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发展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世纪回硕与断想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微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着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着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着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着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着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着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着《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着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着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着《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着《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着《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着《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着《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着《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着作有格荣夫斯(F·Graves)着《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着《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着《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毂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着《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着《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着《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着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着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着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着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着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着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着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党性原则和政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政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文革”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图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文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着,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着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着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着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文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外国教育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外活动；积极性；现状；策略

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没有把历史教学放在足够重视的地位，把历史教学仅限在知识传播上，忽视思想教育和能力的培养和历史课外活动等。为适应我国基础教育的新要求，必须把历史教育推进素质教育轨道，大力探索历史课外活动的德育功能，培养和造就一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1初中历史课堂开展课外历史活动的现状

目前，在初中所有课程中，相比较语文、数学和英语等科目，历史科目被作为副科进行对待，导致学生对历史的忽视，大部分学生认为历史课程没有价值性，特别受应试模式和升学率的影响，更忽略了历史课程的学习。由此可见，不管是学校、教师还是学生，均没有意识到历史课程的重要性，学校及教师没有认真分析和钻研创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正确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只是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式历史知识，历史教学模式较为传统单一，教学思路陈旧。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也只是枯燥背诵历史内容，课堂上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完全忽视历史科目的核心价值和思想价值。

2开展课外历史活动的必要性

2.1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初中历史教学逐步呈现程式化、单一化的趋势，课堂中缺乏一定的历史课外活动，导致初中学生缺乏对历史科目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甚至使历史成绩呈下降趋势。在初中历史课堂中融入课外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历史的途径，比如在介绍墨子的“非攻”思想时，可以创设一定的历史情境，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学生学习历史的心理欲望，使原本枯燥、难懂的历史课堂教学变得生趣、易懂。另外，在历史课外活动过程中可以补充相关的历史人物，融入历史典故，如“止楚攻宋”、“马陵之战”等以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总之，课外活动的开展可以拓宽学生的历史知识面，增加其对历史教材的了解，调动其在历史课堂上的学习主动性。

2.2点燃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历史新课标的重心是学生的素质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在初中历史课堂上科学合理地开展课外历史活动，可以让学生深刻正确地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让所有学生树立起伟大的爱国主义信念，让学生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抗争中彻底领悟到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沉痛教训，懂得要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积极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3几种常见的课外历史活动

新颁布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建议教师要实现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提倡教师组织多样教学活动、探索多种课外历史活动途径、开发历史教学资源，如此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常见的课外历史活动案例。

3.1组织交流活动

教师设计具有研讨价值和符合单元课题要求的问题，通过组织辩论竞赛、分组讨论、小组座谈等活动，重点讨论课题内容，包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对秦始皇的功过分析、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理解等，让学生主动搜集、充分整理资料，理清历史脉络，让学生自我发言，各抒己见地表达对历史知识的个人看法， 通过活动的组织来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通过此类活动锻炼学生敢于主动发表历史见解、意见的胆量及倾听同学意见的素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推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3.2演讲表演活动

演讲表演可以培养学生模仿、表演的素质，围绕一定的历史主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让学生课余时间自己准备演讲资料，在课堂上主动演讲和表演历史故事、历史小品、历史剧等。该活动鼓励学生积极收集历史资料，鼓励学生动脑筋研究表演课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整个演讲及表演中，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表达能力。如可以举办以“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为主题的演讲，以此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再如，举办关于历史事件的新闻会等。

3.3竞赛闯关活动

如可以展开类似《开心辞典》等电视节目的活动，通过多种活动环节如抢答、竞猜等，提问关于19世纪、20世纪、21世纪的历史事件，再如，开展“历史典故闯关”等竞赛活动，题目类型包括选择题、改错题、判断题等，将学生分为几组，进行闯关解答竞猜，该类活动可以巩固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历史知识，开阔历史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将历史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学习态度，以及团队合作的意识。

4初中历史课开展课外历史活动的研究

4.1抓住初中历史教材中的德育教育机会

教师应该认真研读历史教材内容，深入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德育理念，加强德育教育的融入，培养和熏陶学生举办爱国主义情怀。比如，教师可以介绍战国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举办有关“龙的传人”、“华夏之祖为黄帝”、“抗日战争事迹”等知识的竞猜活动，从中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知识，引导学生了解祖国上下五千年繁荣的历史文化，树立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4.2教师努力丰富课堂内容

