定《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1984年3月5日，国务院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财政部于1985年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建设业、商业、金融业的成本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成本管理条例》的实施，促使企业加强和改善成本管理，增收节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使我国当时的企业成本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以下简称《成本核算办法》。为了配合 《成本管理条例》的实施，财政部于1986年12月23日制定了《成本核算办法》，对企业的成本核算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成本核算办法》的贯彻实施，规范和强化企业成本核算，提高了成本核算质量，进一步促进了《成本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

3．适应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要求，制定实施 《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些企业的出现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破，其经营方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大不相同，其会计核算的要求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大不相同。当时我国制定实施的国营企业会计制度等规定，难于适应和满足其进行会计核算的要求，也难于适应其经营方式的要求。为此，必须根据其特殊的经营方法和方式，结合其经营特点制定相应的会计核算规范，以满足其会计核算的需要，规范其会计核算行为，保证其健康发展。

财政部从1979年底开始着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工作，1985年3月正式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自当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会计制度规定了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会计核算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等内容。从该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来看，其所规定的会计核算原则、记账方法、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它的制定与实施，开始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的步伐，它实际上是我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乃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制度模式进行的一次积极的探索，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先导。

4．制定实施股份公司会计制度，促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进行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展开，股份制也悄然出现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之中。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延中实业等几家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上市的上市公司。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后，国有企业还先后在香港、纽约等地证券交易所实现了境外上市。

为推动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规范上市公司会计核算及其会计信息的披露，财政部于1992年5月制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这一会计制度的与实施，是我国企业会计改革的重大事件。无论从该会计制度的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这一会计制度一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制度模式，是一次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成功探索。由于这一会计制度实施于《企业会计准则》及行业会计制度制定之前，实际上这一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全面改革的前奏，对于促进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健康发展，规范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计核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政部于1998年1月27日在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自1998年1月1日起，在按照法定程序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施行。

5．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实施以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改革建国四十余年来，我国会计核算规范主要是国家统一的、按各种所有制形式、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作了规定。我国虽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但是传统的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和管理模式并没有根本性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会计制度模式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对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要求。

第一，制定《企业会计准则》，实现我国会计核算模式的转换。1992年11月如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以财政部长令的形式，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在借鉴和参考国际会计经验和总结我国会计核算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了规定，如规定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会计要素的计量和确认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等。

第二，制定行业会计制度，建立行业会计制度体系。我国传统企业会计制度，是按照所有制成份，分别不同的部门或行业设计制定的。此次会计制度改革在对既存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确定按照企业所属的行业设计制定会计制度的原则，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特点及不同的管理要求，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若干个行业，分别制定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农业企业会计制度等13个全国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体系。

在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后，为了使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我国在具体会计准则研究起草过程中，聘请了外国咨询专家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咨询服务。自1994年起，我国先后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等13项具体会计准则，初步建立了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基本架构。

6．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逐步完善企业会计核算办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以后，我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自1997年起，我国先后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与此相配套，按照上述财政、税收、外汇等体制改革实施的需要，在企业会计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相配套的改革，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第一，配合新税制改革，制定实施新税制会计处理办法。从1997年开始，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税制进行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新流转税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撤并和开征一些地方税种。为了配合我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规范了企业税制改革的会计核算，根据有关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于1993年12月至1994年6月先后制定了新税制的会计核算办法，具体包括《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关于消费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关于营业税会计处理的规定》以及《关于资源税会计处理的规定》等新税制会计核算办法。这些会计处理规定的与实施，规范企业新税制的会计核算，保证和促进了新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二，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改进外币业务核算办法。为了促进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扒对外汇管理体制作出了进一步改革的决定。为适应外汇体制改革需要，规范企业外币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财政部于1994年2月制定了《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并于1994年7月2日制定了《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有关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就企业外币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适应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需要，先后制定了《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企业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

7．配合新修订《会计法》的实施，统一规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核算行为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9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会计法》。新修订的《会计法》，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宗旨，突出强调了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的责任，以及进一步加强会计监督的要求。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了会计核算规则，对公司、企业的会计核算作了特殊规定，新修订的《会计法》单设一章，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同时对公司、企业容易导致会计资料失真、失实的问题作了禁止性规定。

