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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主体

新兴市场主体

新兴市场主体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资本;资产购买;MBS

一、 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概述

自2008年底以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具体包括三轮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与国债展期计划,为美国资本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零利率与新兴市场较高的利率形成对比,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进而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全球经济受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了长时间的上涨。2013年12月实施5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迎来重要的转折点。2016年8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回顾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最初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张到多项货币政策工具包,主要包括启动美联储对银行准备金余额支付利息的计划、大规模资产回购以及主动预期管理等。此外,耶伦充分肯定了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坚信货币政策可以应对大部分经济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政策工具调控市场货币量,进而影响市场利率与社会总需求。目前三大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调节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当前是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到全球经济状况。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与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美国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也趋于多样化。除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外,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此外,美联储也在积极寻求相应的约束规则,以期降低社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如图1所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要通过发行国库券(U.S. Treasury securities)、机构MBS债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以及机构债务证券(Federal Agency Debt Securities)实施公开市场操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目的在于拉低长期的利率水平,低利率可促进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货币。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仅通过发行国库券调节市场货币量,正如耶伦所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是简单的,但对当时的经济运行情况是有效的。此后,机构MBS债券以及机构债务证券均被FOMC采用来调控货币供给量,其中机构MBS债券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以来,系统公开市场操作账户中各组成证券的份额在逐步变化,该证券投资组合规模剧增,平均期限延长。截至2016年8月底,这个组合的规模已达42 450.5亿美元,巨额资产规模是危机前的四倍之多,预测未来公开市场操作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从2008年底以来,FOMC实施了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和国债展期计划。如图2所示,FOMC于2008年11月~2010年3月推出了第一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据统计,此次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买入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金额高达12 500亿美元、机构债券金额涉及1 720亿美元以及3 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对于第二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美联储意在维持通货膨胀率目标值,因此于2010年11月~2011年6月购买了金额高达6 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此外,2011年9月,FOMC推出国债展期计划,置换短期国债为长期国债,此次计划意在延长债券平均到期年限,共涉及置换债券规模为6 670亿美元。2012年9月,FOMC启动了第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此次计划联储最开始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并在2013年1月,即展期计划结束后只买入国债。如图2所示,截止2014年10月,即第三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结束,FOMC总共购买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金额高达8 230亿美元, 国债金额高达7 900亿美元。

二、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美元作为信用货币在全球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国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全球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些资金一部分在本土银行体系内循环,降低了美国本土的融资成本,另一部分则通过利差交易流向全球高风险市场,导致美元全面贬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飚升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膨胀等。

1. 国际资本流入与市场通胀水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本国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中,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过外汇市场干预试图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对本国汇率基本上采取盯住机制,对国际资本采取部分管制的态度。2002年~2012年,新兴经济w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针对外汇市场实施了大量干预操作,外汇干预结果导致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统计显示,全部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7万亿美元。其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该数值在2009年首次出现小幅度的下降,但此后又直线上升。在全部的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中,中国占据了当中一大半的份额,新兴经济体的央行面对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试图通过冲销式外汇市场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事实上,由于国际资本流入量较大,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出售央行债券或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完全抵消本币的发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也直接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据统计,新兴经济体在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水平年同比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总体通胀水平,同时,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在此段区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如图3所示,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组成货币种类中,美元一直作为主要的储备币种,占比幅度从2002年66.9%下降到2012年60.5%;排在第2位的是欧元,占比幅度从2002年24.3%下降到2012年23.5%。此外,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组成币种更加多样化,也有利于增强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尽管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探索未来的汇率改革路径,但在已实施汇率制度改革的新兴经济体中,成功转型的相对较少,伴随着汇率制度改革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值得借鉴与深思。表1汇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中,主动转变和因危机导致的被动放弃经济体情况。

2. 初级商品价格上涨与市场泡沫。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主要有三个去向:全球金融货币市场自我循环、大宗商品市场、以国际资本的形式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风险。资产价格飞涨,大量投机者入市,催生乐氐呐菽。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国家,90年代中期之后,美联储开始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美国,所涉及的亚洲国家被动接受催生泡沫到破灭的过程,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亚洲新兴国家承载了大部分的国际游资。IMF数据显示,2010年以后,世界金属市场、粮食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等价格出现显著上涨,这也被称为因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以邻为壑”效应。

三、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2013年12月美国相继减少证券购买、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国债金额。FOMC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明朗,加息预期形成,而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正承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性风险。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进入加息预期周期,美元随之出现持续走强趋势,进而引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的本币急跌、新兴经济体本国的资产价格大幅缩水,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金融危机接踵而至。

具体而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可以分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边卫红等,2013)。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QE退出的影响。

首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加息预期形成,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将发生逆转,资本大规模回流将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数据显示,2013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来,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越来越受到个人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欢迎,数千亿美元资本流入ETF,2013年ETF资产全年增加1 880亿美元,2014年ETF资产全年增加2 320亿美元。截至2014年年底,美国ETF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美元。美国ETF市场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花了18年时间,但只用了4年就达到2万亿美元。

