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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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F46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象征，是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标志，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份额。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成长的重要动力，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一国制造业的发展早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制造业起步，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长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虑产业升级，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高竞争低价值回报向两端高附加值转移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研究的重点。
二、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与价值链分工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
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价值链分工以来，众多学者将研究焦点聚集于这种分工形式上，到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创造性地将“价值链”的概念用于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1985年，Kogut和Bruce（1985）在分析企业如何进行国际战略优势设计时提出了“价值增加链”的概念。Kogut和Bruce的研究突破了波特价值链中企业的界限，更是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也仍然局限于产品的生产领域，对于销售和服务等没有涉及到。
到本世纪初，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概念开始出现。2001年，Gereffi和Kaplinsky出版了价值链研究专刊《价值链的价值》，他们在这本书中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在全球价值链领域所做出的突出研究汇聚在一起，分别从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治理、价值链升级、价值链利益分配、价值链视角下的政策选择等问题做了分析，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定义，不同学者阐述方式不一样，但都表达出了全球各个地区在价值链上的相互关联性。这里我们引用Gereffi和Humphrey（2005）给出的定义，即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设计到使用再到废弃的一系列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过程。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后，有关价值链分工的研究逐步增多，其中聚焦最多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产业技术进步或者对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Fonseca（2005）提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能够获得新的技术，而且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国内学者金芳（2008）等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干中学”，有利于其技术进步，提升其竞争力;张桂梅和张平（2011）认为，参与价值链分工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如文东伟（2009）等经过研究也指出，加工贸易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长期看，价值链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周勤、周绍东（2009）等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分析也认为，价值链分工对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不具备必然性。
三、价值链升级
（一）价值链升级类型与模式
JohnHumphrey和HubertSchmitz（2000，2002）归纳了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四种模式。四种类型分别是工序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部门间升级（intersectory upgrading）;四种模式分别是市场型（marketing）、层级型（hierarchy）、准层级型（quasi-hierarchy）和网络型（network），Humphrey和Schmitz的研究对潜入不同类型价值链的问题做了探讨，并以此确定价值链升级的范围和重点。Kaplinsky，Raphael和Morris（2002）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升级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往往会从工序升级开始，接着才是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最后达到链条升级。
（二）价值链升级位置测算
企业要实现价值链升级，那么升级到什么地步，目前企业又在价值链的哪个位置，这些是都是无法直接测算的问题，在研究价值链升级涉及到这些问题时，各国学者都采取了间接的替代指标：Lall等（2005）指出，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体现了其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和在价值链中的状况，出口商品越复杂，意味着该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也越高，因此，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构成可以间接给出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XuBin（2007）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测算发现，从1992年到2005年该指数由0.54稳步上升到了0.73，说明中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正在快速提升。涂颖清（2010）通过RCA指数、IIT指数、VAR指数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进行了测算。WangZhi和WeiShangJin（2008）在研究中，提出以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记ESI）做为衡量指标，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出口结构，反映该国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相对距离。这些学者所用的替代指标来间接衡量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能够帮助解决某一地区某产业的整体情况，但是对于某一具体企业的测算而言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
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升级
（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产业转型和升级概念上，郑健壮，徐寅杰（2012）借助“纵向产业结构”和“横向产业结构”两个概念对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纵向上，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组成，在纵向上的结构调整成为转型;在横向上，由研发、生产和营销组成，在纵向不变的前提上，产业在横向上的移动称之为升级。最后从产业间的升级、产业的升级、产业内转型、产业间转型四个方面分析了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胡迟（2012，2013）根据2005-2011中国制造业500强连续7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表现出以下特征：东部地区一直占有优势、民营企业成长性较强、重化工业分布特征明显、研发投入增加、经济效率持续上扬、国际化水平持续增长但不稳定等。因此，我国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需要实施好几个方面的举措：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把握技术创新进步的方向、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推进节能减排、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加快管理创新、努力降低企业成本等。基于有关数据，胡迟（2014）指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制造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但从整体上看，转型升级仍然处于“爬坡过坎”的量变积累阶段，我国制造业要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由低成本要素优势向技术与品牌优势的质变。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去考虑制造业升级更有利于当地的经济技术发展。涂颖清（2010）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三种方式的升级路径：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升级、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间的升级，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外源式升级路径以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方式为主，内源式升级路径可以采取上述三种升级方式的建议。陈汝丹（2012）以浙江中小制造业企业为例子，分析了影响浙江中小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4条适合浙江中小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路径。周春山等（2014）通过实地调研对汕头传统制造业进行了研究，指出汕头传统制造业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存在“路径锁定”和“路径依赖”双重制约等，并提出了两种升级模式：在同一价值链上的节点内增值和节点间攀升，最后从微观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升级路径。
