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难题范文第1篇

社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措施

社区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活动、工作等都在这里进行，是一种区域和邻里之间的社会实体。长期以来，我们都非常的注重对党、军队、企业、机关和学校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然而对于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逐渐成为了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新阵营，其特点和重要性逐渐的凸显出来，因此，加强对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探讨已经成为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对社区群众进行思想正式教育工作，通过大量的开设课程学习和教育活动，逐渐的提高了社会群众的思想道德苏浙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了社区群众的文明程度。

（一）取得的巨大成绩

1.认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加强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几年来，我国社区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能力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意识不断地得到了强化。我国还建立了各种思想教育机构，有重点性的对社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了广大社区群众的大力支持。

2.用实际行动解决社区群众问题，大力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其重点都放在了帮助社区群众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从群众的利益角度出发，克服困难，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有困难的社区家庭中，解决了社区群众遇到的难题。

3.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丰富了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我国开展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有效地掺和了更多的文化教育形式，很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和喜爱，还充分的发挥了社区应有的文化资源，通过碎社区群众的大力宣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更加的丰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成就。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1.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困难越来越大。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善，社区群众的思想还受到就观念、旧思想的束缚。在一些社区居民中，外来人口占有很大的比重，再加上工作、生活等遇到困难，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部分群众的利益收到了很大的束缚，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心理就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因此就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产生抵触和怀疑，影响了社会和谐和稳定。

2.社会思想政治工作者力量比较薄弱。在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工作者的力量很薄弱，队伍建设的人数比较少，比例相差比较大，有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知识文化水平还不够高，不能完全胜任这份工作，收到了社区群众的怀疑。对于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他们甚至不明白、弄不懂、看不清，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困惑不解，有时候甚至感到非常的棘手。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过程中，他们不能客观、公正的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不耐烦、不乐意的心态，很难让社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效地开展。

二、加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进对策

（一）加强社区党支部建设

支部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并且贯穿于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任务中。在新时代和新任务的要求下，党必须要将科学发展观作为自身建设的主要观念，并不断推进围绕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党支部建设，能够使集体的力量的到凝聚和发挥，并有助于社区群众困难的解决，也能够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社区党支部的建设中，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抓住重点和中心，不断提升政治意识和忧患意识，贯彻和落实社区群众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党支部应该认识到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问题，使受教育的党员能够严守各项政治纪律，积极的帮助群众做好事、做实事；党支部应该做好每个阶段的思想分析工作，及时把握思想变化的动态，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党的主要思想始终保持在一直的方向，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

（二）构建科学的、合理的社区管理体制

要根据我国社区的建设特点，要不断地理清楚管理渠道和统一管理机构，将社区整体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理，这样就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我们要鼓励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加强对他们知识文化的教育，要不断地向社区群众服务，满足衙门的需求，才能真正的形成“一股绳”，才能真正的做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文化建设是加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社区文化的建设，通过积极开展各种新颖文化、文艺活动等，来丰富社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

三、结语

总体来说，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大事，要想真正的做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需要凝聚社会大众力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参与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合力，才能让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个新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李清华，王邦志，高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与应对措施分析与研究[J].今日中国论坛，2013，（Z1）.

社区治理的难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水污染；治理；法律路径；区域规划

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水作为生命的源泉，水污染问题自然是环境污染问题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水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不断地寻求解决水污染的问题的办法。例如：荷兰，建立了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水管会；法国建立了六个水务局，分流域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韩国，设立了以国务总理为首的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完成水质管理一元化政策。我国作为缺水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水污染问题也更加严重，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防治和治理，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城市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水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大量增加、农业规模化带来的农业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问题加重。而长三角区域的水污染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路径的不完善。由此可见，我国在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很好走法律这条路径去解决区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去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使水污染治理有更多的法律路径可以走并且走得通。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质状况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上海蓝皮书》中称，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环境面临诸多问题。