其次,国际资本流出导致的新兴市场“资金池”流动性趋紧,“资金池”水位的下降将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泡沫面临着破碎的风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QE退出的影响,自2013年12月QE退出计划以来,标普高盛商品指数中的24 种大宗商品中,其中有14 种商品价格出现下跌, 谷物和贵金属价格跌幅最大。黄金、大豆、铁矿石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行,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复苏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期间,对高流动性资本形成强烈依赖,过度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导致资本市场的价格在此期间急速上涨。市场泡沫在顺周期时总是安然无恙,但在逆周期时将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体现出来。目前,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支撑产业为房地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将直接影响本国银行体系与金融系统,影子银行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均将暴露。

最后,QE 退出的节奏无疑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本轮经济动荡的主因。美元大规模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到美国,美元升值预期形成,新兴经济体币值贬值预期形成。为保持资产增值,新兴市场将青睐美元资产,抛售本国货币,加剧本币贬值预期,冲击本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供应和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波动。此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暗示着美国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基本完成,美国实体经济随之复苏。在美元强势、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大背景下,本币贬值将带动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增长,形成新兴市场出口生产的扩张效应。

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本文将阐述美联储QE政策退出如何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这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导致中国进口产品成本下降,这将有效降低中国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在金融市场渠道方面,资本回流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将导致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同时有利于出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在QE政策推出期间,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通过债券发行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被动冲销国际资本的流入,以减少市场的流动性。当国际资本流入变缓甚至从流入转为流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面临困境。一方面,此时如果放松银根,将导致本币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不放松银根,本国经济出现进一步的下行,金融市场短期流动性可能陷入困境。

四、 结论与展望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与退出的全过程中,新兴市场享受着过度流动性带来的泡沫狂欢,当狂欢告一段落,新兴经济体仍需要面对银根缩减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对美国QE计划的退出,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纷纷加息。面对本币贬值、国际资本外逃的状况,本币加息在短期内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缓和这种状况。但在长期内,本币加息相当于缩减本国的市场流动性,同时增加本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成本。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之新兴市场对利率敏感性较高,因此提高利率这个措施需要谨慎使用,以避免金融市龀鱿侄唐诘牧鞫性匮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市场上的资金量并不缺乏,中国人民银行释放出的流动性大部分停留在金融体系内循环,这些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市场利率的提高可以提升中国的储蓄率,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可以积极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加息是可行的。此外,新兴经济体应适度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在此基础上防止本币过度贬值。政策当局在必要时需要对资本市场流动性设置监测管理机制,对资本流向进行适当监管,切不可完全放开国际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仍需等待时机。

参考文献:

[1] 何国华,彭意.美、日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的溢出效应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4,(2):19-28.

[2] 蓝虹,穆争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全景式回顾、评价与思考[J].上海金融,2015,(7):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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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聂菁,金洪飞.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行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5,(3):3-12.

[5] 王大为,孙文奕.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6,(3):119-122.

新兴市场主体范文第2篇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推进,有关战略新兴板筹建细节传闻再度兴起。有消息称,战略新兴板正在筹建中,目前已有200家企业排队审核。

新兴板意义

“战略新兴板”近期频频出现。在监管层几番明确将设立战略新兴板之后,战略新兴板的筹建一直备受关注。近日有消息称,注册制出台后,对于战略新兴板,上交所将进行独立审核,期限在6个月左右,独立于主板,推出之后将有自己的代码和监管细则。

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曾表示,上交所正在研究推动在沪市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定位于服务规模稍大、已越过成长期,相对成熟的战略新兴产业企业。而在今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掌门人肖钢也公开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战略新兴板,与创业板错位发展。

“与主板、创业板形成衔接,同时也有适度交叉;与现有市场协调发展,不会割裂历史、割裂现状凭空造一个市场” ,此前桂敏杰称,尽管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建立了中小板、创业板、全国股转系统等,但总体来看,对创新型、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

事实上,上交所此前已经公开透露过有关战略新兴板的方案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今年5月表示,上交所战略新兴板建设方案主要有三大核心内容,包括定位、上市条件、制度安排等。重点服务于已跨越了创业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兴产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尤其是这两类企业中战略意义明显的企业。“在设立初期,将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重点支持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大发展领域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型企业。同时,国家其他相关产业规划确定的新兴产业,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公司治理创新等其他创新型企业,也都属于战略新兴板所服务的范围。”

近年来,在境外上市的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没能获得国际投资者的认可,股价长期低迷,融资功能基本丧失。从2010年开始,中概股出现密集的私有化退市,85%的相关退市企业都属于战略新兴板服务的范围。因此,业内人士预计,上交所战略新兴板的一大重要功能是要承接回国上市的中概股。

资本市场的多方共赢

其实,在企业追捧上市融资的同时,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如今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都有哪些?

