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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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空间规划范文第1篇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张鸿雁教授在2011年第1-3期的《中国名城》杂志上连续发表关于城市问题的批判性系列研究文章，关注“城市文化资本”视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理论创新。作者认为，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潮流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街区意象、城市景观、城市建筑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模仿西方的拿来主义，城市成为西方城市空间与建筑符号的实验场域；二是复古化主义，城市成为明清建筑的复兴地。对此，作者基于“十二五”规划，对北京、上海、南京这些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纠谬，重新审视这些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问题。
对于北京，作者认为城市问题表现为五个方面，即城市功能定位过多、“同心圆”式的城市空间规划理论与理念严重滞后、没有担负中国传统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引领责任、近60年的城市建设未能构筑未来本土化城市记忆、城市形态结构外展价值不充分。为此，作者认为北京的发展应着眼于四方面：一是北京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与创新地，应是中国城市集体记忆的创新引领者；二是北京应该创造典型的“区域核”空间的再生产模式；三是北京应该明确提出中国本土化城市空间创造模式与理论，应该成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复兴首发地，创造性地形成中国本土化城市空间的创新实践场域；四是北京应该有一定空间再造中国传统城市空间肌理，让城市重新走回自然，让城市更具有中国化的本土化特质。
对于上海，作者认为城市问题表现为六个方面的海派文化缺失，即海派历史文化的“定格化”、海派核心要素的固化、传统与未来历史地段记忆的丧失、精英文化的衰弱、非“克里奥尔化”的深化与上海文化的模糊化、“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失落。为此，作者认为创造21世纪“新海派文化”势在必行，而前提是对“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行再认识：中国元素中的江南文化是海派之文化基因，长江和黄河文化是海派之文化血脉，中国传统和华夏国学是海派之文化脊梁，外来文化是海派之文化羽翼，中国沿海文明是海派之文化切面，近代港口经济的繁荣与国际贸易是海派之文化资本。最后作者认为，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资本”的建构，体现的是“新海派文化”的城市哲学价值体系。
对于南京，作者认为存在着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即创新机制与思路缺失、在长三角城市群的“结构空洞”中被固化、产业空间集聚功能与效应的缺失、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介入模式的缺失、城市形象建构与城市品牌的缺失、多元区域核心结构规划的滞后、历史文化记忆的缺失。为此，作者认为南京应该选取“差异化定位”、“唯一性定位”和“超强定位”的三维一体定位模式。针对南京已经出台的发展战略规划，作者从南京“天下文枢，智慧之都”的城市定位角度，对南京新一轮发展作五项战略性补充：一是实施城市“顶层设计”模式，创造稳定的战略主线——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二是创新主城区功能定位，打造千亿级城市核心区国际商务服务经济产业区；三是打造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南京金融街”，建立省级金融产业经济区；四是“促强补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优化模式的战略；五是建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促进智慧产业发展与创新。
智慧城市空间规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特征；网络城市；规划策略
1 网络城市概念阐述
人类历史上，城市的建设史由来已久，然而由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发展脉络与路径、不同的区域与文化等等因素的羁绊与影响，城市自然具备不同的特征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别与属性。众所周知的城市类别有“花园城市”、“特大城市”、“中心城市”、“生态城市”、“带型城市”等等，这都是源于不同发展因素而有别，同时也因人们的研究目的，而把城市分门别类。可是这种区分是有效的，有利于人们寻找到更有效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城市类型。然而本文所述的“网络城市”也有其深层的内涵，其具有复杂的空间组织结构，而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有机的态势并具备可持续的成长性，其间不同的网络系统层次清晰而且具备稳定的连贯性。
2 网络城市的特征分析
各种事物都有其独有的类别属性，同样有其独特的发展演化轨迹与特定的基因，因此网络城市作为现在城市发展类别中的一种，也具有其自己的用于区别于其他类别城市的明显特征。为了更好的总结归纳规划这类的策略，有必要对其特征进行概要性的分析与总结。
2.1 有机的复杂性
网络城市的结构网络构建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复杂的有机体系渐进成长的过程。城市中要素纷繁复杂，大小系统层叠，而且其演化过程存在多种可能，这一切的一切就造就了其复杂性的体系特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城市不但具有复杂性，且序列井然，故不至于陷入混乱。这种城市中的网络和人类的思维很相似，二者都包含了不同层面上连接起来的网络体系。城市中的一条道路、人们思维的某个奇思妙想，大概都围绕着与网络相关的内容而呈现。
