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探寻
当今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众多，有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实验心理学的、现象学的、哲学的、阐释学和传播学的等等，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多缺乏的是学术的开放与本土的观照视野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缺乏的就是这种根本方法，即元方法的建构。
为了创新研究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探索，建构了一系列诸如“粒子说”、“世界图景”、“真相域”①等概念、范式或理论，提出了诸如“新闻理论要揭示新闻本身的知识结构，演化为序列性的原理体系。以最终解决‘对象的本质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问题”②等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观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不过，这些研究要么是充实新闻学的社会学基础，要么是在哲学研究范式下进行抽象分析，要么借鉴物理学的“粒子”概念形式来建构新闻理论概念、理论或方法体系。这些建构没有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元方法，没有对旧有研究元方法的超越，仅有经验性的总结和舶来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转型中的新闻学》③一书中，用他的极其丰富的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通过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阐释，透射出较强的“实践――人学”意蕴。虽然他并没有把“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提炼出来，但他关于新闻本质、新闻学的本质、新闻教育的本质、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实务等众多的论述，都透射出“实践――人学”的深广内涵。他的著作较好地体现出“新闻理论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的人学性”的有机融合，让我们看到“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因子。但李希光教授并没有对论述中的这种元方法因子进行提炼与整合研究，缺乏理论的逻辑提升。
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是元方法，它是方法中层次最高，也是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方法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都受元方法的制约。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是对新闻活动的科学发展进行方向性的规定的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它对新闻活动的走向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元方法就不可能有正确、健康、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强烈的“实践性”与丰富的“人学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成功的新闻传播活动应是二者最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也即新闻传播活动是突出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主体（媒体与新闻人）必须通过新闻传播实践来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因此，新闻理论研究也必须把坚持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正如陈坚所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我们就能高屋建瓴，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就有希望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有所突破。因为实践概念天生地就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多方面的素质，它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多种向度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传播本质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化起来。”④同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的主体应始终坚持“人学性”，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学意识”。在“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出发，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性，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新闻学的主要焦虑”⑤的现实学术语境下，当代新闻学研究缺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缺乏能够统摄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
只有把上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学性进行有机的完美的结合，才能产生完美、健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如此，才不会出现那些有缺陷的现象，诸如充斥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客里空”⑥现象、各类新闻报道中数不胜数的“新闻侵权”现象和记者集体被“黑金收买”的腐败现象⑦等；也不会出现那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新闻传播主体因“实践――人学”素质的缺乏而不能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被“诉讼”⑧或被抓入牢狱等⑨令人痛心的事。究其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新闻学的元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些新闻“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新闻传播主体的素质不佳或很差造成的，导致新闻主体出现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是我们没有恰当的科学理论指导。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新闻理论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建构，把新闻理论研究引向健康的发展途径。
笔者曾提出“新闻学是‘实践人学’⑩”的观点。???这一新闻学命题，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同时，它更具有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其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是实践人学这一关于“新闻学”概念的界定，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即它是最根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的方法。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界说：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达到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业界实践中的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的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新闻理论建设中，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结合新闻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出具有本土化与科学化的新闻理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模式、方法的建构，都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站在人类本体的高度进行科学建构；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新闻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确立和定位中，要以强烈的实践观点与丰富的人学观点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构建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培养具有较强新闻实践能力和深远人学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
“实践――人学”这一元方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一是表现在思维观念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观念是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之中前行的，这种变革与更新始终以“实践性”与“人学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理论研究要达到“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理论研究要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的扬弃，紧跟时代新闻业界实践的步伐，在人本视野下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建构。
三是表现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实践要实现“三贴近”，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丰富的新闻实践引导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把人这个实践主体放在新闻传播实践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表现在新闻教育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教育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把新闻课堂开设在社会生活一线，到工厂、矿山、农村，到大漠荒原，使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的体验中把握新闻学；???更要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人的本质有较深入的把握，具备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能把自己的新闻活动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理解与把握，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闻责任与使命。
这四对“实践――人学”方法关系在理论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是相互作用的。新闻传播或新闻实践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性”这个环节，才能达到“人学性”的充分实现；而“人学性”的充分实现，又能反作用于“实践性”，使“实践性”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因此，这四对关系理应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中最核心的关系范畴。“实践――人学”方法能够科学地统摄这四对关系，这就奠定了“实践――人学”这一方法的元方法地位。这种“元地位”对新闻学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它对新闻学的本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它对新闻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构建；它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本质进行了方法层次的最高定位；它从实践角度与人学层面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它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统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当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它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进行了重构。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研究新闻必然要研究‘人’和人的社会本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创造了新闻以及新闻是怎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确立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学原理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关于人的观点、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很好地为新闻学的“实践――人学”方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论述，没有对这种思想萌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建构。
从本质层面和新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实践――人学”方法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更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高方法论和最根本的研究范式。其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它把当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解构与建构，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空中楼阁”现象，并对如何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实践性的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对当今新闻业界存在的轻视理论指导的现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方法模式。总之，“实践――人学”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如同“历史――逻辑”的方法，为新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20）
注释：
①郝雨：《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与体系建构》，《河北学刊》，2006（1）。
②转引自纪忠惠：《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当代传播》，2007（6）。
③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482页。
④陈坚：《新闻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新闻学原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江苏社会科学》，1994（5）。
⑤唐海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现代传播》，2007（3）。
⑥“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他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
⑦杜一娜：《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人涉案14名媒体责任人受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1-27。
⑧邱敏：《两记者遭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广州日报》，2006-12-29。
⑨宋万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从“记者高勤荣案”透视中国新闻学体系》，《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5）。
⑩宋万林：“实践人学”这种概念最早是在宋万林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新闻爱好者》2007(5)]中提出的。
⑾宋万林：《“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传媒观察》，2008（9）。
⑿王卫明、揭云：《新闻业务类课程怎样进行实战训练？》，《今传媒》，2008（7）。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