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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运输经理世界》记者在深圳专访了“方案”主要执笔人,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博。在分析城市交通拥堵这一全民热议的话题中,薛博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观点。
运输经理世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一线城市普遍出现交通拥堵现象,您认为拥堵根源何在?城市与交通如何才能和谐共生?
薛博:解决交通问题的手段应当在是有限的城市资源条件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满足最主要的出行需求。并不是简单追求供求平衡,立足于供求平衡是解决不了交通问题的。实际上,供需是永远不会平衡的。因为需求总在增长,而供应又总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路网供应几乎已经固化下来。即便在某一个时期达到了供求平衡,但进入下一个时期依然会出现供求失衡。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核心应当立足于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关键是公交不能堵,公交要快!这是公交竞争力的关键。
分配城市的各类交通资源时,能够让公交多占点资源,这是公交优先,但其实这种层面的公交优先是难以真正实现“优先”的。而公交都市建设的实质是,一是要打造发达的、多方式一体化的都市公交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在城市的规划和构建时,分配各类城市资源时,如打造空间结构、安排用地和人口居住等,都应该要有意识的构建有利于公交优先发展的形态。我们在做交通规划的时候,交通设施用地和城市人居集聚地要有意识地向交通轴线上积聚。这才是合理的城市形态和交通模式。
运输经理世界:是否可以这么说,这种“集聚”是公交都市建设的一大核心内容?
薛博:没错。自从国家交通运输部推动公交都市的建设以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谈论公交都市,但很多并没有真正理解公交都市的内涵,甚至有些理解仍然处于望文生义的水平,或者与以前提供的“公交优先”等同起来。那么公交都市到底是什么?公交都市归根结底就是在资源受约束的情况下,应该选取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战略,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最下面才是工程技术的问题。
公交都市的核心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具备发达的一体化的都市公交体系,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不发达,尤其是轨道交通不能成网的城市,肯定不可能是公交都市的模式。第二,围绕着大运量的公交走廊比如地铁站、交通枢纽、场站、节点等各类交通资源来配置城市资源。具体来说,以“公交走廊作为城市的发展轴,以地铁车站、枢纽场站作为城市的发展中心”。要以公交走廊来引导城市的人居集聚地,要力争将70%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集中在公交走廊两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便利地使用到轨道交通,才能在人口密集、高度开发的都市中,解决居住人口的交通可达性问题。
运输经理世界:那么居住人口、就业岗、公交走廊,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公交都市的模式里,三者应该是怎样的?
薛博:举个例子来说明,深圳大部分的工作岗位集中在关内,尤其是华强北、东门等这样的就业岗高密集区。而近年来居住地大规模向关外迁移。从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产业发展、就业岗位的分布讲究集聚,对综合配套要求高,讲究成行成市,一般是很难迁徙出去的,华尔街就是一个例子。而居住只要解决了交通的可达性问题,同时形成一个价格洼地,居住相对比较容易地就会外迁。随着城市扩展,深圳的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分离,居民的出行距离越来越长。居住人口往往越迁越远,出行距离越来越长,交通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说,轴向通道上的能力是一个城市交通承载力的决定性因素。梅林关、布吉关为什么老堵车,关键就在于轴向走廊上的通道通行能力不足。深圳下一步特区一体化的重要方向之一,是继续增加原特区内外的联系通道,目前政府正在研究坂银、新彩通道的规划建设,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应该继续加密原特区内外的联系网络,包括路网和轨道交通,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格局。同时在新一轮的城市开发和城市更新过程中,大力加强公交走廊和轨道站台周边的土地整备和综合开发,形成有利于公交优先的城市形态。
轨道交通没有成网的城市很难成为公交都市,但并不意味轨道交通成网的城市就是公交都市了。以北京为例。北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有9条线220公里的轨道网了。它的就业岗位基本集中在三环以内,居住人口基本分布在三环以外,由于它并没有有意识地把各类城市资源向公交走廊和地铁站点上方积聚。它是均匀松散的开发模式,它的轨道线两侧和轨道节点上方的开发强度和资源配置,和轨道线以外的地方其实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10年前当北京只有200万辆机动车的时候,交通在拥堵;现在北京有400万辆机动车,交通更加拥堵。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它不是公交都市的形态,它并没有使轨道交通的效益最大化。而且它的轴向通道上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了。因为它的交通压力并不均匀分布的,而且主要集中在轴向通道上。
那么,既然没有办法去改变就业岗分布,就应该把居住人口往地铁站上方聚拢,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便利地使用到轨道交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多数人使用轨道交通的步行距离。香港便是这样的城市形态。这正是公交都市的一大要求和体现。
运输经理世界:在小汽车和公交的竞争力相对悬殊的当前环境下,70%的公交分担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
薛博:70%公交分担率是理想模式,需要一个较长的实现过程。但是我认为,要赶在小汽车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之前,尽快打造一个比小汽车更具竞争力的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眼下显得非常紧迫。与小汽车相比,公共交通缺少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没法实现出行的“门到门”。所以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方式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构建一体化都市公交体系时提出了“以慢行为延伸”的体系结构。
同时,要打造一个有竞争力的公交体系,需要创新常规公交的服务品种。怎么创新?比如,深圳除了目前现有的“快—干—支”常规线网外,我们还可以推商务快巴,针对驾车者这一高端人群,它是可以替代小汽车出行的交通工具。同时引入更小车型,开行支线小巴,实现公交服务的微循环。
除了一个有竞争力的公交体系外,还应该辅以交通需求管理等手段,比方说拥堵收费。特别强调一点,我个人认为轨道交通成网,是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早几年实施,由于轨道交通没有成网的时候,常规公交能力已经饱和,市民对小汽车的依赖几乎是刚性的,实施拥堵收费时机不成熟,效果会大打折扣。今年深圳的轨道交通即将成网,深圳将拥有178公里的轨道交通网,深圳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的条件。需求管理能够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目的不是为了政府创收,而是引导小汽车在拥堵时段和路段前知难而退。如果收不到拥堵费用,说明达到了最成功的成效。
