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第2篇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市、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贴近”，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 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省略/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

[4]张艳华，张贺泽.浅论“三贴近”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脉相承性[J].新闻与写作，2003（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第4篇

一、网络新闻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新闻传播,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新时代的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变得模糊、不明确,传受关系不在是单向的,而是受众与传媒双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意见,从而影响到他人,微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今网络传播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它的传播速度快捷,并且传播便利,不受空间的限制。像世界瞩目的奥运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出来,实现新闻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并且传播的方式往往也并不单一,不像报纸只是通过纸质、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传播,也不像广播通过声音来传播,更不同与电视单一的声像传播方式。而是融合了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画、影像多种方式并存。

传播的快捷,也直接带来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社会、人文、科普等等,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同时也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的新的挑战,过多的信息量会使广大群众难以分辨是非,无法确定其真假,从而导致网络新闻传播混乱,影响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群众对其权威性有所保留。

二、专业人才教育

面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笔者认识到其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带来了挑战,边缘化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成为了主流传播主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迎接这种挑战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这种培养不在是单一的、传统的培养,而是要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与时俱进。

1.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对其自身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在专业上,更应该表现在思想、生活等等方面。作为新闻传播者,要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坚定的思想原则,忠诚的政治素养。在面对网络新闻传播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必不可缺;试想在面对众多的新闻时,怎样正确的引导群众,发挥新闻传播的作用,对传播者都是十分大的考验。新闻传播者要对新闻内容,有着正确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全球化的急遽发展下,英文也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必修课,想要获得传播第一手的信息,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并且要知法懂法,这种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也要懂的国外的法律,只有知法懂法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新闻内容的正误,从而正确的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总之,只有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上的去,才更有利于新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

2.那究竟怎样才能使得网络新闻传播者具有高素质呢?这就对专业人才教育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新闻传播者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注重人文,而不注重其他学科,当代的网络新闻传播不在单一的属于文类,而是一种文理交叉的学科。这种性质上的转换,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对计算机的水平提出了要求,不在是你会写稿子便可以进行新闻传播,只有懂得网络技术,利用视频、动画、文字等等多媒体方式,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文学素养,同时也要文理兼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理兼顾的基础上,还应该认识到网络新闻传播者也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领域有着相应的理解,网络新闻传播不能只掌握专业内知识,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十分重要,只有凝聚各个领域的精华,融会贯通才能更的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

3.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就是要注重培养的方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于这门学科的教学,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实践中,向我们表现出来其缺点。传统的培养方式并不适合新生的网络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成长。纵观当下的各种学府,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教学体系,有的只按照新闻传播者进行培养,有的也只不过加入了计算机教育,甚至对于这门学科,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课程体系上也明显十分混乱,公共基础知识、专业课知识等包含的内容复杂、混乱。这都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也向我们揭示培养方式需要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并不适合“专业”培养,只有做到因材施教,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进行培养,才更有利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在因材施教的同时,更要注重实践,现今许多大学生都感觉在大学上所学,和到岗位上所做,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一无所用,空有一腔理论,却只能纸上谈兵,这种不能学以致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想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只有加大对实践教学的力度,可见只有实践才能更好的进行培养,只有实践才能验证其成果。培养方式的创新才能产生更多网络新闻传播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新闻传播学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北地区 少数民族 新闻报道 社会稳定 创新路径

2008年以来，在、新疆连续爆发的“3·14”、“7·5” “7·18”、“4·23”等事件，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伤，也是我国新闻传播的痛苦记忆。这种大小不等、性质恶劣的事件从发展趋势来看，似乎呈现出阶段性轮回发生的效应。对此，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事件解决在稳定压倒一切之中，也使社会向和谐发展。从社会科学和总结学理的角度去研究，人们不仅要问，为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所反映的“”图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及其给其他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对国家认同又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新闻宣传与国家认同未成为当时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新闻舆论如何引导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相关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大众传播的常规教育、成为负载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发展传播学原理，总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探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创新路径，以资探讨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的正能量。正如阿特休尔所言，“确信新闻媒介具有团结而不是分裂的作用；确信新闻媒介是社会正义的工具和有益于社会变化的手段；并认为新闻媒介应是作者到读者、电台到听众的双向流通的工具”[1]。“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口号标签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国家传播战略、政策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之间的良好结合点所致，这正是给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责任”[2]。本文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角度，探讨新闻报道对西北地区社会发展进行舆论引导的正向作用。

如何认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对国家形象和国家传播的作用，这是发展传播学的认知事理的核心，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介作为国家宣传机构和国家财政补贴的传媒事业，应运用宣传机器，经常化地传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会使公民形成对祖国的亲近感和忠诚感。而公民对国家的亲近感和忠诚感作为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最高精神境界，自然需要以传媒宣传作为物质基础。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基础并不牢固。其原因：一是我国的新闻传媒国家投入薄弱，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投入就更弱。二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紧跟临时性的宣传任务，一味地报道地方维稳，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而未注意意识形态领域为何维稳，维稳的目的何在，通过什么来维稳，因而新闻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究其实质，无论是汉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其实，对西北地区人民群众而言，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才是解决社会稳定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点，要求媒体要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舆论引导的方向，从方法、策略上注意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而当前的新闻传播舆论引导、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只是一种着眼于当下忙于“堵”的保守性思维，而不是一种着眼于“疏”的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认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先检视、反思政府的作为，反而认为是新闻报道惹的祸。这种思想恐怕在许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当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对此，有学者呼吁政府改变维稳思维，建议“维稳先维权，维权即维稳”[3]。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对新闻媒体的综合功能认识不足，才使西部地区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认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地、县级媒体，美其名曰让媒体走市场，实则放任其流，使媒体难以承担应有的教化功能和文化积存功能，形成广告养媒体（一些媒体无广告），媒体跟市场，市场不管导向，导向忽略国家利益等恶性循环的怪圈。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得从政治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说起。