五、研究展望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前述各国内外文献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为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的升级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在研究价值链升级时，对于所在价值链位置的衡量，虽然各国学者提出了各种替代指标，但仍然只能帮助解决某一地区产业的整体情况，对于某一具体企业的测算而言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如要测算某地区民营制造业所处的链条位置则需另择它路。
同时选择合适的升级路径是价值链升级的重要保证，现有的文献研究中，探究的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在理论上基本都是可行的，但是也面临着区域和对象的制约。纵观已有的文献研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去考虑不同嵌入类型的价值链升级路径选择的文献不多，同时专门探究某一个地区价值链视角下民营制造业升级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通过对市场型、网络型和准层级型等不同嵌入类型的价值链升级路径比较，考虑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某一区域民营制造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也有着探究的必要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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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东伟，冼国明，马静.FDI、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J].管理世界，2009（4）
[10]周勤，周绍东.产品内分工与产品建构陷阱：中国本土企业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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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aplinsky， Raphael， and Mike Morris. 2002.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Prepared for the I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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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Xu Bin， 2007， 《Measuring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6]Wang Zhi and Wei Shang Jin， 2008， 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 ion of China's Export s ，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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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迟.试论“十二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对策――以2011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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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胡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新评估：成效、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4（15）
[22]陈汝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企业升级的路径研究――以浙江中小制造企业为例[D].宁波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
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业化；去工业化；新国际劳动分工；测度指标
中图分类号：F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12-0019-04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和许多中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进入了制造业就业比例持续下降的通道，通常也称之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对去工业化的看法，学者观点并不一致。卡尔多认为，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结构由以主导技术进步的制造业为主向不能带来技术进步的服务业为主转变，会阻碍英国的经济发展。…卡尔多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认同。也有学者认为，去工业化是新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一个自然结果，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或至少是中性的，政府不必过于担心。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又凸显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提再工业化口号，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针对中国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的增加。本质上这都与去工业化有关。可见，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同等重要一个问题，需引起学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理论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一、去工业化的内涵与机理
(一)去工业化的内涵
如何理解和界定去工业化，学者仁者见仁。较为常见的定义是制造业就业比例的持续下降。H究其原因，一是制造业就业比例是度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常见指标，也是各国政府所密切关注的；二是强调要素市场而不是产出市场更有利于体现去工业化是发达国家产业之间成本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
我们认为，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概念，指+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制造业绝对和相对规模不断下降的现象。去工业化通常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即经济活动的中心将是服务的提供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去工业化应该包涵更多的内容，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发生去工业化现象；去工业化不仅包括就业数量、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且还包括与工业化本身相关的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变化。此外，去工业化可以分为总量去工业化和结构性去工业化。总量去工业化即为一般意义上的去工业化；结构性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提高制造业产业链高端产品的生产比例。同时，去工业化还可以分为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去工业化。区域性去工业化是指由于区域发展差异。一些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而另一些地区可能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二)去工业化的表现形式
去工业化在不同分工模式下表现形式不同。在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模式下，去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转移；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去工业化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生产外包。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自己专注生产更有优势的产业，如服务业。新国际劳动分工模式下，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渐被产品内国际分工(In―fra-product Specification)所取代。这时，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连续的过程或环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或工序，此时发生的去工业化往往为结构性去工业化，通过各种形式的“外包”，即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国际间、地区间转移，去掉工业化中的“微笑曲线”的低端生产，不断提升自己在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地位。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制造业的总量就业人数不变，即没有发生总量去工业化，但可能发生结构性去工业化，且这种情况日益突出。在产品内分工下，去工业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区域性去工业化，地区间产业转移加强，如我国长江三角洲产业转入中部地区。
(三)去工业化的发生机理
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缘由或机理导致去工业化：(1)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更快，由此制造业所需工人比例下降，多余工人开始流向服务业。(2)消费需求模式的变化。随经济发展和人均GDP的提高，消费者倾向于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减少对制造产品的需求。 (3)贸易因素。国际贸易通过竞争一方面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日益失去竞争优势，其制造业部分资源不得不重新配置以反映动态比较优势。(4)公共部门快速扩张，使得资源从工业部门不断转移到服务部门；同时政府消费扩展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下降。去工业化是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所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去工业化的影响