论文摘要:建设区域陛中心城市在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持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突出战略重点、改境方面去探索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有效途径。
各类新型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全球化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内在动因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增长极。成渝经济区的构建必将成为引领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乃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格局审视,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十分重要。因此,深入研究成渝经济区与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关系,积极探索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有效途径,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一、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载体。在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家的行政边界在淡化,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疆界却在延展。城市渗透到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领域。上世纪90年代,著名城市学家沙森提出了全球城市理论。他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城市在世界城市比较中处在弱势地位,这个国家的国力就不好体现。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格局中,成都、重庆是该区域的核心城市,20多个市州级城市是该区域的中,蹴,这些城市相互连接,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成渝经济区。因此,在加快成渝经济区的构建中,应注重区域性中,建设。
所谓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具有聚集力、辐射力、带动力的城市。它通常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范围,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区域性中心城市有着明显的区位比较优势,各种生产要素密集、服务设施完善,能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主导和核心作用,是该区域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从上述区域中,市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构建成渝经济区的过程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具有其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遂宁、绵阳、德阳、南充、乐山、达州、攀枝花、江津、万州等城市都将成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支撑点,这些支撑点与成渝两大核心城市共同构成成渝经济区。二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是实现成渝经济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成渝经济区中,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是推动发展的引擎,各区域性中心城市与两大核心城市形成多元互补关系,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在构建成渝经济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从区域陛中,市的功能看,主要体现在:一是聚集功能。聚集是城市的一个核心特征。聚集不仅可使城市本身成为资源要素的聚集地,成为一个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实现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聚集,从而形成城市聚集经济及其效应。城市作为聚集地中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活动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的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聚集效应是—种全~-f2,的外部经济效应,是城市化推进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又是见代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在构建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背景下,积极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区域性中、每茈市聚集功能,是实现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二是扩散功能。扩散是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主观上,城市作为一个确定的利益主体,它总不断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间,为自己的产品、服务寻求足够大的市场;客观上,城市以其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生产体系等优势提高和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对腹地的主导『生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系统受利润和价值规律的支配,本喷上有—种与其经济系统在技术上、经济上、组织上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了工业内部各行业的渗透,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城乡之间的相互渗透,±怵与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它们的共同名目合形成城市的扩散效应。这种扩散趋势的存在保证了聚集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进行,从而保证了聚集效应。同时,扩散是为了进—步增强聚集的功能。通过扩散,城市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聚集力进—步增加。区域l生中心訇制能具有明显的外部联系性,在构建成渝经济区的实践中,应高度重视加强区域性中,建设,发挥其扩散功能,增强廊俞经济区所涵盖的各城市间的联系性和整体实力。
二、积栖探索建设区蝎生中心城市的有嗵弪
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现实和未来的结合层面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主要柿隹作一个描述,那么它应该包括:快捷的交通、迅达的通讯、良好环境、便捷的服务、合理的布局、有效的带动、鲜明的特色、发展的潜力、应有的规模、多维的开放等方面。因此,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从更好地体现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属性和功能上,去探索建设区域性:中,喊市的有径。