历史教学内容注重典型性和客观性，教师必须努力充电，在努力丰富其课堂内容、丰富其自身历史知识的同时，拓宽学生的历史视野。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进修培训，通过专业课听讲评奖来促进教师主动积极地丰富历史课堂内容，促进历史课外活动的开展和举办。比如，教师可以采用专题讲座的方式，在合理安排课时的情况下着重介绍乡土历史，通过极富感染力的课堂氛围带给学生一定的思考。

4.3结合重大历史纪念日开展课外教育活动

教师可以开展主题活动，结合重大的历史纪念日、国家节日，开展有纪念意义的课外教育活动。主要方法有：可以针对“九一八事变”，组织学生悼念中国历史抗日英雄，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学校可以召开“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历史专题报告会，刺激学生的爱国觉醒和爱国激情；班级可以小范围地开展各类历史知识主题班会或者布置有关历史课题的命题作文。

5结语

教师在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必须认真贯彻新课标对学生历史学习的改革要求，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课外历史活动，让学生亲身体会历史知识、理解中国历史的真谛、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独立自主获取新历史知识的能力，以及积极主动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历史课堂教学必须采用创造性的教学模式，全方位地开展课外历史活动，才能促进初中历史课堂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吴立新.新课改下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新探[J].学生之友（初中版）（下），2010，33（22）：105-107.

[2]蔡婷婷.初中历史教学实践性作业开发探究[D].鲁东大学，2012，46（11）：111-114.

外国教育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国舞蹈史》，美育，价值研究

一、《外国舞蹈史》课程渗透美育教育的重要性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黑格尔美学的中心思想。这个定义强调了美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舞蹈的本质也正是内容与形式二者完美的统一，通过肢体动作的不断变化创造了美感，是一门情感表现艺术。在舞蹈基础理论教育中，关于审美的部分涉及到学生对于舞蹈美的认识深度和对于舞蹈艺术的掌握程度。在课程中对外国舞蹈类型及舞美风格加以研究，在授课过程中贯彻以“美”带论的总体原则，结合实际课堂需求和舞蹈史论发展进行研究，对课程具备的高雅之美（芭蕾艺术）、自由之美（现代舞艺术）、多元之美（外国其他风格舞蹈艺术）加以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审美体验的平台。在欣赏美的同时结合自身实践，将美感收获与美育实践二者有效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学生表现美、欣赏美、感受美、创作美的综合能力。《外国舞蹈史》课程渗透美育教育不仅仅要结合舞蹈史论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更需要结合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外国舞蹈史》课堂教学渗透美育教育的教育新模式

（一）激发学生审美创造力

美育教育属于美学研究的范围，也是美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外国舞蹈史》课程在授课过程中由理论概念、作品鉴赏与舞蹈实践三大部分组成，核心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审美鉴赏力，从而激发学生是审美创造力。让学生了解外国舞蹈的同时加入相关舞蹈的文化，如民族活动、神话故事，让学生通过视频资料感受外国舞蹈艺术之美。加以提升学生的感知明锐度，对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都有明显作用。美育的终极目标“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并从而丰富人的审美情趣，发展人的审美理想和美的创造力，使人最终能自觉乃至自然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和重塑主观世界，使每个人都以努力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为目标。”因此激发学生的审美创造力才是《外国舞蹈史》课程美育的核心，审美创作力的实现也正是建立在审美感受力与审美鉴赏力的基础之上，三者唯有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舞蹈美育。

（二）创建民主平等的课堂管理机制

舞蹈美育的原则是以人为关怀为起点，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关注到学生需要的，满足学生的需求进行教育。让学生感受到上课不再是一种学习过程，而是一种美的享受。教师在教学过程需要身体力行的传递舞蹈理论知识与技术技巧，更需要以渊博学识与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工作直接决定了舞蹈教育的成败，因此教师不仅要备好课还需要做到语言美、形象美、板书美等。

