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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原真性;完整性;遗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原真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领域的核心理念,是世界遗产申报、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的直接依据.文化遗产研究的丰富程度高于自然遗产,原真性研究的深入程度高于完整性。从遗产类型日趋多样化、遗产内涵日趋丰富的现实出发,完整性原则的研究、自然遗产和复合遗产的保护研究、原真性与完整性内涵的关联性研究仍需引起更多关注。

1国内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措施

1.1国际文件中的“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威尼斯》中,这一主要针对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自《威尼斯》诞生和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发祥至今, 原真性和完整性一直是文物古迹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2008年,《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肯定了原真性保护在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中的重要性,指出:“通过沟通历史构造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保护遗产地价值免受强行引入的解说,尊重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

1.2国际文件中的“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表示尚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初状态。《操作指南》对自然遗产的完整性有如下的界定:应包括其自然关系中所有或大部分重要的相关独立元素;应拥有足够的规模,并包含必要的成分,以展示其所具备的、对于长期保存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而言十分重要的过程;应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并包括对维持景点美景至关重要的区域;应包括代表该生物地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特点的动植物的栖息地及其生态系统。[1]

1.3中国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

集体成果方面,中国ICOMOS制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及《准则案例阐释》,是围绕不改变文物原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原真性认识的集中反映。此外,中国主导制定的《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将中国对于遗产背景环境、木构建筑修复中若干原真性问题的认识引介到国际遗产界。

个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原真性、完整性内涵研究国内早期的“真实性”提法,见于罗哲文等1990年对于古代建筑的“历史真实性”的论述。刘临安则在1997年关于“文物建筑的真实性”的讨论中,首次将“真实性”与“authenticity”对照起来。吕舟也从材料、工艺、环境的真实性3个方面介绍了文物建筑的保护。徐嵩龄指出了原真性的多层含义,细化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要素。阮仪三等认为原真性是衡量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重要标准, 并基于原真性,论述了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在仿古建筑、复原与重建、搬迁保护中的几个实践误区。[2]

1.4立足实践看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展

就自然遗产而言,原真性是完整性的基础。[3]缺失了所包含内容原真性的自然遗产,完整性的实现只能是一种妄想。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往往于不经意间被打破。简言之,对于这类自然遗产,原真性意味着不人为增加,也不人为减少。

文化遗产也存在完整性的问题。一是范围上的有形完整。建筑、城镇、工程或者考古遗址等应当尽可能保持自身组织和结构的完整,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和谐。二是文化概念上的无形完整。如泰山,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佛教、道教、封禅以及世代歌咏、吟诵文化的同为一体,突出了文化遗产伴随实物而来的概念上的完整性。[4]

2殷墟凭什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占地约24平方公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1凭历史

殷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殷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目前世界上所使用的汉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甲骨文也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

殷墟见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代表了中国商文明乃至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它反映了许多的制度和技术以及已经消失了的独特文化习俗;中国过去三千年以来城市布局的中轴线规则也源于此;青铜铸造技术铸造出了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等。

2.2 凭保护

坚持不懈保持殷墟原貌。战争曾使殷墟的发掘和保护工作被迫中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殷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1961年就将其与长城、故宫一起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持殷墟原有的风貌、体现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一直是殷墟文物保护工作追求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目前除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村庄、道路外,殷墟申报保护范围内保持了殷墟原有的环境和历史面貌。安阳市还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规定,使殷墟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省、市政府实行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殷墟文物保护管理奠定了法制化基础。安阳市政府还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

2.3凭口碑

考古学必须向公众负责,作为文化遗产的殷墟,必须展示出遗址的“原真性”。根据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愈来愈强调遗址周边的环境尽可能接近遗址的原生面貌的要求,他们对原来的展示方法进行了改造,使古遗址展示更具“原真性”和对公众的教育或服务功能。

在保护和展示的过程中,殷墟始终坚持了尊重科学、尊重专业的态度。殷墟所创新的土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法,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委托的考察专家的充分肯定。

3结论

在充分汲取现代遗产理念的基础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认识,不断地被推介到国际遗产学界, 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可。中国的遗产原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领域,缺乏集中性地对地质、生态、生物多样性等自然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因此,这些方面研究内容尚需加强。中国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巨大认可,而这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史晨暄:《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2]赵荣:《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申报与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通讯》2008(3)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景观设计;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 TU986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背景