（一）长三角地区中长江干流水质有恶化趋势，且流经城市地区的河流水质基本处在Ⅲ～劣Ⅴ类水平，总体劣于山区河流水质一到两个类别水平。城市地区的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二）长三角地区局部饮用水源受到流域和本地污染影响，水质较差，尚未达到饮用水标准。仅处于上游的江苏省和浙江省饮用水源地水质相对较好，处于下游的上海市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不乐观，仅为68.6%，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

（三）河口、泊岸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长江口水域水污染加重，盐水的入侵是影响长江口水资源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长三角地区水污染治理的难点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的特殊情形，给该地区的水污染治理带来了不少难题。

（一）长三角两省一市之间的经济利益竞争是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背后的推手。在普遍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各方站在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上利用水资源反而忽视了对水资源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污染问题愈加严重。

（二）长三角区域的特殊性导致了长三角区域水污染治理问题难以妥善的解决。长三角跨两省一市，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现行水污染法律法规在长三角区域难以很好地实践。现行的水污染解决机制要求本地政府对本地的环境问题负责，但是这样的机制对跨界水污染治理难以发挥作用。各行政区域之间分割治理很难做到统一协调，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扯皮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很多水污染问题不能尽快解决，越拖越严重。

（三）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及由其引发的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完善的协商机制。在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更为关键，但是按照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在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只能接受上级命令协调处理，而这种机制已经无法解决当前的水污染治理诉求，长三角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使得长三角利益走向多元化，各行政区域对水污染的问题各执一词，现行的行政命令制度虽可起到一定效果，但是对于长三角来说，这样的机制远远不能够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通过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协商制度才能够更好地反映各行政区域的诉求并予以解决。

三、完善长三角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的建议

针对长三角特殊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环境，以及长三角在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难题，现提出一些有利于解决长三角水污染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战略性区域产业规划

长三角水污染的问题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引起，因此必从根本上进行区域产业规划。鉴于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情形，水污染治理问题的区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各方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忽略了对环境的污染，现行的制度已经无法解决目前长三角存在的水污染治理上的问题，只有缓解各方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地解决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因此进行区域产业规划势在必行。

（二）完善责任认定机制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在水污染治理问题上难免会存在互相扯皮推诿的情形，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治理难以协调统一，归根结底还是责任认定机制不够完善。完善的责任认定机制使得行政区域之间对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水污染问题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各行政区域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也将大大减少，使得水污染问题和及其引发的纠纷能够尽快得到妥善的解决，责任认定机制的完善将大大提高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效率。

（三）建立跨界协商制度

跨界协商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主要是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协商，是一种政治解决方式。针对长三角的跨界协商制度可以将各方的竞争状态转化一种合作状态，使得长三角水资源的利用趋向合理化，加强各方的各部门、行业和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好地促进跨界管理行为合法化、解决长三角水污染治理中的立法问题，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法律路径更加完善。

（四）完善监督机制

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不仅仅存在行政主体之间，更关乎民众的生存问题。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民众对政府进行水污染治理的行为有监督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易被侵害的一方，应该赋予相关的权利，对区域水污染治理中的纠纷能行使诉讼的权利，一方面公民的相关权利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促使行政主体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社区治理的难题范文第3篇

一、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社会思想意识的生成特点、表现形式、传播规律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选择、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挑战。

1、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城乡社区已成为各类社会群体人员的聚合点，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多发趋势；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主管理和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存在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2、社区各类矛盾存在一些新动向。无论是企业转制，还是城市建设中的动迁，都成为社区矛盾冲突的纠集点；邻里矛盾和家庭矛盾，往往打上了利益的烙印，成为“不管不行，管又管不了”的棘手问题；群发性和突发性事件是当前社区矛盾的新走向，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协商的问题，却酿成大事件；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态势，使得矛盾的隐蔽性增强；社区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亟待提高。