（三）立体全方位模式教学

舞蹈是一切艺术之母，要想通过舞蹈教育来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仅单一方面的训练是不能满足的。《外国舞蹈史》授课过程中不仅仅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外国舞蹈的历史与文化，还要让学生多方位的从视觉、感觉与动觉去感受外国舞蹈的魅力所在。视觉即作品欣赏。在讲授该时期舞蹈作品的历史背景、人物与故事情节之时通过多媒体将该作品以视频的形式欣赏，让学生从视觉角度充分享受感官上的盛宴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通过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发表自己的观后感，进行“百家争鸣”式的讨论。感觉即心得体会。撰写心得体会主要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及表达的能力，这是也是欣赏作品后的思考与总结。动觉即舞蹈实践。舞蹈美育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解放身体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美育功能。舞蹈是身体的艺术，也是通过肢体来传情达意的，因此唯有解放身体才能全面发挥舞蹈美育的功能。

（四）广泛涉及多元文化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多元化的相互交融，舞蹈的传播与交流已不局限于地区，舞蹈教育更是应当尊重并承认世界各国地区的不同文化群体。在讲授《外国舞蹈史》课程内容时也应秉承文化学的角度来学习舞蹈、赏析舞蹈，例如在讲授芭蕾舞时，介绍同时期的作品可借鉴中外的经典芭蕾舞作品进行分析与总结，通过对比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芭蕾舞之美。

（五）引入高雅艺术进校园

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课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学生陶冶情操，培养健全的人格。因此高校要大力支持并落实校园文化建设，使舞蹈艺术贯穿于课堂内外，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校园演出活动外，学校应大力引进一些高雅、经典的艺术演出或讲座走进校园，例如经典古典芭蕾舞作品《天鹅湖》或国内外一流的现代舞团，让学生零距离地去感受外国舞蹈艺术的魅力，相信舞蹈美育的功能也会逐步显现。

三、关于《外国舞蹈史》课程美育教材建设的构想

目前关于大学生舞蹈美育出版的教材数量较少，适用性不强。因此当前舞蹈教材建设首要关注的是舞蹈美育中“育”的问题，舞蹈教材传递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与技能，更是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外国舞蹈史》课程选用的参考教材是欧建平教授的《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朱立仁教授的《西方芭蕾史纲》与刘青弋教授的《现代舞史纲》。这几本教材出版时间较近，印刷版次较多，系统性强，使用率较高，对舞蹈美育基本实现其内涵与功能。《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通过“来龙去脉”“逻辑定义”等传递文化理论知识，“舞蹈个案”以作品鉴赏的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但“舞蹈个案”的直观体验性较弱，教材中基本是以文字与图片的形式对舞蹈作品进行介绍，教师在课下备课收集相关作品影视资料难度较大，多涉及到外国舞蹈版权问题很难将最新的外国舞蹈视频呈现在课堂上，因此许多舞蹈美育的教材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难以发挥最大的价值。教材中对于艺术创作实践部分也是难以满足美育课程的要求。舞蹈艺术的媒介是人的肢体动作，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外国舞蹈史》美育课程必须落实到学生的身体力行中去。舞蹈美育教材发展至今已取得了较多成就，但与其他艺术相比舞蹈美育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未来充满机遇也要迎接挑战。这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更是舞蹈学科发展的有力保障。舞蹈美育教材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作为教师的我们不断的建设与发展。

四、结语

外国教育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52-04

舒新城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自1919年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始，他先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倡导和发起“新教育”运动，竭力宣传“道尔顿制”，并在学校开展实验，进行理论阐发。然而，新教育运动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舒新城深深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育方法所能解决的。职是之故，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希望能“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 [1 ]。概括起来，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新城对史料予于高度的重视，他把史料比作“供建筑用的材料”，在他看来，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脱离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从史料上下功夫。正是基此，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史料的搜集、编辑着手的。他批评说，一些教育家“只知道引用现成书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国的书籍” [2 ]，“有若干自国外归来专治教育的专家……，对于本地风光的教育资料，不愿搜集研究，以至著述例证，都得采取其留学国的材料” [3 ]，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好的研究态度。

然而，由于此前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尚没有进行整理，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面对浩繁的资料，以及相应的鉴别和选择，舒新城深感“中国近代教育史料问题之困难”。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料的搜集，真可谓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一般研究者或师范生，欲于漫无头绪之书中逐一搜集，其事至难，盖经济与时间既非人人所能胜任，而可遇而不可求之材料更难必得” [4 ]；而“欲将正在进行之各种记载一一收存之，则不知其价值如何，若置之不问则又恐其稍纵即逝，欲折中办理择要收存，时间稍久，亦不知须淘汰若干” [1 ]。