文物建筑、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收藏,但真正成气候的保护是从十九世纪的法国开始的。法国派、英国派和意大利派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文物建筑保护作为一门学科已具雏形,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就此兴起。就以文物建筑保护为内容的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其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是193 1年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雅典》和19 64年的《威尼斯》,两者都体现了意大利派的影响,又以后者的历史地位更为重要。后来相当一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献都是以《威尼斯》为基础制定的,如关于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关于历史城镇的《华盛顿》、关于木结构建筑的(古木结构)保护原则、《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等等。

二、景观设计学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景观设计学的介入

民族文化认同和人地关系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开始于20世纪。北京大学192 2年成立的考古学研究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的开端之一。经过八十多年、特别是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前以文物保护为单一中心的保护体系,到1952年以来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体系,再到1986年以来以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保护体系的逐渐确立,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地方危机

当代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发生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人地关系危机,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科提出了新的迫切任务。就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研究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乡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所带来的“场所精神”危机,是一种场所自性的危机。这些正是现代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人地关系危机则更多的表现为生态环境危机。在本质上,这两大危机的解决都与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文化景观相继占用

“相继占用”是人文地理学发展中文化景观研究中的重要模型。它反映了不同时段下不同文化对景观的使用,反映了文化景观的累积性特征。这一点在中国主要文化景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及几个最重要的文化发祥地区,景观己经高度人工化。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历史之古老和景观文化层积之深厚,表明人类对自然景观改造之剧烈,也说明中国文化景观和国土景观的重要特征即文化累积深厚、高度的人工干扰、自然景观的高度破碎化。中国文化景观的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任务: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和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相结合,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使我们的土地持续和健康。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讨论以土地为设计对象的景观设计学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三、国内对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觉醒

国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不鲜见,但与世界遗产体系对接的文化景观研究却一直没有受到业界关注,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遭到忽视。中国申遗成功的单位在提交申报文本时均不是以文化景观的名义,甚至目前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被国内认可的庐山和五台山也是如此,它们的文化景观价值是被ICOMOS专家发掘出来的。随后,在高度的国际关注下,中国学者也纷纷醒悟,快速认识到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体系中所具有的巨大文化景观遗产潜力。

近年来在文化景观领域撰写和翻译的多篇论文中,都对中国遗产界的文化景观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遗产研究团队在遗产申报的实践中也总结了景观设计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中国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了西湖申报文化景观遗产的文本,是中国遗产界开始与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相接轨的标志。尽管国内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关注与日俱增,各种研讨活动相继开展,但对于文化景观遗产所特有的不同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乃至混合遗产的价值的认知和保护,目前尚存极大研究空白,尤其对于现存的文化景观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认识还存在误区,迫切需要做出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尝试。

四、中国景观文化保护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1、保护与管理机制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风景园林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现状呈双轨模式,其一是建设部领导下的风景名胜区及自然遗产、混合遗产保护体系,其二是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目前在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研究中,物质性载体的保护相对完善,譬如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技术、古建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等。虽然二者在保护实践中都十分强调文化与自然环境兼顾的保护理念,但由于两套保护体系各自的局限性,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整合保护的制度保证和规范落实。进一步说,文化景观必然与人的活动、思想等有关,而且往往这种无形的遗产正是文化景观的重要价值体现,因此,在保护有形的物质载体之外,对于与文化景观相联系的人的活动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保护、保存和展示也尤为重要。有些文化景观的非物质文化已经消逝,例如玛雅文化的祭坛,我们只能以各种展示或解说教育手段对其无形的文化精神进行传递,使后人能够理解这一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而对于那些仍保存着一定生命力的文化景观,则无法回避其非物质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譬如华山道士至今仍延续着在石洞中隐逸避世的修道方式,但面对游客的进入及各种社会影响的冲击,这一无形遗产正面临衰败的危险。如何对这种活态的、非物质的遗产进行保护和展示?这是对持续发展的文化景观进行保护所面临的难题,相关的保护实践在目前中国文化景观的保护体系下还十分薄弱,应当引起充分重视。

