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第1篇

二、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涉外商贸谈判中跨文化沟通，是国内企业谈判者难以把握的内容。如何处理好涉外谈判中的文化沟通，如何避免谈判中的误解……，是国内许多涉外谈判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论文从谈判中常见的中外商务谈判的文化冲突分析出发，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商业习惯、社交禁忌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涉外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的策略

商务活动开展必须依跨文化沟通来实现。跨文化沟通往往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因素的阻碍。这些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规范、风俗习惯等因素。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的沟通，应采取适当的沟通途径，克服文化差异的不利因素，加强理解和融合。

三、选题的学术前史

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方面。文化、文化层次及文化差异在跨国经营中对跨文化管理和谈判的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的基础有着重要影响。肩负跨文化沟通任务的跨国管理者们应该认识文化差异、尊重其他文化及努力协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跨文化沟通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

四、选题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1、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问题的重要意义。

2、商务谈判中的文化语言文化差异。

3、商务谈判人员的跨文化交通能力。

难点：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备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五、计划采用的方法

6月到9月查找资料，10月整理资料，11月完成初稿，12月修改，定稿。

将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进行论述。既对跨文化交流学进行论述，又结合涉外秘书的具体工作进行分析。把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有效的运用到商务谈判的具体工作中去。

六、论文纲要

目录

第一章商务谈判中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关于跨文化交流学

第一节内容

第二节文化交流学研究的目的

第三节跨文化交流学的基础研究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四节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第三章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语言修养

第一节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差异

第四章商务谈判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七、参考文献

⑴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第1版

⑵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⑶王兴孙，陈洁，报道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介绍国际商务知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⑷王健宜、滑本忠编著：潘雪辉、滑本忠、刘肖云、张季芸，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由三方面的专家共同认为在国际商务沟通方面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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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最新进展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梳理

（一）跨文化传播的诞生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广义上来说，自有人类社会便有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早期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多散见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提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首先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美国大批移民引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1959年，霍尔发表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该书被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空间会说话”等等。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这时候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成立了独立研究协会，创办了专业刊物，大量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大专院校开设了课程，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同时该学科也得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传播学界最具权威的国际传播协会把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八个研究方向之一。从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者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扩展；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特点在于它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跨文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学坛的显学地位相比，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却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初由外语学界引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语言、交际和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国内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多角度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及跨文化议题的拓展研究几个阶段。虽然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但随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流的拓展，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总结起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引进、初创阶段（1980―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学者主要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从一开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采取了开放、交流的态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1983年，何道宽在《外国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在本文中，他率先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一些国外的理论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比如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莫瓦等著，陈南等译的《跨文化传通》，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居延安等译的《超越文化》，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版了布罗斯纳安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刘建荣等译的《无声的语言》，199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罗宾逊著，马啸、王斌等译的《跨文化理解》等。

与此相应，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比如1992年胡正荣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还有同年贾玉新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文章。据胡文仲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引进国内至1994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百篇左右。1994年，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收入了部分上述文章。同年，王福祥、吴汉樱主编的《文化与语言》也对部分文章进行了收录。1995年之前，基本的发展特点就是对理论的借鉴和对初步成果的收集归纳，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连接主义；跨文化交际；非线性

中图分类号：H31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16）02-0099-03

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与市场对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人才的人文素养与逻辑思维能力越发注重，但对于当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却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过，外语学界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如，2003—2012年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的查询结果显示，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题的论文多达6942篇（外语语言文学类5605篇），且“这个概念（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语言界（主要是第二语言和外语界）似乎有日益流行的趋势”［1］17-20。但是，“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的探讨（特别是有足够深度的探讨）却不多见，可以说还相当薄弱”［1］17-20。这种情况（以上所指）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未好转［2］12-18。研究大多以一般性讨论为主，存在着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简单化，以及对其分析模糊化、程式化的倾向。这主要归因于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体研究的不足，再则也局限在其所依托的理论与方法上。本文试图通过厘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体内涵，细化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结构，运用连接主义理论，探索研究建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体解析

