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从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态的变更，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文化形态的更替还带来了媒介内部文化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每种媒介形态根据其特点，都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共同支撑起整个媒介生态，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每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发展，它必然会长期影响其他一切形式的发展，旧的媒介也会在竞争发展中蜕变出新的媒介，从而形成共同演进的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媒介融合指当前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一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媒介集中化的趋势加剧。媒介融合给各类媒介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一体化又蕴含着同质化的极大风险。媒介融合形成的“杂交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媒介之间原有的边界，使他们无法简单地概括与区分。比如，过去电视台主要提供声像，而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媒介平台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电子化地分解为更便利快捷利用与再利用的信息，电视新闻可以同时出现文字、声音和移动图像不同组合的多种形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间身份意识模糊，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电视的内部，电视形态日益分化也改变着其在大众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机电视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业务聚合于手机移动终端，携带方便且集通讯与传媒特性于一身，成为了理想的个人信息终端；IPTV（网络电视）则融合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人们惊呼“电视不再是电视了”，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日益模糊。

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3.本土化的叙述模式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中国;电视节目;新闻与传媒

1研究背景

1989年，美国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对全国商品广告主进行了营销传播实施现状的调查，唐•舒尔茨等人率先为整合营销传播做出界定：“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它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最大化。”随后不同学者也提出不同的整合营销传播定义，连唐•舒尔茨本人也没有完全确定的定义，“整合营销传播”仍然面对理论上的困惑，但“大量的广告公司和营销机构仍在继续他们的‘整合营销’或‘整合营销传播’实践。”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介绍到中国之后，引起了各领域的关注。本文作者简单梳理了CISSI期刊论文，大致得出我国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研究状况：（1）整合营销传播相关文章的数量及时间分布：据统计，CISSI期刊论文中，最早于1998年有3篇整合营销传播相关论文刊登，之后每年都有相应论文刊登。2006年有关整合营销传播的论文达18篇，为论文数最高年，其次为2009年，共11篇。（2）整合营销传播相关文章的主题分布：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各领域具有相应研究，其中企业经济、贸易经济、新闻与传媒、出版及市场研究与信息等领域相应研究较多。本文将主要就新闻与传媒领域有关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期刊及论文进行梳理，并深入探讨中国媒介市场竞争中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2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

CISSI期刊中，《国际新闻界》、《电视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界》、《中国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这些期刊刊登了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的相关论文。从期刊看，《电视研究》、《现代传播》、《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刊载论文较多。其中《现代传播》刊登6篇，数量最多；《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次之，均刊登5篇；《新闻界》则刊登了4篇。其余则都只有1篇。就刊登数量较多的期刊，作者通过梳理总结了其侧重点和特色。《电视研究》5篇刊载论文均为电视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包括电视品牌、电视节目、电视媒体等方面整合营销传播的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较《电视研究》范围较广，除涉及电视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还包括大型晚会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在电视媒介额整合营销传播应用研究方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更注重就节目内容与公信力角度打造进行研究。《新闻界》4篇论文分别设计整合营销传播的媒介实践总体研究，媒介产品中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及电视剧和报纸的整合营销传播问题。《现代传播》则范围最广，不仅涉及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领域的实践，还关注整合营销传播在广告、分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应用。从内容看，涉及了对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研究，如《解读整合营销传播学》。涉及了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如《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还涉及了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中的应用实践，这部分研究又可分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媒介实践总体研究、媒介产品中的整合营销传播应用、新闻媒体整合营销问题等研究，及电视、报纸、新媒体、大型晚会等领域的整合营销传播。作者通过对论文的梳理，对涉及内容的研究做相关综述：