复杂系统的有机程度与连接数量、活动场所数量的多寡有关，似乎其间还存在一定的数量比例。人脑中，连接的数量大概比作为节点的神经细胞多一千倍。如果把城市中的网络与人类的思维作比，一个城市的网络结构必然存在高密度的复杂性。我们若期望实现城市的完整网络构建，使其成为高效运行的网络城市，必然要关注其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并且设定策略使其实现有机化。
2.2 丰富完整的关联性
城市空间中的诸多要素如人类活动场所、路径、引力中心等等都要建立其有机的网络关联，才能具有整体的意义。城市中的某个节点不单单指著名的或有纪念意义的建、构筑物，还包括流动性较强小区域（遮阳凳、小摊等）但这些区域要能吸引人群。具备明显的人类活动集中的地方就可以被认定为一个空间节点。优秀成功的城市网络规划设计，往往来自于这些要素之间丰富完整的关联性的建立。这些关联包括视觉关联以及连接市民出行活动的道路。其中视觉关联有助于空间要素的定位，而且能够创建城市视觉画面的连贯性。道路可以将网络中的要素实体连接起来，起到实体连接的作用，以方便人们从一点到另一点，并且有多种选择性。成功演变成网络城市的区域中各要素必然拥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认为规划有序的区域从高空往下看往往呈现出不规则形。城市中空间活动节点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必然引起其关联性的复杂而且注定这种复杂成增长态势。成功的网络城市就不止是拥有有机的形态，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复杂多样的关联性，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网络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人文活力性、发展持续性、生态繁荣性。
2.3 覆盖完全的层次性
一个成功的网络城市的俯视图往往清晰的呈现出分形的特点，这不只是视觉上的巧合，同时也网络城市固有的特征。从若干网络城市的实例中可以清晰的总结归纳出这种网络城市中网络系统的层次性，而且所有层次都在不同尺度上息息相关，从各种功能和层次的道路系统上也有体现。最小尺度的结构往往能最终保证网络城市的生活适宜度，而相对大一些的尺度的网络则对更大一些的范围内要素流动和交往有利。
其实，城市空间结构是历史上小尺度的要素不断增加变化所形成的产物。通常这种变化是之前并无规划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网络城市的图形是不符合几何规则的同时功能方面也不具备简约性。由于这种网络是从简单功能和较小尺度发展演化过来的，故网络城市具备一定的发展轨迹脉络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这是不言而喻的。
3 其空间规划策略
基于以上关于“网络城市”的优势和特征分析，可以设想出选择符合创造这类城市的一些规划设计策略，分述如下：
3.1 生物进化策略
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相似方案的遴选需要一套完整的选择标准，这就是根据规划的目的和理念而设定的选择性框架和指标。这就如物种进化一样，选择的标准将会影响最终结果的风貌与特色，同时也将长期影响着城市运行的效率以及生活的状况。由于环境、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状况、区位联系程度等等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要素都处在变化当中，就迫切需要能适应特定时间特定区域的适应性设计，这种适应性设计的探索过程就是遵循了生物进化的城市进化设计策略。
基于适应性的一套选择标准将产生适应性设计，而基于某些原形相比较的一套标准将最终产生类似于参考原型。这就如生物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产生的结果一样，城市也由于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相应需要适应性的进化设计。
3.2 自组织设计策略
由于城市最初是有简单功能和较小尺度进化而来的，由此慢慢发展成具备有机复杂性和连贯性的网络城市，自然其间有自组织这种系统属性的作用支配。自组织是使用内部力量去影响其自身的结构和成长的，就是依靠它而发展内部连贯性而达到的。我们可能还不够理解这种自组织力的作用机理，但是可以从自然系统中感受到它的存在，诸如液体中的漩涡和环纹，以及雪花等等都带有这种特征。如果任何自然模式体现了在每一放大级别上的组织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是自组织机制作用达到的结果。
城市进化的自组织规律还表现在受到系统外力的干扰后通过内部力量而表现出的“自愈”和“进化”功能。当受到的干扰较小时，系统通过自组织性调整的“自愈”功能，来达到新的有序。当城市空间系统受到的干扰超出这一级系统的“自愈”能力时，系统会崩溃，或转化为新的结构，这就是自组织的进化功能。因此规划过程中要给城市的进化留有自组织规律发挥的空间，从而使其通过自组织来达到稳定均衡的连贯。
3.3 集体智慧策略
城市常常以一些复杂的机制运行，而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机制。无论在城市空间上还是在演化轨迹上，现存的城市都是共同付出智慧的几代人的成果。集体智慧的扮演者能感知到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并作出回应，使其输入到设计城市的过程与策略中。这种集体智慧不仅有当代人创造，有些也编码储存在史前的器物和建成环境中，我们在设计城市时要加以利用，争取最大限度的放大集体智慧的作用，从而创造出真正成功的网络城市。当代的公众参与策略就是集体智慧的部分体现，在社会、技术、经济等等发展的同时，我们将有望看到更具效率与前途的集体智慧参与到这种网络城市的创建当中。
4 问题探讨与总结
一座城市系统既需要精心规划来把握城市发展框架与结构，同时也要有自组织以促进众多元素的多关联性的发生，以此稳定和完善城市网络结构来形成高效繁荣的和谐城市。城市网络中的每一节点并不是都应链接到对方，有时不同的节点会互相干扰彼此的功能，这时就要果断的使之分离，这就是城市规划网络中要有必要的分离，这样不至于破坏整个城市网络。明了网络城市的特征之后，就要针对这些特征集思广益的构造出相应的规划策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实施管理体系及维护更新制度，使之成为城市整个生命进程中的监控器和调节站。实际上只有这些策略还是不够的，应该根据城市实际的发展进程以及生命周期，因时因地的调整策略和方法，使之达到恰当的耦合，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围绕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参考文献
[1]段进著．城市空间发展论[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88―96.
[2]尼克斯•A•萨林加罗斯著.城市结构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75-76.
