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研究范文第1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参考文献: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兴市场；商业模式；创业企业；边界拓展

一、 引言

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是一种动态视角的商业模式研究，有利于从深层次把握商业模式生成的内在机理，同时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更可行的实践指导。学者主要从试错学习、动态调整、边界决策和生态适应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边界决策过程与商业模式构建的联系，一方面为传统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商业模式研究寻找到了理论渊源和新的思路，两者的结合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通过对新兴市场中创业企业在高度模糊和不确定情境下如何进行商业模式构建的问题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尝试探寻创业企业的组织边界决策、市场边界决策和商业模式构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

边界决策研究一直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学者重点关注的是边界拓展问题。然而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在边界拓展上呈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组织无边界化的情况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组织与市场的互动更加重要。在新问题的激发和作用下，一些学者对边界拓展重新焕发了新的研究热情和兴趣。国内学者以魏江等为代表的学者探讨了边界拓展对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国外学者Esenhardt等（2009）探讨了新兴市场组织边界决策问题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先前学者的研究，探讨了边界拓展对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提炼出了组织能力边界拓展和市场边界拓展的重要维度，但尚未发现边界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是在新兴市场条件下，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不仅涉及到组织边界的塑造，还涉及到市场边界的塑造问题。Holloway和Sebastiao（2010）研究了新兴市场条件下的创业企业新商业模式的生成过程，结果发现手段导向逻辑和市场驱动战略会共同影响创业企业的新商业模式调整过程，并塑造新兴市场的结构。因此，在新兴市场上，商业模式构建过程和组织边界、市场边界的塑造过程是协同演化的。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案例分析的工作模型（如图1所示），市场边界拓展和企业边界拓展相互匹配共同促进了创业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三、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和目标，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企业的选择采用了如下标准：（1）企业必须属于处于新兴市场中的创业企业，从而确保本研究的案例具有理论典型性；（2）目前，企业已成立一段时间且经历了转型环境变化下的商业模式构建，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情境。基于以上标准，本文选择的案例企业为成立于2001年的天津森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森罗，所属行业为氮气保鲜，主导产品为氮气保鲜设备，公司在高压氮气、保鲜与催熟技术领域内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逐渐形成了军用高压制氮系统、军用保鲜贮藏系统等优势专业，始终保持行业龙头地位。这家企业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民营高科技企I，案例结论对于其他企业具有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以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通过三角验证来提高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把数据收集的重点放在追踪案例企业基于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拓展的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主要从两个数据来源来收集数据：档案和访谈。

四、 案例分析

根据对森罗企业发展历程的研究，结合创业者自身对企业成长的认识，本文将森罗的发展分为传统农业客户阶段、科研院所阶段、高端农业客户阶段、军用客户阶段。通过对这四个不同阶段森罗商业模式构建过程的研究，试图提炼森罗商业模式构建的内在机理。

1. 传统农业客户开发阶段。森罗在创业之初对很多项目进行过研究和思考，经过半年的斟酌最终选择了一个农业保鲜项目。森罗在创业初期采用的是以研发为主、市场为辅的方式，工作重点主要聚焦于产品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自筹了研发资金，以原来研究所的退休人员为科研骨干，进行了技术攻关。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客户。这不仅快速消耗了企业的资金，而且对创业者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创业者开始怀疑企业的方向选择。幸运的是，在当企业最困难的时刻，终于在市场上寻找到了第一个客户，当年实现了一百多万的销售额。在此之后，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市场开拓中，逐渐打开了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研发为导向，市场开拓为主，基于价值网络分析的企业边界以研发网络为主要内容，市场边界主要以传统农业客户为主（如图2所示）。

随着森罗逐渐将模糊的市场逐渐塑造出一定的边界，即农用氮气保鲜，竞争与模仿的问题也逐渐出现了。随着竞争的加剧，导致森罗对新兴市场感到越来越矛盾，在企业内部产生了很多冲突。森罗在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进行分析后，总结认为这是属于企业的价值观与市场不相符的原因。企业自身的边界与市场的边界在能力和资源上没有实现匹配。这就导致了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能力边界和市场边界。