2.1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

有学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总结了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对整合营销传播的关注主题，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2），基本上是对国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引进介绍阶段，所持态度为全面肯定。第二阶段（2003-2007），则转向探讨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市场的应用情况。“2003年开始，学者和业内人士开始更多地关注整合营销是否适合中国市场，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具体应用等问题。其中，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也不乏对IMC的质疑。”第三阶段（2008至今），中国学者则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互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国大陆学者通过三个阶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市场的意义、应用，以及对本土整合营销传播研究的反思、对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创新四个方面。有学者将整合营销传播学与传播学联系起来进行解读，认为“整合营销传播学乃是以消费为传播对象、营销与传播彼此交融、营销传播手段相互整合、通过多种媒体传播的新型传播学”。该学者认为，整合营销学有其丰富内涵，两个基本内涵分别是“将消费者定位为受播对象”和“营销与传播彼此交融”，他强调，两个内涵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有学者从整合营销传播视角探讨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该学者回顾了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希望通过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真正树立以受众为导向的观念，整合跨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借鉴，提高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效果。有学者则深入研究了整合营销传播与小众传播时代广告战略的呼应。IMC强调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强大把一切传播归属于广告活动，从而使得企业能够将有关的信息统一口径传播。

2.2整合营销传播在传播媒介及媒介市场中的应用

伴随着中国媒介转型，中国媒介迈向市场步伐日益加快，媒介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不仅传统媒体间竞争激烈，新媒体的出现也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不小压力。CTR的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传统媒体广告花费数据图表报告显示，中国传统媒体刊登广告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仅为1.4%，创五年来新低。而报纸更是成为了唯一负增长的媒介。针对中国日益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有学者开始探讨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中的实施问题。组织框架的整合是营销传播事实最需要的组织保证，注重品牌资源整合和服务品牌化，真正以受众为中心，通过良好的品牌管理实现节目与频道间的差异化和资源、竞争、组织的协调性，通过服务品牌化达到双赢局面，并通过科学运作规范服务，使得服务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提高服务效率。细致探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不同媒介中的应用上，通过文献梳理来看，大部分是关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电视媒体及电视节目中的实践。有学者总结了当前电视媒介的现状，“电视媒介在我国受众中是有着广泛影响力，最为普及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发展迅速，影响力较大，市场需求相对旺盛，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谋变成为了必须。在这种状况下，我国电视媒介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电视媒介的公信力，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和国际上成功经验，以及媒介与社会、受众结合的理论支撑，提升电视媒介公信力的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即是整合营销传播。有学者则就整合营销传播如何应用于电视媒介中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即涉及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电视媒介、电视品牌到省级卫视中的应用。有学者认为整合营销传播在电视媒介中的运用主要是人力资源、节目资源、客户资源方面的整合，“整合营销，赢取未来”。有学者认为整合营销传播将成为电视媒介营销创新的突破口，认为一方面应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由内及外的整合关系，一方面要注重信息整合，通过信息整合培育独特的媒介品牌。还有学者研究了电视媒介、省级卫视品牌打造与整合营销的契合。也有学者以具体电视节目为例，探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应用。有学者以《绝对挑战》为例，探讨了电视节目中整合营销传播的应用，认为一要充分确定目标受众，二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有学者以《都市——时间》节目为例，探讨电视节目中民生角度的应用与民生新闻的整合营销传播。有学者则通过探讨研究电视奥运节目中以交叉融资为基础的整合营销的运用，提出整合营销传播在媒介中的应用关键在于媒介通过与广告商进行有价值的沟通塑造其形象。在广告商的沟通方面，媒介不能始终处于被广告商挑选的被动角色，也应当“对广告商进行选择，对广告的制作和播出进行统一规划”，从而与广告商形成长期的、从电视广告延伸到其他产业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也是延伸电视机构资金流的重要策略选择。”

3总结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文化;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全面自由发展

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是构建网络强国的重要举措。网络文化以内容为身，兼互联网媒介形式，互联网思维正以裂变式传播的速度深刻改变着社会形态。我们不能将一种思维活动同那些使这个思想活动成为可能的记录、传递和存储的技术条件分开。我们注意到的现实后果是，在一次技术生态的变动之后，一个本地文化的构成会在其自身的发源地变得陌生和异化。知识演化的路线与媒介发展的阶段之间没有协调，技术进步的背后有着文化倒退的长久可能性。我们期待出现的现实转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对文化建设的原始理解，网络文化新形式为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注入新特点，二者通过媒介化形成一种人文力量。