首先是我们平时所说的A股,主要是指主板和中小板。中国A股市场(主板)尽管为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渠道,但是与我国千万数量级的中小企业相比,现有市场的容量还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大型蓝筹企业的舞台,自1990年设立至今约1543家企业挂牌上市。

中小板市场是为处于产业化初期的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不过,在A股上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十分困难,而且时间花费也很长。从目前看,如果在A股市场IPO,最少要等待2-3年的时间。

其次是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创业板市场启动于2009年3月31日,开办目的主要是为创新型和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为自主创新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并为风险投资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建立新的退出机制,目前约有400家上市企业。

不过,从2015年年初至今创业板指数涨幅已超过一倍。但因其高企的整体市盈率,创业板的高估值备受市场质疑。

还有新三板、四板。从2004年我国推出中小板,到2009年推出了创业板。经过10年探索,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服务范围已扩展至全国,各地区域股权转让市场(俗称“四板”)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截至5月22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共有2452家。“四板”与前三个板块的“独此一家”不同,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30余家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基本上形成了“一省一市场”的格局。

市场的多层次需求

肖钢强调,我国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创业能力有所不足,市场体系不健全,包容度和覆盖面不够,与我国有1500万家中小微企业的规模并不匹配。

肖钢指出,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服务和完善市场功能体系,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建立广覆盖、多渠道、低成本、高效率、严监管的多层次股权市场,进一步壮大主板、中小企业板市场,推进交易所市场内部分层。肖钢表示,科技创新创业的风险特征不同于成熟型产业经济行为,必须高度依赖资本,因为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和银行贷款往往是不现实的。因此,加快健全适应创新创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就显得至关重要。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创新创业的主要推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指出,战略新兴企业上市融资是我国创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需要,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大型企业的盈利收入未必达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上市的要求,但从发展趋势讲,是政策要扶持的,这一点也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进步。

PK深交所“神创板”

针对设立战略新兴板,市场曾一度认为将对创业板和新三板带来较大冲击。不过,多位证券业人士表示,战略新兴板推出以后,对于其他市场的影响有限,并不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李少君指出,如果几个市场明确定位差异,将不会对其他市场冲击。战略新兴板推出的意义在于帮助当前新兴产业获得直接融资。他认为,新兴产业企业在受到轻资产、初创期或成长期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从传统渠道获取资金存在很大困难,而这些企业的成败又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推出以后,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上市公司到A股上市,优化上市公司结构,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融资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李少君称 。

从数据上看,创业板就相当于战略新兴产业板。创业板启动至今上市400多家企业,其中传媒、电子、通信、计算机、环保、医药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74%。战略新兴板势必会与创业板有一定重叠。

新兴市场主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兴市场;机电产品;CMS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509

一、引 言

当前,美国和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正在进行智能制造工业革命,谋求维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和世界领先地位,印度、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正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加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力度,意图抢占中低端制造业市场,这一新的外部形势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还面临着经济增长降速的“新常态”,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使得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丧失,自主创新能力仍然相对缺乏,长期加工贸易战略导致的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使得制造业向高端价值链环节升级遇到困难。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中国政府提出了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了战略必争产业和优势产业共10大领域

10大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的发展目标,为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做出了战略部署。

机电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比重长期保持在35%左右,出口占中国货物总出口的近一半,21世纪初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0%,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机电产品(MEP) 出口出现了大幅逆转,出口年均增长下降到10%左右,某些领域出现停产、减产、减员,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出口降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GDP增长不及新兴经济体的一半,低迷的需求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大幅放缓。与发达经济体相反,新兴经济体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强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2/3,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的增长点。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较为接近,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性大,竞争性高。那么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具备怎样的竞争优势和潜力?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路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机电产业保持稳定的外需增长,对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现实

目前,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范畴还没有明确定论。鉴于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即二十国集团)中的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较大,多数国家在“一路一带”沿线,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又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本文选取这9个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分析样本。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定义的2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

2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丹麦、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塞浦路斯、冰岛、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对比样本。

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

本文使用数据皆是以SITC Rev2为分类标准。

收稿日期:2015071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非洲转移与转型升级研究”(L14BJL014)

作者简介:李勤昌(1959-),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Email:liqinchang9@163com

张 强(1991-),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的贸易数据,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总额在2010年就已超过德国,跃居全球机电产品贸易第一大国。而2013年中国机电贸易规模达到了约18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104万亿美元,占2013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4710%。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实现了年均2150%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出机电产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调整能力的脆弱。

Massell[1]早在1970年就研究指出,一国出口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提高出口市场分散化程度。但从市场结构角度观察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过度依赖,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开发严重不足。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中国机电产品总出口的8510%―7230%,但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仅有470%―1070%。虽然情况在逐步改善,但问题依然严重。市场结构失衡的隐性问题随后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较2007年猛降370个百分点,2009年较2007年更是下降了410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市场的变化倒逼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占比逐步从2007年的810%增加到2013年的约1070%,但也仅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的1/7,出口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国别市场角度观察发现,对两类市场的出口也存在市场内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市场中,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和日本,2000―2013年间对四大经济体出口占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中,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2000―2013年间对这四个市场出口占对新兴经济体出口的比重维持在40%―70%不等。尽管近年来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但出口市场的高集中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从市场潜力角度观察,新兴经济体市场具有较大机电产品的需求潜力。出口市场潜力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需求及购买能力。Hausmann等[2]在经验研究中提出,购买能力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水平来判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9个发达经济体GDP在2008―2013年间年均增长仅为130%,而同期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长了610%。从贸易数据观察,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进口在2008―2013年平均年增长了1070%,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240%,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全球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730%上升到2013年的1310%。可以预见,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机电产品需求一定会进一步增加,这无疑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现实