为了配合新修订的《会计法》的实施，规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保证会计报告的真实和完整，国务院于2000年6月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287号)(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等会计要素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对使用财务会计报告的部门和机构的行为也作了规定;对重大的会计政策、或有事项、关联交易、企业合并和分立、重大的投资融资活动等事项披露提出明确要求。

《条例》的和实施，要求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全面修订。为落实《条例》的要求，财政部于2000年12月制定《企业会计制度》，暂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内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在总结即存的会计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条例》的要求，对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规定了统一的确认和计量标准，基本上实现了我国会计核算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等国际会计惯例的充分协调。

二、对二十多年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基本评论

本人认为，从上述会计制度改革的情况来看，这二十多年基本上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自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到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的;第二阶段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到二十世纪末。

在第一阶段，我国首先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对 “”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恢复和重建；在重建过程中，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这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对于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促进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财、物消耗，降低成本水平，乃至于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企业会计制度建设，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日臻完善的时期，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在这一时期，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在第二阶段，我国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企业会计准则》以及13个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实施等，使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进一步完善。由于在企业会计制度的建设中，大胆地借鉴国际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报表体系，使我国会计制度逐步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被国际会计界所认可和接受。这对于促进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二十多年来会计制度改革的历程，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基本上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体系，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协凋。笔者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改革，有如下重要特点：

1．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推行企业会计制度改革

会计无论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存在与发展必须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分步骤地推行改革措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造。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会计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会计制度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实现了会计制度的根本改造。会计制度的改革，既适应和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在经济工作中贯彻实施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此相适应，通过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全面修订，便被、“”破坏的会计规章得以恢复，便会计工作秩序走上正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在会计制度的修订中，我们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被破坏的会计制度，而是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整顿、提高的要求，从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出发，对会计制度进行修订的，即在会计制度的恢复中实现重建，在恢复重建中实施会计制度的改革。如在修订会计制度时，将会计核算的科学性作为一项原则提出来，要求会计制度的制定既要满足企业加强会计核算和强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要求，也要满足国家对企业实施计划管理的要求。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后，我国制定实施了《折旧条例》、《成本管理条例》、《成本核算办法》等，以规范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行为、成本管理和核算行为。通过这些法规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加强，经济效益的提高。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促进搞活企业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财税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推行企业基金办法，实施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同时在会计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配合这些财税改革措施的实施。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速，我国在会计制度方面实施了以《企业会计准则》以及13个行业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会计制度改革，实现我国会计制度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和过渡。在具体改革内容上，包括会计平衡公式的改革、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改革、会计报表体系的改革等方面，都大胆借鉴了国际会计惯例，基本上实现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这次会计制度的改革，是在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背景下进行的。这次会计制度改革的实施，为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为此后进行的以增值税为主要内容的财税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提供了基础保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资本市场的发展，适应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进程，我国加快了会计制度国际化的进程，制定了《现金流量表》等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同时实施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以规范公司企业的会计核算行为，以适应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需要。

2．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分步实施会计制度改革，实现传统会计制度模式的转换

相对体制外来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会计制度改革具有复杂性和涉及商广的特征。传统的会计制度建立于传统计划经济之中，依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其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将会计工作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来认识，会计工作服务于财政经济工作。表现在会计与财政税收的关系上，就是财政税收决定会计，会计制度直接以传统的财务制度和税收法规为依据制定，为其贯彻执行服务。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体制内会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传统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要考虑的因素多，难度大。对于体制内会计制度的改革，我国采用渐进的方式对传统会计制度进行改革，首先对局部进行改革，从局部改革的成功再推进会计制度整体和全局改革的进行。其表现则是通过会计制度中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的改革的积累，达到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的基本改造；通过局部内容改革的积累，达到传统会计制度整体改革的目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会计制度明显特征就在于“三段平衡”、“专款专用”，强调会计核算为国家直接管理经济服务。如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我国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申，根据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将资金平衡表由原来的“三段平衡”，改为总额大平衡;会计报表格式和报表项目也根据当时经济管理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些改进措施，虽然都是在末突破传统会计模式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则使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其次，根据经济业务的发展实际，在传统的会计制度中增加新经济业务会计核算的内容，如融资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等。这种使传统的会计制度在形式上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会计核算的需要，对会计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改革，为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进行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正是通过对传统的会计制度部分内容的改革，逐步实现对传统会计制度的根本性改造，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制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会计制度模式的转换。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逻辑主线,造就了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重要的兼容模式。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兼容模式维度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夹缝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制度模式。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规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内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维兼容路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起源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兼容主导,形成了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论”、市场“中性论”、市场“联姻论”、“市场主导论”等依次演进的逻辑主线。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