智慧城市空间规划范文第3篇
一、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
1．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构想
现代城市规划经典理论对城市农业问题的关注，有着浓厚的社会背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出于救济和安抚失地农民及城市劳工的目的，英国一些慈善机构和资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划分成小块进行廉价出租，形成了份地农园(Allotmentgarden)这种小规模的城市农业形式［4］。19世纪中后期，份地农园在欧洲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并影响至北美。二战期间，欧美国家城市农业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例如美国，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农园、救济农园和胜利农园运动。1944年，美国2000万块胜利农园生产的农产品，满足了全国44%的食物需要［5］。尽管城市农业随着危机的缓和逐渐衰退，但总体上看，其发展规模较大、参与度较高，形成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必然对亲历其中的城市规划先驱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关注城市农业、思考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文献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索中并不鲜见。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当时英国的份地农园有着密切关系［6］。在田园城市中，霍华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农园整理成宅地农业和环城农业两种类型:在城市，5000英亩的永久农地环绕1000英亩的城市进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内部，5500块独户住宅用地平均每块有20×130英尺(约6×40米)，建房之余，足够进行养活5口之家的农业生产。为了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城市，霍华德强调农产品直供城市市场的重要性，并对食物加工、运输、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计划。他指出，通过居住与工作、生产与消费的紧密关联，每一个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市场，城市居民也无须为农产品支付过多的额外运费，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铁路运费［7］。柯布西耶这位坚定的现代主义旗手，对城市农业的思考达到了广泛而多样的程度，不过他遵从另一套逻辑。1922年，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方案中构想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农业:紧靠城市起防护作用的大规模农田、郊区独立住宅区中的集中式社区农园、城市中心区集合住宅(细胞或蜂窝式街坊)中的空中农园及公共绿地上的果树和果园［8］。柯布西耶对份地农园以户为单位的农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方式只是收获“一篮苹果和梨子、一些胡萝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为了创造新型社区农园，他主张从每个住宅地块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为公共商业菜园，并提议以职业农民为主，采用现代技术集中管理和生产［9］。柯布西耶还构想了一种带有悬挑花园的两层别墅叠加而成的高层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园城市”取代霍华德水平向发展的田园城市。除了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现代主义大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农业提出了构想。赖特在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为每户配置了1英亩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录了他提出的一种城市农业规划布局模式，与今天北美郊区的住区农业非常相似［6］。德国景观建筑师麦基(L．Migge)把城市农业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认识，他主张德国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创建大量的园圃和公园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园［10］。德国现代建筑大师、包豪斯学院教授希伯赛默(L．Hilberseimer)改进了霍华德田园城市中城市与农业间半集中化的包围关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农业空间嵌入工业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实现更加交融一体的格局［11］。尽管当时的城市农业规划思想并没有发展出真正适合生态时代的城市新范式，但这些探寻城市根本走向的经典理论，却为当今学者研究城市农业、探讨其规划设计模式提供了宝贵借鉴。霍华德立足城乡融合，把农业和食物问题作为关键要素纳入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想中，展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系统的思考，为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赖特等所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城市农业形式，则实质性地成为当今一些“有农”城市形态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区农业的思想与实践
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水平使得食物供应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农园土地开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设，私家后院和保留下来的少数公共园地，也从种植果蔬普遍转向发展装饰性绿化和休闲活动的空间，城市农业从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迅速消退［5］。然而，战后城市重建对社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业空闲;同时，工业化发展的环境弊端在1960年代开始显露，引发了发达国家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农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城市农业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再度复兴。在城市中，社区花园、份地花园等形式的小规模农业成为社区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续发展至今，为当前城市农业研究奠定了广泛的实践基础;在乡野间，出现了一些在住区上重建农业、构建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1970年代生态城市探索中较为显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态学家莫林森(B．Mollison)与霍姆格伦(D．Holmgren)受澳洲热带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现象的启发，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农业Agriculture组合而成，台湾译为朴门永续设计)的思想，发展出一套整合农业与住区的规划设计方法，是城市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范。永续农业是一套模拟自然系统的综合设计体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农业、动植物等各种社会及环境要素融为一体，构成相辅相成、循环交换、“高效率、低维护的最佳生产组合”［13］。在永续农业的完整结构中，农业和食物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与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复杂的生物和自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低熵、高伦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赚大钱，因为你周围到处是食物，也没有任何能源成本开支”［14］。永续农业的思想，是希望通过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体化来创建“永久的人类文明”。