为了搜求教育史资料，舒新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频繁奔走于当时南京的3大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查阅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亲手购买各类古籍及近代期刊，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尽最大努力搜求。他自称：“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藉以探询各种史实。” [4 ]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他最终编辑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全四册），于192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且对其中的资料不作过多的评论，“惟求叙述事件为主，不多加批评，免影响读者之判断” [4 ]。在此原则下，纵横兼顾。舒新城认为，近代教育应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起点，所以“我们所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史”的人，就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实为依据，“从中国教育事实之本身上立标准，不必顾虑他人之异说”。他说：“在中国教育之事实上有一种最显著之现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后之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农业社会教育制度而兴，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为断。” [1 ]有鉴于此，该资料的编写也从京师同文馆的史料编写起。一方面，从纵向上以时间为主轴，将1862年至1928年期间60多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呈现给读者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按其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分为‘兴学创义’、‘维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等三十大类”，涵盖面极为丰富，节录的内容既“有法令、奏章，也有正史、佚闻，有课本、回忆，也有传记、日记、广告” [5 ]。此外，书中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资料占有相当篇幅，有关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资料，均有所体现。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地方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阿部洋曾评价道：“《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最早有关近代教育史正式的资料书籍。……作为唯一的综合性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国外的学术界，都广泛地运用之。” [6 ]它的编成，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研究的先河，并已经被历史证明乃是一套质量上乘的经典资料书。自出版后，多次再版。1961年，应教学之需，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基础上，整理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出版，1981年修订后又再版，内容上较之原来的四册有所减少。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1928年的“全四册”本，整理重新出版。

除此之外，舒新城还编写有《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和《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等。这两部著作，均属年鉴式的史料集。关于其编辑动机与目的，舒新城在《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序”中言道：“编辑此书之目的既在供中小学教师师范生与教育研究者之参考，故一面注意于书籍论文及出版物之提要介绍与教育大事记、教育法令之分类汇集，同时并注意于书中所见之书籍论文、出版物、著作者等之统计。” [7 ]由此，足以说明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4 ]，寻求教育发展方向的良苦用心！

二、对近代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的思考与贡献

加强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是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 [1 ]。在舒新城看来，所谓“教育专史”，就是指围绕学制系统以及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从纵向上对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再到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留学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教育思想等等，逐一对其做专门的梳理，和深入系统的考查，以勾勒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而全面把握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进程；并通过如此对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寻求相互之间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从而探求出中国教育发展“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此后，围绕此，舒新城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载《妇女杂志》第14卷第3期），《中国留学小史》（载1926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9期），《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载1926年5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1期），《中国中学教育之分期》（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4期），《中国新教育史料凡例及目次》（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6～9期），《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载1927年2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2号），《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载1928年2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2期），《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载1928年4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六十年来中国教育思想总评》（载1928年9月《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等等。

通过上述专题论文，舒新城从多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与问题，并提出了诸多促进教育发展的可行性建议。特别是，由于这些论文多为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相关专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对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1936年，舒新城将这些论文稍加修改，整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除收入《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中华民国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小史》、《最近中国教育思潮的转变》和《近代中国留学小史》等7篇论文外，还将《中国教育之出路》和《我与教育》作为“附录”，从而使我们得以更明确地了解舒新城在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痕迹。

遗憾的是，由于忙于其他编辑事务，特别是编辑《辞海》，“为时间所限制”，舒新城最后“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1 ]。这两部教育专史著作，可谓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是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系统性成果，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言：“《留学教育史》与《教育思想史》（即《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引者）在我的教育著作中，算是尽心之作。” [3 ]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 [8 ]，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以教育事件为纲，“分类编纂”，对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首先论述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应付环境，故其本质可视为一种工具，教育思想也就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 [9 ]因此，“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在根据历史的事实，求得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沿革变迁的线索与所以变化的原因，从其中抽出若干公例，来作应付现时及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 [5 ]之后从“第三章”开始，舒新城将中国近代60年的教育思潮依次划分为“方言教育思想”、“军备教育思想”、“西学教育思想”、“西艺教育思想”、“西政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与军事教育思想”、“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大同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民治教育思想”、“独立教育思想”、“非宗教教育思想”、“国家教育思想”、“公民教育思想”、“党化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等，每种教育思潮均以“背景―变迁―影响”的模式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详细论述各种教育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探究出“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因果及其进步的趋向”。由于体例新颖，创新性强，后来，“在中华书局考察日本出版界时，曾由钱歌川译成日文，分赠给日本文化教育界的人士” [10 ]。2009年和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再版此书。

