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1篇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关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理论局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以下简称《十讲》）。这本书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读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一个范本。
第一，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十讲》的第一讲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十讲》的最后一讲特别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近年来，部分党员干部中出现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公德图私利，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下气力打牢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底，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第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充分揭示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底蕴。《十讲》不是像一般哲学教科书那样按部就班地讲授哲学原理，而是紧紧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主要方面，比如世界统一于物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工作路线；价值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我们实际工作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态度。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包括哲学概念的推演，而且包括哲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包括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就是要掌握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并从中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真谛。
第三，注重加强科学性与学术性结合、理论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提供了新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优秀范本。近年来，编写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书不能说少，但是真正让广大干部群众喜欢的不是很多，而《十讲》却给人一种难得的新鲜感，它力求用简洁质朴的话语讲深刻的道理，增强了可读性，方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年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曾经开了先河。之后，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更是树立了典范。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作出重要贡献。《十讲》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是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本书将哲学理论研究和哲学通俗读物写作结合起来，为在更高层次上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榜样。
（据《光明日报》，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2篇
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人们开始对传统研究范式不断进行反思，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是否恰当，直接决定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水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在对原有研究范式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对西方马克思研究范式的扬弃
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开始了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粱赞诺夫把构建马克思学、创立国家乃至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作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他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马克思学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使马克思学成为西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要归功于法国学者米里安，吕贝尔，他明确用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学在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逐渐兴起。而在前苏联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学在苏联逐渐成了-中性概念，人们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意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这一概念从苏联传人中国后，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源于苏联的僵化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传统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评判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另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主张重新为马克思学正名，还其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本来面目，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呼声。在《马克思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奠基一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要创建既不同于原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吕贝尔等人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主要是针对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而言的，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自己创造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且要扬弃超越“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包括五层独特涵义：
一是强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进行的马克思学的一切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他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思路，而是力图独立研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成一家之言的。二是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三是强调我们将努力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并把它与近现代西方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在解释方法上凸现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中国解释学传统深厚独特、源远流长，完全可能使我们在构建马克思学，尤其是解读、发展马克思哲学方面，比起西方人、俄国人来说，达到后来居上的效果。四是强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五是强调我们所作的解读，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尽管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和治学方法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三种：原理解释研究范式、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文本解读研究范式。
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原理解释范式承袭于前苏联教科书的研究和学习模式，是学者们对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是理论宣传或在课堂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概括。原理解释范式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和原理，以及实事求是、辩证法等。它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不能被完全否定，从特点和作用上来看，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些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熟悉的教材和读本，一些易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原理解释范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它逐渐凝固化为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哲学范式，其特点是非反思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各种教科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仅仅变现为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样，基本原理演变成为干巴巴的政治教条。虽然它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智慧精华，但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它一再声称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教科书哲学的内容多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它以穷尽了一切真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能对其“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以致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
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因而，中国马克思学提出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结合时代特征，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
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是一种通过同中国哲学、其他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大专业学术领域，形成了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面的三大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开放的哲学，在其产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地继承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它在随着实践而发展的时候，也应该继续批判地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但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就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批判的资料。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关系的这种错误理解。不仅限制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且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常进行。随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哲学研究中，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错误态度得到了纠正，出现了三大学科平等发展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虽然摆脱了教科书的阴影，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再标榜自己的学术性和超党派性，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学要取得的是解释、评价和发挥马克思理论的专利，攻击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学提出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使之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文本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和诠释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马克思生前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为后人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本依据。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传播和发展、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解释和运用的出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文本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并成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在谈论着这个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本研究和解读的方法论思想。长期以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的限制，文本研究范式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全集不全”，“以苏解马”等。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课”。所以，中国马克思学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文本解读作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三、中国马克思学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与超越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等同于文献考证，是一种对文本的过度崇拜与迷信，是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情结，因而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绝对化的唯一可能的范式。这无疑是对于中国马克思学的一种误读。
