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特色范文第1篇

一、历史文化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保护的迫切性

（一）传统村落大量减少传统村落分布广泛，历史积淀深厚、文化个性鲜明。中国村庄现有约60万个，传统村落仅占1%，约5000个左右。这些村落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就在于传统村落具有浓郁的历史风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布局的人文景观、姿彩纷呈的民族特色，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城市化、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我国传统村落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破坏。尤其近年来传统村落大量消失。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2010年变成了270万，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令人触目惊心。2009年至2010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综合性复查。据“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

（二）特色危机成为共性问题历史文化村镇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约有40多万处，其中近7万多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半数以上分布在农村乡镇；还有1300多项部级“非遗”和7000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传统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在传统村落中。伴随着“农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城乡统筹发展”的多重挑战和冲击，传统村落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破坏。目前，“千村一面、万村一貌”的“特色危机”正成为共性问题。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特色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分期分批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2月19日公布第六批，部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数量达到528个，其中名镇252个，名村276个，分布范围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三）民族传统文化淡化消失历史文化村镇传统特色风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一旦被破坏很难进行恢复。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对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能够有效地保护乡村文化，使得当地居民对村镇有亲切感、归属感，使整个村镇的居民具有凝聚力，为家乡的发展、历史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但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特色风貌保护没有形成规模的管理模式，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淡化，乃至消失。

二、历史文化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内容

（一）历史文化村镇传统风貌的地域特色一些历史文化村镇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特殊的传统风貌和形态，主要指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布置形态，村镇地形的形成、布局以及交通组织功能的分区等。村镇独特的形态的形成主要由两个方面，首先是村镇地域的影响，其次就是受到社会传统格局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在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中，建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村镇的街区、道路以及古迹点等都与建筑的形态息息相关，不仅可以反映村镇历史信息的文物点，同时还是描绘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补充。

（二）村镇独有的民族传统和人文精神特征村镇独有的民族特性以及村镇物质环境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传统和人文精神特征，通过直观的表象对人的精神造成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价值。传统特色风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村镇特有的地方方言和文字、传统观念、生活习俗等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其进行保护。

三、历史文化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保护策略

（一）传统风貌保护的整合性历史文化村镇的建设中，从外部上看，村镇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应该保持整体性。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受到村镇建筑物、空间布局，自然环境和人等的综合影响，要注重与周围村镇风貌很好地衔接在一起，避免断层现象的发生。村镇传统特色风貌整体保护过程中，既要对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布局进行保护，也应该和建筑物的保护相结合，要注重村镇整体性的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对其风貌的整体格局进行综合考量。

（二）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原则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应从传统特色风貌的各个元素出发进行保护，对不同的元素采取不一样的措施和方法，要对传统特色风貌需要保护的内容进行分门类别。因此，在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时应该注重保护整体与部分的相互结合，同时实施普通与特殊相渗透的方式，不仅要从空间结构上保护，还应该要有层次，分重次点、分阶段进行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总之，在保护村镇有形实体遗产的时候也要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旅游价值，在进行村镇建设的时候要有目的进行保护。如：周庄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遵照“保护古镇，另建新区，发展旅游，振兴经济”方针。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江南第一水乡”的周庄，从此名扬天下。

（三）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特色风貌涉及到非常广的内容，其多样性也决定了对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不能以偏概全，要根据传统特色风貌构成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更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保护，保证传统特色风貌的真实性，将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充分表现出来。例如，古村的价值体现就是古村的整体，所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该进行保护，保护的对象就不能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下的古村完整的传统特色风貌。而对于村镇内的建筑形式或者空间形态又要根据性质和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尽量保证建筑及其周围环境的配套原貌。另外，村落的传统特色风貌保护要和村镇的现代化发展相协调，因为现代化是生活质量提高的途径，而村民有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所以，在进行传统特色风貌保护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对村镇的经济文化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要将保护与发展共同推进。

（四）确保人地协调与和谐人居的全面落实当前，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已经从传统注重保护单体建筑发展到保护周边自然环境的程度，对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本身，而是已经辐射到与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保护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环境、居民群众居住的村镇、村落。传统风貌保护不仅仅考虑到有形文化的保护，还考虑到地区环境、传统文化等无形文化的保护，即“传统建筑群及周围环境明显地体现着地方特色”。传统特色风貌保护要从促进人地协调与构建和谐人居环境的深度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工作，既要充分保护内涵和附着历史文化信息的实体建筑设施，更要保护蕴含和承载这些建筑设施的周边环境。

