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络环境；农村历史教学；操作流程；要注意的问题
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是实现初中历史教学中探究学习、协作互动的有效途径，也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知识具有过去性和不可重复性，历史是过去了的人和事，它不可能象物理实验那样让我们直接去体验，我们只能凭借前人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来认识历史。但这些历史资料又不可能让学习者全面地接触到，而历史学习者又必须全面地认识历史，这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难题。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环境教学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我们可利用网络环境将历史文物或历史遗址的图片、录像片等转化为数字电影模式的文件，并配以解说或录音，可以模拟出需要的情景用于教学，从而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和仿真实体验，这就大大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知识之间的距离。在整合方法上，强调‘融合一体’；在教学效果上，追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初中历史课程网络环境的学习模式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教学活动中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客体的承担者”。而教师则“‘退位’到学习的帮助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一、操作流程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尝试着网络环境下历史课程“探究――互动”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操作流程为：
教师：创设情境呈现任务启发指导展示成果激励评价
学生：进入情境自主探究协作互动递交成果客观评价
现以《红军的长征》的教学活动为例予以说明。
1.导入激趣，创设情境
教师能否在上课伊始就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就得看他的课堂导入如何了。在上课伊始，学生一打开课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长征”二字和体现着长征精神的画面。点击“导入新课”，呈现的是《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雄壮的画面，激昂的歌声，将学生带到了红军长征的氛围之中，学生的情感被激活了。在随后的探究——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选择电视剧《长征》中的歌曲《十送红军》作为背景音乐，使学生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之中都沉浸在长征的氛围之中。
2.呈现任务，自主探究
在调动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后，可让学生点击“探究学习”栏，了解这节课所要达成的任务：①红军不长征行吗？为什么？又为什么会由“不抵抗”变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带来了什么影响？王明的“左”倾错误又是怎样产生的？其主要表现和危害在哪？②结合正反两方面的史实，分析遵义会议确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如何理解“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③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史实后，你受到了什么启发？点击“相关材料”、“更多材料”栏，阅读王明的生平·博古、李德与在反“围剿”中作战方针的比较·五次反“围剿”动画·长征路线示意图·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老师事先提供的材料；或者根据提示查阅相关网上资源，如：“红军长征纪念馆”、“经典长征——长征中的70个经典瞬间”等等。让学生带着任务自主探究，在学生自主探究过程中，鼓励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自主质疑，对历史进行独立思考，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识。在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后，要引导、鼓励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主探究，争取自己得出结论。当然学生也可先查阅资料再查看任务。
3.分组讨论，合作互动
在个体探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学生分成三个组，至于到哪个组则由学生自愿选择，分别讨论探究三个既定任务及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新发现的问题。讨论到一定程度后，再由他们推出一人将本组的讨论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后上传到教师机。
4.成果展示，激励评价
我们将各组传来的结论在BBS论坛的“成果展示区”内展示出来，先让学生对自己在这一课的学习活动中的态度、表现、成果等进行自我评价，然后对本组和别组的成果进行客观评价。最后，我们对这节课进行总结性的评价。
二、注意的问题
在操作尝试中，我们发现在历史网络教学中进行探究——互动，有这么几个问题得要注意：
1.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
问题情境的创设应考虑难易度、适宜性与趣味性。
2.营造融洽平等的探究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和学生建立平等、尊重和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
3.开展多彩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合作解疑
在教学中要把课堂讨论作为教学常态，开展合作讨论或辨论，使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形成生生互动，生生互导，进行思想碰撞，使小组中的合作伙伴在认知、经验、能力等方面得到互补。
4.激励评价要面向全体，侧重过程
激励评价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教师的评语能有效地鼓励和激发他，帮助他树立起探究的信心。
5.教师要进行适时有效的指导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漆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
漆侠(1923—200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一生建树丰硕，先后出版有《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求实集》、《宋代经济史》、《知困集》、《辽夏金经济史》、《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12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①在积极进行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先生还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了《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等数十篇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就准备写一部谈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认为，这样的著作应该是一个人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由于先生的意外辞世，使得这一计划终未如愿。②《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弟子们根据先生生前讲稿整理而成。拜读这部遗著，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其治史实践的系统反思与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书编委会：《漆侠先生生平简介》，《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侠：《后记》，《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先生的治史历程大体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步，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因此，总结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必定能丰富和加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乃至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先生《历史研究法》一书内容为中心，试对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历来史家对其学科问题多有论述。自近代学科分类体系传人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人其中之后，中国史学又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漆侠先生以其丰富的治史经验，站在时代的潮头，对于史学学科问题具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少新的见解。
关于史学的学科性质，他提出，“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内容主要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所以历史科学既是一门基础学科(好多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都是从前代历史的积累中脱离历史学科而成为一门又一门的新学科)”；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很多”，“因而历史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①这一认识充分肯定了历史学重要而特殊的学科地位。他还在分析批判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观点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的一致性，在主客观历史中，客观历史是第一位的，主观历史的形成受制于客观历史，并有一个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历史过程。“人们所写的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的表述、反映，或者说是再现。这种反映和再现，也可能与客观历史不相符合，也可能有些部分符合，有些部分不符合。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代继一代地进行研究，这种反映和再现就会越来越和客观历史相符合，越来越真实。总之，历史要不断重写，这是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断认识深化的结果。”②历史学就是“反映和再现”客观历史并“不断重写”历史的一门学科。乔幼梅先生曾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总结了漆侠先生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观点：
漆侠教授认为，历史科学是对史料(包括文献的和实物的)诠释和运用的一门学问。历史科学建立在客观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因而包括文献和实物在内的各种材料是第一位的；而对史料的诠释和运用则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又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观点和方法。③
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漆侠先生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了人同自然关系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连续发展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要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就要抉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④他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视作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并看作史学提高学科发展水平、成为真正科学的必要条件。这些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认识。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3、19—20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1—22页。
③漆侠、乔幼梅：《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536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0页。
对于史学的功能，他认为，一方面，历史学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具有提高人类的社会素质和人们的知识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历史学具有鉴戒功能，可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历史学也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可对人们进行方方面面的教育。“历史学的伟大功能之一，是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屹立世界的一个伟大民族，中国深厚的传统的历史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①在史学的诸多功能中，漆侠先生对于史学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漆侠先生不仅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认为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密切关系。历史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各社会科学学科可以相互促进。他曾说：“哲学对人们思想方法的训练很有好处”，“研究历史，一定要多读点哲学”，哲学可以“锻炼思维方法，使一些哲理能融会于史学著作中，提高史学著作的思想性”；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不懂政治经济学就很难搞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搞历史研究，应该重视从文学著作中挖掘有用材料”。此外，年代学、目录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属于与历史学关系极其密切的相关学科。②在指导研究生读书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③
