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问题和对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报道策划；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139-02

所谓媒介融合，不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多媒体的操作平台，更在于各媒体间建立的合作方式。因此，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紧跟时代步伐，提高学生的新闻报道策划能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教学理念成为新闻教育工作者要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从新闻报道策划与媒介融合的教学实践入手，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呈现的新特点，并从亲身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的新特点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介成为百姓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影响着媒体的新闻策划与生产。我国的新闻专题策划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多媒体联动成为新闻策划的主要形式

截至2015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2]。通过网络获取新闻成为大多数年轻一代关注新闻的主要方式，并且随着社会化新型媒介如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的广泛普及，网民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同时更加注重分享和转发，成为新闻信息传播广泛度的主要推手。在此大背景下，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国内传统主流媒体纷纷推出自己的APP，借助互联网多媒体联动，使同一新闻资源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得到共享，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二）受众的互动参与成为策划的重要内容

传统媒体的新闻策划更多的是以引导舆论、激发热情为重心的策划，而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策划已经无法适应满足社会的需求，策划更多的强调受众的参与程度以及活动本身带来的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在一些公益活动的新闻策划中最为常见。从2011年起，《南方日报》不间断地策划了“幸福厨房”公益活动，旨在为全国范围内缺乏午餐条件的学校建设以“加热自带午餐和集中蒸饭煮粥”为主要功能的电器型“幸福厨房”。2013年6月，南方公益执行团队联合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幸福厨房”专项基金，面向全社会公开募捐，截至2013年12月，“幸福厨房”在全国范围内已建成154间。

（三）新闻内容更加分众化成为新闻策划的主要方向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纷纷尝试新媒体运营，推出不同的介质，分享同一新闻资源，但如果只是简单的信息分享，很难实现真正的转型，因为不同的介质对同一新闻资源的要求并不同。借助大数据对每种介质的受众实现良好精准的定位，积极地使新闻内容分众化，成为众多媒体的必行之路。如2013年底，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策划了“2014生活微行动”，倡导大家通过一系列微小行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策划组针对网友受众的特征，在微博上发起志愿者征集活动，并应邀数十位演艺界明星及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共同加盟“微行动助力团”，配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进行宣传，不到半个月，就有7万网友参与转发与评论，并承诺愿意加入到“微行动”中来。电视媒体通过微博平台与网友良好互动，扩大了新闻的影响力。

（四）网络新闻策划日益活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大新闻网站也顺应潮流，不断推出赋有自己特色的网络新闻专题策划，从而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2012年，腾讯网和新浪网响应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地球一小时”倡议，精心策划了“地球一小时”网络专题报道。在各种专题的吸引下，全球超过5000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参与了2012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一共有124座中国城市加入到活动中来，并公开了自己的环保承诺。随着互联网使用的进一步深入，借助网络进行报道策划已经成为重大国际、国内新闻事件报道的主要方式。

二、媒介融合给新闻报道策划教学带来的新挑战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资源来源广泛，渠道众多，传播速度加快，传播形式多样，受众互动性极高等特点，对新闻策划教学理念与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传统的教育理念与媒介融合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传统的教育理念主要是以教授新闻策划的知识和技巧为主。这些理论知识的传授有其必要性，但也存在过于理论化，与业界实践存在一定脱节的问题。媒介融合背景下，业界需要既有扎实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知识，又能突破专业界限，熟练使用多种媒介手段，能够同时胜任文字、摄影、摄像、录音等各种工作。这些变化要求学生及时掌握媒介形态的变化，熟悉业界优秀生动的实践案例，具备复合型的能力，才能及时跟进适应新的媒介生态下新闻策划的需要。

（二）传统的教材与媒介融合的发展要求有所脱节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策划专业教材建设较为积极，涌现了一批优质的专业教材，比如蔡雯教授的《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2004年）、赵振宇教授的《新闻报道策划》（2008年）等。同时，受出版时间较早的影响，这些教材大都存在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策划关注不多，甚至没有关注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材不能完全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策划教学需要，在授课过程中需要依靠教师自己总结摸索合适的教学内容。

（三）实践环节薄弱与媒介融合下新闻策划的需要不相适应

当前，高校的新闻教学实验室设备往往落后于业界的更新速度，尤其是一些高精尖的跨媒体设备更是匮乏。同时，传统的课堂教学对实践环节重视不足，大多以课堂讲授加一点实习作业的模式开展教学。这种实习作业往往由学生随意进行，多是一些应付之作，起不到实践的作用，不利于提升学生跨媒体的新闻策划技能。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报道策划教学的改进措施