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有许多定义，且这些定义中大多涉及“不同文化”“适当交往”等关键词。如Perry和Southwell指出，大多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者都普遍承认“跨文化能力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恰当地交往的能力”［3］453-456；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ompetence)和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competence)的异同，国外学者大多互换使用。而国内有些学者视其为相异，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交际能力跟跨文化能力共同组成，其中，跨文化能力包括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文化差异的容忍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而交际能力则是有关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跟变通能力［4］16-18。第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则是其组成部分与包含要素，这方面在学术界其实已普遍达成共识，即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如Lustig&Koester指出，“跨文化能力需要足够的知识，合适的动机，以及训练有素的行动。单凭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获得跨文化能力”［5］15-17。根据以上共识，杨盈和庄恩平提出了当下较为流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框架，其顶层四大总体要素包括全球意识、文化调适、知识和交际实践［6］15-16。

二、当下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局限性

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虽具有较高的关注度，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复杂多变、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相关知识等特征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多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以及与其建构设计，也还是传统的，纯静态的，并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但其实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有机的、长期的包括知识与意识的建构过程，对其摄入不仅要覆盖信息知识内容，更要涉及建构方法。其次，涉及跨文化能力交际的相关体验有限，这包括进行体验时间有限与资源有限，无论是跨文化知识的巩固与跨文化意识的形成，体验无疑是很好的一种能力建构方式，但是传统方式决定了无论在时间安排还是资源提供上，都无法满足个体的体验式要求。最后，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多着眼于语言运用能力，而涉及语言跨文化沟通能力甚少，这就使得跨文化沟通（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的目的并未真正达到。

三、连接主义理论

连接主义是加拿大学者GeorgeSiemens于2004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许多知识不只存在于心智之中，而且分散在许多个体、图书馆、网络的各种站点跟软件中［6］15-16。网络、节点、连接等是该理论的关键词。该理论议程系统且内容丰富，其主要涉及8个原则、6个特征和10个构成要素。连接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能力的建构不再单纯依赖个人经验来获得，而是来自进行连接，连接他人的经验，其基本精神是讲求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7］20-23。把连接主义学习理论用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上，并利用其来解决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难题非常合适，这完全符合跨文化交际本身复杂、多变的特征要求。在连接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具有以下两方面特征：1.平台的开放性与可变性。通过网络连接建立的平台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知识存在于网络节点上”［7］20-23。文化是变化、动态的，涉及跨文化信息，也是不断更新的，而通过网络连接建立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其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换过程中，吐故纳新，使得连接者根据自身的要求，不断地建立与新的信息内容之间连接、更新，达到扩充自身跨文化提升的目的。2.通过“相关性”自主连接构建网络平台。“相关性可以界定为一种资源或活动是否符合个体不同时期需要的程度，相关性越大，其潜在价值越大，且会影响连接者的动机和行为”［8］12-19。也就是说，连接者需要在这张不断膨胀的、变化的与外界交互的跨文化交际网络中，自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相关资料与信息。同时，连接者与网络是交互的，在吸收网络资源的同时，也要主动地参与网络的构建。所以，连接主义理论认为“，个人或者组织的连接系统在信息上是公开的，将自己与环境的互动分类，并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

四、建构原则

（一）创建跨文化交际知识动态与静态节点，筛选跨文化交际信息源

创建跨文化交际资源是一个动静结合的过程。既要创建静态节点（相对稳定的结构），又要注意不断增添新的变化的信息，即动态节点。而这些都是通过连接大量跨文化交际的相关信息源实现的，并根据需要与具体目标，不断得到优化跟筛选。

