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第1篇

【英文摘要】Thedevelopmentofatheoryisequaltoaconsciousrepresentationunderaconditionofthecontextmetathesis.OnlyundertheconditionsofthecomparativedialoguewiththemodernWesternphilosophy,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realisticworld,logicalworldandvaluableworld,theunityandoppositesbetweenthehistoryandreality,thevalueandtruth,theidealismandtherealism,theemotionandtherationality,canMarxistphilosophybeconsciouslyrepresentedandalsocontinuouslybeenrichedanddevelopedintheconsciouslyconstructed“TensionNet”.

【关键词】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理论张力/construction/marxismphilosophy/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ensionoftheories

【正文】

哲学创新正是基于实践的生成过程，才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生命冲动和理性自觉。只有自觉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张力网”，才能使其进一步走进现实语境，并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本质穿透与理性关照中得以丰富与发展。

一、比较对话：彰显理论特质

当前我国学界存在着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对话的观点，理由是质疑这种解读模式非但不能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注，反而可能将自己专业的“权力话语”当作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立足点，并武断认为，“比较对话”的方法实际上只能是以某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人物思想为圭臬或视野，“外在”地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意蕴，从而导致以现代西方哲学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窠臼，并指认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对话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无视现代西方哲学所张扬的科学实证精神、人文主体精神，不能无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整合的努力，否则就谈不上创新与发展。同时，这种比较对话也是可能的。在进行这种比较对话中，不必要一定找出一个超越二者之外的某个评判标准与沟通媒介，首要的是主体的自觉。

这种主体自觉具体而言，一是认识到比较对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代解读的一种方式方法，旨在建构而不是解构。在比较对话中注重吸收利于自身发展的合理因素。如果这样就不必担心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视野的遮蔽性而遮蔽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二是自觉尊重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方法论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都关注实践活动的主体性，重关系轻实体，重生成轻先验，重影响轻体系，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二者毕竟不是可以完全通约的，而是异质性的两种理论体系：在立场上，一个基于劳动者的立场，一个倾向于为资本所有者服务；在观点上，一个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在方法论上，一个是历史于实践中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一个是日常生活于实践中生成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些只有在对二者的深入比较与对话中，才能在理论上自觉地呈现；只有在以现代社会为共同视域、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以回归现实为特征的东方与西方、社会历史与日常生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两极对立的张力中得以实现，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发与思考。

二、体系建构：突现逻辑魅力

与上述反对对话的观点相呼应，有学者认为在反形而上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不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否则，势必带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之嫌。因而，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从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着手是不可取的。对此，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

我们认为，任何严肃的理论无不有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系哲学，但这不意味着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更不妨碍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建构新逻辑体系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是逻辑基项，实践是逻辑始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劳动群众等构成了逻辑中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是其逻辑终项。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了一个由实践基础上有机论的自然观、交往实践论的社会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集真、善于一体求美的自由观构成的十分严密的逻辑体系。

其次，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能否排除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哲学之嫌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崇尚任何超验的哲学实体。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及哲学范式，实现了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于实践中生成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来说，它不同于传统哲学(包括旧哲学和传统教科书)中的物质概念。旧哲学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一种实体，以此为基石的哲学体系在理论上是超验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思维方式上是追根究底的实体主义，在哲学范式上是世界论的、本体论的抑或是近代主体论的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集中通过实践概念体现出来。由于实现了哲学主题的历史性转变，所以以实践为本体的新世界观认为，社会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其着力专注于经验世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建立起关怀人的人类学哲学范式。

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种关系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和人类学的哲学范式的呈现，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以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型之间的互动为表征的，是以物质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对立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我们知道，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求真；范畴体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向善；模型则把概念与范畴按递归和合的原则整合起来，构成穿透现象世界的解释体系，趋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求真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则是向善的，自由观则是趋美的。它们之间的有机统一，是三方面对立统一的结果，呈现出规律、价值观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本质上，这是事实世界、意义世界与逻辑可能世界三极对立中所具张力的反映与观念呈现。而且，在这种逻辑体系构建中，主体越自觉，基于三个世界之上的理论越自觉，所形成的理论张力也就越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以此为切入点，不失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解读模式。事实上，改革开放20余年来，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科书的解读模式，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也逐渐占据论坛主导，并向教坛和讲坛伸展。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时期通过自觉建构合理的逻辑体系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必要的。同时表明，始终关注现实是自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理论体系的现实起点。

