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7] 王金南,等.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基本界定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9，中译本)认为，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周三多等(1999)认为，管理学以提高组织的绩效为目标，研究和探讨组织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应用性理论学科，它以各种管理工作中普遍适用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提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特征，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科学发展观，它不仅体现在经济形态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说明循环经济已经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这必然使经济学与管理学呈现一定的循环经济特征。这些新特征使得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二、循环经济下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互关系分析

循环经济使经济学与管理学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研究，从而使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

(一)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或者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使用均衡理论分析和研究，说明世界的均衡规律与变动趋势，因此更讲求科学性。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的科学性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在循环经济下，人的需求层次的假定，已经由生理需求阶段上升到安全需求阶段，甚至更高，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已经不再仅仅把眼光放在眼前与单个自我个体,而更多地关注未来与后代，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循环经济下经济人假设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传统管理学多层次、多环境、多时空地研究人性，从而产生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理论。管理是具体化的、相对的，要解决的问题更趋于动态化与多样化，更讲求艺术性。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的艺术被赋予了新内容，即管理学里的艺术性被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重要性所规制。管理学假设更显社会人特性。

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上趋近，同时，赋予了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的和谐等内容，但经济学仍偏重于解释世界，管理学仍偏重于改造世界。

(二)研究对象和目的。传统经济学更多强调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角度，或者站在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平衡问题上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追求整个社会或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传统经济学关注企业，目的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研究对象被扩展，生态环境资源被列入研究范围之内，同时，更多关注企业和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目的就不一定与企业最大化目标一致。传统管理学更多强调从单个企业的资源配置角度，或者站在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角度对现在市场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资源配置最优化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研究对象也同样被扩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被广泛考虑，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管理学追求的目标。

(三)研究内容。传统经济学与传统管理学都研究企业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都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管理学也有国民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都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更多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强调理论研究和模型分析;传统管理学研究的是更为微观的问题。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均衡实现趋势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管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企业如何顺应市场合理配置内部资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循环经济下，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被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性与整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循环经济下，管理学也同样因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引入，更多的从整体或者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然经济学与管理从整体或长远角度看问题基本出发点可能不完全相同，经济学主要为了探寻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整体均衡问题，管理学主要是为了在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追求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问题。在人、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管理学更显示出其重要性。

(四)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管理学在各自的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什么是经济分析方法呢?杨小凯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层次，即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得行为;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这种框架中集中使用了数学模型化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数学可以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费用，数学模型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知识可积累性强，更符合科学性原则。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缺乏这种内在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的两篇文章中将管理学研究方法或学派描述为“管理理论丛林”。罗珉(2005)则把管理学研究方法纳入范式研究中。他管理学方法论范式区分为职能主义范式、激进的结构主义范式、诠释型范式和激进的人体模型主义范式四个方面。

在循环经济下，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或工具也进一步扩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生态学和资源系统工程等都被应用之列，如吴季松(2005b,2006)的研究。这使得经济学更多的引入了大量管理学方法。但经济学在利用数学工具方面仍然是重要的，这维持了经济学内存逻辑性。

三、趋势与建议

(一)趋势。研究认为：在循环经济下，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上从“经济人”向“社会人”方向发展;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两者都考虑生态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以追求人、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的;在研究内容上，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被纳入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中的宏观性与整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学则更多的从整体或者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经济学主要为了探寻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整体均衡问题，管理学主要是为了在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和谐发展下追求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或工具也进一步扩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生态学和资源系统工程等都被应用之列。这使得管理学与经济学在方法与工具上更为趋近。

(二)建议。根据上述结论，在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时，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人性假设的重新研究和定位。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应顺应人、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求而改变。管理学也将因此加深“社会人”等非完全理性假设的研究。

(2) 研究对象和目的的重新界定。经济学中企业和市场的均衡研究，由此对企业单向主体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和市场均衡问题的研究，应转向人、企业和自然的和谐研究，由此对人、企业与自然的多向主体的福利最大化问题和三位一体均衡问题的研究转变。管理学中企业内部分工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对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研究，应转向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研究。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然环境；财务会计；资源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一、中国发展环境会计的目的及意义

发展环境会计是我国严峻的现实自然环境资源现状的需要；是政府、企业制定兼顾效益和环境决策的不可缺少的依据；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环境会计在研究方法、核算内容、成本计量、报告形式及会计目标等方面皆具有自已应有的本质特征。而“现代企业会计”把传统会计的被动控制变为主动控制，由单向式控制向双向式控制转变，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控制，目的为有效地发挥整体控制功能，从而把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融为一个整体。实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的最优化是我们紧迫的任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我国发展环境会计中的现状

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自然环境会计方面进行了多项研究与探索，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者对环境会计进行多项长期的调查研究，从介绍国外相关理论成果及实战案例上开始发展研究，但是在自然环境会计、自然环境信息披露上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环境会计至今未形成完整的、合理的、有效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会计核算体系及配套的实践模式。导致财务会计在自然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三、我国发展环境会计的对策