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主要是指早期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特点是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内部植入市场经济的因素,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是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仅仅处于附属地位。主要包括“兰格模式”和“东欧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兰格模式”的模拟市场。20世纪30年代,“兰格模式”设想运用“试错法”第一次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仅仅存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关于消费品以外的市场主要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来起作用,中央计划局可以确定“组合生产要素”的原则、“工厂生产规模的原则”、“产量的规则”、“资源分配的规则”、“价格当参数使用的原则”等,从而可以规定物价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由此可知,“兰格模式”中的模拟市场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与计划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附属性市场。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并存的计划与市场,但市场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计划仍然占绝对优势。南斯拉夫虽然肯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同时承认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经济体制。商品交换“会带有在各种阶级制度中商品生产发展所具有的全部特点”,通过计划的指导使社会主义的“市场成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各种关系的简单组织形式”,使社会主义的市场“实际上不成为市场”,实现市场消亡的历程。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被谨慎地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其它理论状态的模式,如布鲁斯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科尔耐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锡克的“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等实际都存在这种倾向,市场的作用被局限于社会主义框架内。因此,实践状态的市场也是处于附属地位。

(二)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

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第二次在大选中败北且败绩创下了1918年以来最差纪录。为了扭转工党的这种不利局面,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后来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组并开始定期召开会议,他们正是在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英国模式。

市场“中性论”。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据此他们提出了市场“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但“计划的内在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认为 “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因为“市场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如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只要运用市场有利机制“实现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得当”,在必要时运用包括“直接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等非市场手段来限制市场弊端,就一定能使市场“积极地促进而非阻碍社会主义各种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明确提出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都是经济实现的手段,市场具有中性的特点。

市场“联姻论”。根据“计划”与“市场”都是实现经济发展手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非常可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市场主导的原则。他们提出,“在大规模潜在贸易中市场关系优于非市场关系”,而对于某些 “市场关系并不优越于非市场关系的情形”,市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克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如竞争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资本市场配置混乱问题、价格滞后、偏离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因此,“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 。另一方面,指示性计划是市场重要的补充原则。他们认为中央计划模式存在因信息问题而导致制定的计划不可行;计划的实施不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等弊端。因此,他们普遍建议采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模式。这种计划只是计划内容的“构设和阐释的咨询、讨论过程”,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汇集的场所,讨论有关经济外部性问题等;“计划并不包含实施的程序”,经营者在“计划框架内彼此签订独立的合同”;与自愿签订的合同一样,“每个合同都有强制力”。解决了计划信息不足与市场经济的弊端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姻”。

(三)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西方左翼理论家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想“双重幻灭”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路径,诞生了“市场主导”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主导”的经理经营模式。“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是美国类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根本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理的合理经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该模式主要包括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与巴德汉的“银行监督的市场社会主义”等。巴德汉曾经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但不能解决“资本市场对经理的有效监督”。因此,他设想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复制一个有效率的经理市场”,依靠银行监督经理经营的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很显然,这种模式的“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同时也设想了管理人员的竞争市场。

“市场主导”的工人管理机制。“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兼容“工人自治型”与“经理经营型”优势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以美国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其特点是工人管理主导的市场机制模式,“工人管理”与“市场调节”在该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施威卡特曾经提出“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应该保留“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机制的市场”,明确表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也设想了一些市场投资与控制市场弊端的机制,完善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的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的多维兼容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实践,逻辑思路是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兼容过程。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兼容模式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后,很多人确实感到计划经济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最多也就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起一些补充作用而已。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明确表明这一思想;“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观点。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总结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显然是从陈云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中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这种原则突破了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经济体制的观念,计划与市场兼容问题迈开了第一步。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做法引起了部分质疑。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引入市场体制大家容易接受,引起的破坏较小;同时两种体制并存也会出现互相摩擦等矛盾。这样就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市场而主张限制市场等;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计划体制改革不彻底而主张扩大市场,把市场经济引入国民经济的范围。经济学家薛暮桥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不正确,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经过经济学家以及中央反复商讨,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决定当中还出现许多限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但这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得清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按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观点,提出发展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四大市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模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详细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部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中国模式。