2. 科研院所与高端民用客户开发阶段。森罗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都很高，加上运用国外的系统，森罗在初期扩展的非常快。由于新兴市场的竞争加剧，森罗在传统农业市场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开始考虑拓展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在市场搜索的过程中，森罗发现科研单位的需求跟他们的价值观相一致，主要表现为农业科研单位需要大量的运用气体保鲜技术。森罗经过两到三年的科研，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到现在为止森罗在科研院所市场做的越来越好。这个市场的技术壁垒较高，并没有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者。

与此同时，森罗在传统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逐渐开发了一些高端客户，主要是国家投资的一些气调项目。比如中南海中央首长吃的水果保鲜项目，这是森罗比较骄傲的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森罗逐渐开发了一些区别于传统农业客户的高端客户，摆脱了红海竞争走向了又一个蓝海市场。这个阶段森罗的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及商业模式的架构如图3所示。

在这个阶段，企业逐渐实现了基于身份机制的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拓展。企业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企业应如何做好重点工作。森罗在以往工作经历的过程中养成了高技术和高品质的价值观，导致企业在传统农用市场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以技术为依托不断开拓新市场。企业一方面不断向客户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和对产品质量的追求，树立行业领导者和技术先行者的市场标签，另一方面不断与多样化的客户进行匹配，并没有采用市场驱动的方式来生成传统产品，而是采用了驱动市场的方式来不断拓展市场边界。

3. 军用市场开发阶段。在农业市场的开发过程中，森罗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收集探索到了一个新的市场机会，了解到氮气对军需物资保鲜和武器存放具有广泛的用途，而且军用市场有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森罗的创业团队很多具有军队科研背景，他们对氮气在军用保鲜和武器存放上的用途早有研究。2007年以后森罗开始在海军的舰船上做保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海军舰船特殊的保鲜应用发展的越来越快，产值大，而且利润比民用的要高。该阶段的关系如图4所示。

在森罗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它主要通过价值的匹配为标准来选择重点开发市场，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和认知标杆来控制市场。森罗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来进行能力边界的拓展，基本模式是重点关注研发和市场方案的设计，中间加工的环节放在外面，做好装配、调试和交付、服务两大块。企业能力边界的拓展使得核心技术逐渐可以实现产业化和批量生产。

五、 内在机理提炼

通过对案例企业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案例企业在商业模式构建的过程中体现出以战略行动来塑造边界的特点。

1. 基于身份机制的市场边界拓展。在市场边界拓展的过程中，创业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没有清晰的顾客、没有明确的产品特征、没有广为接受的产业价值链。案例表明，新生市场中的创业者经常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来宣战市场，即为企业和市场界定一个独特的身份，以使这两者融为一体。创业的创业者就成为了新市场的认知标杆，以顾客、合作伙伴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认为该组织是初生市场的缩影。即使森罗在军用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依然在农用市场被认为是市场的标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身份机制在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isenhardt（2009）的研究认为创业者采用三种机制来宣占市场：采用模板，展示领导力和传播故事。本研究的数据表明，在新生市场中创业企业主要通过价值观宣传、展示领导力、象征性故事三种方式来拓展市场（如表1所示）。

2. 基于能力方式的企业边界拓展。在创业企业企业边界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创业企业在能力边界上的拓展。新企业谋求生存是创业能力转化为普通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创业学习调节着创业能力与普通能力的转化关系。新企业绩效创造过程不仅是以普通能力为基础的价值实现过程，而且是动态能力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即组织不断获得新的资源组合方式的过程，动态能力有助于新企业发现和开发机会，塑造竞争优势，从而不断提升组织绩效。案例研究表明，在新生市场情境下创业企业拓展企业能力边界的主要方式为：关系型治理、引入战略投资、参与规则制定。案例企业的组织能力边界拓展机制如表2所示。