1.坚持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明确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理论,它具有普遍性、预见性和指导性,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给予了我们明确的指向。因此,在打造区域中心城市的实践中,要求我们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同建设区域性中心败卉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避免和克服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倾向,避免和克服简单、片面倾向,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作为战略思想,它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对如何设计和建设区域性中,从战略上给予了我们明确的导向。因此,建设区域陛中,喊市必须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见点,牢固确立战略思维,把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区域性中心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取向。
2.加快经济发展,夯实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物质基础。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科学定位看,最基本的是要看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一座城市能否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最终形成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首先要考虑它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因此,在建设区性中心城市的实践中,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摆在首位。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强该城市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聚集力和带动能力,才能为城市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着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3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建设区域陛中心城市的内在动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需要以坚实的经济力为基础,而且也需要以文化软实力作为强大的支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中间包含着对文化发展滞后性的清醒认识,对激烈国际文化竞争的强烈感知,对人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深切关怀。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健全和成熟。在推进区域,建设实践中,一方面要着力建设特色经济强市,另一方面要着力建设具有鲜明特色文化强市。一是要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并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匹配,以地方法规硬性约束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经济硬实力建设相互仂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市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从面上确保“文化强市”的整体推进。三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文化竞争力。四是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培育新的文化态。要适应国情、市隋、市场和时展的要求,牢固确立文化战略思维,激发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切实把城市文化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4.突出战略重点,提升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既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城市提升综合实力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包涵若干战略支撑点,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着力的重点。一是培育和发展优势工业产业集群,实施工业强市战略。整合优势资源,培育和壮大产业集群,增强主导产业的聚集力和带动力,必然成为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支撑点。二是建设区域性现代交通体系,切实中心城市与周边市县的联系。便捷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既是建设区域性中,已城市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构建城市群,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把建设现代交通体系作为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战略重点来抓。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区域性中,市的综合承载功能。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在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加快的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对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既要注重和提升传统服务业,又要积极推进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努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四是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城市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促进广大市民的全面发展,因此,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建设区域性中,市提供基础性保障。
关键词:聚类分析;经济发展;广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2
一、广西经济发展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西部开发区的重要地区,至2014年底,其GDP已达到15672.89亿元,在全国25省(市、区)中排名19,居于落后水平,但是GDP比上年增长了8.5%[1],增长速度较快。由于资源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政策等的影响,广西区内各地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对广西各地市的经济发展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对于广西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法,来比较广西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选取聚类指标