（五）村镇经济的发展与历史保护的有机结合当前国外对于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的保护已经从注重古建筑的修复转向综合性的保护和发展经济方向。也即是说，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认识到，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只是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保护的一小部分，要实现长期的历史文化村镇建设中传统特色风貌保护，就必须从保护村镇原住居民利益开始，从发展村镇经济开始，保持村镇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四、结语

历史文化特色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环境特色；人文特色

Abstract: taking kaife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tifi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ities environment and the urban space characteristic, summarize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kaifeng, to better guide the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city.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K92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0引言

“城市既是世界各地历史文化的象征，又是文化过程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历史上形成的城市，作为仅次于语言的人类文明的第二大创造，同语言文字一样，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开封古称大梁、汴梁，位于河南省东部，是我国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 自然环境特色

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接地带，土层深厚，气候温和，适宜于农牧，且附近河湖交错，水道四达，自然环境比较优越，促成了早期开封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1.1“四水灌都，五湖润城”（江湖）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美誉，城内湖泊纵横，分布广阔。穿城而过的河道主要有四条：“南壁曰蔡河，中曰汴河，东曰五丈河，西北曰金水河”。同时在城区中还有龙亭湖、包公湖、铁塔湖、阳光湖、西北湖五大湖。这些河湖构成了庞大的水利网，使开封的水利交通空前发展起来，形成了“天下之枢”的地位。

1.2“菊香满城，黄鲤跃动”（特产）

开封作为中国之乡，已然成为这座城市名片。 “九月重阳，都下尝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缚成洞户”，足见菊风之一斑。更值得一提的是，已有许多专著问世，如刘蒙泉的《菊谱》、史铸的《百菊集》等。得益于“开封鲤鱼焙面”而闻名的开封黄河鲤鱼同样是开封的一大特产。

2 人工环境特色

2.1层次分明的历时轨迹（文化古迹）

开封从公元前364年魏惠王迁都开封兴建了著名的大梁城，此后2200多年间，战乱与河水泥沙一次次将名城掩埋，人们又一次次地在原址上重建家园，掩埋在泥沙深处的古城，就“叠罗汉”般叠加起来，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2.2坊里崩溃的不规整发展(城市格局)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个重要营造标准就是规整平衡。而北宋东京在结构布局上却表现出新的特色。宫城仍处全城主要的位置，保持了左祖右社的传统格局等等。但却更多地显示出其在结钩布局上的不规整和畸形发展。有三道城墙，无中轴线，城不对称,无棋盘式布局。整个城市的重心偏于东南部，产生了许多大小不等的中心区。封闭性的里坊作为城市的基本载体的职能，已为开放性街道所取代。其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职能,已演变成为厢巡体制。

2.3自由繁荣的传统商业（商业街区）

开封城的市肆融于街道、分布全城，与住宅区混杂，沿河、沿街开设各种店铺，形成商业街。北宋时期市民阶级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就整个城市而言,宫城东壁东华门至马行街与内城南壁保康门内外及附近地域,是东京城的两大中心区。就各部而言又有若干小中心,东部之土市子、南部之相国寺、州桥近旁等处都是人口集中、商业繁华之地。城内有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市和晓市。朱雀门外御街一带的晓市，天不亮就开业，人称“鬼子市”。

2.4窄院式民居与蛛网式街巷（民居街巷）

宽场窄院型住宅是开封常见的一种城市院落民居样式，它由典型的北方四合院落经过漫长演变而形成。院落前面的宽场主要用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农民打谷脱粒所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活动逐渐退出生活，前场也逐渐消失，仅保留了后面的院落住宅形式。院落一般面宽较窄、进深较长，因而称其为窄院式住宅。

开封的街道普遍比长安、洛阳窄，一般街巷的间距很小，密如蛛网。城内的主干道叫御路，御路有人行道、水沟、绿化带。主要大街有：西大街、汴河大街、曹门大街等。城内除纵横交错的大街外, 尚有密如蛛网的小巷。如：城南之武学巷、小巷口、大巷口等等。这些构成了北宋东京不同于前代的结构景观和街巷风貌。