六、 结论与局限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新兴市场情境下，创业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过程是企业能力边界和市场边界不断拓展来实现的；第二，在新兴市场情境下，创业企业市场边界拓展的主要方式是宣传价值观、展示领导力和传播故事；第三，在新兴市场情境下，创业企业能力边界拓展的主要方式是关系性治理、引入战略伙伴、参与规则制定；第四，当创业企业实现组织能力边界与市场边界相互匹配时，其商业模式才逐渐生成。本研究l现在新兴市场环境下，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并非是漫无目的的随机行为，而是遵循企业能力与市场匹配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采用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剖析了创业企业的边界拓展与商业模式构建的过程，虽然严格遵守了案例研究的规范和内在逻辑，但还存在以下局限和不足。首先是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检验。好的理论具有简洁、精确和普适的特点，案例研究具有精确性，但让理论做到简洁和普适还有待进一步的提炼和实证检验。其次，本研究虽然提炼了创业企业市场边界和组织边界拓展的行为机制，但尚未提炼理论概念和具体维度，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本研究虽然揭示了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内在机理，但尚未揭示如何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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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炜，朱武祥，林桂平.基于利益相关者交易结构的商业模式理论[J].管理世界，2012，（12）：125-131.

[7] 王鑫鑫.软件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1.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字：连锁董事网络；创新投入；企业绩效；组织学习；制度

引言

社会网络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不容忽视（Sa vinhas A， Heide J B， Jap S D.， 2012） [1]。连锁董事作为社会资本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研究发现销售量最大的上市企业1/3以上具有连锁董事（Mahmood I P， Zhu H， Zajac E J， 2011） [2]。网络演进与控制的重要性甚至得到自然科学家的重视（Liu Y Y， Slotine J J， Barabási A L， 2011） [3]。本研究讨论连锁董事网络成员的创新行为，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1 相关研究评述

连锁董事在转型经济的作用结论不一（任兵，区玉辉，彭维纲，2004）[4]。研究表明网络影响着产品创新乃至企业的协同行为（Story V M， Boso N， Cadogan J W， 2015）[5]，为企业获得和分享知识提供了途径（Crossan M M， Maurer C C， Whiter R E， 2011） [6]。孙永磊等阐述了网络惯例的双元学习能力对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孙永磊，党兴华，宋晶， 2014） [7]。Tortoriello等认为个体知识可以跨越组织边界获得分享（Tortoriello M， Reagans R， McEvily B， 2012）[8]。新兴市场国家制度缺失和发展不平衡是显著特征，其决定着学习和创新的形式及特点（何建洪，贺昌政， 2013） [9]。外部环境伴随的不确定性通过连锁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这使得组织学习行为愈显复杂（Martin G， G?zübüyük R， Becerra M.， 2015） [10]。社会网络往往成为制度缺失的替代品，发挥着获取资源、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例如，研究发现专利联盟鼓励企业创新，促进专利研发（杜晓君，罗猷韬，谢玉婷， 2014） [11]。

以往研究表明连锁董事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制度漏洞，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同时，其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工具，从而对企业绩效有消极影响。讨论组织学习与网络协同有助于理解创新能力的提高过程（Stan M， Vermeulen F.， 2013）[12]。本研究构建包括创新投入、网络中心度、制度环境在内的研究框架，更加完整地阐述连锁董事网络成员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作用机理。

2 理论和假设

2.1 组织学习与网络中心度

组织学习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组织可以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储存，所以保存着习性、心智模式（Mental Maps），这些因素影响着组织内成员的行为。网络中心度对网络企业的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关系对嵌入其中的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和结果有着重要影响。网络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广为采用，包括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和结构洞。本文更为关注度中心性，结合新兴市场环境，阐述网络中心性对网络成员创新行为乃至绩效的影响作用。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较高的企业，拥有更多学习机会，可以寻找外来的知识、经验，与网络成员分享知识，这便是网络镶嵌的作用。网络中心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我们有如下假设1。

假设1：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所具有的度数中心度（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2 创新行为的调节作用

