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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实质

货币政策的实质

货币政策的实质范文第1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的实质范文第2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 La 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 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 Meta System 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文秘站: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 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货币政策系统产生突变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具备才能产生突变。事实上,它们之中的某几个组合也可能产生突变(见图2)。

四、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评价研究

经济现实中,在某一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系统的主要变量利率、信贷、汇率、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变化态势,或者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体上是稳定的,但是在其局部,货币政策系统主要变量却不断地在系统内起伏、波动,产生涨落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安全,使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货币政策系统制度结构、功能等非均衡演化导致系统的风险积聚,从而系统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系统演化状态,表现为货币政策系统在某种条件下的突然崩溃,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恶性经济现象的爆发,所以本文将采用货币政策稳定度指标来衡量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

由于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和突变性特征,因此本文运用基于突变理论的突变级数法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系统进行评价研究,以验证上述的理论分析。

突变级数法以突变理论为基础,从系统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入手建立系统的评级指标体系,由于系统的状态发生突变是由落在分歧集内的控制变量引起的,所以可以根据这一特性来建立评价模型,最终达到对复杂非线性系统的认识。突变级数的评价方法综合了现有层次分析法、效用函数法和模糊评价法等评价方法的优点,并且无需对指标赋予权重,突变级数评价方法通过对分歧集的归一化处理,得到一种突变模型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而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常用的突变模型及其归一公式如表1所示:

其中,x为系统的状态变量。V(x)为x的势函数,a,b,c,d为控制变量,系统的平衡曲面方程是通过对系统突变模型的势函数求一阶导数V'(x)=0得到,系统的平衡曲面奇点集是由突变模型势函数二阶导数V''(x)=0得到,通过联立一阶导数方程V'(x)=0和二阶导数方程V''(x)=0可以得到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如果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满足分歧方程,那么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突变。

归一公式是运用突变理论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判断的基本运算公式,其主要思想是转化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使其归一化,即将系统内部中不同质态的各控制变量通过归一化处理转化为同一种质态,以便于进行相互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从而得到系统评价系数,即系统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结果。

基于突变级数法,综合分析评价系统时,需注意以下三种常用的评价准则:

非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不能互相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不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变量值的选取应遵守“大中取小”的原则。

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可以相互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值的选取应为通过计算各控制变量获得的状态变量的平均值。

过阀互补准则:若在系统中只有各控制变量要求达到一定的阀值后,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才能相互弥补其不足时,状态值的选取应遵守按过阀值后取平均值的原则。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系统的构成、突变机制以及可操作性,从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目标和外部经济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突变级数评级理论层级指标一般不超过四个的原则,对层级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因子提取,选取信贷增长率、居民储蓄增长率、M2增长率、实际利率水平、实际汇率水平、股票市值/GDP、市盈率、股指波动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GDP平减指数、负债率、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贸易差额/GDP和外汇储备/M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顺序,最后确定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定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以货币政策传导为例,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求解相关系数矩阵及其特征值,如表2所示。

(二)实证研究

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底层原始指标具有不同的取值范围和度量单位,没有可比性,所以根据下式,所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转化到0~1之间,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

指标X11由X111、X112、X11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1=MIN(X1111/2,X1121/3,X1131/4),指标X12由X121、X1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12=MIN(X1211/2,X1221/3),指标X13由X131、X132、X13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3=MIN(X1311/2,X1321/3,X1331/4),指标X22由X221、X2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22=MIN(X2211/2,X2221/3)。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4所示。

指标X1由X11、X12、X13、X14构成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X111/2+X121/3+X131/4+X141/5),指标X2由X21、X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2=MIN(X211/2,X221/3 ),指标X3由X31、X32、X33、X34构成非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MIN(X111/2,X121/3,X131/4,X141/5)。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5所示。

指标X由X1、X2、X3构成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X11/2+X21/3+X31/4),经计算得到1993—2012年间的X值见表6。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将结果转化为折线图为:

五、结论分析

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1993年、1998年、1999年、2008年、2009年、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度较低,199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增速高达58.6%,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加剧了商品市场的供给情况,造成了当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21.7%,产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结构失稳,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内部涨落因子的扰动使得我国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系统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

1994—199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轻骑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回落,与财政政策配合,1996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运行较平稳。虽然这一期间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抑制,但是由于此次调整力度有些过大也为后来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

1998—1999年,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重挫,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上一时期经济调整力度过大,加之外部环境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同时,多年来货币政策系统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动荡、国内洪涝灾害的冲击扩大了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效应,使得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较低。