2.5集众所长的园林之城

北宋开封园林既有规模宏大的官园，也有小巧玲珑的私园，集中国南北园林特点于一城，应该是中国园林造园技术的巨大发展。北宋开封园林的这种发展趋势，同开封地形平坦，水源丰富，有密切关系，为筑山开湖创造条件。北宋开封的园林主要有艮岳、金明池、琼林苑、宜春苑和玉津园。这些园林尽量利用地形平坦，水域广阔的优势，成为平原地区园林的典型代表。

2.6技艺精湛的古迹文物（历史遗构）

开封文物古迹众多，且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包括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38处。闻名遐迩的铁塔、相国寺、包公祠、繁塔等，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河南三大石刻集中地之一，开封馆藏和各名胜古迹中保存着各类石刻珍品1000余件，是研究历史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3 人文环境特色

3.1宋俗古风犹存，文化艺术繁荣

开封作为十朝都会，最盛却在北宋；宋文化影响着这座城市发展至今。文化传统多数来源于民间，民俗艺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示出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开封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享有“戏曲之乡”、“木版年画之乡”、“汴绣之乡”、等美誉。主要的民间工艺品有：汴绣、官瓷、木板年画等。

3.2历史名人荟萃，富商大贾云集

在开封的历史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阮籍、等都写下了各自的一页。“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唱遍了大江南北。杨家将、岳飞、王安石、林则徐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还有在清乾隆年间，山西、陕西、甘肃的富商大贾在徐府的遗址上建造了一座会馆，定名为“山陕甘会馆”。

4 结语

应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独特方法，从历史文化名城市传统特色构成要素入手分析总结出开封的几大特色，明确了开封城市特色的脉络骨架，找出了古城特色保护规划的重心，为接下来的保护规划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俊英, 城市特色与规划方法论［J］． 山西建筑，2010，36( 32) : 44-45．

历史文化特色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宋代文化 繁荣原因 发展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两宋文化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对此，不少先哲前贤曾予以高度评价。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一些日本学者则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评价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它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文拟对宋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作探讨，以期说明两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1.宋代文化继承了前代的影响。文化有其发展性和延续性，当我们考察宋文化时，应把它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其繁荣的原因。宋代文化的繁荣表现为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这种繁荣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得益于汉、唐以来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唐中叶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两税法的施行，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开始上升，政治特权因素的地位开始下降，从而对名门贵族产生了巨大冲击，即使是豪强地主也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加之唐末、五代的战乱打击，名门贵族势力被严重削弱并趋向消失，社会呈现贫民化的趋势。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至宋代形成新的格局，并带来意识结构的演变，一个突出的反映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各阶层都可以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使教育进入贫民化阶段，从而使文化得以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开创于隋唐的科举制度被宋继承并完善，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宋代废除“公荐制”采用“糊名”、“誊录”等办法，使科举考试趋向公平。同时，统治者又对其进行改革，使经义、诗赋、策论在考试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应试者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见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知识结构，有宋一代一些闻名于世的大家多兼长文章、经义、节义与政学。而这种变化得益于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宋学批判地继承了汉代的训诂之学、唐代的辞章之学，并融合了佛老等异质文化发展起来。