1970年代末，科贝特兄弟(J．Corbett和M．Corbett)在加州戴维斯设计并建造的乡村家园，延续了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和尺度，把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良好的步行环境、自然排水和“食用景观”有机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12］。70英亩的总用地中，有四分之一专用于小规模农业，包括两个葡萄园、两个社区菜园和几处果园，食用植物占全部绿化的55%，使得果蔬自给率达到了25%。生活中，居民还普遍利用自家有机废物进行堆肥，大大减少了垃圾排放［15］。乡村家园注重培育土壤，把农作物视作更有效的绿化方式，通过细心构建环境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创造健全的整体系统，这一点与永续农业的思想十分相似。建筑生态学的创立者索勒里(P．Soleri)于1970年开始的阿科桑底生态实验，“尝试把食物生产融入城市设计”。他保留了上佳的土地用于农业，建设23个果园台地，引入“生产性植被”［16］，在建筑中大量设置南向附加温室，这些温室在长年种植蔬菜的同时，还能够收集太阳能为建筑供暖［17］。坎菲尔德(C．Canfield)于1974年提出的共生社区(Symbi-oticcommunity)思想，在自然承载力的约束下构建与生物圈的共生关系。在塞罗戈多社区规划建设中，他保留肥沃的农地和林地，把社区、农场和森林联接成整体，并严格践行生态林业和有机农业，让社区居民参与生产并自给自足［12］。1970年代西方出现的各种早期生态城市探索方案，往往置身于乡村或自然环境中创造自给自足的住区，农业重回住区遂成为这些思想倾向的自然选择。尽管这些探索的关注点主要停留在住区层面，其方法对于庞大的城市系统来说也尚须调适，但由于其与当今城市农业思想有着更加接近的背景和愿景，因而成为CPULs、农业城市主义等思想最重要的养分来源之一。
二、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
城市农业思想在1970年代的涌现，只是其在乡村环境和住区层面上的一度繁荣。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中后期，欧美城市规划设计的主流思想，极少关注城市农业问题，因而留下了令人尴尬的空白。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珀秋卡奇(K．Pothukuchi)、查尔斯(W．Charles)等人进行过深入的总结分析［18－19］。在资源与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城市农业内在的多重价值和曾有的智慧之思，再次受到瞩目。以可持续发展为宏愿的当代城市规划、建筑及景观设计，很快就与国际组织的城市农业研究与实践相融交汇，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当代城市农业运动和思潮的再次高涨，与城市和农业在长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负面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的本位思想及掠夺式发展模式，严重忽视了供应食物等人类生存必需品所须付出的环境代价，因为城市食物系统的生态足迹占到城市总生态足迹的三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现代农业高度依赖石油、化肥和农药投入，同时也是高度商品化的产业，其跨越区域和国度的庞大产品分销系统也要完全依赖于矿物燃料，资本控制下的工业化食物体系严重影响到公民的食物安全。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发展地方农业，赋予市民参与农业生产、消费适宜食物的权利，成为欧美城市的一种普遍觉悟，从而激发了大量以城市农业为主题的创新性思想探索和规划设计实践。
1．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把城市农业作为重要要素纳入到城市整体理论建构中，偏重在理念层面上构建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价值基础;第二类是以城市农业为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地提出城市农业规划的设计方法，包括空间系统研究和技术系统应用两个方面。第一类理论研究出现较早，相对独立于当代城市农业理论体系之外，并以共同的思想动力与之保持呼应。1987年，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主席瑞杰斯特(R．Register)最早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在伯克利的城市研究中，他把农业视为“决定伯克利城市命运的关键之一”，提议成立城市农业部来帮助人们自己种植，“把无法由私人实施耕种的城市土地投入到食物和木材生产中”，以便发展各种尺度和形式的城市农业［20］。1995年，加拿大景观学家霍夫(M．Hough)将城市农业与水、植物、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气候并列为兼有自然过程和城市过程、应当主导城镇规划的城市环境要素，从而把农业问题嵌入城市整体思考中［21］。2004年，吉拉尔代(H．Girardet)以生态足迹理论解析城市这个人类主要栖息地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提出以能源、资源和食物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要参考框架”，来“重新设计人类住区系统”，以便构建代谢良好的“再生城市”［22］。第二类理论研究更多地受当代城市农业理论的影响。在欧洲，英国布莱顿大学建筑系教师维尔容(A．Viljoen)与建筑师波恩(K．Bohn)编辑出版的《CPULs连续生产性城市景观:为可持续城市设计城市农业》一书，跨学科地汇集了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将城市农业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并加以连贯，作为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基本要素［6］。维尔容第一次提出了城市农业设计较为完整的方法，“为建筑学打开一个新的领域”［8］，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荷兰发达的农业产业和农业技术为城市农业的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瓦赫宁根大学建筑系的提莫伦(A．vanTimmeren)与建筑师洛灵(W．Roling)提出可持续植入理论，将城市农业作为功能组件嵌入城市基础设施系统，构建分布式“关键流”代谢循环技术体系［23］。2009年，荷兰建筑师格拉夫(P．deGraaf)以其领导的“食用鹿特丹”研究项目为依托进行城市农业的设计探索，从空间、技术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整合，提出了针对鹿特丹城市特征的五层次空间布局构想［24］。在北美，新城市主义旗手DPZ和加拿大HDLa-narc事务所在2008年共同组织一次设计工坊后，分别提出农业城市主义的思想，重新思考城市居民与土地、食物及社区的关系，并把食物生产的需求从各个层面融入城市结构，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理论。DPZ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美国城市特点建构起贯通城乡的城市农业空间规划布局方法［25］;HDLanarc则重点解决了纳入城市农业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技术整合方式及空间设计方法［26］。同年，爱荷华州立大学景观学系的瓦格纳(M．Wagner)等在CPULs的基础上，提出将食物系统与城市空间连接成点、线、网的食物城市主义概念［27］。201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生态创新实验室又提出了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Food－sensitiveplanningandur-bandesign，FSPUD)［28］理论。
2．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实践探索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理论研究往往结合设计实践进行成果表述，上述城市农业设计理论都进行了相应形式的设计实验。但目前设计实践数量仍然较少，更普遍的是从设计着手，较为具体地探索城市农业在各个层面的规划设计方法。1999年，香港大学的弗朗西斯(F．Francis)结合中国华南沿海某建筑设计方案，提出整合生态建筑与城市农业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是较早把建筑与农业联系起来的案例［29］。2000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戴斯博米尔(D．Despom-mier)首次提出“垂直农场”的概念，随后又不断深化技术系统，与建筑师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设计方案［30］。英国建筑师林纯正(CJLim)从2001年起，在设计实践中以创新生态城市模式为目标，探索城市融合农业的设计方法，提出了包括深圳光明智慧城市在内的一大批城市设计方案［31］。荷兰建筑事务所MDRDV于2001年提出的“猪之城”垂直养猪场设计方案，亦是国际上较早的设计案例［32］。2004年，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赞助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领导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建筑学教授布哈特(V．Bhatt)开始负责为期三年的“创造食用景观”(MakingEdibleLandscape)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融合农业到低收入住区的设计实践［33］。非盈利组织“纽约太阳”的创始人开普罗(T．Caplow)于2005年开始探索将农业与建筑相结合的生态技术方法，提出建筑农业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开发出集成雨水收集、光伏发电的Brightfarm建筑立面垂直栽培系统［34］，并计划在2020年设计提案中进行验证。2008年以后，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尤其是建筑与景观设计领域的实践探索进入爆发期。在宏观层面，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与摩洛哥本地专家合作，开展卡萨布兰卡大都市区“未来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2008－2013年)，把城市农业作为气候优化的整合因子和生产性绿色基础设施(PGI)纳入该地区的城乡空间结构中［35］。在微观层面，出现了WORK建筑师事务所的PS1公共农场景观装置［36］、Vincent的蜻蜓垂直农场、SOA建筑师事务所融农业生产与居住空间为一体的生命之塔、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联手威廉•麦克唐纳进行的2015年米兰世博会总体规划［37］等一大批以城市农业为主题的探索性设计。