3、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不断产生、规模逐步扩大。城乡基层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主要特点是政府管得过宽过多。当前，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上虽然不断增长和扩大，但社会自治能力较弱、公共服务滞后，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4、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成分复杂化、流动性增加。总体来说，可以将情况概括为“一变五增”，即“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并成为社区居民的主体；新兴的多种所有制成分的“无主管”企业人员增多；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员的比例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增多；老龄人口增多。社区成员在经济能力、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年龄、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必将影响和导致社会行为的差异。

二、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改进的问题

1、工作定位和工作职责不清。一是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地位在认识上存在误区。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一些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二是部分社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对社区的性质功能缺乏正确认识，把社区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下达指令和行政任务，导致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三是从整体上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形成全员覆盖。一些需要接受教育的下岗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个体户等人群却基本不参加社区组织活动，长期受不到教育或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

2、心理疏导方面比较薄弱。一是许多社区还没有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当前，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对多层次的、复杂的心理问题和思想状况关注不够、分析不透。二是许多社区没有采取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有社区对心理问题高危人群做到分散式、一对一跟踪式服务，工作衔接不够、时间延误，导致负面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蔓延。三是许多社区没有直面居民的利益诉求。当前，居民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一些不满情绪无人疏导。

3、工作队伍不稳。一是由于社区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干部绝大多数为社会聘用人员，在编制、待遇、出口方面，难以在政策层面作出明确规定并予以实实在在的扶持与激励，年轻干部进入少、流出多。二是社区政工队伍普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偏弱。政工干部的年龄大部分在60岁左右，而且大多是退休老职工。三是社区干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下岗职工竞聘上来的，他们过去从未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因而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陌生，甚至存在畏难情绪。一些新选聘的居委会干部也大都欠缺实际经验，综合素质不高、能力不强。

4、制度保障不力。一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够协调。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街道办事处指导越位、社区自治缺位的问题。二是共建体制不顺。参与社区工作的单位较多，缺乏统一协调，资源难以共享；部分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沟通不够、存在矛盾，“各自为政”现象突出；社区自治性不能完全体现。三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超前性和整体规划。有相当一部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处于“推着干”的状态。部分政工干部只看眼前、单线思维，而不注意苗头性、萌芽性的思想问题，缺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问题的预见性。

三、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1、出台相关文件，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规范指导。到目前为止，中央有关部门还没有出台过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文件，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系统的规范性指导。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文件，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定位、具体任务和内容、领导运行保障体制机制、载体手段方式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作政策性规定，用于指导全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拓展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要从单一的扶贫帮困、排忧解难向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转变，从单一的物质向物质性和精神并举转变，特别是在法律服务、文化服务、就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科技服务等方面加以延伸。二是完善服务主体和服务方式。在服务的主体上，要积极鼓励、支持和协调社区内各种力量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各具特色的服务。在服务方式上，要建立社会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开放式服务体系。三是健全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主要是建立服务社区居民的规范化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度。

3、关注重点人群，做好青少年、困难群体、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要结合解决实际困难做好困难群体、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这些社会群体的思想动态，找准工作难点，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引导。二是深入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党员联系户”、“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帮助孤寡老人家庭、残疾人家庭、下岗职工家庭等解决实际困难。三是针对青少年特点，重点做好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工作。要邀请学校优秀教师到社区担任青少年校外辅导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整顿工作，不断净化社区的治安环境。

4、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培育积极健康的社区心态。一是着眼于培养居民正确的价值观，大力培育和弘扬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社区精神”。二是加强社会情绪调适，防止不良情绪积累恶变。要广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创建共建活动等，让居民从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强精神力量。三是开展社区心理健康站点式服务。要在各街道设立心理服务站点，采取专人与招募志愿者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工作队伍，配备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辅助器材，开设心理咨询专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

社区治理的难题范文第4篇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分析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暨“难点村”治理工作面临的形势

