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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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流域管理必须以经济手段为核心，并紧密结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实现流域综合管理目标.流域污染问题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问题始终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且不断引入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生态学、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资源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纳入其中.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与流域相关的新兴学科，如流域管理学、流域生态学、流域经济学等也都仅处于初创阶段，都未将流域环境和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其作用机理及调控措施当前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已进入流域综合治理阶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统的流环境经济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综合经济手段和政朿.
笔者针对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需求，分析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1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流域是以水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为了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证流域水资源、7水环境和水生态可持续，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进行流域综合管理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环境经济学强调运用税收、投融资、补贴、补偿、价格、产权、奖惩等经济手段，故难以有效解决流域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异性、污染的单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等特征引发的环境经济问题.
11解决流域跨界单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不具有明晰的产权或者很难清晰界定其产权，同时对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内的每一个涉水主体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动，期望尽可能地从公共资源中获更多利益，肆意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或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个行政区，涉及到具有不同诉求的多元利益主体，因而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现出跨界和单向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输出将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该辖区，而将污染造成的损害成本输出到其他辖区，由全流域来承担，损害全流域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护水资源的行为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收益由全社会分享，但会使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费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难以避免，使得市场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供给不足，而不论是过度使用还是供给不足，都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于跨界单向外部性导致流域上下游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存在较大差异，传统经济手段在解决单向外部性时需要更加严格的条件，实际政策设计以及操作实施也更加复杂，使得传统经济手段是低效率的，实践上也鲜有成功案例.
1. 2解决流域地域分异性方面的障碍
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自组织和自维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其次，流域水资源的状况决定了流域特定的资源环境条件.流域的水量、面积、河网密度和河流形状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间差异，流域主体功能、7水环境、水生态功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上下游间存在/功能不对称”现象，在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处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决定了流域综合管理目标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视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目标，通过对系统的耗散结构、协同、调控功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使流域自维持和自调控作用的发挥在客观上受到系统阈值的约束，避免超出系统承载力的过度开发和人为干预[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不同目标诉求，根据流域主体功能、水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功能等合理确定综合管理目标.因此，流域这种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所导致的多元性流域综合管理目标，使得环境经济手段之间可能会相互抵触、牵制，从而降低经济调节的总体效率，这一问题给传统环境经济学带来了极大挑战.
1.3解决流域各干系人利益冲突方面的障碍
流域环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流域环境管理中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现象广泛存在，不仅加大了各级政府间的成本，而且可能导致不同地区间因经济竞争引发的地方公共政策选择扭曲，也可能使各级政府作为人在行为选择时往往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以及行政边界下的分散决策，使得流域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变得复杂化.流域环境管理面临利益的分化和协调，不仅要解决一般环境问题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博弈，而且要解决规制主体间的博弈.
然而，传统环境经济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时，多把治理重点放在微观排污者，而对宏观层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间及其与中央政府间理性选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给偏差、激励不足和监督缺乏等问题重视不足.同时，传统环境经济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流域部性内部化还是产权界定，都需要相应的流域环境管理体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运作，但流域内相关者间利益冲突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方保护主义，却限制了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门利益的经济手段，以突破限制环境经济手段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综上所述，传统环境经济学对于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流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跨界外部性、整体性及地域分异性等特征，在当前流域管理体制下，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控制手段在解决流域这类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时遇到了障碍[5]，难以考虑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更无法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无法满足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环境经济手段，促进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环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限制.因此，拓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成立是对传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补充和拓展，对于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改善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协调区域内不同行政区间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与内涵
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二者相互交叉的产物，是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21].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步发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环境经济学就是随着流域环境资源的稀缺和环境问题的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领域之一.流域环境经济学以流域这一特定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16]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流域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应用经济学范畴，其既借鉴传统环境：理论和方法，又根据流域特征和流域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研究如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碍，提高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管理弹性和效率，实现流域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结构框架见图1
2.2理论基础
流域环境经济学作为应用性的环境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视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但流域环境经济学重点是在对各种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层面上的针对性、适应性和优劣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上，构建一套目标一致、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同时，根据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要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保证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和运行效率.根据上述分析，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应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构成.