目前，大部分的国内大学新闻院系都将新闻策划作为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适应新的媒介环境，掌握全媒体环境下新闻策划能力，是新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案例教学，促进学生适应全媒体环境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资源来源广泛，渠道众多，传播速度飞快，传播形式多样，受众互动性极高。这些特点都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时时更新教学理念与思维，摒弃陈旧的教材与案例，打破传统报道形式，创新信息多样化的表达方式，通过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众多优秀的新闻报道策划案例，让学生充分掌握全媒体下新闻报道策划的原则、方针、方法等。同时，客观而言，高校授课教师往往多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接进高校教学，本身大多没有新闻策划的实战经历，对案例的讲授往往也是照本宣科。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引入在新闻媒体一线工作，具有实战经验的新闻策划专家讲解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对新闻策划的基本理解。

（二）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适应新媒体需求的业务技能

早在190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建人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就提出“学习新闻最好的方式是动手实践”[3]。实践教学法以教导学生掌握理论精髓和实际操作技能为宗旨，通过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激情，使学生能够脱离模拟情境的练习，进入到实操中来，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而在新形式下，新闻策划不再局限于采写编评这些基本的业务技能，对策划前期的调研、用户需求的分析、策划实施过程的把控与调整，实施后的总结报告等成为策划的重要内容。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对此已进行为时多年的尝试。依托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在信息技术方面优势，强化新闻传播系学生掌握摄影、摄像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能力。同时，针对大三的学生，每年开展媒介融合的实践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要求学生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介技术手段，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如广播、报纸、微信、微博等，将选题呈现出来并付诸实践。这项活动脱离了课堂模拟实践，充分利用广州媒体融合的优势，延伸到媒体产业链的各个领域，直接与社会对接，充分锻炼发挥了学生的策划能力，很多策划可以直接投入运行，收效颇丰。

（三）加强协作精神培养，提升动手能力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以文字、图片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策划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的需求。新闻报道效果的实现不单单是选题、编辑等问题，还依赖于各种媒介形式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一个成功的新闻专题需要策划人员与技术、编辑、视觉等各部门讨论并确定专题的内容与形式。这就要求学生要充分了解各种媒介形式的特征，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加大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笔者试着将微信平台引入课堂，建构课堂微信公众号，实现了课堂的“微传播”互动。通过分组的方式，建立新闻策划团队开展模拟新闻策划，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特长，合作推出分组设计的新闻策划专题，同时将微信公众号中的新闻策划内容制作纸质新闻产品，形成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1] 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J].今传媒，2009（1）.

媒介融合的问题和对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公众舆论；公共政策议程；议程融合；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韩梅，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主任编辑，四川成都610071；何文，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新城乡》杂志编辑，四川成都610071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议程设置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政策议程属于政策议程范畴。John Kingdon（1984：3）提出，（公共政策）议程就是政府官员，以及与这些官员有密切联系的政府外部人员在特定时期所特别关注的问题清单，在官员可能关注的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问题中，官员们实际上认真关注的只是其中某一些，议程设定就是“把一组问题缩小到那些真正成为关注焦点的问题”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指“媒体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由此影响公众议程设置，形成问题流，并最终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形成政策流和政治流。

作为公众和政府之间为数不多的信息沟通渠道之一的中国大众传媒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中国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融合方式有限、融合度低的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国大众传媒在促进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议程上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中国大众传媒独特的政治属性、角色定位和政治影响力，有效地引导、塑造公众舆论，将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议程紧密融合，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是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和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大众传媒引导公共政策议程的现状分析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内，民意表达的有效渠道比较有限，大众传媒一直扮演着影响公众议程，联系沟通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最终设定公共政策议程的重要角色。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的形势下，传统大众传媒在影响公众议程，促进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融合的效果和作用被大大消弱。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由过去主要由大众传媒、公众、政府三方互动，并由大众传媒主导的模式，变成了新闻媒体、公众、第三方组织（包括学术机构和非盈利组织等社会团体）、政府的四方互动。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中的主导型作用不断下降，而公众和第三方组织借助网络渠道，声势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众传媒急需找到一条既能实现其“”的政治功能，又能较好代表民意，并把民意有效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议程设置路径。

2011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新加坡连氏基金的资助下设计了“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并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中，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与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密切合作，以独特视角和解读研究成果，以起到影响公众舆论，设定公共议题以及公共政策议程的作用。本文旨在总结和分析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探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与中立、权威的学术机构的合作机制，突破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以及政府议程融合的障碍，设定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的优势和作用等。

二、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路径分析

议程设置论的最初来源是实用政治学的研究。1922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一观点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了大众媒介与议程设置的内在关联性，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依据。

通过对李普曼这一思想进行实证研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新的传播效果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