二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的客观存在。历者，往也；史者，事也。历史工作者不可能走回历史中去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漆侠先生十分重视史料问题，认为“史料是历史的遗迹，是历史实际的残骸的反映，是当时的缩影”；“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反映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史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④他认为史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献资料，提出“所有的文献资料记载都可谓之史料”，二是历史文物资料，包括各类古器物、石碑，等等。他还专门强调了“无意的史料”问题，“不经意的史料，大抵是非史官的记载，并且是无意记载了的有关史事，但其史料价值却很高。”他进而指出“在这种无意的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包括诗词赋曲戏剧在内)”。⑤对此，漆侠先生分析了文学作品具有史料价值的深刻原因：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5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8—29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6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0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存在决定意识”。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是径情直道地而是曲折地反映它所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即社会经济制度，但这种反映却往往是逼真的、确凿的，尤其是经过筛选、取舍后，就更加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作品既反映社会，就必然要接触到社会的两个对立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而人们能从这种反映中理解和认识到当时社会真面目，从而取得大量的好的材料。①
漆侠先生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和新问题的探索。但又同时指出历史研究仅仅依赖新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即使有计划的发掘，也很难说一定会从中找出相应的材料。所以，任何一位历史的学习者或者研究者，决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都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要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②
他还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工作，将尽最大努力搜集最大限度的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将使用材料多多益善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初步要求。“大量占有材料，详细占有材料，详指的是面广，细指的是不放过任何较小情节的材料。”③史料搜集可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可依靠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获取资料。搜集材料要在确定的研究范围内有的放矢地进行。对于材料，不仅要广泛占有，更要有所选择。“不仅要详细占有材料，大量占有材料，而且要选择典型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材料，这种典型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这种材料的选择，就必须是包含你的观点、你的方法和你的识见的，不可等闲视之。”④选取典型性材料是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研究中，为了保证所用史料的真实可靠，使其结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还应重视对于材料的分析和审查。漆侠先生将材料的分析和审查分为两类，并提出了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材料的批判和审查，基本上可分作两类：一是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和审查，二是对材料内涵的解剖和分析。既使材料的外形确定，又使材料的内在实质得以明确，而后才可以谈到著述立说。前者——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审查固属不易，而后者——对材料实质的剖析则尤难，然而这工作再难也必须去做。⑤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8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2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3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6页。
在对材料内涵的分析、审查中，他指出还应注意到两种倾向：“一是认为材料是实学，而理论是空的，唯材料主义，‘史料即史学’，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认为懂得几个万古不变的教条，就可解决一切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理论必须与材料结合，理论统帅材料”。①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器”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漆侠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历史学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具有各种层次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从通常使用的方法看，大约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近十多年来人们还引进了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五花八门，炫人耳目。尽管研究方法是如此之多，研究方法的效用也很不一样，却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
漆侠先生业师邓广铭先生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些史学研究方法，作为不同层次的史学方法看待。③漆侠先生则明确提出并阐释了史学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视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的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看，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最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从具体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既包括唯物主义，也包括辩证法。唯物主义一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一块钢板铸成的，互相包蕴的(或者说互相涵蕴的)，永不可分的。”④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包括了诸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内的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广泛的加以运用。漆侠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充满着各种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只有牢牢地把握阶级划分的事实作为基本指导线索，才能揭示历史的规律”。⑤在历史研究当中，阶级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历史人物等诸多领域。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范围和应用时效问题，漆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法，把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给以清晰地划分出来。因而不应当把阶级分析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52页。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邓广铭先生曾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据邓先生讲：“到1958年的教育革命期内，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为批判我的学术思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以我所提出的治史的四把钥匙作为批判对象的。有的大字报上还突出地画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用以象征马列主义，并向我质问道：为什么竟把这一把最灵验的钥匙撇开不谈?当时我心想，倘若我真地把马列主义降低到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诸门类同等的水平，那岂不将构成更严重的罪状吗?”参见《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0页。
⑤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法当作局限于阶级社会才能使用的方法。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入大同社会，这个方法也不至于废而不用，因为分析在它以前的社会形态时毕竟还需要使用。”①
辩证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重要方法。对此，漆侠先生作过专门的分析论述：辩证的分析方法就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包括了对立统一、质量转化、否定之否定等三种法则；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时，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②“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进行考察分析；历史研究中，在坚持辩证分析方法的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在辩证分析历史问题时，要贯彻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分析，细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分析方法的认识。辩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是漆侠先生长期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尤其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和探索。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史学界“片面反封建”的倾向，漆侠先生发表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新建设》1953年第7期)、《关于中国古代中世史封建社会部分的分期分段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等文，前者被认为是当时“史学界深入、全面地批评‘片面反封建’倾向的代表作”。④
考据方法作为史学学科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对此，中西史学都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司马迁为了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来源，采取了调查访问的方法。⑤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中国史学形成了大量的考据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考据方法的范本，而且为其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漆侠先生指出了对待乾嘉考据学的正确态度与方法：
对清代考据学，后人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因为考据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的组成部分，应当读他们的书，核对他们是正于原书的地方，由此来掌握他们的考据方法。但应当认识到，这种考据方法，只是点，不是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从个别的细微之处窥探史学，而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取得对史学的系统知识和对史学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乾嘉之学要继承，要发扬，但绝不能倒退到乾嘉考据之学的老路上去。⑥
他还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了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直到解放之前，居于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个系统。”⑦中国近代考据学派重视史料及史料的搜集，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辨析，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4页。