以卡尔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这种意义上说，去工业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产生显著的长期负效应，形成所谓的“去工业化危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去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规模不断下降，制造业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制造业的增长引擎作用在下降。此外，随着工人转移到效率更低的服务业，去工业化的一种可能后果是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将放慢，进而导致生活水平增速的放慢；另一个可能后果是收入不平等增加。拉美和南非等一些后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早的去工业化” (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不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自然变化或“荷兰病”导致的，而是人为的激烈经济改革政策造成的。“过早的去工业化”不断锁定该国畸形或落后的经济结构，并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去工业化的影响不能完全与负面和消极字眼联系在一起，也有可能产生许多经济和社会的正面溢出效应，如结柯陛去工业化就能提高产业层次。去工业化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产业空洞化，而可能是正面的资源重新分配，由制造业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此外，区域性去工业化通过区域间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促进了区域平衡发展。
三、去工业化的测度指标
(一)现有主要测度指标
去工业化的常用度量指标有：(1)制造业产值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制造业产值或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制造业就业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 (3)制造业净出口，即对外贸易余额；(4)制造业贸易占世界贸易份额。
选择不同的测度指标反映不同的分析目的。国外研究去工业化的目的无非有两类：一是解释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估计新国际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对宗主国的影响，为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如果我们
分析广义的去工业化，特别是分析中国区域间的去工业化问题时，使用这些已有的指标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我们构建一套更为广义的去工业化的测度指标。
(二)广义去工业化的测度指标
根据与既有工业化理论以及产业分工相适应的原则，我们使用分层次方法构建去工业化的测度指标体系，反映去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的关系。
1.核心层指标。和国外主流方法一致，去工业化测度的核心指标，我们选择制造业就业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等三个指标。如果这三个指标出现持续下降，我们就可以说该国或地区出现了总量去工业化现象。对于结构性去工业化，我们定义一个产业结构变化指标，即产业链中一定比例(比如10％)的高端产业增长率与相同比例低端产业增长率的比值，如果该指标大于1，说明出现了结果性去工业化。
2.中间层指标。中间层指标辅助核心层指标进一步测度去工业化的影响。我们选择两方面的指标：一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反映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制度改善等方面；二是制造业净就业变动指标，反映去工业化对不同产业的综合就业效应。如果经过核心层指标测量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而且这两个中间层指标都为正，我们定义该种去工业化为积极的去工业化；否则，为消极(或过早)的去工业化。但是，短期内积极的去工业化，在长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害。为此，我们构建以下指标反映去工业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和空间结构效应。
3.层指标。为了反映去工业化的长期经济效应，我们选择较长时期(比如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在整个区域内的横向比较指标，比如一个国家10年内平均增长率与整个世界平均增长率的比值。如果这些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指标不断恶化，我们定义为绝对(强)去工业化，否则为相对(弱)去工业化。
最后，我们选择传统评价法(加权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去工业化程度的综合指数。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用加权合成法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综合计算。
四、结语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看待去工业化视角往往过于单一，将去工业化简单定义为制造业就业或产出比例的持续下降。其实，去工业化是个多维观念，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去工业化不仅发生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出现区域性去工业化现象；去工业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总量下降，而且应包括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即结构性去工业化。
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TPP；GTAP模型；关税减让
中图分类号：F75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7）03-0104-07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而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多边贸易合作谈判进展缓慢，各国为了在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取得有利的地位，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合作，据WTO统计，截至2015年，向WTO通告的区域贸易组织已达272个，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加入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区域合作组织。在这股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2005年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智利四国共同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致力于推动国家间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基于此和战略重心转移考虑，美国宣布加入TPSEP并将其更名为环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虽然奥巴马政府签署的TPP协议被特朗普政府废除，但是，未来环太平洋国家实行更紧密的区域合作仍然是区域国家的一个可行选择。截止目前，TPP协议签署国已达11国，相对于以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TPP成员覆盖面广，成员间差异大，互补性强；协议内容覆盖面广，合作程度深。通过一系列的谈判，TPP成员国间已经开展了较为深刻的经济合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合作成果，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加入TPP，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中国来说，TPP的成立对中国有何影响，中国是否应该选择加入TPP组织，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考虑到TPP中对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监管等领域对成员国提出了较高的标准，适应这些标准对中国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中国以什么形式与TPP国家合作，合作的深度如何，中国需要做什么政策准备，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区域贸易合作组织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早期对区域经济组织的经济影响分析主要采用引力模型。如McCallum（1995）运用引力模型，对比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区域贸易模式[1]；陈雯（2002）[2]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东盟区内贸易的影响；李慧燕、魏秀芬（2011）[3]用引力模型分析了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对中国乳品进口的影响。
引力模型只能考察贸易流量的变动，近年来，CGE（可计算一般均衡）开始被广泛用于研究区域贸易合作，这类研究一般采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分析。Urata 和Kiyota（2003）[4]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他们认为，东亚FTA的构建提升了成员国的经济与福利水平，而损害了非成员国的社会福利水平。Siriwardana和Yang（2008）[5]采用GTAP模型从福利角度分析了中国-澳大利亚FTA建立的经济效应，结论表明：ACFTA的建立会使中国和澳大利亚都受益，而使其他非成员国利益受损，但是整个世界的福利是增加的，这说明中澳FTA建立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张光南、陈坤铭和杨书菲（2012）[6]基于全球贸易分析GTAP模型，分析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对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研究发现，早期收获计划在短期内会减少大陆地区的贸易余额，使贸易条件恶化，但从长期来看，该计划会促进两岸地区的贸易、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并且ECFA全面实施的影响幅度要比早期收获计划的幅度更大。周睿（2014）[7]基于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加入TPP会使贸易条件恶化，而进出口明显增加，周睿认为中国加入TPP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多的挑战。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使用GTAP模型分析区域贸易合作对各国细分部门经济影响。周曙东等（2006）[8]运用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中国和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许和连、孙天阳（2015）[9]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研究了TPP背景下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演化，研究表明2009年美国加入TPP以来，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占亚太经济体高端制造业进口比重显著提高，中国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美国在亚太高端制造业角逐中已抢占先机，中国面临在亚太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中被边缘化挑战。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采用GTAP模型，分析中国与TPP国家关税减让合作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制造业贸易和其他TPP成员国的影响，以补充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三、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联系
