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传播学信息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1篇

农民在接受信息之后对其进行筛选，接受，实施，从而将原先固有的传统生产方式更换成科学的现代技术，使之提高经济收入。农业信息传播的途径多样化，大到国家、科研单位，小到农村合作社、服务站甚至农村信息员、农民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

2沟通的作用和环节沟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把沟通当作一种取得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沟通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思维方式多样化。农业推广的开展即为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沟通的过程，推广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农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农业推广工作中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和农民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在沟通中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的心理着手，和农民交流朴实热情，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关心农民的生产情况、采用技术情况、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农民建立感情并与其做进一步的交流。让农民接受采纳新技术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最终目的，沟通的第二步便是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生产中碰见的难题是什么？善于启发农民提出问题并及时给与农民可靠的市场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和为其排忧解难。

3农业信息与沟通对肇东市农业的影响

3．1肇东市简介

肇东市，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有耕地面积378万亩，2010年肇东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又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3％，乡村农业信息站108个，农产品信息协会121个。

3．2农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

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最终接收者，农民的理解及接受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取决于实际的成果。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科技含量少，农业市场信息闭塞，我们应当加强农业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信息传播工作的核心重点。肇东市将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大力发动政府部门、单位对其进行投资，广大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加快了该市的农业信息化步伐。

3．3沟通是农技人员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思政；主流意识形态；实践路径；探索

一、引言

2020年，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出台，课程思政开启了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的历程，课程思政实践也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界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必须全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促进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互相融合，让二者共同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2］。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科具有知识传输和价值引领的双重属性，与意识形态存在紧密联系，理所应当成为课程思政实践的急先锋。在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提升其新闻敏感和政治敏感、媒介素养，树立新闻理想，培养正确的新闻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新媒体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态风云诡谲，各种技术形态掩饰下的国际假新闻大量涌入网络。而在我国的新闻一线则存在这样一些现象：部分主流媒体无法快速有效识别假信息；沉陷“后真相”漩涡无法自拔；面对突发疫情和紧急情况时，舆论引导技巧陈旧、舆论引导内容苍白空洞；正面积极有效宣传内容与技巧双缺失；甚至出现部分记者新闻立场不坚定，文字表述不精准、价值传播误导受众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新闻教育从业者都应该思索在培养新闻接班人时，如何在进行课堂专业理论教育的同时有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和舆论进行正确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中国化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界［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还是沿用以美国实验学派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理论，学生在课堂上的思想难免不受这样的理论体系制约，且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会不自觉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学术训练的同时不利于学生形成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习惯，更不利于建立并坚定属于中国人的“理论自信”。新闻与传播专硕作为新闻事业接班人，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舆论等重要职责，在本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可以更好地推动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交互融合，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二）优化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的应有之举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课程体系中的思政课程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载体，但这几门课程在学生课时总量中占比较小且与专业没有关联。从专业课层面来讲，为了适应媒体格局的新态势，新闻传播学类课程偏重于理论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课程设置整体倾向于短时功利性，忽略了对学生新闻理想的培养和价值引领。通过本门课程网络问卷调查得知，许多学生在上课前对于课程思政仅仅是简单了解，缺乏系统认知，在授课过程之中，教师直观感觉到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是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掘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这是优化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的应有之举，既能强化学生的新闻立场和职业理想，又有利于延伸学生的专业视角，提升学生看待事实的眼光和政治站位，可谓一举多得。

三、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构建课程知识体系

专业学位硕士生核心课程指南建议中有关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教学内容安排，仍然是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要讲授框架，一般系统介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观点，以及新闻传播运行机制、新闻的客观性等。这使得学生对美国实验学派十分熟悉，对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西方学者及其知识体系如数家珍，却只有少数人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常长期从事新闻写作与编辑工作，并有着对于新闻和传播事业的深刻见解，且对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理念的理解十分粗浅。本课程改革之后，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构建课程内容体系，能够打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垄断我国新闻专业硕士基础理论课堂的局面，重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优秀传统，重点把握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论述脉络。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范式，引导学生认真思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观点、焦点问题，形成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析中国当前自己的问题。

（二）深挖案例课程思政元素

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课程理论性强，遇到抽象、晦涩、难懂的理论，适合以“案例讲解+理论研讨”为主的传授方法。教学中需以大量鲜活的新闻案例为切入点，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对实践的深刻认知。新闻案例的选择需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与理论紧密贴合，不一定选择最新的案例，因为最新的案例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反转从而误导学生，一定要选择可以解释理论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更有利于开展互动；二是思政元素自然地嵌入，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加入，只有这样才会让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如第七章《法兰克福学派论述文化工业的内涵》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呈现虚假的个性化和内容的标准性。为帮助学生理解，课程案例使用了韩国、美国等不同时期影视剧作品，指出其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虽然呈现“虚假的个性化”——即外在表现和包装五花八门，但是内核都是如工厂流水线产品一样，都是标准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梦，宣传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消除了无产阶级的个性化反思与积极抵抗，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统治。