2.2.1空间经济学
流域既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产业集中、城市发达和人居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由于流域经济具有极点增长、轴线延伸的“点-轴”空间特征，使得沿流域发展的城镇在利用流域水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水体不仅产生污染，而且随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转移扩散.污染物转移和扩散不受行政边界的限制和人工调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镇增长极为污染源、以干支流为轴线的“源-轴”环境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流域经济发展的“点-轴”空间分布特征相叠力口，加剧了流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学的异和功能分异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流域环境经济的空间特征.因此，利用空间经济理论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空间异质下的空间均衡的系统分析框架，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及其与经济活动开发空间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经济学
在我国当前属地化流域管理体制下，资源的有限性和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阻碍着部门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作为理性利益个体，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励强度要服从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标.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使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失效，强烈地约束和影响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体信息获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综合环境管理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效发挥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2.2.3行为经济学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选择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预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其选择行为是理性行为.但是，现代经济学中逐渐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在“有限理性”的行为框架下对“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现实中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利益驱动，还常常受到人的认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响而很难达到完全理性，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个体与全流域环境管理的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方在行为达到最优时，常常导致流域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最优点，即个体理性行为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25].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状态逐渐转向合作，使得他们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全流域环境保护的目标.目前，行为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必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3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3. 1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系统的整体框架内，使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优化、相互博弈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纳什均衡”，建立起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经济发展模式.流域环境和经济关系研究包括: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复合系统与外部环境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与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响应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模式对流域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水环境容量的空间分异与生产力宏观布局的协调.
3.2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
自然资本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自然资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自然资本的概念体现了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其未来存量及相应的不确定性是自然资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须在一个跨期背景下进行研究.水资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重点除了研究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同时还应包括流域自然资本的评估、投资、管理，自然资本损失的经济评估，以及以自然资本实物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流域生态承载力等.
3.3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
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调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流域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灵活有效的机制设计（即法则、政策条令和资源配置等规则），约束流域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行为；同时，通过有效的激励，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关方保护流域环境的意愿，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个体利益和流域环境管理整体利益目标一致，是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2M7].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流域环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设计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环境管理组织的定位、构成、主要职能，流域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合作协商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设计和最优化选择等.
3.4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间接改变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护流域环境成为一种自愿行为[28].遵循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理念[22]，进行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的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种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总量分配要考虑流域的地域分异性，并与各地资源环境容量的特征相结合；@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理论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收费、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环境经济政策之间以及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优化选择和组合问题，如取水许可和排污许可的联合审批，水权与排污权的联合市场体系与联合交易[29_.