②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④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⑤漆侠：《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方法——读<史记>札记之一》，《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⑦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漆侠先生通过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①从这一点来看，考据方法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他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这一史学理论概念。他以研治甲骨文的所谓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为例，认为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是因为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考据研究的结果。以此认识为基础，漆侠先生进而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构想：
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辨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②
四
历史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历史研究者群体的学术素质。漆侠先生对此问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果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然而泥沙俱下，低劣论著数量巨大，够得上所谓的“传世之文”则少得可怜。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偏低。③为此，他呼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提高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以推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作为历史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应有的才、学、识。对此，漆侠先生倡导历史研究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特别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用以推动历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他曾明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把历史的研究推进到科学的领域。研究有无成果，以及成果的大小，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同，对材料的发掘和取舍也就不同；掌握同等的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较高的人就能做出较好的成绩”。④因此，历史研究者在阅读材料书时，丝毫不能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①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
③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④漆侠：《宋史学习漫谈》，《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以适应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并进一步推动历史学科的向前发展，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漆侠先生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适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是提高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在考察学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选择好历史研究的方向。“学术道路既经选定，不仅要刻苦学习，而且要坚持，要持之以恒，要毫不动摇。”①对于历史研究，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上真正作出贡献。二是要加强基本功。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两个部分。专业知识上，要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至于基本理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基本理论一定要扎实”。②三是要处理好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博为基础，由博返约，博约结合，形成结论。四是要处理好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专才不易，但通才与专才相比更为不易。专才未必是通才，通才必定建在专才基础上。”③认为通才的培养以专才的培养为基础。五是要掌握—定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贯彻于历史研究当中。“虽有万贯散钱，但无一绳串之，终难成‘贯’，所以要有所建树，就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道。”④
漆侠先生还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主体的“史德”问题，他指出：“尽管研究历史极其清苦，但历史科学要求于研究工作者的却极其严格，即：不仅要具备才、学、识，而且还要具备史德。这个‘德’，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的职业道德，而是这种职业道德升华了的维护历史科学的那种献身精神。”⑤历史研究以“求真”为要务，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真正有志于搞学问的人，要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为追求真理，为献身于史学而作不懈的努力。”⑥史学工作者只有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史学研究，才能有望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只有献身于历史研究的伟大事业，才能使史学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五
漆侠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王曾瑜先生认为，漆侠先生“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运用到自己的立身行事，运用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完全可以说，漆侠先生的治史成就，是与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串在他治史的全过程中。”他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⑦《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著作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历史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0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1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2页。
⑤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⑥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⑦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研究而完成的史学典范之作。①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理论创见，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坚持和发展的体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一身份，漆侠先生本人也是十分认同的。他曾说过：“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漆侠先生始终重视和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还提出要坚持学习、反复学习马列著作，“要读马列哲学著作，一些重要篇章要精读，反复读，如《实践论》、《矛盾论》，我就读了不下百八十遍”。③漆侠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和育人。④他告诫青年学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建树也深深体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如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历史研究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认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为依据的。又如强调对于史料的批判审查也是以恩格斯的观点为根据的，恩格斯指出，相关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⑤再如主张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可以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是漆侠先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漆侠先生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推进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积极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从而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在百花齐放、学术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趋势，以漆侠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但是不可置疑的，而且也必将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特点，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而永葆其青春活力!
①刘永佶：《自缘身在最高层——悼老友漆侠先生》，《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王晓薇：《凝晚年心血炼宋学巨制——读漆侠先生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李华瑞：《漆侠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9页。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第3篇
材料、方法、意义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三个要素，也是历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的境界。若以历史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①那么，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就是能够体现“人类过去事业”的一切事物；基于这广泛的材料，历史研究的方法也相应的丰富多彩，历史研究的意义也便产生深刻的内涵和影响。所以评价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情况，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最基本要素进行观察和分析。
近百年来西强中弱的历史现实，造成了记忆中的扭曲的“历史意识”，而这样的一种消极意识似乎一直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基于这样的认知前提，中西交融的过程始终是存在着和“强势意识”相关的一些问题，而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在“强势意识“面前，中国历史研究相对于西方的历史研究始终显得有些落后，落后就要借鉴与学习，从而渐渐忽略了自身的本土创新。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或深或浅的差异，这样的借鉴与学习一般是从材料与方法、理论这样的层面上开始的，而无法触及深刻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历史研究也渐渐显得琐碎。相比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在方法与理论这些层面的发难来说，这种历史研究的琐碎及其对历史研究意义的漠视，似乎对历史学的挑战更是严峻而深刻。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其提出的“以收缩为扩张”的史学发展方式不仅将中国历史学所用有的材料及其所对应得各学科从史学中次第析出，而且同时引入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进入史学研究之中，这种扩张开阔了史学的视野的同时，丰富了史学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方式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第一代新史家因援‘原始材料’的观念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权威性。其次，在他们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了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第一代‘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史学终落得是名副其实的史料学。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必将大出意外，原来傅氏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实基于史实不证自明的信念，而今日的史料学却是将历史的诠释权拱手送给其他学科，自己却沦为资料的提供者。第一代新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中鼓舞了中国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史学必将随之起舞。”②这样的问题，就像上面所关涉到的“史观派”新史家与“史料派”傅斯年的冲突一样，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对抗而一直困扰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