2.宋代治国政策的推动。赵宋王朝开国以来，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鹿、斯文扫地的弊端，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实行了一条“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开国起，就长期推行一些比其他王朝独特而又宽容的国策，不期而然地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大量吸收文人参政，打破了以军人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奠定了文化繁荣的根基。吸收文人参政主要是通过改进从唐开始推行的科举用人制度。科举制在唐朝尚属初创，还留着荐举制的种种弊端，新老世族可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这就限制了新兴庶族地主阶级和一些有才华人的竞争机会。宋代做了三个重大改进：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皆许投牒自进，已无任何出身限制，从而扩大了取士范围。再是宋代不仅永远结束了世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即使是宦官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收回取士权的同时，废除“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特别是推行封弥、誊录之法以后，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取留”这一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考试内容趋向多元化，如进士科由唐以诗赋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明经科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这一改进使读书人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开拓知识面，培养独立见解和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科场中取得胜利，转而推动文化学术发展。宋朝统治阶级就是通过推行科举制度加快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变，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基础。与此同时，还推动了宋代文化的普及。两宋读书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自北宋中后期起，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还是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给文人以优厚的俸禄，使封建文人精神文化需求扩大；经济发展、社会动乱向士人提出更多创作材料和需要回答的问题，新的文化传播手段普遍应用等，就为文化繁荣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宋代文官制禄之厚为历代王朝所未有。这些文人士大夫因有一份比较优厚的俸禄，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上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从而追求物质精神文化享受。整个宋代历史几乎都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特别是民族矛盾，造成了澶渊之盟、靖康之耻这样重大事件，并由此导致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偏安江左。这种民族的耻辱，偏安一隅的现实刺痛了有血性的学者，他们纷纷借著作呼吁收复失地，恢复大一统的江山。宋代因社会经济有显著进步，像造纸业等有了很大发展，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官私刻本都盛行，作为传播文化知识重要工具书籍的大量问世和流布，反过来又有力推动了文化的普及。文人比较有言论自由，这也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止百官凭借种种缘由而结为朋党，构成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3.宋王朝内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前代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文化的繁荣，除了内在因素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相互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自汉武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后，东西方文化就开始交流。到了宋代，较之唐代又向前发展了很多。宋不仅和北非、东非的国家有了直接交往，而且对周边国家的贸易有了新进展。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宋王朝也注重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仅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同时还对亚、非一些国家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加以吸收、融汇。在这方面宋王朝既不保守，又不自大。由于宋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容，对宋代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宋代文化发展的特点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仁宗庆历以后，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各种学派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先后形成了新学、濂学、象数学、关学、洛学、朔学、蜀学、闽学、婺学、心学、事功学等主要学派。凡几百十家，而且各学派之间展开自由的交流辩论，各执师说，相互辩难，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使宋代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不仅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空气，而且推动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系上。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宋代三教同设并存的文化策略，不仅迎合了时代的需要，而且直接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正是在儒、佛、道三教日趋融合的情势下，宋代士人信奉和兼习佛老之学的现象较之魏晋更趋普遍，许多人往往是既讲儒学，又出入佛道，这不仅使传统儒学发生了变革，直接推动和影响了理学的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使宋代士人不同于以往终信一家死守一经，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从而使得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和突破。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化，而且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士大夫的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苏轼以后，又在词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人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派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官学和私学的兴盛。宋初经历了五代之乱，长期的动乱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确保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代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注重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为此，宋政府累诏州县立学，并且赐田给书，积极扶持。对于民间私人办学，政府也采取奖励政策，赐书、赐田、赐额，每有私人办学举动，官府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加以表彰资助。在宋政府积极倡导、鼓励下，宋代无论是官府兴学（州、县学校）还是私人立学都很发达，出现了官学与私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的繁盛局面。有宋一代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县县有学，在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远远超过汉唐。私学在宋代也极为活跃。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如延平府。宋代官私学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使文化教育下移，教育更加大众化，满足了更多的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有力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

3.积极实用经世理念的实行。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人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宋代是一个重文的文化时代，其文化发展确有其自身的特征，不仅其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文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其文化层次有了很大提高，其文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都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历史文化特色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松口历史文化名镇价值特色保护思路

[Abstract] 2012 Songkou was named the third batch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own)", vigorously develop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Meizhou City, making the Meizhou cultural tourism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how to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test of Tricholoma tow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w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value of Tricholoma characteristics are studied,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how to protec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 of Tricholoma direction.

[keyword] let go of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development ideas

中图分类号： K92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松口概况

松口地处广东省梅州市梅县东北部，东接大埔县大麻镇、三河镇、青溪镇，西临梅县白渡镇、丙村镇，南临梅县雁洋镇，北接梅县桃尧，东北部与福建永定县交界。地理位置为东经116º24'，北纬24º30'。距梅州市50公里，距梅县55公里，距汕头150 公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松口古镇位于松口镇区中部，南临梅江，它是明末以后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自古有着“松口不认州”的盛名。因地处梅江下游，两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又水陆交通方便，利于商贸，基于水陆要塞和千百年的文化发展历史等诸因，松口形成为一个英才辈出且蕴含客家特色的人文秀区。