（一）加强环境治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创新、强化污染物排放控制等政府在自然环境会计体系及相关社会制度建设中的推动作用，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及时出台，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环境会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发展环境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将自然环境会计体系列入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中，应尽快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审计制度，修正完善《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对相关企业信息及时予以披露，增强对企业环境会计工作的监督检查，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做到自觉进行自然环境保护。从而将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进一步深化和推广。

（三）引入自然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实行自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奖惩激励制度，加强和改进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激励相关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各企业单位在环境保护工作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为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自然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有必要了解国外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的经验，不断借鉴国际上绿色核算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洋为中用，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核算实践经验各有特点、各有千秋，有些案例值得学习与借鉴。

（五）统一构建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在财务核算实施中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单位，由环保总局、统计局、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统一成立的协调工作机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不仅涉及到与财务相联系的统计部门，还涉及到与自然资源管理、自然环境管理、能源管理有关的多个部门，如环境、水利、能源、城建、科技、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海洋、财政等多个综合部门单位，在相关基础信息的提供上，也应统一协调，在绿色GDP核算工作中，也应由各级政府部门牵头，成立由各级政府一级的核算组织领导小组。在国家统一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的约束下，成立由自然环境资源及相关部门组成的环境统计组织协调机构，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绿色财务核算所需要的各种基础资料提供渠道。一些环境科学、自然生态学、自然资源环境经济、自然环境会计学的研究机构应当加强学科的相互交流，相互协作开展研究，积极配合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展开。

（六）提高环境会计发展的认识。中国环境会计未来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开发，研究推动循环经济开展的方式与途径。二是实现绿色GDP与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连接问题；三是进一步开展生态环境破坏成本费用的研究，便于核算，使其成本能够应用于实践当中；四是要建立自然环境成本估值的模型化、标准化，为了统一全国的绿色财务核算工作，有必要形成固定化、标准化、模型化的评估方法体系，增强其实用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五是自然资源损耗的进一步研究，使自然资源损耗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并使损耗成本落到实处，减少资源损耗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内生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EKC）

一、纳入环境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 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 （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 A.Brok和M. Scott Taylor（2004）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 将使用CES生产函数，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 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即使人口增长，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因此，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 （1986，1990）、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 和Smulders 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而Hung、Chang 和Blackburn 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 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 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其主要代表William A. Brock和M. Scott Taylor（2003，2004）。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阳（2002）、陈祖海（2004，2006）、何一农和胡适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军等（2006）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 （1991）提出的，他们在对66 个国家14 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 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 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吴玉萍、董锁成（2002）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明显的 EKC特征，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2002）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 形曲线。彭水军、包群（2006）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简化型模型，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2007）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 ”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 实质是收入增长（y）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E）的影响，即E 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显的倒“U ”形曲线。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 等）显示为N 形曲线，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1996）认为，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响（FE）、随机影响（RE）。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EKC 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 和Krueger（1991）认为，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减排，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样Selden、Song、M arkus、M 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 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 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 （1995）、Agras 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 （2001）等认为，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 （1994）、Hettige 等（1995）、Pargal 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来看，中国EKC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时间系列数据；但是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EKC的提出是没有理论基础的，除了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外，还必须广泛探讨EKC在理论上的形成机理，并给出严格的证明。在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如系统论、热力学理论等。

在政策的建议方面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今后一个时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必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互利耦合，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 and Krueger A. B. 1991，“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working

paper.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绿色GDP　环境会计　现状分析

一、引言

人类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之类的负面 ， 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一个世纪难题。从宏观角度看，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客观上应该考虑环境因素；而从微观角度讲，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主体，其在进行会计核算披露时也应包括环境因素。只有从宏观和微观上都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才能更好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鉴于此，本文在众多科研工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绿色GDP的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并对当前我国环境会计理论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绿色GDP的研究现状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中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曾被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推崇有加，特别是在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然而，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绿色GDP”=(传统GDP)一(部分的虚数)一(人文部分的虚数)。从这一公式可以看出绿色GDP的先进之处：传统GDP只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而忽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造成人们单纯追求产值，相互攀比速度、不顾资源损耗及环境恶化，最终结果，导致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因为从GDP中扣除了环境方面的影响，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财富的真实水平，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上自提出绿色GDP概念以来，许多国家在研究绿色核算体系与核算，在绿色核算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欧盟的少数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由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环境会计和绿色审计构成的绿色核算体系，拓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功能。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决定把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资源耗减成本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正在进行绿色GDP的联合攻关；国家统计局、林业科学院、海南省统计局、林业局联合研究的“海南省森林资源与经济综合核算”这一区域性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并原则上通过评审；北京市“九五”期间也对绿色GDP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作为西南地区试点的重庆市，正在探索和实践绿色GDP核算方法；西部地区，以及其它一些省、市(如江苏、四川、山西、西安等地)，也正在尝试将绿色GDP纳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核体系之中。