4结语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经济学理论根据
GDP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和比较依据，GDP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课题，也让许多人对经济学产生了误导，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国家GDP上升的学科。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学模式，经济学不仅是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关注，也要对世界整体性的发展进行关注。而其中，低碳经济所关注的并非本国情况，而是全球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各国商人处于商业联邦状态下，而所谈的大多为世界经济发展，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就是要使全人类获得发展，与政治经济理论相悖。政治经济，也是各国为改进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所需要遵循的国家发展政策，全世界商业自由的原则，是其责任所在，而经济学研究，应该立足于世界。经济学研究是为国家一切利益，也是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财富为人类享受物质的象征，也是让人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然而，政治经济学只是为让少数人致富，学者提出，应该更多对社会大众的福利进行关注，应该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增强幸福感的重要内容。累积国家财富并非政府成立的首要目的，政府应该是让所有公民、大多数公民都可以享受财富，并感受财富所带来的乐趣。这些经济理论，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源头。
(二)相关学科比较、继承
生态学为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研究复合体，对其功能、结构、发展规律做研究的学科。根据自然系统的循环性，与能量流动模式，构建成有规律的经济系统，可以让经济系统和谐融入自然系统中，从而形成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循环经济，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经济模式，使用生态规律，指导人们做社会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概念是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其主要在于对人类生存患者进行维持，对能源做合理保护，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利于人体健康的经济模式，可将其看做为平衡经济模式。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都是在资源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状态下，转向为资源低投入、低排放、低消耗、高效率状态。生态经济理论主要是顺应生活发展规律，经济服从于生态系统。循环经济这一循环手段将经济活动实现生态化。而蓝色经济是在扣除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损耗后的国内剩余生产总值。绿色经济主要侧重于资源再利用，主要追求于绿色GDP。低碳经济为二氧化碳排放威胁人类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强调于，经济发展需避免以二氧化碳的上升为主要代价，应该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以本质来讲，低碳经济也隶属生态经济的范畴，低碳经济要比其他经济更能将目前在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问题反映出来，从而达到高碳转向于低碳的状态。低碳经济是抓出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为主。而这样的经济思想，是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破坏情况下，所作出的反省总结，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两者间应是相互补充关系，并非排斥关系，内含不同，但其构建和理论体系可以相互借鉴。天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气候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经济理论。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其不亚于在世界大战时的经济萧条，气候变化后，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出预期所想。以气候角度，将经济与气候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低碳经济主要是将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情况做分析研究。两者间，从内含而言应该是一致的，针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表述方法。目前，许多专家认为，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原型便是气候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对其中做合理调节的经济活动、环境间物质交换规律进行探讨。能让经济活动，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环境效益。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污染损伤估算，其中也包括人体健康损害、间接精神伤害、物质损失。对环境治理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进行估算，其中也包括拯救污染所形成的效益损失，间接所形成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制定污染罚款制度，根据其排污实际情况实施收费标准进行制定；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对资源价值做阐述，讲解缓解损害成本，并对其提出相应的核算与解决途径。高碳所造成的环境损失，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也有相互补充的内容，而资源环境经济学已经成为较为完整的学科，低碳经济学可对其理论构建进行借鉴，从而对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做进一步完善。
（三）低碳经济学构建设想
低碳经济学为经济学分析，以经济学原理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从而对环境、经济发展进行协调，以本质上而言，低碳经济学为生态经济学的衍生。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应用不同角度，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二氧化碳排放，两者间的矛盾问题做平衡。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涉及许多学科，需要横跨多个学科才能形成综合视野。研究主要以三方面进行：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做继承，如结构分析、边际分析、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等分析方式，也包括不同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制定标准做分析；对其他学科分析方法进行借鉴，环境经济中波及分析，效益、成本分析，也可对生态学中的碳足迹分析进行借鉴，国际贸易、金融工程、循环经济等做借鉴。制度学分析，全球气候变暖是因有些国家污染气体过度排放所致，其影响却早已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波及，而这也是经济学向外延伸的意义；气候本身为全球公共物品，对于如何保护这类全球公共物品，就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度经济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妥善方式。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解决国际经济合作困境，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家以自己不同的角度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对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进行解释。而这些理论都是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出发点，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经济总量进行提高，贸易为主要手段。单以经济角度去理解，采取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可有利于对各国产生合作剩余，对合作双方皆有利。以生态效益角度出发，国际合作则更多产生负效应，出现更多环境问题。目前，各国经济合作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曲线两端，曲线地段转移至欠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在能源结构、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碳有流动性，可对全球环境造成影响，产生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损失，远远高于合作经济剩余，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困境。目前，经济合作经济学理论中对这一情况无法避免。低碳经济国际合作的发展经济思想，能对目前国际经济合作中所存在的困境进行解决，化解困境。从另一角度看，低碳经济可在国际整体经济角度看到全球经济发展，应该将其纳入国际经济学领域，从而对原本狭义的经济学进行扩展。