二、历史沿革

据松口志载，西汉时期，松口归属南海郡揭阳县，松口置名“东畲寨”，主户是畲族人；东汉、三国、西晋时，属广州义安郡海阳县，松口改称义安围，至今松口溪南仍存“义安围”遗址；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因有梅溪而称梅口镇；清雍正年问(公元1723年)，改称梅口堡。清嘉庆年间，始称松口堡。民国20年( 1931 年), 实行区、乡、保、甲制, 松口堡改称松口区 。民国29年( 1940年) , 梅县实行新县制, 全县设1区3镇, 松口镇为其中一镇，直至1949年8月。建国后, 于1950年成立松口镇人民政府, 隶属松口区。1953年改为区级镇。1958年8月实行体制, 松东、溪南、松北3个乡和松口镇合并为松口。1966年松口镇由松口公社分出, 为县直辖镇。。1983 年, 全县实行乡( 镇)、村建制, 松口公社复称松口镇。2004年11月, 松东、松南2镇并入松口镇, 松口镇成为梅县第一大镇。至2012年，松口镇共41个村委会和5个居委会，总人口7万人，面积32.68平方公里。

三、文化解析

松口古镇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历程，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自公元945年置梅口镇至今，古镇的文化从形成、发展、传承到今天又注入了新的内涵，尽管我们看到的许多历史建筑已经不复往昔的风采，但是，文化的延续始终没有改变，这也是支撑松口走到今天依然倍具活力的根本原因。社会会变、环境会变，精神不会变。

概括起来，松口文化的根源来自：

（1） 客家迁徙文化

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部民族迁徙历史,松口古镇的形成与发展和客家民系的迁徙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 客家民系的迁徙发展造就了松口古镇。

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

第一次大迁徙——西晋末年，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

第二次大迁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乱所及，唯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

第三次大迁徙——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元人入侵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向南进逼，赣闽奥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奥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第四次大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二是客家人口膨胀。

第五次大迁徙——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辗转征战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到海外去谋生,客家人向海外迁徙。

客家民系从粤闽赣边客家大本营向世界各地外迁的第四、第五次迁徙过程中, 由于松口是从水路经汕头出南洋的必经之道, 是粤东地区联系南洋及其他海外地区的主要码头, 松口镇成为客家人南渡越洋出海的始发地和中转站。自明清以来, 尤其是近代出洋谋生者众多, 晚清学者温仲和在《求在我斋集》中载: “松口一隅, 晚清时在南洋各埠谋生者约有数万人, 其中拥有厚资称得上富豪者约有十余家, 每年从海外流入的金银有十几万之多。”松口港成为广东省第二大内河港, 松口镇也因此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古镇由此走向繁荣。

（2）侨乡商贸文化

千年历史的松口古镇，建制早于梅州，自古有“松口不认州”的说法，明清时期已是嘉应州（梅州）最繁华的乡镇之一，人口密度和商业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嘉应州其他乡镇、地区。著名学者谭元亨称，松口之所以不认州，更重要的是松口人对海外通邮、通航、通商均不用经过嘉应州城，海外信件的信封上只要写明“中国汕头松口转某村某人”，便经汕头港直转松口，可见当时的松口何等兴旺⋯!由于过去的交通主要是水运，松口境内的韩江流域历史上是嘉应州人出洋谋生的必经之地。韩江是广东四大通航河流之一，江面宽广，水流通畅。松口水陆交通特别发达，东北连接闽西，东南直通潮汕，松口港成为广东第二大内河港，码头繁忙，过往船只频繁，在清末民初就有轮船。江西、福建及蕉岭、平远一带的客家人出南洋均从松口火船码头搭乘轮船，由汕头港转乘大轮。老街正对着火船码头的是当年的松江旅社，曾是昔日梅州最大的旅社，4层楼的洋楼上面依稀还可见到“Hotel Tsung Kihn”的字样，许多客家人就是在这儿住上最后一晚，天亮后便挥泪告别故土前往遥远的南洋。这里成了历史上华侨飘洋过海生离死别的第一站。

松口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松口镇现有人口7万多, 华侨却有8万人之多。爱国爱乡的“乡土情结“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华侨出洋创业成功后纷纷回乡捐资、投资建设, 进一步促进了松口古镇的繁荣和发展。受华侨的海外文化影响,松口古镇风貌和建筑景观表现出浓郁的侨乡文化特色: 华侨回乡捐资、投资建设的各式学校、民宅、商店、旅社、桥梁均具有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特征, 尤以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式”商业街和西式洋楼松江旅社为典型, 形成独特的侨乡聚落景观。