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有多方面因素,考虑到广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在参考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如下指标作为聚类分析的基础指标。
X1为人均GDP(元),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一般水平;X2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反映城镇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水平;X3为城市化水平(%),它反映了城镇化的程度;X4为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人),反映人才资源状况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情况;X5为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元),反映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X6为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财政实力的总体水平。上述6项指标分别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等方面构建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广西各地市主要的经济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
三、数据处理
不同要素的数据常常具有不同单位和量纲,出现数值变异的概率较大,会对分类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数据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能够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对数据进行聚类和分析[2]。对表1中数据作极差标准化处理,即
四、聚类分析
为了较为清晰地认识对广西各地市在全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笔者采取系统聚类法对上述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系统聚类分析在聚类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就是把每个要素逐个归并成一些子集,然后再将这些子集归并,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要素都在一个集合之内。
如果把每一个样本都看作n维空间的一个点,在这n维空间中定义距离,距离较远的点归为不同类,距离较近的点归为同一类。本研究用绝对值距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极差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运用公式4-1计算,得到14个地市之间的绝对值距离矩阵D(0),如表2所示。
D(0)中,非对角线元素中最小元素是0.49,故G8与个G11合为一类,记作G15,运用最短距离聚类法,计算出新类G15与其他各类间的距离矩阵D(1),这样就得到一个新的13×13阶距离矩阵D(1)。重复以上步骤,最终将所有对象合并为一类,可以作出聚类谱系图,如图1所示。
五、结果分析
由聚类分析谱系图可以看出,广西14个地市的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仍然较大。大致可分为以下3类:经济发达地市、经济较发达地市、经济欠发达地市,如表3所示。
1.经济发达地市
南宁、柳州属于广西各地市中经济较发达的两个城市。南宁、柳州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市,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发展实力,但南宁的人均GDP排在第4位,防城港在人均GDP方面居于首位。防城港、柳州、北海、南宁2014年人均GDP分别位于全区前四名,较好的历史发展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北部湾核心城市,可以继续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深化与东盟的开发与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城市[3]。柳州是全区的工业重镇,工业总产值名列全区第一,工业基础好,铁路交通设施好,可以继续加大创新力度、加快支柱产业的结构升级,提升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2.经济较发达地市
经济较发达的有桂林、北海、防城港这3城市,又可以分为2个亚类,桂林为第一亚类,北海、防城港为第二亚类。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桂林和北海是广西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在国际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山水资源丰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再加上规范的旅游服务,城市形象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防城港和其他沿海的地方相比,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沿海而且沿边,这种优势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除此之外,防城港处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和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多个经济圈和政策优惠的重合点。防城港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抓住机遇,招商引资,将会带动城市发展。
3.经济欠发达地市
经济欠发达的有9个地市,主要分布于桂西和桂东区域,可进一步将它们分为3个亚类:钦州和河池这2个城市为一亚类,梧州为一亚类,贵港、玉林、百色、贺州、崇左、来宾这6个城市为一亚类。在这些亚类地市中,各项主要的经济指标均在全省平均水平线之下,这些地市要抓紧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提升经济实力。
桂西地区的崇左、河池、百色因为历史原因以及地理位置因素,交通状况差,教育水平较低。但是该区域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可以加大对该地区资源的开发,走绿色发展之路。鼓励和引导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区域资源优势,形成特色经济,有效促进广西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广西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Borda模糊数学法;合理等级排序;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2-0016-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2.04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不少研究,但由于各地区城市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理论的有待深入,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可靠的评价方法[1]。