1出口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衡量某产品或某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除以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 (或该类) 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RCAik =(Xik /Xi)/(Xwk /Xw ) (1)

其中,Xik代表i国k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出口总额,Xwk代表世界k商品的出口额,Xw代表世界总出口额,指数取值范围为[0,∞]。一般认为,当其大于250时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0,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根据贸易数据,本文选取对各新兴国别市场机电产品出口排名靠前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后文提到的主要竞争国家均指这七个国家。对2000―2013年中国与主要竞争国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变化进行统计性描述。整体上看,统计期间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一般,中国出口优势增长迅速并从2007年开始赶超德国,而美国出口优势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优势增速放缓,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轻微下降,与德国相比优势丧失,与日本、韩国差距依然较大。

在产品分类上,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下机电产品主要包括9大类。

9大类包括:71(发电机械)、72(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5(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7(电气机械仪器)、78(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和79(包括(791)轨道交通设备、(792)航空航天器械、(793)水路运输设备)。为了解机电产品类别的比较优势差异,本文根据SITC分类对中国及主要竞争对手国家2013年的机电产品类别的RCA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中国在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上的出口优势很强,远超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在电气设备(77)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上,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其中电气设备出口优势仅次于韩国,水路运输设备出口优势不及日本、韩国;而在其他类别产品上,中国的出口优势一般甚至很弱,与多数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均处于比较劣势。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均衡,办公及数据处理、通信和电气设备出口优势十分突出,道路交通设备及航空航天器械等产品则劣势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整理。

2贸易互补性

经济学家Peter[3]最早提出测度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与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吻合程度,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借鉴,例如于津平[4]、孙致陆和李先德[5]等。其中,计算出口国和进口国某项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为:

TCIkij=RCAkxi×RCAkMj (2)

其中,TCIkij代表i国和j国k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RCAkxi代表i国向j国出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Mj代表j国从i国进口k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xi和RCAkMj的计算与前文的RCAik计算方法相同。互补性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某产品或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性强弱,指数越大说明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需求越旺盛,两国该产品的互补性强,同业竞争性弱。当TCIkij>1时,表明在k产品上i国和j国互补性强;该指数越大,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反之,当TCIkij

根据前述计算方法,本文对2000―2013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计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2007年后中国对除印度外的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互补性均较强,对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巴西和南非的贸易互补性保持150以上,且在考察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机电产品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中国机电产品与当地同业竞争性逐渐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开始,这种总体上升趋势放缓;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互补性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需求增速放缓;二是随着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等机电制造强国出口能力的逐步恢复,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逐步增加;三是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自身机电产业崛起,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增加。这说明相对发达出口强国,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图1 中国对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为进一步了解各机电产品类别出口的贸易互补性,本文选取了2013年相关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出口与新兴市场互补性最强,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类)、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类)、电气机械仪器(77类)和轨道交通设备(791)类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呈现出了较强的互补性,同业竞争较弱,而水路运输设备及船舶制造业(793)在部分国家市场上互补性也较强,其他类别产品总体来看互补性依然较弱。此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图4中反映的与我国互补性较强的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对我国需求旺盛的机电产品类别较多。印度对我国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类)、水路运输设备(793)需求较为旺盛,其他类别的较弱。总之,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存在差异,同一类别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贸易互补性也不同,该结论与学者林浩等[6]的研究结果相同,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政策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程度各不相同。

数据来源:同表1。

3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一国产业或产品的竞争力受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综合性的RCA和TCI指标是无法准确反映代表出口产品质量的技术水平的,而后者恰恰是产品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之一。自Hausmann等[2]提出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考察一国出口与生产率水平(或收入水平)关系之后,学术界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研究出口与技术水平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的逻辑是: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可以通过该国的生产率得以反映,因生产率与该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因此,出口的技术水平便可通过该国收入水平来反映。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收入水平用人均实际GDP表示,为剔除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出口国目标产品占全部产品出口的份额与世界各国该份额加总值之比作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对各出口国的人均实际收人进行加权处理。可见,出口复杂度是以产品k 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作为权重的所有出口产品 k 的国家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值。出口复杂度越高,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本文借鉴Rodrik[6]的出口复杂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先对机电产品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进行计算,然后计算比较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竞争国家在机电产业层面(SITC编码前1位数字)的出口复杂度,以便明晰中国机电产品的总体技术水平。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为:

PRODYk = ∑iXik/Xi∑iXik/XiYi (3)

其中,PRODYk表示产品k的出口复杂度,i表示出口国,Yi表示出口国的人均实际GDP, Xik表示出口国k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出口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iXik/Xi表示世界各国产品k出口份额的加总值。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的计算方法为:

EXPYi =∑kXikXiPRODYk(4)

其中,EXPY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是k产品的PRODY指数的加权平均值,Xik表示出口国k产业的出口总额,Xi表示该国全部商品的出口额,两者与Xi比值为PRODYk的权重。