（二）充分运用最新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手段，完成节点、信息源之间的交互设计

跨文化交际网络设计应该是交互式的。在节点与信息源内容创建的同时，必须注重其之间的交互设计，即连接者与资源，连接者与连接者，连接者与创始连接者，以及连接者与界面操作的交互设计［9］11-25。这样，连接者在通过连接的方式查询、搜索以及实践相关跨文化交际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实时与非实时地与其他节点进行“对话”与交流，还可以及时参与有关跨文化实践活动。而要实现这些，必须依靠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利用手机或者平板设备、无线网络硬件支持以及微信、客户端等软件平台，使得交互过程变得更快、更便捷，从而使整个网络连接过程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网络模块设计

连接主义方法特别适合用于建构培养像跨文化交际这样复杂多变的能力体系。但单一的、肆意的连接会造成在大量资源中的迷茫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对其网络资源进行模块化设计，一开始的原始主体模块构成主要基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体框架，即全球意识、文化调适、知识和交际实践等方面，后期根据要求与具体目标则会增加如学术交流、友情链接、创新制作等模块。

五、跨文化交际连接模块构成

（一）全球意识培养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下设两个分模块，一个是跨文化意识模块，另一个是跨文化思维模块。跨文化意识模块的主要任务是构建“文化地图”，即构建“自我文化地图”“本族文化地图”以及“异族文化地图”三个层次。而在跨文化思维模块中，则是要理解文化差异并寻求其文化根源的能力，同时包括对本族与外族文化比较其异同的能力。在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思维模块构建中的构建细节，都属于跨文化交际的“动态节点”，连接者通过对其文化地图的描绘，以及对其文化差异的不断比较，分析并增减、修正其节点内容，不断完善整个模块的构建。

（二）人文知识模块

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框架式的知识导入，所以往往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有关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分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被普遍学者所认可的则是把其分为：价值观、社会习俗、历史以及宗教四个方面［6］15-16。同时还设立一些“动态节点”，如跨文化知识有关信息更新（如相关新闻，案例追踪，参考文献更新等）。

（三）交际实践模块

完整的交际实践模块包括非语言交际能力与交际策略等部分。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中讨论的语言能力是强调对外语语言知识应用能力，即人们常说的词汇、语法、语义知识和听、说、读、写、译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具体来说，是在对词汇拼写构词、语法基本规则、篇章字面的理解之上，了解他们与文化之间的隐秘关系，并对其相关深层文化有所反映［6］15-16。其次，对于非语言交际，大多为两类，即由身体传递的非语言信息：如身势语言、面部表情、眼神、气味等非语言；与环境相关的非语言行为：如时间、空间和沉默等。对这些非语言交际要素的实践也属于本模块的构建内容。

（四）文化调试模块

文化调适能力是在基于文化知识理解上，在遭遇文化冲突时的心理调节能力。首先，文化冲突分为蜜月期（充满对新文化的新奇与快乐）、冲突期（开始感到失望与不适）、适应期（对新文化中关键因素的把握）与恢复期（开始理解新文化），这四个时期中连接者对新文化的获得愿望，呈先高后低再高的U形态势［10］60-62。这个模块基于一些网络跨文化心理测试软件；利用网络打通与外界及时接触渠道，从而不断与之交互进行心理调试；并分享其直观调试感受与经验。

（五）学术交流模块

这个板块主要通过静动态节点连接“信息源”，打通其相关“节点”和“信息源”。包括跨文化交际研究网、跨文化交际学术会议、相关科研、调查等。

（六）应用工具与友情链接模块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第4篇

在讲究软实力较量的国际传播竞争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等诸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1）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2）一般性介绍多，有分量的著作少；（3）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少；（5）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多，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少。

[2]且至今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本土学者的论述专著也为数甚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一书的面世可谓是改善此局面的强有力举措。