2000—2007年,针对上一时期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效应,货币政策系统趋于平稳。

2008—2009年,200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2008年上半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自2008年7月至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就业压力明显加大,给经济平稳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外部环境效应以及系统内部之间的反馈效应和元素效应加剧了货币政策系统的随机涨落,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2010年,为了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提振市场信心,这一系列政策的效应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作用,货币政策系的稳定度也有所提高。

货币政策的实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非中性;货币政策;有效性;有效域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5-43016-05

一、货币非中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商品内生于经济制度中

货币,这里指贵金属货币,是从商品界分离出来的,用于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具有内生性。一方面货币本身是商品,具有价值,其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另一方面,货币是价值形态的最高发展形式,它的供给量由社会对它的需求及货币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马克思指出:“这种排挤最终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商品上,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价值形态发展到货币后,商品中的几个对立,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货币作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代表,同一切商品相对立,其他商品的社会劳动要实现,都必须通过同货币的交换来进行。

(二)货币的性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货币作为一般价值表现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转化为私人的私有权力。一方面,对这种权力的追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以追求货币形式的价值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会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不仅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而且一切资本都必须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再生产扩张的起点是企业对实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如果企业不握有足够的货币,或不存在订货刺激即需求的牵引,即使客观上存在可以利用的资源,再生产规模的扩张也无从实现。因此,就规范经济活动而言。被资本积累制约的生产决策是第一位的,而货币事务则主要是一种启动生产使之达到这一水平的反映力和联系力。

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增大伴随资本构成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积累增长,更多新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资本构成提高,资本中可变部分相对减少,生产所需劳动力相对减少。但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只是就业增长率不及资本积累增长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的内生性表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流通速度。货币作为一种被动的因素去适应市场上商品价值的变化,并且通过货币贮藏这个“蓄水池”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和贮藏功能会使买卖严重脱节,这种脱节的宏观表现就是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差异,使经济的非均衡成为这种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另外,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货币供给量会影响物价水平的稳定,当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的供给增加时,货币的相对价值提高而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商品的供给相对于货币供给减少时,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马克思说:“我们在工业周期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完全类似的现象。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商品价格普遍降低,这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相反,在信心恢复的时候,商品的价格普遍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下降。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实际价值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国际贸易频繁。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中金的生产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首先,当国内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于价值,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商品交换或直接从国外输入来降低货币价格;如果货币的价格低于价值,会发生相反情况。其次,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准备金(即贵金属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促进对外贸易顺利发展。

(三)货币扩展形式的性质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货币供给不仅包括金属货币而且包括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并且现代经济中,纸币已取代金属货币执行流通和价值尺度职能。以银行信用、纸币为基础的这部分货币供给受法律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但以金属货币为基础的这部分银行信用和以资产抵押的商业信用仍是内生的。这使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会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波动而变化,反过来会更大程度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信用调动社会内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节约交易费用,使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比较彻底的分离,促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信用变化,会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基本矛盾,极大加强危机的程度。而且,不兑现的纸币的外生性发行的影响不同于货币商品的内生性运动,它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成为现代经济影响物价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然,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它可能是由供过于求或生产的技术条件变化而使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长等原因引起。

综上所述,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非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最终不仅能影响名义价格与名义工资等名义变量,而且能影响实际产出等实际变量。这要求政府应实施符合经济规律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或利率,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存量,促使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因此该货币规律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适应,对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国经济发展同样适用。

二、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资金格局逐步完成了从财政资金主导型向信用资金主导型的转换,特别是1998年以来,中央银行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货币政策由政策干预为主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变,已基本建立起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日常性操作工具,法定准备金为主、货币市场利率为辅的操作目标以及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调控机制。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已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市场供求结构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生产过剩;经济结构调整虽有实质性进展,但矛盾仍然突出;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国际供给过剩,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在这个经济阶段,通货膨胀已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就业压力将持续居高不下,这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

考察中国近年来货币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图1中看不出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有任何确切关系。这意味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与物价上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不像货币中性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货币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长期充分就业的影响需建立相关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与实证分析

(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借鉴

在公式Em=p+y+u+b中,Em代表货币政策有效性,p、y、u和b分别代表货币政策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国际收支平衡属于会计范畴,不像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那样拥有简单衡量指标,同时也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日趋增长,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故对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存而不论。这样就可以得出封闭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简单模型:Em=p+y+u,其中p、y、u分别代表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失业率。