2、保护方法的研究趋势

对于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可以从景观设计的分析入手,找到其或物质或非物质的载体,再针对其载体状况进行保护、修复与展示。这其中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准确分析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及其载体,其次是对于以人的活动如风俗等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后者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难点,是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3、构建连续的景观生态网络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国土景观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理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遗产价值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基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辩识那些对于形成遗产和遗产体验的关键性 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并以之为节点,通过生态恢复、景观整治、文物保护等手段,联系残存 自然景观、半 自然景观和人工化景观中残存的 自然斑块,加入非 机动车休 闲和游 憩系统,形成连续的遗产景观生态网络,使遗产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一环。从而维护文化景观安全格局,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骨架。这也是重提大地园林化的实质要义。

结束语

作为遗产的文化景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如何将蕴藏在其中的景观文化内涵有效保存延续或再现展示出来,发挥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这是未来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保护”不是狭义的维持现状,对于已经受到破坏的文化遗产,需要通过适当的手段重新建构其文化内涵;同时,对于已经无法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需要通过现代手段更为真切地展示出来,这些都属于保护的范畴。

参考文献

[1]单霁翔.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第3篇

国外类似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又被称之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Heritagetourism)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遗产旅游在欧美出现及盛行,推动了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在西方开展。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遗产地因大量旅游者的涌入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凸现,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由此成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国外学者主要从旅游管理、社区参与和市场供需因素等方面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与文化旅游策划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遗产旅游的市场研究。Bronwyn,J.[2](2004)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者的动机和需求在旅游形象设计和产品体验方面的作用,Yaniv,P.[3](2003)探讨了文化遗产认同感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2)利用其他旅游形式促进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如Janiskeef'[4](1996)研究了节日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中的作用。(3)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各主体利益差异研究。Heidi,D.[5](2001)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在面对旅游业发展提供机会时,遗产地社区各参与主体的不平等地位:Teo,Peggy[6](1997)和Cheungl'[7](1999)则研究了文化遗产相对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意义。(4)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如Natan,V.[8](2002)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社区参与的重要性。(5)旅游对文化遗产的诊释。如Grufudd,P.[9](1999)研究了“凯尔特”主题表述在威尔士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作用[10]。(6)如何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Myra,S.E[11]以马里世界文化遗产地PaysDogon在旅游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为例探讨了旅游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影响:Halewood[12](2001)以“维京遗产”旅游为例研究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持续升温,国内学者也开始侧重研究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与文化旅游策划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形象策略、空间整合和市场营销的研究。而目前作为我国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古村落(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古村落(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涉及文化旅游策划部分主要有:(1)古村落(古镇)旅游产品设计研究。冯淑华[13](2002)通过对旅游者行为模式的研究,揭示了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的个性化原则。吴文智[14](2003)则系统阐述了古村落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方法和途径。(2)古村落(古镇)旅游形象设计研究。

二、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文化旅游策划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江南水乡古镇是江南地区古村落的典范和代表,其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涉及文化旅游策划部分主要包括:(1)多数学者侧重于从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现状分析入手,研究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李丽雅[15]12003;孙明泉,2001;王莉[16],2003;雄侠仙[17],2002;江五七[18],2003:阳建强[19],2001)(2)有学者从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视角,探讨了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的竞争合作模式。(陶伟[20],2002)(3)有学者通过对旅游地意象空间进行的分析,提出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建议。(蒋志杰,(4)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研究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阮仪三,1996[22],1998[23],2001[24];陆志钢[25],2001

三、西塘古镇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1.古镇文化旅游策划开发现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经过十余年发展,以江南六大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是华东区域旅游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江南水乡风貌为背景的文化旅游与本区域城市旅游相得益彰。如2001年“五一黄金周”周庄旅游接待人数仅次于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故宫,名列全国第三。

2)一些江南水乡古镇通过挖掘本地区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策划的文化旅游产品,不仅促进了江南水乡古镇历史环境的保护,使当地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使旅游者从中感受到了浓郁的江南民俗,并处处体验着典型的江南人文和自然环境。如2001年至今乌镇先后成功举办香市、花车巡游、烟花大会等节日活动,集中展示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引起海内外游客的浓厚兴趣。

3)江南水乡古镇文化旅游开展带动了其他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如西塘传统产业的展示性表演极大促进了当地销售地方特色商品的旅游商业的发展。于江南水乡旅游产品而言,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传统集合。这些元素通过整合从诸多方面反映出水乡传统的内涵。虽然从旅游的6要素层面来讲,西塘旅游产品可以是具备多重核心传统的旅游产品,但从文化旅游资源角度来分析,传统只具有一个核心。差异化构成旅游传统。