TPP成员国包括亚太11个国家①。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TAD）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和TPP国家间的商品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量的16%，且中国和所有TPP国家的商品贸易都是顺差。在TPP 11个国家中，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的年贸易总额均超过了1千亿美元，而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图1显示了中国与环太平洋区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关系。图1 显示，环太平洋区域国家中中美两国间的出口贸易量最大，在非美日的TPP国家中，澳大利亚、新加坡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澳大利亚、马兰西亚是主要的进口市场。
表4第5列显示了双边关税减让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福利和消费者支出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该国或地区的福利情况。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对于TPP9国来说，在这四个实验中福利都是增加的；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TPP国家取消对于中国的进口关税壁垒会使其福利下降，而中国取消对TPP国家的关税壁垒会使其福利上升，总的效果来看，同等关税减让会使得所有TPP国家的福利上升；从中国来看，中国取消对TPP国家进口工业品的关税壁垒会使中国福利减少，其余三种情况下中国的福利都是增加的，更进一步，表4结果显示，在同等关税减让的条件下，中国福利的提升远远大于福利的损失。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未来中国与TPP国家之间的关税合作甚至更高层次的合作是可行的。
表5中将福利的影响分为三个部分，资源配置效应，贸易条件效应和I-S效应，具体分析各个效应对总福利变动的贡献率。可以看出，中国取消从TPP国家的进口关税壁垒（实验1和实验3），TPP国家主要是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导致福利增加，而中国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福利的增加贡献较大；TPP国家取消从中国的进口关税壁垒（实验2和实验4），正好相反，TPP国家主要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福利增加的贡献较大，而中国主要是贸易条件的改善导致福利增加。与表4结果相同，关税的减让促进了双边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中国与TPP国家取消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对细分制造业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关税取消对制造业细分部门的影响，本文拟将制造业进行分类。本文按照盛斌（2008）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细分为4大类，分别为初级产品部门、劳动密集制造部门、中低技术制造部门和高技术制造部门。
表6反映的是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取消后对细分部门出口量的影响。进口关税的取消会使四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量都大大增加。TPP国家出口量增加最多的部门是高技术制造业（0.23%）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0.45%），中国出口量增加最多的部门是中低技术制造业（1.13%）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0.54%）。表6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表4结果，它显示中国与TPP国家之间无论是单边关税减让，还是双边关税减让，其贸易效果均是扩张性的，关税减让使得双边的出口额都得到了提升，而且这种提升是全方位的。
表7描述的是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取消后对细分部门贸易平衡状况的影响。表6显示，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取消后，TPP国家净出口将减少，其贸易平衡将进一步恶化。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取消对中国净出口的影响则呈现差异性。中国取消对TPP国家制造业进口关税（实验3）后，TPP国家和中国净出口都将减少，其中，中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减少幅度最大，相对于其他TPP 9国，美日两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减少更多；TPP家取消对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实验4），TPP国家净出口减少，其中，TPP 9国出口减少最多的是高技术制造业，而美日两国出口减少最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TPP国家取消对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中国的净出口增加，增加最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表7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与TPP国家间的关税减让将使得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失衡进一步扩大，这一结果看来会使得中国与TPP国家之间的关税减让谈判面临较大的障碍与阻力。
表8反映了制造业双边进口关税取消后对细分部门产出状况的影响。进口关税的取消对产出的影响方向大致和其对贸易平衡状况的影响方向一致，不同的是中国取消对TPP国家工业品进口关税（实验3），会使TPP国家的产出增加，其中，日本的高技术制造业与中低技术制造业产出增长最大，其次为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出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TPP9国与美国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产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关税壁垒取消后，TPP国家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了产出的增长。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取消对TPP国家工业品进口关税，中国各部门的产出将会减少，其中，中低技术制造业部门产出降低幅度最大。TPP国家取消对中国工业品进口关税（实验4），则会使中国的产出增加，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大大增加，TPP国家的产出减少，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大大减少。表8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多边谈判的艰巨性，各方都想寻求对方做最大程度的关税减让以促进本国产出的增长，但却不愿意放弃用关税手段来实现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多边谈判的结果无疑是一个多方妥协与权衡的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以上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TPP国家双边关税减让会强化双边的贸易联系，双边的关税减让将提升双边的福利水平，但是这种减让也会使得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单边关税减让将损害减让国福利水平，因此，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TPP国家而言，都不具有单方面关税减让的动力，采用双边关税减让以平衡双方利益是一个可行的合作途径。
可见，中国与TPP国家更高层次的合作是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与TPP国家的关税减让将使得区域临近国家韩国受影响最大。中国与TPP国家间的关税减让将使得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失衡进一步扩大。关税减让对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因此，双边关税减让有利于中国增加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即使中国与TPP国家关税减让会使各成员国的整体福利提高，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也会对这种合作的产生冲击。对此，中国与TPP国家关税减让谈判不仅要关注自身收益，还要协调好中国与TPP国家间的利益分配，让区域合作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 TPP签署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等11个国家。
②本文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对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即将进出口贸易商品分成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其中初级产品包括：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和烟草；非食用材料；矿物燃料、剂和相关材料；动、植物油脂和蜡，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学品和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其他未分类商品。
③TPP国家从中国进口的进口税率。
④中国从TPP国家进口的进口税率。
⑤由于GTAP数据库中没有文莱的数据，且文莱贸易总量在全球贸易中几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因此，只选择TPP9国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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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国模型； 汇率； 就业
中图分类号：F301.24；X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01
1 引言