王学典在评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时认为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抗是“后经学时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漫长冲突的余响，而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抗便是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史。他认为史料考订派的实证追求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旨趣与“无征不信”的古文经学即汉学特别是乾嘉学派一脉相承，史观派的阐释取向与经世情结与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亦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③这就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传统中为史料派和史观派找到了方法和意义上的源流。而许冠三则为史料派及史观派从西方史学中找到了联系。他认为“史观派与史料学派，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④这就说明了这两个学派同西方“科学史学”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又说明了这种关系的一种扭曲。“史料派坚信，科学之为科学，本不取决于研究对象，大如天文地理，小如一虫一草，如能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都能成为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材料，历史学当然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也是科学。与史料考订派对‘科学’的理解相反，史观派坚信，一门学问科学取决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客观、实在，取决于认识与对象是否完全符合。”因而在史观派看来，“历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它能从对象中发现‘公理公例’、‘物则天序’、‘因果通则’、‘普遍的法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借此把历史井然有序地叙述出来。所以，史观派强调只要‘理论（史观）科学，历史研究就能科学。”⑤从上可以看出，科学史学在西方是自成系统的一种模式，而在中国化的背景下，它却面临着一种分化，割裂甚至是扭曲。
客观史学代表者兰克明确了的史料运用原则、“内证”和“外证”并用等方法和理论已经被中国历史研究者认可并运用到实践过程中，然而，对于兰克这些方法、理论及其著史的初衷，学者们却往往忽略了。“促使兰克撰写历史的一个直接起因，是他发现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与法国政治家康明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有着巨大的差别，他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有趣味。更深层的起因源于兰克的宗教观，他认为历史上‘没一项行动证明上帝之存在，每一个重大时刻也证明此点，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历史的关联性’。对上帝的信仰促使他去发现历史的真实，即上帝存在的真实显现。只有当兰克对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清晰地理解，寻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他才能以自己的意志，遵循上帝的意图，平安的走在信仰的旅途中。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或阐明事情的事实情况成了体现兰克的的一种方式，他要通过分析历史上的某些个人的人格来净化自己的人格，表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虔诚。只有当兰克的信仰与实践结合为一体，太才可能持之以恒地从事历史研究这项伟大工作。”⑥这段分析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方法和理论总是受着一番意义的影响，没有了意义，方法和材料便可能会趋于机械、消极。同时，我们如果不了解历史研究者对这样意义的追求的话，那么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也就只成了一种机械的模仿。
钱穆对时人治学状况有过如此评价：“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⑦这就将我们从材料研究，方法研究的浅层次分析上而引入到一种文化的、意义的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回过头来，重新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首先，应该放弃那种虚无的乐观和批判，把这段历史及其历史研究的状态放在纵向和横向的全方位观察中给以重新的定位；其次，在这样的观察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材料和方法”分析的基本层次，应该提高对历史意义的探索与追求。我们要承认，在借鉴西方史学方法过程中，我们对于那“一番意义”的忽视，而从更深层次上与其互动，以免丧失了本土文化的创新。
注解
①鲁滨逊（美）：《新史学》，何炳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1页。
②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收于《历史方法与历史解释》。
③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2―3页。
④许冠三：《新史学90年・自序》。见引于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4页。
⑤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5页。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史学方法论；历史本质；理性解释；历史显象；感性描述；逻辑进程；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周祥森，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史学月刊》编审，博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1978年以来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从1980年代的史学方法论热趋于“降温”并发生“转向”的19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地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堪称充分的整理或综合的述评。
例如，蒋大椿对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成就的史学系统方法和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的讨论情况，对历史科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情况，都分别做了专题性的概述和分析，并对1949年后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1]。李振宏对整个20世纪和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分别做了具有很强的条理性和理论性的总结[2]。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李振宏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热情的空前高涨；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沉寂与转向。根据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所显现出来的思维路径，李振宏梳理出了对第一个阶段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进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他指出，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在三个方向上思考问题。一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唯物史观，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二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建立历史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三是在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探讨新的方法论途径。在这三条思维路径上，人们很快有了统一的肯定性的认识，并由此推动史学方法论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史学方法论研究循着四条线索得到了发展。这四条线索是：与唯物史观相关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近代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的借鉴和引进”。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有了新的转向，即从关心宏观层面的方法论转向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和口述史学方法的探讨[3]。李振宏的这些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除上述学者外，其他学者在总结或是20世纪、或是1949年以来、或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程的著述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评述[4]。
现有的对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述评，在学术上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为史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为理解和展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和主题的线索。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揭示了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形式上的实在的历史联系，而没有能够揭示出它在本质上的即内容自身的思想联系和逻辑进程；基本特征是自然历史事实介绍、观点综述取论探索，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主要是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史学方法论自身的理论思考。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大多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而停留在对史学方法论成果的经验描述或知性分析与概括的层次；有的学者甚至只是简单地介绍学术观点，连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自然线索都没有。
对于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来说，虽然学术史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常用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追问的只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其自在自为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实在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其逻辑的意义基础，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过去”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自然性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其意义性历史理性的问题。
在本文作者看来，对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不仅是对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的理论探究。从逻辑进程角度进行研究，就是要从内部去理解史学方法论自身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内涵，理解它实际发展过程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超拔性，亦即把史学方法论当作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理解它自身的生命运动轨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本身完全是历史精神的产物）才能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在这里，这个任务就是，通过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我们的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理解”，在新时期彼此间互相超越的史学方法思潮或史学方法论思想中，“通过从不清晰的阶段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清晰的阶段，最终直到它自己成为完全可理解的”[5]。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在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问题时，不仅要有历史感，而且要有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关涉。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因此本文并不奢望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只是想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进程即其自然历史的基础上，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读者。
一、历史哲学发展之转向：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前提（上）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必须首先从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探求；易言之，必须首先了解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尤其是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本质特征。因为，虽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的表现，但它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形式却不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所特有的。作为特殊的或个体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只有在具备或作为普遍性意义上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之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区别出并表现出它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或个体性的东西。换言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及其本质特征的特殊体现。