（一）传媒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

传媒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是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环境监视功能”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媒的环境监视功能认为：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人类必须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和发展，才能使自身适应并生存下去。因此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嘹望哨”的作用。大众传媒环境监测功能反映到议程设置上，就是大众传媒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并实现与公共政策议程的融合，使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更加顺应社会发展方向，更能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更能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正如美国学者D.H.韦弗根据自己在1976年所做的调查指出，公众的议题在本质上是受到传媒议题的影响的。

（二）中国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融合

强调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通过融合互动，提高公共政策议程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中国议程设置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在议程设置上，王绍光认为要解决“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等问题；在媒体作用上，张颁頔提出：“现代公共政策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媒体参与可以促使焦点问题受到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同时也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合法化。”这一观念实质上就是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环境监视功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即媒体议程通过反映公众议题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推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更好地顺应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对中国传媒议程与大众议程融合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传媒议程与公共议程存在较大背离。2001年年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对我国传媒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议题排序的差别很大。如公众议程中“就业问题”排在第5位，而在媒介议程中，这一议题仅排在第11位；同时，“媒介议题”中列于第3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受众那里只排到了第13位。

调查还显示，中国大众传媒议程的公众影响力呈现减弱趋势。《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则表明，只有50.7%的被访公众认为新闻媒介完全（占2.9%）或大部分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面貌，相对于1983年的调查下降了15.1个百分点。同时只有19%的被访市民认为媒介报道篇幅越大的事件越重要，对之持怀疑态度的占70%，持否定态度的占11%。在1983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浙江省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组在浙江省进行了大规模受众调查中发现，居民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为可信和基本可信的占到65.8%。导致媒介影响力减弱的主要原因是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地位、社会角色，以及受大众传媒受到了政治、政策因素的较大影响和制约。因为在当代中国，大众传媒通过框架法，报道中凸显什么，放弃什么？如何报道，何时报道？以及形成什么媒介议程都必须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指导。归根结底，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背离，且影响力日益减弱是大众传媒缺乏独立的主体地位，从而未能实现其应有的公正独立的价值取向导致的。

三、影响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案例介绍

南洋理工大学是位于新加坡的世界著名高等学府。2011年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结合国际和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以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论述开发出“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由三大子维度构成，即服务型政府公众视角，服务型政府企业视角和基本公共服务。根据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服务型政府指数的基本公共服务维度涵盖了以下十个公共服务领域：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文体休闲，公共服务提供的投入与产出来自政府统计年鉴和报告里的定量统计数据。其中，公共视角是三个视角中与公共政策议程关联度最高的视角，因而是媒介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公众视角包涵五个维度：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由于基本契合了中国民生基本需求，以“2011年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设置的媒介议程能与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具有更高契合度，更能促进公共政策议程对民生议程的关注，并转化为回应公众议程的行为，最终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今年《嘹望东方周刊》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很多政策文件的归纳、概括和总结，但是什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涵外延，公众和企业是如何看待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行情况如何，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如何发力，一直是《嘹望东方周刊》无处发力之点，难以将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有效媒体议程。

合作中，《嘹望东方周刊》充分利用自己的周刊对这一研究项目进行深入报道，结合学术研究成果，发现公众和企业热点，提炼新闻焦点，对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进行深入报道和解读，总结和提炼典范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影响和引导公众、企业、政府对服务型政府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认识，把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紧密结合，设定政府议程，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开展与深化。

（二）影响因素

1.媒介和受众因素。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媒传播效果在社会学中的体现。肖（1977）和温特（winter，1981）把议程设置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媒介和受众”两部分。美国学者沃纳·塞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在其《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也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媒介和受众是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主要因素，政策议程以及第三方组织则被排除在主要因素之外。

2.政策和政治因素。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John Kingdon的政策分析也显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三个流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由此，政策和政治因素应成为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另一重要因素。

从本次合作的方式来看，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起到了主导作用，《嘹望东方周刊》由于组织时间太短以及受到一些传媒政策的限制，在发动公众、企业和政府参与，以及组织开展相关舆论调查中出现了缺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次活动的影响力和研究效果。

从政治和政策的视角展开讨论，解析中国大众传媒缺位的原因，有助于中国大众传媒能更有效地与专业学术机构在今后开展相关合作。

（1）政治因素。大众传媒是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政治属性体现了媒体的政治立场，经济属性体现了经营性特点。与西方媒体在政治上形成的与政府的对抗关系不同，中国大众传媒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为上下级关系，其主要作用是服务于党委政府，主要职能是通过有效占领舆论阵地、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完成党委政府下达的宣传任务。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大众传媒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不是政治和经济两重属性的整体转型，政治上强调舆论导向，与经济上受众至上之间的矛盾，导致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尽量避开与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相关度高的、关系民生的社会敏感议题和热点难点议题，而去更多选择娱乐休闲等生活类议题，试图以此引导公众的关注点，以至于在中国出现了大众媒介“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2）传媒政策因素。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多，导致传媒议程难以引起公众和政府双方的高度关注，陷入既影响不了公众议程，又影响不了公共政策议程的两难境地。具体来讲，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党委政府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以及政治开放程度决定了当地媒介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作用。二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政府的从属关系导致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颠倒：即不是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而是现有公共政策议程影响传媒议程设置，最终反向影响公众议程设置。

