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第1篇

1决策理论

1．1决策理论的发展

决策理论（TheoryOfDecisionMaking／DecisionTheory）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综合运用于管理决策，并形成的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决策理论已形成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为代表人物的决策理论学派。决策理论是有关决策概念、原理、学说等的总称，“决策”一词通常指从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和决定。

1．2代表性理论

（1）完全理性决策论，又称客观理性决策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边沁，美国科学管理学、决策理论大师赫伯特西蒙、F．W．泰勒等，他们认为，人是坚持寻求最大价值的经济人。经济人具有最大限度的理性，能为实现组织和个人目标而作出最优的选择。其在决策上的表现是：决策前能全盘考虑一切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决策者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为对策。这种理论只是假设人在完全理性下决策，而不是在实际决策中的状态。

（2）连续有限比较决策论。代表人物是西蒙，他认为，人的实际行动不可能合于完全理性，决策者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行政人，不可能预见一切结果，只能在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出一个“满意的”方案。“行政人”对行政环境的看法简化，往往不能抓住决策环境中的各种复杂因素，而只能看到有限几个方案及其部分结果。事实上，理性程度对决策者有很大影响，但不应忽视组织因素对决策的作用。

（3）理性、组织决策论。代表人物有美国组织学者J·G·马奇，他承认个人理性的存在，并认为由于人的理性受个人智慧与能力所限，必须借助组织的作用。通过组织分工，每个决策者可以明确自己的工作，了解较多的行动方案和行动结果。组织提供个人以一定的引导，使决策有明确的方向。组织运用权力和沟通的方法，使决策者便于选择有利的行动方案，进而增加决策的理性。而衡量决策者理性的根据，是组织目标而不是个人目标。

（4）现实渐进决策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者C·E·林德布洛姆，他的理论基点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所面临的现实，并对现实所作渐进的改变。他认为，决策者不可能拥有人类的全部智慧和有关决策的全部信息，决策的时间、费用又有限，故决策者只能采用应付局面的办法，在“有偏袒的相互调整中”作出决策。该理论要求决策程序简化，决策实用、可行并符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力求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强调现实和渐进改变，受到了行政决策者的重视。

（5）非理性决策论。代表人物有奥地利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和意大利社会学家V·帕累托等，该决策理论的基点既不是人的理性，也不是人所面临的现实，而是人的。他们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的支配，许多决策行为往往表现出不自觉、不理性的，表现为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常常感情用事，从而作出不明智的安排。

2决策理论使科技创新走上最短路径

2．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

2．2科技创新离不开决策理论的指导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本身就是重大战略决策。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该科技专项来源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围绕国家目标，进一步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力争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并填补国家战略空白。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选定是决策理论的结果，科技领域需要创新的领域也很多。但是，无论从国家战略高度、省市区域高度或企业高度，推进科技创新，选定科技创新项目的过程，正是应用决策理论进行决策的过程。国家为选定重大科技专项确定了5条原则，作为指导选定科技创新方向的决策依据。一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培育能形成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二是突出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三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四是体现军民结合，对保障国家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五是切合我国国情，国力能够承受。

决策活动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科技创新过程包括很多环节和步骤，很多需要作出取舍的组织工作，包括创新工作的组织方式等。这些环节、步骤、方式、方法等，都需要经过对比，立足于实现科技创新目标进行必要的选择、确定。需要作出选择的还包括科技创新的技术路线、创新的标志性指标、创新的时间安排、创新的人力资源投入、创新的技术资源投入等，都离不开决策实践和决策理论。科技创新过程，一刻也没有离开决策实践，因而一刻也没有离开决策理论的指导。

科学决策可以大大缩短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决策理论是指导科技创新以经济、合理、快捷的方式实现目标的重要方法支撑，可以帮助科技创新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时间、资源浪费，减少或避免弯路。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地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科技创新目标，而且有力带动了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水平的整体提高。

决策理论可以帮助确定合理的科技创新目标体系。编制科技创新工作规划，制定科技创新计划，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管理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科技创新实践，都离不开决策理论的指导。科学地应用决策理论，可以从浩繁的指标当中选择一套指导科技创新的目标体系，并指导设计提出适当的标志科技创新程度的指标。这些指标、目标体系，为科技创新队伍指明了努力方向、将要达到的目标，从而很好地指导科技创新工作。