目前,综合排名有多种方法,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利用因子分析结果,通过计算第一公共因子得分排序,或是结合权重计算公共因子综合得分排序。本文对国内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和创新,首次将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系统评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方面,方法上选择基于因子分析的Borda模糊综合评判法弥补了因子分析法的不足,并根据序数总和理论建立合理等级排序,优化排序方案;另一方面,本文得出的我国36个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结果,对于帮助各城市判断其经济所处位置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思考其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一定启发作用。
一、研究设计
与因子分析法结合进行综合评估时,可将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共因子作为Borda法的评价因子,权重选择因子分析确定的权重,Borda数依据各评价对象在每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排序计算获得,最后根据Borda法所建评价模型计算各评价对象综合评估Borda数。
因子分析基础上的聚类结果剔除了指标间相互影响,其精确度高[3]。聚类分析思路为:将每个数据对象各视为一类,根据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将最相似的类合并,再计算新类与其它类之间的相似程度,不断继续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数据对象合并为一类。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问题的现实需要选择阀值。
(三)实证结果
利用SPSS17.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4]。由表1,相关矩阵特征值大于1的共有3个:λ1=13.919,λ2=3.505,λ3=1.05;其对应的贡献率分别是:63.268%,15.931%,4.772%,累计贡献率为83.972%。
为便于各因子的名词解释,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表2)。从因子载荷来看,公共因子一F1在X5、X8、X11、X16、X9、X2、X17、X15、X14、X12、X4、X18、X21、X10和X7上有较大载荷;公共因子二F2在X1、X3、X20、X13、X6和X19上有较大载荷;公共因子三F3在X22上有较大载荷。结合各个指标的含义,可将F1命名为经济社会因子,主要反映各市地方财政预算、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储蓄年末余额等经济指标;F2命名为基础设施因子,主要反映各市总人口和医疗教育等情况;F3命名为生态环境因子,反映各市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依据序数总和理论,将2种评价方法下的排序号相加,得到序数总和,确定合理等级排序[5]。若序号之和相同,则再结合其重要指标(主要是第一公共因子得分)。结果见表4。
应用SPSS17.0进行聚类,将36个主要城市按其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类(表5)。
二、结果分析
由聚类分析的结果并结合等级排名,把36个城市划分为三个能级。
第一能级城市数量最少,有3个,分别是:金融中心上海、沿海城市广州和我国首都北京,属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因子分析综合得分上海为2.820 932 079,是最高分;而综合Borda数广州为31.49,是最高分。可见,按不同的衡量方法,会有不同的排序结果,因而综合两种排序方法的合理等级排序,比单独用某一种方法排序,可能更合理。从单个因子排名来看,这三个城市在经济社会因子排名都名列前茅,验证了经济社会因子的重要性。
第二能级城市队伍最为庞大,有19个,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排名相对较前的城市,如天津、深圳、杭州,多临海或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说明区域也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单个因子排名来看,杭州在第三公共因子生态环境因子位居第一,独具特色,其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借鉴。
第三能级数量居中,有14个,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排名相对较后的城市,如西宁、银川和贵阳,多位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这与这些地区的交通不发达有关。另外这些地区的专业优秀人才大多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使得这些地区与经济较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可看出,我国西部各省份应注意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 加强区域间协调和协作,以增强区域竞争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力争建设成为特大城市。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成为当今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城市所依托区域间的竞争。因而,各市在经济发展中,应注意加快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聚类结果和合理等级排序有很大关系,但略有不同:石家庄和厦门两个城市排名和聚类结果有出入,可能是由于排序与聚类的数学原理和方法不同造成的,是合理的。
三、总结
本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创新,首次将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实证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子有经济社会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基于序数总和理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前三名依次为上海、广州和北京;运用聚类分析方法,36个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可划分为三个能级。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是当今城镇发展的规律,城市的竞争更多表现为城市所依托区域的竞争。基于此,各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应加快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根据因子分析法得到的权重,受客观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影响,与实际可能会存在偏差;第二,本文参与因子分析的指标只有22个,可能不足以解释问题;第三,因子分析法的缺点表现在样本容量要足够大,评价标准与样本有关,评价结果是一个相对优劣顺序;第四,序号总和理论有两条立论的前提是评价方法要足够多,每种评价方法的结果要大体上准确,但评价方法多就很难实现[6]。
参考文献:
[1]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71-172.
[2]谢季坚,刘承平.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28-129.
[3]朱建平.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2-85.