四、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融合路径分析

从对本案例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大众传媒在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已经出现长期缺位，而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环境监视功能”，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又是中国当代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此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瞭望东方周刊》的合作，为中国大众传媒借助专业学术机构推动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和实施路径，有助于中国大众传媒突破现实困境，有效地发挥议程设置功能。

（一）大众传媒与专业学术机构合作

近年来，中国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日益成为公众议程，由于媒体议程的缺位，公众议程没有实现与政策议程的有效对接，使得在政府单一主导下，许多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未能取得显著提高，因此，大众传媒参与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是，大众传媒在长期缺位之后，其相关实践和理论十分贫乏，很难独自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发挥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此次《瞭望东方周刊》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合作为中国大众传媒在现有政治和政策环境下，形成传媒与学术的叠加优势，有效发挥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迪。

（二）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在刚刚的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被专门列为一章。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社会组织（亦称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主要特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这三类组织是民法通则中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法人以外，由民政部门的管理机构依法给出身份的另三种法人形态。社会组织具有的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使得其对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引入与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具有同样中立权威性，以及相当学术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参与，是中国大众传媒有效实施议程设置的另一现实路径。

（三）重塑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

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只有大众传媒、公众、政府均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出现，公众议程设置、传媒议程设置，以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三者的互动融合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率的。如果中国大众传媒与党委政府仍然保持上下级关系，大众传媒只是作为党委政府的代言人参与议程互动时，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中的主体地位是缺失的，传媒议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变味为宣传议程，由此形成的三者互动在总体上也是扭曲的和不完整的。因而，摆脱中国大众传媒浓厚的官方色彩，重塑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是实现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融合的重要前提。

（四）重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角色的路径探索

媒介融合的问题和对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媒体；发展趋势；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34-01

目前，“媒介的融合”造就了“全媒体”。全媒体的发展是指传对传统媒介形式的主动解决应对，并借助采编和传播流程等一系列的方式，来促使媒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以及多样性的形式，进而让广大的关注者能够获取视觉、听觉等多角度的媒体体验。全媒体的良好发展不只是借助传播手段的丰富多元化，还要利用本身的媒介资源与获取渠道的整合以及行业、地域的突破等方面的相互融合。

一、关于全媒体的概况

（一）全媒体的概念

从字面的含义来讲，“全媒体”就是全部媒体的统称，是一个集合概念。但是全媒体并不是固定模式，而是比较开放的系统。比如，3G网络的成熟发展，4G网络的成功研发，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并且丰富受欢迎的媒体系统。故全媒体就是将各种各样的新旧媒介的形态，通过利用图像、文字、视频和音频等表现的手段来进行融合，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二）全媒体的特征

全媒体拥有三个基本的特征：首先，融合性。全媒体是各媒体的结合，是传播的内容、技术、获取渠道以及营销过程的共存互补和有机结合起来的集成体；其次，系统性。全媒体不反对传统媒体较为单一的表现形式，并且全媒体的集合体是有序的，强调了信息资源要进行统一的，实现一次性的无缝形式的采集所有的相关信息资源；再次，开放性。全媒体最终的形态就是所有人之间的传播。这就需要全媒体相关的内容拥有数字化和渠道网络化的特性，能够适应实际的生活潮流；另外，还需要全媒体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使用的人性化，并能适应当下的关注者的要求趋势，且能提供超细分的相关服务。总而言之，全媒体能够使用更加经济实惠的眼光来对待多种媒体间的综合运用，进而达到小投入、高回报的效果。

全媒体拥有较为独特的优越性。一方面，可扩大关注者的覆盖面，提升有关信息的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可促进媒介资源的综合利用，进而能较好的降低媒体传播的成本，做到利用最少的资源、成本做到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资源的效果。还有，可提高媒体抵抗风险的能力，缩减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带来的风险。

二、关于全媒体发展的未来趋势

就目前而言，全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的趋势。

（一）新媒体数字视频的前景非常广阔

传统的媒体向形式新颖的新媒体拓展是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新一代数字机顶盒的推广，不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娱乐、信息的相关服务，还进一步提供了节目的互动点播、电视搜索等一系列的相关服务，更加强调使用者的参与、互动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视频的发展，无疑会带动其内容的提供方式以及信息的服务形式等方面的变革，进而会带动全媒体发展的进程。