(二)“市场主导”的“三位一体”兼容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必须首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多维模式。因此,改革初期我国以经济体制兼容为主导的“二元”模式,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矛盾。我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兼容作为目标,尽管在改革之初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在实际进展中却很缓慢,这导致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制度性问题,如腐败问题、市场制度不健全问题、监督制度缺失、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兼容,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第二,市场经济与文化改革的不协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真正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文化改革考虑不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与我国文化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而我国传统文化则以追求社会利益为目标;我国传统文化以精神理念为主导,而市场经济则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因此,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冲击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道德滑坡、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矛盾。社会主义要求以社会公平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以市场公平为手段,因此如何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科学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的矛盾,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调,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观点。因此,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加强文化改革的力度,树立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文化制度与文化模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从“生产力、人民利益、先进文化”的角度构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把政治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把“先进文化”建设问题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模式之中,完善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三位一体”的兼容模式初步确立。

(三)“市场主导”的“四位一体”兼容模式

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由个体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农民工问题等,这是我国改革路径必然产生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兼容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面,要贯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治方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先进文化等,加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建立兼容市场的文化机制与文化类型;社会发展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和谐的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这种新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性质与任务的最新认识,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总之,把社会建设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提了出来,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路,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确立。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比较

(一)维度趋向存在一致性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思维逻辑具有同源性,都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提出的路径选择,把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范畴之中。在选择市场的过程中都选择了逐步兼容的策略,由点到面、由部分到全部的过程。市场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主导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兼容模式,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向。因此,两种兼容模式都遵循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兼容主体,社会主义发展完善为目标的维度趋向。

(二)兼容维度具有本质区别

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逆向思维模式,核心目标是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主义为先导的兼容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制度兼容模式。

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模式是在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科学手段,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逻辑思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步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兼容,形成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

一维兼容的经济模式。不论是东欧的分权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大多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经济模式,忽视了其它社会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形成了市场经济与旧的政治、文化要素的畸形结合,要么是幻想直接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模式等。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计划体制的框架内部,但没有考虑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兼容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忽视了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整体的因素,结果计划与市场矛盾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动乱等危机,这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南斯拉夫盲目追求国家职能的消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政府利益、政治需求,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兼容,反而采取激进措施废除国家职能、忽视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坚持资本主义传统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理念兼容的原则,试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部孕育出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的诸要素根本没有提及,抑或潜意识中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社会要素,这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兼容模式的乌托邦或改良性质。如“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只关心合作社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仅从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而并没有真正触及政治问题。至于文化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提及,也许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文化制度;关于如何协调整个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更没有探讨。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必须兼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系统要素的结合,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社会结构,要实现社会合理发展就必须要求社会各个要素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就不能仅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兼容,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2.[英]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这个观点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理论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它涉及到经济周期理论或广而言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友法等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首先，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包不包含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熊否用体制、机制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姗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为己任，它是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和许涤新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都认为，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性产关系)的发展规律的科学”，也由于《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著作一所以，人们一般认为戏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完整地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但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的传统框架提出了挑战。既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那么，它同政治经济学的其它部分如资本主义部分，在研究范围从而研究对象上，是否同、一?如界说研究资本二般性质的《资本论冲勺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从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那么，研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经济学置于何处?前述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同志正是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理论经济学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门，认为体制等是外生的可以改变的变量，不具有根本性，而拘泥于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这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引向深入。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经济周期理论)应不应当研究经济运行及发展关系?这是个‘理论性较强的问题，汤在新教授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把考察资本一般性质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同起来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而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规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用。我很赞同汤在新教授的分析。他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考察生产力、物质财富的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和发展的同时，揭示这种生产的历史过渡性。撇开前者，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撇开后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突出马克思实现的革命变革，说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们不应忽视了这种研究是以全面考察一定社会形态中生产的运行、财富的增长为前提和依据的。①事实上，经济学界近年也开始从体制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作出可贵的研究。完全局限于“本“质”研究，忽视运行层次，是解释不了社会主义复杂的经济现象的。