各类机电产品层面出口复杂度,如表2所示。考察期间为2000―2013年,选取每年各类机电产品当年出口额排名前50位的国家为样本,

选取排名前50位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当年均已占到了世界总出口额的90%以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样本国家的出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以2005年不变美元和不变汇率为基准做通胀和汇率波动消减。

注:数据来源同表1。

为便于比较,表中数据均取自原计算结果的1%。

从表2可见,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金属加工机械(73)、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78)和航空航天器械(792)的出口复杂度要明显高于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6)、电气机械仪器(77)、轨道运输设备(791)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且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从2007年开始出现波动式变化,其中76类、78类和793类产品下降幅度较大。结合前文对RCA指数和TCI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含量较低、技术含量波动下降的机电产品上具有较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出口互补性,而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71―73类、78类、792类机电产品出口中优势普遍较弱,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对新兴市场出口互补性较弱,同业竞争性较强。

根据EXPY指数公式进一步测算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机电产业总体(产业层面)出口复杂度,结果如表3所示。

数据来源:同表1。

横向比较出口复杂度绝对额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中除墨西哥外机电产品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明显不及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又以日本出口复杂度最高,韩国、德国分别位列第2和第3位,在整个考察期间,三国出口复杂度都高于中国。纵向比较可以发现,2000―200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较快,增速领先于本文测算的所有国家,缩小了与日本等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出口下降、经济倒退等因素影响,多数国家出口复杂度出现下降,主要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大于新兴国家,其中美国、日本下降最为明显,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在2008年超越了美国,2009年又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但与德国、日本、墨西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看,在新兴市场上,中国机电产品与同行业产品竞争是具备技术优势的,但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机电产品的强势竞争。

结合上文竞争力分析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均较高,而在具体产品类别上则有不同。中国在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上反倒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在新兴市场上需求旺盛,成为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强势产品。但在发电设备、专用设备、包括航空航天器械在内的交通运输设备等出口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出口上则处于比较劣势。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需求的特殊结构,是我们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时应当注意研究的。

三、拉动新兴市场机电出口的主要因素

前文描述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力现实,但摸清出口增长的拉动因素以及各拉动因素的贡献程度对于保持和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和提升出口质量更有现实意义。为此,下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由Tyszynski[7]最先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在某种产品竞争力不变则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不变,因此,如果该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出口额的增加必定是由该产品竞争力提升或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该模型提出后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补充完善,其中较为经典的是Jepma[8]把原始模型中较为笼统的因素进行了二次分解,这一拓展后的模型在此后解释出口增长促进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模型及解释

根据Jepma[8]分解拓展模型,一国对特定市场出口变动主要是受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和交互效应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效应是指由于进口国某产品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的变动引起的该产品出口变动;竞争效应是指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变动导致的该产品出口规模的变动;交互效应则是指进口需求变动和出口竞争力变动均衡作用所引起的出口变动,可以理解为出口产品对进口国需求变动的适应能力。

根据上述思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各拉动因素贡献程度可通过下面模型进行第一层次的分解:

Δq=∑j∑iS0ijΔQij+∑j∑iΔSijQ0ij+∑j∑iΔSijΔQij(5)

需求效应 竞争效应 交互效应

其中,Δ表示变动量,i和j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具体类别和出口市场,q代表中国对j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S代表中国机电产品i在j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Q代表j市场机电产品的进口总额。

由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高度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市场,而本文欲分析的是中国机电产品对新兴市场整体出口的影响因素,所以不考虑市场分布效应,选择籍丹宁和高郁[9]改进的多种产品、单一市场CMS模型。该模型将式(5)中的需求效应分解为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分解为整体竞争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交互效应分解为纯交互效应和动态交互效应。其中,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分别是指由于机电产品进口需求规模变动和进口产品结构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整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机电产业整体市场份额变动引起的出口变动;具体竞争效应是指出口国不同种类的机电产品市场份额变化也即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出口量的变动;纯交互效应表示出口结构变动和需求规模变动对出口变动的综合效应,而动态交互效应则表示出口结构变动与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综合效应。以0和t分别代表基期和末期年份,拉动因素做第二层次分解如式(6):

2数据选取及时期划分

本文选取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0―2013年各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数据,对中国在该时期每年出口增长拉动因素进行测算分析。测算时,依据贸易额变动特征将这段时期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新兴市场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年增长率47%;第二阶段(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第三阶段(2010―2011年),新兴国家强势复苏,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年增长35%,恢复高速增长;第四阶段(2012―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稳而新兴国家增长有所放缓,新兴国家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进入了年均7%的低速增长阶段。

3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分解式(6)计算各要素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兴市场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并在每一阶段选取阶段内的年度数据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比较第一层次的分解可以看出,在一、三、四阶段,中国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在这三个阶段,新兴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国机电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但需求效应和交互效应在第二阶段均呈负值,对出口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此外,竞争力效应在第二阶段、需求效应在第三阶段均起主要的促进作用,而两种效应在其他两个阶段的贡献程度差别不大;交互效应在出口高速增长的第一和第三阶段拉动作用较大,而在其他阶段,尤其是在第四阶段,交互效应明显减弱,说明新兴市场的需求和中国出口竞争力两者的均衡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佳条件。