（二）媒介融合纵向深入的发展

媒介的融合是全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媒介融合在未来会从简单的物理方面的变化向化学方面的变化进行转变，使得信息的传播会受到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进而将会带来了根本性的急剧变革。各媒体机构的叠加、融合，会促进发展有利于媒介运作且较为新型的机构组织；媒介机构的融合必将离不开观众的参与互动，观众本身就是好的传播途径之一。

三、全媒体相关问题的对策分析

从媒介发展规律和现实需求看，全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促进发展健康良性的产业，在制定全媒体发展的战略对策时，需要针对现实状况中的障碍做些综合的考虑并要系统的规划。

（一）重新认识“全媒体”的发展

这需要需要从政府的层面制定出更加长远的发展规划。对全媒体发展的问题应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依据全媒体发展趋势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实现宏观管制，而不能仅依靠相关从业人员的运营来推动其发展。

（二）制定相关的体系配套政策

首先，改革媒体终审权及播出权，建立节目外购配额等制度，让制播分离开来，来做好全媒体内容匮乏的问题。然后大力推进媒体机构的改革，特别是人事分配体制改革。

（三）为发展媒介的融合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着重来关注“两头”

即对前端生产方面的内容，通过推动电视制播分离促进媒介容生产制作社会化，推动更多创新产品的出现；另外是对后端的媒介产品经营方面，允许以多元化资本的准入给行业带来更多活力。另外有三方面具体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促进内容生产的生机和活力，可尝试在“管住”终端，把握终审权和播出权的前提下，适度放开制作权和流通权，通过节目外购配额等制度，鼓励制播分离，解决全媒体平台上内容匮乏的问题。二是推进媒体机构的所有制和人事分配体制政策改革。我国传统的媒体组织结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管理层次多、运行效率低；用工来源和用工体制非常复杂等等，这方面改革成本非常大，涉及到的利益比较复杂，需要配套政策的有力保障。三是适当放开投融资政策，允许民营资本、外资进入。

媒介融合的问题和对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编辑；专业素养；培养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1-0205-01

0 引言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竞争也逐渐愈演愈烈，如何在媒体领域中略胜一筹是各大媒体公司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作为媒介生产、信息传播环节之一的新闻编辑，在专业素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在这媒介融合时代下培养其新闻编辑的专业素养，以期更好为新闻媒体做贡献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媒介融合时代下对新闻编辑专业素养的要求

以往的传播方式中，报纸、广播等形式作为受众需求，而放眼当下，新兴媒体正迅速崛起并且逐渐代替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的重要地位。媒介融合更是成为媒介发展方向中所重点研究的话题。媒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产物，在各种新技术研发和进步的带动下，必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然而，在媒介融合趋势带动下，使得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这对新环境下新闻编辑专业素养也带来了一定的提升要求。

首先，新闻编辑作为新闻媒体传播的“放映者”，整个新闻信息的传播效果如何需要新闻编辑去经过收集、包装、审核等一系列工作，故其在整个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相当于新闻信息传播的“把关人”，新闻编辑的价值观与媒介素养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效果。其次，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由于网络媒体的参与，大众开始利用手机短信、微博、论坛等方式来信息，故如何在小页面展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是新闻编辑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要懂得从记者所提供的新闻信息或是线索里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还要能够在版面设计上发挥独到、新颖的构想。这就要求新闻编辑要具备较强的责任心、专业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水平。最后，新闻编辑在面对媒介融合新时代，不仅要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很好的品德素养。新闻编辑所要收集和整理的新闻原材料是由记者提供，然后对其进行整理和筛选等。在此时，新闻编辑必须是能够熟练掌握各种媒介传播方式与技能的，并且能够持正确的传播价值观去判断该新闻信息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确定其传播动机之后对其进行内容上的筛选和包装。这就体现了新闻编辑的专业精神和能力。此外，新闻编辑应当始终坚守职业道德和专业主义精神。在新闻报道上切勿主观臆断，而是要客观报道事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2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新闻编辑专业素养的培养

2.1 从校园抓起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编辑人才培养

深化新闻教学内容，加大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培养力度对于学生今后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针对此，院校可根据媒介融合时代的特点，以此来“对症下药”，即针对不同年级以及不同层次来重新制定新闻相关专业的教学方案以及每一年的教学计划。在制定过程中，务必重视为学生提供课程实践机会，坚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了解到新闻编辑的特点，缩短其步入社会后的适应社会时间。并且，由于新闻编辑的特点，故教学课程中，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有助于日后能够以客观的判断能力去筛选和判断新闻