其次，即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可由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决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与运行方式、经济本质与实现形式仍有差别。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前述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同志实际上是将本质与现象合而为一的。因为它蕴含着一定的理论前提，如社会主义是利益一致的统一体。显然，这没有区分本质层次的利益主体与运行层次上的利益主体的差别，一个决定资源配置的性质，一个解决经济犷凉护怎样配置即配置方式问题。藏混淆两层次的利益主体，就难免使问题简单化，这里笔者引证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同性质的学术思潮，深化这一问题认识。

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曾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的思潮。这股思潮首先由一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提出，然后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流传.德国的桑巴特和俄国的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早年都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以后又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桑巴特在1901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就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因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盲目的经济规律，而是有经济目的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者此后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卢森堡在《国民经济学入门》中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②.布哈林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只保留‘经济地理’—一种记述的科学和‘经济政策’的规范科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简单而明确，这些关系的物的、拜物教性的表现方式将会消除，而代替自发生活的规律性的，将会是集体自觉行动的规律性”。⑧“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认为:“人们关系的本质及其表面形式是一致的。”

历史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探究分析这一有代表性观点的根源。自然，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髓，拘泥于马克思主义部分原理的逻辑推演是’阿原因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认识的绝对化。他们无一不认为理论经济学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而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不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们之间关系的本质与表现形式是一致的，“物的、拜物教性的表现方式将会消除”;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有的是有组织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不是由自发的规律和盲目的力量所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等等。这就难怪一大批并非庸才浅识的经济学家为今天看来错误似乎极为明显的思潮所影响.执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具有自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从而从本质上克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的同志，也有相同的病症。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实现了全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人民进行“自主联合劳动”，是国家的主人，但是，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或计划手段自行调整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保持社会对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显得软弱无力。这些同志忘记了复杂的经济现象，忘记了事物的差别和矛盾的普遍性;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根源

二、其实，从体制角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并不是新发现，人们早已作出种种解释。但是，这种研究存在诸多缺陷:第一没解决体制研究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问题(本文第一部，分)，第二，局限于传统计划体制，缺乏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比较分析，第三，没有运行主体或波动主体的考察。本文在确定体制研究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后.拟对后二个问题作些探究。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社会下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③一般说，它包括‘产权制度、管理和经营机制、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组合结构，以及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等。马克思说:“一切存在的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屯生活”。①因此，可以从经济体制两个最基本特质运行主体和运行方式进行理论分析.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市场机制作用已大大加强，动力结构、信息结构、决策结构较传统体制已有很大改变，经济周期波动的体制背景具有明显阶段性。这给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带来一定的困难。首先，国营和非国营部门的体制和经济行为不同，两部门经济波动的机理不一样。其次，国营部门改革前后的体制背景和行为构造不同，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一致。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口标模式.更使经济运行主体、运行机制发生革命性变革，它也将深深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下而我们通过三个不同时期对经济波动进行逐一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波动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总量波动和结构变动中，体制因素是一个较长的时问变量，用体制变革不能解释短期波动。在我国近和多年的经济发展时期，大的体制变革只有两次，而经济的短期波动却有10次之多‘①尽管如此，体制分析仍有它的好处:可以揭示一定体制下短波在形成上的共有因家，说咀经济如何在不稳定因素作用下，积累、传递周期性波动的因子。我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工业化水平很低，我们时常面临赶超的压力。因此，紧随革命和国有化风暴之后，我们建立并巩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稳定新生政权起过重要作用、但它“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而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根据指令性计划指标进行控制。’，②这样在既不能保延信息结构向决策者提供用以作出抉择的信息，又不能保证动力结构使他们得以完成计划的情况下，决策的集中化就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从动力结构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源于政府的统一计划或指令.企业的产出分配和利润形成过程也由政府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生产，投入品从哪里来，产出品到哪里去，开发几项新产品，追加多少投资项目等等，都是由国家直接“经营”，企业行为不过是政府行为的反映。所以单纯用伞业行为很难对中国经济周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是政府的发动。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我国后发展的工业化背景，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成为经济扩张继而经济波动的主体。