观察拉动因素第二层次的分解可以发现:

第一,需求规模效应在除2009年外的其他考察期间均为正值,且贡献程度较大,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需求量的增长在中国对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起到了较大的积极拉动作用。而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影响,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减少,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打击很大。

第二,需求结构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负值,在统计学意义上说明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较低,在进口需求增长慢甚至减少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却较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不能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而第二阶段需求结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危机笼罩下供给发生变化,即中国与主要竞争国产品出口能力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市场份额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三,整体竞争效应在四个阶段始终为正值,且在第二阶段起到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说明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对出口规模的变动始终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维持经济波动时期的出口稳定。

第四,具体竞争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正向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方向调整,即在新兴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而在第二阶段为负值说明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当年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并不大的产品。

第五,纯交互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规模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能够拉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而动态交互效应在这三个阶段的贡献度均接近0,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调整与新兴市场机电产品进口结构调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同步或相符结果,中国竞争力提升快、市场份额增长快的产品在新兴市场上的需求增长很慢,或者说在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快的产品上中国出口取得的市场份额增长很慢。在第二阶段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表明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调整产生的综合效应为正。与需求结构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综合分析,并结合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在2009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相对较快但需求规模依然不大的办公及数据处理设备、水路运输设备等产品。

动态上看,2000―2013年间,需求规模效应、具体竞争效应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略呈上升趋势,而需求结构效应和纯交互效应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整体竞争效应波动性较大,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明显。这说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和中国机电产品针对需求规模即静态的需求结构所做出的出口结构调整,即在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有效增长,只是这种调整还未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动,即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提升缓慢。因此,有效迎合进口需求规模增长,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多地关注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提升机电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应该成为中国机电产品开拓新兴市场今后努力的方向。

为观察具体市场中各拉动因素的影响差异,将新兴国家市场分别作为单一市场进行测算。考虑到篇幅限制,将2000―2013年间的各影响因素贡献度取均值,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不难发现,中国对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的机电产品出口主要是受竞争力提升拉动的,而对其他新兴国家出口主要是需求效应拉动的,交互效应在除印尼和印度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上均呈现较大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具备应对需求变动的能力。从第二层次分解的结果看,需求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效应在各国市场上均为正值,说明需求规模增长及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各新兴市场上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其他因素的贡献度在不同市场间差异明显,表明中国对各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均具备独特性。

四、对策建议

第一,以新兴市场为出口拓展重点,营造有利贸易环境。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机制,加快FTA网络建设,强调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在经济、政治发展利益上的一致性,消除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壁垒,进而充分把握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及投资机遇。此外,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树立产品价格、质量及服务优势,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市场占有率。

第二,根据产品类别竞争力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别政策措施。中国在水路运输设备、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产品上竞争优势突出,需要在增加生产和出口规模的同时注重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提高产品的价值链水平。而对中国处于出口劣势的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端技术产品,要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和研发、生产扶持和创新激励各个方面出台配套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运用先进研发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注重产品种类多样化,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中国机电产业出口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的三重提升。

第三,创新出口模式,拉动新兴市场需求。在保持传统的出口模式的同时,应通过对外FDI参与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带动本土产品出口,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国外市场占有率。利用丝路基金、亚洲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帮助目标市场制约需求的资金短缺问题。机电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及时掌握新兴市场需求变动,提示出口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第四,因地制宜,对不同市场采取差别化的出口策略。根据具体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潜力,因地制宜地确定产品出口类别,调整产品的适应性,通过差异性产品满足差异性需求,从而实现保持传统市场占有率,开拓和提高新兴市场的占有率的目标。根据前文的分析,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四国对机电产品具有需求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不高,因此,应当把他们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印度市场的机电产品需求旺盛,需求拉动作用明显,中国就应当认真研究其需求特点以及竞争者的特点,力争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该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

[1] Massell, F Export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4):618-630

[2]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R] NBER Working Paper No.11905, 2005

[3] Peter, D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Prospects for Western Integration[J] Economic Record, 1969, 45(3):321-342

[4]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J] 世界经济,2003,(5):33-40

[5] 孙致陆,李先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基于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3,(12):68-78

[6] 林浩,罗进强,郑岗 我国机电行业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J]北方经贸,2005,(9):118-120

[6] 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6, 14(5):1-19

[7] Tyszynski, H World Trade in Manufacturing Commodities, 1899-1950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1, 19(3):272-304

新兴市场主体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资本市场; 功能开发;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现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先进设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信息、节能环保共七大产业领域,具有科技创新性、持续增长性、产业关联性及政策导向性四大特征。加快培育和发展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立足新的起点、推动湖南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结合国内外学者就此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国外学者Green Wood(1990)、King(1993)、Beck(2000)等对金融支持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金融对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持效应。而国内研究相对滞后,张亮(2009)认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宽民间资本投资,提升新兴产业融资效能;魏杰(2010)认为,从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和资金基础三个方面来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朱瑞博(2010)认为,形成产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的有机耦合系统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袁天昴(2010)认为,资本市场应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万钢(2010)认为,强化创新基金引导作用,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姚刚(2011)认为,资本市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梅克保(2011)认为,加大上市融资力度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总之,资本市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就大力开发资本市场的功能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只是就狭义资本市场即证券市场的融资角度来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文综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本市场两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开发利用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来推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提高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加快湖南产业升级。