年7月，全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协调小组召开会议，计划从年开始到年用三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暨“难点村”专项治理。会后，中央纪委、中组部、民政部等12部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民发〔〕20号）。这项工作到今年是最后一年，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重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将其作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的经常性工作和制度建设来抓，各地在实践中探索了许多有效的办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政策知识普及，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是制度建设持续加强，全市个村都建立了室内外公开栏，公开的内容少则15种，多则20多种，基本涵盖了所有村级事务和农牧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推广了村级重大事项“5+2”民主决策机制，即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履行党组织酝酿提议、“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完善、党员大会修订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的5道程序和实行决策前公开方案、决策后公开实施过程和结果的“2个公开”，走出了具有通辽特点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路子，有效化解了基层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村级上访案件同比下降33%。三是村民自我管理、依法自治意识普遍增强，基层民主进程进一步加快；四是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作用凸显，为我市的社会和谐稳定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了活力和保证。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目前我市的“难点村”治理工作在全自治区仍然滞后。据全区工作会议通报情况，全区“难点村”治理未取得成效的村有72个，其中通辽市有43个，占全区总数的59.7%，处于全区第二位的赤峰市有“难点村”9个，有5个盟市“难点村”为零，可见我们的任务异常艰巨。这些村是我们经过近三年治理后剩下的治理难度最大的村，存在问题的情况复杂，其治理难度也可想而知。概括起来，这些“难点村”产生的原因有这几种：有的是村“两委”班子不团结，村级班子软弱涣散；有的是村干部能力不强，村经济发展滞后，没有长远发展规划；有的是村“两委”干部工作理念和方式落后，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有的是因债权债务、土地承包、财务管理等历史遗留问题多，直接影响了村级事务的正常运转；有的是宗族、黑恶势力干扰村务，导致纠纷时有发生等。

“难点村”的问题和矛盾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质量，重则会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年月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同志在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会议上指出：治理“难点村”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难点村”的治理，有利于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利于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有利于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和谐发展。由此看出，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事关农村牧区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能否积极、稳妥、有效地完成“难点村”治理工作任务，这是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尤其是对基层党委政府、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考验和挑战。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讲政治、讲全局、讲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我市的“难点村”专项治理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二、突出重点，攻克难点，积极探索推进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一）创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适应通辽地区实际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工作模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随着农牧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农牧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意识与日俱增，我们现行的工作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提升。这次自治区工作会上的最大亮点，就是与会同志共同观摩学习了赤峰阿鲁科尔沁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村级事务管理以“四议三提两签一报告”为工作流程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并以一纸契约明确了村内具体事务的内容、目标和完成时限，明确了村干部和群众双方的责任义务，使干部的权力在阳光下操作，使村事务在透明中运行，从而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切实保障了农牧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此，全市2098个村要在继续推行“5+2”民主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赤峰阿鲁科尔沁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方法，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要牵头组织好阿经验的推广工作，尽快使我市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创新“难点村”治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自治区要求，“难点村”治理工作要在今年的月底前全面结束。考虑到我市要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市政府要求全市“难点村”治理工作务于今年月底前全面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我们应有针对性的抓好如下工作：

一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解决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和村干部能力不强的问题。突出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依法开展工作。要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把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牧民、带领群众致富、维护农村牧区稳定贯穿于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活动始终，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党员发展和村级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作为基础工程来抓，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牧民中培养，注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中挂职锻炼，注重鼓励机关和事业单位退居二线、提前离岗或退休干部职工投身村建设。要加大“难点村”干部的能力培训，加强对“难点村”村民的法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高村干部的工作水平和全体村民的整体素质。

二要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解决村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17号），以财务公开为重点，不断拓展村务公开的内容，切实将农牧民最关心的内容公之于众、取信于民。要进一步规范村财（镇）管制度，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要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引导农牧民群众规范有序地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三要帮助发展农村牧区经济和社会事业，解决“难点村”经济和社会长期落后的问题。发展是根本解决“难点村”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做好“难点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难点村”的经济发展要同构建新农村新牧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种措施来抓，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断提高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二是根据每个“难点村”的实际，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难点村”集体组织的服务功能。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资金和强农惠农政策要向“难点村”倾斜，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新型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向“难点村”配置，夯实“难点村”发展基础，增强“难点村”发展后劲。三是积极组织和引导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覆盖到“难点村”，缩小“难点村”的发展差距，增强“难点村”自身发展能力。四是促进“难点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过开展“难点村”农村社区试点工作，培育和发展农村牧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组织，全面提升“难点村”的综合发展能力。

