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王同起.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贡献[J].理论与现代化，1992(4).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创新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1]。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品质、哲学内涵及具体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品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又一重要关头。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科学发展观就是与时俱进产生的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以邓小平发展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深化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本质、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目光放在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上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应对新挑战所提出的党的新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曾提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指导了我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前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着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科学发展观是与时展、与实践发展共同前进的党的新的指导理论,它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升了党对国家建设、自身建设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最后,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以世界眼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国际性问题有待各国协调解决;世界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的竞争仍在加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安全问题突出这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中来,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科学发展观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将全面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将借助世界发展之机促进自身和谐发展,同时也为世界整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观在哲学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蕴涵丰富的哲学精神,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2]。对于人的关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了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现实中从事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其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视为发展主体、发展目的、评价发展的尺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发展中应该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系统的内部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又马体现了克思主义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科学发展观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全面的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关于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4]。

在发展认识论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为依据强调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方法论上,科学发展观在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协调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强调协调发展,提出按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各方面利益,更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因此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并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构建节约型社会,协调了人与资源的关系,是保持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办法。

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步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将社会的和谐列入富强、文明、民主的战略目标之中形成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局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以台阶式发展战略稳步前进,增强方面的联系与协调发展;在通过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科学发展观在尊重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而努力。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党内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深化了发展为民的思想,更加凸现了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发展的最终目的,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靠人民,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条件,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以对当前国情、党情、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新形势下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释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6

[2]许庆朴.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9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这种产生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礼教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有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双重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消极的传统文化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追求某种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于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维护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向往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人格。这始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脱离实际生产力而过分追求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产生了共产风、“”等浮夸现象，破坏了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没有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顺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一定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其进行批判，防止其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炎.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丛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经验[D].沈阳师范大学，2011.

[4] 程宜山，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 乔丹丹.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选择[J].理论学习，2011（07）.

[6] 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