二、资本市场功能定位

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的总和,广义的资本市场包括权益市场和长期债权市场(银行长期信贷和债券),不仅包括国内资本市场还包括国外资本市场,是由证券市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场外产权交易市场组成。狭义的资本市场是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及衍生工具市场等。本文从广义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以推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资本市场功能是指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资本市场功能分为三类:原始功能、深化功能和衍生功能,如图1所示。资本市场的原始功能是指融通资金功能,具体表现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资本市场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也是资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之一。资本市场的深化功能包括配置资源功能、合理定价功能、信息公开功能。资本市场的衍生功能分为公司治理功能及宏观调控功能等。只有找准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才能有效开发资本市场功能,提升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价值,促进产业发展,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价值

目前,湖南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除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外,其他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处于劣势,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制约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短缺,因此,必须解决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功能对接的问题。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合理定价、信息公开、公司治理、宏观调控等功能开发对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融通资金功能为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融通资金功能是指资金需求者从资金供应者那里融入资金,具体表现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资本市场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资本市场搭建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的桥梁,能够集中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通过资本市场维护供方资金的流动性和需方资本的长期性,使资金转换成资本,协调全社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平衡,拓展产业资本的总体规模。同时,资本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和信用评价体系,将风险和收益进行配比,使投资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类资本在承担高风险时获得高收益,有效解决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中融资难的问题。

(二)配置资源功能促进资本流向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

配置资源功能是指资本市场能够加快资本要素流动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盘活社会资本。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定价,促进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核心技术和市场前景广阔的优势,能够为资本带来高回报率。同时,资本市场遵循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即高风险能够带来高收益。因此,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有利于引导风险资本、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资本与高新技术的有机融合。

(三)信息公开功能提高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

信息公开功能是指资本市场及时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所需的信息,保障交易的公平性。资本市场能够及时、准确、完整、详细地披露经营管理信息,尤其财务信息,如财务报表、或有事项、表外业务、关联交易和内部控制等,保障交易的公正性、合理性。强化资本市场信息公开功能,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可以避免虚假信息误导,促进湖南优化投资环境,便于投资者全面了解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引进资本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并随时接受利益相关者监督,促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发展质量。

(四)合理定价功能有利于评估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价值

合理定价功能是指资本市场能为潜在交易者对交易价格作出合理的预期,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双方顺利达成双方满意的交易价格。资本市场合理定价功能正确反映企业经营的状况,引导各类资本流向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为资金短缺又具有发展潜力的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资本市场合理定价功能有利于评估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价值,帮助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加快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股权结构优化,有效地实施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五)公司治理功能提升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公司治理功能是指资本市场要求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监管,保障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资本市场不仅为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本,而且参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第一,明晰产权,形成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第二,理顺“三会一层”关系,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健全内部制衡机制;第三,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多元化激励方式,有利于发挥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

(六)宏观调控功能推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

宏观调控功能是指资本市场能超越时空限制使得一系列供求信息在交换发生之前就能传播给供求双方,从而使供求双方据此判断获得或出让资本。国家通过资本市场来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如运用财政政策,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运用货币政策,引导资本流向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助于解决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中资本不足的问题。完善证券市场功能,尤其是创业板功能,增强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能力,提升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促进产业规模化和经济效益增长。

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功能开发策略

(一)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根据目前金融资本不足的现状,建议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才能全方位地支持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实力。第一,完善证券市场体系,健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功能,增加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融资的机会;第二,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主动为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贷款;第三,组建投资银行,大力扶持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建立共同投资基金,有效地推动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五,引进风险投资基金,积极培育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六,拓展私募股权基金服务范围,鼎力支持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七,组建其他场外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权交易。

(二)科学划分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阶段

根据产业发展规律,并结合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点,将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种子阶段、培育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升级阶段五个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征和融资模式,如表1所示。在种子阶段,加强技术研发,急需获得长期使用的权益资金,加大研发投资力度,选择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部权益融资和引进风险资本。在培育阶段,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试制并推向市场,采取内部权益融资、引进风险资本、融资租赁及知识产权抵押贷款获得长期资金。在发展阶段,加大产品推广力度,扩大生产规模,采取创业板上市融资、银行担保贷款、引进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在成熟阶段,重点扩大市场占有率,实行规模生产,加强管理,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形成规模效益,采取增资扩股、主板上市、银行贷款和并购融资等。在升级阶段,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促进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主要采取引进战略投资者、并购融资及银行贷款。