创新行为主要表现为创新投入，其不仅对企业而且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来理解，创新投入在中国是企业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有着直接影响，并且高技术产业整体与其下属行业之间、以及下属各行业彼此之间，其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企业正是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获得创新的信息和知识，完成创新行为，分享创新成果。这也是协同创新愈显重要的原因之一（Davis J P， Eisenhardt K M， 2011） [13]。研究表明合作基础上探索式创新远大于个体企业的搜寻（Knudsen T， Srikanth， K.， 2014） [14]。综上所述，连锁董事网络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分享成员的信息与知识。当企业投入的R&D越多时，企业通过网络获取的资源也会增多。我们有如下假设2。

假设2：企业创新行为正向调节网络中心度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当创新行为越强烈，网络中心度和企业绩效正向关系越强。

2.3 地区制度发展

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制度环境是分析企业不可忽视的因素（唐跃军， 左晶晶， 2014） [15]。新兴市场国家中显著特点之一便在于外部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s）。制度发展相对不完善时，外部交易成本较高，企业需要寻找和建立连锁董事网络获取资源，寻求发展。这时，连锁董事网络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提高企业绩效。与此情景相反，制度发展不完善时，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企业需要寻求其他获得信息和资源的途径。连锁董事此种情景下便为企业提供了有效途径。制度环境发展越完善，连锁董事网络的重要性就越下降，网络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也会减缓和降低。我们有如下假设2。

假设3：制度发展程度负向调节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即当制度发展程度越高时，网络中心度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

我们选择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收集年限为2005年至2010年。由于2010年后连锁董事网络受到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通过观测，发现2005只2010年的网络比较平稳，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结果的科学性，我们提出了变化较大的样本，只保留2005年至2010年的数据。

3.2 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因变量采用Tobin’Q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我们采用滞后一年的Tobin’Q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方式。自变量包括：社会网络中心度、制度发展和创新投入。连锁董事网络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我们规范地研究企业在网络中的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网络中心度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依据网络中心度的定义，我们有如下公式（1）：

我们采用市场发展指数作为制度发展程度的衡量方式，包括市场发展程度（Maktscore），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nscore）和市场中介和法律完善程度（Lawscore）。研究者取其均值作为衡量标准。制度指数的信息截止2009年，2010年的数据用最近一年，即2009年的代替。我们采用R&D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其为企业每年在创新方面投入的资金数量，并将其做对数变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无形资产、行业与年份。企业规模为总资产的对数，无形资产也取对数。另外，包括行业与年份两个哑变量。

3.3 分析方法

研究中采用横截面数据普通线性回归。我们采用了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回归模型如下公式（2）所示。

公式（2）是以假设3为例的模型，字母 为回归中的随机项。

4 实证分析

我们在此分别详细地汇报分析结果如下。下图1为2009年2010年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的网络图，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罗列所有年份的网络图示。 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表2是对假设1至3的分析结果。

上图1是以两年为例的连锁董事数据。连锁董事作为上市公司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2005年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之后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

我们在假设1中认为，企业在社会网络中自身所处的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从表2模型2中可以看出，变量Degree的系数显著为正值（0.408； p

假设2认为，企业创新投入正向调节网络中心度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表2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交互项（变量社会网络×创新行为）的系数显著为正（0.034； p

假设3认为制度发展程度负向调节网络中心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表2模型6中可以看出交互变量（制度发展×社会网络）的系数显著为负（-0.135；p

5 结论

以新兴市场中连锁董事网络成员的创新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网络为视角，结合制度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论述了网络成员创新投入、市场发展程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成员的创新投入可以通过连锁董事提高企业绩效。连锁董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不仅可以传递资源、分享信息，而且将创新投入在网络中扩大并提高了企业绩效。当制度环境发展不完善时，网络的正向效应消失，并带来企业绩效的降低。研究结论对理解制度、网络和组织学习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依然具有局限。组织间的社会网络我们采用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网，这并不能完全涵盖组织间的所有类型的网络。其次，我们忽略了耦合网络的动力学演化机制，只是从相对静态视角开展研究。因此，我们提议以后的研究不仅关注组织层次的研究，而且更多地关注组织内部的行为，包括组织内部群体和个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Sa vinhas A， Heide J B， Jap S D. Consistency judgments，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ship outcome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5）， 996-1011.