3科技创新有助于决策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3．1决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结果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学者L·古立克在《组织理论》一文中认为，决策是行政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后，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行政领导的功能》一书中，认为行政决策是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战略因素。这些观点对后来行政决策理论颇有影响。但行政决策理论体系的形成，并使其在行政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则是由美国行政学家H．A．西蒙实现的。1944年他先在《决策与行政组织》一文中提出了决策理论的轮廓。3年后，他出版了《行政行为──在行政组织中决策程序的研究》，成为决策理论方面最早的专著。此后，他继续研究决策理论和实际决策技术（包括运筹学、计算机学），为决策学成为新的管理学科奠定了基础。决策理论从无到有，从形成到趋于成熟，都是科技创新的组成部分。

3.2科技创新提高决策水平

随着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迅速崛起并快速发展。以“三论”为标志的新时代，决策理论与决策方法得到很大提高，决策计算、决策效率、决策分析水平大幅度提高。依靠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模拟计算技术等先进手段，可以比较快捷地作出更为复杂、大型、综合的决策，可以在决策支持系统中处理更大的数据体，并使决策质量或决策的科学性更有保证。

3.3创新思维是影响决策水平的最关键因素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未来的科学技术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创造性思维实践，创造力发挥的历史。从决策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角度看，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三位一体，但最基础的、最具影响力的正是思维创新。

4对策与建议

4．1科技领域应普及决策理论与方法

科技管理、科技开发、科技人才等领域，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理论、方法重视较多，对决策理论、决策方法、决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忽视决策理论与决策实践对科技创新实践的巨大影响力。2006年以来，国家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过程中，系统地推广、培训了决策理论与决策方法，培训了国家科技选题决策的基本方法，对正在组织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工作产生了巨大推动力，并在整体上提高了重大科技专项的开发和成果的水平。

4．2提高决策水平，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决策水平对科技创新步伐影响很大。一项科技创新计划，在阶段目标、组织方式、投入规模、主攻方向等环节科学决策，会大大缩短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国家科技部、各级科技开发管理部门、科技创新任务的承担单位，都要有意识地加强决策理论的学习，逐步提高科技创新领域的决策水平。

4．3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提高决策水平

有计划地将科技创新成果，特别是最新创新成果应用到决策实践，将决策实践建立在最新的创新技术成果基础上。应用大型计算机技术，分析更多的决策支持系统；应用信息和数学技术，提高决策前瞻性和预见性；应用网络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科技创新决策分析、决策实践。

4．4提高科技创新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第2篇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技术创新已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为技术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化服务环境，促使科技成果成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关注。

本文所指的“技术创新服务”是指为技术创新主体提供知识、技术、经验、资金、人才、信息、基础设施和实验场地等服务以及协调和沟通各技术创新主体间的联系与交流，促成合作，实现技术创新的活动。其中包括评估咨询、成果转化、知识传播、风险投资、技术服务、技术转移、教育培训、知识产权等服务活动。技术创新服务的载体是各类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评估和咨询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科技信息中心、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专利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简称“创新服务机构”。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涵盖范围非常广泛，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的基础是新的科技思想和科技理论，但新科技思想和科技理论又往往难以立即表现出它的社会价值，因此需要把新的科技思想、科技理论与企业现有的生产科技嫁接，开发出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新产品或新服务。科技创新能否成功还取决于科技流动过程的实现，即新的科技思想和科技理论的产生能否及时有效地转移给科技需求者，使他们应用这些科技开发出新产品或新服务，最终体现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增值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主要取决于其经济体制和企业对技术创新服务的需求。就整体而言，其对外通常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功能：信息咨询、市场开拓、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

二、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在各国提法不一，但各国都将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始于弗里曼1987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技术政策与经济实绩》一书。1997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强调了技术创新中介在各创新主体间的桥梁作用。萨克森宁等人在对硅谷的研究中也强调了技术创新服务组织的重要作用。Nancy T，GaUini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技术转移问题。提出了设立技术创新中介组织的重要性。

综观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功能及其运行模式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的提出与发展，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含了完全竞争、产品同质、信息完全、市场出清四个基本的假设。在信息完全的假设条件下，市场交易及其前景是确定的，不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进程所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广度、深度的扩大，往往使市场主体难以获得完整的交易信息，市场个体为掌握信息支付的交易费用可能十分高昂。新古典理论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现实之间的产生了严重的不和谐。罗纳德，科斯教授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分析企业的起源和规模时，首次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其交易成本理论被其后的经济学家称为“科斯定理”。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构筑了比较完善的交易费用理论体系。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作用可以用图2来分析：