智慧城市空间规划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文脉延续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目前，旧城改造中的城市更新工作和文脉延续工作难以协调，所以，探讨如何更好的做好城市更新工作和文脉延续工作非常有必要，这是提高旧城改造水平的必经之路。
二、城市更新的基本理论
1.城市更新的概念
城市更新是城市飞速发展过程中针对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城市老化衰退，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调适的新陈代谢过程。即对城市中某一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建设，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
2.城市更新的发展背景
工业革命在带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住房紧张等。两次世界大战，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许多城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大规模的逆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中心区的逐渐衰落。为了挽救城市命运，恢复城市经济，改善城市的不适环境，欧美各国率先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
3.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旧城更新实践大致都经历了“清除贫民窟――邻里重建――社区更新”的过程。早期，为了战后重建和解决紧张的住房问题，在“形体决定论”的影响下，城市更新的方式主要以大规模的推到重建为主。然而，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美好，整齐划一的建筑和街道带不仅让人们觉得单调和乏味，也给许多历史性城市留下了不少难以挽回的巨大破坏，加剧了西方城市中心区严重的衰败现象。对此，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大规模推倒重建进行了反思。如L.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1961年）、J.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年）、C.亚历山大的《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年）等。他们尖锐的批判了简单的用大规模形体规划来解决复杂城市问题的更新方式，主张传统的渐进式和小规模改造方式。自此，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运动开始逐渐转向小规模、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的开发模式，强调规划应首先考虑“人的需要”和“适宜技术”。重新确立人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
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运动的开展背景有所不同，中国的城市更新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对旧城的功能进行调整，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利用”的过程。中国的许多城市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又有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严重障碍。城市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城市更新不可能跟着西方走。然而，认识的不足，加上观念上的一些偏颇，中国的不少历史城市依然走着西方早期城市更新过程中“推倒重建”的老路。城市更新非但没有解决原有的城市问题，反而破坏了原有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网络，给城市带来了非常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城市文脉的内涵分析
城市文脉指本质上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及传统，它与一座城市功能的延续与变迁有着重要的联系。一座城市的功能与文化，如果能够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得以延续，那么就形成了城市独有的文化传统，而如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中断，则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只有形成自身独特的文脉，并将其延续下去，其功能才能发挥到极致。城市的文脉的形成不仅是市政基本设施、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的维护和积累，更是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与地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宝贵经验。
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加剧的今天，城市的一些功能受天灾人祸影响而被迫中断，延续千百年的文脉因此而岌岌可危。因而，强化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对城市文脉的延续与传承有着很强的必要性。
四、旧城更新思想方法的思考
1、系统性，全局性的更新改造
旧城更新改造已不是局部性问题，它决不仅仅是拆除几栋旧房子，拓宽几条旧马路的事情，而是使旧城从城市功能、布局、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使旧城机能得以完善，强调中心区的综合功能，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真正做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旧城更新改造要从总体上对旧城区进行全面的研究，制定一个系统的旧城更新改造规划，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旧城更新改造进行规划控制，要有明确的评价体系，目标体系及控制体系作支撑，要与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这样才能避免因规划控制不力而造成的混乱和矛盾。
2、传承城市文化特色的更新改造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对旧城进行大规模更新时，不仅要注重对传统建筑单体的保护，更要注重对整个街区的保护和有机更新，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在“破旧”中“护旧”，“护旧”中“立新”，从而创造出一个富有特色的“新城”。从传承文化，突显城市人文和物质空间特色，保持城市活力与人气的思路出发，在更新改造中保留一定数量的原住居民，以原生的功能类型与形态为功能策划的根基，充实、补充新鲜血液，满足当代生活需要，从而解决旧城区功能性衰退的问题。
3、坚持以人为本的更新改造
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的有机载体，因此在旧城更新中涉及到居民权益的，政府应该设立沟通渠道，能够倾听公众的声音，建立公众参与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另外，城市更新改造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在更新改造中应做到以人为本，从人们的心理上，认知上考虑人居环境的更新改造。
五、基于文脉延续改造的具体策略
城市文脉是通过城市历史遗迹来表现的，一个片区的文脉主要由历史建筑及街道空间来表现，提取改造区的文脉，实质上是对改造区的历史建筑及街道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例如，以昆明市为例，其祥云片区的历史建筑分布散乱，这使得片区文脉展示不完整且不具有连续性。因此，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改造区文脉，笔者在此提出三种片区历史建筑空间规划思路。
1、将历史建筑搬迁至指定的保护区域，进行全面集中系统的保护。这种方法耗费的资金较多，对历史建筑的损耗也大。虽然将建筑进行集中保护，可以体现出城市特色，但对历史建筑地址的搬迁，这已经破坏了城市文脉，改变城市原本发展的印记，已偏离基于文脉延续改造规划的中心。
2、独立保护建筑按原址保留，近代居民建筑群保留占地面积最大的昆明市南强街南侧居民群，其他居民建筑群占地可改变其用地性质，用以商业开发。这种思路是通过对历史建筑进行分类筛选，将性质、布局建造方式、建设年代相同，并具有相同特征的建筑进行合并或选择性保留，这样的改造方式即能展示城市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建筑风貌，同时能最大限度的为片区经济建设提供发展空间。但是，拆迁居住群涉及到居民的搬迁安置问题，同时，片区的进一步开发肯定会影响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同时，改造片区内本来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就不多，再对其进行拆除，会使城市文脉更加残缺。
3、各保护区用步行街道相连接，形成一条独立的、具有历史特色的步行街。由于这种形式可以使得文化连成一片，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和保存效果，是当下比较可行的方案之一。同时，这样的改造思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历史遗迹和城市文脉，但是，这种形式会减少改造片区内建设用地的面积，并且增加历史建筑的保护成本。
上述三种规划思路，笔者认为第三种更为适合。文脉需要通过历史建筑来表达，从国内外各种案例来看，保护历史建筑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原址上对建筑进行修缮和再利用，加上通过街道将分散的历史建筑相联系，即将历史建筑连成系统，又有利于形成一条有特色的历史风貌步行街，充分体展现了城市文脉和城市特色风貌。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旧城改造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好相关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就难以做好城市更新和文脉延续工作，因此，为了提高城市改造实施的效果，一定要同时做好城市更新和文脉延续工作。