[2] Mahmood I P， Zhu H， Zajac E J. Where can capabilities come from？ Network ties and capability acquisition in business group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32（8）， 820-848.

[3] Liu Y Y， Slotine J J， Barabási A L. Controllability of complex networks. Nature， 2011， 473（7346）， 167-173.

[4] 任兵，区玉辉，彭维纲.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4，3： 112-156.

[5] Story V M， Boso N， Cadogan J W. The for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level product innovativeness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5， 32（1）， 45-64.

[6] Crossan M M， Maurer C C， Whiter R E. Reflections on the 2009 AMR decade award： do we have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3）： 446-460.

[7] 孙永磊，党兴华，宋晶. 基于网络惯例的双元能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J]. 管理科学， 2014， 27（2）： 38-47.

[8] Tortoriello M， Reagans R， McEvily B. Bridging the knowledge gap：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ties， network cohesion， and network range o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units.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4）， 1024-1039.

[9] 何建洪，贺昌政.创新性企业的形成――基于网络能力与创新战略作用的分析 [J]. 科学学研究， 2013， 31（2）： 298-309.

[10] Martin G， G?zübüyük R， Becerra M. Interlock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in the directorate interlock-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2）， 235-253.

[11] 杜晓君，罗猷韬，谢玉婷.专利联盟创新效应实证分析：MPEG-2、TD-SCDMA和闪联为例[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4， 26（1）： 78-88.

[12] Stan M， Vermeulen F. Selection at the Gate： Difficult Cases， Spillover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3， 24（3）， 796-812.

[13] Davis J P， Eisenhardt K M. Rotating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combination processes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1， 56（2）， 159-201.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第4篇

一、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拥有成熟的投资策略，强大的研究能力等，是理性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增强市场有效性、改变东道国投资理念、提高市场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规模小、股票质量较低和本国长期投资者缺乏，加之外国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变化敏感，资金的频繁流动，可能加剧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因此，外国投资者究竟是稳定了股票市场还是加剧了波动，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被关注的首要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把资本市场开放视为一次性事件，考察事件窗内波动性的变化;二是检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三是研究外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早期的研究把资本市场开放作为一个一次性事件，检验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开放前后波动性的变化。但是，从政策变化到外国资金流入需要一个过程，另外，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开放政策，部分国家是完全开放市场，而还有部分国家是实行渐进性的开放策略，因此，一些学者转而检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

部分学者从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是否发生了变化的角度检验研究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这些研究假定资本市场开放是一次性事件，检验事件窗内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1．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运用多个国家的市场指数数据进行检验，一些学者发现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Bekaert和Harvey运用波动性对表示资本市场开放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发现17个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中大部分股票市场波动下降，有五个国家或地区显著下降。在控制其他可能导致股票波动变化的因素后，结果仍然显著［1］。Bekaert和Harvey在此基础上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收益、波动性、β值以及与国际市场相关性等的影响，得出相同的结论［2］。Kim和Singal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在开放后前两年波动性没有变化，但是在第四年和第五年波动性显著下降［3］。Kassimatis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消息反应的差异，结果发现样本国家中除菲律宾有稍微上升外，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在外国投资者进入后都降低了［4］。Richards认为出现波动性上升的误解是由于在外国投资者投资组合中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数量增加，关注度上升，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波动性要大得多［5］。台湾是最早实施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地区，相关研究也发现了外国投资者降低台湾股市波动性的证据。Kwan和Reyes研究，发现实施QFII后，台湾股票收益分布产生结构性变化，股票收益波动率下降，市场更为有效［6］。Lin等把波动区分为正常波动和非正常波动，结果发现外国投资者对台湾股票市场正常波动具有持续的影响，但是对非正常波动的影响逐步消失。在放松对QFII的限制后，外国投资者购买量持续增加(包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台湾股票市场的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改善台湾投资环境［7］。