2.文化差异化就构成文化旅游资源。

1)民居文化

江南水乡古镇与其他地区的地理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导致了水乡民居文化的独特化。这一独特化不仅体现在单体的房间或宅院上,而且还体现在整个水乡古镇的整体建筑格局上。民居正面朝路,四周均有邻里,水、陆平行,呈棋盘状格局。西塘古镇民居的文化特色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西塘的长廊是江南水乡给人的最初映像,水乡古镇是在这一格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江南水乡在文化层面产生差异,进而产生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与根源。正是通过在民居文化这一层面上的差异,才衍生出了江南水乡古镇在其他层面上的差异[26]。

2)建筑文化

从其文化层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些文化类型中,它与核心文化旅游资源最为密切。无论是单栋的民居还是古镇的民居总格局,都会联系到各类的建筑。以桥为例,每个古镇都有桥梁,且各时代都有一定历史文化意义。桥梁是水乡生活的必要设施,所以游客在旅游时强化桥梁的观光,就形成了江南水乡古镇各类建筑文化旅游资源。当然还存在如弄堂(西塘石皮弄等)、各类商铺(万盛米行等)等其它各类建筑。这类建筑与民居文化有相似之处,所以它们是给游客的最初感官映像。

3)饮食文化

造成这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继承性的原因有三个:

1.江南水乡的饮食习惯拥有浓厚的地域性,尤以河鲜为特色。对于非水乡地区的游客依然具有一定的传统。

2.从历史上来看,西塘古镇都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超过1000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当地风俗习惯的区别,产生了形式相同但名称相异的饮食文化,其最具传统的部分是这些食品的文化内涵。

3.饮食是旅游的六要素之一,通常会起到吸引二次游客和以休闲为目的游客的作用。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7-03

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涉及到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环境学、规划学、化学等多门学科。而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大部分文化遗产来讲,当今考古学的学科追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提供了一些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同时,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考古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在广泛关注中国考古学一系列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做的工作、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予以肯定,一方面对中国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空间予以思考。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考古学的产生有着长远的渊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传统,因此研究历史、包括通过追寻古代遗存探究历史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以收集、研究和刊布金石铭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就已经成为十分成熟的学科,并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但是这种学科背后的人文观念主要是古玩,即鉴赏与把玩。中国的历史学和金石学传统并没有自动地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考古学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历史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迄今,中国考古学已经经过了将近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是中国考古学起步和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理论、方法都在逐步摸索。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85年,这个阶段总的特征是田野工作广泛开展,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日臻成熟普及。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进一步扩大,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讨空前热络,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真正的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多发掘的机会,中国考古学也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文化遗产”概念最初出现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0月17日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其中提到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又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标题上用“文化遗产”取代了使用几十年的“文物”一词。结合中国的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吸纳国际上“文化遗产”的先进理念,我国也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给予“文化遗产”以界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1]。继古玩和文物之后,中国考古学中首次具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

与文物相比,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在扩展,可以被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比文物更加普遍。不仅是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一切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有关的工艺、技术、知识、礼仪、风俗习惯也被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内容、其所包含的信息、价值等的认识在提高,从而使这一概念所荷载的文化与社会等意义更加普遍也更加深刻,和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更加密切。遗产已被视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宝贵的战略资源,与其有关的知识、信息的传播讨论以及对其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也更加普遍。

从古玩到文物,再到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的发展逻辑不仅是人类历史从古代经过近代再向现代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和人类认识由宗教向科学民主进步的过程也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已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支撑与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如民俗学、艺术学等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面对全球化到来的凶猛势头,人们更加认识到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性,认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这种自身的特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就体现在人类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而文化遗产正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在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意义的认识才更加深刻,才提出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考古学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研究积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另一方面也是考古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了具体的保护工作。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本身就具有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考古学界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洪流中,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出发,不断开拓创新,为保护工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一,中国考古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很多理论、方法、视角对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当前我们进行的两个主要工作――抢救和保护,都需要在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有所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以,首先应该进行的还是开展普查、分类和研究工作,这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工作任务。