Cohen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结构，在这个新的结构中，放弃了冷战所谓的“心脏地区”国，而是强调形成具有合作可能性的地缘战略域（geostrategic realms）。他划分全球为两个域：海洋域与欧亚陆域[1]。王铮等提出，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存在三个地缘战略域：金融业优势域、制造业优势域和资源开发业优势域[2]，以下简称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国和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这三种地缘政治经济学力量的博弈导致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事实上，这种国际性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汇率和就业方面。因此本文以汇率和就业为经济指标，研究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关于汇率与就业的关系研究，较早要追溯到Branson and Love和 Revenga。Branson and Love采用1970-1986 年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美国及日本的真实汇率变化对其自身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其货币的升值都会导致其制造业产出与就业的下降，特别是耐用品部门[3]。Revenga则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及工资与汇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1980-1985年间美元的升值导致了就业减少4.5-7.5%，工资平均减少1-2%[4]。Márquez and Pagés通过对18个拉美国家进行分析发现，实际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就业的减少[5]。Burgess and Knetter对G-7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的就业与汇率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联系，根据他们的估计在大多数国家案例中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就业的下降[6]。Gourinchas运用美国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汇率对总就业的影响，发现贬值10%将导致贸易部门的就业增加0.3%，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归功于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创造[7]。Klein et al.通过建模对美国1973-1993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究则发现趋势性真实汇率显著地影响岗位再分配（job reallocation）但不影响净就业，而周期性真实汇率通过岗位破坏（job destruction）影响净就业[8]。Ribeiro et al.则发现货币贬值会给巴西带来大量的制造业就业[9]。Hatemi-J and Irandoust运用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方法对法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指出真实汇率的上升将导致法国制造业就业的显著下降[10]。Oskooee et al.则利用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1961-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从短期来看对就业及工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从长期看其影响却是中性的[11]。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俞乔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15%-30%可能增加250万-510万个就业岗位[12]。万解秋和徐涛则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 并加重就业负担[13]。丁剑平和鄂永健运用协整方法检验中国汇率变化和就业及工资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实际贬值会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却不敏感[14]。曾莹对中国15个行业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大多数行业，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其就业增长，而贬值有利于其就业扩张，尤其是对高开放度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15]。鄂永健和丁剑平又通过在个体跨期最优模型中引入内生劳动力供给，并同时假定对资本流动存在限制，来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16]。结果发现：只有当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比较小时，本币实际贬值才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反之贬值会使就业减少。沙文兵选用1994-2007年中国东部11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水平与就业量显著负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升1% ，就业量将下降0.126%[17]。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即我国货币升值会带来就业及产出的下降。
然而，另一些研究则从其他角度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Edwards对3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货币的贬值会引起发展中国家国内产出及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就业的减少[18]。Fung对台湾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真实的货币升值导致生存企业规模的扩大，从而提高生产率[19]。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一个显著的规模效应的存在。李晓峰和钱利珍则通过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分析中国的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渠道[20]。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
谢杰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量化估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发现升值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购买力增强， 服务业、建筑业产出随之增加，然而其他产业产出会下降[21]。胡宗义，刘亦文则运用动态CGE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同经济变量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贸易条件及CPI呈正向作用，对金属、机械设备加工业等行业有正面的经济效应，而对种植、养殖、运输等行业影响不大，服装纺织等货物贸易行业则会有负的影响[22]。
上述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就业，从耐用品与非耐用品，到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及至具体的细分部门。对汇率调整的考虑，也都从真实汇率调整，到考虑趋势性及周期性汇率的差异，及至汇率调整的短期与长期性。这些研究都是从就业或者汇率方面尽可能地挖掘更多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描述了汇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这些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都从某一个国家的角度探讨其汇率的变化对本国就业的影响。但现今的世界是一个多边联系的世界，一个国家政策的变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本国及他国，而且还会通过他国受影响后的反馈间接影响到本国。特别是对于汇率来说，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表现得更加紧密。这就要求我们从多国互动的角度去考虑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并构建一个多国模型来研究这种关系。
因此，本文选择在Pflüger[23]及Yamamoto[24]的两国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汇率因素，并且考虑到适应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两国模型扩展为三国模型。本文第二部分对模型进行了具体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模型的求解及相关参数设置；第四部分对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讨论，分析各国汇率变化对各国就业的影响特征；第五部分进行了相关总结。
2 模型
模型的构建是在金融业国、制造业国、资源业国三国的地缘构架上进行的，在建模前，首先要对这三种类型国家的特点进行描述与讨论。
金融业主导国家具有如下特点：拥有富集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进行对全球各国的产业投资，控制世界的经济，是资本输出国；具有较高的信用创造能力，能产生更多的资本进行投资；掌握世界的最高技术水平；居民消费水平高，通过低价获取制造业国的制造品及资源业国的资源，保持很高的产品消费量。更多的是产品及资源的输入，由于其发达的金融业，也导致金融业主导国家居民存在大量的信贷消费现象；人口较少，劳动力成本高。
制造业主导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低廉，并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及自然资源；在生产链中，处于中间水平，需要从金融业国输入资本，从资源业国获取资源，同时向金融业国与资源业国输出制造业产品；金融业不发达，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
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向金融业国与制造业国输出资源；较低的技术水平，在生产链中处于下游；居民生活水平低；需要金融业主导国家向其输入资本；金融业很不发达，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下。
因此，模型中包含三个国家：A，B和C，分别代表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三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及资源。三个部门：制造业、农业及服务业。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不在国际间流动。我们假设国家A（B，C）的总人口分别为LA（LB，LC），有效劳动人口为？灼ALA（？灼BLB，？灼CLC），其中？灼A（？灼B，？灼C）为A（B，C）国有效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允许各国存在失业，人口在国内产业间流动。国民资本禀赋被当地国民平均地持有，其居民人均资本持有分别为kA（kB，kC）。资本在国际间是可流动的：国家A（B，C）的资本持有者可以将资本投资到A，B，C三个国家的企业。国家A（B，C）可利用资源分别为NSA（NSB，NSC），资源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是同质的，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