和哲学一样，历史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6]。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历史认识论哲学转向史学方法论哲学，历史哲学课题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分析转移到对历史认识“工具”或实现方式的综合思索和体系建构，历史哲学探讨的具体问题从历史认识是否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局限，转移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对象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历史认识主体如何建构对象性的历史，或者说历史认识对象如何本己性地向历史认识主体显露其自身的各种“显现模态”或“显象系列”亦即其存在方式的系列[7]。
当代世界历史哲学发展的这种课题和问题的双重转换，是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在特定时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本文作者看来，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则是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特殊体现。历史本体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主客体何者为历史认识本原问题，侧重点在于对作为历史认识对象之本原的“历史存在”，确切地说“过去存在”的本质直观和辩证理性认识；历史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历史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作为对象的历史或客观实在的“过去存在”能否成为认识对象而被认识的历史可知性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和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直观与分析；史学方法论哲学的任务在于从主客体两个方面解决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实现相互结合的现实的问题，侧重点在于对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合一性关系或相互同一性关系的实现方式或途径、主客体相互同一性关系的作用机制等问题的整体性甚至本体性的探讨。
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是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根本基础和历史前提，史学方法论哲学只有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才能获得现实的发展。可以说，史学方法论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实现辩证统一的结果，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真理”。就是说，史学方法论哲学，它既是它自身，同时又必然地是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辩证统一的实现——它是历史学自身的哲学。如果史学方法论哲学没有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脱离了这一基础和前提，那么，它就会沦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成为一种仅只是起中介作用并与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相脱离的单纯的工具。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也就是自然科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间接性[8]。科学主义间接性下的史学方法论，只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技术性操作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必然面临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与史学方法论之间的激烈冲突。历史哲学就是在历史本体论（或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相互作用关系的张力中并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一般认为，1725年维柯《新科学》[9]的发表是历史认识史上历史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维柯的《新科学》不仅仅具有历史本体论哲学的开山意义，而且具有同样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意义，因为《新科学》的理论旨趣实际上在于创立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历史本体论哲学只是它的基础。正是维柯第一个提出数学、历史、语言三门科学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加精密的知识。在维柯看来，数学、历史、语言是人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创造物，人当然可以透彻地、完完全全地把握它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而自然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它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不可能像认识数学、历史、语言那样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这就是说，比起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来，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更加具有科学性；或者可以这样说，科学精神不但不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相反地，它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文科学的这种立场，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努力探索，使维柯被后世誉为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先驱者[10]。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到“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正好走完了从历史本体论哲学到历史认识论哲学再到作为两者之统一的实现的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完整发展历程。
当代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亦即史学方法论哲学与欧陆现象学哲学、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这三大主流哲学相适应，从三个视向探讨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与现象学哲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理解的途径、历史诠释的方式，形成历史诠释学、历史现象学。实际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直接与历史科学部门里的诠释活动相关联的[11]。与结构—解构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探讨历史话语本文的建构模式及其结构与功能，形成结构—解构主义史学，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中的时段结构理论、历史人类学、历史知识考古学或历史意识体验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相适应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叙事的逻辑形式或表现方式，形成元史学、历史符号学、历史语境学。
当代西方哲学具有反本质主义、反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或对本质主义、近代启蒙理性进行解构，或把现象直接理解为本质，而将本质本身悬置，或否定理性主义而片面地强调意志主义、存在主义。与主流哲学思潮相激荡，当代以史学方法论理论建构为重心的史学方法论哲学，也表现出否定并解构历史本质、只注重历史显象的思想特征。
此外，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也出现了诸如计量史学、模糊史学等其他支流性的、仍然以自然科学为科学之范本的史学方法论探索。
目前，首先在美国历史学界出现并在例如中国历史学界获得积极响应的所谓“全球史观”，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发展新的历程、或者说历史本体论哲学复兴运动开始的征兆。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者对史学方法及其理论的研究，是在上述西方历史哲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展开的，并且明显地表现出与当代西方史学方法论哲学发展相似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以及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时期理论历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区别于西方的特点：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三大组成部分的发展从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就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哲学）的发展而言，共时性发展的意思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在具备了历史本体论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哲学充分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而是与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构同步进行的；而且，史学方法论建构事实上成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历史认识论哲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一方面推动了新时期人们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质疑和正本清源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在1949年以来长期被悬置的历史认识论科学（历史认识论哲学）的建设[12]。
二、“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
逻辑前提（下）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不仅是世界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而且是中国理论历史学实际发展过程的逻辑必然。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是以“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为其逻辑前提之一的。虽然“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属于历史本体论哲学范畴，但是，作为历史本体论哲学，它是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产物，是专制地对待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把它扭曲为独断论的表现。“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史学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为阶级分析法。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质疑、否定阶级分析法为历史认识唯一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作为阶级分析法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盛行于中国历史学界的“唯物史观”，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它具有一般的“知性的形而上学”所共有的缺点或思想特征。黑格尔曾经把“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缺点归结为三点：（1）以抽象的知性范畴去认识无限的理性对象；（2）以抽象的片面的判断或定义来表达具体的真理；（3）以抽象的同一性作为真理的原则，坚持严格的“非此即彼”[13]。这三个缺陷表现在“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身上，例如，以阶级斗争范畴去规定无限丰富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的“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14]——亦即客观地发生了的“过去存在”或“曾在”，片面地、绝对地以阶级概念表达文明时代社会结构演变、民族运动等等具体的历史运动规律，把文明时代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区分为相互敌对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现实中每一个体性的人都被规定为非前者即后者，人类文明时代全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历史上的各种对立”[15]，都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敌对营垒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或被同一化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或被同一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和斗争——唯物与唯心的关系及其斗争又同一化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被归结为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阶级与被统治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阶级这两大阶级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历史上所有的对立都消融在了这种阶级的对立之中。