图2中，pc表示转化曲线，tc和ac分别表示在缺少创新服务体系来降低交易费用情况下的交易费用曲线和生产费用曲线，tc’和ac’分别表示由于创新组织提供了服务后的交易费用曲线和生产费用曲线。这时转化费用是指生产要素转化的成本，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博弈中支付的信息成本，生产费用是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即ac=pc+tc，ac’_pc+tc’。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转化成本不断降低，而交易费用呈上升趋势，在缺少创新服务体系来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发展到A点后将不再继续发展，此时的生产费用为M。如果由于创新组织提供了服务，使得交易费用下降，则图中的tc曲线不仅下移，而且其弹性也受大(大于Dc曲线)，此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从A点继续发展至B点后，生产费用从M下降至N。

另外，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日益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具有优化创新环境，提高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其次，技术创新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中间转化渠道，可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再次，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还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最后。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还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实施对市场的监督和调节功能。

(二)国内关于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及其服务体系的研究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的，其中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始于1996年，理论架构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组织是“中介方根据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并与技术提供方一起，参与过程操作，在取得利益后共同分享”。也有学者提出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业应建立起集“信息集散一技术评价一市场预测一决策支持一传家咨询一用户服务”六个子系统为一体的全方位服务模式，并详细论述了构成六个子系统的功能。和金生在研究我国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过程中，分析了创新中介在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以技术转化的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服务需求为依据，将技术创新中介分为交易平台型、创新孵化型、转移型、技术扩散型四种，进而分析了四种中介机构所提供服务的特点与技术转化的关系。张景安在《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中小企业成长的摇篮》一文中认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近年来我国中介服务机构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形式。柳卸林在《21世纪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一文中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并详细介绍了我国创新中介服务体系的含义、现状以及发展对策。张涛则提出以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主干构建社会化技术创新服务体系。钟荣丙认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构建应从技术推广、技术信息咨询、政策、人才、投融资、法律、技术风险等方面人手，建立起技术服务体系、政策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和法律服务体系五个子体系。

虽然国内学者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众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有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的理论研究行文甚少，往往只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一小部分，更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对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研究还留有很多空白，如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构架尚不清晰，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模式和运行机制尚未确定等。总的看来，有关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方面的研究，还只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

三、构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的实践研究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TRIZ理论；电力企业；科技创新

一、电力企业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

2012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温家宝总理继而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科技创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电力企业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经济、清洁、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基本使命，电力企业理应走在企业科技创新的前列。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是创建世界一流电网的必然要求。电网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技术密集、技术创新需求旺盛的基础产业，以电力企业为主体，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既可以解决电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又可以提升电工装备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技术研究以及社会公益研究。目前，我国的电力发展和能源利用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显著差距，单位产值能耗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6倍。科技创新可以推进电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电网。

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各电压等级电网中短路电流的不断增大，使得电网的安全运行受到严峻考验，电力企业只有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才有可能确保电网供电的可靠性，有效降低台风、雷电、冰冻等自然灾害对电网安全运行的影响。电网建设早期投入运行的输变电设备即将进入老化阶段，也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对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才有可能及时、有效地掌握设备健康状况，提高电力设备的利用率。由此可见，电力企业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电网科技水平，是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实现电网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是打造国际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目前正是国家电网构建“三集五大”体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攻坚期，也是加快坚强智能电网建设、深化“两个转变”的关键期，公司发展进入体制变革和管理创新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只有加快科技创新的推进步伐，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优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落实公司宏伟发展战略，更快地实现公司“一强三优”建设目标，充分适应公司发展方式和电网发展方式的“两个转变”，科学完成公司体制变革与管理创新，从而成功建设创新型企业和国际一流集团。

二、TRIZ理论对推进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基于有效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创新效率，从而使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TRIZ理论是基于众多技术发展演化规律总结出来的创新理论体系，TRIZ理论揭示了创新的内在规律，贯穿于创新的整个过程中，有助于科研人员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以新的视角进行问题分析，明确创新的探索方向，加快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速度，从而大大提高科技创新的实现效率。