【参考文献】
智慧城市空间规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信息技术；休闲；互联网；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在可自由支配时间发生的任意性活动，休闲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人们在其惯常居住地开展的休憩、游憩、娱乐等日常性休闲活动，也包括人们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在目的地开展的非日常性的旅游休闲活动。随着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人类日常总体活动时间正逐步被重构：以工作为代表的强制性活动时间比例不断下降，而以休闲为代表的任意性活动时间比例则呈上升趋势，尤其在发达国家，以休闲为代表的任意性活动时间占人们总体活动时间的比例达到1/3甚至1/2[1-3]。另外，休闲活动本身所反映的价值内涵也正逐步由个人身心健康[4]、家庭稳定和谐扩展至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5]、经济社会体系乃至文化价值的确定[6]，休闲已经由少数人享有的权利[7]逐步演变为一种大众生活方式。因此，研究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休闲行为、休闲产业运营管理及休闲研究本身等方面对信息技术影响下国内外在休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及展望，以使人们对这一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并期待在信息技术持续进步和发展，休闲活动时间占总体活动时间比例不断提高、休闲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人们即将步入信息社会和休闲时代的背景下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分析法，根据研究的主题及研究的具体问题从相关数据库中遴选文献，并对获取的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与综合。文献主要依托CNKI知识网络平台中国期刊网的数据库资源（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外文文献主要来自Google学术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在CNKI中分别通过ICT（信息技术、互联网、智能手机、网络）+休闲，ICT+游憩，ICT+旅游，ICT+娱乐等通过主题及关键词进行搜索共获取相关文献127篇；在Google学术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分别通过ICT（internet、smart mobile phone、network）+leisure（recreation、tourism、entertainment、travel）等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共获取相关文献158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所搜集的文献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对休闲行为的影响，包括在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关系变化、网络虚拟休闲活动与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关系及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信息化呈现等方面；二是信息技术对休闲产业的影响，包括信息技术对休闲产业业务流程的重组及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新业态的产生等；三是信息技术对休闲研究本身的影响，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休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数据获取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2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时空行为研究
2.1 信息技术对休闲活动与其他活动关系的影响
信息技术对休闲活动与其他活动关系的显著影响表现在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活动与其他工作、消费等活动的边界由清晰变得模糊，各类活动边界交叉融合的趋势日渐明显。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超链接性、即时性与互动性以及信息技术终端尤其是IPAD、智能手机、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等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人们原有的整体化的活动时空呈 “破碎化”趋势[8-9]。时空环境的破碎化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破碎化的结果，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人们在相同时间地点开展不同类型的活动成为现实，这与Kenyon S等在进行信息技术对居民时空利用影响研究时提出的“多任务”现象[10]不谋而合。另外，Line等通过对18岁～28岁的学生和兼职母亲进行质性日志调查和访谈发现，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累积性的影响，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能解决人们在活动安排中的一些不确定性的问题，在时空流动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破碎化[11]。事实上，时空的“破碎化”和活动的“多任务化”是紧密联系的，其实质是在信息技术影响下，各类型活动的时空边界愈发模糊，各类活动之间的渗透性越来越强。这种活动边界的模糊化与活动之间的渗透性正逐步对现代城市空间进行解构与重构，将对信息时代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产生重要影响。
2.2 信息技术对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影响
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产生的网络游戏、网络音频、视频及网络社交等网络休闲活动对传统实体休闲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86年，Salomon等认为网络虚拟活动对实体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替代（substitution）、互补（complementarity）、修正（modification）、中立[12]（neutrality）。2006年，Mokhtarian等就对网络虚拟休闲活动与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关系做了概念性的探索，提出了与Salomon等基本一致的^点，认为网络虚拟休闲活动对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传统休闲活动的补充（replacement）；对传统休闲活动的取代（displace）；对传统休闲活动时间的再分配（reallocation）；作为介质对传统休闲活动的促进（facilitator）[13]。随后，对上述观点的实证检验成为研究重点。Handy等调查了人们在家看电影和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替代关系，发现在家看电影对去影院看电影没有替代效应，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14]。Nasi等以芬兰老年人群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了信息通信技术对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大大丰富了其休闲活动[15]。Zorn等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揭示了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消费市场的影响[16]。Senbil和Kitamura运用泊松分布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测试了信息技术对强制性、维持性和休闲性活动的影响，发现移动和固定电话等信息技术终端的使用增加了人们的休闲性出行[17]。
网络虚拟休闲活动对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Ren和Kwan采用多组群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人们出行活动影响的性别差异，发现：在消费等维持性活动方面，网络使用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而在休闲等任意性活动方面，互联网使用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18]。Fortunati等对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居民的信息技术使用对实体交往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因特网的使用导致社交形式与频率的改变，但总体看来，社会交往的数量增加并不明显，移动电话拥有、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交往有着紧密的联系[19]。赵霖、甄峰等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南京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与出行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信息技术对南京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是影响居民网络休闲活动和出行选择的重要因素[20]。Kim等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旅游经历与移动终端使用存在正相关关系，感知易用性与使用者对移动终端的态度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21]。