四要加强农村牧区党风廉政建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是加强对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中央的强农惠农等各项方针政策在“难点村”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二是认真解决损害农牧民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以维护农牧民权益为重点，认真解决村干部侵占村集体资产和资金、铺张浪费等问题，坚决纠正和查处违法侵占耕地、草场，未按政策支付征地补偿及截留、贪占、挪用征地补偿款等违纪违法案件。要加强对农村牧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和审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确保农村牧区集体资金安全使用、资产保值增值、资源有效利用。三是进一步规范农村牧区基层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实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联动的有效形式，提高农村牧区基层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开展勤廉双述、村民民主评议活动，实行村干部年度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目标承诺制，切实增强村级民主监督效力。四是加强农村牧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教育并引导他们以真挚的感情和扎实的作风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五要强化农村牧区社会管理，消除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推动政府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我管理有效衔接，形成政府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局面。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宗族、黑恶势力干扰农村牧区公共事务的行为，维护农村牧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三）创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村委会三年一换届，届期短、组成人员波动大、影响选举因素多。这在客观上为提高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和“难点村”治理工作带来了难度。为此，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创新经验、运用经验，注意把好的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富有实效的长效工作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以确保各个时期都能有条不紊、扎实有效地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和“难点村”治理工作推向深入。

三、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如期完成专项治理任务

（一）加强领导，齐抓共管。

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村务公开领导（协调）小组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协调、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具体由纪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各地要把“难点村”治理作为推进农村牧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配套工程，作为“三级联创”活动和考核“五个好”镇党委评比的重要内容；要调整充实“难点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县市区书记为“第一责任人”，镇党委书记为“直接责任人”的职责，确保领导力量和工作力量不减少、工作标准和工作力度不降低。纪委、组织、民政、农牧业等成员单位要立足职能，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纪委主要职能是指导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依法处理村级组织建设中的违纪违规问题；组织部主要职能是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依法办事统一到“难点村”专项治理工作之中；民政局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制定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不断拓展村务公开内容，规范村务公开的形式、时间和基本程序，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牧民群众的民利；农牧业局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农村牧区经济法规与政策的贯彻执行，指导村级组织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和完善集体资产监管办法，加强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管，实行财务公开，指导“难点村”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专业合作组织。

（二）强化问责，加强督查。

要采取县市区领导干部和镇领导干部联系“难点村”、派出工作组、明确结对共建单位帮扶职责等措施抓好“难点村”治理工作。派出工作组、包联领导、结对帮扶单位要共同研究确定治理方案，实行一个村一个治理方案和包保责任制。市和县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通过定期检查、专题督查、通报等形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及时总结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各县市区、镇要建立“难点村”治理台帐，“逐村登记、逐村销号”，对治理工作实行月报告和月通报制度。市委、政府两办督查室要配合市领导小组对此项工作开展专项督查。

（三）跟踪服务，动态管理。

社区治理的难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治理能力;善治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29-04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在这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潜伏的矛盾更易爆发，治理难度俞益加大，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合资源，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协同的善治模式。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