TRIZ理论起源于1946年，当时以海军专利审查员阿奇舒勒为首的一群来自不同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前苏联学者，经过50多年的时间，对250多万份专利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并对其中的四万份有的放矢的进行了重点归纳、提炼、总结和重组，在结合多门学科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基于技术系统进化原理的解决发明创造问题的实用性方法体系。TRIZ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基于知识、面向用户，提供了解决发明创造问题的途径；TRIZ理论也是一种工具，它包含了阿奇舒勒矛盾矩阵、物-场模型分析、物理矛盾分离原理、最终理性解（IFR）、发明问题解决算法（ARIZ）、八大技术系统进化法则、40个发明原理、76个标准解法和101个效应知识库等实用性理论工具；TRIZ理论更是一种哲学思想，其对理想化、功能性、矛盾、资源、空间、时间等问题开拓了创造性思维。

转贴于 　　TRIZ理论不仅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还可以加快发明创造的进程，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技术领域，已经为众多企业获取了显著的创新效益。美国已有数以百计的公司开始研究和应用TRIZ理论，其中福特公司利用TRIZ理论创新的产品可以为其带来每年10亿多美元的销售利润。韩国三星公司也借助TRIZ理论取得了诸多技术专利，2007年已排名世界第二，使企业从1997年金融危机濒临倒闭的企业成为如今市值1500多亿美元的韩国第一大企业。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也相继出现了以TRIZ为基础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并在众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中广泛采用了TRIZ的理论方法，为企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引进TRIZ理论的学习与应用相对较晚，目前已经有中国船舶、中国兵器、中国航天以及中兴、UT斯达康等许多企业开始采用TRIZ理论方法。据不完全统计，企业在应用TRIZ理论与方法后，申请的专利数量可以增加80%以上，新产品开发效率可以提高60%以上，产品上市时间可以缩短50%以上。

除了在技术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TRIZ理论现在已逐步向其他诸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等领域扩展。摩尔多瓦曾有总统借助TRIZ理论参加竞选并取得了成功；2003年“非典”期间，新加坡曾利用TRIZ理论的40个发明原理，提出了防治“非典”的一系列方法，其中许多被政府采纳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TRIZ理论已经充分吸收了其他先进创新理论方法的优点，创造出了诸多重大发明，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TRIZ理论具有非常好的操作性、实用性以及系统性，在全球推进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当今创新设计和创造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方法之一，被欧美专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三、基于TRIZ理论的科技创新平台研究

TRIZ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用价值，是一种特别适合科技创新的工具和方法，对于推进科技创新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创建电力企业TRIZ科技创新平台有助于提高电力企业创新效率，减少电力企业创新成本，加速电网建设进程，降低电网创新风险，推进电力企业科技创新的步伐，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优势。

电力企业TRIZ科技创新平台，以推广应用TRIZ理论为基础，以服务电力企业实践为目标，通过在企业科技人员中开展TRIZ理论培训，使TRIZ理论能够在电力企业得到推广和应用；通过对电力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行创新资源的充分交换，从而推进电力企业科技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从功能上可以将电力企业TRIZ科技创新平台分为推广应用平台和技术创新平台两个部分。

电力企业TRIZ理论推广应用平台的主要作用是：宣传普及和推广应用TRIZ理论，利用TRIZ理论培训师的力量，引导更多的科技骨干投身于企业创新实践活动。该平台以TRIZ理论培训基地和TRIZ理论培训师为依托，开展多种层次、多种途径的TRIZ理论培训，普及TRIZ理论前沿、特点及应用优势，为电力企业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其职能主要包括：TRIZ理论培训及推广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开展TRIZ理论普及与系统培训，提供创新咨询服务，统计分析TRIZ理论培训效果。同时，该平台还应加强网站建设，在电力企业局域网内建立TRIZ理论知识学习模块，把TRIZ理论的主要内容共享到系统局域网内，利用局域网开展TRIZ理论基本内容的学习和TRIZ理论应用于电力企业科技创新实践的探讨，使TRIZ理论为推进电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奠定基础。

电力企业TRIZ理论技术创新平台的主要作用是：在TRIZ理论推广应用平台的基础上，组织经过TRIZ理论培训的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针对电力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实际，应用TRIZ理论的诸多方法与工具，对电力企业实际问题和电网发展实际困难进行分析，为科技创新中的矛盾、冲突提出解决措施，进而指导开展具体的科技创新工作，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最后，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组织具有专利申请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专利的创造、申请、应用和保护等工作。