三、语境置换：展示现实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解读语境的话语，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回到马克思”，通过深入、完整、准确的返本溯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清理地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马克思走向当代”，通过关注当代、实际关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输血。

在我们看来，前者有重历史轻现实之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历史感，后者有重现实轻历史之虞，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现实感；前者强调以价值牵导现实，后者强调以现实规范价值。结果或者给人以空想主义的揣度，或者予以人以实用主义的直觉，不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第2篇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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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第3篇

（一）继承与丰富社会发展主体观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发展主体是由社会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三个层次组成的，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科学发展观走出了对发展观看法局限的误区，提出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发展主体观。一方面，各发展主体存在着客观的差异，不可能实行均衡发展，但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都不能以损害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发展为代价，应倡导与实现代内主体公平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主体还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统一。必须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公平发展，确保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这是对发展主体的新阐述。

（二）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是组成社会形态的主要形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统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应将社会发展看成是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生态发展四大要素构成的系统，推动中国特色现代社会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内涵的最新认识。

（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价值取向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中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将是未来社会的雏形。同志指出，推进经济、文化发展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方面的需要，让人的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对发展目的新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一）科学发展观用整体有机的态度来观察和认识社会

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认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进行生产劳动和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及辩证性，是科学发展观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吸收古今中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从社会整体有机统一的思想出发，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肯定社会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又繁杂的历史工程，必须全面兼顾系统构成的各个层次、各个因素，注重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社会发展的政策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为目的，并实现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二）科学发展观用和谐统一的根本立场来观察和认识自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确定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准，并科学阐明了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也就是说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

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国际上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先进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运用系统辩证的科学方法，坚持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并用来指导实践活动。科学发展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而且已形成具体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性和科学性。

（三）科学发展观是用系统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整体辩证思维的指导思想，来指导人们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以客观现实为认识中心的特征，其根本特点就是整体辩证思维一体性。

在如今多元化的世界，科学发展观直面现实世界提出的紧迫理论问题，吸收了现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以系统辩证的思维来准确理解世界的一体性与多元化。无论是在思维机构上还是在认知模式上，都是主张从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角度上探索和把握辩证规律的运用，深刻而又全面的认识社会、自然等领域的本质特征与普遍联系，从整体上辩证动态地考察事物的兴衰转化过程和系统内外各要素的辩证关系。

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一）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属于发展意识的范畴。那么，对发展观的基本问题的理解要进行多角度分析与考察，不但分析发展观本身，还要考察其于发展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以此而论的话，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然而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的角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的发展观，这是我党首次在文件中提出的发展观念。“以人为本”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是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

（二）首次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内容，此概念不但囊括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自然的发展关系，还包括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构成一个首次提出来的发展观念，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是对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以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党和国家分别出现过，但从未像科学发展观这样，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理念给提出来，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大理论创新。

由于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内在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首次提出“五个统筹”的系统的发展观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统筹”思想，已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五统筹”大大地拓展了统筹的广度和深度，跟以往任何的统筹表述存在着区别，是首次提出把“五统筹”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作为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论，这是中央的宏观决策的创新，是指导我们实施统筹发展战略的思想武器。只有做好“五统筹”工作，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四）首次明确提出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儒家文化 异同

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以来，它在传播的过程上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发生融合，碰撞。两者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两者相互比较，还是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从本质上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

由于产生的背景各不相同，两种文化所服务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所拥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想体系。所以在探究二者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清。

（一）文化背景差异

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来源都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义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超越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

而儒学文化的产生背景则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学其诞生背景主要源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家族文化。由农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为基础的中国式的形而上学，由血缘家族文化中诞生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而在宋代诞生的新儒学，主要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儒学，其实现的基础便是对皇权中心主义与封建官僚制度的拥护。