中国马克思学强调马克思文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文本研究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事实上，无论是原理解释研究范式，还是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都必须以马克思文本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文本研究对于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学事实和资料的支撑，例如著作的先后时间顺序、写作的确切时间、笔迹的特点，以至编纂学和年谱之类的信息，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针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国内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提出要重新把马克思本人文本研究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地位。它要求学者们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精确的文献考证，以澄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曲解与误读，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二是由于太注重原理解释研究而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足够的研究。以致让人们觉得许多“原理”似乎已经被人们开掘得太厉害，其中几乎所有的进展好像已被耗尽、已被人们尝试过了，马克思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马克思学要求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做出深入系统开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作为源头活水。三是文本研究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所重视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在党培育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指导下进行的，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对经典著作的研究过程中强调不能断章取义，而要掌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强调文本研究的基础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于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创造性回归。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立论；哲学范式；倒退说；马克思
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以教科书改革为标志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时代”、“教科书改革时代”、“后教科书时代”。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科书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反思中急需突破的藩篱，缘由在于它部分地丢弃或歪曲了马克思本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论述。然而纵观教科书改革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哲学论争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型所带给学术界的整体印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阐释力并没有增强，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应该算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难题”，对此破解的通道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在深度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试图“回到”或“走近”马克思，在重返马克思的阅读中，改变以往一些僵化的理解。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其实这与前一种有着共同点：“重读马克思”。不同点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通常认为教科书是与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同的、以恩格斯为始作俑者的一种旧哲学范式下的“旧解读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通过“中介式方法”，即在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后的“进步”的格式塔话语逻辑下，让另一条马克思本人的“新解读模式”显现出来。国内哲学界如此流行的话语，就笔者研究看来，有诸多的困惑，在此撰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哲学界方家。
困惑一、“对立论”解读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追问
非历史性地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并且把实质是“退却”的“西文本”中“新哲学”范式的直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将马克思放置在表层看来“离我们很近”的现代哲学范式下来解读。通过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由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为“中介式方法”，极力阐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在“西语”模式的文本解读中产生了一条“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读模式。这是一条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后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以及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明显存在着异质性的“话语体系”。而面对这一“文本危机”，这些学者必然采用了这样的划分方式：“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表述。”。这一条解释路线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由于这一解释路线的始作蛹者是恩格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①上个世纪20、3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的发表，于是前一种解释路线“面临挑战”，出现了“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正是这些手稿的发表为这一潜在的解释路线的出场准备了条件。②“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这“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③
这样势必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对立起来，认为前一条解释路线“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基础部分进行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而“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与此不同，它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前一解释路线“面临挑战与危机”。他们“宣言式”的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②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路向中，还有学者以“两种哲学范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由此该学者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④
另外有学者认为：“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传统，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看成是彼此难分的‘一整块钢’”，而对于国内哲学界近些年来对马恩对立论的阐述时，该学者认为“应该承认，这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他看来存在以下差异：“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①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则更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于是这样一种“分离性”的认识便在他们的“前见”中早已默认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差异解读模式是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为背景的，在国内哲学界这成为了一条隐性运作的逻辑方式渗透在哲学解读“样态群”中。这样一来，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便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范式转型中被彻底改写了。由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和谐发展观必然被一道指责为旧哲学范式、变成了“二元对立”知性思维②、旧唯物主义、“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再是一种“发展史”，而成为了一种“倒退史”。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方式的解读方案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样一条“解读模式”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真正解读成一个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毕生志业的革命者，而被装扮为一个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哲学创造的经院学者。这是否是这种转型被确认为进步的时候，应该展现给世人的理论承诺呢？难道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的互文本阅读中，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真正从“他者”之中得以显现吗？在这样一个以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为自诩的“最高深的学问”中，有些学者似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③这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原则和立场的主动放逐，当然更谈不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开放性不是以牺牲掉自己内在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为代价的。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原则界限的“栅栏”，把解构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语境在非批判地挪移成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西文本”自身作为西方现实制度本身的观念补充不说，但就哲学层面来讲，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品格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从而成为了思辨哲学的附庸。
困惑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进步说”抑或“倒退论”
范式转型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哲学界这几年所讨论的问题域来讲主要有“五大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④。而学术界为何乐此不疲地建构各色哲学范式呢？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基于此种转型的合法性依据，一批主流学者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它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种“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被阐释为“四个超越”：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由此，该学者指认：“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①