　　电力企业TRIZ科技创新平台旨在在TRIZ理论推广应用的基础上，为电力企业提供未来科技发展趋势预测和创新矛盾分析；围绕电力企业的发展需求，确定适应企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运行机制，发挥TRIZ理论对电网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TRIZ理论培训，培育电网创新力量，培养企业创新人才，调动人员创新精神，加强创新资源共享，创建技术创新团队，实现创新技术互补，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与能力，最终实现电网发展战略目标。

四、结论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

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到底应该如何培养，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今年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申报成功，下设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湖南农业大学也将技术创新管理课程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故此，引发了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涉农产业对技术创新管理人才的需求，应该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推动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获得核心竞争力。那么如何从涉农产业和企业的需求入手，培养好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从分析培养现状入手，然后，从涉农产业的需求并结合农业院校的优势资源对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方式进行阐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检索各大期刊数据库发现，目前直接开展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研究的较少，仅有国内学者汪传雷等在《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探索》中指出，对其搜集的22所设有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硕士点的高校课程设置进行整理发现，有77.3%的高校开设了技术创新管理方面的课程，位居榜首[1]。为了能够充分剖析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为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下专门从技术创新管理的研究内容和技术创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对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分析。1.1技术创新管理研究内容为了对技术创新管理研究内容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主要通过对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书籍篇章布局来梳理技术创新管理的研究内容。国内学者吴贵生在《技术创新管理》一书中，阐明了技术创新的理论，内容涉及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技术选择、研究与开发、新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技术转移与交易、技术信息与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和组织管理等[2，3]。2011年编著的《技术创新管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路》在阐述了创新的概念、类型、作用、运行规律和管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独特的创新之路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理论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中国产业和企业创新案例来说明其观点[4]。国内学者赵晶媛在《技术创新管理》中，系统地阐述了技术创新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内容，论述了技术创新战略管理、项目管理、过程管理、风险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介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及其各自特点、技术创新的测度与评估、技术创新能力与培育、技术创新组织与激励，为技术创新管理者提供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和实践操作技巧[5]。国内学者雷家骕、洪军在编写的《技术创新管理》中，将技术创新管理分为了四个模块：第一模块，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技术创新的模式与发展；第二模块，是技术创新的实现过程，包括前景性高技术的获取与破坏性创新、企业的生产及工艺创新、企业创新中的技术整合、企业的市场开拓与服务创新；第三模块，是企业创新的管理，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要素；第四模块，是技术创业，包括创新的特殊实现形式———技术创业[6]。国内学者周寄中在《科学技术创新管理》中，先按管理科学的四大管理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对科技创新管理的对象展开论述，依次包括：国家科技计划、科技创新战略、科技活动组织、科技创新与成果商业化过程、科技创新的评估控制与激励，然后，从当今科技创新管理的五个重要方面进行剖析，主要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市场和技术中介，智力资本、知识产权与知识管理，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产业、企业技术竞争力，以及国家创新系统和科技创新文化[7]。1.2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应该既包括专门的学位教育，也包括继续教育和相关培训等。但是从目前查阅的资料来看，尽管有些地方开展了技术创新管理的培训，但是由于资料不够全面和具体，因此，仅通过对专门的学位教育了解一二。设有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硕士点的高校网站，仅有中科院大学对技术创新管理培养的目的、要求，以及主要内容等列出[8]。主要讲授技术创新管理的研究进展，以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原则，整合技术、管理和创新政策等知识，培养既熟悉技术又懂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以理论性评价与研讨为主，辅以有针对性的案例。学习要求主要有4点：①掌握技术创新管理和创业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②通过案例讨论熟悉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流程和实践；③能够针对企业创新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诊断分析，提出优化和改进建议；④初步具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建新企业及进行创业企业管理的能力。由于其采用的是周寄中老师的《科学技术创新管理》一书作为教材，因此，其教学内容与书中内容保持一致。综上所述，随着技术创新备受瞩目，技术创新管理也愈发受到重视，但是关于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内容却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体系，这自然也体现到了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上。