(二)实证检验

1.检验标准:有效域的确定。为验证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的有效性,即其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拟合程度,进一步设定y为7%~8%,p为5%,u为5%。中外理论界几乎公认7%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警戒线,即没有7%的经济增长率,会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另外,5%的通货膨胀率基本可以承受;而中国就业压力太大,要把失业率真正控制在5%以内不易做到。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模型所规定的客观货币需求量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一种趋势。它的有效值域为17%~18%这样一个闭区间。

2.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中国实际货币需求的拟合程度检验见表1、图2。1985-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需求增长情况分为三类:(1)实际货币需求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主要发生在1987-1989年和1992-1996年,是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18.18%,发生了严重的抢购商品和挤兑银行存款风潮。1992-1996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93-1995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4.7%、24.1%和17.1%。(2)实际货币需求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这发生于1990-1991年和1997-2006年。自1988年发生抢购挤兑风潮后,中国开始整治经济环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实际货币需求萎缩。1989年和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仅为4.1%和3.8%,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最低的两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深受影响,内需不足,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直到近几年,程度才变缓。(3)实际货币需求处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发生在年际交界的部分,带有偶然性。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与实际货币需求几乎完全拟合。

3.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实际货币供给检验。从表2和图3看出:1986-1997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大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1998-2006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均小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其中1985年、2001年和2005年,中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已进入或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有效值域之中;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1997年以前是通货膨胀,1997年以后是通货紧缩,2000年后稳定物价的情形基本一致。

4.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的分层次实证检验。由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面对的只是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中的某个问题而不是全部问题,其货币政策选择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为此,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Em=p+y+u可拆分为:Em1=p,Em2=y,Em3=u。

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目标各自的有效值或有效值域一如从前假定。中国的CPI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也如上文说明。对Em1、Em2、Em3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从图4可见,1986-1989年,1992-1996年两个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高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1991-1992年、1997-2006年两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低于物价稳定的有效值。这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从图5可以看出:1986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87-1988年和1992-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远高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7%~8%,但这两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伴有通货膨胀的压力;199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接近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有效值域。处于理想状态;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有过热倾向。从图6可知:1985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低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模型中所设定的失业率的有效值域5%,这是由于中国的失业统计不完整所致,众所周知,中国的失业压力比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严重得多。

四、结论及对策

货币政策的实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822

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原因和发展战略等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遇到这种异质的空间特性,势必会出现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像发达国家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这是由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部门固有的异质性所决定的。我国在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金融差异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传导效果,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遭遇结构性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及宏观调控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假定各地区同质性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各地区异质性问题。笔者认为应给予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足够重视,并提升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构。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界定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对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没有关注国内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隐含的假设是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存在差别。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同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经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金融及产业部门的传导,必然会出现区域效应的差异。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笔者搜集相关文献,从中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以此为依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出界定(见表1)。

从上表可知,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中,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性。将区域经济差异性作为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分析起点和基本逻辑前提,从而承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原因是经济差异性。

二是强调统一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还是同一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是在国家或国家联盟这一“区域”概念中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决策的集中性和统一性。

三是强调差异性反应。不管是从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从实体经济变量方面来考量,统一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是研究的落脚点。

四是强调差异的空间性。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属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范畴,是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的空间非一致性,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否相同,焦点在政策影响的空间结构上。

五是强调了比较性研究视角。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是否具有同等的作用效果。

六是强调了一种整体性思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损害了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

七是暗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途径:即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在具有差异的不同区域传导过程中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内生因素。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表现形式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在国内外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经济金融的各个部门存在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但其同时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差异化效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直至市场出清。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由于政策限制、自然垄断、投资环境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预期等诸多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市场自身无法做出均衡调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不同区域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使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效果。王晓青、李云山(2004)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以及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东、中、西”等结构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成效较好,支持“三农”的政策在农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效果明显。信贷政策在东、中、西部不同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增长模式、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下,必然出现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见表2)。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张志军(1999)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差异较大,货币乘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因为区域乘数差异而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上调能够减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收缩其信贷能力,但这种信贷收缩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资料实证显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2010年和2011年最近两年中央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地区效应来比较,2010年中央银行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合计0.5个百分点,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共计3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为敏感(见表3)。

(三)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我国现行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紧急再贷款、扶持发展性再贷款、头寸再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以支农再贷款为例,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大对地区间支农再贷款限额调剂的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粮棉主产区,但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限额、利率、期限、条件、权限等方面的影响下,区域差异显现,再贷款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不足。

(四)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

公开市场操作以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区域货币市场证券化程度的差异,使得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比中西部金融机构较敏感。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主渠道下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多的货币供给。这就使得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