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种“哲学范式转型”能否是哲学的进步？转型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型很难认定为“进步”。首先，这种哲学转型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在“进步说”的学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的。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而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则可以借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起来。浅层上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哲学走向是完全奠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因为真正客观维度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本体论”被从哲学上完全抛掷以至于沦丧到单向度的主体一面。
其次、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过程中，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②这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和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感情的世界的范围内。”③ 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何在？正确反映对象从何谈起？说主客二分不是指主客“绝对分立”。本体论上讲主体与客体都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合一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哲学家们令人晕眩的哲学话语”，主客二分便是最简单的道理。
再次，哲学范式转型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倒退。这几年对国内哲学界出现了海德格尔“幽灵风”，有学者直抒在接受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后，才明白了“新哲学”。我们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哲学贡献。但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语体系在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势必是语境的非法移植。在海德格尔“去蔽说”看来，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而将以悬置。事物的意义就在于我观之，物开显之。这种说法直接针主体反映客体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当他拒绝在认识论问题中谈论真理，而欲将真理置于本体论来探讨的时候，这里的“本体”如果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视角来讲的话，他确实是回答了最高问题，但只是肯定了物对“观念”（思）的依赖作用。在一切真的标准以“玄妙的物的对于思的显现”的时候，实质上是忘却了“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异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这样一来，海氏难免进入了对“自在之物”的怀疑，从而进一步走进了不可知论。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转型到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也是学界论争实践本体论以及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落脚点。在国内生存论学者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生存论的起点，现代哲学生存论的兴起及其问题框架，乃是康德有关哲学人类学在现代哲学的复兴及延伸，这一背景框架，也实质性地呈现了现代哲学生存论的问题背景”。“生存论关涉的正是其中的自由世界”①康德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正是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生存价值，蕴含着生存论意识维度。这样到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认为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的。将真理从人的生存本体论加以理解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生存只不过是否定了社会关系现实的客观性，抽象地追问人生意义，而对真正人的物质需要的遗忘罢了。悬置“自在世界”走向“属人世界”的主张遮蔽了两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它是反对任何脱离社会历史前提的本体论哲学，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瓦解古典人本主义而走向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一切形态的(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本主义哲学的”②
困惑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化诉求”还是“中国化问题”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备现实性关切及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艰难历程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同时要求世人对之加以不断的解读与发展。然而，在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学术的幌子”从事“贵族化”、“孤芳自赏”性的理论研究现象。一种以人的解放学说为诉求的科学学说被解说成为了一种知识精英们手里把玩的“文本”。其主要有这样一些状况：首先，树立起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以此规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最为流行的生存论研究，在一批学者看来，他代表了当今哲学的未来走向而且是最为合理的哲学形态。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出现了范式转向以“生存论”为主轴的理论样态。这是理论上为马克思能够走近当代所做的“创新手法之一”。还有的为了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性，不惜在西方哲学家的文本中苦苦寻觅出只言片语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于是大加渲染。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要靠自身的理论与现实来证实，还是要依靠西方哲学家的某些未经语境勘证的片语来保证呢？事实是，在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桩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驳难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诘难史、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所取得的基本原则性的结论，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出现了“马赫翻案风”以及不可知论盛行其世的“渊薮”。其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逾越的“中介”。有学者直言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中介式方法”,即以西方哲学为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在我看来，这种中介是一堵“墙”，通过此墙才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而此墙已经被西方哲学“制度化”或别一种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们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现代的秘方要在现代西方哲学王国中寻求。近两年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人们还对现代性博大内涵缺乏深入理解时已经扑面而来，在挖掘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国内开始运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马克思是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生存论意蕴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的言说变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杂烩，只要我们能从现代西方哲学中读出一种自认为可以学术炒作的“佐料”，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学者卖弄文骚的形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异质性被搁置，在“对话”的“学术幌子”道说出各色奇异的“咒语”。
那么，是否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要学术性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应该以“中国化问题”为理论起点、中介、旨归。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关怀维度、价值性的批判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不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互文本阅读”所能够给予的，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转向，才能够真正走近马克思主义。
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习惯于在原著中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结论来论证某些观点。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有足够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列宁则更加尖锐地指认：“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②说立足中国现实，不是我们常识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切近思考这样的逻辑，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从词句对词句的喧嚣中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诉求”下，词句对词句性地旁征博引被看作了哲学研究的“常道”，而一些紧密关注国内外社会思潮涌动的、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阐释的学者被认作为哲学研究的“非常道”。前一阵子，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学者的“集体失语”，这就足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了“距离”。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大批经典著作就是在批判各色有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潮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词句对词句的对话与承接中“闭关自造”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重新阐释。①
最后，在全球化视野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开放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当今时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在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给予充分研究，提炼出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成果。
①俞吾金：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1)；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j ].江苏社会科学，2003(4)；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j ].哲学动，2004（12）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33、37页。
③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142页、 143页、145页。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45页、48页、49页、39页。
④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j ].哲学研究，2005，8.
①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 j ].东岳论丛，2004，5.
②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对学界批判“二元对立”知性思维的理论倾向提出了批判，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5
③ 汪信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方向 [ j ].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
④ 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与辨[j]黄海学术论坛2007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
①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还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8页
②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 j ]. 2002，1.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62页
① 邹诗鹏：生存论的论域及其限度[j].哲学研究，2006
② 刘怀玉：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 j ].哲学动态，2003.9.目前国内对生存论反思的文章已经有些文献可以参阅，比如文兵《生存论质疑》，孙伯?、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5.李海清的《海德格尔幽灵》。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页、742-743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2页、5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