2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思考

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伟大目标，从当前涉农产业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实际出发，结合农业院校的资源优势，摸索出符合涉农产业需求的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模式。2.1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结合涉农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需求进行人才培养。由于不同的产业对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既有共性，又有所区别。对于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必然要围绕涉农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需求来开展好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设计。但涉农产业和企业对技术创新管理的需求分别代表了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需求，如何将这两个层面的需求转化为培养内容，需要对涉农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并发现其内在联系，以形成科学合理的培养体系。二是，如何将农业院校资源优势转变成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优势。技术创新管理是要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其培养内容和方式都具有独特性。如何把农业院校已有的涉农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培养优势，需要在对涉农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农业院校的学科门类和专家资源丰富等优势，通过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使更多的农业院校的专家资源、平台资源等走进涉农企业，更好的支撑本地社会经济发展。2.2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定位首先，根据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需求对培养进行定位。在涉农产业中选取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作为样本，研究涉农企业对技术创新管理人才的需求趋势，然后，对已开展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机构，进行调研了解技术创新管理人才的培养效果和职业发展趋势，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管理人才需求趋势及职业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明确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提供可行性保障。根据从食品产业和生物产业部分企业了解的情况来看，企业需要的技术创新管理人才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能够提升企业内部研发管理的人才，二是，能够从外部引进技术并在内部实现产业化管理的人才。从企业需求定位来看，培养内容将主要涵盖研发管理和技术转移的内容。然后，积极借鉴已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培养机构的经验，对培养方式进行定位。通过对农业院校技术创新管理培养情况和培养资源进行分析，然后，再与综合性院校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培养有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农业院校开展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比较优势。同时，对国内外技术创新管理培养的背景、内容和效果等进行分析，预判农业院校开展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非常，在培养对象的选择上就要主要选择那些有一定技术背景的人，或者对技术管理有一定经验的人，在培养形式上除了必要的理论传授以外，需要更多的配以研讨、实例分析和技术创新管理模拟等。最后，充分发挥农业院校资源优势，使人才培养与产学研合作融为一体。依据院校的资源特征、技术创新管理人才需求趋势和就业趋势，以及院校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比较优势和发展趋势，采取避强定位的方法，差异化地对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进行定位。依据农业院校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定位，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农业院校的教育资源优势，以建设一套符合农业院校特点的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湖南农业大学的动植物科学领域、农业科学领域的ESI学科排名进入全球前1%，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畜牧学4个一级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全国前十，这说明学校在这些领域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涉农产业的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学科专家团队的力量，聘请这些专家为学员讲授科研的历程，研讨与企业合作的经验，让学员通过生动的案例掌握技术创新管理的精髓，同时，也帮助学员聚集一批专家资源，全面推动产学研合作。

3结语

上述关于农业院校开展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的思考，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全国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培养的资料仅通过网络进行搜集，没有专门向各个机构索取；二是，涉农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需求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对若干业内人士的访谈形成，没有通过调查问卷进行大范围调研。今后还将在这两个方面，对农业院校开展涉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人才培养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

作者:史敏 罗建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汪传雷，乐亚鸣.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探索[J].中国市场，2013，（17）：88-93.

[2]吴贵生.技术创新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3]吴贵生，.技术创新管理（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吴贵生.技术创新管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5]赵晶媛.技术创新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6]雷家骕，洪军.技术创新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加速科技进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真正使科学技术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跨世纪持续高速发展的战略性共识。但要把上述战略认识切实变为可操作的步骤、可实施的进程和可期待的效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理论、现实与问题

1．1　技术创新研究的情况

国内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创新问题的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是基于下述几点认识：［（1）］［（2）］

（1）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科技进步的贡献甚微。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形成鲜明的差距。

（2）在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差。换句话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较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显得相对滞后。

（3）“滞后”的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的相互分离，以及科技系统内部、经济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

（4）根据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形成“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从而使科技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5）技术创新是连结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而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桥梁”的设计和建造。

（6）技术创新将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它是产、学、研协同的结果。

据此，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已成“常规科学”，文献浩繁。［（3）］［（4）］［（5）］研究者对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动力与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管理及相关政策环境等问题都进行过富有价值的探讨。与此同时，在中国兴起了一股组织创新热潮，一大批科技园区、开发区、中试基地、创业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r＆d机构等应运而生。于是，有关这些新机构的“机制”、“风险”、“能力”、“管理”和“政策”的研究，又得以进一步展开。［（6）］这些实证的与规范的研究已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政策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创新研究热潮冷静地作一点反思，就会发现，上述几点认识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还远不够完善。

首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不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是坏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乡镇企业的成长曾主要依赖于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最终却成了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其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实力要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从局部看，却是个结构失调问题：科技在“先进性”的旗帜下勇往直前，而经济领域所需要的科技却存在“短缺”现象，生产技术尤为落后。