2.1 居民
根据Pflüger，国家i中的每个居民的偏好形式为：
Ui=？琢ilnCM，i+？茁ilnCS，i+CA，i （1）
其中，？琢i>0，？茁i，CM，i表示i国的制造业产品消费集，CS，i表示i国服务业产品消费集，CA，i表示i国的农产品消费集，i=A，B，C。
对于CM，i我们又假设其为如下形式：
CM，i=（■x■■）■ （2）
其中，？滓>1表示不同国家制造业产品间的替代弹性，xij表示i国消费者对j国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量，j=A，B，C。
居民消费预算限为：
GM，iCM，i+pS，iCS，i+pA，iCA，i=Ci （3）
这里，GM，i是i国CES形式的价格指数，pA，i为农产品价格，pS，i为服务产品价格，Ci为i国用于消费部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Ci=（1-si）yi （4）
其中，si为i国居民储蓄率水平，yi为i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参照Pflüger，本文将价格指数GM，i设计为如下形式：
CM，i=（■（（mi /mj）？子ijTijpj）1-？滓）■ （5）
其中，pj为j国企业生产的制造品离岸价格。mi （mj）定义为i国（j国）的汇率水平即一单位的世界货币兑换mi （mj）单位的i国（j国）货币；？子ij为i国到j国的冰山成本系数，表示运输成本的损失，每单位i国（j国）产品输出到j国（i国）只剩余1/？子ij单位产品），令i=j时，？子ij=1；Tij表示i国对j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系数，Tij-1为i国对j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于是，（mi /mj）？子ijTijpj即表示j国企业生产的制造品在i国市场的销售价格。
我们假设农业生产只取决于劳动力的投入，于是i国的农业生产函数为：
XA，i=AiLA，i （6）
其中，XA，i为i国农业产出，LA，i为i国农业劳动投入，Ai反映i国的整体技术水平。
我们又假设农产品为基本消费品，各种农产品都是同质的，在国家内自给，于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等于其边际产出。将农产品作为基准商品，从而确定i国的工资率为wi=Ai。此时，i国农业产品的总需求为LiCA，i。
另外，对于服务产品，服务完全是劳动者的劳动付出，我们认为一单位的服务对应一单位的劳动，于是i国服务业生产函数设定为：
XS，i=LS，i （7）
其中，XS，i为i国服务业产出，LS，i为i国服务业劳动投入。此时i国服务产品的价格为：
pS，i=Ai（8）
参照Yamamoto，效用最大化i国消费者的需求函数有：
C■=？琢■G■■（9）
CS，i=？茁ip■■（10）
CA，i=C■-？琢■-？茁i（11）
xji=？琢■（（mi /mj）？子ijpj）-？滓G■■（12）
对i国居民的服务产品的需求，将式（8）代入（10），我们可得到i国居民对服务产品的人均需求，进而可知其对服务产品的总需求为Li？茁iA■■。
另外，根据各国消费者对各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量，我们也可以得到i国制造业产品的总需求：
XD，i=■？子ijLjxij（13）
其中，？子ijLjxij表示j国居民对i国制造品的总需求量。由于运输方面的损耗，j国居民消费1单位i国产品，国则要向其提供？子ij单位产品。
2.2 企业
根据Krugman，制造业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不变的边际成本，且存在规模经济：
Fi=？酌i+？自iXMS，i（14）
其中，Fi为i国生产商品使用的中间产品投入量；XMS，i为i国制造业产品的产出量；？酌i为固定成本；？自i为边际成本。
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Fi=Ai（？孜■L■■+？孜■K■■+？孜■N■■）■■（15）
其中？孜■为劳动力的分配系数，？孜■为资本的分配系数，？孜■为资源的分配系数，L■为i国制造业实际投入的劳动力，K■为i国制造业实际投入的资本，N■为i国制造业实际投入的资源，？籽为要素的替代弹性。
于是i国制造业生产函数可写为：
X■=？酌i/？自i+？自i-1Ai（？孜■L■■+？孜■K■■+？孜■N■■）■■（16）
假定各国企业都能按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生产，实现成本最小化。令CT，i为i国生产中间产品所需总成本，于是
minCT，i=wiLMD，i+rK，iKD，i+pN，iND，i（17）
s.t.Fi=Ai（？孜■L■■+？孜■K■■+？孜■N■■）■■（18）
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可得
C■■=A■■（？孜■■w■■+？孜■■r■■+？孜■■p■■）■■Fi （19）
其中，C■■为要素最优投入组合下 的总成本，wi为劳动的报酬（工资），rk，i为资本的报酬（利率），pN，i为资源的价格，假设中间产品在国内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于是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故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与中间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相等：
pF，i=A■■（？孜■■w■■+？孜■■r■■+？孜■■p■■）■■ （20）
于是，i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函数可写为：
？仔■=■（p■-v■p■）？子■L■x■-？酌■p■ （21）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Krugman，于是企业便会把出厂价格定在：
p■=■v■p■=■v■A■■（？孜■■w■■+？孜■■r■■+？孜■■p■■）■■ （22）
2.3 市场均衡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i国产品的供给等于其需求量，即XMS，i=XMD，i。由于i国制造业企业在最优配置下进行生产，在生产量确定的情况下，按最小成本生产原则，i国制造业各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
LDM，i=（（r■+v■XMD，i）/Ai）■（？孜■■/w■■）■（？孜■■w■■+？孜■■r■■+？孜■■p■■）■■ （23）
K■=L■（w■？孜■/r■？孜■）■ （24）
N■=L■（w■？孜■/p■？孜■）■ （25）
市场的均衡不仅需要保证产品市场的出清，还包括资本市场与资源市场的出清。由于资本是在全球自由流动的，于是资本市场的出清由式（26）表示：
■（（Ii+ki）Li-KD，i）/mi=0 （26）
其中，Ii为i国人均投资量，（（Ii+ki）Li-KD，i）/mi为以世界货币表示的i国资本供需差额。
Ii=siyi+kCredit，i （27）
这里，kCredit，i为信贷资本。我们认为，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国及资源业国三国在金融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金融业主导国家凭借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及强大的金融实力，可以发挥巨大的信用创造能力，增强国内的投资能力；而制造业国及资源业国则缺乏信用创造能力，其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较弱。为此，我们引入信贷资本，用以简单的表达三个国家这种融资能力的差距。若kCredit，i>0，表明该国金融市场发达，kCredit，i
对于资源市场的出清，则由式（28）表示：
■（NS，i-ND，i）=0 （28）
其中，NS，i-ND，i表示i国资源供需差额。
对于劳动力市场，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我们允许失业存在：
LUnEM，i=？灼iLi-LMD，i-LA，i-LS，i （29）
其中，LUnEM，i为i国的失业人口，LA，i=XA，i/Ai，LS，i=AiXS，i。
2.4 模型传导机制
根据整个模型框架，我们进一步从A国汇率变动的角度，探讨了模型的传导机制（图1）。假定A国产品的供需正处在一个平衡点，当A国汇率变动后，将会对资本市场、资源市场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导致A国的利率及A国资源价格的变化，结合A国的工资，通过公式（22）改变了A国的制造品价格。当然，B国、C国的制造品价格也会因为产生变化。然后，由A、B、C三国的制造品价格，结合AB国之间、AC国之间的关税，以及A国的汇率，通过公式（5），影响到A国市场的价格指数。另一方面，A国家居民消费总量由A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决定，结合A国制造品价格，通过公式（12）决定A国居民对A国制造品的需求量，同理结合相关国家关税与汇率情况决定B国、C国居民分别对A国制造品的需求量，从而通过公式（13）得出A国制造品的总需求量。由于需求决定供给，从而进一步导致A国制造品供给的变化，从而根据式（23）、（24）及（25）决定A国资本及资源的需求量，进而再一次影响到资本市场与资源市场的变动，如此循环，通过优化算法去逼近式（26）、（28），在对A、B、C三国利率及资源价格的寻优过程中，实现资本、资源、制造品市场的平衡，得到A国制造品的供给量及其他相关数据。最后，根据（23）式，得到制造业劳动需求量，结合服务业劳动需求、农业劳动需求以及A国的总劳动供给，通过（29）式计算出A国的失业情况，得到失业率。
3 模拟参数设置
Fujita et al.[26]指出对于一个三区域的模型，要得出三个地区情况的解析解是困难的，但可以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获得一些数值解，用以分析三区域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C#与Matlab联合编程进行系统实现。对于模型的最优化算法核心部分，采用Matlab编写，并通过C#实现调用接口进行运算。从而，开发了三国经济增长模拟系统（Three-Country Economy Simulation System，T-CESS）作为分析工具，具体开发过程在此略过。
3.1 基本参数设置
运用T-CESS系统进行经济动态模拟研究，首先需要对相关的参数及变量的初始值进行设定。本文对汇率变化的模拟，其相关参数与变量初始值的设定，具体可参见表1。
为了表征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三中类型的国家，本文对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三国的人口数分别设为400，1600，800，这主要体现了制造业主导国家劳动力的丰度；人均资本存量分别设为0.7，0.6，0.55，这体现了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可利用资源则设置为150，600，1500，这体现了三种类型国家资源丰富程度的差异；为体现出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在技术参数方面，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分别设置为1.4，1.3，1.2；本文认为金融业主导国家居民有更低的储蓄率，因而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储蓄率分别设置为0.2，0.3，0.3；在直接标价法下，将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汇率分别设置为1.2，5.1，5.5，体现了金融业主导国家有更高的币值水平，制造业主导国家次之，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最低；本文假设金融业主导国家金融市场发达有很强的信用创造能力，而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信用创造能力缺乏，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下，于是对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信贷资产分别设定为0.36，-0.08，-0.09；对于各国农业产品的消费，本文假设农产品消费为基本品消费，其消费量都是相同的，故都设置为0.2；各国间的冰山成本系数都为1.2；国家间的关税系数都为1.2；资本分配系数按照资本的丰富程度来设定，金融业主导国家资本充足故较小为0.16，制造业主导国家次之为0.2，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最大为0.24；资源分配系数按照资源丰富程度来设定，金融业主导国家资源最为稀缺，受制于资源故最大设为0.35，制造业主导国家有一定的资源丰度故稍小为0.28，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资源丰富故较小为0.2；劳动力分配系数由1减去各国其他资源分配系数得到，具体分别为0.49，0.52，0.56，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劳动力熟练程度的反映，体现了各国生产同样产品的劳动力消耗量；其他的相关设定可见表2及参照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说明。