(五)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

王维强(2005)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王煜(2000)认为,我国再贴现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政策,对西部不利,因为相对于东部来讲,西部在商品交易秩序、商品信用等方面相对较差,票据市场发展缓慢(见表4)。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与我国各地区较为显著的金融资源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文献也指出,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等都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体制改革路径

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资源统一配置,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随着央行制度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逐步从国家信贷计划中独立出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信贷资源在微观层面的配置。在经济转轨初期,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和市场发育不足问题,在各经济部门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分布的失衡,货币政策差异化效应也演化为非均衡效应;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金)在微观上整体缺乏效率,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区域金融压抑,客观上加剧了差异化效应;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注重转换央行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的深化阶段,区域金融布局从行政性均衡向市场化非均衡发展,资金配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利益为导向实现跨区域流动,融资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效应从无差异到区域差异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历史渊源。

(二)市场化进程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同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资金来源上来讲,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素流动性较高,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较低,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多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高投资、高收益、高收入、高储蓄”这样一个资金供需的良性循环中,而欠发达地区积累严重不足,资金吸纳能力较差。这些基于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异,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三)资金报酬率

从微观层面来讲,区域间资金报酬率的不同或许才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刺激要素流动的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作为要素的资金本身,其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鉴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地区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如果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信贷政策区域效应中呈现的资金流向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决定的。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根本对策

近年来,人民银行也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2005年,人民银行开始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具有差别化功能的定向票据。2009年,开始实施差别化的房贷政策。 2012年,首次放宽存贷款利率,为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探索经验。但这些措施大都着眼于调剂资金流动性,难以从根本上矫正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效应。

根据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矫正货币政策的差别化效应,应从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入手。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在缩小区域差异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施灵活多样的区域货币政策。

要实施区域货币政策,首先要协调货币政策决策集中性和操作区域性的矛盾。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必然性。因此,区域货币政策不能否定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只能是在体现区域差异的相机抉择原则上,分层次、有区别地实施必要的差异性操作。区域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差异,而是要缩小过度的区域差异。因为一般性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常态,只有过度的区域差异才有损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全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在此约束下,区域政府应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由此本文强调,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根本是要释放市场力量,发挥市场行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是组织而非领导关系。

参考文献:

[1]曾康霖.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J].财经科学,1995,(4).

[2]张志军.中央银行应该注意金融调控的地区差别化[J].理论研究,1999,(6).

[3]孙天琦.货币政策:统一性前提下部分内容的区域差别化研究[J].金融研究,2004,(5).

货币政策的实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基层央行;传导机制

近年来,随着央行主要职责和机构的调整,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一个宏观调控部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主要履行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提供金融服务三大职能。在这一形势下,基层央行的职能更多地体现为“执行政策”和“提供服务”两个方面。因此,在当前如何结合科学发展观有效地贯彻执行货币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就成为基层央行必须关注思考和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阻碍基层央行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因素分析

(一)传导主体方面的因素分析

1、基层央行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束缚了其职能的发挥。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多年来一贯实行大集中和大统一的货币政策。这种高度集权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增强央总行的调控力度,但却忽视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使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对基层央行来说,作为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举措上显得苍白无力,有时是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从而制约了基层央行职能的有效发挥。

2、商业银行原信贷管理体制和考核机制不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载体,是具体化的货币政策贯彻落实好信贷政策,也间接地贯彻落实了货币政策,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较为严格,大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能。一是贷款营销机制不健全、缺乏激励机制。目前商业银行上级行对基层行的考核主要集中在存款、利润等指标上,这使得基层行经营意识上“重存款、轻贷款”的倾向比较明显,贷款营销激励机制偏少于存款激励机制;而风险防范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却比较系统、完善,责任和利益明显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大城市、大企业”的信贷策略严重背离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商业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信贷投放逐渐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转移,对“三农”和众多中小企业的支持明显不足,甚至出现“马太效应”,使央行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

3、农村信用社由于内控机制不完善,难以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作用。虽然农村信用社有比较灵活的信贷管理体制,但由于其内控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有限,导致资产质量较差,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受到弱化;加之社会意识薄弱,货币政策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使农村广大的贷款需求方对货币政策知识的掌握极为有限,造成农村整体货币政策素质偏低,这又大大降低了农村信用社通过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传导工具方面的因素分析