材料。

此外，改变学校的新闻专业教学模式。可采取模拟式教学方式，即按照报社、杂志社以及网站等的编辑流程来进行授课，将课堂比划为一个新闻编辑部，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编辑的工作流程。也可采取案例式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即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典的新闻编辑作品来作为案例进行授课。通过分析案例作品中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让学生发表其看法和建议。只有采用新颖的、有效性的教学方式，才能提升学生对新闻编辑工作的进一步认识。

2.2 加强各新闻编辑的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其策划组织能力

面对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新闻编辑专业素养的提升是促进新闻媒体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针对此，各大新闻媒体在加强新闻编辑后期编辑工作的同时，应当也要同时兼顾前期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媒介融合时代，不再像传统媒介新闻编辑的职责一样更多的去重视后期编辑和排版环节作用的发挥，而是受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加入，为保证新闻稿件的高质量，故要做到注重前期策划与组织工作。尤其是当有重大事件需要追踪报道时，就需要有其他人员来帮助策划和组织记者的采访活动了。故不管是前期策划与组织工作，还是后期编辑工作，对于新闻稿件的高质量和真实性都是十分关键的，因此优秀的新闻编辑专业素养主要通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来体现。

2.3 新闻职业道德素养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一同重度培养

新闻编辑的专业素养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水平方面，还应当包含其职业道德素养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编辑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对于新闻事件要客观报道，不得以主观判断去修改记者所提供的新闻原材料。要充分尊重大众的知情权，并且以真实的、客观的新闻报道去正确引导舆论。真实性作为新闻的最高价值体现，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指导者，务必要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通过专业的处理方式对新闻稿件进行包装处理，合理运用新闻报道的权利来为受众服务，才能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稳定发展。故媒介融合时代下，重视和培养新闻编辑的新闻职业道德素养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已然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3 结论

媒介融合时代，不仅是新闻编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编辑专业素养要求也随之提升。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编辑素养问题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面对这样新形势的环境，新闻编辑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环境适应能力，随时应对即将面临的各种形势的改变。只有壮大人才队伍，重视培养职业素养、深化编辑工作，才能使新闻编辑在媒介融合时代下发挥自身更高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乌琼芳.“冷静传播”应成为新闻编辑的职业素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42-144.

[2]李莉亚.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能力[J].新闻传播，2013（11）：284.

媒介融合的问题和对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 国际形象 话语权 软实力 路径

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浪潮引领我们进入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不仅带来了视觉、触觉、听觉的延伸，更带来了“脑与库”的扩展，全球传媒生态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如何准确把握媒介融合时代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如何准确认识我军国际形象塑造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积极有效地探寻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路径，是当下我军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破除思维之藩篱 创新传播理念

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曾指出：“改变战略、结构和体系是不够的，除非他们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也发生变化。”[1]在媒介融合推进的今天，要想打开和拓宽我军国际形象的传播之门，则必须破除思维之藩篱，创新传播理念。

1．主动传播。

创新传播理念，首先需要树立主动传播的理念。由于我国长期采取的是防御性国防策略，认识上的偏差加之传播理念的滞后，导致我们在许多重大事件、敏感问题上显得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造成国际舆论上的被动。在中美撞机事件、3．14烧事件以及近期爆发的南海争端、中国航母事件等，我国（军）的传媒由于未及时跟进，导致歪曲和“妖魔化”我军形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我军国际形象上的塑造和展示都极为不利。温冰在《和平发展进程中军队国际形象塑造定位与对外传播策略》一文中指出，“和平发展进程不是也不可能没有外部矛盾纠纷的过程，更不是以放弃长远利益来换取当前的和平进程，以军事手段维护国际利益与防范外部安全环境整体恶化的选择困境始终存在。”“推进和平发展进程、维护和延长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需要让世界更为客观地认识到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使其真正认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防御性国防政策的稳定性，又需要让世界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维护国家利益与权益的军事行动，为我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营造更为有利的战略布局。”[2]军事新闻传播也应积极配合战略意图的实现，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信息，掌握舆论的主动权，赢得塑造我军国际形象的先机。

2．互补传播。

全球化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我国要提升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影响力，就必须转变“中央之国”的思维方式，多一些角色互换，多采取一些互补式的传播，即在国际舆论中强调“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变成关注“自身行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在传播实践中，就是要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观察和报道我国的军事新闻，以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我为主和别中有同的原则，寻找能够弥合中西方报道差距的角度和方法。胥金章在《对外塑造中国军队形象的挑战和机遇》中提出的“应在尊重彼此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强调合作与国际责任”、“以历史的眼光报道中国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从差别的角度讲述中国军队的管理和文化”的观点都给我们提供了互补传播的借鉴。[3]