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只有阶级，而不是现实地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16]，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是纯粹化为矛盾极端尖锐的两大对抗性阶级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7]，“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而是类似于上帝的全能全智的、无处不在的“阶级”。人类的实际发展过程就是作为阶级的代表的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地在进行的相互厮杀的角斗史，人类历史舞台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场。而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展示和阐明这种以阶级形式表现出来的敌对营垒之间相互残杀的历史场景和过程，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正确的和科学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其他史学方法，甚至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主义方法、相互作用关系论，都在被禁止探讨和应用之列。总之，根据“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文明时代全部现实的人类历史被高度概括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被扭曲、被曲解和被为极端地敌视人的“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并且把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宣布为唯一的、最高的历史真理。
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的真理，否认其他学说也具有真理性或包含真理颗粒，这是以专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制态度，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作绝对的真理，因而也就阻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之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以专制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者，就叫做独断论者。采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真理这种专制态度，把开放的、充满生机和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唯我独尊的独断论，其必然后果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怀疑论甚至否定论。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从质疑、进而到否定、最终悬置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前提下，并且在这种质疑、否定以致悬置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结果是从注重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
三、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从方法论史本质上即是方法论本身的意义上说，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只是基础性工作，所要解决的更为核心和本质的问题，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是什么，或者说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矛盾关系之中进行的。为此，在历史的方法基础上，需要运用逻辑的方法。
就一般的方法论原则而言，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和批判，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因为从本体性上讲，现实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的思想进程是同步地开展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9]。当然，作为辩证理性的历史认识，这种“反映”亦即对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体验、诠释以及建构，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无反思的、就事论事式的、如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而只能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0]，是哲学性地理解的“反思的历史”；“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过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21]。
按照恩格斯在科学批判方法论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逻辑的方式考察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实际发展进程，就是要把新时期相继出现的各种史学方法论思潮作为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程来研究，并使它们作为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生命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
从逻辑进程来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本质趋势是越来越回避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而越来越沉溺于对历史显象[22]的直观感性的经验描述。这是同一过程的互为因果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其实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民国时期所谓新考据派（又称“新汉学”）与史观派（又称“新宋学”）之间的矛盾关系；1949年后的十七年表现为史与论关系、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史论关系问题、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阶级分析法的讨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理论的探讨，都与历史本质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相关。1990年代以后，史学方法论研究趋于沉寂，并不意味着二者矛盾关系的解决或消失，而是表现为宏大叙事与史学“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宏大叙事几乎淡出历史学部门，“碎片化”史学日益受到经验历史学者的青睐，并成为主导性史学形态——这表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基本完成了从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的各种方法论形式的质疑到避而不谈历史本质问题，并且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过渡历程。
毋庸讳言，历史显象是历史认识得以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但它不是历史知识的来源。历史知识不是由对显露出来的历史显象的叙述构成的，而是由对内在的蕴藏于历史显象之中的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构成的。历史显象的经验描述只是提供给人们一幅历史故事连环画，只有关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才能提供给人们真实的历史知识。
如果说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结构—过程、历史的必然以及历史的内在本质，那么，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则正好是理性主义历史学的反身倒转：关注历史事件、历史的偶然以及历史的外在表象。从历史本体论或历史观角度说，前者是过程史观，而后者是事件史观。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到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转变，是新时期历史学者历史观转变的表现，即从时间性和历时性的结构—过程史观转向了空间性和并时性的、结构—过程由以构成的因素—事件史观。
四、新旧“加工工具”：新时期史学
方法论发展的层面和路径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是从两个层面或类别[23]、按照三条路径进行的。
1.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第一个层面或类别是讲求旧的“加工工具”——处理似乎无穷无尽的历史材料的工具或操作程序。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大体沿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是对传统的语史考据方法的研究，其口号是“回到乾嘉去”；二是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进行正本清源和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重新进行中国化，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
（1）“回到乾嘉去”。在新时期，一部分历史学者为了证明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似乎依然能够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隔过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为代表的现代考据史学方法，直接回到乾嘉考据史学，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回到原汁原味的乾嘉考据史学并不现实，所以便回到比较现实的基地——民国时期的现代考据史学。于是，陈寅恪一时成为名人：不仅是史学大师，而且是文化、思想界的巨擘；一度出现了“陈寅恪热”现象。但是，就学术研究策略而言，这种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对1970年代末就已经有学者（李幼蒸）提出并践行的跨学科史学方法努力（1980年代则有新旧“三论”的倡议者，1990年代以来倡导者转为社会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学者）的一种抗衡。
（2）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在这条路径上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2004年本文作者在系统地评论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4]一文时，已经做了梳理[25]。蒋大椿和李振宏两位理论历史学家也做过更加系统的梳理和分析[26]。故在此不赘，而仅指出其中存在着的缺陷。
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回避，其自身经历了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即从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批判，引发对五种社会形态说、阶级斗争史观、历史动力论（阶级斗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等理论命题的质疑[27]。这是历史学界以质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正如一切怀疑论一样，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怀疑，势必导致这种“唯物史观”理论自己取消自己，从而预示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因为否定是辩证发展的必经环节。这种新发展在历史学界主要表现为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又称“一元多线论”）和蒋大椿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但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自己取消自己，在历史学界更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本身的回避，像罗荣渠和蒋大椿那样努力使其获得新发展的学者少之又少，他们两人的新理论在经验历史学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因此，总体上讲，质疑、正本清源的实际结果是悬置或取消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指导地位。
2.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第二个层面是考虑如何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走的是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路径，其口号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
（1）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兴起的历史前提。在客观方面，跨学科史学方法研究崛起是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改变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与前科学时代的历史学不同，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不再是单一地由史料客体（博闻强识）决定的，而是主要由“非史学的”学科知识即跨学科性加工工具的实践性甚至实验性运用而决定的。在处理历史材料的过程中，从主题安排、材料取舍、逻辑推断，到价值评判、意义抽象，都严重地依赖于经验历史学研究者运用“非史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能力。
从主体意识方面来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提出，或者说，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意识的觉醒，有着多重的前提和意蕴：