（二）时代精神差异

时代精神对特定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它是时代价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驱性和进取性为特质，具有正面价值。而哲学通常都是时代精神通的表现载体。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产物，是汇聚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最精致、最隐蔽、最珍贵的精髓哲学思想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着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成熟的时代下诞生的。在这个时代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无法避免的带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此时拥有着代表社会新的生产力特征的无产阶级，以其拥有的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政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无产阶级这种强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学则是在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乱中求治的时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学便在那个条件下应运而生。孔子以“复周礼，缅三代”的为思想为核心，展示了克己、复礼的大义。而乱世思治的时代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由他构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价值中心，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激发民族凝聚力是价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两者中间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并不是同时空的精神产品，它们各自在历史中的势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观念和阶级意识的差异

作为代表先进的近代物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相互对立的生产关系间的相互斗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性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所以，他不可能成为现存国家的拥护者和卫道士，它是它们的摧毁者和掘墓人。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儒学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备有这种革命性。在其创立之初，虽然也有着代表非权贵群体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终究也只是来自于没落贵族阶级，依然具备着阶级意志。自汉唐以来，儒学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官方正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从其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立场上来讲，是根本对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二、异中有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虽然在根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拥有着共同之处。如果对这一点不能做出正确认识，就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不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其在本质中与中国儒家文化所发生的相容与相通。这两种在时代性与阶级性上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思想体系，在学说上却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上都具有无神论的特点，其思想有着反对神学、宗教的特点

由于曾经受到“左”思潮影响，曾经不加分析的将儒学完全归类为唯心思想、形而上学，其实儒家学说是不讲“怪、力、乱、神”，并且一直对神学保持着怀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科学的无神论，其以对神学理论的彻底否定在欧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在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反对通过非人类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两者都重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的思想。以此来看，在无神论的观点上两者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在道德观上，中国儒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有着相同之处，两者对人拥有的自然属性，及与此相应的表现形式，所具备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时又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应该受到社会属性的约束，并对其进行规范，才能达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着“食色性也”和“为恶去善”这样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对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十分重视，但是他也认为个人解放是必须要在全人类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够达成的。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三、结语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相通却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展的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与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参考文献：

[1]牛苏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州学刊，2015，（12）.

[2]王晶，王雅舒.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角度[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08）.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范文第5篇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资源紧张、物种减少等生态问题频频出现，生态带来的危机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和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人类解放的极大关切，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因此，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内本文由收集整理容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内在的统一关系，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人类依赖于自然，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及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场所。人类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人类是社会的产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理性、道德和劳动生产能力。人类具有改变自然界的能力，同时人类还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理念。

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人虽然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马克思在肯定古典经济学有关劳动创造价值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了劳动对象在自然界中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地位，人类在自然界中进行劳动活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必备的生存空间以及生产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

2、自然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

马克思肯定自然界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人对于自然界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但同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尤其伴随社会、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在不断加强，自然界被人化的速度加快，范围亦在不断扩大。因此说，自然创造人类的同时，人亦在创造自然。

3、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统一

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人的这两种关系之间是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又是相互制约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独的脱离、独立存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两者之间是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性关系，并凭借这种社会形式实现生产、生活。自然生态的恶化是人类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类与自然互相伤害的结果，欲解决这种恶性循环，需对人类的物质生产进行整体的规划与控制，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4、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然与社会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要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必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营造崭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交换节奏，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更大的成效。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大”特征。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揭示了其生态思想的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同时过度的自然开发导致资源出现匮乏、生态失衡等问题出现，危机到人类的生活与生存，人类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环境危机困境指明了方向。

1、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

心理念，这种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除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生态思想中指出人具有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人却最终不能脱离自然、超出自然，不能过度的依赖自然，开发自然，这样会打破自然自身的平衡关系，使自然本身的循环能力丧失。人类应该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创新的生态文明的时代。

2、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基础

传统的发展观念关注更多的是眼前利益，没有长期发展规划，不能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已导致当前一些地区环境威胁到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点强调经济与环保的关系，其中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这一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前提。可持续发展观认为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如果人类的不合理使用资源、任意开发等活动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必将导致自然界的报复，危机到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开始向生态文明过渡。在工业文明阶段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大，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是人类对传统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人类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形态中的个体行为，并意识到，只有以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为基础，使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处于自然生态系统所承载的合理范围之内，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明。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指出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揭示了这两种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挖掘马克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

1、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就是探索我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破解能源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的世纪性难题。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2、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机构，以协调和解决在环境保护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与组织、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采取确立生态意识的教育措施等等。

3、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绿色消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