本书编译者J.Z.爱门森教授是美籍华人，为复旦大学、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在周游世界、长期考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引进国外教学模式，集中精力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名校开设用双语教学的《跨文化传播》、《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交流》等课程。同时，编译者还是国际发行的英文学术季刊《中国传媒研究》的创办人兼主编（该刊系国际上第一家全英文版的专注于中国传媒研究的刊物，汇集了国内外众多该领域的学术精英）。在教学和创编工作中，爱门森教授深感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资料的匮乏与研究的薄弱现状，是以精心节选编译本书。书中选取了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权威学者、东亚教育者和实践者、华人学者及非裔美国传播学教授的著述与采访实录，新见迭出，视野宏阔。书中所选文章各成体系而又具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在东西方学术对话中建构起跨文化传播学科的批评理念，丰富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内涵，打破了欧美跨文化传播独霸学坛的局面，展现了自由、开放、多元的学术气象。这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理论建构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具有莫大的借鉴作用，且在与国际接轨和如何保持本土化风格上尤为显贵。

一、研究视角纠偏

在这个全球“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一样，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与等同性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东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质疑与批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欧美等国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笼罩在后殖民语境阴影下的东方文化一直被动地接受着西方世界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北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一直被视为是泛文化的、具普适性的特征而被单向地、不经批判地加以推广。但时至今日，美国的本土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3]在《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二）两篇中，古迪孔斯特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梳理回顾了跨文化传播的各种理论，如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以及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等，提出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4]，“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5]

其实，国内也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研究局限，姜飞在其所著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文中就曾提出“跨文化传播学发展的合适方向就是首先要对由殖民主义时期以来的奠基于西方人类学基础上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在全面检索跨文化传播学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机制的前提下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客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重新回归到自我积淀机制和跨文化传播双重作用、协调互动的轨道上来”[6]，但缺乏进一步提炼模式和创造新说的能力。

与此相对，在《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和《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三文中，东亚学者批判性地回顾了欧美中心传播学研究的不足（如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缺乏历时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并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整理和重新描述，较之以欧美为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阐明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涵义，形成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三套哲学假设，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当代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国有着五千年璀璨光辉的历史文化，华夏文明是炎黄子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寻求富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概念、视角和预设是至关重要的。编译者的专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突破欧美中心共时研究的局限，以历时的角度、历史的方法挖掘跨文化传播的价值与重要性，从广袤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廓定“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生成，并结合实际强调“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现代意义。这一本土化的新颖创见在当下迷茫无序的业界研究中实为振聋发聩之音，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奠基作用。

二、中观剖析与微观实例的结合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在宏观理论建树的文章之外，也有中观剖析与微观实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和研究视阈。举凡高语境中的菲律宾文化到欧美等低语境中的媒介产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艾滋、烟草等领域，均有涉猎，勾画出一幅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的宏阔版图，印证了跨文化传播的崎岖沟壑与艰难险阻。

《全球对话中的菲律宾的Kapwa：一种不同的与“他者”共处的政见》是中观剖析的范例，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非简化的知识建构。该文在演示有关Kapwa（意即一种自我和他着“互惠”的存在）的历史演变之时，强调它在菲律宾文化政治和传播互动中的意义，呼吁国际学界批判地审视这种知识建构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见解。尽管菲律宾文化在世界上并不引人注目，在全球文化选择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尚且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解码误读的问题。但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讲，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换言之，“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

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7]的过程。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自身认同都具有文化性，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视野，文化的不同性应该得到尊重。”[8]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另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或许该文能提醒我们注意他者传播的权益。

《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这三篇可说是微观实例的体现。其研究方法是典型北美式的，注重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等文中的大量数据均来自美国广电行业第一线，作者也是资深的业界人士，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其中的建议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该文抓住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中国的具体状况写就，强调媒体宣导在预防艾滋病传染上的影响力，并极力主张亚洲的相关媒体宣导运动需要超越美国式的个体型研究范式。