2.3 传统实体休闲活动的信息化组织
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借助信息技术终端进行休闲活动的决策及组织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层面。在Web2.0时代，社交媒体作为休闲者的信息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因为休闲者信息获取及信息交换方式的改变，社交媒体正日益改变人们休闲的态度、决策方式及行为。Zheng和Gretze通过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已经代替搜索引擎成为影响人们休闲出游计划的最重要的信息获取工具[22]。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使人们随时随地将休闲旅行过程中的情绪与感受即时并广泛传播，而这些情绪与感受深刻影响其接受者的休闲旅游计划和决策。Lo I S等通过调查研究表明：89%的心情愉悦的游客会在旅行的过程中拍照，而41%的游客会将所拍照片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平台进行即时，这些游客相对于不照片的游客总体上呈现年轻、高学历和高收入的特征[23]。Parra-Lopez等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人们在休闲旅行时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渠道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感知利益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使用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24]。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渠道对人们休闲决策的计划、决策和组织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这种影响必将引起休闲产业与产品经营、管理及营销的变革。
3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产业研究
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休闲产业传统的运营流程与运营模式。关于信息技术对休闲产业运营管理的影响，国内侧重于对休闲网站和休闲电子商务框架的构建的研究，而国外则注重对内部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休闲产业结构的影响及休闲互联网建设的影响因素也是该主题的重要研究内容。
3.1休闲产业运营管理：从休闲电子商务到智慧休闲
早期国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航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Jennifer等基于航空公司、饭店、旅游经营者、旅游吸引物以及旅游公共管理者的信息研究了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结构的改路径[25]。Yoon M G等通过建模的方法分析了航空公司电子商务系统对机票销售渠道业绩的影响[26]。Kim H B等对航空公司电子商务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融合主观规范和电子信任的扩展技术接受模型，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评价主观规范、电子信任、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与重复使用意向之间的因果关系[27]。
研究对象由休闲服务提供机构转向休闲者本身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Lubbe和Louw研究了航空游客通过移动信息终端与航空公司连接提高其机动性的决定因素，发现航空旅行者的移动意愿与其利用移动设备接受信息和进行预订的感知价值有直接关系。此外，旅行目的和频率、人口统计学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8]。Li Li和Buhalis通过对634名线上旅行者特征的调查，发现在中国31-40岁的人群以及居住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通过网络预订旅游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年龄、居住区域、旅游网站的类型、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自我效率、特定领域的创新以及对因特网的感知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29]。
在国内，以政府为主体、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30]以及政府旅游网站[31]得到了较多的关注。马秋芳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基于政府旅游网站对中国各省域旅游地品牌符号表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部分旅游地网站、宣传口号缺失，同时网站各符号表征内容存在不和谐现象，官方网站旅游符号的打造反映了权力的操作，意识形态发挥主导作用[32]。互联网技术为旅游电子商务或网络营销提供了技术支撑，将电子商务的概念引入到旅游产业中，并分析旅游电子商务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旅游电子商务的运行体系，探讨旅游目的地营销创新对策[33-36]，是该领域初期的研究重点。近年来，旅游电子商务作为旅游产品的重要分销渠道，对这一全新分销渠道与其他渠道的效用评价与整合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37-40]。综上所述，国内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来探讨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及互联网旅游营销渠道的构建，从使用者角度即游客角度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数字旅游与智慧旅游突破了某一旅游子系统应用信息技术的范畴，进而关注整个旅游系统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从数字旅游的概念出发，构建由项目资源、项目管理等基本模块和旅游目的地信息、服务、管理与规划等子系统组成的数字旅游的框架体系[41]是信息技术对旅游系统影响的一个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学者分别从技术支撑、发展需求、发展目的、表现形式、发展框架等方面[42-44]来构建智慧旅游的框架体系以及提出智慧旅游的概念。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高速电路交换数据（High-Speed Circuit-Switched Data）、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无线局域网络（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将大大加深信息技术与旅游系统的融合，并且将使得这种融合由理论、概念逐步转变为休闲与旅游实践。
3.2 休闲新业态的发展：网络休闲与虚拟旅游
网络休闲是与实体休闲对应的以手机、电脑、IPAD等信息技术终端为工具开展的休闲活动，网络休闲活动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对休闲与旅游活动的直接影响。目前国内对网络休闲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及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网络休闲的利弊，或者是从产业经济学或市场学的角度将网络休闲作为一个产业或一种经济形态来进行分析和描述[45-47]。另外，国内对网络休闲的内涵理解也相对狭隘，主要停留在网络游戏等网络虚拟活动。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项信息技术近年来在旅游业中逐步得到应用，因此关于该项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研究的角度一是基于虚拟现实的传播性而将其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和技术[48-49]；二是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中虚拟与现实关系，通过对旅游体验的期望、F场体现和回忆的三阶段划分，分析信息技术对旅游体验实现路径的影响及人机互动关系，并探讨信息技术对人体自身和体验真实性的影响[50]。Daniel认为虚拟现实一个可能的应用是作为一种工具发挥其潜力创造一种旅游者能够接受的虚拟经历从而替代去危险目的地的实地体验，接受这样一个替代品的可能性将由旅游者对真实性的态度、动机及限制性决定[51]。Louie、Maria和David以印度尼西亚东爪哇为案例，分析了数字媒体中的数字图像在休闲旅游者选择自然型旅游目的地时扮演的角色，结果显示数字交流资源对游览自然旅游目的地的动机起决定作用[52]。网络休闲与虚拟旅游是信息技术与旅游产业结合在旅游产品领域的重要创新，但是这只能是对传统的实体休闲与旅游活动的补充和促进人们参与实体休闲与旅游活动的一种手段，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休闲与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
4 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研究方法创新