一、研究意义

人类全面自由的发展与追求真、善、美的目标是终极一致的。人类科学研究的本质与发展目的，人们对生命的存在和自然界关系的确认就是求真。在媒介的联动下，人们在对自身和对外部世界的求真过程中，脑海中逐渐形成一种拟态现实，而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程度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中对人的发展提出的要求而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提出的人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应当更加成熟，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出现，人们需要认识到科学技术与文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人与自然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人类“求善”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中对自我行为、意识、目的、关系的“正当性”的认知与追求。

任何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同时存在于与旧媒介相互妥协的融合媒介域时空中，互联网自身作为一种融合媒体，在与旧媒介的协调磨合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旧冲突与乱象，但开放、民主、自由、平等、互利为核心的的价值取向依旧是网络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我们要相信网络文化建设可以为人类创造一种更好的面向未来的文化体系。

美是一种主观感受。如果说，“真”要求的是对客观的真实的自然和世界的探索，“善”要求的是对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的正当性认知，那么“美”要求的就是人们从个人角度出发，对自身、他人、社会与自然的一种满足个人审美的愉悦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网络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人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实践发展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美与艺术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认知、欣赏和传播。网络媒介的出现正是以一种新型的媒介形式为人们的认识和创造能力提供空前丰富的技术平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充分发挥人的全面的自由的个性，为人的创造能力提供一次新的飞跃。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

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兴起于美国，强盛于西方发达国家。宽泛意义上的网络文化研究，可以维纳提出的“控制论”为开端，后又出现“电子人”科幻小说热潮。真正具有规模的网络学术研究，兴起于1990年万维网出现之后，其中对大陆网络文化研究影响较大的有本尼迪克特(M•Benedikt)的《网络空间入门》,尼葛洛庞蒂(N•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BillGates）的《未来之路》，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时代的再起》，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等。后来开始逐渐有了中国大陆学术界自己的专著，1996吴伯凡在《孤独的狂欢》中正式引入了“Cyberculture”,1998年面世的系列丛书《电脑文化译丛》、《赛博文化系列》己经接近“网络文化”的概念。

1998年之后各种报刊杂志中的相关论文数不胜数,相关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台湾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始于1993年左右,研究专著不多,研究论文颇丰,研究内容集中在数字经济、网络性别与权力、科技与人性、网络色情、网络隐私、虚拟社区与角色扮演、网络者的心理、网络游戏等方面，其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多借鉴于欧美，问题涉及面非常细致，但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多。

国内外学者针对网络文化这一主题，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涉猎广泛，涉及到网络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内涵覆盖了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科技、法律、思维以及人的主体性等诸方面；二是研究内容由浅及深，研究逻辑辩证有序，综合运用了超前性系统思维、利害性系统思维、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和分析综合的辩证思维；三是研究视角多元丰富，交叉结合了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综合运用到网络文化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

总体来看,众多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网络文化提供了较好的学术资源和学术背景，但仍存在着一定缺陷与不足：一是侧重于“技术”,而忽视了“文化”，大多数研究对网络文化中体现出的技术特征的工具性分析较深入,而对揭示其影响社会关系的价值性分析欠缺；二是文章观点多着眼于网络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与抨击，表达对网络文化收编命运的担忧；三是从马克思人学观的角度来研究网络文化的视角未得到充分重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还处于逐渐深入阶段，人们在其对网络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片面性认识，不仅缺乏这方面研究的专著,而且就某一专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待提高。

基于以上综述，我们从学理层面提出以下问题指向：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中国当下能否实现统一，是何种程度的统一，如何做到该程度的统一；不重视网络文化中的人文价值理性的研究而把目光集中于网络文化中的工具理性分析，盲目偏其一而舍其次的做法在中国当下是否存在；借用媒介学视角能否更清晰展现网络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媒介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当如何扮演此角色；网络文化研究借助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和媒介学研究视角，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学术想象和研究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网络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观概述不同于费尔巴哈仅将世界视作同人类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对比对象，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人，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现实存在的，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动可以不断发展的人”的历史。