（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理论基础在工业时代前，经济活动范围小，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可被生态系统自身进行调节。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远远超过生态系统本身的负荷能力，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的影响，威胁人类的生存。传统经济以物质财富为主，而现代经济则是以提升GDP为职责。近年来，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开始逐渐被认可，但其中都为设计低碳原理。温室效应是当前全球所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而其根源则是因不合理经济活动所致。对这种经济状况进行转变，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情况下，很难取得良好效果。而低碳经济完善的理论体系，是转变经济模式的有力支撑，以经济模式的转变，可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做指引。
（三）消费模式转变所有的经济模式，都可归结为消费模式，以物质消费和国际消费来带动经济循环。以目前经济情况而言，再增加消费，势必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控制物质消费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低碳经济不仅能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也能改变消费方式。
三、结语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那里,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人,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Smith,1776)。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思想。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需要公共福利而提供公共福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却又是无利可图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功不可没,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Sidg-wick,1887)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经常一致,并举了灯塔问题的例子来说明之:假设某个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灯塔,这同时也起到了为他人服务的作用,得到免费服务的这些人并没对此付出成本。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额外负担那些由于他人行为而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货币或精神成本。因此,不同于传统观点,西奇威克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认为,外部理论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歇尔(Marshall,1890)首次提出的。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他在论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指出,扩大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而发生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分两类,用两个术语表示:一种是有赖于某产业的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带来的经济,称内部经济;另一种是有赖于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叫外部经济,它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在那里,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和技能等能得到迅速交流,辅助工业也相应产生,提供种种服务。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作为马歇尔的得意门徒,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并非任何时候都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在庇古那里,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干预主义已经抬头,“庇古式税收”成为用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措施。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
所谓动态的外部性有别于在产业内对厂商和产业的分析,是指产业增长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专门从事新活动的厂商的出现,其中一部分厂商专门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该思想同技术的外在经济的非市场相互依赖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以货币外在经济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Rosenstein-Ro-dan,1943;Hirschman,1958;希托夫斯基,1954)。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一书,对他以前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他认为外部性的定义是:由于工业的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该工业中其他厂商情况不变之下增加了生产,使得一家厂商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作了较深入考察,并认为外部性理论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呈现日渐繁荣之势,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向前推进:(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Mishan在他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尤其是环境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英国环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环境政策的理论分析》中建立了一般分析模型以解释外部性内部化方法之一的“庇古税”的正确性(Bau-mol,1988),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PearceandWarford,1993)。(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问题。科斯(Coase,1960)的长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无需政府干预经济交易,市场是最有效的。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1972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阿罗(Arrow,1969)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一文中解释了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
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外,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曾研究了与外部性相关的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沙谱利(Shapley,1972)和舒贝克(Shubik,1969)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布坎南(Buchanan,1969)、黄有光(1991)和桑德目(Sandom,1975)等研究了同外部性有关的各种次优问题。
二、外部性的分类及计量研究
(一)外部性的分类