1.创新媒介管理规制：将西部地区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成为考量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既然承认发展传播学所称的“新闻就是力量，或者更明确一点，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4]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准则，那么新闻媒介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并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天经地义。具体说来，边境或跨界民族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建设或经济指标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维稳的问题。任何边境的政治信息的波动或军事信息的变化都会牵扯国际社会动向。因此，媒介信息变化是考验当地政府官员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当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尺。这就需要创新边境地区媒介管理新规制，将媒介管理纳入生产力评价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软指标评价信息波动对边境社会经济安全的影响。另外，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而言，新闻传播不仅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检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参照系。因此，根据西部地区社会动态的发展，拟定政府官员意识形态维稳评价体系，敦促官员将不确定因素如何创造性地消灭在平常中，而不应上报给上级如何解决，这样才能改变当地的社会发展。也许会有人对此有微义，认为小题大做，但是，对于像我国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国际新闻界从他者立场理解我国媒介的宣传功能，并指出宣传概念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传播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组织功能借鉴组织传播与制度传播的力量，来宣传并推行各种国家发展方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这说明对于边境媒介管理采取异于内地的政策会使边境拥有更多物质基础，促使媒介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建设。

2.检视反思：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的经验与教训，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舆论引导指向国家认同的最终目标。

检视、反思当前和长期以来不符合国际新闻传播习惯的陈规做法，创新符合国际惯例的报道少数民族新闻的新做法、新惯例，都值得我们慎思：如我们长期奉行的报喜不报忧、成就报道归于党的感恩意识的思维定势，从实际出发树立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解越宣传国际上就越不相信，国家形象就越受损的思维怪圈。如何跳出新闻传播报道少数民族成就的窠臼，回归新闻报道事实与意见两分离的新闻专业主义轨道，能否以检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适应国际惯例为标尺，来检验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成就，我国少数民族成就动辄都要有感恩意识。毕竟国内自我宣传的影响力偏小。如何创新新闻与宣传融为一炉，宣传讲艺术新闻讲事实。同时，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都知晓，国家认同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身份归属的重要尺度，国家越强盛，公民的幸福感就越强。新闻传播在公民教育中扮演主要角色，媒介发达，则公民教育发达。这是发达、发展中国家公民教育与社会良性发展的一条规律。

3.实行双语教育：以新闻传播使用的普通话和民语控制意识形态。

从小培养公民语言是一个民族记忆和文化的表征。阿特休尔说：“人们通过与他人相互交往而取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就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就控制了社会。”[5]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媒介直接起着传承记忆、传承文化的作用。即使现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媒介传播有困难，也应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提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来认识。解放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汉语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今，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水平和汉族大学生相差无几，甚至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却略有倒退。笔者在伊犁、昭苏实地调查观察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说母语多，在学校大多说汉语，这样长期下去会使母语遗失，因此，国家有必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在一定的场合鼓励提倡少数民族用母语传播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让少数民族和汉族都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样是国家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应使其永久传承下去。

4.赋予优先报道权：率先报道国际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提升少数民族新闻报道话语权。

解放以来，西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镇。新时期以来，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得到极大的改善，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性的提高。在物质文化建设中，以国家广电网村村通、农家书屋建设为契机，借助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之东风，新闻传播的物质基础设施大有改善，国家给西部培养的人才大有提高，加之，西部物质资源丰富、矿产储备量大，是国民经济和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新闻报道理应成为报道国际社会重大事件和重大事务的优先权。在国际传播领域，只有获得优先权，才能获得话语权，这已是国际传播的通则。当然，国家在城镇化、信息化建设中，给农村投入甚广，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广播、电视、网络村村通工程，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民媒介素养教育大为提高。近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农家书屋”建设，不仅给农村人提供了读好书、好读书的场所，而且还成为公民讨论公共事务、谈论国家大事的场所。这些都应成为优先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气象、新风貌的现实基础，也为优先报道权提供了机遇。如今，农村已经显露出公民利用农家书屋等场所议论国家大事、商讨村民事务及纠纷的场所，农村似乎也慢慢借助农家书屋成为公共领域的集散地。因此，报纸、广播电视和农家书屋要充分发挥媒介协调社会和传播文化之长，将国家认同利用各种故事、图片展、影像等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尤其是西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受众，让其知晓民族是国家之根，国家是民族之本。只要国家富强，民族才能不受欺凌，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与媒介承载公民教育有机联系在一起，这里舆论引导起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阿尔休特：《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版第174页。

[2]周德仓：《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新闻论坛》，2013年第1期第20页。

[3]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实现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第4月总第33期。

[4][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页。

[5]孙聚成：《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22页。

[30][美]J.赫百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