(三)合理协调资本市场各功能开发价值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发展阶段目标

只有合理协调资本市场各功能开发价值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发展阶段目标,才能形成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效应,如表2所示。在种子阶段主要利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功能,吸收权益资本和适当引进风险资本,加大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在培育阶段主要利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功能和配置资源功能,引导金融资本、各类基金及社会闲置资金投向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不足的问题。在发展阶段利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功能、配置资源功能、合理定价功能、公司治理功能,满足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实现高新技术与先进管理的有机结合,加快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提升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质量。在成熟阶段利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功能、配置资源功能、合理定价功能、信息公开功能及公司治理功能,利用各种融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管理,加强信息披露,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效益,增强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实力。在升级阶段利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功能、配置资源功能、合理定价功能、信息公开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及宏观调控功能,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加大科研投入,促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结论

通过研究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功能开发,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找准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开发资本市场功能。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与资本市场功能开发相对接,才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价值。第三,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协调资本市场各功能开发价值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发展阶段目标,促进资本市场功能开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协同效应,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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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主体范文第5篇

动力还是很强劲

《理财周刊》: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表现惊人,尤其金砖四国中巴西、印度、俄罗斯的涨幅均超过了100%,你们是否会担心它们存在泡沫化的风险?

Geoffrey:新兴市场股票一直以来被认为比发达国家市场股票风险更高,所以我们看到它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跌幅更大,但是在2009年的反弹复苏速度也更快。2010年可能是―个市场震荡整合的年份。

在上半年出于对部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紧缩政策的出台和中国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担忧,新兴市场的表现可能有所波动。但现在的估值仍在它的历史平均区间内,还略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也低于中国股市的估值水平。所以我们看不到新兴市场在今年会比发达国家表现差的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中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会支撑其股市的强劲表现。

从短期来看,新兴市场的持续增长动力来源于三方面:一、全球低利率;二、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在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方面的相对脱钩;三、投资者较强的风险偏好和现阶段市场较低的波动性。而中长期的持续增长动力则来自于新兴市场GDP和企业盈利的高速增长,净资产回报率的提高,不断明显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脱钩迹象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较低的负债水平。

《理财周刊》:有海外基金经理认为“要看一个市场以后增长的势头有多强,主要是看之前的衰退有多凶”,在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显然没有美国等欧美发达市场衰退严重。在未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增长中,新兴市场还能跑赢成熟市场吗?

Geoffrey:我们确实认为,新兴市场因为拥有更好的基本面因素和强劲的结构性动力,包括人口红利、消费增长、城市化和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从而能够跑赢成熟市场。其中最值得信赖的投资因素是人口红利。在未来的几年,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将会持续增长,而成熟市场国家的劳动力却会因人口老龄化而逐渐减少。

看好俄罗斯、中国和印尼

《理财周刊》: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金砖四国似乎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你们怎么评价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金砖四国中,你们今年更看好哪个国家的投资机会?

Geoffrey: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会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看到金砖四国的家庭消费增长在2007年首次超越美国,金砖四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口总额也超越了美国,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这些都说明金砖四国作为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也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主要投资目标。我们现在对金砖四国的配置超过了投资基准中金砖四国的权重。

其中,我们今年对俄罗斯和中国都比较看好。无论从历史数据还是和横向比较来看,俄罗斯股市现在的估值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俄罗斯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大宗商品(特别是原油)的价格,而我们认为今年大宗商品市场的乐观展望,在短期内是支撑俄罗斯市场的主要动力。同时,俄罗斯是世界上生产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它的金融体系也比较稳固,对外债务较少,和中国一样,是全球净债权国之一。

尽管近期的政策因素导致了一些波动,中国股市的估值仍然是合理的。我们对中国看好主要是因为它相对有利的宏观基本面和中国政府对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心和手段。

《理财周刊》:除金砖四国外,未来新兴市场的“新星”你认为将会是哪些?

Geoffrey:我们最近比较关注印尼,主要是因为它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所带来的结构性投资机会。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增长率排名第三。亚洲金融风暴后,印尼坚持削减外债比例,减少债务杠杆,提高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最近的国家信用评级提升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些印尼的公司,例如印尼汽车制造商Astra,受益于国内强劲的汽车需求和低利率环境,前景值得期待。

《理财周刊》:如果从行业角度来讲,你更加看好哪些行业的投资机会呢?

Geoffrey:在资源类股票一波大幅上涨后,最近我们比较看好消费受益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强,这其中包括消费业和银行业。消费业在新兴市场,特别在亚洲,是―个长期的主题。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消费在新兴市场将随着有利的人口结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低水平的家庭负债而受益。金融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低估值。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银行的储备充裕,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而净资本回报率却比较高,值得投资。

长期超越基准的秘诀

《理财周刊》:我们知道,你们管理的全球新兴市场基金长期以来超越比较基准,业绩表现非常抢眼,能否透露一下投资秘诀?

Geoffrey:确实,UBS全球新兴市场基金在牛市和熊市都超越了投资基准,表现比较稳定。

我们投资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瑞银独特的多阶段现金流贴现模型,来发现股票的内在价值,并将之与股票价格作比较,结合基本面来分析判断其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我们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取超额收益。比如市场对短期市场噪音的过度反应,还有对产业或公司的结构性变化估计不足。这些“错误”会导致证券价格偏离内在价值。

《理财周刊》:新兴市场虽然上涨较快,但通常波动也较大,你们是采取何种策略以降低组合风险、获取超额收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