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谓“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底层百姓诉求的保障者，也是群众怨气的直接发泄对象，在治理过程中，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1.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我国政府体制是金字塔形结构，政府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构成，政府实行单一的“干部委任制”。基层政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严格的管控为手段的治理思维，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步发展期，基层政府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主要依靠对公众、社会和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因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按照既有的“章程”理政，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不能适应新的实际变化，忽略公共管理中涉及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甚至侵害某一主体的利益。如前些年，由于无视民族文化的特色，许多民族地区的城镇建设失去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1]由此带来公众对基层政府的愤懑与不满，对其治理理念的排斥，抑制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2.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是指基层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中，不能根据公共问题的具体实际培育起一种“情景”思维能力以调整固有的治理体制，而是硬性地沿用原有治理机制的状况。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刚性僵化表现为：一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刚性僵化。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认知上，存在着治理是政府的事，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是泾渭分明的不同主体，其他组织和社会公民是看客和路人的观念。即使把社会组织和公民纳入治理主体范畴，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治理体制。2014年昆明近郊普宁县在土地征用中，基层政府忽视与民间力量、社会公众的沟通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二是治理手段刚性僵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习惯于使用公权力手段。公权力手段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往往将公权力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忽略了其他如市场化、社会化、自治等手段的合力运用。公权力手段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平等的治理工具，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固有程序，显得刚硬僵化。三是治理过程刚性僵化。当社会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出现重大公共问题时，基层政府是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基层政府必须严格依照程序逐级上报，往往是重大问题等待上级的决策，不会轻易采取灵活的方式，这样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给公共治理带来损害。四是治理机制动力不足。基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治理活动需要构筑长效的动力源泉，才能使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一项持久高效的活动。目前，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的运行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权力的强制性。当权力的强制力较弱时，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难以开展或进展缓慢;当权力的强制力过强时，往往表现出一个强势政府，引发社会群体的心理抵触，治理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

3.府际组织协同困难。府际协同困难表现为：一是权力本位严重导致府际协作艰难。在治理公共问题中，政府间的合作主要依靠“权力”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合作相对顺畅，但同样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合作行为。在基层一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当一些复杂性的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涉及到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问题时，政府之间就会出现对部门有利时都去管、无利时都推诿的状况。在运作中出现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依据不一，降低了治理效率，无法形成政府间治理的充分协调统一。如同为市场管理机构的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部门，它们往往根据自身职能划分的差异而各自盘算，各自为政。二是信息碎片化使府际沟通不畅。沟通不畅是政府间在治理公共问题中的症结之一。面对公共问题的出现，垂直管理系统中的政府部门会及时把信息上传下达，但横向管理系统的部门就很少主动地沟通、传递信息或传递信息不全，唯恐自身丧失信息优势，进而在合作中丧失话语优先权。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缺乏更多的现代技术设备，缺少更多操作信息高速传递技术的专门人才，致使组织协同更加困难。三是政治晋升博弈使府际协同受阻。政府各级及基层同级不同部门间的官员都存在政治晋升博弈现象，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官员们看重的是政治收益，因为晋升的名额是额定的，某一官员的晋升意味着另一官员的落榜，而现行官员政绩以GDP为主要的考核标准的方式，使担心他人利用合作提升政绩的官员而采取不合作或浅合作行为。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习俗，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普遍较低，亟待提高，其根源主要在于受特定的区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

1.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受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和新中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官僚文化意识在公职人员中仍占主导地位，直接影响了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一是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较大改善，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盛行官本位思想。中国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弥散更甚，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即自认为是父母官、拥有驭民的权力，以权位的高低作为理政的指南，而一些汉族干部粗暴的官本位行为往往被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曲解为民族压迫，进而产生民族对立情绪，加大了基层干部掌控、治理公共问题的难度。二是的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所谓，指权力与资本合谋，排挤非权贵（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及智慧创造获得财富的出路为手段，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常常凭血缘、姻缘关系及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提拔以及重大经济项目上的支持、合作。使其他中低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公共事务高高挂起。三是庸政懒政现象依旧普遍。一些基层官员工作推诿、办事拖拉、在岗不谋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基层干部本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混日子，将“等靠要”视为工作重点;一些基层干部对基层需求不闻不问，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工作左躲右闪，大打“太极拳”，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集结群众的感召力。

