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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媒介社会文化责任反思

时间:2015-07-08 09:53:21   阅读:85

一、消费逻辑对媒介的使用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认为,在现代社会,货币不再具有交换价值,商品也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只具有象征价值———换言之,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而激发这种消费的最大推动力便是大众媒介。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说法,大众传媒所传达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想象”,在一种形象思维的具体感受中,人们自觉地通过产生对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想象”,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询唤为主体,自觉地臣服于意识形态。在这种“误识”式的身份认同中,受众往往会将拟态环境里的种种社会形象当做真实环境中的客观存在,全然相信媒介所制造出来的虚幻图景。诚然,媒介与消费的双向联系能够生产出新的消费领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物质上的成就不应掩盖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首要的便是媒介文化的多元性、碎片性、不连续性的特点与消费社会中的虚假需求会使得个人在一个充满“拟像”的社会中,难以进行有效的身份认同,而这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文化威胁。格博纳提出过著名的“涵化”理论,认为受众被经过了电视等大众媒介筛选的社会观念所主宰,因而整个社会人群的价值观与信念趋同于大众媒介。这使得大众媒介“影响了人们存在的意识,打破了亘古以来人们已建构的典型的社会空间概念,并且从根本上改造了人的生活经验”。传统的私人空间不断地被大众媒介的商业化消费逻辑侵蚀,在这种被塑造出的当代神话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弥漫着商品的光晕,吸引受众通过消费商品的形式向无数的虚拟形象靠拢。消费逻辑影响媒介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会导致人们也许只能在房屋、汽车、西装、皮鞋等各种消费品中认出自己的归属和成就,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可能在于潜滋暗长出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分裂或对峙。《南风窗》杂志曾以“杀马特”为例撰文指出了这一问题。不少网络媒体将农村入城的一些发型夸张、奇装异服的青年定义为“杀马特”,以此作为“小清新”“小资”等群体的“他者”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营造出了一种“杀马特”属于劣等人种、充满土气的居高临下感,似乎反衬出顺应“小清新”“小资”消费潮流的群体更为优雅高贵,可是实际上却忽略了其背后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差异。媒介和消费之间的亲密关系极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文化矛盾,而这正是多元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在引导社会思维、社会行为与塑造社会文化的责任和义务时要重视的问题。

二、权力目的对媒介的利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于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文化工业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在市场化的社会体系中,由于大机器工业化的生产制度,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存在,只是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而且还通过潜移默化的机制操纵着大众的精神和文化需要,通过欺骗和麻痹,将大众规训成为毫无自由只能被动接受的被奴役者。所以,“与真正的文化需要(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相反,大众文化是虚假的文化,是通过娱乐来麻痹和欺骗大众,达到巩固现存制度的目的,是独裁统治的帮凶。”随着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浪潮正席卷而来,媒介已经不仅仅发挥着其一般的传播信息、提供娱乐、塑造社会文化功能,还在潜移默化地宣传着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出现了“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这种“媒介帝国主义”或者“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尤其体现在一些覆盖全球的电视节目之中。汤林森认为,迪斯尼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和肥皂剧《达拉斯》就是典型的“媒介帝国主义”的文本,输出这些文本的国家同时也在输出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媒介不仅仅赚取大量利润,而且产生了意识形态规训的作用,使得观众相信“存在即合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而使得此类媒介“在第三世界国家所造就的效果等于是一种发展道路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传媒在文化上中越来越成为了西方“时尚”的忠诚信徒,一方面,西方奢侈品牌的广告或者时装秀完全占据了“时尚”特权地位,亚洲高居奢侈品进口额榜首,中国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等电视娱乐节目完全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所有的视觉元素都与《荷兰好声音》无异,并不符合时代现状更不存在多少艺术价值;此外,国外电视剧不分良莠大量出现在互联网和电视上,尤其以韩剧为甚,充斥着金钱物质、青春美貌的感官式诱惑。从日常生活话语到审美标准进而蔓延到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文化殖民,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现,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价值观产生消解替代的作用。在通过娱乐节目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凭借其权威性更能体现媒介传播中的话语霸权。以具有全球关注性的热点问题来抢夺话语权,借机植入西方意识形态,是目前被后殖民权力规训的我国大众媒介亟需意识到的问题。

三、媒介文化的功能缺失

西方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完善的现代社会应该以系统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基础,其中生活世界是社会的文化再生产领域,系统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领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系统合理化的增长,系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功能性体系)与生活世界脱节,系统整合的能力所操纵的权力、金钱逐渐凌驾于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之上,以致于生活世界受到了行政-经济等社会理性系统的殖民。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指的是作为现代社会功能系统主要组成要素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系,借助于金钱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属于生活世界领域内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将本来非市场化、非商品化、非行政化的生活世界纳入金钱和权力的逻辑之下,导致了生活世界丧失了意义和价值。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平等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的语言交流为主的交往合理性,来平衡被市场和权力影响而充斥着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以一种新型的对话交往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当前媒介文化功能的缺失显然与消费文化(市场经济体系)和权力控制(官僚行政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缺失一方面体现在消费主义对媒介的使用,大众传媒如今的媚俗趋向与商业化运作的联系极为密切,市场本位的思维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广泛存在,许多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消费需求,不加鉴别地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反过来,人们又借助大众传媒的描述去自发地接受消费社会的逻辑;或者以娱乐为宗旨,将文化不断俗化,大量消耗了社会公共文化资源。虽然媒介文化的大众性看似使得文化趋于平等,但却牺牲了精英主义艺术和审美崇高、严肃的特性,如果不加扬弃,终将会使深邃的思维越来越浅俗,社会文化将成为毫无深度的平面化荒漠,这种文化的畸形发展必定会造就如马尔库塞预言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商业原则和背后的权力体系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某些权力阶层处心积虑地利用媒介来进行收编和侵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曾经说明了媒介的话语背后充满了权力的操纵,而当电子媒介在全球化的范围内高速运作的时候,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又加剧了处于世界体系中较弱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危机,难免会造成强势国家民族的文化规制弱势国家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

作者:张轶楠 杜云飞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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