2.从信息结构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纵向的指令性计划，企业生产需要的物质、资金、劳动力等不是通过自由选择的市场舞台实现自动的供求均衡，而是按等级层次实行从上到下的纵向分配。这种以行政协调为基础的纵向要素分配流程，忽视了企业生产结构和市场消费结构的多样性。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日益不相适应，中央计划不可能替代市场的功能分配资源.信息从微观组织传递到各级行政机关，再由行政机关作出调整层层下达反馈回来，经历较长时段。经济生活中不稳定不平衡也素就可能由于出现的变化而被信息传递时滩累积起来.另一方面，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普通存在的是服从中央同一信号，一旦经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在政府的同一信号下，企业就会同时同向同步波动。这是造成传统体制下波幅大的根源。

3.从决策结构看。计划经济应该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动态和长期趋势，采取市场所不能及的行动，保证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比例。但是，计划中过度的行政干预阻碍了企业的随机波动，企业间部门间的交叉波动的可能性被堵塞。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几乎分布在过程的每一个时点上，甲企业(部门)的增长有可能伴随乙企业(部门)的衰退，经济波动在实际中常被抵消一部分。而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过度的纵向行政干预，划一的决策信号，加上经济扩张收缩中的放大效应，经济波动就呈现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传统体，制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周期长的为7年、短的只有两年，平均长度刁，习年.离差1.9年，美国1795~1937年共发生17次周期波动，平均长度为8.35年。我国经济波动的振幅，从波峰到谷底的落差，最高达66.2%，接近美国30年代大箫条的波幅70%，最低的也有8.5%，且有三次古典型波动。

(二)计划主导、结合市场体制卞的经济波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否定了生产资料单一全民化倾向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但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之路艰难坎坷，常常受到旧的经济体制和过时的社会关索与政治关系的束缚和牵制，一方面，计划一块市场一块，计划与市场的机会主义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旧的经济体制J日的运行机制还以种种面孔种种方式掣肘经济的健康发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里现双重性质。1，运行主体多元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这种政策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他经济成份(个体、私有、外资)为补充的格局。2.运行机制的双重化。首，先，是双重动力机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由于国家控制，更多地住重社会目标和产品的使相价值，个体、私有或外资企业关心的多为利润和价值增殖。其次，是双重的信息机制.一是传统体制延伸下来的与计划二机制相协调的以国家计委、统计局与各级经济信息中心为核心的纵向信息体系，二是与市场相适应的不断产生的横向信息体系、。再次，是双重决策机制。表现为中央集中决策同多元主体分散决策。

应该说，上述经济主体多元化和运行机制双重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运行。大量的集体经济、三资企业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企业经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一要接受市场调节，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投入组合也不断变化，它((l成为经济生活的新生力量。但是，近十几年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主要是行政的附属物，依赖于纵向的行政协调，其扩张和收缩依然取决于政府的意向。这决定了计划主导、结合市场体制下经济波动的特点是:1.波动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转向政府与多层次非国有企业并存。不仅政府及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而且大量接受市场信号的非国有企业也是经济波动的创造者和承受者。2.波动的幅度减小。由于大量非国有企业发挥作用，微观经济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多样化了。当政府进行总量扩张时，受传统体制影响较大而改革不多的国有企业，往往会随政策而急速扩张。与之不同，私有或个体经济有可能在紧缩时期保持增长的强劲势头，或不像国有企业那样一刀切，而在减速的速度或幅度上平缓一些，这就减缓或部分熨平波动峰谷幅度。3.波动时点分散化。迄今为止，公有企业的价格、工资、劳动就业主要还是由国家计划推动，价格的上调下迭、职工工资的定级及劳保福利安排、就业的总量结构及流动性依然接受政府的控制，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巅企业，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发挥，这就使经济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及时调整而被部分稀释或消化。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引导下，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衰落，发展与破产交又变化，分散了经济波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