2.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置身于治理环境中的政府必须学习一种适宜的、和往昔那种等级制度思想模式相反的运作规范。”[2]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普遍还停留在推崇等级权威的传统型政府阶段，组织学习能力不强。一是沿用传统学习理论。传统学习理论把独立的个体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将个体行为能力的改善视为学习能力提升的标准，但这种“单线式”“片面式”学习理念只能造就个别人的优秀，难以达到整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因此，树立“复线式”“全面式”学习理念是解决基层政府能力的基础工程。二是难以整合共同愿景。学习型政府以共同愿景为粘和剂，“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3]没有共同愿景的政府，充其量只是被动型学习或者适应型学习，只有当政府公职人员致力于实现某种来自内心深处极度关切的事务时，才能形成创造型学习。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结构复杂，组织文化庞杂，价值观念差异巨大，要把基层政府整合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愿景组织面临较大障碍。三是难以根除局限思考的学习智障。彼得・圣吉论述了学习智障中的局限思考问题。所谓局限思考，是一种狭隘的“固守本职”观念，人们在处理事务中不愿意或不能以系统整体的方式思考问题。政府组织之间局限思考使得公共治理碎片化，政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情形。

3.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民社会是相对于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它是通过自愿集结成社、自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自由讨论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企业性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化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存在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状况，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效率。一是政府主控明显。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虽然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控制型组织。在关西南民族地区政府管理的调研报告显示，35.5%的调查对象认为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基层政府，25.8%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只有38.7%的调查对象了解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4]大多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受其管控，尤其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不敢挑战政府决策，无法体现社会治理中的合力优化决策的作用。二是公民社会组织面临财力危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资金明显不足，主要资金来源要么依靠政府，要么依靠外来资金，大大消减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风险性，在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附和或对抗现象，不利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与优化。三是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整体素质不高。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存在缺乏专业人才、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公民社会要求组织成员具有理能力、与他人的良好沟通能力、参政议政和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等基本素质。但在现实中，公民参与组织的热情不高，缺乏参与组织的归属感，一些人在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出现“政治参与冷漠症”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问题治理的效果。

三、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应结合地区实际，利用后发优势，构建上下左右协调、法治完备健全、责任明确长效、教育有的放矢的治理格局。

1.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社会善治理念。西部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治理经验，以善治治理理念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善治是政府的良好治理行为，是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以最少的社会资本耗费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公共需求的管理活动。善治非人治，是用法治做保障，形成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民参与的治理体系。一是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基层政府公职人员是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要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每届政府、每届领导人的终极关怀。”[5]在公共问题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障公共事务的“公平正义”。二是基层政府在施政策略上，要改变传统的以管控型为主、以命令―服从为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走向现代服务型为主、以协商―共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当然以现代服务型为主的社会治理，不是要摒弃管控职能，而是注重转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以善治为主，以控制为辅助。云南临沧基层政府实施的“一体二会”（党群致富联合体、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产业协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为目的，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的积极性。三是基层政府在治理路径上，要实现从封闭向开放转向。基层政府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常以决策主体的利益综合代替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影响了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因此，基层政府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透明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公众的参与热情，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智力平台，实现公共治理的最优化。

2.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动与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一是要厘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边界。在经济治理中，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运行，政府是市场规则体系的制定者，其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减少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控，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健全民间社会组织。浴火重生的贵州瓮安县探索基层治理民生的“三议三公开制度”，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干、群众管，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基层社会自组织不断成长，在治理事务中同政府磋商，弥补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现象，优化了社会治理。二是要形成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基层政府从传统的无所不管的管制型治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形成政府、社会、民众各负其责、各履其职、共享其果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控制型管理向多元协同型治理转变。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实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确立“1+5+X”（1个社区，分住户、企事业单位、宗教场所、综合等5种类型，多个网格员对应负责制）的网格力量模式，推行“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的策略，实现网格中的所有工作都在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了群众对政府执政的满意度。[6]三是要创新多元主体互动协同治理的平台。信息化时代，借助网络平台，重视社会、公民参与渠道的便捷化、多样化和立体化特征，建立透明、高效、迅捷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就公共问题的治理，拓展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平等对话的时空，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方式。新疆库尔勒市“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推行“单位化管理、网格化覆盖、社会化服务”，利用现代科技和网络手段，增强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服务居民的目的。

