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小学体育课 中国式摔跤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G8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247-02

近几年来，中国式摔跤在国内外的推广形势良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群。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由于国内研究中国式摔跤的学者大多关注的是中国式摔跤自身的发展问题，对于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的科研论文较少，理论研究尚缺乏深度和科学性，严重影响了中国式摔跤运动在长春市各中小学的开展。因此，本文对长春市7所中小学学生、教师对开展中国式摔跤课程的态度，以及各校领导、师资、学生、场地等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对开展中国式摔跤基础课程的条件进行分析，以确定中国式摔跤在长春市中小学开展的可行性。对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促进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意识，及对长春市中小学中国式摔跤运动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长春市师大附中、吉大附中、省二实验中学、108中学、师大附小、树勋小学、解放大路小学等7所中小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在收集具有权威性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学术论文、书刊文献等资料，作为本文需要的基础资料。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2008―2012年全国教学期刊有关学校开展中国式摔跤方面的研究文献，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7所中小学随机抽取280名学生及28名体育教师l放问卷进行调查，其中发放学生问卷280份，回收28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100%。发放教师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8份，有效率100%。

3.数理统计法

对收集的数据运用Excel进行分类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一）长春市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

从表1可以看出，通过对7所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开设情况显示，树勋小学没有开设篮球；省二实验中学、师大附小、解放大路小学没有开设排球课；吉大附中、师大附小、树勋小学三所学校没有开设羽毛球课；108中学没有开设体操课。调查得知，没有开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课程要求有充足的场地及设备，然而这几所学校地处市中心，又是长春市知名度较高的学校，近些年生源不断扩招，使原有校舍对于开设这些项目就更显得有些窘迫。因此，对于这些学校来说，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比较有利，因为此课程对于场地的要求不高，同时说明，中国式摔跤在长春市中小学开设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及发展空间。

（二）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情况

1.教师年龄

从表2可以看出，教师年龄在25―30岁占21%，31―35岁的占25%，36―40岁的占17%，41―45岁占21%，46岁以上占14%。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大部分比较年轻。这部分教师精力充沛，敢闯敢拼；年龄及教龄稍长的教师具有很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操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较高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是中小学体育教学的中流砥柱；队伍呈现出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的特征，这一年龄段教师能力充沛，对中国式摔跤运动的新动向和前沿的东西比较敏感，是新生代代表，也是长春市中小学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可行性及持续性的希望所在。

2.专业结构

从表3可以看出，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中原始专业田径占28%，体操占7%，足球占7%，篮球占17%，排球占7%，武术占10%，跆拳道占7%，健美操占10%，摔跤占3%。以上情况说明，虽然中国式摔跤专业的教师所占比例较小，从师资力量上来看，虽然相对田径、球类等项目来说，师资力量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擅长摔跤运动的人，只是由于在中小学长期未开展摔跤运动，故而影响了其发展。由于体育运动的迁移作用，这些人只要稍加学习和提高，将使体育教师可以很快掌握中国式摔跤的技能和教学方法，通过一定的专门培训，能胜任该课程的教学，能够较为有利地推动该项运动在中小学的开展。

3.教师学历结构

从表4可以看出，本科毕业的体育教师占67%，研究生占33%，本科以下和博士生均为0。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学历比较好，可以更好地针对中国式摔跤进行科学的研究，为其今后在各中小学规范、快速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满足了中国式摔跤在中小学开设可行性的条件。

4.教师对丰富体育课程内容的态度

从表5可以看出，认为非常需要开设新课程的从而丰富体育教学内容的体育教师占78%，认为需要的占15%，认为无所谓的占7%，认为不需要的占0%。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各中小学大多数的体育教师希望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

5.教师对中国式摔跤开设作用的态度

从表6可以看出，在对开设中国式摔跤课程是否对中小学体育教学有促进作用一项时，体育教师认为有促进作用的占93%，认为不确定的占7%，认为没有促进作用的占3%。以上情况说明，长春市中小学大部分体育教师认为开设中国式摔跤对于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能够对贯彻新课标起到促进作用。这也为中小学体育课程增加中国式摔跤内容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基础教育质量