[4]苏金明,傅荣华,周建斌,张莲花.统计软件SPSS For Windows 实用指南[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462-463.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城市形态研究、实证主义分析和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多元研究范式,基本走向是转向对深层制度性因素的关注。
早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出现了欧文的“新协和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假说。20世纪20-40年代,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有关城市形态的三种经典的城市发展模式,即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分析兴起,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引入了大量的计量手段,试图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归纳和抽象再现城市结构。这一方法在今天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的繁荣仍然得以延续。特别是克鲁格曼等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延续了阿隆索、克里斯塔勒等学者演绎分析的传统,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将城市空间视为自组织的系统,通过数学模型论证了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代表性的理论如克鲁格曼(1996)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空间自组织模型。麦克唐纳(1987)对次中心的识别方法进行了评述,海基拉等(1989)提出了多中心都市区人口密度分布的三种理论模型。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对洛杉矶等城市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城市空间布局正在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比如,朱利亚诺、肯尼思,1991)。
与城市经济学不同,在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范畴内,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对经济停滞、贫富不均等现实问题的内在机制缺乏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开始转向行为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多元范式。特别是结构主义方法影响最为深远,代表作有哈维(1973)的《社会公正与城市》等,这一流派主张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是隐藏在表面世界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他们将“社会-空间”视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对于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给予了莫大关注,从这一学说出发,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与改善社会公平是一体的,给予城市贫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是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核心问题。21世纪初,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兴起,形成了所谓的洛杉矶学派和纽约学派。他们以各自城市为模板,对于传统的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三种城市发展的经典模式发起了挑战。洛杉矶学派认为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具有低密度和随机性,特别是迪尔(2002)的《城市与社区》一书提出了相应的主张;纽约学派(代表人物哈勒,2003)则主张城市空间的集中性,将紧凑集中的纽约城市发展模式视为最理想的城市空间格局。总之,国外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探讨仍处于争鸣状态,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想的现代城市空间格局。但是,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是各流派对于城市空间格局探讨的基本出发点。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中国知网以“城市空间格局”为篇名搜索到文献286条,以城市空间结构为篇名达到1242条。这些研究从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区域协调发展等角度对城市空间格局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生态视角主要有俞孔坚(2009)、汪劲柏(2006)等,他们认为需要从空间上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精明增长与精明保护的双赢。俞孔坚等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提出保障北京生态长远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与实施战略,主张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并不在于必须牺牲很多或更多的建设用地,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设计,用尽可能少的土地来获得尽量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视角的研究最多,谭遂、杨开忠等(2002、2003)基于自组织假设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数学模型。王铮等(2001)以上海为案例,尝试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指出不仅存在人们认识到的多中心,还有可能存在产业带动的多重结构(比如多个伯吉斯环相间出现),呈现混沌特征。张芸、梁进社等(2009)认为在专业化和外来投资双重推动的产业功能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呈现出具有多个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结构。冯健、周一星(2003)利用五普数据研究1982-2000年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与分布规律,发现1990年北京都市区双中心结构刚刚发育,2000年多中心结构比较明显但并不成熟。吴文珏、马西亚(2006)用多中心模型研究上海都市区,结论是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已经由1990年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2000年的多中心结构。随着GIS技术的成熟,很多学者应用这一手段研究城市产业的布局,比如,张景秋等(2010)通过对北京城市写字楼2009年调研数据的空间统计,研究北京市办公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模式。张晓平、孙磊(2012)指出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
社会视角的学者主要关注了城市内部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北京南北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顾朝林、克斯特洛德(1997)描绘了在流动人口涌入之后,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于涛方、吴泓(2009)认为在全球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具有全球控制和命令职能的城市功能,如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科研等方面在各种积极要素(如国际航空枢纽、大事件、战略空间)推动下不断集聚在北城区,从而直接导致了北城区的经济运行本质上领先于南城地区的事实。
文化视角的城市空间格局研究最少,包书月、张宝秀(2011)阐述了北京城中轴线发展历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提出依托这一传统文化轴线,打破现有的单中心发展空间形态,发展多中心,进而也使交通打破多层次环状结构,发展网络新格局。周尚意、赵继敏等(2006)通过对西城区地上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评价,指出文物保护对于城市文化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高宏存(2010)指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重塑着城市空间结构,赵继敏(2010)对艺术区的分析,部分印证了这一说法。