《近代中国留学史》撰写于1925～1926年间，1927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29年再版。此著开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之先河，为新中国留学教育的研究建构了基本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该书致力于揭示留学与社会的关系。前10章主要以历史为线索对清朝同治九年（1870）至民国十五年（1926）50余年间中国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勾勒，并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性进行适当的分析。各章节依次为留学创议、留美初期、欧洲留学之始、日本留学之再续、留日极盛期、庚子赔款与留美、勤工俭学与留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与留日、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之后从“第十一章”始，笔锋从对历史的考述转向制度，对当时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等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探讨，概括出留学教育思想之变迁；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近代中国留学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以及未来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舒新城将留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成了2个阶段，即初始期（前四章）和发展期（第五章至第十章），“初始期人数少，无固定的留学政策。……发展期留学人数剧增，留学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并有了一系列管理的具体规定” [5 ]。在他看来，无论是初始期还是发展期，中国的留学政策都“可以说是无宗旨的政策：初次派遣学生赴美，取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使之在国外学习十五年而后返国，方法已极拙劣，而派遣时并无一定目的，既不问国内需要如何，也不规定学生应习的科目，完全为一种盲目的举动而已……” [11 ]。可见，舒新城对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正因如此，虽然书中前半部分关于留学史实的论列，留美、留欧、留日相互穿插，在行文结构上看似凌乱缺乏连贯性，但实则不然。通过研究，舒新城认为“中国六十年之留学政策均把受教育当做研求学术，留学界之一切因果均由此观念造成” [12 ]。

但值得指出的是，舒新城并非对留学教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接受教育与研究学术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教育为改进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谁也承认。可是一国有一国立国的精神，也有其民族特性……因而一国的教育，都有其针对国家特性力求改进发扬的特质，凡属该国国民都当受此种教育以期有利于国。这种教育之实施，均当由本国直接负责，不当假手他人；倘由他人代庖，便有发生盲目外国化的危险。……研求学术的性质则大异：是自动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虽然因国内之需要与其他关系而出国研究，但研究者对于其欲研究的学科有明了的目的，且有判断力能吸收精英以为己用，一旦出其学术应用即能对症发药。” [12 ]由此可见，在舒新城看来，教育应由国家掌握，不可由他人“代庖”，而学术则应立足于中，兼采中外，根据本国实际，借鉴西方优秀研究成果，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对中国教育史史学观的认识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观是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这种教育史学观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是以“实验教育学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为两个基石”的 [5 ]。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流派纷呈，关于史学研究的取向各有所长，而其中多数学派均强调史实的重要性，主张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说话。如胡适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受此影响，舒新城也极为重视实证。他指出：“我们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虽也如治他种历史一样，有‘求因’、‘明变’的两大目的，然而我们更有超于其他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从六十年来的事实中求出教育上民治的趋势与民众的意识之实证来，以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的借镜。” [1 ]这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即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着眼于现实的教育问题，由此探究新教育失败之成因，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对60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概貌的系统梳理和反思，和对中国教育史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舒新城逐步形成了其自成体系的教育史观。

1. 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他认为：“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史，完全为中西文化杂糅过渡期之教育记载。” [13 ]清末兴学完全是迫于外患、救亡图存的仓皇之举，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系统计划的情况下对西洋教育崇拜模仿和盲目移植照抄，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性和社会背景。在他看来，教育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其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当时的中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教育正是以这种小农制社会为基础，而引进的新教育则是西洋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欧美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如果对其“优点如何，功效如何，其所需要之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又如何”均贸然不察，即全盘照搬，必会致“遂至橘逾淮而变为枳”。所以，舒新城总结说：“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之建国，也可以用之亡国……讲教育的人只在教育本身上用工夫而不注意于教育材料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也不注意于实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结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损材料而已。” [1 ]教育制度的实施必须与诸种社会因素相结合，而不能“独立而行”！