此外,在“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步明确的同时,考古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对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认识也不断得到发展。早在2003年,曹兵武先生就提出建立“文化遗产学”的设想,认为这是“一门新兴的职业性学科”、“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2]杨志刚先生后又提出:“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3]当然,对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4]。毕竟学科的成立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虽然从2003年迄今,有关“文化遗产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仍未有最终结论,但考古学界专家、学者对此的重视和关注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层面的认识起着促进作用。

第二,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实践工作对当前的保护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考古学,也不是探险的、揭秘的自我兴趣的考古学。考古学越来越像一种工作,满足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大方向的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大量的考古发掘实际上就是在推土机下对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考古学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也开始成为评估文化遗产价值、制定保护措施以及最终的保护决策与规划的科学基础。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以及实验室保护逐渐成为一个考古项目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恰恰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具体工作的范畴。

同时,考古学越来越注意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考古学不仅是向社会大众普及考古知识,而且开始研究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考古发掘的理论道德以及考古资源的后续保护、管理与利用等问题。作为考古学也已经意识到,对于古代遗存,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发掘和处理,它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公众需求结合起来。因此,现在的考古工作多数一开始便建立在以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方法的依赖更加广泛,采取遥感、物探、空中摄像与分析等不发掘的手段收集古代遗存的信息,以最少的发掘提取最多的信息。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讲,考古工作与其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考古工作的科学严谨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化遗产的后期保护工作。当然,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也存在不利于文化遗产后期保护的现象发生。

三、中国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

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去,可以理清我们的家底,清点民族的文化储备和文化内涵。通过加入保护工程,考古学可以更亲近地走向民众,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为以后的研究和学科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那么,文化遗产保护备受重视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又面临哪些问题呢?在存在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问题之一便是狭隘的考古从业人员范围势必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囊括多学科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维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展,需要多方面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内行人才――考古学家、文物修复人员、文物鉴定人员、建筑师、化学家、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员、城市规划师等。而中国文博系统的从业人员主要是由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三方面的人才组成。从文博系统的人才构成和从业范围来看,都可以统一到“文化遗产学”的框架内。但是这些人所涉及的从业范围是狭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之一,但对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机遇。这些人已经掌握了广博的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素养和技能,只要把握好,很快就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开辟一番新天地。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考虑考古工作者的位置,考古学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社会对我们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使命的强烈要求。

问题之二是以往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讲,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起一些足以改变对若干传统重大学术问题的基本认识的资料。但由于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但研究遗产保护,需要考古学和技术史、艺术史等专门史的学问;(如果要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需要民族学、神话学和社会学的学问)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地质学、环境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遗产,要的是博物馆学、传播学、管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等学科专家的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考古学要在保护工程中与其他学科通力合作,为加强学科交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搭好平台。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大发展为中国考古学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提供的机遇之一。

总之,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地下和地上的文物、文化遗产,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不存在了,考古学也就无法发展了;反过来讲,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会很受局限。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四、结语

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应该主动加强与文物保护、规划等学科的合作交流乃至整合流程,在对古代遗存的处理方面应从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多学科合作,升华到研究、规划、保护、展示、传播等更大的范围,进行更高层次的多学科合作。

文化遗产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调整工作程序,重塑学术范式,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贡献,同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J],2006(05).

〔2〕傅兵.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形[N].中国文物报,2003-05-30.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老字号川菜;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遗产传承;遗产管理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14

1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存在决定意识。国外文化遗产研究起步早,成果丰富,涉及文化遗产的定义,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文化遗产与历史的异同、文化遗产对集体记忆以及身份认同的影响、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成为研究重点。其中欧洲和北美的研究成果占大部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旅游组织等。国外遗产保护集中在:(1)政策与立法方面,如遗产保护政策与法律(Robert Pickard )、保护文化遗产:国家立法与国际远景展望(Biswas S.S.)等;(2)遗产规划与管理方面,如欧洲遗产的规划与管理(Gregory Ashworth, Peter Howard)、文化遗产管理(Shalini Singh)等;(3)遗产保护层面,如世界遗产保护(UNESCO)、本土居民遗产保护(Erica-IreneDaes)等。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识、文化遗产资源利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遗产地游客管理、遗产地旅游影响以及遗产保护、规划及开发等方面。国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尚未建立起立法、资金、管理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相对比较完善的保护制度。总体而言:目前国外研究较为成熟,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国内研究大多专注管理体制研究或对文化遗产基础理论及遗产保护研究。文献检索发现:川菜文化遗产研究,近年来刚起步,尤其以川菜发展研究中心的杜莉、陈祖明、陈云川、张茜等学者为主要代表,涉及川菜地位价值、历史演变、非遗保护、传承、现状对策及产业升级等研究,但基本上处于理念灌输、知识宣贯、定性描述研究阶段,现有研究数量少(不足6篇,主要以川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莉教授为代表,例如《川菜的历史演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川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状况研究》等),研究质量弱,乏定量评价、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理论指导性不大,应用操作性不强,也尚未形成川菜遗产体系。文献检索同时发现:对于“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问题给予关注并进行专门系统深入研究的论著,目前也尚未看到。这无疑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研究空白与研究机会。