一、探讨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必要性

(一)构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长效机制的需要。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长效机制是由政府保障机制、制度约束机制、质量监测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等要素以一定的联系方式构成的质量管理系统，质量监控指标则是这一管理系统中的制度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设计和制定出科学性、指导性、操作性强的质量监控指标，才能发挥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长效机制的作用，对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进行全面、有效和持续监控，确保基础教育教育活动朝着预期的质量目标方向有序运行。可以说，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是构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长效机制，增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实效，不断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深化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同时，如何判断和评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状态和实施效果，如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路向、课程改革目标的达成度、课程改革的组织实施能力、课程改革的效果与城市基础教育课程的差距以及农村中小学生素质发展状况，等等，从而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质量反馈信息，确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有利于全面评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效，科学调控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促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提升。

(三)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缺陷的需要。目前关于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致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指标建构的研究基础薄弱，进而导致现行的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直接影响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客观评价，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

如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建构研究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窄化或模糊了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指标的内涵界定，单一性、表面性、随意性和封闭性成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突出问题。

只有从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任务出发，以科学的理论和原则为指导，设计和制定出全面、可行、开放的质量监控指标，才能有效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存在的缺陷，不断完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二、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依据与原则

(一)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依据

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既要考虑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和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实际，又要考虑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标研制技术。

1．教育政策法规。教育政策法规是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政策依据。教育政策法规明确了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确立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培养目标，规定了学校、校长、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是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直接依据。因此，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设计和制定，必须以国家教育目的为指导，依据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按照《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等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从而确保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公平公正性。

2．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能所强调的多元、过程、开放和发展的理念作为一种思路和方法，是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重要理论依据。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评价多元智能的方法，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一是必须用“智能展示”的评价方法，即直接观察到一种智能的潜力，而不必通过数学和逻辑的“反光镜”；二是必须具有发展的眼光，即评价儿童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必须使用适合他或她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方法。如进行幼儿早期多元智能确认和培育的《多彩光谱》项目；三是它必须和推荐相关联，即对一个具有特定智能测绘图的儿童，评价所得的分数和评语，必须和这名儿童推荐的活动相关联，如用情景化评价。

3．农村基础教育实际。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是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客观依据。在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时，必须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反映当前农村教育基础改革的新要求、新举措。如体现基础教育内在规定性和农民及其子女现实需求的农村基础教育目标，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以农村文化为取向，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经验的校本课程开发及教材建设情况，以农村特独特的教学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教学用具制作运用及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情况，农村学生的发展状态及水平，等等，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具有客观性和针对性。

4．教育指标研制理论。借鉴和运用教育指标研制的相关理论是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方法依据。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设计和制定的取向、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展开方式、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表达方式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教育指标研制的相关理论支撑。就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展开方式而言，是采用纵向展开方式还是横向展开方式，应以教育指标研制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充分考虑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实际，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原则

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还必须贯彻和运用以下基本原则：

1．增值性。增值是指自身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变化和提高的幅度。在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时，不能用“一把尺子”作为质量监控指标去统一衡量所有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而要关注农村学校的现状、条件和水平以及在原有基础上质量提升的实际表现，突出质量监控指标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灵活运用多把尺子。也就是说，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设计和制定既要考虑以质量监控的基础性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性指标，更要考虑不同农村地区、不同学校在原有基础和水平上的质量增幅度，实现一把尺子和多把尺子的有机结合。

2．过程性。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设计和制定应重视农村学校办学、管理、教学和学习过程的状态和水平，如学校服务农村社会职能发挥情况、学校以师生为本的管理理念的落实情况，学校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成长情况，各个教学要素和环节的质量水平，基于农村学生学习实际的学习方式转变，等等，将农村基础教育过程纳入到质量监控体系之中，从而消除以往农村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窄化现象，确立过程性质量监控与预先性质量监控、终结性质量监控一体化的全面质量监控指标。