（3）近代革命文化

松口是辛亥革命的摇篮之一。由于地处闽粤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松口地方虽小，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清末，孙中山先生曾以松口为基地，在粤东开展武装起义，松口是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松口中山公园的“密庵亭”内保存着孙中山颁布的《旌义状》。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5月专程到松口视察，在松口公学演讲，住在爱春楼，并为爱春楼题一副对联“博爱从吾志，宜春有此家”。192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汕头乘船赴梅县城途经松口时，曾作短暂停留并下榻松江旅社。1926年6月，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夫人邓颖超莅临松口公学（今松口中学）发表演讲，宣传革命时，也曾下榻松江旅社。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北伐军军长、潮梅警备司令何应钦部与北洋军阀刘俊部在松口激战7天，松江旅社曾作东路北伐军的司令部…… 。

此外松口镇保存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辛亥革命活动重要遗址，即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点“公裕源米店”，位于松口闹市，还有一处辛亥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即被后人称为“小黄埔军校”的松口体育学堂，由松口籍同盟会成员建立，设在温靖侯的祖居温氏精庐。据有关历史记载，孙中山从华侨中募集到的革命经费，有四分之一来自松口籍华侨。为了表彰和纪念松口华侨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1938年，国民政府专门在松口建造了一座公园，命名为中山公园。

四、保护思路

松口镇历史悠久，历史源头清晰，主题突出，历史事件背景宏大，历史镇区整体格局与城镇肌理完整，历史遗存总量大，重要历史建筑如元魁塔、世德堂、宗祠寺庙等保存完好，历史价值高，民居院落群体丰富，特色突出。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珍稀语种（客家方言）、剧种（山歌）在松口普及范围大，关注度高。

如何有效的保护好松口古镇，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达到古镇保护与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良性发展态势。笔者认为松口古镇的保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1）整体性保护

保护风貌、格局和空间形态的完整性。松口古镇以“山—水—田—城—村”为构架，实施整体保护，保护层面由镇域保护——历史镇区保护——单点历史建（构）筑物三个层面组成，严格保护传统的空间布局、群体组合、结构形式、色彩材料与细部构件等。

（2）物质空间保护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相结合

创造丰富的物质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保持原住居民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古镇对外交流和宣传的窗口，提升古镇知名度，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3）原真性保护

保护历史建筑和相关环境的原真性。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重点保护，保护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历史信息的过程性。针对文物、街区、古镇及自然环境的现状特征，以整治环境为主要方法，对严重损坏的历史遗存进行适度修复，避免过度、过量修复而丧失其中的历史信息。

（4）特色性保护

松口古镇内的宗祠寺庙和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是历史延续、信仰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是松口镇内最有特色的文化遗产之一，在规划中采取特色保护的原则。此外，古镇街巷内的各式院落、古井、街道名称是松口历史的象征，针对这一特色，规划进行系统的整合，并进行传承。

（5）利用性保护

确保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本着合理利用、永续利用文化资源的原则，在保护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历史遗产的持续价值，并进一步实现将资源转变为产业的目标。

五、结语

我国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既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地方政府和市民群众都有责任和义务将它们保护和继承好，并向全世界展示其优秀的历史风貌。纵观国内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单纯为保护而保护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充分考虑居民、政府、游客各方面的利益，将旅游开发和城镇建设纳入到古镇保护体系中来，提高古镇居民自发保护的意识，才能达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历史文化特色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道德；历史渊源；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91-04

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为之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坚强的政治保证，又需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道德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中国历史，道德在治理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具有强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义的重大政治命题。现阶段，对中国道德，特别是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以及联系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进行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进行探讨和研究。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古人说：“德，国之基也”。思想道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对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研究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阐述中华民族深远的“德政”传统和“德治”思想，来深刻探求论述中国特色道德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从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中国的“德政”传统历史渊源深远