（三）自选慕课片段开展混合式教学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为了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过去一般采取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学习为辅的教学方法越来越需要调整和改革。尤其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传统的课堂教学在紧要时刻不得不让位于在线教学。本课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要利用企业微信开展网络教学，充分利用群接龙作业、视频会议等各种网络互动手段组织课堂讨论和交流。课前要求学生阅读相关电子教材与科研论文，梳理新闻传播理论脉络，围绕研究方向搜集、整理论文、案例。课堂上由教师讲授理论的同时，辅助播放精选慕课片段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之后教师进行针对性的点评，引导学生关注授课内容的专业知识，领悟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笔者在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焦点问题时，为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新闻立场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性的辩证关系，展示了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传播理论前沿”慕课片段和浙江大学相关慕课片段，并当堂引导学生发起关于新闻是否客观的讨论。学生经过讨论认为，新闻并非像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一直保持完全客观、脱离政治的立场，一致认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立场的观点。

（四）以实践促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践思索中国本土问题

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具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因而本课程充分借助学科竞赛、学院自媒体账号、实践基地等平台，引导学生知行合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践去思索中国的问题。课程主讲老师带领硕士多次深入广播电视学专业课程教学课堂，开展以课程思政为主题的班级互动研讨活动，本科生认真聆听硕士的媒体实习实践和考研心得体会，与硕士当堂互动讨论，从而加深了对党性和人民性、“四力”、舆论引导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解，培养了其新闻理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立场。课程作业除了要求学生积极认真阅读马新观经典学术原著之外，还要求学生拍摄短视频，录制音频作品，撰写网络舆情研究报告，要求其制作主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贴合，反映新时期的新主题和新生活，如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传播，如精准扶贫、古村落保护等，实现正面传播，达到积极传播效果。舆情报告要求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关注当下网络舆论话题，认真思索舆情发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给出切合实际的舆论引导方法并形成舆情分析报告。导师要积极鼓励学生结课作业参加各种比赛、学科竞赛，或者将作品发布到学院微信公众号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励学生认真对待实践作业，思索作品传播价值。

四、新闻传播理论基础课程思政的思考

通过连续三年的学生课程评价和网络调查可知，学生整体对这门课程的评价较高，79.59%的学生对思政教学效果非常满意。89.8%学生认为本门课程中思政占比较合适。但同时也发现本门课程的思政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71.43%的学生认为缺乏与校外业内导师互动，67.35%的学生建议应多讲解当下现实中的案例。针对以上问题，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师资团队建设需多方力量加入

教师是课程思政改革的关键实施者、指导者，教师的学缘结构也十分重要，来自单一学科的教师很难对课程知识形成有益的补充。目前，笔者所处学院集合了学界、业界各方专家打造课程思政优秀示范课程，但仍然缺乏知名业界专家力量的加入，仅仅一个学期举办几场学术报道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建议形成稳固的长效合作机制来保障业内外专家对学生的指导。例如，可以通过邀请业界专家进高校开设工作坊的形式，不断深化学界与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同时，双导师制应该继续强化，不仅应该聘请媒体优秀记者担任校外导师，而且应该真正把指导学生落到实处，拓宽学生的视野与思路，让学生真正走入业界进行实操演习，实现学界与业界优势互补。学院也应该不断加强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法学、经济学等专业的交流，帮助学生拓展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努力培养复合型、专家型新闻接班人。

（二）宜多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

硕士生授课应该体现出与本科生授课不同的特点，即更突出知识传授的系统性、研究性和延展性。硕士生群体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所以课堂授课不能仅仅是基础知识的满堂灌，应该更加强化硕士的独立思索、研究能力，培养其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具体到课程思政建设，应该多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让学生基于已有知识基础去努力探索新的知识。所谓研究型教学是指教师熟悉课程内容和了解学生的学识积累之后，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激励学生提前学习、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3］。无论是在线教学还是课堂教学，课程思政都应该紧密围绕专业领域内的中国当前热点问题，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课前布置话题准备或者参与到实践调研中去，课中热烈分组讨论，课后形成作业总结。

（三）要搭建课程思政网络教学平台和相关课程案例库

后疫情时代，网络在线教学和混合式教学必然是长期的选择，也能更好契合网络“Z世代”求新喜变的心理。搭建合适的网络教学慕课平台可以及时上传或修改云教材内容、教学大纲、教案、课程案例、课前预习内容以及课后作业等，方便学生预习和复习，也方便翻转课堂。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更是值得尝试的方法，能通过师生合作寻找合适的课程思政案例，有助于教师保持对行业的敏感度，使教学不脱离行业发展实际，使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有助于教师对课程内容有更精准的把握和产生更深入的思索，对课程思政的融合有更切身的体会，对学生的情感共鸣点有更深刻的把握；也有助于学生参与到教学研究过程中去，变被动接受理论为主动解释理论。当然这一切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需要教师平时对思政类素材多累计、多思索，对相关政策多研究，在授课过程中多应用，与学生多对话［4］。