反观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据学者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于十大议题：翻译中的跨文化、商业中的跨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旅游与体育中的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艺术中的跨文化传播。[9]近年来，又增添了一些新议题，如城乡跨文化传播问题、信息研究、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障碍分析、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等。相对来说，国内的研究现状大多集中在以文化、教育、交际为主的范畴内，大致以揭示表层现象、提出对策性建议为主要论述模式，理论建树方面乏善可陈，鲜有新见。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进展一直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变迁的敏感问题，观照现实正是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推进力。在这方面，《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三、强调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教学

跨文化传播现今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而在中国则刚处于始温阶段。体察各国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基本都以欧美的理论模型与范式研究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鲜有东方理论和东方模式可供教育者使用，另外也是因为大部分东方学者接受的是西方式传播学教育，研读的是西方学术体系中衍生的论著，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教学、科研中引进、应用和模仿西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为了更好地推进跨文化传播本土化，在人才培养模式和传播知识体系上进行积极探索，应当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式之一。

该文选有针对性地采访了美国两位教育专家――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和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两所院校在跨文化传播专业的教育形式上各有侧重：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以学术研究为长，尤其在健康传播、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等前沿领域内领先；约翰逊传播学院致力于教育和培训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从事传播事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特色化教学方式。学院舍弃美国主流教材，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学计划自编教材，着力培养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一教改举措成效显著，教材汇编所成《分裂的形象：大众传媒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一书于1995年被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评为20世纪35本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书之一。同时，访谈还涉及办学理念、学生就业、课程设置、师资配比等多方面问题，聚焦于特色化、本土化的教学思路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反观国内，当下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学科点越建越多、从业教师队伍日渐膨胀、学生人数急速扩张。然而掩藏在这虚假繁荣表象下的真实情景却是专业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教材西化、本土特色模糊甚至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

四、体例编排特色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虽由各自独立的15篇文章组成，相互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则钩联繁复，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整部文选的编排思路恰如开篇《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所倡导的世界文化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一样，在局部精巧细致而整体兼容并蓄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立体、交叉、开放的理论话语，并由此形成一个互文参照、前后应和、学养丰厚的思想场域。

编译者在精选优秀论文，架构体例的同时，始终以本土化理念统领全局。无论是理论话语抑或访谈实录，皆或隐或显本土化这一意旨，编译者意欲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贡献一己之力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跨文化传播涵盖领域深广，涉及众多学科，且极易滑入话语霸权、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等先在理论的误区，导致偏狭种族主义的论战。编译者在筛选过程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鸿沟，以公正、客观、包容的姿态使“西学”东渐，以“对话”的形式应对西方显学的强势，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内在文化视景。研读本文选，从背景介绍、书目注解直至某个细小概念的译法，编译者都力求还原真实并遍访名家。在国内众多的传播学译著中，该文选或许没有介绍系统的理论言说和名家流派，但它却涵盖了大量原创性的学术见解，理论思辩色彩浓厚，而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与办学理念上也颇多新颖创见。

荷兰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皮尔森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10]，进入这个文化中心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中窥见一些与全球化趋势共融的的质素，并通过现代化手段使之发扬光大。同时，坚持“和而不同”的传播策略，凸显本土化特色，因为本土化就是最好的国际化！要达至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理想状态，应如编译者在扉页上的题语：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运行。坐在这小船上的人们只有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才能逍遥遨游于无限之中！

注释：

[ 1 ][美] 拉里•萨姆瓦等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2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 3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 4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 5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 6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 7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 8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跨文化交流的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汉语国际教育 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张晓红（1978- ），女，陕西榆林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教育。（陕西 西安 710055）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9-0176-03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不断深入地开展，全球范围内汉语学习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在第七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2012年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实现新发展，已建立400所孔子学院、500多家孔子课堂，注册学员65万人。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完成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的发展目标。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快速发展对国际汉语教师师资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培养一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队伍，成为所有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推广事业人士以及相关部门必须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

