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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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传播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提升,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近10余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正是由于非规范化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未规范化的表现,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
一、原因在于: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
二、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新晨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2、娱乐传播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在人们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闲聊、赶集、游戏、运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这类非劳作方式,并使人们得到身心愉悦的交流是一种“娱乐传播”。在直接交流的娱乐传播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沟通方式,使人们一直维持着乡邻之间的情谊关系。而间接交流则是通过游戏和运动等娱乐方式进行信息沟通。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
传播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摘要]：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之上。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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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1-15.[Georgette Wang，Vincent Shen，& Ven-hwei Lo（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Mission Impossibl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0），1-15.]
[19]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1-7.[Joseph Chan（2008）.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Why and How to Break. Journalism Quarterly，（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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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 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 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假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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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
传播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新媒体在教育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教育传播学已经在教学研究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然而，学科关系模糊与学科深度不足依旧是它存在的重点问题，这也使得教育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同在。《教育传播学（第2版）》基于已具备的文献内容对新媒体的概念以及教育传播学的特征进行分析，探寻新媒体技术对于教育传播学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教育传播学的发展研究，同时，也明确了新媒体技术视野之下对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价值。
正如《教育传播学（第2版）》所述，新媒体技术为教育信息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传播渠道，同时，也改变了教师与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就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教育技术学可以称之为教育传播学的“同根兄弟”，1988年前，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而存在，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在此时期之后，二者开始分道扬镳，朝着各自的方向单独发展，美国的标志性刊物合并便是这一事件的具体表现。也正是从此开始，教育技术走上了一条被新技术指导发展的道路。而教育传播学则继续坚持其自身的理论发展研究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二者虽然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歧，但是，在学科目标上依旧存在着许多共同点。细读《教育传播学（第2版）》，不难看出，书中对于教育传播有着十分明确的定义，它认为教育传播是教育者依照一定的教育目的与信息对知识、技能以及思想进行特定教育对象输送的过程。《教育传播学（第2版）》中的这一定义包含了教育传播者、教育对象、新媒体以及教育信息等许多要素，而依托于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教育传播恰恰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这也对新媒体技术崛起并更好地应用于教育传播学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十分重大的社会事件，教育传播的渠道与媒体也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拓展，媒体的多样化使得媒体选择更加复杂。因此，加强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迫在眉睫。此外，新媒体技术在教育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也是《教育传播学（第2版）》谈到的重点问题，作为一个功能多样的概念，“传播”不仅具有生活功能、交流功能，同时还具备教育功能，将其在教育传播领域应用，它的接收与知识传递功能便体现得淋漓尽致，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手段，可以使传播的许多功能更加便捷地体现出来。《教育传播学（第2版）》中的研究表明，新媒体教育传播具有负面与正面双重影响，首先，它为教育传播带来了自由的交流空间，为教师的知识传授提供了十分有效的传播工具，师生的交流空间也得到扩大，传播速度得到提升。然而，新媒体的过度使用也会使许多弊端凸显出来，学习与工作的时间碎片化，精力分散，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功能被削弱。此外，新媒体还具有政治思想教育的功能，他为学生的思想教育学习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其重要价值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在新媒体技术视野之下，新媒体如何发展才是正确的方向呢？《教育传播学（第2版）》也给此问题提供了答案：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是新媒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传播机制来说，缺乏生机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导致此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便是“教育土壤”的缺失。理论是教育技术的支撑，在教育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实践的价值依旧不容忽视，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此学科的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带来的转变，让许多教育研究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媒体综合、交互、合一、开放”这些名词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全新发展趋势，而教育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教育传播效果、全球化视野以及实践研究与教育理论架构体系的结合问题。《教育传播学（第2版）》为新媒体技术下的教育传播研究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参考，不仅分析了新媒体视野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同时还指出了新媒体形式的出现对于教育传播学造成的影响，这对于教育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教育工作者对此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
（张彩霞/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商贸系教授）
传播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不是改善用户的个性和心灵，而是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的选择。韩继章和吴晞也在论文中指出“读者平等地享用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而传播学的融入正是要深入这种职业理性精神的探索，让图书馆在网络化时代，立足发展、开拓创新、继续成为知识、文化和信息的中心。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携带信息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很可能不同。经验愈是不同，他们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异，学习宽容和实践宽容是两门学科的共同宗旨。