2．外国投资者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此前的研究基本都把资本市场开放时间点视为给定，以政府放松管制或者允许投资作为分界点。但是政策的变动如果没有导致外资的大量流入，则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结构变化点与官方金融改革的时点可能不一致。Bekaert等通过构造一个带置信区间的内生于经济的资本市场结构变化点，检验该点前后波动性的变化，发现金融市场的开放使证券市场规模增大，市场流动性增强，但是同时收益波动性上升，与国际市场收益的相关性也增大［8］。

3．外国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确定

DeSantis和Imrohoroglu对五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与股票波动没有明显的联系，不同的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对波动的影响不同。他们认为样本数据(IFC指数)包含的证券多样性增加、市场规模增大以及市场有效性提升等因素使得股票价格波动降低［9］。Huang和Yang和Jayasuriya研究发现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不确定，有些国家的波动性上升，有些国家的波动性下降，还有一部分国家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10］［11］。Jayasuriya在此基础上根据波动性变化把样本国家分成三组，研究发现波动性下降与良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特征有关［11］。资本市场开放前后一些其他事件也可能影响股票市场波动，使研究结果出现偏误。Eizaguirre等在剔除样本期内发生的其他事件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之后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确实带来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但是变化并不一致，拉丁美洲国家的波动性下降，而亚洲国家的股票市场波动性却上升［12］。

(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关系

Bae等(2004b)认为采用虚拟变量忽视了金融市场开放渐进性的特征，因此，他们采用个股可被外资持有的程度来度量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研究发现，在控制国家、行业、公司规模和换手率等变量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的可投资性与收益波动性正相关。同时，由于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关联度增加，允许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比不可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13］。直接采用市场指数估计波动性可能因为不同公司股票间的协变性而使估计出现偏差。为准确估计波动性，Umutlu等利用SP/IFC全球新兴市场各国指数构成公司的股票收益估计股票总波动，并把总波动分解为国际市场波动、本地市场波动和特质性波动。另外，他们还用四个连续变量度量资本市场开放水平。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与总波动负相关，金融市场开放降低本地市场波动和特质性波动，在控制规模、流动性、国别和危机冲击后结果不变［14］。Li等(2011)从公司层面研究外资高比例持股①对公司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影响。他们研究3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2－2005年数据后发现，外资高比例持股与股票收益波动负相关，这意味着外资高比例持股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稳定［15］。

(三)外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

外国投资者行为是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新兴市场国家股市波动性影响的另一个角度。Chiyachan-tana等运用43个国家交易前15天和交易后25天的股票价格数据样本来研究外国机构投资者决策和交易对股票波动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该研究发现:只在外国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股票波动性有轻微的上升，他们把该现象归因于外国机构投资者交易时的价格冲击;而交易完成后，股票波动与交易前相同甚至有轻微的下降。他们的结论是外国机构投资者不会导致股票市场不稳定［16］。Richards从外国投资者交易行为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外国资金流入对发达国家股票收益具有明显的正反馈效应，同时外国投资者的买入与当天的股票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Richards认为，这一发现表明外国投资者和成熟市场的行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比早期的估计要大得多，因此，外国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不稳定性［17］。外国机构投资者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危机爆发后外国资金的大规模撤出更加深了危机。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Choe、Kim和Wei。对于危机发生前的外国投资者行为，两者都发现，韩国投资者趋向于负反馈交易而外国投资者则采取正反馈策略。但对于危机期间的外国投资者行为，结论则并不一致。Choe等发现，在1997年的最后三个月，外国投资者的正反馈交易和羊群效应减弱且不显著，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在危机期间外国投资者导致市场不稳定［18］。Kim和Wei在Choe等的基础上把样本期延伸到1998年6月，同时把外国机构投资者区分为具有本地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分支机构两类，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研究发现，危机期间不管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倾向于采取正反馈交易，且程度有所加强。此外，外国机构投资者较国内机构投资者表现出更强的羊群行为，危机期间羊群效应有增强，但是不显著［19］。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似，我国主要从引入QFII是否改变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和QFII的投资行为特征两个角度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一)引入QFII是否改变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QFII的进入有利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孙立、林丽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QFII季度持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QFII在遵循价值投资的同时也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策略调整［20］。此外，殷红和蓝发钦、陈泽慧从行业的视角考察QFII进入对基金重仓股行业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QFII的进入不会增大行业收益率的波动性，其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有利于稳定我国股市［21］［22］。另一部分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QFII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张佑辉等采用spearman系数检验和多元回归法研究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大盘波动率、每股收益后QFII持股比例与股价波动正相关，相关性大小受上述两个因素影响［23］。还有部分学者发现QFII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张雪莹、沈小炜和蓝发钦、王麟乐等通过GARCH模型设置虚拟变量考察实施QFII制度前后股市波动性。研究结果表明，QFII对A股市场收益波动性没有显著的影响［24］［25］［26］。