全球化视角,伴随着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国内很多学者关注了城市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致使空间格局产生的发展变化。比如,顾朝林(2012)针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提出了北京城市功能区调整的建议。庞晶、叶裕民(2012)认为全球化和产业链垂直分离将推动城市的扩张和多中心城市形态的形成。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由于北京的城市发展与周边地域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学者探讨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比如,赵坚(2008)指出北京应当形成从中心大团出发以轨道交通为主轴向东向南发展的城市形态,这不仅为北京的长期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共同发展。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对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的演变进行综合分析,它们或基于历史资料,或运用GIS、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对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进行预测,比如,柴彦威、塔娜(2009)分析了北京市64年来在人口、居住、产业、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相应空间格局的演变;龙瀛、毛其智等(2010)开发了基于元胞自动机(CA)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BUDEM),用于对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及预测。王静文、毛其智、党安荣(2008)利用1982、1993、2003年北京城市地图,通过句法分析建立了解释北京城市空间演变的模型。
由于城市空间格局内在成因的复杂性,对于如何优化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学界有多种建议。比如,俞孔坚等(2009)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满意城市空间格局;赵弘(2009)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提出的北京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落差过大,需要学习东京等城市的经验,建设三个副中心;于涛方、吴泓(2009)基于全球化背景和区域公平发展的目标,提出对北京南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节事安排等。这些建议具有重要价值,但这些往往基于以上提到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某些角度,而综合考虑各种视角,并提出明确优化方案的研究较少。
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相比较,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探讨较少(殷洁、张京祥等,2005),仅有的一些研究,比如胡军、孙莉(2005)、石崧(2004)等,指出推动中国城市空间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呈现多种力量博弈的态势。因而,我国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也应当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面的作用。由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对于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益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企业更关注经济利益,居民更关注生态环境),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综合考虑各种视角尤为必要。
三、当前城市空间研究的启示
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纽约、洛杉矶、东京等世界城市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空间结构。因而,我国大城市空间布局不能简单模仿,需要从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进行推导。
城市社会经济与空间结构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无论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有着共同的推动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和相似的目标导向(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安全和文化繁荣等)。因而,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需要分析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视角综合考虑,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确立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原则和标准,在统计资料的支持下,测算适宜城市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发展的空间区域,提出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方案,并对其进行综合集成,得到最终结果。
四、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城市中,北京城市空间布局出现的问题非常复杂,城市交通更是被冠以“首堵”之称。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应从自身特色出发,分析城市空间布局的核心问题。比如,《2004-2020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北京规划委网站曾指出这一规划是科学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北京的人口规模等指标已经超过了预期,PM2.5等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在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各研究流派观点的基础上,通过综合集成的方法和实地调研的手段,面向2020年,对优化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探索性研究,笔者认为其思路应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通过访谈、问卷等手段深入调研北京典型的产业集聚区、大型社区、文化功能区和生态保护区,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居民(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利益主体对城市空间的诉求。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几个方面分别提问,汇总调查结果,发现各方最关注的核心问题。确立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在整体空间格局优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2.运用GIS和空间分析技术,判别出维护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的关键性空间格局,进而综合、叠加各单一过程的格局,构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3.综合集成多目标导向下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在步骤1调研结果的指导下,综合步骤2的各种优化方案,得到多目标下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4.在不调整空间政策和调整空间政策两种前提下,预测2020年北京城市空间格局。这里,空间格局变化的预测可以利用相关分析和知识模型与空间分析相结合来实现(知识模型是用数学方法和知识表示方法相结合共同完成的对系统的描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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