3．借力传播。

在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借力传播”的理念还需进一步明确，“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近年来，我国的几大媒体在“造船出海”对外输出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新华社推出“阵地前移”战略，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人民日报社的报网融合积极推进，目前，人民网已拥有14种语言15种版本，80多个频道，近10万个栏目和专题通过全媒体平台向国际国内传播；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已进入世界对外广播三强之列；中央电视台的台网融合成果显著，“CCTV中文国际”频道和“CCTVNews”频道也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但是，信号的有效“落地”以及信息的有效接收仍然不容乐观，譬如，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尚还需要经过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进入美国，“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英语频道的节目在美国被广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境外媒体驻华记者、海外华人媒体以及国际国内的非官方资源，从多种渠道传递我军的形象，既扩展了传播的辐射面，又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干扰，传播的渗透力也相应增强，能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不同媒体共享信息和服务平台

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是全媒体的采集、加工和传播的模式。这种全新的生产模式表现为：“不同的媒体集中在一个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上，通过统一策划、资源共享、层级开发，生产出适合各类媒介特质和受众特征的信息，并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给受众，最终在与受众的交流过程中形成完整的新闻报道。”[4]这其中，平台的作用尤为关键，而我军传播平台融合度有限，尚未完全达到媒介融合的较高阶段，需高度重视媒介融合平台的建设，最大限度解放传媒的生产力，从而达到增强国际传播力的目的。

1．构建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

构建以数字化、网络化、全媒体化为基础的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是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竞争的必由之路。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是一个共享与开放的平台，从记者、公众、智能采编系统等采集的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素材，进入共享平台，然后由各媒体各取所需选取，再通过深加工生产出各种形态的终端新闻产品，平台还支持多种格式、多种渠道的成品输出。在这个平台中内容生产平台是其核心部分。内容生产平台将各报内容和网络内容集合在一起，实现了所有编辑、记者对各种形式的新闻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和互动编辑，即在一个编辑界面下，可同时完成对文稿、图片、音视频、FLASH等内容的编辑加工，并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内容间创建关联关系，同时结合数据库实现全文检索和文件管理等多项功能。利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实现内容流程的再造，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信息的衍生价值，丰富内容的表现形态，提升新闻的品质。

2．美军打造平台DMA的启示。

与我军依托中国军网为平台，推进媒介融合的步伐相比，美军在对媒介融合的推进上更快一些。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美军利用最新的媒介融合理念整合传媒资源，最为重要的规划就是正在着力打造掌控信息传播的核心机构――国防媒体局（DMA:Defence Media Activity），其目标是为了从“世界级媒体组织”更新为“世界级多媒体及服务组织”（world-class multimedia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5]在这种趋势下，美军的信息生产模式将逐渐转换为融合媒体的生产方式，并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对内与对外传播的潜在功能。根据时间节点，国防媒体局大楼将在2011年初建成，当年9月15日前被确认迁入的媒体和人员需全部移入新址内。迁入新址的媒体占到美军国防部和军兵种媒体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美国信息局（AFIS）、陆军广电部、海军媒体中心（NMC）、空军新闻通讯社（AFNEWS）等媒体，五角大楼电视频道（The Pentagon Channel）随后也被纳入到国防媒体局“一体化”的传播大框架内。[6]国防媒体局大力推进媒介机构的融合，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国防部、军兵种媒体机构之间的壁垒，将伞状结构优化成为线性结构，由国防媒体局统一进行信息的采制与，解决美军军种媒体分割，公共事务传播上下分离的状况。机构的融合只是媒介融合的初始阶段，传播手段的融合是必经且重要的一步。国防媒体局旗下融合了多种媒体技术类型，其中包括“运动和静止的影像、印刷品、广播、电视、网页、相关新网络媒体、电话以及其他传播技术。”[7]其最终的目标是指向媒介形态的融合形成传播的合力，实现其“一种声音，多个媒体”的传播理念。

3．打造平台的期望与设想。

基于国防媒体局的建设和媒介融合发展的理念，新华社分社社长贾永不禁设想：“那么，我军有没有可能创设一个基于全媒体传播的军事新闻传播中心？在这样一个中心里，关于某一军事新闻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素材将被统一进入一个数据库，不同的媒介部门将根据所属媒介的特点，对原材料进行专项的加工和传播……这条‘柔性的生产线’甚至可以随时转为舆论战中心。”[8]笔者也期望我军从战略传播的高度出发，以先进的媒介融合理念为指导，打造属于我军的“传媒航母”，增强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为我军的国际形象传播与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新媒介融合语境下

我军的报道策略

除了以理念为先导，以平台为支撑，以机制为保障外，科学统筹，更新媒介融合语境下我军对重大突发事件、敏感事件的报道策略也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笔者认为，更新媒介融合的报道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现融合新闻的有效表达。