3.2 基本情景设置
为了全面地了解各种汇率变化情况下各国就业率的变动情况，首先需要设置一个基准情景（参见表2中的情景0），将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汇率，分别设置为1.20，5.10，5.50。在情景0的基础上，本文展开了各国汇率变动的情景模拟，模拟一共分为六种情景（参见表2中的情景1-情景6）：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分别单方面货币贬值10%；金融业主导国家与制造业主导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两国同时货币贬值10%。若三个国家同时贬值10%，则三国间的汇率相对值不发生变化，故贬值只有6种情景；而升值即是与贬值相反的情景模拟。通过情景1-6与情景0之间的对比，便可分析各国汇率变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特征以及汇率影响各国经济的传导机制。
4 结果分析
按照汇率贬值的各种情景，本文利用T-CESS系统展开相应的模拟，并对各种情景下各国就业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见表2。
首先，我们分析金融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10%对各国的影响，具体见表2中的情景1。从表中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上升到94.4443%，上升0.5909%，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下降为90.4307%，下降0.4027%，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下降为94.3912%，下降1.1034%。由此表明，金融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会带来金融业主导国家本身就业率一定幅度的上升，但却会导致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的下降，特别是对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下降的影响最为严重。
接下来，可以分析制造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10%对各国的影响情况。从表2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下降到93.5084%，下降0.3450%，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上升为92.2051%，上升1.3717%，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下降为93.5939%，下降1.9008%。由此表明，制造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会带来制造业主导国家本身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却会导致金融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的下降，特别是对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下降有严重的影响。
进一步考虑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10%的情况，从表2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下降到93.5903%，下降0.2631%，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下降为90.0550%，下降0.7785%，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上升为98.9166%，上升3.4219%。由此表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货币贬值会带来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本身就业率大幅度的上升，但却会导致金融业主导国家及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的下降，特别是对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下降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对于金融业主导国家与制造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10%对各国就业率的影响。从表2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上升到94.1333%，上升0.2799%，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上升为91.6479%，上升0.8145%，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下降为92.4520%，下降3.0427%。由此表明，金融业主导国家与制造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会带来金融业主导国家与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一定幅度的上升，制造业主导国家上升幅度较大，但却会导致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的严重下降。
金融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10%对各国就业率的影响，见表2。从表中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上升到94.2238%，上升0.3705%，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下降为89.5744%，下降1.2590%，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上升为97.5414%，上升2.0468%。由此表明，金融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会带来金融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的上升，其中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有很大幅度的上升，但却会导致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较大程度的下降。
最后，考察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10%对各国就业率的影响。从表2可见，金融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从93.8534%下降到93.2569%，下降0.5964%，制造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0.8334%上升为91.3737%，上升0.5403%，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从95.4947%上升为96.8070%，上升1.3123%。由此表明，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同时贬值会带来制造业主导国家与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一定幅度的上升，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上升幅度较大，但却会导致金融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一定程度的下降。
综合各种情景对各国就业影响的特征，各国进行货币贬值而对本国就业状况的改善，都是以牺牲他国就业为代价的；金融业主导国家就业率受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小，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其变化幅度都不大；制造业主导国家相对金融业主导国家其就业率受汇率影响的变化幅度较大；而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就业率对汇率变化有相当的敏感性，很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冲击而出现就业震荡现象。
5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三国模型，并假设世界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模型结构追随了经典的C-P模型，本文在Pflüger及Yamamoto模型的基础上，将两国扩展为三国，通过引入汇率，并将制造业生产函数扩展为三要素的CES形式，用以分析汇率变动下，三国就业的交互影响特征。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采用C#与Matlab联合编程对经济危机的模拟进行系统实现。对于模型的最优化算法核心部分，采用Matlab编写，并通过C#实现调用接口进行运算。从而开发了三国经济模拟系统，并运用模拟系统进行了相关的模拟分析。并设置了各种贬值情景，用以模拟各种情景下，各国就业的变化特征。
通过模拟分析，我们发现：各国的贬值策略会对本国的就业状况带来改善，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贬值对本国就业带来的改善最大，制造业主导国家次之，金融业主导国家最小；任何国家的贬值策略在带来本国就业改善的同时，也会导致其他国家就业率的下降；两国的联合贬值情景，会带来第三方国家就业率的较大幅度的下降；制造业主导国家贬值对他国就业的影响较大，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次之，金融业主导国家最小；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的就业率最容易受到他国货币贬值的冲击，制造业主导国家次之，金融业主导国家就业率不易受到他国汇率变化的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虽然我们给出了各种汇率调整对各国就业的影响特征，然而却没有给出汇率对就业的影响渠道。在我们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发现，当汇率进行调整后，不仅各国的就业率会发生改变，各国的生产、居民消费、资本资源流动以及各个市场的价格指数都会发生改变。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贬值换来的就业改善，往往都是以牺牲贬值国居民消费为代价的。因此，这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方面的影响特征进行分析，从而有助于理清汇率变化对各国就业影响的传导渠道，更好更全面的认识汇率对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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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eopolinomic Frame and Economic Crisis