2. 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总结

正是以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为指导，舒新城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教育史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史料的分类和收集。他认为教育史料大致可以归结为3类：文字记录、实物记录和誊旧回忆。文字记录有正史、公牍、规章、报刊、著作、文艺；实物记录有建筑物、纪念物（如纪念铜像）、图片模型、先民遗迹；誊旧回忆有事件、运动等发起人、亲历人的回忆。他提出，近代教育史料的搜集困难重重，搜集史料应着重注意6点：即“立定目的”、“注意各种史实的背景”、“求平衡”、“求旁证”、“求正确”、“有科学的态度” [1 ]。可见，他十分强调资料搜集的全面、系统和客观性。他说：“本此六点以搜集史料，则偏私臆造之弊当可减至最小限度。” [1 ]

其次，强调教育史资料的论列。舒新城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他更为强调史料的论列。他说：“史料只是一些可以供建筑用的材料，欲为史的建筑，必须另加一番绳墨工作……史实之论列其重要更甚于史料之搜集，盖非此将前功尽弃也。” [1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种编纂范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者相较，他更为倾向于纪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更能予读者以系统观念”。

综上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舒新城毅然转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在研究中，他努力将教育实践与其理论相结合，极力搜集、整理近代教育史料，撰写并出版了多部标志性教育史论著，开辟了教育史专题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力图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总结和反思中国近代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寻求中国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2]舒新城.狂顾录[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3]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来教育生活史（下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45.

[4]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8.

[5]崔运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6][日]阿部洋.舒新城的中国教育近代化论――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4）：33.

[7]舒新城.教育指南[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8]张瑞，金一鸣.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10]唐兴年.舒新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1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外国教育发展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实业教育；教育史；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质改革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和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先后有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张正身和郝炳军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王萍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闻友信和杨金梅的《职业教育史》、周谈辉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以及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相继问世。

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与专题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地挖掘整理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首先归纳了从古代到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规律。随后，已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主要线索，依照其逐步建立的一整套以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兼施职业教育、农村改进及职业指导等几个环节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结构，先后分章节进行著述。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一文是刘桂林的博士论文。该书把近代职业教育思想运动分成三个部分：实业教育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民国初年，形成我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为形成标志，以导向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确立为主要目的的；30年代的职业教育思潮，以1932年《职业学校法》的颁布为界。该书以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前后三次思潮的演变，阐明他们的共同点是实用精神的张扬，还着力展示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实践存在的密切联系，提出近代职业教育思潮的演变是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的过程。著作观点独特新颖，论据充分。

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全书较为全面的介绍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从实业教育的引入制度的确立为出发点，深入的展示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并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关键做用的人物进行了深入介绍，利用较多的篇幅对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核心人物进行剖析，并对其观点进行深入比较。该书相对完善的阐明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在一些职业技术教育学书籍中也有专门章节形式出现，或散落在诸如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毛礼锐的《中国教育史简编》、郝新生和袁吉林等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石伟平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的《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的《职业教育学通论》。这些书籍中所涉及的职业技术教育史，多以描述史实为主要形式出现，篇幅较短，内容简洁，通常不是作为专题史来研究，其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

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起源及发展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就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久远，可称之为“古代职教说”，国内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如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一书就采取的这种观点，米靖老师的观点则认为“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表现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由此观之，认定中国古代缺少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另一种观点认为，到了近代机器的工业的工业时期，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可称之为“近代职教说”。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就采取的这样的观点，谢长法老师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于清朝末年的实业教育的发展，包括实业教育制度的引入以及确立，以及职业教育理念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生产方式主要是自然经济，技艺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学徒制，当时的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都与机器工业生产无关，因此古代所谓的教育都不能被认为是职业教育，应该算是专业教育。由此看出，这些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界定的标准，内涵和特征认识上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观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未来研究的趋势收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人们强调应对人物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应该重视普通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加强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角色的详细分析研究和考证，才能更鲜活的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包容的，各朝代各时期与外域均有频繁额交往历史。中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影响过外域，同时我们也在汲取着他人的长处，采用中外不同的文化角度去比较和研究历史，会使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参考文献：

[1]王炳照：《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的历史反思》，《教育学报》2005年第2期。

[2]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出版社，1991年。

[4]李蔺田、王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5]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

[6]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7]田正平：《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8]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9]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11]张兰馨：《张眷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