推进媒介融合的目的就在于科学统筹、减少传播的中间环节和冗余信息的干扰，真正实现高效传播。在融合新闻的传播方面，以色列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值得我军借鉴。譬如，以色列强调新闻传播与军事行动的高度融合。以色列国防军真正将新闻传播作为软实力，与部队战斗力建设紧紧结合在一起，牢固确立新闻传播为作战行动服务的理念。为此，他们通过信息系统将新闻发言人局值班中心与总参谋部作战部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各级新闻发言人均参加本级作战会议，将新闻传播作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其次是新闻机制的融合。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协调机制，国防军新闻发言人与总理办公室、外交部等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建立了定期协调制度，紧急状态下，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定期召开会议统一对外传播口径，确保不同部门发出同一个声音。再次为传播手段方式的融合。为了增强传播效果，以色列国防军的新闻传播手段方式多种多样，他们不仅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各种信息，新闻发言人局值班中心24小时回答所有记者提问，而且利用网络、博客、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手段及时新闻，引导舆论。我军也在积极探寻融合新闻的表达方式，在国庆60年阅兵、两会报道、青海玉树地震报道中都开始了“全媒体报道”运作，尤其是在青海玉树地震中，网络报道组在前方搭建了临时演播室，实现了地震灾区视频直播，还首次尝试了“直播日”，在野外设立直播点，单日直播时长超过8小时，创下了国内新闻网站灾区直播纪录，将我军的融合新闻报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实现立体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改进对外传播策略，需要搭建立体的对外传播结构。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重大敏感问题时，应当允许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实现低级别到高级别、由民间到官方、由非专业到专业的多层次、多角度整体配合的传播格局，逐步提高非官方与民间传播的比重。[9]譬如在3．14烧事件中，“anti―CNN”网站的出现标志着民间传播力量的觉醒，在维护我国我军的国际形象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在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开拓对外传播上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在其著作《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话语权》中，曾指出“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利益集团强烈的媒体意识，以及美国媒体的强势和成熟，无疑是美国赢得国际话语权的‘主力军’。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些‘橄榄枝’，能够在传递善意的同时，释放美国文化的吸引力，进而增强话语权优势，甚至取得‘正面战场’难以实现的突破。这些‘武器’不伤人，但却能俘获人心。”[10]张国庆列举出了七种武器，即美剧、和平队、慈善宣传队、每一个美国人、新闻署、美国之音以及智库。这些“武器”有些是直接参与新闻事件的报道，有些则是采取人际传播、文化传播以及策略引入的方式进行，这种立体传播的手法更加多元，表达会更加隐蔽，效果会更优化。

3．注重媒介选择与谋略运用。

在对外传播与国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新闻媒介的选择与新闻表达谋略的运用。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为例，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该委员会出资组建了“自由人”阿拉伯语卫星电视网，还经营着“萨瓦”电台，目标明确――指向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在200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一份名为《新媒体与国际媒体开发》的报告中，美国还总结了Web2.0时代各种新兴媒体的类型和特征，并为如何使用这些媒体影响他国提供了各种建议。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就是其新媒体渗透计划中的一部分。作为新媒体专家的美国前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戈莉・阿梅里在伊朗实施的计划就是为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配备网络工具，并训练他们使用互联网。美方利用Twitter等几个社交类和博客网站在伊朗选民当中传递了大量信息，通过散布 “穆萨维被软禁”等假消息、假数字来误导国际社会和伊朗民众。对我军而言，也正在积极探寻最佳媒介与最佳谋略的结合，实现策略化的传播。以歼-10与歼-20报道为对比，歼-10的报道采取的是高调亮相，议程设置的意味十分明显；歼-20报道则选取了低调登场，采取的是间接性谋略，先放出“测试性气球”，采取网络媒体充当先锋，民间宣传力量走向前台，官方宣传力量解疑释惑，最终形成传播合力的模式，颇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兵法意味，实为对外传播与国际形象塑造的有益尝试。

注释：

[1]董强：《报网融合：现代军事传媒的必由之路》，中国军网，chn.省略/2010dashipx/2010-11/22/content_4339740.htm.

[2]温冰：《和平发展进程中军队国际形象塑造定位与对外传播策略》，北京：出版社，2011.4

[3]胥金章：《对外塑造中国军队形象的挑战和机遇》，《对外传播》2009.8

[4]周洋：《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业务流程再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1

[5]美国国防部网站，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53840

[6][7]美国国防媒体局网站，dma.mil/dma_faqs.shtml.

[8]贾永：《全媒体时代：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机遇与挑战》，《军事记者》2010.11

[9]周洋：《2008：拷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机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