XIONG Wen1， WANG Zheng1，2
（1.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y Information Science， Ministry of State Education of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制造业对国家的意义范文第5篇
摘要：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行业，对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装备制造业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探索如何更好地强化装备制造企业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释了关于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而指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而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企业管理；创新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在企业管理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装备制造业企业只有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提供质优、价廉，而且可供多样选择、交货迅速、服务周到的产品或服务才能在市场上处于更高的优势地位。因此，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强化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企业管理的理论概述
1.企业管理的定义。
企业管理作为社会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企业管理指的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组织、计划、协调、指挥以及控制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在整个的发展历程中，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传统管理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的科学管理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科学管理阶段。
2.创新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首先，加强企业管理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大。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竞争中立足，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创新尤为重要。加强企业管理创新，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其次，加强企业管理创新能够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间环节，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对于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企业管理的创新，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前提。
再次，加强企业管理创新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传递速度明显加快，一国经济的利率、汇率波动会迅速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近年来，随着外商对华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投资主体跨国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我国企业面临着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复杂态势。这些都要求企业对传统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环境。
二、当前装备制造业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管理模式落后。
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管理模式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基本上还是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集权管理指的就是依靠一定的行政指令，评介行政手段去完成相关的任务和目标。装备制造业中，集权管理一方面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阻碍了先进技术的引进。集权管理模式的存在，导致了装备制造业相关的信息被分离，最先进的知识不能够得到有效共享，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2.对硬件设施的重视程度高，忽视了对企业员工的投入。
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比较高。再加上企业对技术水平的重视，许多企业的工艺技术、设备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些制造业企业都引入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相反，装备制造企业的加强硬件技术投入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企业员工的投入力度。近几年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许多企业由于自身员工的技能水平不高，从而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了企业竞争力的降低。
3.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
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企业单纯的追求利润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制定企业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不能够从企业的发展实际出发，造成了战略目标的不切实际，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同时，我国制造业企业缺乏战略规划,领导决策往往只考虑主要人员的态度和反映,而不是分析决策对整个运作体系的影响,因而决策表现为跳跃型,多元化业务组合与投机性操作构成了企业战略发展的主调,企业发展战略缺乏继承性与延续性,难以持续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强化装备制造业企业管理的对策
1.加强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管理。
当前蓬勃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挖掘企业管理创新的潜力。企业信息化不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市场激烈竞争下的客观要求。开展管理创新足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就目前看来，我国装备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信息化技术。因此，在当前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一定要不断强化企业的信息化管理。通过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不断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从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强化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战略管理。
首先，实现装备制造业生产运作系统的策略转变。当前，我国制造企业面临国外企业的有力竞争，我国企业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以是否具有竞争优势为基础，新的生产运作系统设计也应完全以产品竞争的需要为导向，生产运作系统应该发挥出针对市场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同时，强化供应链管理的引入，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经营效益实现策略管理的转变；其次，形成生产运行系统的自我完善机制，是企业生产运行系统日臻完善。企业生产运作系统一方面可以通过运行产生出符合竞争要求的产品，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运行不断找系统自身的各种矛盾、弊病、隐患，然后通过渐进或跃进的方式弥补这些缺陷，从而更好地强化装备制造业的企业管理。
3.加强装备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当今世界的竞争可说是人才的竞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对企业竞争力有重要影响。我国现阶段不少装备制造业的经营者都仍是通过行政任命或行政选拔的，不但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训练，也缺少管理实践。于此同时，对于制造业企业全面走向竞争的新形势，必须逐步改革制造业企业经营者的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使得一大批真正有经营管理能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走上制造业企业的管理岗位，把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上新的高度，不断加强装备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为装备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气势磅礴，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势不可挡。在可持续性发展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中，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必须以竞争为动力，以创新促发展，以顾客为导向，以文化创品牌，以信息化应用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企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向国际市场迈进,，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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