但在实行绿色GDP核算的实践中，国内外都面临着诸多尚未解决的技术难题。例如，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环境损耗的滞后性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时间和范围上难以准确界定的问题；资源环境如何纳入市场体系，即如何定价的问题；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问题等等。目前，尚无一个国家政府正式公布绿色GDP数据。综上所述，国内外对绿色GDP的研究与应用都刚刚起步，基本处于研究和初步试验性的应用阶段。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诸多技术性的难题尚待研究与解决。

绿色GDP可以看作是一种完善的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它的计算和体现需要会计这一“社会经济的总计量师”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绿色GDP使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受到巨大的挑战，这时环境会计便应运而生。环境会计的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其基本问题是自然资源的耗费应如何补偿，从而为整个国家的绿色GDP的核算提供数据资料。

三、我国环境会计发展的现状

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一部分提出来的，但当时其在会计学界并不被重视。直到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环境会计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但相比于国外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已向环境会计准则与制度等方面纵深发展，我国对环境会计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定型的实践模式。

（一）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还很不完善。

我国现行用于指导企业会计和报告实务的法规主要是由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包括财政部的会计准则、财务通则、行业会计制度、财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执行的信息披露规则和准则。总体看来，这些法规、制度和相应的企业会计与报告实务对于环境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而在实务中，多数企业在环境会计的确认、计量方面混乱，对公布环境资料持低姿态，公布的环境资料不全面且可比性差。

（二）还缺乏系统性。

建立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 环境会计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及。从已经具有的成果看， 大多数论文只注重环境会计理论某一方面的研究， 而将环境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系统和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形成的成果较少。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对环境会计进行研究时， 写一两文章后就再不探讨， 不能对某一进行深入研究或系统研究， 因而， 难有一定深度的力作问世。在研究上， 属于规范性研究的文章较多， 实证性研究的文章较少。

（三）研究成果尚欠实践指导性。

从有关环境会计的研究内容上看， 多数学者较为注重研究理论性较强的环境会计理论， 诸如环境会计的目标、对象、基本假设等， 而对转借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应当如何运用于环境会计实践的操作性问题则缺乏具体的研究。此外， 有关环境会计制度规则方面的研究也显得比较薄弱， 使得环境会计的实践没有规范可循，阻碍了环境会计的开展。

（四）缺乏整体意识，尤其是会计界对宏观环境会计核算的研究还很少参与，不利于环境会计体系的建立。

目前会计界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微观层面，将环境会计局限于环境会计，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环境会计；或者将宏观环境会计看作是统计学家的事，对宏观环境会计研究参与不足。这种研究现状的缺陷有两个方面：首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其次，没有认识到环境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对环境的有效控制需要一个宏观与微观衔接的核算体系，从而不利于在会计体系中实现宏观环境核算与微观环境核算的衔接。

（五）制度不完善，目前仍缺乏可操作性的会计准则。

尽管我国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了环境会计的重要性，也有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但遗憾的是，环境会计研究还停留在学者们的书斋里，还未形成具备可操作性的会计准则，还不能满足实务工作的要求。

四、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主体，是环境会计核算的主体。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相关企业在具体操作上仍存在较多问题。国内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一些结论。但不尽全面。本文通过大量资料研究，得出一些建设性结论。现如下：

（一）企业对环境问题比较敏感。我国环境立法的不健全，而且在实际生产中地方局部与全局环境保护在利益上有冲突，造成了相关执行不严格。制度的不清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对环境问题普遍比较敏感。

（二）企业设立相关环境会计科目少，并且对环境负债的估值偏低。企业对已发生的环境支出和环境收入，会计反映明显不足。以临时性或突发性环保支出为例，其实际发生率约为75 %，但企业实际单独立账率仅为 18 %。企业对构成环境负债的或有事项存在侥幸，因此对环境负债的估值偏低，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企业在环境会计核算披露上不够规范，造成环境信息披露缺乏可比性和可靠性。这点与相关会计准则的不明确有关系。另外，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存在对规范环境信息报告的需求。

上述结论表明， 我国企业环境会计核算现状不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针对企业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的不断健全和环境标准的日益细致，以及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方面的支出(即环境支出) 的支出，促使企业会主动的实行有关规定。可以推断，环境会计核算实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较大发展。

五、结束语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资源危机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考虑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按照主体的不同，自然资源核算可分为宏观政府核算与微观企业核算。宏观政府对自然资源的核算，即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通过“绿色GDP”统计核算国民经济；微观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核算即环境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活动。

在实行绿色GDP核算的实践中，国内外都面临着诸多尚未解决的技术难题。因此对于绿色GDP的研究，国内外都处于起步阶段。而在我国，作为社会微观主体的企业，对于环境会计的核算和披露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上，我们都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国内外企业的实践经验，发展绿色GDP和环境会计，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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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磊．绿色会计初探财会月刊，2003(3)

[2] 孟凡利. 环境会计研究.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1

[3] 黄顺基吕永龙. 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