五、结语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3篇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就业；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行业对人类的发展和日常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体系中，一流高校的实力强，资源丰富，发展环境有利；但对于基础较落后的中下层高校来说，却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应该从本学科的教学和就业特点出发，研究其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特点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统称，专业方向的设置各高校不尽相同，一般有如下方向：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影视编导、媒介经营管理、文创产业管理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科和教育特点

（1）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

新闻传播学是典型的边缘性学科，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哲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它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当今社会关于新闻和社会信息的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被新闻传播学涉足。多理论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导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学模式纷繁复杂，就连学科体系的归类也莫衷一是，有的国家将之归入社会学，有的国家和地区归入文学。

（2）新兴学科，缺乏积淀。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的学科缺乏深厚、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积淀，从“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到日本大大弱化新闻学教育，转向倚重企业培训，都说明本学科教学的成就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另外，近年来由于传播学研究的根基不深，出现明显攀附、靠拢社会学的倾向。

（3）技术推动，实务领先。

新闻传播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理论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实务的步伐很多时候超过理论的视线。因此，也形成了偏学校教育与偏业界教育的两条路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传统的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往往是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进行，即在媒体职场中开展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因此，与我国高校普遍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不同，日本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情况并不多见。

（二）就业特点

（1）就业面广。

新闻传播学的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必然导致学生的就业面十分广泛，一般本专业对口工作有媒体、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甲方企划部、营销传播公司、继续深造、从事理论或研究工作等等。这一特征是非一流高校快速发展的关键优势，多样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可以避开与一流高校的正面竞争，在独特的单一领域深耕细作。

（2）就业率高。

新闻传播学的就业率高，主要是由于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在根本上刺激了市场和社会对本学科人才的需要。目前，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在我国方兴未艾，人才尚未饱和，加之应用范围广，因此就业状况良好，这也为此学科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实力薄弱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实力薄弱高校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盲目照搬其他高端雄厚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自身特点，避开与强对手的正面交锋，突出特色，以求事半功倍。

（一）占领内容生产的制高点

媒介的发展推动着本学科的变革，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目前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纷纷开设新媒体教育和研究，对于非一流高校来说，应该避开这一浪潮，走“内容生产为王”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新媒体之“新”是相对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同的时期，新的概念不同，一位追“新”，不仅追不上，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丢失了思想和能力层面的根本。

（二）走特色人才路线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出现很明显的同质化现象，这就难以避免竞争和浪费的产生。对于实力较弱的高校来说，就难以打开有利局面。因此，非一流高校应该依托优势学科和师资，找到独特、有利、可持续的定位，坚持特色培养之路。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较强的培养单位，可以以数字技术为切入，专注于培养大数据或数字媒体领域的高水平硕士。另外，财经、体育、政法类的高校可以借助自身专业院校的优势，培养独具特色的财经类、体育类、政法类新闻传播人才。

（三）根据学生志向，因材施教

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尊重学生个人志愿，充分了解学生志愿，根据学生需要，进行专门化培养。当然，考虑到基础薄弱高校的师资力量，这种专门化并不是绝对的个人化，而是相对的类型化。例如，可以分成继续深造类、美术设计类、文案策划类、影视类等等，以导师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门化的人才培养。

（四）整合资源，跨专业创造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都将被更大程度地突破。因此，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自身开放性与相互兼容性。［1］由于新闻传播学类是新兴学科，高学术水平人才缺乏，所以非一流高校师资力量不足。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整合资源，依托优势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分隔，形成独特优势。例如，参加或承办全国有影响力的赛事、展览等活动，有效提高高校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31.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5篇

走进任何一间大学英语教室，都能看到教师、学生和教学材料，这是大学英语课堂的可见要素。不可见的是支持教学活动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隐形要素。在可见要素和隐形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得以正常进行。教育部于2007年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是指导现行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文件。根据《要求》，大学英语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要本着阅读优先的原则，训练学生的阅读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推动基于计算机网络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教学评估模式多元化发展，逐步形成注重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在实施《要求》的过程中，各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现出一些共性。首先，研究表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总体是以教师主导，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是比较常见的，教师用大量的时间来讲解知识点，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学习效果差。其次，教师和学生都遵循阅读优先的原则，同时保持着阅读与听、说、写、译之间的平衡，这与《要求》的规定是一致的。再次，近年来，许多高校都加大了大学英语教学设备的投入，教师和学生能够在多媒体教室上课。但是教学设备的改善并不一定能提高教学质量，多媒体设备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效率存在问题，比如教师不能保持适当的教学进度、师生交流减少等。

二、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传播模式分析

教育是“教”和“学”的结合。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要成功接受知识，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识的传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见，课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学”，所以课堂传播是不成功的。这种直线性的单向传播被称为“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这是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沃•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这一模式最早用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中的传播模式，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指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干扰因素，比如生词的出现、社会文化背景过于陌生、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等。根据《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学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之后，将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反馈给教师。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都发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这种双向传播符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他认为，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三、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