在研究外部性的分类时,瓦伊纳(Viner,1931)首先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瓦伊纳认为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是金融的外部性,这种定义从而引起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货币外部性是由价格体系引起的,但并不是市场故障的原因,并不影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性质,因此和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例如,个人增加威士忌酒的消费,结果会提高该酒的价格,由此会影响你的福利,这个事实并不危及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当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要求的所有假设都得到满足时,货币外部性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价格只会使供求相等,资源配置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例外的情况是在不完全偶发市场和在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货币外部性就会影响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而技术外部性是我们一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即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的间接的非价格的系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黄有光,1986)。外部性首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都有两个标志: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是消极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外部性可分为四种:(1)正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如养蜂;(2)负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的外部成本。如水污染;(3)正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带来利益。如私人花园的鲜花散发出芳香是私人消费的正外部性;(4)负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造成损害。如私人住宅里播放收音机时,声音太响太吵给外界带来负面影响。1962年戴维斯与惠因斯顿发表了《外部因素、福利与对策论》一文,把外部性分为可分的外部性和不可分的外部性,可分的外部性是指:假定B的生产活动影响A的总福利,但A的边际收益并非取决于B的影响,而是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函数并不受另一厂商的产量的影响,而是受厂商本身的产量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外部性之外,产量、消费水平、成本都成为决定补贴和课税的因素。不可分的外部性是指:A的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而且也取决于B的生产活动。于是,成本函数不能分作两个分开的函数,它应包含A、B两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也就是说,A的边际成本不仅是它自己的产量的函数,而且也是B的产量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补贴和课税都是不易决定的。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性、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把外部性分为稳定的外部性和不稳定的外部性两类。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而不稳定的外部性是:假定A对B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他们认为,在稳定的外部性影响下,均衡的位置可使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取决于谁控制合并了的工厂以及合并后工厂对风险的态度。1962年,米德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把外部性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偿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即生产中的正外部性,如苹果园和养蜂场的例子。其二是来自环境对于企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他举例说:假设A是小麦生产者,B是林场,土地是免费使用的。则如果B的产量增加,将导致雨水增加,转而促进A的产量增加,这样,林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值就大于它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即产生了正环境外部性。在外部性的分类研究中,鲍莫尔和奥肯(1985)把外部性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
(二)外部性的计量研究
外部性计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计量。从内容来看,外部性的计量研究主要包括外部费用和环境费用、外部效益和环境效益、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和度量等问题。对外部性计量的研究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体系,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种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或私人)影响之差。就费用而言,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表现的外部费用,就是社会费用与私人费用之差值。这里所说的“私人”或“个人”是一个具备独立决策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以及家庭等,而私人费用,就是通过市场表现并反映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之中真正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经济活动存在外部费用,则必然不反映在价格信号上,或者说是超越于私人费用之外。社会费用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即私人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社会费用是该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真正承担的全部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一纺织厂每年生产10万米棉布需要花费200万元,而这家纺织厂的污水排放所造成附近的养鱼场和娱乐场年渔业损失和游乐场收入损失达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厂生产10万米棉布的私人费用(成本)为200万元,其外部费用和社会费用则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当外部费用表现形式主要是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其他环境恶化现象时,这种外部费用就是环境费用。当然,广义的环境显然可以包括“外部”,但这种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并无多大价值。此外,边际费用概念的运用也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有所帮助。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边际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的含义,如从三级大气质量标准提高到二级标准,以及从消除10吨污染物增加到11吨污染物都含有“边际”的概念。
单位数量是人为的一种确定,如同我们确定座标单位时那样。边际费用(MC)是指增加单位物品或服务产出时所追加的费用。例如,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从目前的三级标准,通过环境质量管理计划实施,提高到二级标准所需的总费用为1000万元时,我们就可以说,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注意一点,此处“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企业的具体产品,也可以是污染物削减量、污染物削减率以及国防水平等等,主要依据分析问题的对象而定。有了私人费用、社会费用和边际费用这些概念,自然就可得到边际私人费用和边际社会费用。本文作者综合若干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计量化的研究,对上述概念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进行初步的演绎和推算。一般来说,企业的边际费用曲线体现了企业所承担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全部费用,即生产要素投入,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上。这种边际费用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费用。假设该企业处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即如图1中,该企业只能接受市场价格P0。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有私人的又有外部的,因此,边际社会费用就是边际私人费用与边际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MPC曲线与MSC曲线之间在各已知产出数量或水平上的垂直距离就是生产该单位产品的外部费用,如纺织厂给位于河流下游的游乐场造成的收入损失,而且纺织厂的边际外部费用的曲线是一条常数水平线,即外部费用不随产量大小而变化。或许更实际的假设应该是,纺织厂排放废水引起的河流污染程度随着纺织厂产品产量增加(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工艺的变化,废水量也随产量等比例增加)而加重,因此,游乐场蒙受的收入损失也随产量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MPC和MSC曲线会由纵轴上的同一点(纺织产品数量为零)开始,随着产量增加而岔开,其极限就是纺织厂造成的水污染致使游乐场关闭的产出水平(此时河水已完全不能作为娱乐用水)。一般来说,边际外部费用(MEC)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并翘上右上方。该几何特性体现了边际费用递增规律。