第三，在创新主体普遍“缺席”的情况下，许多政策选择难奏成效。因此，技术创新研究如果仅仅去研究“架桥”方式的话，是很不够的，还需研究原有科技、经济系统的“搭桥”需求，研究促使其自觉“架桥”的机制，以及如何去降低“架桥”的风险和成本。由此，才能找到从制度上确保创新主体到位的途径。

第四，创新研究中的某些目标和政策选择间的逻辑链条并非总能成立。比如，缺乏创新激励，就诉诸产权明晰；创新有风险，就搞风险投资公司；强化中间实验，得建中试基地；企业技术能力弱，须组建r＆d机构；要使高技术产业化，可以搞园区……最后免不了优惠政策。事实上，产权明晰并非激励机制形成的唯一条件，模糊产权亦能带来动力；风险投资公司只能解决有限的“激进创新”的风险分担问题，而大量的渐进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些对中国尤为重要）却不一定要风险投资公司的介入。弗里德曼曾说，美国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由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来提供资金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资金来冒险”。（［（7）］，p．37）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那才是件冒风险的事、至于中间实验，它确是创新的必经环节，但把它“实体化”为一个基地，是否就是一种优化的选择？现实中的不少中试基地，往往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结构，其结果甚至与初衷相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何在呢？企业建立r＆d机构当然不失为必要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不少企业的科技人才却处在闲置状态。在某些高科技园区，真正的高技术也并不一定“热门”，这又是为什么？

第五，我们提出过不少“一体化”命题，如产学研一体化。技工贸一体化等，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使它也能体现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效益？

第六，一些创新研究往往具有“科技推动型”色彩：给定一项技术，然后去研究小试、中试、批量生产乃至市场销售等各环节面临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型式：从企业出发、面向需求的创新研究。

以上考虑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技术创新开展不力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是，现存经济体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尚不能带来强大的创新激励。因此，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课题。

1．2　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技术创新问题决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现的新问题。实际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早在建国之初就已提出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各地还开展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强调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展过设计革命，并总结出了“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七事一贯制的设计方针，也很注意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重视生产现场，实行过“现场中心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还曾提倡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的结合等等。［（5）］可以说，几乎所有关于技术创新的重大问题都在改革开放前就曾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导向、行政干预以及自相矛盾的技术观，使科技—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了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这里面固然包含着像资源配置的优化、闲置设备的利用和管理的增进等因素，但也表明了技术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953—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75．67％是靠资本投入取得的；1978—1990年间，这一数值仍高达50．9％（［（8）］，p．52）。问题倒不在于资本高投入本身，而在于对资本的粗放使用和浪费，在于劳动对极为稀缺的资本的“剥削”。［（9）］

这种对“资本”的不负责任，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误配、闲置和流失，使如此巨大的“直接生产力”难以形成相称的有效供给，结果，国有企业在各省区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竟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10）］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有效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

我们曾对东北地区四十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试基地进行过调查。其中虽不能说没有较为出色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创新不力的长期性、普遍性和系统性，使我们有理由对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表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

（1）技术创新只是次生的（secondary）的问题。对资本的低效使用才是原生的（primary）问题。它又导源于低效的企业制度。

（2）在经营者获得了相当的自以后，重建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已变得极为迫切。

（3）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相当困难的。

（4）没有一套万能的不随时间和产业技术特性变动的企业制度。正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下，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