中国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四千多年前，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佐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文王率领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率领周人灭商立国，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帮助。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伯离将代替自己赴鲁国任国君时告诫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可是，我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为的是及时接待来访者，就这样，还总是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摆国君的架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许多有为的从政者的座右铭。魏武帝曹操诗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当时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最值得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还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在中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史上，唐朝史官吴兢编著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一部代表作。该书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加轶事的形式追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的业绩与治国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身修德”。唐太宗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一方面，他主张以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仁义诚信作为加强自我修养的行动准则，认为“抚九族以仁……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他还认为，君王驾驭群臣也应待以诚信，而不能玩诈术。另一方面，唐太宗认识到，作为人主不论多么聪慧，仍然会存在自己难以发现的缺点，犯一些自身难以察觉的错误，因此，必得匡谏之臣以纠其过。唐太宗不仅主张人君应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且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谏官系统。

“以人为本”。为了不重蹈隋亡的覆辙，唐太宗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宣称：“朕每一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为了广泛了解民情，从贞观三年起，唐太宗特意诏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禁中，以便向他们了解百姓疾苦。在关心百姓疾苦的同时，唐太宗还非常注意节俭。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贞观君臣崇俭成风，“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贞观初年的治国论辩中，群臣的观点见仁见智，其说不一。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所谓“抚之以仁义”就是推行德治，所谓“示之以威信”就是施刑罚。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因而。唐太宗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他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禁止失礼行为。

作为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唐太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形成了“德治”思路，而且还能够把德治的政治理论应用于治国实践，采取了维护国家统一、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经济文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促成了唐代前期一百多年的繁荣昌盛，从而，把人们梦寐以求的盛世景象在贞观年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德政传统的当代价值是中国人对世界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一个经济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法律有待进一步健全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性极不平衡的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安定祥和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

二、中国的“德治”思想文化底蕴深厚

中国是具有上下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追求德性完善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导向。这可以从

论证德性之根本的三个重要命题得到证明：德者，国之基也；德者，人之性也；德者，智之帅也。

儒家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其理论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借鉴和启示。

’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以尧舜时代为代表的“大同”之世。从历史传说看，中华大地在上古之时已经是“天下万邦”，人口众多，华夏先民为了回应共同面临的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在幅员广阔的地区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而尧舜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德治传统。当时所谓的“德治”是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协和万邦”。

儒家提倡“德治”，主张以思想教化为主，这对于当时实行的繁刑苛政而言，是一种进步。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孔子有过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单纯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用刑法来约束民众，民众虽然能暂时避免犯罪，却不懂得犯罪是可耻的：而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约束他们，民众有了羞耻心，也就会遵守规矩。孔子倡导“德治”，也不是不要刑治，而是主张德、刑并用的。孟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爱业子思门人”，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富民”、“惠民”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德治”思想。

(一)行仁政

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瑞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仁义礼智根于心”。

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

(二)正君心

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然而，许多君主却实行各种不人道的政策。在孟子看来，君主的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主观放纵自己造成的。为了确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的善性，孟子要求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正君心”。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

君主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各级官吏能够保持自己的善性以执行君主的仁政，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孟子提出，君主在选拔官吏时要任贤使能、除暴安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在选拔官吏时，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的各级官吏，惩治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吏。

(三)修德性

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之外，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

1　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2　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寡欲”和“养浩然之气”。

3　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综观我国的德治传统思想文化，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　克明俊德。“克明俊德”一语出自《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在《札记・礼运》中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此，孔子要求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左传》甚至提出更鲜明的论断：“德，国之基也”。

2　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源于《尚书》所说“民惟邦本”，意思是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沦-浯》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阐政”的一句名言：“民无信不立。”类似的古语还有很多，例如“‘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臣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矣。”

3　立身惟正。鲁国的执政大臣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得非常精彩：“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韩非则精辟地指出：“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陈宏谋编著的《从政遗规》记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目慎，日勤。”“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上，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这都是关于“立身惟正”的具体说明。早在夏朝就有所谓的“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

4　明道善策。我国传统德治中很重视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因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日择人，二日因民，三日从时。”《荀子・议兵》认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从政遗规・薛文清公要语》将“明道善策”的内涵概括为三要素，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5　举贤任能。孔子主张“举贤”，他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提出“进贤论”，在他看来，“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可“无敌于天下”。荀子更深刻地指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结论是：“贵贤，仁也。”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了《帝范》。其中《求贤》篇写道：“夫国之匡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6　教而后刑。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对“教而后刑”做过全面的阐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董仲舒传》则形象地写道：“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