例如,前面提到某区域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但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原因,很可能把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从二级提高到一级环境标准时所需费用是4000万元,这样,该地区大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而一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40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过,在此MEC与MPC间这种精确关系建立与否,并不影响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简便起见,我们仍假设MEC是一条水平常数线,但不见得总是落于MPC曲线之下。外部效益是与外部费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之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从数学上说,外部效益与外部费用只差一个负号,因此,前面提到的一些“私人”、“边际”等概念在此仍然有用,只不过是重新组合出边际社会效益、边际私人效益和边际外部效益这样一类与前面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在应用MEB概念分析外部性对资源配置影响时稍有不同的是,MEB仍与MSC和MPC结合起来考虑,即看成一种负的外部费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EB随产品数量递增表现出的特性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个别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边际外部效益递增。因此,当引入外部效益时,边际社会费用一般总是低于边际私人费用。当外部效益表现为环境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资产增值和美学景观享受等有益效果时,我们称这种外部效益为环境效益。换句话说,环境效益是环境质量的一种货币度量,它是环境经济计量学或环境会计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计量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EAPI)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等。近年来,有关环境质量经济价值的计量研究向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研究领域已逐渐拓展到从娱乐商品的价值到空气污染的健康损害、改进水质的价值、生态破坏和改善的价值等相当广泛的方面。
三、外部性的矫正及内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第三者福利受到损失,从而使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对外部性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恢复效率。但是对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税收和津贴等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征税可以使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外部成本,津贴则是对正外部的一种鼓励,这就是传统的“庇古式税”的政府干预模式。然而,奈特于1924年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错误》(奈特,1924)一文中,对“庇古式税”的外部成本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奈特认为庇古不曾把使用土地的费用计算在平均成本之内,而只是把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工资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只有在平均成本中计入地租费用,才可能得出生产的最优产量。奈特还把公路的拥挤看成是由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由于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对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研究,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
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是尽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经典案例。依照科斯的意思,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克服外部性,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
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科斯第二定理)。针对科斯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首先,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针对科斯第一定理)。其次,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有时可能非常高,以至于无法交易。特别是交易涉及到参与者众多的时候,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逐个谈判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使谈判破裂。因此,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庇古式税”可能更有效(针对科斯第二定理)。对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新经济史学派的观点值得一提,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解释“西方的兴起”时强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一种能力,“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他们认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性被内部化的过程。例如不发达国家因间接社会资本不足产生的公共性产业不足问题就不能靠市场力解决,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靠市场和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解决。这就是说随着交易发展而变得容易,原来的外部性转变为可由市场“化解”的外部性,即市场瓦解了这个外部性问题。与此平行,政府效能也在进步,它对外部性的干预促进了公共政策及部门的发展,限制了原外部性危害。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不断地瓦解原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中一部分得以由市场的“固有程序去解决”,另一部分纳入越来越精确的公共领域管理之下。这种“固有程序”和政府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
四、对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介
(一)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理论的修正与深化,直至运用这一理论去阐释、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路与设计的理论纷争都是与西方经济学说史本身演变的进程并行不悖的。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1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及随后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诞生,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环境经济学界对外部性理论的每一次论争与进展都是当时经济学界学术思潮、成果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市场化交易为主”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两大问题,外部性概念提出后,在讨论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时,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方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明晰产权进而引进排污费交易理论之间的争论凸现、折射了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交易这两大学术思潮的交锋。此外,从对环境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深化来看,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数理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风格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种范式的出现与深化是西方经济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在环境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具体表象。