2．关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只能被囚禁在“超稳态”陷阱之中。创新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哪种创新更为基本？对此曾有两种观点的对立，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技术决定论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11）］它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其强有力的辩护者。比如，以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怀特等等。技术决定论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说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是技术内在逻辑的产物；二是说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对于凡勃伦、奥格本和等人来说，这种状况就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进程；而对于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来说，这只是近代以来由诸多因素汇合形成的特有景观。我们把前者称为强技术决定论者；把后者称为弱技术决定论者。强技术决定论者的证据大致有四个：一是“独立多重发现和发明”现象；二是发明的渐进性和累积性；三是发明的可预见性；四是技术—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前三个证据确证了技术发明的必然性，第四个证据则表明了社会变迁的被动性。正因为打破均衡的发明因素，才引致了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社会哲学的接续变革。对于弱技术决定论者来说，技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只是现代的事情。正是由于人们对超越性存在的忘却、人类思维方式的技术化、人们对技术优越性的信服，才使得技术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努力变成了同一件事。从而，技术最终摆脱了任何力量的控制，获得了自主性。这样，不适应技术的制度必遭淘汰，只是那些事奉技术的制度才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些制度实际上也就成了技术本身。而这正是时代悲剧之根源。无论技术在前现代是否同样重要，也无论当代的技术化是否是人类悲剧，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已为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论据。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nyi）曾强调［（12）］，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循着这一思路，诺思（d.north）等人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13）］。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人类组织的成败决定着社会的进退。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何以成功。反之，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诺思甚至表明，即便没有技术创新，单是制度创新亦能实现经济增长。诺思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再认识，似乎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他看来，对产业革命的技术解释是无效的。产业革命中的创新要追溯到产权制度。正是较为有效的产权界定，带来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改善与扩张，进而导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随之上升，这刺激了组织创新和市场的再度扩展。正是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钱德勒（a.chandler jr.）对美国工业企业史的研究似乎也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论据。［（14）］国内亦有学者支持制度决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15）］，p．17）

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1）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2）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变迁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制度创新比起技术创新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反之，在社会的相对稳定期，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矛盾主要方面。

更一般地说，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关系，其实质是人—人关系与人—自然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系统的控制规则，那么这个系统只能在更大的系统即人类—自然系统中存在，并以后者为其实现进化的必备条件之一；技术虽然是人类—自然系统的控制规则，但人类需要和应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社会系统存在和进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供给，所以它对社会系统而言的本质作用，与其说是实施控制，不如说是取得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和技术分属人类行动的两个层面，只是通过人类需要这一中介，两者才发生密切的关联。打个比方，任何一个具有确定功能的运动系统（如汽车或导弹），都有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还是动力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的争论呢？我们又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的改善决定了动力系统的改善，还是动力系统的改善决定了控制系统的改善”这一争论呢？或许可以说，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对于整个运动系统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在特定时期，某一系统的问题则可能变得尤为突出。

在此需指明的是，上述比喻并不一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能够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随便操纵的可准确预见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我们只是想在制度和技术之外，突出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人类通过对制度—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失灵的认识和应战，最终带来了社会的进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和技术仅仅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尽管其中可以置入特定个人或阶层的目的），我们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摆脱当下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3．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研究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最终判定两种决定论谁是谁非，而是期望从中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理论要素，拓展一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借此强调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3．1　互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一项颇令人着迷的智力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对“转轨”问题进行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已成为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重大课题，已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16）］［（17）］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分析，尽管看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但并没有试图着力分析其间的作用机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尝试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重要性进行计量分析。［（18）］

我们的选择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国业已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而且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的灵活的企业制度？这绝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变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过程；二是企业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基本单元，搞清楚这一环节和市场及政府的关系，找到使这一环节充满活力的途径，对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形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3．2　方法的考虑

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洞见了技术和制度变迁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恰在于它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掉的所有要素：制度、技术、国家和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诸如交易成本、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 rider）等问题的重要性，受经济本身发展的时代局限，不能不造成其分析上的某些缺欠。［（13）］

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较为锐利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使我们有可能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竟拥有同一个核心假定，即“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19）］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就可以对制度和技术，也就是对两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正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活动、创新活动、市场活动，还是改革活动、寻租活动，最终都引起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将带来其间相互关系的变革。

这样，创新就是社会中自然人、法人为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重新塑造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过程；只有当创新主体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这既是支配创新的动机，也是一切创新主体决定其是否采取创新行为的最后判据。

以上述考虑作为创新研究的一个基点，必然导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研究以个人行动和交互行动（transaction）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力求找到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也许，由此会引发学科性的纷争：这到底是创新的社会学？还是创新的经济学？它也曾使我们疑虑许久。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冒社会学传统之大不韪，果敢地以“理性行动”重构社会理论的基础时；当我们得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森（o.e.williamson）号召人们关注组织社会学成果时；［（20）］当我们从创新社会学家凯龙（m.callon）等人那里读到他的名言——创新者是不管学科界限的异质工程师（heterogeneous engineer）时［（21）］，我们感到学科界限毕竟是次一级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的探索，有可能为我们对技术创新问题乃至那些已经很长时期烦扰着我们的现实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认识，找到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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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士续：“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良性循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no　12。

（3）　关士续、刘庆有、孟庆伟：“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软科学》，1993年，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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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盛洪等：《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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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19）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