第一，经过“”的摧残，中国历史学者开始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除了能够提供语史学考据方法这一工具外，已不再有能力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其他工具，以满足处理无穷尽的史料客体的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甚至必须在历史科学之外去扩大、丰富对史料客体进行有效加工的工具、手段。
第二，中国历史学者开始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历史科学要发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必须切实地提高历史课题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第三，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者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焦灼不安的情绪。潜在地，历史学者隐隐地感觉到史学边缘化的危险。1990年代初，这种潜在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而更为实际的考虑是：如何恢复在“”时期被严重践踏的历史学的声誉，尽快地使历史学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2）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真正把史学方法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技术性操作程序或工具的研究与应用。
从一般史学方法论角度展开的新的史学方法论思考，主要有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研究[28]、李振宏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化的探索[29]、赵世瑜的方法论化社会史理论研究[30]、前述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和蒋大椿的以“超越唯物史观”为旨趣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的理论建构。其他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都仅只是部门性史学方法论或技术性史学方法的研究。
或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职业化的制约，或由于专业主义或单学科本位主义的影响，或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作用，一般的史学方法论建构迄今都还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运作，或者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学术所解构，其本身最终成为一门职业性的学科，如作为一般史学方法论的社会史。
更多的历史学者把设计和生产新的史学加工工具的思虑转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例如，对新旧“三论”与经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探讨及其实验[31]。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发展出了历史人类学，个别人类学者（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立即引起了经验历史学学者的强烈抗拒；然而，最初由人类学者积极推动的历史人类学的艰难发展，后来却主要在历史学者，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社会史学者的主动参与，并且采取与国外人类学家合作的方式得以实现。哲学诠释学，主要是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史家进行的，在历史学界，无论理论学者还是经验历史学者，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参与其中（台湾学者除外）[32]。
从推动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领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起这种作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界和人类学界。例如，一直生活在当代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之外的自由学者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领域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等的部门研究[33]。中国西方哲学史界关于历史诠释学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史学方法论（一般的和部门的）探索的成绩卓著者。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把“老三论”还是试图把“新三论”引入历史学，都是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的表现，也都是希图模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是以下列假设为前提的：人类科学知识只有唯一的一种存在形态，即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真实性、科学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真实性、科学性的标本；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一切部门性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因此，从主观上来说，提倡三论史学方法者的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而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然而，历史学准自然科学化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历史学的特性和独立科学部门的地位为代价的。
“三论”（“老三论”）史学除了当年的倡导者依然在艰苦地坚持外，没有被更多的经验历史者接受。因为“三论”很难用来处理微观层面的例如社会生活领域的材料，主要适用于处理宏大的结构—过程性历史课题。进入1990年代，在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下，经验历史学迅速从宏大研究转向中观，特别是微观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勃兴起来。通过引进符号学、结构主义、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文化史和新思想史研究也开始兴起。随着社会史和新文化—思想史这两个部门史学研究的发展，跨学科史学方法所跨学科也从1980年代的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并且似乎表现出了它与历史研究对象和材料内容多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3）跨学科史学方法实践的评估。对新时期跨学科史学方法论的实践结果，本文作者认为不宜估计过高。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实质上只是新瓶装旧酒——新名词表达旧思想，没有给史学增加什么真正的新知。在相当一部分经验历史学者看来，跨学科史学研究不过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上以历史学科知识去解构“非史学的”知识，或者仅只是用“非史学的”新名词、新概念重新表达原有的历史内容。对于经验历史学者来说，似乎经验历史科学只要把它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转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能够在根本上解决经验历史科学对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错误的认识又导致了另一个同样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认识，即理论历史科学的研究重点不是把包含在经验历史科学中的特殊之物抽象到并还原到它的最普遍、最原则性东西的层次和基础之上，而是把历史科学之外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经验历史科学身上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跨学科”，新时期以来更多地停留在空洞口号的阶段。从现实来看，相比于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人才培养上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工商社会导致的学术市场态势，使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切实地掌握历史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其他学科知识仅只是一种理想。而由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加强，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却是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时期的所谓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至少从技术性运用方面来说，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历史学界史学方法或历史分析工具的搬用，而不是西方历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中国化。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难于真正施行，最终往往流于空洞的口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虽非完善但正在迅速迈进的专业化的单学科本位主义从业教育制度，切断了历史学者准备“非史学的”知识的通道。即使在历史学科范围之内，专业中心主义同样十分盛行，比如，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一般不开设中国史学科的课程，更不用说开设与历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了，甚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也很少开设。在能力和水平上，人们普遍地感到，今日的史学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学士，博士不如1980年代的硕士。1980年代的史学学士、硕士之所以在历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方面远超过今日的大多数史学硕士、博士，原因在于1980年代是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等理论历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十年，后来在史坛崭露才华并且迅速成熟起来的史学专家，有不少人在攻读史学学士学位时就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史学理论问题探讨。199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表面上呈现繁荣和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探索精神和思想深度方面远不如19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者或以介绍、引进西方历史理论成果为职志，或以整理中国传统史学材料为旨趣，纯正的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缺失之中。在史学方法论思潮方面，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取性主义而占据主导地位，史学的“去科学化”潮流又加剧了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其结果是历史无秩序化，历史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堆死材料的堆积，人们在历史中不再能够看到秩序。
跨学科史学方法论建设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还在于除个别学者外，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实际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跨学科的生长基地或平台。符号学、诠释学的引进，可以说解决了“基地”或“平台”问题。但是，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市场化，特别是学科本位主义的制约，以跨学科或跨文化为特征的新的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或者处于学术体制和学科职场之外的边缘性游离地位（如李幼蒸的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研究），或者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的与实证历史学和理论历史学都缺乏密切联系的学科或课题领域，对于史学发展并未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如历史诠释学）。
因此，从实效来看，新时期历史学者的跨学科史学方法论探索，并没有在史学方法论层面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其主要的成就可能仅只是历史研究对象和史料内容的多元化。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一点“成就”其实是由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五、余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这种中国式“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者教条的、机械的、以贴标签的形式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套用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史学文本话语模式。对于这个模式，邓晓芒在讲授哲学史方法论时曾经就它在哲学史学科领域的表征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史]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后，然后就往那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34]在历史学界，这种史学文本话语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研究，都不可能缺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三大块内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不管哪一门专门史，都缺乏纯粹性，都缺乏自身应有的抽象高度。表面上看，把任何历史课题的研究都分析到“经济基础”这一最底部，似乎做到了“深入”，达到了“根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其自身固有的根基部分，即缺乏在自身内部展开的学理分析和思想理论分析。可以说，以专门史或专题史为名的著述，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横向“通史”，即以某个专题为轴心而展开，至少囊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三大块内容的“横通史”，而不是精确意义上的“专门史”或“专题史”。缺乏西方历史学通常具有的专精性（专门性和精深性），是制约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顽症。