1知识概念以及相关关键词
知识是管理和传播的共同对象，也是管理和传播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材料。根据美国亚特兰大Emory大学Goizuete商学院决策与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ak)对知识的定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定义:“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非固定混合体，它为评价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常常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活动、流程和规范中。”［2］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一般被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灰色知识，按照上文麦克考文的提法，图书馆能够提供“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的“完成态”的显性知识;而对于“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的“进行态”知识，图书馆是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灰色知识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如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能够解决，灰色知识的服务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传播的概念和技巧在这方面与图书馆学的交流说基本一致。
从整体论角度讲，知识虽然是结构化的，但是也要随着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变化呈现出非固定性，无论是从知识的形态，还是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都需要传播以及传播活动中的人的参与。如果将知识的结构性比喻成芝诺圆圈的话，圆圈的边界就是创新和发展的起点，圆圈越大，边界就会越长，所以学问越好的人，因为他的知识的结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领域更加宽泛，不懂的东西随着圆圈的扩大而增加，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谦虚。不同的圆圈的交集，就是传播的作用和产物，人们常常讲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交流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新想法的故事，其实就是传播的机制和效果。个人要想扩展其知识总量时，知识的发展是以圆圈的边界为起点的，而传播所产生的交集使交流的双方知识拓展都呈现出跨越式的趋势，这种知识的迁移容易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主张。
信息与知识是经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时候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简单地认为区别不大，可以互换。所以，当图书馆改为信息中心时，图书馆知识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们提起，一些学者对图书馆提供的是知识服务还是信息服务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之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但从以上知识的定义中，知识明显更加倾向于个体的、主观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没有记忆或存储，以至于能够随时取用的时候，知识并不能被称为知识，它没有力量。而且结构化的知识，能够为分析、理解、应用信息提供机制和模式。其实无论是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在没有被人们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静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倾向于社会化状态，尤其是网络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带来的机会、挑战与压力，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传播，传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按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的理论，所谓信息，就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从信息流动的过程分析，一般来说信息可分为问题信息、途径信息和地址信息，图书馆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着相应的服务功能。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不应该是知识服务，而应该是信息服务，针对这一点的讨论集中在知识和信息那个更加准确和个性化的问题，但是无论知识和信息，在主客观的本体论层面上做研究和讨论，明显是纸上谈兵。由于知识和信息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识或者信息搜索为服务方向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些纸上谈兵的引申含义有的是金钱诱惑下的难言之隐罢了。“信息或知识，当它不再是作为工具和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时，它对传统物理空间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同时构成了一种系统的架构。”［3］
知识与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将无序状态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协调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户为导向的读者服务工作在新媒体的技术的压力下，必须将传统的读者服务精神与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知识传播的领域，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没有最终的知识传播效果，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功能就会有被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取代的危险，而且目前这种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经在图书馆的馆员中有所蔓延，传播学的融入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和定位。
2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般来说，能够构成学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看，图书馆与传播学的关系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二战期间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的前辈，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研究并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正如D·M·怀特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事实上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的话，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4］。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图书馆系有的已经和传播学结合改名为信息传媒学院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也在给研究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
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将“交流说”写在他的《图书馆学引论》中，并且明确了传播和交流过程的要素和核心，这些都与传播学的理论有相通的意旨，从这些年的图书馆专业期刊论文中，探讨传播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探讨图书馆传播效果等相关论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论上达到融合的目的，还需要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实践努力。张欣毅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等学科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开始，当然这个逻辑的起点在于他把传统的图书馆学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个‘机构范式’，或言‘图书馆管理学’，它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尤其是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建构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释、回答一些属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问题，遇到像‘人文本体论转移’、‘社会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之类的‘形而上之道’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