(二)QFII的交易行为特征

羊群行为和惯易可能导致股价过度波动，破坏市场稳定，因此，QFII交易行为成为研究QFII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另一个角度。现有研究发现，在我国股票市场中，QFII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和采取惯易策略。刘成彦等以2005年股改开始为分界点分析股改前后QFII的羊群行为。研究发现，股改前QFII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股改期间及之后，羊群行为表现明显，且小盘股表现尤甚。究其原因，积极参与股改是最重要因素，其他原因还包括投资理念相同、信息同质性、多家QFII实际控制者相同等［27］。李学峰等(2008a)得出相似的结论。其研究结果表明，QFII与开放式基金都存在羊群行为，QFII的羊群行为程度大于开放式基金，但是有趋同的趋势。同时还发现QFII的卖方羊群行为程度大大超过开放式基金，且超过其自身的买方羊群行为程度，因此，QFII在下跌行情下加大下跌的幅度而在上涨行情中则有利于稳定市场［28］。李学峰等(2008b)从交易策略视角比较国内开放式基金与QFII投资行为差异，发现两者都采取惯易策略，但QFII的程度低于国内开放式基金，对稳定市场起积极的作用，但是QFII的交易策略有向开放式基金趋同的倾向，作用有限［29］。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第5篇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创新驱动超生态性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现代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是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者是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集群。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群还处在萌芽期，面临着产业技术储备的不足与市场培育的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在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上有所突破。相对于传统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除了地理邻近性特征外，还具有超生态性特征。基于这种新特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协同发展模型，对进一步探索该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喻登科（2012）以价值链、知识链、物联网为媒介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三种协同发展路径，进而研究了单核、多核和星形发展模式。李煜华（2013）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过程。赵红凌（2014）结合广东省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高校学科特点，通过政府引导、产学研互动搭建五大学科集群协同创新平台，研究了学科集群与新兴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结合产业学、生物学相关理论，对产业集群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

二、理论模型

为深入了解该产业集群发展，本文基于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从产业生态位视角数理分析技术与市场间的关联性。由于竞争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在不影响分析的前提下，模型中假设竞争只有抑制作用，本文选择两个企业种群为例，用下面模型来描述种群之间竞争合作协同演化：

三、模型分析

1.竞争性协同演化模型

将上述微分方程线性化，据其走向研究系统平衡解的稳定性，可知两线相交点是稳定解，这意味着两种群由于在知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共享而增加了各自种群的产量，产生了协同发展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产业学、生物学、协同学，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超生态性、创新驱动性，运用改进Lotka-Volterra模型，对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发展进行了建模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超生态性能够促进种群产出量的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增强超生态性对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一，加大投入创新资源，以在技术知识方面增强创新能力；第二，赢得政府支持，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建立成熟的产-学-研-用的产业群体；第三，积极培育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实现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的最优配置以达到最大效用。参考文献：

[1]刘志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特征、培育模式与政策取向[J].学新兴产业研究，2011（3）：49-55.

[2]喻登科，涂国平，陈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式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11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