信息技术对休闲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数据获取方法和途径的变革。获取网络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研究相关休闲与旅游问题具有比较明显的技术发展轨迹。休闲人群对电脑、智能手机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终端的使用以及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为该领域研究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手段的革新带来了机遇。运用多种网上查询系统和网站访问量统计工具，获取旅游网站访问时间分布资料，分析旅游网站访问者人数与景区旅游者人数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信息流对人流的引导作用[53]对旅游景区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博客[54]及相关网站论坛游记的文本内容[55]提取相关信息对游客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渗透，为人们的休闲活动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渠道，而人们对网络信息的搜索行为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则直接关系这一信息渠道的使用效率[56-58]。电子商务使人们的休闲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从实体消费到网络消费的转变，从旅游信息传播[59]、网络消费者行为[60]、网络口碑信任[61]等不同角度研究休闲与旅游消费者的消费与决策行为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如今，智能手机已基本实现在任何地方和时间接入网络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近年来，基于手机数据或借助LBS（Location Application Service）对休闲者行为进行研究逐步成为热点，休闲者行为拓扑特征[62]、休闲位置偏好[63]、休闲消费模式[64]、休闲活动路径[65]等是重要的研究方向。鉴于休闲系统与信息技术的可融合性，有学者试图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探讨旅游系统和信息科学之间的关系，提出旅游信息科学的概念，阐述旅游信息科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的四维旅游信息科学研究框架[66]。另外，张凌云、黎u等借鉴信息科学技术中的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与思路，通过高层抽象信息技术的旅游应用对象，围绕应用对象自身及其与其他应用对象之间的交互需求构建研究框架，从信息科学与旅游科学交叉的角度探索旅游问题、规律及原理的新思路与方法[67-68]。
5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5.1 主要结论
信息技术对居民的休闲行为、休闲产业系统以及休闲研究本身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展开。但比较国内与国外的研究成果，二者的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侧重点方面均存在差异。
研究视角方面，国内侧重于从政府、企业的角度来分析信息技术对整个旅游产业的影响，构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框架，主要表现在政府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政府旅游网站的建设以及智慧旅游概念的提出和框架的构建。而国外侧重于从居民、休闲旅游者个体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技术使用对休闲和旅游者行为的影响以及通过信息技术这一重要渠道获取休闲与旅游者的活动数据来开展相关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国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对于信息技术对日常休闲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侧重基于哲学、伦理学等理论基础对相关概念和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而对于信息技术对旅游休闲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表现了比较明显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特征，即对相关概念进行定性的概念框架构建，而对具体问题则通过多种数据来源进行定量分析较多。国外研究主要以数据调查分析、数学统计分析法、模型建立、GIS空间分析、时空行为可视化等居多，适当加以描述阐释，广泛采用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偏向于信息技术影响下旅游休闲者消费行为调查研究以及从宏观和整体层面分析描述信息技术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以及旅游产业的信息化，而对居民的日常休闲和游憩活动的关注较少，这与国内长期以来视旅游为一项经济产业有较大关系，因为旅游产业经济效益明显，而居民的日常休闲与游憩活动则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其研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外偏重于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对居民的日常休闲与游憩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以及对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与旅游产业系统内部组成要素进行研究。
5.2 研究展望
通过对信息技术影响下国内外休闲与旅游研究的梳理、分析与比较，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与进步、休闲与旅游正日益演变成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对居民休闲与旅游行为的影响不断扩大与深入的背景下，以下两个方面亟须得到国内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5.2.1 基于大数据的微观个体休闲行为研究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技术发展轨迹，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及其终端逐步广泛地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移动信息技术的应用正成为加速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69]。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和数据爆炸增长的大数据时代（Big Date Era）。同时，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可佩带”计算设备等移动终端的出现，人们的行为、位置，甚至身体生理数据等每一点变化都成了可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70-74]。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来临的背景下，通过信息技术终端获取人们休闲行为的相关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对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行为数据获取与方法的革新，需要在多学科整合背景下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5.2.2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休闲与游憩空间结构
信息技术对居民的休闲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休闲行为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行为方式变化所导致的空间效应，即城市与区域活动空间尤其是休闲与游憩空间的重新组织。随着人们休闲观念的转变，休闲时间占日常活动时间的比例不断提高，这种由行为产生的空间效应将会越来越显著，而这种空间效应也必将影响城市与区域空间规划与设计实践。因此，对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休闲行为改变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城市休闲与游憩空间的研究将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
5.2.3 信息技术对不同休闲方式的影响研究
休闲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理论概念，也是一项内容极其广泛的实践活动。不同的休闲活动发生的时间、空间及场所均有差异，不同休闲活动所要支付的经济成本也有所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信息技术对不同传统休闲活动产生的影响方式或影程度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开展不同类型休闲活动时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信息技术对不同方式休闲活动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以及开展不同休闲活动的人们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差异将是今后该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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