3．改进性。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的设计和制定必须以满足学生健康成长、教师素质提升、学校科学发展和农村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突出质量监控指标在持续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方面的功能。因此，在设计和制定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时，应把制约和影响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全局性因素作为质量监控指标的主要内容，如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体系中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的完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状况，质量管理制度的建设情况，质量检测机构的运行状况，等等，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成为持续改进和不断提升教育质量的“调节器”。

三、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体系的内容

基于对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理解和国内外教育质量研究的已有成果，根据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设计与制定的依据和原则，我们认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指标是由基础性指标、发展性指标、特色性指标等三个维度和办学条件、办学目标和理念、师资队伍、生源质量与学生素质、课程与教学、教学管理、经费保障等七个观测点构成的全方位、动态化监控和持续改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指标体系。

(一)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基础性指标

农村基础教育监控的基础性指标是监控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运行状况和已有教育资源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的指标。这一维度上的监控指标关注的是农村中小学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否达标、学校教育教学运行状态是否正常、广大农民对子女就学是否满意。

就具体观测点而言，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008]159号)和《陕西省义务教育学校管理基本规范(暂行)》(陕教基[2009]37号)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办学目标能体现国家教育目的的要求，符合学校实际和农村发展需要，办学理念体现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师资学历、结构和数量达标，热爱农村教育，具备从事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能力；农村中小学生的家庭教育、原有经验、行为习惯、心理准备和就学预期与学校学习生活的适应性；学校课程开设基本符合国家课程方案的规定，教学活动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管理规范有序，注意实效；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精神，教育经费基本有保证。

(二)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发展性指标

农村基础教育监控的发展性指标是监控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优化和质量提升、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充分利用等的指标。这一维度上的监控指标指向的是农村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和利用是否均衡有效、学校教育教学运行过程和质量是否持续改进、广大农民对学校及其教育质量是否满意。从具体观测点来讲，办学条件要符合或高于国家和省上关于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特别是中小学理科实验教学仪器和艺术、劳动技术、体育卫生保健等教学器材配备齐全，图书馆(室)藏书满足师生学习和教学需要；学校办学目标科学，定位准确，有中长远发展规划，学校办学理念先进，以师生发展为本，符合基础教育规律和农村中小学生成长规律；教师熟悉农村基础教育特点，骨干教师培养力度加大，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教师队伍整体的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农村中小学生的品德修养、知识技能、劳动技能、个性特长和身心素质不断提高；深化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开发体现农村社会和学校实际的校本课程，建立以发展性为取向的学生、教师和学校评价体系；探索和实践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构建和实施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管理科学高效；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切实保障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

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范文第3篇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著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论文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来自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素质教育”。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著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点评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解读与清思

郑金洲（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主任、教授）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

讲演紧紧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如何认识基础教育之“基础性”？如何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含义？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必须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也是事关基础教育改革方向的关键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讲演从终身教育的立场出发，都给出了新的解释。关于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不能仅关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应该关注基本态度、基本能力、基本素养；不能仅关注认知基础，还应该关注非认知因素的培养；不能仅关注共同性基础，还应该关注差异性基础。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讲演者主张回归基础教育，不能将其过度宽泛化，主张将“软基础”包括在内，不能仅局限于“硬基础”。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清思价值。

讲演提出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基础教育培养“多基”固然必要，但“多基”到底指的是什么，各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在教育实践中落到实处；又比如，假如把素质教育限定在基础教育，如何确定这一教育工作主题在其他教育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可以相信，这篇讲演提出但并未完全回答的这些问题，会引起更多更深的思索。

内容摘要：基础教育的“基础性”需要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这不仅因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在新的参照系下拓展新的空间，更因为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关键词：基础终身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学校素质教育教学论教师专业发展博雅教育生均经费思维品质

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范文第4篇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着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着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

地理解为“素质教育”。

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

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着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

小学教育的基础性范文第5篇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著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素质教育”。

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

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著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