首先，人的存在具有现实性。区别于费尔巴哈对人的客体性认识，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肉体的、可以坚固的存在于地球上的确定物。”一旦离开现实的土壤来分析和观察人类本质，就会陷入脱离生活实际的凭空想象的泥沼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强调活生生的人，是为了关注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生存发展以及需求的满足，所有一切的社会措施都应该要立足于人民群众，以达到促进人类本质能量的充分与全面的发挥。

其次，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性。马克思反对将人看做是纯粹的自然的人，他认为人类不能够是脱离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毫无关系的一种彼此独立的个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内在具有丰富而全面的本质，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人的这种本质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得以丰富与发展。每个个体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人类的社会属性，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系统，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再次，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自然的改造者。马克思有感于以往人们没有从人类劳动观去理解这个不是一种原本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世界，而是一种变化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迄今为止一切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略了历史这个现实基础的东西，就是把它只是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的因素，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被这样生生地排除了出去，从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的对立。”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人化的自然”，即被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影响的自然界，并进一步指出人的主体地位与改造自然的伟大功效就是对人本观的最佳理解。

（二）媒介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化

全球对于文化的定义多至168种，对网络文化的诠释也是众说纷纭，中外学者大多倾向于将网络文化理解为在网络虚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延伸。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网络文化。从文化本身来说，它的核心应该表现为价值观。文化从来不是个“个体”，一直体现在社会之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语言文字的出现到书法与数字的发展，从古代造纸术、印刷术到电报、广播、电视再到电子计算机网络和手机通讯技术，这一切莫不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媒介形式与技术融合的结晶。媒介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化，是一种人类精神生产实践的产物界定了人类思想的物理状态，重新梳理了网络工具和权力操作的实质关系，重新诠释了网络技术和社会秩序的再构成。从传播环境到信息界面，再到思想状态，权力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从垂直架构到横向链接，再到节点转移，信息的所有权和自由流动何以完成；从上下层的阶级关系到新意见阶层的兴起与壮大，自由人的联合体逐渐强大。一个观念、一句话语、一种精神，是否可以通过媒介化成为一种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网络文化的内在逻辑及关系

媒介学透视下，从实体媒介到虚拟媒介的演变，重构了人类的生存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经济之外的社会生产、精神生产以及最根本的生命生产。“宗教、国家、法律、艺术、道德、科学等，只不过是生产的特殊方式，都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前媒介域的演变使文化从生产到传播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从现实性到虚拟性的转变。网络文化生产与传播成为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体验。媒介学视域探讨下的文化生产，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内容与形式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哲学反思，网络文化的出现也补充并发展了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内涵。

1、网络文化是人之现实生成和存在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人学观认为，人的存在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即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中的人。但是人不会满足于某种既有的现实生活和存在状况,而是不断地实现着自身的超越,获得新的本质和规定性。人的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和人的生成性存在引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对自然界的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媒介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化，通过互联网的虚拟形式，对信息所有权和信息操作进行再分配，在不同个体间、人与社会间、人与自然间建立起新型的生产互动关系,使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达成一种理性自觉

2、网络文化是人之实践方式转变的方法和途径马克思把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现实性联系起来,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无论是人类的哪种活动形式,其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类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随着实践在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在对客体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精神生产能力也随之发展。媒介学视域下网络和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催生了网络文化的虚拟实践。虚拟实践是网络时代特有的新型社会实践形式,突出展示和发挥了人的能动性、超越性和自主性,培养了人类的平等意识、权力意识、开放意识和自由民主精神，创新了实践的新形式,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极大地促进了健全人格、独立个性的形成和社会的进步。

3、网络文化以人之全面自由发展为旨归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论置于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实践性。人只有通过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实践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由必然走向自由,这正是人类所追求的类本质不断实现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的实践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落脚点，同时为网络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价值目标。网络媒介的普及拓展了人的交往范围和交往能力,极大地改善了主体性状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人必然不断占有自己的本质,逐步从偶然的个性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网络关系增强了人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形成了更加自由的人际关系和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

四、结语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媒介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