(二)纵观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科100余年的演变历程,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其研究方法已经汲取并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委托—理论、博弈理论、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在以外部性研究为基础与核心的环境经济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蔚为大观。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对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交叉性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它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性愈来愈强。例如,对生态税的研究就将外部性理论研究和属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税收与税制政策设计结合在一起,探讨税收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生态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总结生态税制建立的理论基础;(2)对生态税收设计的一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3)对国际生态税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4)从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研究过国别经济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税制的若干政策取向等等。不仅如此,外部性理论研究还愈来愈体现出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寻求人文关怀的学术特征。
(三)以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外部性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不仅拓宽了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排污费交易等环境政策措施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化而言是一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外部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研究状态,从而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的具体对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环境资源、环境质量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因而在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中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产权理论在环境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就是要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和交易来提高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进而对排污费交易市场等特殊市场交易场所进行制度设计。现在看来,在外部性理论和环境经济学领域,与产权理论研究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关于市场机制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关于环境经济政策与手段的经济评价;关于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各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的实证及理论分析;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环境权益均衡及制度结构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碳排放；外部性；CO2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 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Sandler，T.and Hartley，K.“Economies of Alliances:The Legson8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逻辑；启示
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到大卫·皮尔斯和图奈的“循环经济”，表明人类在思考自身的物质文明创造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生态平衡与社会进步这三者似乎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关于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从古代相对朴素的循环思想开始，梳理循环经济的自然逻辑，借鉴前人的智慧，与现代经济理论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尝试探寻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古代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朴素循环经济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其中，生产力进步是奴隶制往封建制过渡的源动力。中国的农耕文化也随之发展壮大。与农耕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先贤们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周易》的主要思想就是阴阳相合、天人协调。《黄帝内经》则通过外在经验总结发现人体与我们所处的天地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体自成一方世界，人若想健康长寿，必须使自身世界与外部世界相合，遵循自然规律。《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庸》语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部儒家经典也向我们阐释了对待天地自然应有“中和”之境界，非如此，天地不能各行其位，万物不能各得其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宋儒也提出了“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既如此，人岂能舍万物而只逐自身利益？明代王阳明提出了“夫圣人之心，以天下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而关于立法，早在周朝时就有“野禁”和“四时之禁”。可见古人对可持续发展见解颇深，使我们这些自诩进步却“竭泽而渔”的现代人汗颜。
二、现代意义循环经济思想的产生
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意味着现代意义循环经济的思想落地生根。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发行，让人类首次意识到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危害。肯尼斯·鲍尔丁（1966）提出宇宙飞船理论，人类无休止地单向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将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必须及时改变发展方式，延长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寿命。1968年，来自欧洲各国的几十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在罗马召开会议，共同探讨全球性问题，组成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并于1972年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联合国在1972年6月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在《自然资源与环境》一书中首次提出“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这个名词。各国学者纷纷开始致力于研究循环经济理论，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循环经济，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于循环经济的特性，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吴季松（2006）认为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线性增加的粗放链式经济，转变为依附于自然生态良性循环来发展的集约闭环经济。冯之浚（2006）指出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需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3]。廖红（2002）认为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本质上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4]。