3.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制度构建，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才能规制或缓解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将人类行为导入财富创造性活动，而避免其从事诸如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和分利性活动。”[7]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基层政府变革的必然趋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信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求政府、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循，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特征。基层政府带头弘扬法治理念，以法治规范治理行为，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社会治理就会有章可循，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和高效。二是注重法治程序的合法性。法治型基层政府是讲规则、守规矩的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程序正义，杜绝治理行为中的任意性、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同时，基层政府要向社会公众宣传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过程的程序，建立激励公众参与的机制，保障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三是强化行政监督的常态化。基层政府要强化自身的法律责任机制，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察，接受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和质询。行政执法监察及廉政监察要对基层政府所有成员实施全方位、零死角监督。在监察过程中，特别注重投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广西河池建立的“网络问政”“河池民声”专区，积极回应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不作为甚至职务腐败问题的查处，强化了问责效力。

4.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地方分权、财政分成、政治锦标赛和晋升竞争。”[8]政府治理先治官，建立科学的治理评价制度，实施每一治理环节都有人负责任的制度。一是健全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传统的以经济锦标赛为主、以GDP为标尺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修正主要由政府部门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方式，加大社会公众对干部的意见和评价权重，注重干部施政的善治理念和方式，把具有善治思维，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营造激发人才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形成全面追责机制。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推行“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施政环节和程序，既向人民负责，又向上级负责，接受人民和上级政府的问责。同时还要养成自我问责的习惯，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接受自身良心的拷问，甚至引咎辞职以表失职的愧疚之情。三是强化公民异体问责机制。公民异体问责克服了行政同体问责和立法司法机关“准同体问责”中存在的“官官相护”“不打自己脸”的问责弊端，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政府履职效能。要营造公民问责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社会，支持激励公民参与问责行为，以法制保障公民的问责活动，使异体问责成为公民的份内事，促进基层政府的善治行为。

5.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良好的行政伦理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善治的内蕴要素，是良好治理的重要前提。行政伦理体现了政府的道德责任，展示了政府的“组织良心”，它主要涉及“政府行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亦即领导、决策和执行等行政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包括公务人员个体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道德观念、道德活动与道德规范，也包括行政主体作为群体及组织机构在行政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9]一是开展网络化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在基层公务员中开展常设性教育，上级政府中的“政治精英”和高校中的专家学者进行学理性和职前基本从业培训，行业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培训，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政治方向性教育培训，让他们明白公权力的来源，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权利义务观和是非善恶观。二是更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行政伦理教育要从“说教式补课类培训”为主的教育方式向“思辨式应用类培训”的教育方式转化。思辨式应用类培训主要展现出“‘价值思辨’和‘综合应用’”这两种特质。[10]在培训中，运用情景模拟和案例分享的互动式教学模式，针对基层治理的伦理困境，运用多学科知识，锻炼学员的思维能力，让基层公务员对公共事务进行价值层面的思考与辨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既解决公共问题的治理难题，又避免工具理性的泛滥。三是营造创新型行政伦理文化。行政伦理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转过程中，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而铸就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在不断变化创新的时代条件下，基层政府要营造一种创新的伦理文化氛围，汲取中外优秀的伦理文化因子，如广西河池通过推广群众喜爱的刘三姐对歌、白裤瑶铜鼓表演等形式，宣传政府执政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以善治之道应对公共事务之变。

参考文献：

[1]孟航.文化实践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J].中国民族，2013，（6）.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42.

[4]王彦斌，谢和均，吕文义.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及手段――基于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3，（4）.

[5]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

[6]张继焦.城市网络化管理模式探讨――拉萨市调研报告[J].民族论坛，2015，（5）.

[7]乔福龙.中国治理模式的特色与成长逻辑――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8]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5.