2012年教育部新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对外汉语专业正式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旨在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从“请进来学”发展为“走出去教”。然而，“全球化”和汉语国际传播的新形势对国际汉语教师各方面的素质和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如何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他们在具备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教学方法的同时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国际教育和跨文化交际概念分析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是一种交际行为，就交际的种类来看，可以是人际间的交流，也可以是个人与公众（群体）间的交流。跨文化交际学是新兴学科，国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Kim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能力，能够处理跨文化交际中的关键性问题，如文化差异、文化陌生感、本文化群体内部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比较复杂，因为其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几方面的因素。美国社会学家Ray Oldenburg曾经在著作《The Great Good Place》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中，第三空间指的是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语言文化空间。它既有第一、二空间文化的特征，又不同于第一、二空间文化。在外语和第二语言文化教学与传播中，跨文化第三空间指的是学生的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交流对话过程中产生的，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语言文化空间。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跨文化实质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学，目的是要教母语非汉语的人学习汉语，掌握用汉语交际的能力。学生和教师往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不管是在日常交往还是教学及文化活动中必然都会涉及文化间的接触甚至碰撞，属于跨文化交际的领域。

国际汉语教师要成功地实现传播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目的必须要意识到跨文化交际中这个第三空间的存在，避免“非你即我”或“非我即你”的思维模式，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敏感性，培养第三空间的思维和视角，形成国际汉语教师在跨文化交际与传播中的新的第三空间文化身份。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参与制定者刘骏在介绍新的汉语国际教师培养模式APLUS时提到的Assimilating和Adaptable分别指的就是兼容各国的文化，融入当地社会的培养目标，同时他还提出Linkage这个理念，强调教学的关键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语言与语言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Linkage代表文化和语言的交融与沟通。

（三）跨文化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但是，对于应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却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姬建国认为跨文化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质，只有通过培养强化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意识和跨文化施教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建设质量和发展速度问题。王海燕也认为汉语国际教育首先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然后才是语言教学的过程，跨文化交际因素是汉语国际教育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它是保证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条件。但是李泉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谈到国际汉语教育人才的培养规格问题时，他认为国际汉语教育人才的课程设置和培养重点不够明确。对于国际教育硕士海外实习后认为能够提高他们外语交际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文化适应能力的课程要比语言学理论、二语习得理论和汉语本体知识等课程更让他们受益也更为重要的反馈意见，他的反应也颇为激烈，提出了“究竟哪些课程是主，哪些课程是辅？我们的主业是教汉语，还是体验外语交际、计算机应用和文化适应能力？”的质疑。

相比较之下，笔者更为赞同前两位学者的看法，即跨文化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本质，是其内在结构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存在离不开文化。强调在文化适当的情境中整体地使用语言已经成为第二语言教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实质就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更重要的是教师教授外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或者说只有具备充分的跨文化意识，立足于较为舒适和安全的“第三空间”，教师才能够用一种最易为学生接受的方式将所要教授的语言或文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尽可能地向学生传授，做一个真正的“文化行者”。再者，国际汉语教师通常面对的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文化环境，要在这个环境中顺利展开教学文化活动，他们首先必须要适应这个环境中的生活，当然更要适应和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教授对象。

笔者曾经参加的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和国家汉办共同组织的“赴美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中，就有教师因为不能很好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和课堂，最后甚至心理和精神出现问题，不得不中途归国治疗。基于此，国家汉办对于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公派教师也明确提出了“适应性强，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申请条件。和2007版《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教师具备多元文化意识，同时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以及跨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并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的文化和交际要求相比较，2012年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国际汉语教师应“具有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能有效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

其实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要性和“我们的主业是教汉语”并不矛盾，二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国际汉语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交际是成功完成国际汉语教育工作的必然途径。