由于基层央行可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少、权限小,且操作的灵活性不高,滞阻了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近年来,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但相关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及效果具体落实到基层央行,却受到层层削弱。再贷款的操作主要限于支农再贷款,并且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现实可操作空间比较小,并不能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扶持与引导作用。再加上业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利率的倒挂,在部分欠发达地区还呈现出萎缩的状态,因而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应。利率政策对经济的震荡作用,也因为县城经济发展不完善,严重缺乏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票据市场而大打折扣,远远低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至于窗口指导这一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下发的窗口指导性意见受时间和层级的阻滞,实施难、见效慢;而基层央行近年来虽然也尝试运用这一工具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但由于所颁布的指导意见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得窗口指导的作用更显乏力,因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

(三)传导环境方面的因素分析

现阶段社会的整体经济、信用环境存在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整体资产负债偏高;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银行支持的信心不足。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障碍较大,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风险预期。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岗和失业因素的增加使超前消费受到抑制,消费信贷难以达到有效规模,促进消费一时难以实现。四是政府部门相关配套政策的缺乏导致货币孤立和有效供给不足;居民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对货币政策反应迟钝。五是商业银行内部对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政策贯彻力度不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强化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树立货币政策观念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发展。基层央行作为货币政策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为此,基层央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全面理解监管体制改革,正确看待职责调整,尽快树立货币政策观念;要坚决转变由总行直接调控和管理的观念,严格抛弃那种依靠监管权力保证货币政策实施的依赖心理;要重新审视和定位自身的基本职能,加强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研究,把“执行货币政策”与“提供金融服务”有机统一起来,为货币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先决条件。

(二)完善引导机制,构筑执行货币政策的协调联系体系

一是要建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监督约束机制和考核评比机制。为保证货币信贷政策及窗口指导意见落实到实处,要切实加强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情况的督导和考核,制定相关的奖惩办法,通过定期通报来防止窗口指导意见成为“一纸空文”,并督促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二是要建立良好的外部合作和协调机制。基层央行要围绕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通过召开金融联席会、银企座谈会等形式,构建一个政府、企业与银行三者之间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向政府和企业传达总行的货币政策意图,通报经济金融的运行状况,以实现信贷供求信息的“双向对流”,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更具权威性和实效性。同时还要加强与银监会各分支机构的沟通、协调,实现监管资源共享,但必须注意避免演变成为指令性的干预机制。

(三)深入调查研究,为上级行科学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基层央行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把调查研究作为本行的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运行情况,建立全面有效的信息悼念反馈机制,为上级行科学制定货币政策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基层央行只有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从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地方经济发展中捕捉线索,从信贷投身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资金的变动等环节中发现问题,据以提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执行意见,并对金融机构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窗口指导”,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能。同时基层央行要及时把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上级行,提高上级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并为上级行制定有利于增强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的区域性货币政策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

(四)深化商行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轨道

一是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并促之加强成本管理和利润考核,提高商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敏锐性。二是强化金融服务意识,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商业银行应积极进行服务意识和经营理念的创新,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正确处理贷款营销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改变目前贷款集中“垒大户”的局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上下联动的金融创新机制,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实行差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色的信贷评估体系,加强与抵押担保部门的协作,采取切实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引导商业银行建立科学的信贷约束激励机制,提高与业绩挂钩工资的占比,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灵活运用工具,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地区性经济基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这就需要国家在金融扶持方面实行区别对待,适当赋予基层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有一定的自和灵活性,如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央行一定限额内向辖内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审批权限,给予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央行一定的典型示范贴现业务办理权限等,以增强货币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同时,要尽快建立一个多元化、高效率的货币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一个功能完善、发展全面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货币政策的高效传导,提高货币政策的动作效率。

(六)推进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

加强征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之一,同时也是从根本上消除逃废银行债务、防范金融案件、强化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有效举措。为此,基层央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当地政府一道,加强信用宣传,推动辖内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大力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工作,不断更新银行信贷登记系统,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采集管理和披露机制,为各种服务对象搭建信用平台。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增益机制,对失信者进行联手金融制裁,对守信者给予信贷和金融服务上的支持,从而不断推进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通畅的外部渠道。

(七)提升员工素质,为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创造条件

多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基层央行难以引进高素质、高学历专业人才,基层员工普遍存在低学历、老龄化现象,整体素质不高;加之业务培训跟不上,使得精通货币政策、擅长宏观分析研究、熟练掌握中央银行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匮缺。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员工整体素质、工作水平和专业化技能已是当务之急。一要进一步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竞争激励机制,对特别优秀的人才应给予破格提拔。二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鼓励员工自觉“充电”,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外出深造等形式的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三要鼓励员工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应对经济环境变化对实施货币政策带来的新的挑战和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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