2 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内容

2.1 研究意义

文化遗产是城市精神和内涵所在,也是城市体现其独特性的内在机制。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基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理论,有助于实践中提炼和逐步形成独具特色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理论,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遗产开发以及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尽微薄之力;(2)有助于指导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为“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工作提供科学的发展观和针对性指导,推动川菜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实践,提升其管理绩效;(3)有助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动川菜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扩大川菜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促进世界饮食文化交流,增强四川人民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促进四川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四川形象,提高其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实现四川乃至中国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有助于为川菜相关部门、决策层、管理者的科学决策及川菜文化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2.2 研究目的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基于此,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科学界定川菜文化遗产的内涵分类、系统分析川菜文化遗产的价值地位、全面诊断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现状问题、着重提出“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原则、方法、策略等,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下“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为推动四川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川菜及中餐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发展,传承和发展川菜及中国饮食文化提供新思路、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2.3 研究内容

(1)“老字号”文化遗产研究理论基础。

①文化遗产研究理论概述。

②“老字号”研究理论概述。

③“老字号”文化遗产研究理论概述。

(2)“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的内涵分类及价值。

①“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

②“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的分类识别。

③“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

(3)“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问题诊断。

①“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绩效评价。

②“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现存问题。

③“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因。

(4)“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①人本性与原真性;②整体性与战略性。

③继承性与创新性;④可解读性与可持续性。

(5)“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方法。

①“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显性式保护。

②“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隐性式保护。

③“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发展式保护。

(6)“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策略(涉及保护规划、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

(7)“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探索(包括传承困境分析、传承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等)。

3 基本思路及工作方案

3.1 研究思路

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3.2 工作方案

(1)立项之日到半年以内:国内外文献调研、“老字号”川菜选点调研、访谈座谈交流。

(2)立项之日到一年以内:“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内涵类型价值、现状诊断、保护原则方略。

(3)立项之日到一年半内:“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传承困境、路径对策、应用实施、项目结题。

4 特色亮点与创新之处

4.1 课题特色

(1)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转型升级下“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

(2)实证分析:进行“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绩效评价,开展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

(3)比较研究:“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传承现状比较分析(基于成都和上海两地的比较)。

4.2 创新之处

(1)首次归纳提炼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理论体系。

(2)首次实证研究“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绩效。

(3)首次系统构建“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传承路径。

5 研究基础及成果预期

5.1 研究基础

(1)在文化遗产保护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等方面多年来已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2)通过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等了解并掌握了“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研究现状问题等。(3)通过文献资料研究了解了“老字号”川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总体现状及问题等。(4)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先后负责或参与完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类项目90余项,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类课题10余项。(5)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2002―2015年已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类论文20余篇。(6)2002――2015年来课题负责人及成员一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历史名城保护规划、城乡规划、经济地理、旅游开发及管理、酒店管理、品牌管理、管理科学、食品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城市经济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成果获奖多次,被引用多次。(7)本课题研究工作,可依托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等平台,这些机构拥有包括先进的数据库检索系统、丰富的图书馆藏资源及发达的现代化调查手段、电子计算机及系统调查软件等科研条件和平台。上述条件,均可有偿使用。(8)课题组成员多年与中国营销学会、四川营销学会、四川旅游协会、川菜发展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

5.2 成果预期

(1)直接适用于川菜老字号企业,有望被经营管理者采纳和借鉴,为其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间接适用于国内外餐饮类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管理部门(特别是川内机构)等机构,有望被上述机构和学者们关注和借鉴,有望在国内其他餐饮企业及相关行业得到推广运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