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和学科，这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否认。但是，历史学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者往往按照日常思维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存在”或“记忆存在”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只是一门记忆学或杂学。个别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而只能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世界中借用它们的语言。缺乏思想和理论的自觉，使得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门最落后、最原始的学问和学科，直到今天它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技艺”阶段，职业历史学者也把历史学“技艺”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过要把“技艺”提升到真正的史学方法论哲学高度。
史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让历史学者的思想超拔于那些具体的历史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历史学的把握，即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历史学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体论哲学解决“历史是什么？”问题，历史认识论哲学解决“历史认识如何可能？”问题，那么，史学方法论哲学要解决的就是“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邓晓芒在谈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时说：“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35]哲学方法论与哲学观点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说明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观点之间关系，即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比具体的历史观点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史学方法论即是史学本体论。
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悖论性现象是：一方面，在历史学者中历史学“非科学化”或“去科学化”思潮越来越盛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目标瞄准原子式、单子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原子、单子的研究而揭示历史的结构—过程，把历史要素—事件等同于历史结构—过程本身。其结果，一是历史学越来越变成了纯粹的语史材料编纂，以为史料堆积得越多、脚注越多就是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二是历史学者越来越成为一群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历史学者从不自己说话，而总是让死人来替他说话。历史学者存在的根据，似乎就只是在于死人需要作为活人的历史学者出面替他们说话。历史学者不过是要求说话的“曾在”的死人的一张嘴巴——这就是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史学方法论的实质。
森姆帕逊（G. G. Simpson）曾经说：“科学家们对于怀疑和挫折是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进行秩序化活动。”[36]这说的是自然科学中理论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历史科学亦然。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做的最多的工作却是：或者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或者以“研究”为名介绍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只要查阅近二十年间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蜕变成了西方史学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出现像1980年代那样的理论研究热潮，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专业从事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把对具体的经验性的史学方法或“技艺”提升到史学方法论的哲学层次，那么，中国的历史学者就只能生活在如森姆帕逊所说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并且长期容忍和满足于这种无秩序化的学科状态。
注释：
[1]蒋大椿、李洪岩：《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蒋大椿、李洪岩：《解放以来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
[2]李振宏：《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例如，张 越：《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邹兆辰：《2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方法借鉴》，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王晓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史学主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第93-94页，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所引胡塞尔语，参考张廷国的译文而略有改动（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24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69页，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按照他（胡塞尔）的意向对象构造理论，当我们意识一个对象……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意识中把它意识为同一个对象，尽管这同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显现模态，既可以从前面、后面显现，也可以从左面、右面显现。然而，在意向性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显现侧面都可以被我们意识为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张廷国：《重建经验世界——胡塞尔晚期思想研究》第101页，[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塞尔的“显现模态”，在萨特那里称为“显象”；胡塞尔的由不同的“显现侧面”构成的“显现”，萨特称为“显象系列”。萨特认为，存在物的显象系列与存在方式系列是有本质区别的[参见萨 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第1-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10]邓晓芒：《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载氏著：《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58、5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意]维 柯：《新科学》（上、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的“第二部分 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上卷，第223-491页），即是以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心而展开的讨论。
[12]关于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详见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参见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第18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2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修订版前言”、第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显象”概念，是指显现历史存在物的显象，即历史存在物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向历史认识主体意向的显现和表达。历史存在物的存在，正在于它之所显现。它不仅以或是十分萎缩、或是完全歪曲、或是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显现出来，而且因此而显现在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向性意识活动或精神世界中。显现是历史存在物从“曾在”的存在方式转化成为“此在”现实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已经成为不再现实的过去存在物进入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向性意识活动，从而与历史认识主体发生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按照萨特的说法，“‘显象’这种说法在本质上假设了有某个接受这种显现的人”（[法]萨 特：《存在与虚无》第2页，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历史显象概念自身就潜在地隐含了历史认识主体的存在。历史显象是历史存在物的整个显象系列，它以“显现模态”或“显现侧面”的方式部分地、而非整体地显现在“此在”现实的生活世界、社会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之中。历史显象在结构上的系列性和在显现方式上的非整体性特征，从历史认识的对象性根源上决定了历史认识活动必然具有再认识的特性；甚或可以说，历史认识必然是一种历史再认识的活动。
[23]关于史学方法论发展两个层面或类别的区分，参见李幼蒸：《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载氏著：《历史符号学》第5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5]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另见氏著：《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第57-97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文在收录到后者时有所修订。
[26]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6期；李振宏：《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载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附录”、第613-63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参见蒋大椿：《八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四）》，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9期。
[28]李幼蒸：《历史符号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初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11出版，第2版于1999年12月出版，均为李振宏一人署名。
[30]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31] “老三论”（SCI论）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DSC论）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对新时期中国的经验历史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是“老三论”，主要表现为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社会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他们的这种研究从中国古代历史延展到中国现代历史，从社会结构深入到了观念史领域。
[32]例如，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主持人黄俊杰，他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是哲学诠释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代表。但是，他们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儒学经典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未能扩展到其他历史领域。
[33]例如，李幼蒸：《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幼蒸还探讨了诠释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问题，参见李幼蒸：《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李幼蒸：《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但是，李幼蒸的历史解释学，更多地是从符号学学科领域做出的理解。
[34]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第5篇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文革”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