三、循环经济的逻辑基础
回顾经济学研究历程可以发现，经济理论在精神层面上存在退化的情形，即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忽视了多元化思考，使本应该思考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的学科退回到“一元”研究的路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运行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他强调了市场的自行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斯密的观点影响深远，在他之后，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竞争理论，马克思发现自由经济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提出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我们并不陌生，正是这些理论，将经济学带回到了“一元”发展的轨道上。在发展经济时只考虑经济问题，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目标。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认定的“万物都是数”存在片面性一样，所有经济问题都可以依靠经济理论解决这样的论断显然是缺乏逻辑合理性的。
四、工业革命后人类发展的误区
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无法抹灭，但是任何事物发展都会存在两面性，它也将人类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生活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从这方面来说，工业革命的正面作用就打了些折扣了。学界在探讨世界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单纯注重经济学层面上的解释。笔者希望解读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转变给人类带来的物质进步如何使我们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事物。
文化传承的变化是问题之一。以中国为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作为生活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我们，亲眼见证了太多的变化。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以及形形的篾匠、锅匠、伞匠等等，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些以前随处可见的匠人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日本作家盐野米松（1999）采访了日本各地尚还存留的一些手工匠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既不是有着“国宝”称号的艺术家，也不是拥有特殊技艺的大师级人物，但是这些人却还保留着曾经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工艺。
物种的灭绝也是人类进步的代价。英国生态学家杰米里·托马斯的报告称，在过去40年中，英国本土的鸟类种类减少了54%，本土野生植物种类减少了28%，本土蝴蝶种类更是减少了71%。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博士也认为，自工业革命开始，地球就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蒋志刚还评估了中国陆生脊椎动物的生存状况，结果表明列入灭绝级的物种有5个，功能性灭绝级的物种有30个，濒危级的物种有343个，受胁级的物种有459个[5]。这些数字都显示着人类对于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的残酷倾轧，而将人类推上这条路的直接原因就是无止境的物质经济创造。贪婪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原罪之一，当爆炸式的增长开始的时候，人类鲜有时间去思考关于如何自制的问题，而这就必然使人类在自我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世界经济在20世纪经历了频繁危机，虽然这些危机也一次次被人类化解，但都并非治本之道。
五、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导致生活方式变革，此中人类的得与失，可以用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加以解释。生产力发展可以带来效用，而这种效用需要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以及更多文化传承的断绝为代价。在初始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让人类更加满足，而不去计较其他的得失，然而总会存在这样一个点，生产力的增加正好与我们失去的东西相抵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满足已经无法抵消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了。而这个点已经早就过去，只是人类后知后觉。
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也给人类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在二战以后国民经济呈较快上升趋势，物质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新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安逸和富裕把青年人的注意力引向现代世界的乐趣之上……金钱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中心，功利主义消化了理想追求[7]。无独有偶，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由于自动化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普及、农村共同体的崩溃和都市化的发展……许多在富裕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少年，在追求享乐的同时，在所谓的幸福生活的后面，是失去了自然、同伴和成人的孤独，是失去了目标意识的空虚和无聊，是感情的干涸和心灵的贫困[1]。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也进入了一个井喷式发展的时期，遍地开花的“标准化快餐式”服务，在侵蚀人们的本心，每个人的个性逐渐被磨灭，剩下的只是如同工厂生产线上流出的标准化产品。
循环经济的推进，需要以一个有机整体的姿态进行发展。天地运行有其规则，人类应该顺应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之下，在不破坏正常的万物循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保证人类不会被自然所淘汰。讽刺的是，人类所面临的淘汰并不是因为人类无法适应自然而遭受的落后淘汰，恰恰相反，是因为人类过于进步，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而引起的逆淘汰。所以，在尚可挽回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使人类前进的脚步与自然规则相协调。
参考文献：
[1]曹能秀.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现状及原因探析[J].教育科学，2006（04）.
[2]曹秋菊.循环经济思想渊源、演进及启示[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03）.
[3]冯之浚.循环经济的范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08）.
[4]廖红.循环经济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管理的新思考[J].中国发展，2002（02）.
[5]蒋志刚，罗振华.物种受威胁状况评估：研究进展与中国的案例[J].生物多样性，2012（05）.
[6]吴季松.循环经济的由来与内涵[J].科学术语研究，2006（01）.
[7]虞建华.重演的一幕：悬崖上的人生抉择——谈塞林格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与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J].上海师范大学学，198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