二、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及能力培养的现状

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意义如此重大，但是目前国内各大院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方式和结果却并不乐观，远远落后于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无法满足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忽视了跨文化人才培养的定位；第二，过于注重外语学习，忽视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第三，过于重视理论性知识的学习，忽视了该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从课程设置来看，很多学校的外语课时约为50%，甚至更高，而文化课时比例约为20%，中山大学甚至低至7.1%。这组数据既说明了对外语的过于重视和对跨文化交际一定程度的忽视，更表明了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仍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指导，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效果。即使很多高校开设了一系列和文化相关的课程，诸如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与礼仪、英语国家文化基础、中西文化比较、西方文化导论、跨文化交际等，但是这些课程的讲授内容多以理论性知识为主，繁重的课程让学生不堪重负，更是无法获得对于异文化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无从谈起。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途径

（一）科学设置课程比例，整合课程资源

在明确了跨文化人才的目标定位之后，重新分配汉语、外语、文化等课程的比例，可以适度减少外语课程的比例，加大跨文化课程的比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而是改为更加注重学生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可以开设一些英语讲授的选修课程。由于课程安排较为丰富，可能会出现几门课程内容部分重复或者是本应密切关联的课程之间却较为松散和孤立、教师各自为营的问题，学生也无法从整体和宏观上全面整合所学内容和知识。因此，有必要将各门课程资源进行整合，打破它们之间的界限。

例如，既然国际汉语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那么完全可以将“对外汉语教学法”和“教案设计”等课程和“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结合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从而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一过程既实现了学生跨文化知识和能力的应用，也培养了他们的跨文化教学意识和策略，有助于他们将来开展真正的国际汉语教育工作。不过这就意味着需要几门相关课程的教师共同合作，甚至需要设计一门从跨文化角度为出发点的、集几门课程为一体的跨学期的综合性课程。而“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导论”和“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之间也可以找到契合点，从而将三门课程贯通起来，三位教师互相合作备课必然有助于学生将三门课程的知识融会贯通。如何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主线进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二）创造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和环境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体验，学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当然由于条件所限，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机会派学生进行海外汉语教学的实习，但是学校也要尽可能创造出“准实境”来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真实体验，例如和海外高校之间的互换生交流项目、和本校留学生和外教的交流活动等。如果学校本身就有留学生，那么可以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和留学生进行混合培养，建立学习伙伴关系。

此外，学校也需要加强和社会各界包括各类外资企业的密切联系，为学生创造诸如为该企业中的外国人进行汉语培训或者翻译等实践的机会。教师在课堂上也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使用较为直观和灵活的教学手段，例如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影视观摩、案例分析等，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接近异文化的环境。

（三）提升教师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师是学生所面对的最直接的学习渠道，教师是否展现出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学生影响重大。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国际汉语教育的工作中，即使是身处本国文化的环境中，一个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在看待、分析和处理很多问题时也会和一个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即便身处同一文化背景，教师在课堂上面对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微观的异文化环境，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别甚至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学生可能对于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

教师是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尊重学生的看法，善于向学生学习，形成平等的师生关系，还是“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才是课堂上的权威，这些无形中却在向学生传递着微妙的正面或者负面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信息。而教师在讲授具体的教学内容尤其是文化课程时究竟是从“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放大本国文化的优点轻视他国文化，是一味地推崇他国文化，还是否定或者弱化文化差异，抑或是强调文化多元性、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他国文化、整合文化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在面对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冲突时的态度和应对方法。

研究表明，与外国人接触的亲密程度、与外国人接触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出国经历、是否接受过跨文化交际培训或课程等因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有影响。曾经参加过跨文化交际培训或课程、与外国人关系亲密或接触时间长的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民族中心主义维度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学校应为教师组织跨文化交际培训课程，或送教师去国外进修，提升教师本人的跨文化教学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推广的跨文化实质决定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目标定位，而这个定位要求我们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学理念和方法、教师素质，甚至是教材编写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为国际汉语教育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合格的教师。鉴于这种调整涉及面如此广泛，还需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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